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時刻的平等互助是社會(hui) 文明的黃金尺度——對武漢新型肺炎疫情的多重反思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探索與(yu) 爭(zheng) 鳴”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十二日戊寅

          耶穌2020年2月5日

共同體(ti) 起於(yu) 危機。目前，中華民族共同體(ti) 乃至於(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正在經受武漢新型肺炎危機的挑戰、考驗和重塑。武漢新型肺炎蔓延月餘(yu) ，全國範圍內(nei) 采取了超強的隔離管製。全球多國多地發現來自中國的輸入性病例，有些國家啟動了公共衛生緊急狀態，WHO於(yu) 1月底決(jue) 定將武漢肺炎危機列入“國際關(guan) 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這些危機演變趨勢對中國政治經濟秩序造成重大影響，也必然波及全球治理協調與(yu) 全球經濟前景。

與(yu) 2003年的SARS相比，中國經濟體(ti) 之體(ti) 量、與(yu) 世界相關(guan) 性以及中國人的全球旅行頻率和範圍大有擴展，這就使得本次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影響之深刻程度必然超越2003年。疫情是災難，在疫情麵前不僅(jin) 能夠暴露問題，也可折射人性幽暗，更可呈現國際政治與(yu) 權力秩序的暗中較量。

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影響深遠，可從(cong) 不同層麵加以深入分析。本文集中於(yu) 從(cong) 以下幾個(ge) 相互關(guan) 聯的治理性層麵加以梳理與(yu) 判斷，以較為(wei) 深入地分析此次危機折射的治理困境與(yu) 多重秩序難題。

第一，隔離管製的正當性與(yu) 後遺症。本次危機從(cong) 外觀上看是“前鬆後緊”“外鬆內(nei) 緊”，其中包含著諸多難以估測和權衡決(jue) 斷的複雜因素與(yu) 張力，比如新型病毒的具體(ti) 科學判斷難度、地方疫情上報機製、專(zhuan) 家與(yu) 政府角色關(guan) 係、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地方兩(liang) 會(hui) 、春運與(yu) 春節、決(jue) 策程序等。大致以1月中旬為(wei) 界，前期的“大流動”與(yu) 後期的“大隔離”形成鮮明反差。從(cong) 1月中旬以來的病毒危害性判斷與(yu) 不斷嚴(yan) 厲化的隔離管製基本相互配合，逐步達到針對重大疫情（傳(chuan) 染病防治法上的“乙類傳(chuan) 染病”）的製度應對水準。

公共輿論對此批評有二：其一，早期信息披露與(yu) 決(jue) 策嚴(yan) 重滯後，導致疫情擴散，損害放大；其二，隔離管製措施剛性切斷常態社會(hui) 流動機製，社會(hui) 準備及緩衝(chong) 不足，造成物資匱乏、心理緊張、搶購風潮與(yu) 民生風險漸次呈現，地區間與(yu) 階層間矛盾刺激放大。這是從(cong) 常態“大流動社會(hui) ”轉入非常態“隔離性社會(hui) ”的心理刺激反應，完全可以理解，也需要政府加以正確回應和安撫。但總體(ti) 而言，對超強管製的正當性，國內(nei) 民眾(zhong) 基本可以接受。至於(yu) 從(cong) 正當程序、比例原則等常態性法理原則出發的批評性分析，涉及決(jue) 策程序的合法合規問題，也不容忽視。這裏實際上凸顯了“全麵依法治國”的內(nei) 在規範性張力：“全麵”，隱含了一種決(jue) 斷型治理要素，一種近乎戰時狀態的“指揮部政治”，這種“全麵”性的管製在日常狀態下或許並不凸顯，但在危機時刻必然充分呈現；“依法治國”則至少在形式上和規範性上要求任何管製措施必須遵循正當程序與(yu) 比例原則，合乎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

