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研究值得關(guan) 注的幾個(ge) 領域

作者：郭齊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500年出土之哲學文獻與(yu) 中國哲學史”首席專(zhuan) 家、武漢大學教授）陳曉傑（武漢大學講師）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廿四日辛酉

          耶穌2019年11月20日

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shu) 《易傳(chuan) 》與(yu) 《老子》乙本。圖片來源：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shu) 《易傳(chuan) 》與(yu) 《老子》乙本。圖片來源：湖南省博物館

“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於(yu) 20世紀初，奠基人是王國維、胡適、馮(feng) 友蘭(lan) 等。20世紀30年代馮(feng) 友蘭(lan) 的兩(liang) 卷本《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初創過程中的裏程碑。從(cong)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們(men) 以馬克思主義(yi) 唯物論與(yu) 辯證法作為(wei) 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基本範式，香港和台灣地區的新儒家學者則多以德國古典哲學作為(wei) 中國哲學書(shu) 寫(xie) 的參考與(yu) 比較對象。20世紀80年代之後，大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出現了一係列轉變，無論是學科的研究對象（例如中國哲學學科長期以來對經學的漠視態度有所改觀），還是研究方法論（西方現象學、經典詮釋學等），都呈現蓬勃發展與(yu) 多樣化的景象。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學者的出現，標誌著學科轉型的人才基礎十分深厚。以下就近幾十年回暖或興(xing) 起的幾大領域為(wei) 例，略作述評。

中國哲學與(yu) 當代社會(hui)

通常所謂“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是作為(wei) 學科建製與(yu) 知識層麵的概念，但是“中國哲學”作為(wei) 意義(yi) 世界具有其本身的價(jia) 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nei) 容。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研究者都改變了將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化決(jue) 然對立的研究方法，重視對傳(chuan) 統哲學資源的挖掘與(yu) 評價(jia) 。21世紀初以來圍繞“親(qin) 親(qin) 相隱”問題展開的學術討論就很有意義(yi) 。從(cong) 學術的層麵來看，這場論爭(zheng) 一方麵厘清了學界對“親(qin) 親(qin) 相隱”的誤解，另一方麵促使大家更為(wei) 全麵辯證地認識儒家的道德哲學與(yu) 倫(lun) 理學，進而創造性闡釋以仁為(wei) 核心的儒學對公德和私德的界定、親(qin) 親(qin) 相隱與(yu) 人權學說的溝通、人情與(yu) 法理的關(guan) 係等問題。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場論爭(zheng) 可以視為(wei) 20世紀以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關(guan) 係之爭(zheng) 的繼續，隻是爭(zheng) 論聚焦於(yu) “親(qin) 親(qin) 相隱”這一具體(ti) 問題。

出土簡帛與(yu) 中國哲學研究

王國維先生提倡“二重證據法”，即地下資料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的相互印證。20世紀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yu) 帛書(shu) 、山東(dong) 臨(lin) 沂銀雀山漢簡等，90年代發現了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shu) ，及至21世紀初，2008年的清華簡、2009年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shu) 等資料，對中國哲學等諸多學科產(chan) 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中國哲學史研究而言，這些影響主要體(ti) 現在經學研究與(yu) 先秦、秦漢諸子學研究等領域。就經學而言，出土文獻中涉及《周易》《詩經》《禮經》《書(shu) 經》的材料較多，研究成果頗為(wei) 豐(feng) 碩。就諸子學研究而言，不同的簡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書(shu) 等新材料的發現，大大推進了先秦道家、儒家與(yu) 兵家等領域的研究，海外中國學在這方麵也取得了積極成果。

佛教與(yu) 道教研究

20世紀60年代呂澂等的中國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繼愈領銜、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編寫(xie) 的《中國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響力的佛教研究成果。從(cong) 20世紀90年代開始，佛教史研究逐漸呈現地域化、專(zhuan) 題化傾(qing) 向，在禪宗、天台宗等領域取得了諸多突破。受到西方現象學等比較思想的方法論啟發，唯識學研究近年來重新得到關(guan) 注。中國佛教文獻極為(wei) 豐(feng) 富，新中國成立以來，標誌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華大藏經》（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經錄輯校》（1997年）等。道教史研究與(yu) 道教典籍資料整理方麵也取得了不少成績。湯一介主編的《道書(shu) 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並新增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範編輯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關(guan) 文獻的圖版，極大方便了學者對敦煌道經的使用。

