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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齊勇作者簡介:郭齊勇,男,西元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現任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社會(hui) 兼職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等。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學與(yu) 現代化的新探討》《熊十力哲學研究》《熊十力傳(chuan) 論》《守先待後》《文化學概論》《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等。 |
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yi) 的新貢獻
作者:郭齊勇
原刊:《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陳來主編,人民出版社,2019年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二十日戊子
耶穌2019年10月17日

《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陳來主編,人民出版社,2019年
杜維明先生是現代著名哲學家,現代新儒學的代表性人物。在杜先生八十華誕即將到來之際,我與(yu) 同仁向杜先生致以衷心的祝福,祝願他福壽雙全,萬(wan) 事勝意!衷心感謝杜先生對我本人及武漢大學同仁、學生的支持、提攜與(yu) 照顧。杜先生多次來武大講學與(yu) 出席學術會(hui) 議,多次在他執教的哈佛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接待武大的學者與(yu) 學生,我們(men) 深受他的思想的影響與(yu) 精神的感召。他的為(wei) 人、為(wei) 學堪稱表率,他以自己的生命實踐著他推崇的儒學精神及人格理想。

杜維明先生
杜先生在長期運思及其豐(feng) 富成果的基礎之上[1],近些年特別提出“新人文主義(yi) ”,即“精神人文主義(yi) ”的問題與(yu) 建構,極具啟發性。
杜先生創造性地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yi) ”,主張回歸軸心文明,照顧人的全麵發展,體(ti) 現“天人合一”的精神,肯定人與(yu) 天、地、人、物、我的關(guan) 係,尤其是人的終極關(guan) 懷、超越意識,與(yu) 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yi) ”、“世俗人文主義(yi) ”區別開來。
杜先生強調,一個(ge) 全麵的人,不僅(jin) 要使個(ge) 人的身、心、靈、神得以整合,人與(yu) 人之間有健康的互動,人與(yu) 自然能夠持久和諧,還需要使人心與(yu) 天道相輔相成。杜先生指出:“作為(wei) 一個(ge) 包容而綜合的人文主義(yi) ,精神人文主義(yi) 一共分為(wei) 四個(ge) 不可分割的側(ce) 麵:第一個(ge) 是個(ge) 人,指個(ge) 人的身體(ti) 、心知、靈覺和神明的融會(hui) 貫通。第二個(ge) 是個(ge) 人與(yu) 他者、與(yu) 社群之間的健康互動,這個(ge) 社群包括家庭、鄰裏、社區、城市、國家、世界,乃至更大的宇宙。第三個(ge) 是人類和自然世界的一種持久和諧。最後,我認為(wei) 也是非常關(guan) 鍵的,就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輔相成。一般我們(men) 思考人文主義(yi) 時,隻考慮前三個(ge) 側(ce) 麵,但其實真正的精神人文主義(yi) ,還應該包括人和天道的關(guan) 係問題。”[2]這是“精神人文主義(yi) ”的四個(ge) 向度。
杜先生的“精神人文主義(yi) ”,看來是他“新仁學”或“新心學”的係統。他認為(wei) :“仁”是個(ge) 體(ti) 的主體(ti) 性,相當於(yu) 康德的自由意誌;“仁”包含了愛人、愛物與(yu) 愛己,三者統一。孔子講:“為(wei)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孟子傳(chuan) 統中有一種強烈的自由意誌。陸王心學也是如此。仁心、良知對外部世界有無限反應的可能,它開放、多元、包容,可以包含整個(ge) 宇宙。仁是在人的成長過程中不斷豐(feng) 富的。仁也是一種覺悟,其力量與(yu) 所有人可以成為(wei) 一體(ti) ,有公共性。仁就是通,通達,往外通。仁是天生人成,寓含著地球的存活是人類無可推卸的責任。以上是杜先生近年對仁學與(yu) 心學的新闡發。
