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視野中的70年

作者：謝茂鬆  牟堅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八日丙辰

          耶穌2019年9月16日

【內(nei) 容提要】

新中國的70年，要從(cong) 幾個(ge) 方麵來理解：一是從(cong) 全球化視野重新理解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遺產(chan) ，包括“戰爭(zheng) ”與(yu) “革命”的“現代性”，對於(yu) “革命”的“抽象繼承法”，即自我革命精神與(yu) 鬥爭(zheng) 精神；二是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及其舉(ju) 國體(ti) 製的原則性與(yu) 高度彈性，包括中國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文明的舉(ju) 國體(ti) 製，新中國成立後工業(ye) 文明的舉(ju) 國體(ti) 製，數字文明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後者意味著國家治理進入精細化階段；三是中國文明、馬克思主義(yi) 和西方現代文明的匯通，以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的文明根源和長久之道；四是“新時代”之“新”，中國在數字文明時代將重新領先於(yu) 世界。

【關(guan) 鍵詞】

70年 全麵創製 中國革命 數字文明 曆史的中國

一、引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要放在中國曆史文明傳(chuan) 統裏考察，但它又多了一層現代的特殊性，即麵對西方文明入侵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中國成立70年意味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創的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這一新製度傳(chuan) 統的建立、貞固，具有更為(wei) 深遠的創製意義(yi) 。這也是繼西周分封製到秦以下兩(liang) 千年郡縣製之後，中國曆史上的第三次偉(wei) 大創製。新製度傳(chuan) 統背後是新文明傳(chuan) 統的逐漸成型，這將影響中國未來千年，同時也將給世界提供目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yi) 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這一新製度傳(chuan) 統及其背後的新文明傳(chuan) 統，深深植根於(yu) 中國固有的偉(wei) 大文明傳(chuan) 統，新與(yu) 舊損益、熔鑄為(wei) 一而集大成。“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兩(liang) 千五百年前孔子說周代集夏、商、周三代禮樂(le) 文明之大成，“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一世為(wei) 三十年，百世為(wei) 三千年，西周三千年後的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與(yu) 文明，一方麵亦集中國文明古今之大成，是謂“古為(wei) 今用”；另一方麵，現代中國的實踐是對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化，並部分消化、吸收進而最終涵攝包括西方文明在內(nei) 的世界文明，是謂“洋為(wei) 中用”，但皆以對“我”，尤其是對“現代之我”的自我完善為(wei) 主，這是文明自信的重建。毛澤東(dong) 當年說的“古為(wei) 今用”“洋為(wei) 中用”，在新中國成立70年之際溫故而知新，當有更真切的體(ti) 會(hui) ，尤其是在文明史的意義(yi) 上。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一方麵體(ti) 現了《周易》乾卦以我為(wei) 主、獨立自強的“自強不息”精神，另一方麵也體(ti) 現了坤卦向外學習(xi) 的“厚德載物”精神，而不是對外封閉。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易》學強調“乾坤並建”①，新中國70年的經驗顯示，中國正是因為(wei) 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更自信地向外學習(xi) ，顯示出“中道”，從(cong) 而在工業(ye) 文明上實現趕超，更在新的數字文明的起點上與(yu) 世界最先進者同步。

二、“元亨利貞”之持守“初心”：曆史憂患意識與(yu) “可大可久之道”