宋明理學研究

改革開放之後，宋明理學開始得到客觀評價(jia) 與(yu) 進一步重視。1981年在杭州召開了首次宋明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標誌著宋明理學研究進入複蘇時期；而2018年在複旦大學召開的宋明理學國際論壇，以及吳震主持的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則展現了大陸宋明理學研究的新氣象。宋明理學文獻整理方麵，中華書(shu) 局從(cong) 20世紀80年代開始陸續出版《理學叢(cong) 書(shu) 》，收錄宋明主要理學家的著作；朱傑人主持《朱子全書(shu) 》（2002年）二十七卷本出版；王陽明的著作多有遺散，在曆經海內(nei) 外學人三十餘(yu) 年努力之後，陽明文獻的輯佚工作取得了豐(feng) 碩成果，《王陽明全集》（新編本，2011年）收錄了三十餘(yu) 萬(wan) 字的佚文。研究方麵，學者的關(guan) 注對象逐漸從(cong) “程朱陸王”等一線大思想家轉向程門後學、朱子後學與(yu) 陽明後學；陳來、楊國榮等學者引入存在主義(yi) 、現象學的方法分析陽明學，出現了諸多比較哲學性質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為(wei) 代表的宋明理學，對17世紀之後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以黃俊傑等為(wei) 代表的“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為(wei) 打破中國哲學“一國史觀”的學術壁壘作出了重要貢獻。

現代新儒家及其研究

現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繼承傳(chuan) 統儒學的基礎上吸收與(yu) 借鑒西方哲學理論、以促進儒學的“現代性轉化”的哲學思潮。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新儒家逐漸受到關(guan) 注，相應研究成果也日益豐(feng) 富起來。如：1986年“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其成果為(wei) 方克立主編的《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1989年），之後對新儒家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2005年，武漢大學主辦了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會(hui) 議成果作為(wei) 《人文論叢(cong) 》2006年卷出版，共134萬(wan) 字；《熊十力全集》《梁漱溟全集》《馬一浮集》等代表性人物著作出版；對具體(ti) 人物的研究也出現了很多具有一定水準的成果。

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哲學史界堅持邏輯與(yu) 曆史統一的方法論原則，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近二三十年來，解釋學與(yu) 現象學的方法被引入中國哲學史研究，值得重視的有成中英的本體(ti) 詮釋學，湯一介的中國解釋學，黃俊傑以孟子詮釋為(wei) 中心的經典詮釋學與(yu) 東(dong) 亞(ya) 經典的詮釋學，李明輝的康德與(yu) 儒學的互釋，劉笑敢的“反向格義(yi) ”說，等等。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問題，離不開“理解與(yu) 批判”“繼承與(yu) 原創”“傳(chuan) 統與(yu) 現實”的關(guan) 係等問題。批判，不能進行不相幹的外在批評，而應在全麵深入理解的基礎上做出建設性批評；原創、創新，不能標新立異、劍走偏鋒，而應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開拓與(yu) 揚棄。

“中國哲學（史）”是在中西對比的視野下確立起來的一個(ge) 概念，中國哲學學科自創立之初，無論是對“哲學”概念的界定和理解，還是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無不受到西方哲學的深刻影響。而近十多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文化地位的不斷提升，以及“國學熱”的興(xing) 起，從(cong) 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強調文化自覺和學科自主性，有的學者甚至提倡完全拋棄西方哲學的概念框架，以一種純粹中國化的敘事方式來詮釋傳(chuan) 統的中國思想。筆者以為(wei) ，未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發展，需要在民族性與(yu) 世界性、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隻有堅持民族主體(ti) 性原則，與(yu) 當代西方哲學積極對話，中國哲學才能真正彰顯其特殊性與(yu) 當代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