與(yu) 啟蒙運動以後,西化、現代化、全球化思潮以經濟為(wei) 唯一導引的人文主義(yi) 不同:“精神人文主義(yi) ”要富強和自由,也需要正義(yi) ;要發展理性,但也要同情、慈悲;要發展法律,但也要注重禮樂(le) ;要個(ge) 人尊嚴(yan) ,但還要注重社會(hui) 和諧;要人權,也必須注重人的責任。恰好,杜先生說,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正義(yi) 的價(jia) 值和自由一樣重要;同情比理性更必要;人的責任,特別是個(ge) 人對家庭、社會(hui) 、人類的責任,比權利更重要;禮治比法治更基礎;社會(hui) 和諧比個(ge) 體(ti) 發展更優(you) 先。
以下,我想從(cong) 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維度,討論杜先生此說的貢獻。
一、“精神人文主義(yi) ”是對儒家傳(chuan) 統人文主義(yi) 的繼承與(yu) 推進
儒學非哲學非宗教,亦哲學亦宗教。我們(men) 知道,“天”在中國人心中並不僅(jin) 僅(jin) 是指自然界,而是會(hui) 對人們(men) 的生活產(chan) 生重要影響的根源性存在。自古以來就有“天佑大德”、“以德配天”之說。就儒家而論,“天”也是有意誌的,它代表人所不能控製的神秘力量。孔子在麵臨(lin) 困境和高徒顏回去世時,就發出對“天”的感歎。《禮記·郊特牲》雲(yun) :“萬(wan) 物本於(yu) 天,人本於(yu) 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禮記·禮運》認為(wei) 人事是以天為(wei) 本的:“禮必本於(yu) 天”,“政必本於(yu) 天”,而且,“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wei) 本。”人的命運雖然有賴於(yu) 人事修為(wei) ,但能否實現以及實現的程度又不完全是由人自己所決(jue) 定的。
在《尚書(shu) 》、《詩經》、《左傳(chuan) 》中,保留了不少宗教神性意義(yi) 的或權威意義(yi) 的人格神的“天”的資料。在《詩經》中,也保留了不少人們(men) 懷疑權威意義(yi) 的人格神的“天”的資料。
《論語》中有關(guan) “天”的看法,也比較複雜,既有宗教神性或主宰意義(yi) 的“天”,有形而上的“天”,有道德義(yi) 理的“天”,有自然的“天”,也有偶然命運的“天”。
孔子把對超越之天的敬畏與(yu) 主體(ti) 內(nei) 在的道德律令結合起來,把宗教性轉化為(wei) 內(nei) 在的道德性。天賦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天下貫於(yu) 人的心性之中。天不僅(jin) 是人的信仰對象,不僅(jin) 是一切價(jia) 值的源頭,而且也是人可以上達的境界。人本著自己的天性,在道德實踐的工夫中可以內(nei) 在地達到這一境界。這就是“下學而上達”。孔子強調要在人事活動中,特別是在道德活動中去體(ti) 認天命。於(yu) 此,才能“不怨天,不尤人”(《論語·憲問》)。正因為(wei) 生命有了這一超越的理據,所以儒者才有了積極有為(wei) 的擔當意識和超越生死的灑脫態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仁》);“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論語·子罕》);“不降其誌,不辱其身”(《論語·微子》);等等。由此我們(men) 可知儒家對於(yu) 人格尊嚴(yan) 的重視、強調與(yu) 維護。孔子思想並不是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所說,隻是一些俗世倫(lun) 理或常識道德。如上所說,孔子的人性、天命、天道的思想有深刻的哲學形上學與(yu) 宗教的終極關(guan) 懷的內(nei) 容。
可見,儒學的終極性、宗教性不能消解。儒家人文主義(yi) 不是斬頭的人文主義(yi) ,而是有敬畏的有神性意義(yi) 的人文主義(yi) 。儒家人文主義(yi) 不與(yu) 宗教相衝(chong) 突。這種天人的相關(guan) 性,是“精神人文主義(yi) ”最重要的一個(ge) 維度,也是對傳(chuan) 統人文主義(yi) 的繼承與(yu) 發展。
二、“精神人文主義(yi) ”對現代世界一些病症的反省與(yu) 批判
