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統”之興(xing) 起與(yu) “孟荀同尊”之餘(yu) 韻

——論北宋初期儒者觀念中的孟子和荀子

作者：李文娟（史學博士，山東(dong) 社會(hui) 科學院副研究員）

來源：《東(dong) 嶽論叢(cong) 》，2019年第1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十一日丁醜(chou)

          耶穌2020年2月4日

摘要：

受韓愈影響，考量儒家道統，成為(wei) 宋代儒家學者構建理論、品評人物時不可或缺的一個(ge) 環節。基於(yu) 此而形成之尊孟排荀傾(qing) 向，在宋代道統論中表現得最為(wei) 強烈。不過，北宋初期尚未出現“尊孟排荀”之風，漢代以來“孟荀同尊”之餘(yu) 韻仍在學術圈具有廣泛影響。“孟荀同尊”折射出宋初儒家學者對孟、荀重要性的認識，也反映出當時學者希聖希賢的學術情懷。

關(guan) 鍵詞：北宋初期；儒家道統；孟荀同尊；

儒家道統中，諸儒推尊、爭(zheng) 相續接的是孟子，取舍不定、頗受爭(zheng) 議的是荀子。尊孟排荀，在宋代道統論中表現得最為(wei) 強烈。然而，這一風氣在宋代初期並不明顯，反而仍有漢代“孟荀同尊”的韻味。對這一階段的曆史考察，可以清晰認識北宋初期儒家學者的道統立場，有助於(yu) 分析孟子與(yu) 孟學、荀子與(yu) 荀學在當時的受重視程度。

一、韓愈論道:宋代考量儒家“道統”之濫觴

錢穆先生言:“治宋學當何自始?曰:必始於(yu) 唐，而昌黎韓氏為(wei) 之率。”1儒家道統之論說興(xing) 起於(yu) 北宋，但“道統”所代表的儒學複興(xing) 趨勢及其精神價(jia) 值和傳(chuan) 承方向在韓愈等人的新儒學運動中可以找到直接的根源。

唐代佛老之學興(xing) 起，儒學處於(yu) 官學僵化狀態。盛唐時期，李白、杜甫、高適等文人們(men) 便吟出“宋人不辨玉，魯賤東(dong) 家丘”(李白:《送薛九被讒去魯》)、“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寥落千載後，空傳(chuan) 褒聖侯”(高適:《魯西至東(dong) 平》)等詩句，他們(men) 以儒者治世報國而自居，同時又因儒者懷才不遇而自嘲，可見當時儒學已備受冷落。相對而言，佛老之學卻迎來一個(ge) “暖春”，“李氏皇族奉老子李耳為(wei) 先祖，奉老子妻為(wei) 先天太後，將孔子像立於(yu) 老子之側(ce) ，道教趁勢而起”2；同時，唐代統治者將佛教納入朝廷管轄範圍，倍加重視。

在這樣的社會(hui) 和政治氛圍中，儒學的正統地位岌岌可危。韓愈作為(wei) 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儒家思想的傳(chuan) 承與(yu) 守護者，冒著被殺頭的危險，義(yi) 無反顧地投入到反佛運動中。他上書(shu) 《論佛骨表》，直指唐憲宗迎佛骨一事，陳述佛法之害:佛教未入中國時，自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在位均百姓安樂(le) 、天下太平；然自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luan) 亡相繼，運祚不長，梁武帝沉溺佛教，更是不得善終，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佛本是夷狄之人，與(yu) 中國語言不相通，服飾不相近，不言先王之道，不服先王之法，不知君臣之義(yi) 、父子之情，如若將其供奉長安禦樓，便是為(wei) 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天子事佛，百姓更會(hui) 為(wei) 佛法殘害身體(ti) 、散財舍命，導致傷(shang) 風敗俗，世人傳(chuan) 笑。所以，韓愈請求“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3。有學者把韓愈《論佛骨表》比喻成一杆“槍”4，他將這杆“槍”投向了正被佛法衝(chong) 昏了頭的唐憲宗，引來一場殺身之禍，幸虧(kui) 當時裴度、崔群等朝中親(qin) 貴出來說情，才免受極刑，但從(cong) 繁華的都城長安被貶往幾千裏之外的潮州。這一反佛事件，與(yu) 其說是韓愈對唐代皇室“內(nei) 懷至忠”5的守護，不如說是對儒家聖人之道的誓死捍衛，雖然在當時沒有阻止佛教的滋長，但是“退之以諫佛骨得罪，當時後世莫不重其品節”6，韓愈的品行受到儒家學者的肯定和敬仰，夯實了韓愈在儒家係統中的地位。

