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危機中的港台身影

作者：田飛龍

來源：觀察者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十一日丁醜(chou)

           耶穌2020年2月4日

2019-2020年是中國的大事年份，前有中美貿易戰和香港反修例，後有台灣大選與(yu) 武漢肺炎。在應對這些內(nei) 外重大危機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能力的現代化水平經受了全方位的考驗，有得有失。中國的民族情感與(yu) 團結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也許是“多難興(xing) 邦”的題中之義(yi) 。善於(yu) 從(cong) 危機中檢討、問責、學習(xi) 和進步，是中國體(ti) 製彈性的重要特征。

以武漢肺炎為(wei) 例，盡管存在前期的信息封鎖、地方政府應對不力、決(jue) 策與(yu) 響應機製失調等治理性弊端，一旦中央決(jue) 策介入，“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民族互助道德傳(chuan) 統與(yu) 大一統體(ti) 製下的強動員機製的比較優(you) 勢就會(hui) 逐步釋放出來。

全球層麵，無論是WHO，還是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都對中國抗擊武漢肺炎表示理解和支持。政治是要講的，利益是要爭(zheng) 的，但不是在任何時刻和條件下都要政治化和唯利是圖，在共同危機麵前應當共同承擔和應對，這是人類社會(hui) 共存發展的基本道德條件。

比之於(yu) 中國內(nei) 地及全球性的共同應對努力，港台地區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狹隘的地方主義(yi) 及政治本土化條件下的道德衰退：

其一，台灣當局在口罩產(chan) 能有餘(yu) 的條件下，宣布禁止對外（主要是大陸地區）出口，限期大陸遊客離境，在兩(liang) 岸人民之間製造民意對立與(yu) 情感裂痕，撈取政治利益；

其二，香港實行暫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費醫療等措施，存在剛性切割本地與(yu) 內(nei) 地聯係及忽視患者醫療人權需求的傾(qing) 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費用也有悖國際慣例；

其三，香港出現針對武漢疑似患者的身體(ti) 和語言暴力，醫護人員存在消極怠工、歧視對待與(yu) 逃避責任的行為(wei) ；

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對武漢肺炎進行政治“抽水”的情況，如陶傑等人輕佻甚至幸災樂(le) 禍的言論。

1月25日，台灣當局發布的防疫措施

當然，這是港台形象的一個(ge) 麵向，主要是其本土主義(yi) 的麵向。作為(wei) 中國同胞，港台社會(hui) 仍然存在從(cong) 民族情感與(yu) 專(zhuan) 業(ye) 學術層麵實際“參與(yu) ”武漢肺炎應對的人士，如台灣存在藍營人士的民間自發援助行為(wei) ，香港存在民間人士、科研機構共同參與(yu) 防治過程的行為(wei) 。

這些表現，有些是治權當局回應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為(wei) ，有些則出現了過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損及國家利益與(yu) 同胞情感的行為(wei) ，還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對內(nei) 地的仇恨和敵意。

如何看待武漢肺炎危機中的港台身影呢？這顯然與(yu) 近些年港台共同經曆的“政治本土化”有關(guan) ，這一社會(hui) 意識建構過程將港台與(yu) 內(nei) 地在政治身份與(yu) 價(jia) 值陣營上切割開來，出現了民粹化、泛政治化甚至暴力化的非理性傾(qing) 向。

台灣經曆2014年“太陽花學運”及2016年以來民進黨(dang) 的全麵“執政”，“去中國化”與(yu) “台獨”主義(yi) 成為(wei) 最主流的社會(hui) 意識形態。香港經曆2014年“占中”運動和2019年“反修例”運動，傳(chuan) 統泛民主派被結構性迭代，青年本土主義(yi) 成長為(wei) 本土政治勢力代表，且出現了嚴(yan) 重的“台灣化”傾(qing) 向。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下，大陸任何的治理危機或社會(hui) 危機均會(hui) 成為(wei) 港台本土勢力炒作和利用的對象。

另一方麵，大陸經濟的持續成長及對港台的整合壓力，也造成了港台的某種“幽怨心理”，從(cong) 而對衝(chong) 消解了既往曆史中的同胞情感。如果港台在經濟上繼續優(you) 越，以一種富足的慈善施主名義(yi) 布施大陸，我相信極端仇恨的言行會(hui) 很少見，這在曆史上有過證明。

然而，時過境遷，港台始終無法正確理解和適應一個(ge) 成長為(wei) 中國文明代表與(yu) 世界負責任大國的“政治中國”之主體(ti) 性與(yu) 主權政治意誌。無法理解中國成長這一最大的地緣政治事實，可能構成港台融入21世紀全球化秩序的最大精神障礙。港台在價(jia) 值觀上雖然追隨美日，卻未能得其與(yu) 中國交往中的大局視野與(yu) 智慧。