理解新中國的70年，先要理解建黨(dang) 與(yu) 建國。我們(men) 看到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1921年成立時全中國隻有幾十個(ge) 黨(dang) 員。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y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始建立自己的正規軍(jun) 隊。起義(yi) 之時，全軍(jun) 計2萬(wan) 餘(yu) 人；之後，部隊孤軍(jun) 南下廣東(dong) ，遭受國民黨(dang) 軍(jun) 隊的截擊，最後僅(jin) 保存下來800餘(yu) 人。這支碩果僅(jin) 存的隊伍次年在朱德率領下與(yu) 毛澤東(dong) 領導的秋收起義(yi) 部隊會(hui) 合後，從(cong) 城市轉向農(nong) 村，上井岡(gang) 山開辟了第一塊農(nong) 村革命根據地。亨廷頓在其《變動社會(hui) 的政治秩序》一書(shu) 中提出，在進行現代化的社會(hui) 裏，“成功的政黨(dang) 在城市裏誕生，卻在農(nong) 村裏成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全國發動了近百次武裝起義(yi) ，在各地建立紅軍(jun) 。其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領導的紅軍(jun) 麵對國民黨(dang) 的一次次“圍剿”，卻能不斷發展壯大，達到30萬(wan) 人。但中央紅軍(jun) 第五次反“圍剿”由於(yu) 路線的錯誤而招致失敗，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進行二萬(wan) 五千裏長征。雖然紅軍(jun) 三大主力經過長征後僅(jin) 剩3萬(wan) 人，毛澤東(dong) 卻充滿信心地對大家指出，紅軍(jun) 數量雖然減少，但因為(wei) 經曆了各種磨煉，質量更高，力量更強。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實踐中學習(xi) 戰爭(zheng) ，在三次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中經曆過一次次的挫折與(yu) 失敗，但都沒有一蹶不振，相反，每一次都能深刻總結正、反兩(liang) 方麵的經驗教訓，重新站起來，鍛煉得更為(wei) 強大。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軍(jun) 隊在抗日戰爭(zheng) 、解放戰爭(zheng) 中不斷發展壯大，在建黨(dang) 28年、建軍(jun) 22年後建立了新中國，而新中國不斷強大興(xing) 盛並持久葆有生機活力，體(ti) 現出中國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國文明給人最直觀的印象，一是大國規模之“大”，這是從(cong) 空間上說的；二是曆史文明連續未斷裂之“久”，這是從(cong) 時間上說的。中國文明在“時”“位”上大而久這一最直觀的現象正蘊含著“大道”，即“可大可久之道”。世界史上獨有中國文明同時具有“可大之道”與(yu) “可長可久之道”這兩(liang) 個(ge) 麵相。體(ti) 現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的《周易》首卦乾卦，其卦辭“元亨利貞”正說明了其中的中國文明原理，“大”的原因同時也正是“久”的原因。“元”，表示元初、初心，也表示“仁”，表示德性之至善與(yu) 純粹；“亨”表示亨通廣大，隻有葆有“元”之純粹善，才能不斷發展壯大；“利”不是一己私利、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廣大百姓普遍的利益；“貞”是穩固持久。“元亨利貞”表示大而能久，是因為(wei) 初心的善與(yu) 純潔。葆有初心之純粹，雖開始力量微小，但由於(yu) 代表了曆史發展方向，所以最終能壯大並持久。始終保持“初心”，正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能由最初的微小規模，發展到今天的蔚為(wei) 大觀並具有持久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元”之一點初心能發展壯大，不是一帆風順的，更多的是要在憂患中，在艱難複雜的實踐中經受檢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史與(yu)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就是黨(dang) 和國家不斷在憂患中成長、壯大的曆史。這是深深紮根於(yu) 中國文明的憂患意識。中國文化核心經典“五經”之一《周易》被認為(wei) 是“憂患之書(shu) ”，《周易》中的許多卦辭都是在講如何在憂患中“進德修業(ye) ”的原理，而一部中國曆史，就是一次次衰而複興(xing) 的曆史。朝代雖有更替，但文明一直連續未斷裂，即使經曆了一次次憂患，總是能剝極而複，重新壯大而持久。

“元”是中國文明內(nei) 部極為(wei) 深厚、豐(feng) 盈的主體(ti) 性，“憂患”則正是主體(ti) 性的表現。“中國”的概念，既是曆史的又是文明的，文明的原理也就是人之為(wei) 人之所在，即在於(yu) 仁：天人合一，“天道”之“元”下貫為(wei) “人道”則為(wei) “仁”，或由一字之“仁”擴展為(wei) 兩(liang) 字之“仁義(yi) ”。“仁”這一文化價(jia) 值落實到政治經濟社會(hui) 製度，則政治是仁政，是“設官分職，任賢使能”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商業(ye) 雖然逐利，但“利者，義(yi) 之和”，為(wei) 富不仁是被批判的，“買(mai) 賣不成仁義(yi) 在”。仁義(yi) 的文化價(jia) 值理想是在具體(ti) 曆史中曲折而非直線展開的，這就是王夫之所說的“理勢合一”。②曆史之曲折性，也就是曆史憂患意識之所在。就中國所具有的通史的通貫性來合而觀之，中國人作為(wei) 文明意義(yi) 上的“人”與(yu) 作為(wei) 具體(ti) 曆史中的“人”是合一的。

三、從(cong) 比較史、全球化的視野重新理解中國革命的精神遺產(chan)