受《孟子·盡心下》末章、以及當時異常興(xing) 盛的中國化佛教——禪宗其傳(chuan) 法世係的啟發7，韓愈在《原道》中首倡儒家“道統”: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yu)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3

這段話的意義(yi) 在於(yu) :一是向教外別傳(chuan) 的禪宗證明，儒家學說的淵源出自中國本土，是治國、平天下、安百姓的正統思想；二是開啟儒家道統觀的源頭，呼籲儒家學者擔負起承續道統的責任，也向儒家吹響了“集結”的號角；三是肯定孟子的傳(chuan) 道之功，將孟子置於(yu) 原被公認屬於(yu) 顏回的“亞(ya) 聖”地位，邁出“孟子升格運動”的第一步8。韓愈貞定儒家道統的做法後來被北宋儒者所繼承，使考量儒家道統成為(wei) 構建理論、品評人物時不可或缺的一個(ge) 環節，也使承續儒家道統“成為(wei) 對知識分子的一種有吸引力的理想”9。

二、宋初儒者觀念中的孟子與(yu) 荀子

韓愈論道是宋代道統說之濫觴，他開啟了學者論說儒家道統的風氣，但在宋初，韓愈的道統觀念並沒有被廣泛接受而成為(wei) 主流。細察之，宋初學者對儒家道統的貞定並不盡同於(yu) 韓愈，“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孟子之後都將荀子列入其中”10。

(一)祀孟荀、奉五賢:孔道輔等人的儒學複興(xing) 運動

北宋初期，統治者為(wei) 儒學提供了一個(ge) 寬鬆的政治環境，儒學出現複興(xing) 之勢。細數儒學複興(xing) 之端倪，孔道輔功不可沒。孔道輔(985-1039)乃孔子第四十五世孫，舉(ju) 進士第，“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公持一節以終身”11。宋仁宗時，孔道輔任兗(yan) 州知府，管轄泗水、仙源(今曲阜)、鄒縣等儒學發源重地，他常感歎，孟子對聖門道統傳(chuan) 承功勞最大，孟子之功能述之、盡之，卻不能祀之。景祐四年(1037)，孔道輔在鄒縣四基山找尋到孟子墳墓，並請能工巧匠於(yu) 此興(xing) 建孟子廟，囑托當時在泰山講學的孫複作《新建孟子廟記》，刻立石碑為(wei) 紀，他又向朝廷推薦孟子後裔孟寧主管孟子廟祭祀。景祐五年(1038)，孔道輔在孔廟正殿西側(ce) 修建五賢堂，專(zhuan) 門祭祀孟子、荀子、楊雄、王通、韓愈五子，並親(qin) 作《五賢堂記》:

苟聖人之道壅，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ye) ，序仁義(yi) 道德之原。……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cang) 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楊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群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己之弗逮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因建堂事，收五賢所著書(shu) ，圖其儀(yi) ，敘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是堂，觀是像，覽是書(shu) ，肅然改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此矣。12

孔道輔的“道統”，呈現出清晰的“孟、荀、王、楊、韓”傳(chuan) 承序列。他與(yu) 韓愈一樣，認為(wei) 孟子在孔子之後的儒者中功勞最大、分量最重。孔道輔對孟子揚名天下作出了巨大貢獻:建立孟廟，“開創祭祀孟子之始”13；建立五賢堂，開啟“孟子配食孔廟的發端”13。就這樣，孟子由一座千年孤墳，瞬間得以天下共祀之。他又與(yu) 韓愈不一樣，沒有苛求諸儒之道“醇乎醇”14，而是言“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寬容地將荀子、楊雄、王通、韓愈一並納入道統，為(wei) 荀子此後有資格得以從(cong) 祀擺明立場。