“精神人文主義(yi) ”的反思性、現實性與(yu) 批判性很強,它包含了啟蒙精神,又針對單麵化、平麵化的啟蒙理性的片麵性。它批判了原子論式的個(ge) 體(ti) 主義(yi) 的張揚,批判了片麵的單維的西化、現代化、全球化,反省了生態環境的危機、人性的危機、世界倫(lun) 理的困境。杜先生指出,啟蒙運動以來的幾百年,世俗人文主義(yi) 成為(wei) 主導的世界意識形態,整個(ge) 世界日趨功利化,財富和權力成為(wei) 人們(men) 最關(guan) 注的對象,乃至發展為(wei) 金錢拜物教、權力拜物教,啟蒙運動以前人們(men) 所珍視的價(jia) 值不再被重視。這樣發展的不良後果尤多,包括侵略性的人文主義(yi) 、帝國主義(yi) 、殖民主義(yi) ,物質欲望的膨脹及占有性的個(ge) 人主義(yi) 的強力擴張。

“精神人文主義(yi) ”呼應、總結了百多年來各國新人文主義(yi) 思潮對現代性的反省與(yu) 批判。我國的文化守成主義(yi) 、現當代新儒學思潮也立足於(yu) 此。這一類的思想家認為(wei) ,工業(ye) 文明、現代化確實給人類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人類的特性及其全麵發展的問題,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意義(yi) 的問題,人類產(chan) 生的種種疏離和困惑的問題,乃至環境汙染、生態平衡的問題,等等。以“天人合一”模式,“圓而神”的智慧和儒家倫(lun) 理轉出或融攝西方的科學與(yu) 民主,然後補西方文化之偏弊,救西方文化之自毀,為(wei) 全人類各民族文化提示一新的方向和模式,現當代新儒家學者建構的哲學人類學,在人類存在這一永恒課題的研究上所作出的世界意義(yi) 的貢獻,將逐步被人們(men) 所體(ti) 悟。因為(wei) ,不論現代化如何推進,人的終極托付,“內(nei) 在的安心立命始終是一個(ge) 不可替代的問題,它不能靠對於(yu) 一個(ge) 超越外在的上帝的信仰來解決(jue) 。”[3]
杜維明長期反思的“啟蒙心態”,不是指曆史現象,不是指哲學理念,而是指“心靈積習(xi) ”。這種“心靈積習(xi) ”在現代中國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啟蒙心態”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特性是人類中心主義(yi) ,強調工具理性,而不是溝通理性,突出實用、功利。例如,富強是價(jia) 值,不能富強就是非價(jia) 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yi) 的另一層意思是反對神性。[4]
杜維明認為(wei)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界主要崇尚的是這種具有排斥性、侵略性的人類中心主義(yi) ,即反自然、反宗教、反傳(chuan) 統、反精神價(jia) 值的現實主義(yi) 、功利主義(yi) 、物質主義(yi) 、科學主義(yi) 和單線進步觀,而忽視了宗教信仰、社會(hui) 習(xi) 俗、人與(yu) 人之間的交往禮儀(yi) 、體(ti) 現愛心的渠道、心性修養(yang) 、民間藝術等等的存在意義(yi) ,甚至要消滅漢字、中醫、古建築等,取消具有民族性、民間性的豐(feng) 富多樣的宗教、語言、倫(lun) 理、藝術、習(xi) 俗。其實,各種類型的社會(hui) 資本和文化資本都有深刻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五四以來成為(wei) 強勢的“啟蒙心態”,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讓我們(men) 麵對21世紀。我們(men) 應該有更高的人文關(guan) 懷,有更豐(feng) 富的意義(yi) 領域。生態環保、多元宗教的思考有助於(yu) 我們(men) 反思“啟蒙心態”。對啟蒙價(jia) 值——個(ge) 性自由、理性、法治、人權等,今天都需要作出重新思考和超越,並相應輔以群體(ti) 公益、同情、禮儀(yi) 教化、責任等等價(jia) 值。對具有普遍性的現代性因素——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市民社會(hui) 、個(ge) 人主義(yi) ,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應作出反省、批評與(yu) 轉化。