（一）重新理解“戰爭(zheng) ”與(yu) “革命”的“現代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與(yu) 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

美國在新中國成立70年之際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並不是一個(ge) 新事物，而是與(yu)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軍(jun) 就派飛機轟炸丹東(dong) ，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那場戰爭(zheng) 具有相似性與(yu) 似斷實連的連貫性。中國對美國霸權相隔近70年的兩(liang) 次勇敢應戰，都大大出乎美國的預料。前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戰”，後一次是“發展之戰”，都是作為(wei) 文明大國的尊嚴(yan) 之戰。正是由於(yu) 取得了抵抗霸權的抗美援朝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贏得“前30年”的和平，也才能贏得改革開放40年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改革開放40年的和平發展，不是靠美國對中國的恩賜，而是通過打贏兩(liang) 場戰爭(zheng) 確立的和平基礎：前一場是抗美援朝，後一場是對越自衛反擊戰。

自鴉片戰爭(zheng) 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發動了一場場意欲瓜分和殖民中國的戰爭(zheng) ，亡國滅種的危險喚起了中國人的憂患意識，救亡圖存成為(wei) 近代中國仁人誌士的強烈使命。毛澤東(dong) 在1928年精辟地分析，由於(yu) 中國國家太大，列強無法將中國變成其完全的殖民地，隻能瓜分中國，並扶持各自的代理人（如軍(jun) 閥、買(mai) 辦），二者勾結在一起共同壓迫中國廣大民眾(zhong) ，二者也成為(wei) 中國廣大民眾(zhong) 的內(nei) 外敵人。③亨廷頓在40年後的1968年證明了毛澤東(dong) 的論斷，他通過比較史研究認為(wei) ，沒有一個(ge) 社會(hui) 能孤立完成一場革命，所有革命都不僅(jin) 要反對國內(nei) 統治階級，同時也要反對國外統治者。④中國社會(hui) 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毛澤東(dong) 由此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成為(wei) 中國革命發生的條件，而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反帝反封建。殖民地由於(yu) 殖民者勢力太大，不能發生革命，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使得各軍(jun) 閥之間存在“三不管”的地帶，工農(nong) 武裝割據有存在的空間。

我們(men) 既要對“革命”有深刻的認識，同時也要對“戰爭(zheng) ”有深刻的認識。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外是靠歐洲各國互相之間的戰爭(zheng) ，對內(nei) 則是靠征稅。16世紀晚期至17世紀，歐洲大陸社會(hui) 矛盾尖銳，對外戰爭(zheng) 頻繁。亨廷頓認為(wei) ，“頻繁的戰爭(zheng) ，直接推動了政治現代化”，現代國家需要創建常備軍(jun) ，而軍(jun) 隊同樣創建了現代國家，“戰爭(zheng) 是促進國家建設的巨大動力”。⑤近代中國的革命戰爭(zheng) 則不同於(yu) 歐洲大陸各國之間的戰爭(zheng) ，中國是受到已成為(wei) 民族國家、工業(ye) 發達國家的西方列強的侵略，是在抵抗帝國主義(yi) 的一次次侵略中不斷喚起民族意識。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革命戰爭(zheng) ，同樣也要理解為(wei) 對政治現代化，對現代國家建設的直接推動，“大破”的同時就是“大立”，這是“破”與(yu) “立”的辯證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領導革命戰爭(zheng) 的過程中，在對廣大民眾(zhong) 的組織動員中，打造了現代的政黨(dang) 與(yu) 國家組織。亨廷頓認為(wei) ，“革命具有現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現代化觀念的終極表現”，革命的政治本質是迅速把政治覺悟擴大到新的社會(hui) 集團並迅速動員他們(men) 參政。⑥