時人孫複(992-1057)、石介(1005-1045)、韓琦(1008-1075)等均沿用“五賢”之說，並與(yu) 孔道輔的道統觀保持一致。

孫複在給孔道輔的書(shu) 信中說:“自夫子歿，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於(yu) 夫子者也。”(《上孔給事書(shu) 》)他將孟、荀、楊、王、韓稱為(wei) “五賢”，並再次縮小範圍，將孟子、荀子、楊雄三人稱為(wei) “大儒”:“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feng) 、德巨也。”(《董仲舒論》)他在詩中寫(xie) 道:“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孟軻荀卿楊雄氏，當時未必皆生知。因其鑽仰久不已，遂入聖域爭(zheng) 先馳。”(《諭學》)在這裏，他采用韓愈的觀點，認為(wei) 荀子與(yu) 孟子一樣，其學優(you) 入“聖域”15，隻不過把楊雄又加入此列。這樣看來，孫複“道統”中，“孟、荀、楊”與(yu) “王、韓”之間應該有個(ge) 分界線，前三者重於(yu) 後兩(liang) 者。孫複在《兗(yan) 州鄒縣建孟廟記》中說過:“諸儒之有大功於(yu) 聖門者，無先於(yu) 孟子。”可見，孫複與(yu) 韓愈、孔道輔一樣，是最推崇孟子的。

石介，山東(dong) 徂徠人，世稱“徂徠先生”，把儒家道統視為(wei) 生命。他推崇韓愈維護道統、力排佛老的氣節和膽識，把“孟、荀、楊、王、韓”稱為(wei) “五賢人”，又將韓愈尊奉為(wei) “賢人之卓”:

噫!孟軻氏、荀況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wei) 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wan) 億(yi) 年複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複有吏部。孔子之作《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16

石介也效仿韓愈，撰寫(xie) 《怪說》《中國論》等文章批判佛老，從(cong) 中可以看出，“尊韓”與(yu) 他的平生誌向有關(guan) 。在他的思想中，“五賢人”都是通過排斥異端而存道，其存道之功可與(yu) 孔子相媲美: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luan) ，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諸侯僭，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子歿，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盛，儀(yi) 秦起，道大壞也，荀況存之。漢祚微，王莽簒，道大壞也，楊雄存之。七國弊，王綱墜，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以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17

他甚至將“五賢人”與(yu) 周公、孔子列在一起，並稱為(wei) “聖人大儒”:

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楊雄，有文中子，有吏部。17

在“五賢人”中，孟子與(yu) 荀子的地位又是孰輕孰重?他多次以“孟、荀、楊、王、韓”的次序討論諸儒，但在回複好友歐陽修的書(shu) 信中曾說“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孰與(yu) 荀孟諸儒、皋夔眾(zhong) 臣勝哉”(《答歐陽永叔書(shu) 》)，也在給宰相李迪薦賢的信中有“賈公疎著書(shu) 本孟子”“孫明複述作皆荀卿”之語18，又在詩中言“道視荀楊雖未至，分於(yu) 管鮑已知深”(《士廷評相會(hui) 梓州》)，通過以賈孫比孟荀等說法可以看出，石介肯定了孟荀的同等重要性，“孟、荀、楊、王、韓”的道統次序隻不過是按照時間先後排列罷了。

韓琦，北宋初期有著重要地位的政治家，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wei) 相，在當時社會(hui) 具有很大影響力。韓琦堅持“五賢”說:“孔子歿，能傳(chuan) 其道者，孟、荀、楊、王、韓五賢而已矣。”(《策問》)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韓琦知並州(今太原)，買(mai) 下民廟修建夫子廟學，將顏回以降諸弟子、孟子以降諸大儒列於(yu) 東(dong) 西堂廡之間，既而歎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ya) ，學者之師”19，並親(qin) 自作《五賢讚》。他讚孟子:“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19又讚荀子:“始考其辭，若不醇粹。及其要歸，鮮與(yu) 孔異。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軻、雄之間，在我無愧。”19韓琦繼承了韓愈“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yu) 楊，大醇而小疵”(《讀荀子》)的說法來評價(jia) 孟荀，依然認為(wei) 孟子是孔子之後的第一人，甚至功高蓋禹，可見他是“尊孟”的。但是，他並沒有因“考辭不醇粹”而否定荀子的傳(chuan) 道之功，一句“軻、雄之間，在我無愧”穩固了荀子在道統中的地位。

(二)猶存敬畏心，莫敢比聖賢:蘇洵一輩的學術情懷

蘇洵(1009-1066)，北宋文學家，古文運動倡導人，“二十七始發憤為(wei) 學，博覽經史、百家之說……至和、嘉祐間，與(yu) 二子軾、轍同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shu) 衡論》二十二篇，士大夫爭(zheng) 傳(chuan) 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wei) 文章”20。蘇洵的道統觀和對孟荀之學的態度，集中在與(yu) 歐陽修來往的書(shu) 信中。

