一


普世價值是指任何社會、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適用的價值，普適價值更進一步，不僅適用於任何社會國家民族，還適用於任何時間任何時代，不僅能“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且能“質諸古今而不疑”（程頤語）。

普世性就空間性而言，普適性則兼涵空間和時間。普適的一定是普世的，普世的不一定是普適的。普適性涵蓋和高於普世性，普適價值是更高的價值，具有更高的真理性。

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憲政法治等價值觀普世但不普適。例如，民主製度適用於今，未必適用於古-----姑且不論民主製度不可能在遙遠的古代被“發明”出來。在遙遠的古代，在文化、文明程度極其低下的人類“兒童時期”，善的等級製（三綱五常）和開明專製（儒家君主製）就有其相當的合理性合法性，甚至比現代平等民主更有利、更適合於人類社會。

又如法治，原始時代不需要，在物質精神文明高度發展的“人人皆有士君之行”的理想時代（仁本主義文明的高級階段）也未必需要。民主法治是到目前為止最不壞的，但不一定是最好的製度。

可見，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仍有相當的局限性。

人們普遍認為，世間一切真理都是相對的，僅在一定範圍一定領域一定時空內正確，離開了特定範圍、領域時空就不適用了。然而，有沒有例外呢，有沒有一種任何時空都適用的普適價值和絕對真理？

有。《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這裏說的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良知之道，即仁義原則。它既適用於任何社會國家民族又適用於任何時代，既適用於古代也適用於現代和未來，既適用於農業時代也適用於工業時代信息時代更適用於未來的仁本主義文明。它普遍適用於人類的一切時間段。

仁義原則的普世性也高於民主自由，它不僅適用於政治社會領域，還適用於人類個體。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乃是仁義原則在政治社會領域的作用和體現，是現代性的“禮之大者”。


二


仁義原則可以進一步擴展為仁義禮智信五常道，“開發”出萬物一體論、理一分殊論、體用不二論等等義理，儒家經典，就是圍繞著這些原則、標準和義理而“說法”的具有高度普世性和普適性的大經。

任何社會任何人任何思想學說“教義”，如果偏離了這些原則和標準，都會出問題；如果違背了，與這些原則和標準對著幹，必定問題嚴重：社會和人必變黑，理必成歪理，學必成邪說，教必成邪教。

需要說明一下：禮的具體形式有時代性和局限性，君主時代有君主時代的禮，民主時代有民主時代的禮，所謂“禮以義起”、“禮，時為大”。但是，禮的精神卻沒有時代性和局限性，因為禮的精神就是“時”，就是義，都歸結為仁。

另複須知，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最早“發現”、必須遵循的原則和標準，但不是儒家的發明。真理隻能發現不能發明，不論發現沒有，真理都“客觀”在那兒。隻是，發現真理之後，才能更好地遵循它。

《中庸》開頭就開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為教。”本性人人皆具人人平等，但如果不知“道”，就不知重道、向道、修道，就很容易偏離乃至違背道，就談不上率性而行了。（人性有本習之分。世人言行的率性，往往所率的是習性，而且是不良習性。）

相對“仁”而言，義禮智信諸德仍屬本性的作用，良知仁性是人之本性。有儒者說：人人都是天生的儒家，這就是從本性上說的。人之本性乃天之所命，人人皆有人人平等人人相同，天不變本性不變。仁性良知之所以是絕對真理和最高原則，具有普適絕對永恒的價值，道理就在這裏。

或曰：“儒學是農業社會的產物，是適應農業社會的學說，而不適合工業社會。”

這是一個普遍的誤會。知道了普適性的道理，這一誤會就迎刃而解了。農業社會是三七二十一，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及未來任何社會仍然是三七二十一，不會變成三七二十八。

同樣，儒家在原則上任何社會任何人都適合，如果哪個社會哪個人不適應了，毫無疑問，那不是儒家的問題。儒家所認證的良知和由此生發出來的生命觀、世界觀、人生觀、人性觀、價值觀等等，是永遠正確不會過時的。


三


論價值和境界，中華文化高於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又高於佛道及其它諸子百家。儒家文化的先進性文明性真理性宗教性，儒家聖賢的高明，就根本性地體現於對“性與天道”（生命本質與宇宙本體）以及萬物一體、體用不二之理的認知的全麵、深刻和透徹。

西方哲學，於宇宙，隻知現象不知本質，隻知作用不知本體，唯心論唯物論，都是錯把現象當做本質本體了；於生命，隻知習性不知本性，性惡論不用說了，說性善，也是從習性而論。

以中華文化的標準衡量，西方哲學屬於“無體之學”。優秀如康德，也不得不假設一個“上帝”為體，才能“把話說圓”----建立他的體係，然而假設的體終究不是體，假設的體開不出宇宙萬物。基督教上帝創世造人，隻是一種蒙昧的信仰和特殊的神話，等同於假設。

佛道兩家對“性與天道”及體用不二之理都有相當的認知，然而仍不夠圓滿，對現象和作用仍不夠重視，有耽空滯寂（佛家）、耽虛滯靜（道家）、知體遺用乃至性相割裂（兩家）之嫌。

佛教說萬法歸一、道家說“一生萬法”，兩家都不知“一歸萬法”；兩家都說體用不二，卻都疏離政治和社會，不認可政治、製度之“用”。所謂全體大用，“用”有缺，“體”焉能全？兩家論道理不可謂不高，隻是終究不夠圓滿，終究不如儒家的無偏無漏大中至正。


2011-1-7東海儒者餘樟法

附言：昨夜，偶爾聽到某著名的文化大師在某台大談中國文化的優越性，繁征博引東拉西扯，誇誇而談言不及義，說了半天也沒說到點子上，沒說出中國文化根本處優越在哪裏，顯然是個完全徹底的“不明真相者”：不明生命之真相、良知之真相，當然也不明中華文化之真相。不由得好氣又好笑，浪費口才浪費生命還誤導聽眾遺笑大方，何苦來哉。特作此文，略為有興趣人士釋疑解惑吧。

這個時代真是光怪陸離怪狀疊出：詩詞家不懂平仄格律，經濟學家不懂經濟，政治家沒有政治道德，自由事業以利己主義為旗幟，儒家以堅持異端外道立場為榮，文化大師於儒佛道都門外漢。想起一位無名氏的準名言：“當今中國的大師，哪有不在牛身上裝生殖器的？哪有不在馬身上栽扁桃體的？”。在真正的文化人眼裏，當今眾多知識分子學者教授包括眾多大師，都屬於文化貧民和災民，都有必要重新接受一番文化、道德常識的啟蒙。

另外，拙文用了一些中華文化特有的概念，一般人或不容易讀懂，東海在大量舊作中早有解析，茲不一一。有興趣進一步研究者，可參閱《大良知學》（已經出版，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和待閱《平書》、《論語點睛》（待出版）等書。2011-1-7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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