抵抗帝國主義(yi) 的侵略，進行民族獨立戰爭(zheng) 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使命。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建立了一個(ge) 個(ge) 抗日革命根據地，進行艱苦卓絕的敵後抗戰，與(yu) 正麵戰場互相支持。抗日戰爭(zheng) 是近現代史上中國第一次全麵打贏外國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戰爭(zhe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抗戰不隻是軍(jun) 事的，同時還強調在政治上動員全體(ti) 民眾(zhong) ，與(yu) 廣大民眾(zhong) 相結合，並在最大範圍內(nei) 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戰勝利後不久，第三次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即解放戰爭(zheng) 爆發。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的對象是當時國民黨(dang) 所代表的官僚買(mai) 辦、地主階級，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解放戰爭(zheng) 因此具有救民於(yu) 水火的現代“湯武革命”的性質。中國的革命既是嶄新的，又具有中國曆史文明的深厚根源。英國曆史學者霍布斯鮑姆從(cong) 世界史的角度指出中國文明獨有的革命傳(chuan) 統：“中國素有群眾(zhong) 革命的傳(chuan) 統，包括思想革命和刀光劍影的革命，在世界傳(chuan) 統大帝國中，這也許是獨一無二的。”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要放在整個(ge) 中國近代史裏才能有全麵而深刻的理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覺的曆史意識，最為(wei) 直觀地體(ti) 現在毛澤東(dong) 為(wei) 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撰寫(xie) 的碑文中：“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zheng) 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men) 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zheng) 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men) 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cong) 那時起，為(wei) 了反對內(nei) 外敵人，爭(zheng) 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曆次鬥爭(zheng) 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men) 永垂不朽！”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將曆史由近及遠地往前推，“革命”與(yu) “戰爭(zheng) ”“鬥爭(zheng) ”的目的是反對“內(nei) 外敵人”，從(cong) 而對外爭(zheng) 取民族獨立，對內(nei) 實現人民自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近代中國曆史使命的自覺擔當，將革命上溯於(yu) 整個(ge) 中國近代史，因此人民英雄紀念碑是對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來曆次反對內(nei) 外敵人的鬥爭(zheng) 中犧牲的人民英雄的紀念。“人民”代表著中國的最大多數民眾(zhong) 。新中國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和平與(yu) 和平環境下的建設，包括今天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都是靠打敗國內(nei) 外敵人換來的。新中國成立70年之際，麵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更要溫故而知新，深刻理解戰爭(zheng) 與(yu) 和平的辯證法。

亨廷頓的研究指出，二戰後亞(ya) 非拉國家紛紛從(cong) 殖民地獨立後，建立了一黨(dang) 製的國家，但大多不能持久，唯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一黨(dang) 執政一直穩固並保持著活力，因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在對外的民族獨立戰爭(zheng) 與(yu) 對內(nei) 的人民解放戰爭(zheng) 的雙重戰爭(zheng) 中打出來的，⑧這意味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的正當性是從(cong) 曆史中來的。人民解放戰爭(zheng) 的對象國民黨(dang) 政權具有帝國主義(yi) 買(mai) 辦性質，所以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對決(jue) 是具有結構性的，人民解放與(yu) 民族解放在解放戰爭(zheng) 中就具有了一體(ti) 性。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為(wei) 了最廣大民眾(zhong) 的利益，與(yu) 廣大民眾(zhong) 深度結合、血肉相連，這就是群眾(zhong) 路線的政治哲學意涵；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還堅持擴大國內(nei) 、國際統一戰線。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革命是中國文明傳(chuan) 統的一部分，但也是新的、現代的，是具有現代的“主義(yi) ”性質的革命，超越了曆史上的農(nong) 民起義(yi)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中華民族站起來了，獲得了獨立解放，意味著在政治上、軍(jun) 事上保持徹底的獨立，不再依附與(yu) 受控於(yu) 任何西方霸權。但是，二戰後取代英國成為(wei) 世界霸權的美國不甘心依附於(yu) 它的國民黨(dang) 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對新中國發起了全麵封鎖。後來蘇聯又背信而與(yu) 新中國交惡。新中國麵對世界兩(liang) 大霸權的封鎖，卻毫不畏懼，反而充分激發出獨立自主的大國的驚人潛力，一方麵研製出“兩(liang) 彈一星”來保衛自己不受美國的核訛詐，另一方麵從(cong) 傳(chuan) 統的農(nong) 業(ye) 國家發展為(wei) 現代工業(ye) 國家。中國因為(wei) 受到封鎖而無法從(cong) 國外獲得先進技術，被逼著什麽(me) 都要自己做，反而調動了自己在革命戰爭(zheng) 時期的經驗，將根據地時的“自力更生”精神全麵發揚光大，在改革開放前30年建成了相對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也因為(wei) 美國的困鎖，中國國內(nei) 反而形成了統一大市場；中國還在“前30年”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教育、科研體(ti) 係。改革開放的中國正是在具有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的基礎上，才能承接代工訂單，成為(wei) 世界最大工廠，進而向全球價(jia) 值鏈中高端發展。革命遺產(chan) 至關(guan) 緊要。正是因為(wei) 有為(wei) 了建立新中國而不屈不饒鬥爭(zheng) 犧牲的精神，以及對外部敵人的革命的勝利，新中國成立之初才不懼與(yu) 美國一戰；也正是因為(wei) 有“前30年”不懼外部世界霸權封鎖的自力更生精神，改革開放40年才會(hui) 有經濟的飛速發展。這些連續的曆史累積，讓今天的中國敢於(yu) 與(yu) 唯一超級大國美國打一場史無前例的“貿易戰”。