政治本土化與(yu) 經濟落差幽怨，共同造成了港台的一種“離岸式”仇恨。這種彌散在空氣中、鍛造於(yu) 社會(hui) 運動過程，且通過選舉(ju) 機製倒逼本地政府持續回應的“離岸式”仇恨，造成了港台治理當局某種類似的決(jue) 策心理：

台灣當局尋求更徹底的離岸脫鉤，加大兩(liang) 岸人民交往的製度成本與(yu) 風險性，製造兩(liang) 岸更加分離的社會(hui) 現實；

香港當局盡管在“一國兩(liang) 製”憲製秩序下雙向負責，但由於(yu) 本地政治氛圍及管治壓力，思考的總是“負擔給你，利益給我”的地方主義(yi) 邏輯，善於(yu) 將負擔和壓力傳(chuan) 遞給中央，將利益和好處爭(zheng) 取到本地。

相比武漢及內(nei) 地其他受到嚴(yan) 重影響的城市，港台的疫情並不嚴(yan) 重，但港台決(jue) 策者的思路出發點並不是可以為(wei) 內(nei) 地同胞及國家做什麽(me) ，而是可以最大化切割什麽(me) ，撈取什麽(me) 。我們(men) 講“兩(liang) 岸一家親(qin) ”，講“一國兩(liang) 製”下的融合發展，其根本出發點在於(yu)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在於(yu) 同一文化與(yu) 政治共同體(ti) 的倫(lun) 理互愛根基。但港台對此缺乏有效理解和認同。

香港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應變級別提升至最高級

台灣的“離岸”操作或可理解為(wei) “台獨”，這是由兩(liang) 岸現實對抗局麵造成的，但香港決(jue) 策的負麵影響本可控製，卻人為(wei) 放大。香港決(jue) 策者或可援引本地法規及技術管治理由，但香港作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下對中央政府負責的一個(ge) 地方行政區，對國家負有何種責任亦應納入管治考量範疇。

比如暫停自由行，需知這是對內(nei) 地極不公正的行政措施：一方麵，自由行在起源上是2003年非典之後惠港措施的標誌，是香港請求的結果，現在要求暫停且針對內(nei) 地遊客而非世界各地遊客實施，具有歧視性，而且造成一種根據本港利益對內(nei) 地人“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不良影響，對兩(liang) 地民意造成更大撕裂；

另一方麵，對非香港居民收取防疫治療費用，違反世界通例，即便內(nei) 地某些人沾取了香港醫療福利，難道不是香港醫療為(wei) 國家及人道做貢獻的機會(hui) 嗎？比照日本的政策，香港不僅(jin) 小氣，而且不懂如何增值“香港價(jia) 值”。

暫停自由行還類似於(yu) 將內(nei) 地整體(ti) 作為(wei) “疫區”，這與(yu) 世界衛生組織的判斷與(yu) 立場並不一致。香港暫停自由行之後如何挽回內(nei) 地“人心”？台灣驅趕內(nei) 地遊客後如何重建兩(liang) 岸來往秩序？傷(shang) 害可以有即刻理由，但彌補傷(shang) 害卻需要千萬(wan) 倍努力，或者不努力而最終傷(shang) 害自身。

我相信，港台在武漢肺炎危機中的“逆向”措施並非港台社會(hui) 多數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當局、文化精英及傳(chuan) 媒體(ti) 係的政治化操作與(yu) 誤導，以及相關(guan) 的行政決(jue) 策及離岸舉(ju) 措，實在距離“一個(ge) 中國”的同胞互愛倫(lun) 理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合作互惠倫(lun) 理甚遠，在此意義(yi) 上，港台所謂的現代化仍存在價(jia) 值麵的深刻缺陷。

當然，我們(men) 並不回避內(nei) 地治理體(ti) 係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應對武漢肺炎危機上的弊病與(yu) 錯漏，這些正是內(nei) 地治理現代化和公民養(yang) 成的未竟課題。問題是，港台以此種操作持續損害國家信任與(yu) 內(nei) 地民眾(zhong) 同胞情感，長遠來看對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僅(jin) 是在遠離國家，也是在遠離全球化和危機應對的普遍價(jia) 值，其所依賴的其實也不是所謂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狹隘的地方主義(yi) ，一種前現代的潛伏價(jia) 值觀。這種潛伏價(jia) 值觀是港台現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新一輪全球化大局的價(jia) 值短板。

2020，庚子之年，武漢肺炎危機無疑是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與(yu) 全球合作治理的一次關(guan) 鍵性考驗。通過了考驗，中國的治理與(yu) 全球合作都會(hui) 進步。港台如果隻是想著“小確幸”和“獨善其身”，甚至隱含幽怨與(yu) 仇恨，就很難看到真正的前途。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