在《上歐陽內(nei) 翰第一書(shu) 》中，蘇洵欲向翰林學士歐陽修推薦他的兩(liang) 個(ge) 兒(er) 子蘇軾和蘇轍，同時他介紹了自己的治學經曆，嚐“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21。這段話說明蘇洵治學從(cong) 孔子、孟子、韓愈之文開始，也彰顯出他對“文統”的排列次序。在這封書(shu) 信中，蘇洵對孟子、韓愈、歐陽修的文學風格一一作出評論，讚歎“此三者，皆斷然自為(wei) 一家之文也”，“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既流露出他對孟子、韓愈、歐陽修之文的喜愛，也肯定了歐陽修紹承“文統”的宗師地位。

《上歐陽內(nei) 翰第二書(shu) 》中有段話，可以看作蘇洵的“道統”觀:

自孔子沒，百有餘(yu) 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yu) 年而楊雄稱於(yu) 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yu) 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yu) 也?22

在信中，蘇洵感歎，數千年間，孔子之後，能夠傳(chuan) 承道統的，隻有孟子、荀子、楊雄、韓愈四人而已。他評價(jia) 孟、荀、楊、韓，“以一能稱，以一善書(shu) ”，“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因此，他對歐陽修讚許自己的文章像荀子之文表示感謝，但寧願得罪歐公也不敢接受。可見，蘇洵把荀子擺在了如同孔子、孟子般聖人、賢人的位置上，有詩文可以為(wei) 證:“仲尼為(wei) 群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幹諸田。顧彼二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23。

就學術風格而言，蘇洵作為(wei) 宋初時期的學者，依然秉持著對聖賢的敬畏之心，因循守常，這一特征在以上文中提到的學者中均有所表現。客觀地說，北宋初期蘇洵等學者心存敬畏、希聖希賢的學術立場，看似保守，實則博大。正是因為(wei) 這種博大的胸懷，才能認識到孟子、荀子思想的可貴之處，並使之發揚光大。北宋中後期的疑古思潮固然在思想上得到解放，但是容易形成門戶之見，造成“抓了芝麻，丟(diu) 了西瓜”的後果。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疑古思潮)把當時古史上的偶像一腳全都踢翻了，經書(shu) 也沒有權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當然很好”，“可是，它有一個(ge) 極不好的地方，在今天還有影響，就是它很講門戶”，“不過這種傾(qing) 向發展到末流，就變成了師心自用，特別是明朝一些人，簡直是束書(shu) 不觀了。”24所以，北宋初期學者們(men) 博大的學術情懷，在儒學研究中是值得提倡的。

宋初儒者希聖希賢的學術立場，與(yu) 宋代中後期興(xing) 起的疑古思潮形成鮮明對比。“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25，王安石疑《荀子》，司馬光疑《孟子》，二程排《荀子》，到了原本就恃才傲物、睥睨天地的蘇軾，更是作《子思論》《孟子論》《荀卿論》《楊雄論》《韓愈論》等，將孟子、荀子、韓愈等古聖先賢議論了一個(ge) 遍。蘇洵與(yu) 蘇軾(1037-1101)身為(wei) 父子，同宗“蜀學”，一個(ge) “尊荀”，一個(ge) 卻“排荀”。在道統觀方麵，為(wei) 何沒有父子相繼?這是因為(wei) 對蘇軾影響最大的，不是其父蘇洵，而是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

(三)始異而終同:歐陽修的思想衝(chong) 突與(yu) 真正的孟荀立場

歐陽修(1007-1072)為(wei) 北宋文壇領袖，詩文革新運動的發起者，先後任翰林學士、史官修撰等職，推賢納士，在朝中頗有威望。他對荀子特別推崇，讚其說“最近於(yu) 聖人”: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luan) ，用其小見，以為(wei) 聖人之術止於(yu) 此，始非仁義(yi) 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yu) 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xing) ，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shu) 》之言，貶異扶正，著書(shu) 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wei) 急。荀卿，楚人，嚐以學幹諸侯，不用，退老蘭(lan) 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shu) 》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wei) 說，最近於(yu) 聖人而然也。26