今天在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新疆問題等中國內(nei) 部問題，以及與(yu) 周邊國家的南海爭(zheng) 端上，都可以看到往昔西方列強的影子在作祟。香港問題要放在曾經的殖民地的脈絡下來理解，徹底解決(jue) 香港問題的關(guan) 鍵就是香港必須去殖民化，這與(yu) 中國革命反帝的麵相有深層的連續。

全球化在帶來全球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各國內(nei) 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需要各國作內(nei) 部平衡，否則就會(hui) 出現民粹主義(yi) 。今天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民粹主義(yi) 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不合理分工之下，成了製定規則的發達國家的經濟依附者，其內(nei) 部發展的各種不平衡加劇，也出現了民粹主義(yi) 。中國在參與(yu) 全球化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卻能比較好地克服內(nei) 部貧富差距、內(nei) 部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而沒有出現民粹主義(yi) ，這一切都離不開中國革命的遺產(chan) 。中國革命對外“反帝”，對內(nei) “反封建”。全球化在今天暴露出的問題，更能讓我們(men) 理解革命遺產(chan) 對於(yu) 今天中國的意義(yi) ，我們(men) 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一段開宗明義(yi) 所說中國“具有光榮的革命傳(chuan) 統”的深遠曆史意義(yi) 。

（二）對於(yu) “革命”的“抽象繼承法”：自我革命精神與(yu) 鬥爭(zheng) 精神

今天的中國是依然沒有忘卻革命的“革命後的中國”。中國革命同時反對內(nei) 部和外部的敵人，即反帝反封建，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但“革命”的成果不隻是反對內(nei) 外敵人、奪取政權、建立政權，在政權穩固後依然有革命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將“革命”轉化為(wei) 了內(nei) 在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可以說是哲學家馮(feng) 友蘭(lan) 所說的“抽象繼承法”的體(ti) 現，它尤其體(ti) 現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yi) 革命，以及領導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建設與(yu) 改革開放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身的“革命精神”上。這一“革命精神”是一種“自我革命”精神。習(xi) 近平將“自我革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說：“勇於(yu) 自我革命，是我們(men) 黨(dang) 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men) 黨(dang) 最大的優(you) 勢”；“我們(men) 黨(dang) 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是因為(wei) 我們(men) 黨(dang) 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⑨“自我革命”精神既是對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不斷自我調整與(yu) 自我完善，也是共產(chan) 黨(dang) 員領導幹部的批評與(yu) 自我批評精神，它與(yu) 中國文明傳(chuan) 統“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及“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有深層的連續。這種精神，能夠克服消極腐敗、官僚主義(yi) 等各種危險。因此，現代的“中國革命”既與(yu) 中國文明傳(chuan) 統中的“湯武革命”有深層關(guan) 係，也與(yu) 中國文明傳(chuan) 統中儒家士大夫“自強不息”“日新其德”的德性傳(chuan) 統有深層聯係。“革命”與(yu) “鬥爭(zheng) ”是聯係在一起的，即“革命鬥爭(zheng) ”，所以與(yu) “革命精神”相聯係的還有在實踐中的“鬥爭(zheng) 精神”。“鬥爭(zheng) 精神”的哲學直接來自毛澤東(dong) 的《矛盾論》⑩，與(yu) 中國文明傳(chuan) 統“自強不息”的精神也有深層的聯係。這裏談的不是從(cong) 字麵上、庸俗理解的人與(yu) 人之間的爭(zheng) 鬥，而是指麵對事情本身具有的矛盾，麵對各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不畏懼困難而在事中磨練，勇於(yu) 擔當，勇於(yu) 鬥爭(zheng) 的意誌力，以及善於(yu) 鬥爭(zheng) ，深刻了解事情的內(nei) 在矛盾與(yu) 情況、形勢的錯綜複雜，最終能把事情辦成、辦好的做事能力，也就是《中庸》講的“三達德”即“智、仁、勇”三者中的“智勇雙全”。政治之為(wei) 政治，不能不講結果，政治是最終要把事情辦成的。鬥爭(zheng) 精神正是政治之為(wei) 實踐知識的題中應有之義(yi) ，學界對此還缺乏學術上的詮釋。11鬥爭(zheng) 精神、鬥爭(zheng) 思維強調對立統一的辯證法，也是《周易》講的“一陰一陽之謂道”。鬥爭(zheng) 精神既有深厚的文明基礎，又源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對內(nei) 外敵人的革命鬥爭(zheng) 中打出來的豐(feng) 富經驗，並在新中國成立後得到繼承。中國作為(wei) 古老的也是現代的文明大國，在取得革命鬥爭(zheng) 勝利後，同樣要麵對大國內(nei) 部與(yu) 外部錯綜複雜的形勢，鬥爭(zheng) 精神尤其得到了考驗。