杜維明深刻檢討啟蒙理性、工具理性、人類中心主義(yi) ,肯定生態環保、女性主義(yi) 、多元文化和全球倫(lun) 理思潮對啟蒙的挑戰,但他充分認識啟蒙價(jia) 值,肯定啟蒙精神,肯定五四,隻是反省、超越其片麵性。
三、“精神人文主義(yi) ”對我國與(yu) 世界的可能貢獻
(一)“精神人文主義(yi) ”重視人的德性的養(yang) 育與(yu) 社會(hui) 公德的建構,有助於(yu) 當下中國社群倫(lun) 理的提升
近代以來,討論中國現代轉型往往傾(qing) 向認為(wei) 中國過重於(yu) 私領域,亟待向公領域轉型。如孫中山曾說中國一盤散沙,梁啟超則參照福澤諭吉說認為(wei) 中國偏重私德缺少公德。此一偏之辭皆忽視了中國的公領域必然是從(cong) 私領域完善後推擴所得。其實任公也說“公德者,私德之推也”、“蔑私德而謬托公德,則並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5]。這正是《禮記·祭義(yi) 》所言“立愛自親(qin) 始”,也是陽明所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而後漸至六陽”、“抽芽、發幹、生枝葉”[6]的譬喻。在中國文化精神中,“親(qin) 親(qin) ”的人格成長和發展,有利於(yu) “仁民”的人格成長和發展;“齊家”能力的增長,也可以促進“治國”能力的增長。因此,修齊治平,親(qin) 親(qin) 仁民愛物正是生命的體(ti) 證與(yu) 實踐,而非一種邏輯的推導。[7]這正表明儒家的人既是道德人格的主體(ti) ,也是一種關(guan) 係性的存在,更是在關(guan) 係中培養(yang) 與(yu) 成就自我的。此正是“施於(yu) 有政,是亦為(wei) 政”的要義(yi) ,傳(chuan) 統政治並不以公民普遍參政為(wei) 最高準則,而是探尋政治本體(ti) 意義(yi) ,在社群之中涵化民眾(zhong) 對關(guan) 係的維護,從(cong) 而完成良好的秩序建構。
儒家一方麵正視賢與(yu) 不肖的差別,從(cong) 而要求選拔士人參與(yu) 政治,有恤民之擔當;另一方麵也強調庶民皆應修養(yang) 德性,能近取譬,從(cong) 孝親(qin) 為(wei) 始逐步向外推擴,這兩(liang) 方麵本身便呈現一種良好的交融互動秩序。徐複觀揭示了修己與(yu) 治人兩(liang) 端差別的內(nei) 涵,認為(wei) 修己是將自然生命不斷底向德性上提,決(jue) 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決(jue) 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設價(jia) 值。而治人居於(yu) 第二位,是承認德性標準且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於(yu) 第一的地位。[8]即使是治人,孔子也是強調士子應承擔保國恤民的義(yi) 務而非統治的權利,所謂“人君為(wei) 政在於(yu) 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ju) 矣”[9]。可見中國文化精神的治理架構在於(yu) 使個(ge) 體(ti) 成為(wei) 一個(ge) “德性的真實”,卓然自立於(yu) 天壤之間,關(guan) 聯著人之為(wei) 一道德的存有。換言之,正因現代化的生活世界具有“以培養(yang) 抽象的自我認同為(wei) 目標和促使成年個(ge) 體(ti) 化的社會(hui) 化模式”[10],故不得不將德性重建的使命重新賦予個(ge) 體(ti) 。道德主體(ti) 的重建,主體(ti) 間的相互作用,有助於(yu) 健康的民主政治的實現。
近些年我在前賢基礎上提出了新六倫(lun) 、七倫(lun) 重建的問題,即對五倫(lun) 作出創造性改造。新六倫(lun) 或七倫(lun) 之新,在於(yu) 各倫(lun) 增加了新的內(nei) 涵,更強調平等互動互補,且增加了同事一倫(lun) 與(yu) 群己一倫(lun) 。正常的同事關(guan) 係、上下級關(guan) 於(yu) 有助於(yu) 現代職業(ye) 倫(lun) 理的建構,正常的群己關(guan) 係有助於(yu) 新的社群、公民道德與(yu) 文明間的對話。這兩(liang) 倫(lun) 可應對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國家、人群之間或陌生人之間的交往,乃至調整人類與(yu) 天地、山河、動植物類的關(guan) 係,處理好自我與(yu) 他者的關(guan) 係問題。[11]
(二)“精神人文主義(yi) ”對人類永續發展可能作出的貢獻