當時有個(ge) 叫鄭昊的年輕人，多次請求歐陽修為(wei) 他重新取名，歐陽修列出幾個(ge) 名字讓他選擇，最後鄭昊改名叫“荀”。歐陽修十分欣慰，並期待其能像荀子一樣雖不能親(qin) 見聖人，卻能讀其書(shu) 而自得:

夫荀卿者，未嚐親(qin) 見聖人，徒讀其書(shu) 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yu) 遊、夏並進於(yu) 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26

歐陽修對子思、孟子以後輕視荀子的風氣表示不滿，對蘇洵則十分欣賞，認為(wei) 其《六經論》與(yu) 荀子風格相近，讚歎是“荀卿子之文也”27。從(cong) 以上事例來看，歐陽修對荀子的讚頌非同一般。

然而，宋仁宗慶曆三年(1042)，歐陽修作《本論》三篇，表明排佛立場:“佛法為(wei) 中國患千餘(yu) 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嚐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yu) 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28一句“未知其方也”，將韓愈《原道》中的排佛策略從(cong) 根本上進行了否定，也從(cong) 側(ce) 麵對好友石介作《怪說》抵佛的行為(wei) 提出批評。歐陽修反對“以文排佛”，主張使“天下皆知禮義(yi) ”才是“勝佛之本”“自然之勢”29。他欲立孟子的仁義(yi) 之說以絕佛老之根本:“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luan) ，孟子患之而專(zhuan) 言仁義(yi) ，故仁義(yi) 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29。

出於(yu) 排佛的立場，歐陽修轉而否認了荀子之說: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wei) 人性本惡，著書(shu) 一篇，以持其論，見《荀子》本篇。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wei) 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yu) 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wei) 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yi) 之為(wei) 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cong) 哉?29

可見，歐陽修忽然轉變立場而否定荀子，是為(wei) 排佛老。向世陵教授認為(wei) ，“佛教對民風的引領作用在於(yu) 佛之勸善，受此刺激，他從(cong) 最初所持之荀子的性惡說，轉而走向性善。”30然而，此處歐陽修因要立“人之性善”而否定“人性本惡”，隻是出於(yu) 政治立場，並未從(cong) 理論上做出分析和解釋，恐難以服眾(zhong) 。此等“言而不究”的事情發生在歐公身上不甚奇怪:“施德操曰:‘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wei) 之而。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嚐與(yu) 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葉水心《習(xi) 學記言》曰:‘以經為(wei) 正而不汩於(yu) 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shu) 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固未易言。以其學考之，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31歐公“言而不究”之論，有時連其門下蘇軾、曾鞏也不敢苟同。

歐陽修此說一出，對孟子之學是一種推崇，但對荀子之學是一種打擊，這不符合其初衷。況且正值“世人多言性”之時，歐陽修怕世人言性而對孟、荀、楊等學說造成中傷(shang) 和誤解，遂欲以“《六經》不言性”的根據來“卒其說”32，試圖改變學者言性的風向。同時，他又擺明對孟、荀、楊的立場:

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shu) 累千萬(wan) 言以告於(yu) 後世，未嚐不區區以仁義(yi) 禮樂(le) 為(wei) 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yu) 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yu) 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yu) 《書(shu) 》之“習(xi) 與(yu) 性成”，《語》之“性近習(xi) 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le) 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wei) 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32

在這段話中，歐陽修用了兩(liang) 次“始異而終同”來強調三子學說的同等價(jia) 值和重要性，並且不再言“荀卿之說謬焉”，而是言孟子人性善、荀子人性惡、楊子人性混最終的指向都是急於(yu) 複興(xing) 仁義(yi) 禮樂(le) 。歐陽修官位顯赫、眾(zhong) 人敬仰，卻不顧個(ge) 人利害一改往日說辭，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雖然不能挽回此前言論對荀子之學的打擊，但是足以證明他是很看重荀學的。

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的思想衝(chong) 突恰恰反映出北宋初期與(yu) 中後期不同的學術特征，也反映出其承前啟後的學術地位。歐陽修前期的思想與(yu) 韓琦、蘇洵等人一樣，持希聖希賢、尊孟尊荀的立場，甚至對荀子評價(jia) 高於(yu) 其他學者。然而，歐陽修後期走向“排荀”，以及懷疑《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這不能簡單以“言而不究”來論之，還可以看作北宋中後期疑古思潮的生發處。