四、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及其舉(ju) 國體(ti) 製的原則性與(yu) 高度彈性

前麵說過，革命具有現代化的特征，“凡徹底革命，還一定會(hui) 有第二階段：創建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並使得其製度化”，一場全麵的革命意味著新的政治體(ti) 製的創建。12中國之所以選擇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是因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較之其他各種主義(yi) ，最能將中國帶到複興(xing) 的大道上。

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當然是現代的新製度，將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放在中國文明史視野來看，它是繼周代分封製、秦漢以下郡縣製之後中國的第三次創製。兩(liang) 千多年前的秦代麵臨(lin) 著當時的“古今之爭(zheng) ”，即秦製與(yu) 周製的關(guan) 係問題，秦代及其後的漢代完成了對周製的損益。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是在現代的“古今之爭(zheng) ”脈絡下的新的創製，這一創製也需要不斷的實踐累積。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不管怎麽(me) 變，萬(wan) 變不離其宗的就是對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堅持與(yu) 不斷損益、完善，顯示出社會(hui) 主義(yi) 的原則性與(yu) 高度靈活的彈性的統一。

正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所領導的、中國廣大人民所選擇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才能讓中國站起來、富起來並強起來。社會(hui) 主義(yi) 在價(jia) 值排序上是以社會(hui) 為(wei) 優(you) 先、為(wei) 本位，個(ge) 人在承擔家庭、社會(hui) 、國家的職分中實現自己的價(jia) 值，所以這並不是排斥個(ge) 人。但它也有別於(yu) 資本主義(yi) 、自由主義(yi) 以原子式的抽象個(ge) 人為(wei) 優(you) 先、為(wei) 本位。對於(yu) 資本，社會(hui) 主義(yi) 是在充分利用、發展的基礎上加以規訓與(yu) 超越。

中國在西方霸權的封鎖和全球的競爭(zheng) 中能快速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根本上是由於(yu) 它的體(ti) 製優(you) 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凝聚全社會(hui) 力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hui) 主義(yi) 舉(ju) 國體(ti) 製。社會(hui) 主義(yi) 及其舉(ju) 國體(ti) 製完全是“現代”的，但也不是平地而起，而是深深植根於(yu) 中國深厚的曆史文明傳(chuan) 統中。要對舉(ju) 國體(ti) 製有深刻的理解，就離不開曆史的視野。要在曆史的縱深中，尤其是在文明史的通貫的整體(ti) 觀中才能通透理解舉(ju) 國體(ti) 製。中國文明傳(chuan) 統中的前舉(ju) 國體(ti) 製，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舉(ju) 國體(ti) 製，以及新型舉(ju) 國體(ti) 製之間具有曆史連續性與(yu) 創新性，三者分別對應於(yu) 農(nong) 業(ye) 文明、工業(ye) 文明與(yu) 數字文明。

（一）中國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文明的舉(ju) 國體(ti) 製

中國文明以維持大一統，即大國規模政治的統一為(wei) 文明之常態，國家、政府起到組織社會(hui) 、發展經濟的主導作用，國家的重大政策從(cong) 中央到地方各級層層下貫、落實，這是舉(ju) 國體(ti) 製的前身，也可謂傳(chuan) 統的舉(ju) 國體(ti) 製，是一種農(nong) 業(ye) 文明下的舉(ju) 國體(ti) 製。