由於(yu) 此次危機應對具有“緊急狀態”性質，盡管沒有明確宣布緊急狀態，但若從(cong) “全麵依法治國”的完整規範內(nei) 涵來看，則需要對預設為(wei) “常態”的法治分析工具與(yu) 結論進行必要的調校。此處張力進一步凸顯了“全麵依法治國”在規範係統性與(yu) 協調性上的局限，是未來改革需要解決(jue) 的製度性課題。

比較而言，隔離管製是此類公共危機事件的通行治理工具，也是2003年SARS治理的有效政策選擇。盡管如此，武漢新型肺炎危機造成的武漢“封城”與(yu) 全國性微循環隔離之經濟治理層麵的巨大負麵衝(chong) 擊與(yu) 影響必須正視。超強的隔離管製造成活躍的經濟細胞壞死及社會(hui) 流動性近乎“歸零”，甚至營利頗豐(feng) 的企業(ye) 也受到拖累，其負麵影響與(yu) 貿易戰疊加，如何在抗疫的同時進行強有力的經濟扶助與(yu) 產(chan) 業(ye) 支撐非常關(guan) 鍵。這是抗疫管製必須付出的代價(jia) ，但即便如此，在抗疫周期裏的經濟刺激政策也需要針對性設計和配置，比如優(you) 惠貸款、稅收減免、與(yu) 抗疫參與(yu) 有關(guan) 的政府產(chan) 業(ye) 獎勵、技術研發的特定支持、軍(jun) 民融合措施、民生補貼措施等。

第二，塔西佗陷阱與(yu) 公信力危機。“塔西佗陷阱”風靡於(yu) 中國日常公共話語之中，在政府官員、媒體(ti) 、學者與(yu) 公眾(zhong) 討論中浮現頻率極高。這一“陷阱”實際上是塔西佗羅馬史學的一個(ge) 政治發現，並不算高深，表達的是人類政治生活中常見的官民信任危機，即由於(yu) 政治統治的國家理由、信息不對稱及代表性缺陷，普通公眾(zhong) 對政府信任度受到結構性侵蝕，無法有效依賴政府信息采取行動。某種程度上，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史，就是官民互信製度與(yu) 機製的批判性建構史。作為(wei) 現代善治核心指標的民主代表製及其相關(guan) 的信息公開、公眾(zhong) 參與(yu) 和政治問責的治理架構，回應的就是官民互信問題。

武漢新型肺炎危機中確實存在官民“信息鴻溝”問題，存在治理性的信任危機問題。在當前，中國政治體(ti) 製解決(jue) 官民信任問題的聚焦點在於(yu) 治理民主，在於(yu) 公權力如何通過治理性的管製與(yu) 責任製度解決(jue) 民眾(zhong) 的信任危機與(yu) 基本權益保護問題。在武漢新型肺炎危機中，前有政府信息管控（如對8名早期披露者的行政處罰），後有對專(zhuan) 家先發論文之爭(zheng) 議，再有黃岡(gang) 衛健委主任唐誌紅為(wei) 代表的“懶政”現象。這些可歸於(yu) “政府治理”範疇的治理性缺陷在自媒體(ti) 環境下無法隱藏，甚至被“加料”放大，更進一步深化了官民間的“塔西佗陷阱”。

對“塔西佗陷阱”的製度性解決(jue) ，是一個(ge) 嚴(yan) 格的政治文明建構問題，沒有哪一種文明或哪一個(ge) 政治體(ti) 天然具有針對這一問題的成熟方案。如果以武漢新型肺炎危機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和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指標做一對照，就可以看出中國治理現代化的成熟架構尚未完全形成，民主法治型的“新治理”改革在基本觀念、知識、能力與(yu) 製度完整性上不夠健全和協調。此次危機使中國治理體(ti) 係的“塔西佗陷阱”進一步浮現，政府治理能力短板與(yu) 公信力缺環全麵經受考驗，如何在抗疫壓倒一切的政治邏輯下兼顧權利與(yu) 程序，建立對政府的基礎性信任，也是重大考驗。