歐陽修後期的思想對蘇軾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wei) 歐門弟子，蘇軾不但繼承了歐陽修的排荀觀點，甚至將他所崇拜的歐陽修一起列入“道統”:

五百餘(yu) 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yu) 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yu) 孔氏，著禮樂(le) 仁義(yi) 之實，以合於(yu) 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yu) 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嘩而功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33

蘇軾所列“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韓愈、歐陽修”的傳(chuan) 道譜係，延續了歐陽修的“道統”，同時也正合了其父蘇洵所列的“文統”。朱熹將歐陽修與(yu) 蘇軾並稱“歐蘇”，評價(jia) 其“皆以文人自立”，並以“文與(yu) 道俱”之說進行批評34。作為(wei) 北宋中後期的著名學者，蘇軾比之蘇洵更顯狂放不羈，比之歐陽修更具懷疑和批判精神。通過蘇洵、歐陽修、蘇軾三人可以看出，北宋初期與(yu) 中後期的學術風格迥異，時代曆史變遷會(hui) 引發相應的思想變化與(yu) 思想衝(chong) 突。

三、漢代以來“孟荀同尊”之餘(yu) 韻

縱觀整個(ge) 宋代儒學史，宋初儒者希聖希賢、孟荀同尊的學術風格確實是一股清流，是漢唐以來“孟荀齊號”之餘(yu) 韻再現。“救危振衰，光耀孔門，孟、荀之於(yu) 儒學，實在難分伯仲。”35唐代以前，從(cong) 司馬遷、董仲舒、劉向、班固、楊雄、楊倞等先儒的書(shu) 籍中，孟子與(yu) 荀子幾乎都是並稱於(yu) 世的。

自北宋初年，雖然諸儒都在感歎“道之不傳(chuan) ”，但是從(cong) 這種“自覺之精神”36中能夠看出儒學已有複興(xing) 的態勢。宋代曆來有重文臣之傳(chuan) 統，給予文臣治國理政的充分權力，另外，文人後學一經進士登第，便能封官受祿，光耀門庭，甚至蔭及子孫。所以，宋代社會(hui) 士風、學風濃重，大批儒生士人們(men) 終日飽讀經書(shu) 、進學科考、評古論今。然而宋朝一直飽受內(nei) 憂外患，錢穆先生描述:“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yu) 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ge) 統一的中央政府來。這一個(ge) 中央，卻以他特殊的姿態出現於(yu) 曆史。與(yu) 秦、漢、唐的統一相隨並來的是中國之富強，而這一個(ge) 統一卻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36。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韓琦、富弼等一批士人，提出10項改革措施，以緩解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麵，因遭到舊貴族官僚的阻撓而失敗，史稱“慶曆新政”。出於(yu) 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範仲淹:《嶽陽樓記》)的憂患意識和報國之誌，宋朝儒生士人們(men) 治學大都會(hui) 追求經世致用的路徑。

總體(ti) 來看，宋初儒學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宋初儒家學者肯定了荀子的傳(chuan) 道之功，比韓愈更寬容地將荀子列入“道統”。二是宋初儒家學者沒有將荀子性惡論與(yu) 孟子性善論對立起來，沒有因尊孟而非荀，更沒有因尊荀而非孟。三是宋初儒家學者沒有從(cong) 學理上深究孟荀之學，而是對原有學說“擇其善者而用之”。他們(men) 的主要職責依然停留在言“道統”、辟佛老的立場上，以恢複儒家道統、打擊佛老異端為(wei) 使命，將孟子性善論作為(wei) 力排佛老的思想武器。荀學則是作為(wei) 禮製的準繩、正禮的依據，如神宗時，詳定禮文所言:“謹按荀子禮論曰:‘饗尚玄尊而用醴酒，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qin) 用也。貴本之謂文，親(qin) 用之謂禮’”37。四是宋初儒家學者倡導“以古文複現古道”38，受韓愈影響，歐陽修、蘇洵等人反對追求華麗(li) 辭藻的西昆體(ti) 詩歌，將古文運動與(yu) 複興(xing) 儒學結合在一起，留下許多千古傳(chuan) 誦的詩詞、散文作品，推動了儒學在文學領域的發展。五是從(cong) 宋初儒家學者對孟荀的稱謂來看，基本上對孟荀一視同仁。在敘述儒家道統時，孔道輔稱“孟荀”，孫複稱“孟軻氏、荀卿氏”，石介稱“孟軻氏、荀況氏”“孟子、荀況”“孟軻、荀卿”，韓琦稱“孟荀”“孟氏、荀卿”，歐陽修稱“孟子、荀卿”，或言“荀卿子”，蘇洵稱“孟子、荀卿子”。雖然孔道輔、孫複、韓琦等在主觀上偏重孟子，歐陽修、蘇洵在主觀上偏重荀子，但是他們(men) 在客觀上都是持“孟荀同尊”的立場。