新人文主義(yi) 打破了天人彼此的隔閡,強調兩(liang) 者的互動互補。“天人合一”的主張,實包含有荀子的智慧,即經過區分天人、物我之後,重新肯定人與(yu) 自然、人與(yu) 超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麵征服、絕對占有自然。中國哲學家強調整體(ti) 的和諧和物我的相通,不僅(jin) 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諧的體(ti) 係,不僅(jin) 爭(zheng) 取社會(hui) 的和諧穩定,民族、文化間的共存互尊,人際關(guan) 係的和諧化與(yu) 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關(guan) 係的和諧化。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製、控禦、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決(jue) 不消解對於(yu) “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yu) 信仰。中國哲學甚至主張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須尊重人、物(包括草木、鳥獸(shou) 、瓦石、山水),乃至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yang) 性—事天。至誠如神,體(ti) 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的境界。
“仁愛”思想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理念。孔子以“愛人”為(wei) “仁”,愛人、同情人、關(guan) 切人,包括愛、同情、關(guan) 懷他者、下層百姓,是“仁”的主旨。“忠”與(yu) “恕”接近於(yu) “仁”。“忠”是盡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綜合起來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忠”與(yu) “恕”是仁道的一體(ti) 之兩(liang) 麵。這不僅(jin) 是人與(yu) 人之間關(guan) 係的仁道原則,推而廣之,也是國家、民族、文化、宗教間相互關(guan) 係的準則,乃至是人類與(yu) 自然的普遍和諧之道。重視人類和諧共存,有助於(yu) 當下世界文明的對話,特別是宗教間、倫(lun) 理間的對話與(yu) 互補,和諧相處。
總之,提倡寬容、平和、兼收並蓄的“精神人文主義(yi) ”可以貢獻給全人類。
參考文獻:
[1]關(guan) 於(yu) 杜先生的思想及其貢獻,參見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3頁。又,該書(shu) 第十三、十四章討論了杜維明先生的啟蒙反思與(yu) 文明對話等論域及儒學宗教性的反思。
[2]杜維明先生2017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首屆京師中哲名家論壇”上的發言。
[3]劉述先:《當代新儒家的探索》,《知識分子》(紐約),1985年秋季號。
[4]杜維明先生關(guan) 於(yu) 啟蒙反思的論述,詳見《杜維明文集》第五卷“二、啟蒙反思”,武漢出版社2002年版。
[5]梁啟超:《論公德》,《飲冰室合集》第6冊(ce) 《專(zhuan) 集之四》,中華書(shu) 局1989年版,第12頁。
[6]《王陽明全集》卷一《語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頁。
[7]參見郭齊勇:《中國儒學之精神》,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頁。
[8]參見徐複觀:《儒家政治思想與(yu) 民主自由人權》,台灣學生書(shu) 局1988年版,第197頁。
[9]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28頁。
[10][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dong) 等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11]參見郭齊勇:《新時代“六倫(lun) ”的新建構》,《孔學堂》創刊號,2014年8月。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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