第三，新型肺炎危機中的國際秩序問題。中國的超長文明與(yu) 巨量人口，曾一度引發西方恐懼。1500年以來的地理大發現、工業(ye) 革命與(yu) 經濟全球化建立了西方的世界秩序主導權，基本解決(jue) 了西方對東(dong) 方中國的恐懼感，甚至西方一度產(chan) 生了以市場和民主改造中國的道德共識與(yu) 發展援助的實際努力。但西方低估了中國文明與(yu) 政治自我調整、適應及創造性發展的曆史韌性與(yu) 實踐能力。隨著中國在現代世界體(ti) 係中漸次自主性解決(jue) 主權建構、工業(ye) 現代化、經濟社會(hui) 協調發展等基本的內(nei) 政性問題而趨向於(yu) 提出一種建基於(yu) 中國曆史文明和馬克思主義(yi) 普遍哲學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建構性框架時，西方的道德自信與(yu) 和解共識迅速崩解，轉而以新冷戰模式對中國形成戰略圍堵和遏製。

在此條件下，丹麥的漫畫、德國《明鏡周刊》的封麵文章以及西方國家借助WHO疫情決(jue) 定的“脫鉤”操作，就完全可以明了。甚至存在民間性的人身襲擊事件，比如在英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發生的針對中國留學生的歧視性攻擊事件。這些針對性行動，其背後則可追溯至西方曆史上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疫病是全球性的，各國及其人民本應共同應對，但疫病政治化及冷戰化，顯示出東(dong) 西方對立的曆史並未終結，甚至在加速惡化。如何與(yu) 世界（主要是西方）和平相處，一直是一種嚴(yan) 格的中國現代化問題意識。

當然，西方也是多層和複雜的，西方的科學界和普通民眾(zhong) 中仍然存在相當一部分健康理性的力量，願意對中國提供援助，參與(yu) 共同的科研攻關(guan) 和疫情應對，這是打破國際封鎖意識的重要依靠，如何在抗疫的同時做好信息透明、全球合作及製度解釋，團結和爭(zheng) 取西方理性力量，壓力挑戰與(yu) 智慧要求不小。

綜合來看，自然反思的角度需要認真對待，人類活動對自然的過度幹預、對種間生存空間與(yu) 資源的過分汲取以及不加節製的濫捕消費，在滿足人類不斷升級之欲望的同時也將人類置身於(yu) 一種失衡的自然風險環境之中，潛藏著自然及其他種屬對人類進行反製性“正當報複”的巨大反彈能量。前所未有的病毒危機作為(wei) 對人類生活方式的一種有力批判，是值得人類進行共同的道德反思與(yu) 集體(ti) 自律的。而生化危機疑雲(yun) 凸顯，必須納入國家安全範疇進行製度和技術上的預警和控製，既涉及對社會(hui) 生活方式的道德和法律幹預，更有對外來生物武器攻擊的技術儲(chu) 備與(yu) 製度性反擊，包括人種基因資源的製度保護，這方麵的知識、技術與(yu) 製度準備顯屬不足。

第四，地方主義(yi) 、區域歧視及其蔓延。不僅(jin) 政治存在常態與(yu) 非常態，人性亦然。人性善惡並無定論，在東(dong) 西方的基本倫(lun) 理學上均存在爭(zheng) 議。即便是性善論，也隻是一種道德預設，包含著實踐上的勸善動機。而性惡論更是構成了現代政治法律製度的邏輯基礎。此次武漢肺炎危機出現之後，人性麵臨(lin) 重大考驗，在諸多層麵暴露出來：其一，官員敷衍塞責，責任倫(lun) 理退化，唯有以超強的中央監督和介入才可彌補；其二，對“武漢人”一定程度的群體(ti) 性歧視及不公正對待，比如上海乘客拒絕與(yu) 武漢乘客同機、部分地區的酒店拒絕接待武漢人等；其三，從(cong) “村村通”到“村村斷”的一刀切隔離措施，固然存在上級命令的要求，但與(yu) 社會(hui) 基層分殊性單位的安全焦慮更為(wei) 密切，恐慌之下更趨自利；其四，公共資源分配機構在物質運轉與(yu) 分配上的不足，造成危機麵前的不平等與(yu) 不公正；其四，謠言製造、搶購風潮與(yu) 囤積居奇現象層出不窮，存在故意製造混亂(luan) 與(yu) 奸商牟利的空間；其五，多種形式的地方主義(yi) 與(yu) 區域歧視疊加，在折射危機狀態下一般人性的同時也反映出無法忽視的人道與(yu) 同胞互愛倫(lun) 理的裂痕。