注釋：
 
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頁。
 
2武寧:《尊孔孟重德性》，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51頁。
 
3(唐)韓愈:《韓愈選集》，孫昌武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頁，第271頁。
 
4趙平略:《槍與場—韓愈〈論佛骨表〉與王陽明〈諫迎佛疏〉比較》，《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5(唐)韓愈:《韓愈詩選》，王基倫注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頁。
 
6陳寅恪:《論韓愈》，《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7陳寅恪言:“退之自述其道統傳授淵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啟發，亦從新禪宗所自稱者摹襲得來也。”引自陳寅恪:《論韓愈》，《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8參見趙宇:《儒家“亞聖”名號變遷考—關於宋元政治與理學道統論之互動研究》，《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9陳來:《宋明理學》，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6頁。
 
10劉濤認為:“宋初大儒孫複和石介等人在繼承韓愈提出的從堯至孟子的傳道譜係的同時，也著力對其有所發展，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孟子之後將荀子、楊雄、王通、韓愈一並列入其中。”筆者認為此說不甚準確，如蘇洵並沒有將王通列入道統。劉濤:《荀子在宋初儒學中的地位及其影響》，《邯鄲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
 
11(宋)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載任繼愈主編:《中華傳世文選》(下)，1998年版，第1017頁。
 
12劉桂榮:《論荀輯要》，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頁。
 
13劉培桂:《孔道輔與祭祀孟子之始》，《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
 
14《韓愈·讀荀》:“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15(唐)韓愈《進學解》:“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16(宋)石介:《石徂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4頁。
 
17(宋)石介:《石徂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6頁，第31頁。
 
18(宋)石介:《徂徠集》卷九之《雜文·賢李》:相國養士固不若孟嚐之多、平津之厚，然其表山東文人之傑，則有賈公疎、髙公儀、劉子望、孫明複。在公疎則相國師友之，公儀則相國姻睦之，子望則相國賓客之，明複則相國以其弟之子妻之。公疎著書本孟子，有山東野錄數萬言，公儀、子望、明複皆宗周公、孔子，公儀有常刑三篇，子望有輔弼明對四十卷，明複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謂魁賢大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孟嚐、平津遠矣。
 
19(宋)韓琦:《安陽集編年箋注》(上)，李之亮，徐正英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760頁，第762頁，第763頁。
 
20(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76頁。
 
21(宋)蘇洵:《嘉祐集選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頁。
 
22(宋)蘇洵:《嘉祐集選注·上歐陽內翰第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頁。
 
23(宋)蘇洵:《嘉祐集選注·又答陳公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頁。
 
24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中國文化》，1992年第2期。
 
25(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頁。
 
26(宋)歐陽修:《歐陽修集編年箋注·鄭荀改名序》(3)，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版，第147頁，第148頁。
 
27(宋)蘇洵:《嘉祐集選注·上歐陽內翰第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頁。
 
28(宋)歐陽修:《歐陽修集·本論中)》(卷一)，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頁。
 
29(宋)歐陽修:《歐陽修集·本論中)》(卷一)，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頁，第216頁，第217頁。
 
30向世陵:《儒佛之際與宋初性無善惡說》，《東嶽論叢》，2005年第1期。
 
31(清)黃宗羲:《宋元學案》(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2頁。
 
32(宋)歐陽修:《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答李詡第二書》(3)，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版，第258頁，第260頁。
 
33(宋)蘇軾:《蘇東坡全集·六一居士集敘》(3)，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8頁。
 
34朱熹:“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麵，此是它大病處。”(宋)朱熹撰:《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319頁。
 
35路德斌:《荀子與儒家哲學》，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1頁。
 
36錢穆:《國史大綱》(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58頁，第523頁。
 
3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神宗》(卷三百十八)，光緒浙江書局刻本。
 
38盧國龍:《宋儒微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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