央媒顯然注意到了“隔離”與(yu) “歧視”的近緣性，提出“隔離人但不隔離愛”的價(jia) 值倡議，但具體(ti) 操作起來談何容易？在危機時刻的眾(zhong) 生相，各國之間並無太大差異，人性的自然脆弱性與(yu) 自私性是根源。我們(men) 無法要求每個(ge) 人都“大公無私”，但我們(men) 有理由要求公務員、社會(hui) 服務提供者及知識分子有負責任的言行與(yu) 擔當，有節製歧視、厲行平等、服務公眾(zhong) 的責任倫(lun) 理和公共精神。同時，在各自避害的底線理性邏輯基礎上，人際互助與(yu) 互愛仍然是不容回避且每個(ge) 人都需要依賴的寶貴社會(hui) 資本，公權力、社會(hui) 組織與(yu) 每個(ge) 成員都有責任參與(yu) 維護。“歧視”是另一種彌漫人際的巨型“病毒”，危機時刻的平等互助是社會(hui) 文明的黃金尺度。

共同戰疫

第五，共同體(ti) 危機與(yu) 共同體(ti) 塑造。人猿相揖別，除了馬克思所謂的“製造並使用工具”的技術理性特征之外，還應包括“我們(men) 同屬一個(ge) 共同體(ti) ”的價(jia) 值理性特征。“多難興(xing) 邦”言說的正是共同體(ti) 經受危機考驗而塑造為(wei) 更緊密聯合體(ti) 的政治經驗。在武漢新型肺炎危機中，中華民族共同體(ti)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均在經受危機考驗和重新塑造。

從(cong)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角度看，不同國家做出了不同的刺激反應，有傾(qing) 力援助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巴基斯坦），有積極合作的發達國家（如日本），當然也有趁機“脫鉤”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這些差異化的反應表明，“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仍然值得僅(jin) 需深入研究。在充分理解各國自主管製的政治與(yu) 利益正當性的同時，我們(men) 也應思考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到底如何理解和建構。武漢肺炎新型危機對中國進取型的國家戰略和全球戰略是一次重要的意義(yi) 挫折和挑戰，中國必須在抗疫周期中展現其製度協調力、技術攻關(guan) 力、價(jia) 值滲透力與(yu) 全球合作力，否則必然產(chan) 生“國民信任危機”和“全球信任危機”，掏空新時代進取型戰略的信用基礎。

總之，武漢新型肺炎危機是2020年也是中國新時代麵臨(lin) 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與(yu) 全麵依法治國提出了觀念和製度上的多重挑戰，也對人類生活方式的道德自律、共同體(ti) 危機的認知與(yu) 重塑及非歧視性社會(hui) 共識與(yu) 集體(ti) 行為(wei) 習(xi) 慣提出了批判和挑戰，折射出多重性的治理困境與(yu) 秩序危機。這些危機本來潛伏在日常政治法律秩序內(nei) 部，未經重大事件衝(chong) 擊不會(hui) 顯著凸顯，而人類的理性預知和防範能力通常是存在局限的。因此，所謂重大危機也是製度反思、學習(xi) 與(yu) 重構的重大機遇。我們(men) 期待肺炎危機在國家介入、全民動員與(yu) 全球合作的基礎上盡快得到有效控製和治理，也進一步期待社會(hui) 、國家與(yu) 國際層次從(cong) 中吸取教訓，厲行改革，彌補漏洞，重建人類與(yu) 自然、個(ge) 體(ti) 與(yu) 國家、技術與(yu) 道德、社會(hui) 與(yu) 共同體(ti) 新的價(jia) 值和製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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