傳(chuan) 統中國采用舉(ju) 國體(ti) 製的原因與(yu) 動力有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方麵：就來自外部的壓力而言，中國的北部長久以來麵臨(lin) 著北方草原帝國的軍(jun) 事威脅，定居的農(nong) 業(ye) 文明要抵禦流動並且高度武裝的遊牧文明的入侵，就需要有大規模的全國上下統一的組織動員——從(cong) 軍(jun) 隊的征集、訓練、調動、指揮到軍(jun) 餉、糧草的供應，都需要從(cong) 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在全國範圍內(nei) 的統一調配，這樣才能有效抵禦外來的侵略。作為(wei) 農(nong) 業(ye) 文明的中國有效抵禦、擊退了草原帝國的入侵，迫使他們(men) 不得不從(cong) 東(dong) 掉頭往西而侵入歐洲。歐洲則無法像中國一樣進行舉(ju) 國規模的抵禦，結果被草原帝國掃蕩一空。按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的研究，西方不得不從(cong) 海上開辟通道，以此來對衝(chong) 草原帝國在歐亞(ya) 大陸上陸權的威脅，這才有了後來西方的所謂航海大發現。13

從(cong) 中國內(nei) 部來說，農(nong) 業(ye) 文明受大自然的製約。因為(wei) 農(nong) 業(ye) 離不開水，而中國在地理上又經常要麵臨(lin) 水、旱災害，所以要興(xing) 修大型水利工程，並時常需要賑災、救濟等各種社會(hui) 保障，這些都要由國家各級政府來出麵組織，動員廣大人力、物力。上麵這些是從(cong) 自然以及消極麵來說的，而從(cong) 社會(hui) 以及積極麵來說，中國的大國政治要時時注意保持社會(hui) 經濟的平衡發展，不能因為(wei) 貧富差距、地區差距過大而導致內(nei) 部的分裂、衝(chong) 突以至戰爭(zheng) 。平衡各種政治、社會(hui) 、經濟關(guan) 係，統籌南方與(yu) 北方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統籌經濟上先進與(yu) 落後地區的發展，乃至統籌農(nong) 業(ye) 與(yu) 商業(ye) 、資本的本末關(guan) 係，這些都是大國規模的舉(ju) 國體(ti) 製下的各級政府出麵統籌才能做到的，小國是無法對衝(chong) 來自於(yu) 大自然以及社會(hui) 的種種風險的。

在農(nong) 業(ye) 文明的舉(ju) 國體(ti) 製中，國家要控製涉及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資源，漢代關(guan) 於(yu) 鹽鐵專(zhuan) 賣的討論，最終的結論是鹽、鐵作為(wei) 關(guan) 乎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必須由國家來掌握，而不能由私人資本、豪強來壟斷。同樣，鑄幣權也收歸國家。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文明的舉(ju) 國體(ti) 製並不意味著隻有國家一端在獨自發揮作用，同時也強調充分激發全社會(hui) 的活力，發揮社會(hui) 自組織的功能，尤其是發揮地方鄉(xiang) 紳的作用。鄉(xiang) 紳在國家與(yu) 廣大的農(nong) 民之間起著聯結作用：國家政策的落實有賴於(yu) 基層鄉(xiang) 紳的配合，從(cong) 而調動、組織作為(wei) 農(nong) 業(ye) 文明主體(ti) 的廣大農(nong) 民。政府與(yu) 社會(hui) 二者可謂互相配合、相互為(wei) 用。

中國曆史上比較大的王朝建國、發展到一段時間後，社會(hui) 就開始出現活力與(yu) 動能，市場經濟日漸發達，宋代的《清明上河圖》就是最為(wei) 直觀的呈現。國家與(yu) 社會(hui) 、政府與(yu) 市場在傳(chuan) 統中國並不像西方那樣是對立的，而是互相加強、互相為(wei) 用的。

（二）新中國成立後工業(ye) 文明的舉(ju) 國體(ti) 製

近代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入侵下淪為(wei) 半殖民地，救亡圖存成為(wei) 中國近代史的主軸。西方列強軍(jun) 事、經濟侵略背後的支撐是西方現代工業(ye) 文明，近代中國作為(wei) 農(nong) 業(ye) 文明，無法對抗堅船利炮背後的工業(ye) 文明。因此，一方麵，中國為(wei) 了救亡圖存，必須要從(cong) 農(nong) 業(ye) 國家轉變為(wei) 工業(ye) 國家，深層次上是從(cong) 農(nong) 業(ye) 文明轉變為(wei) 工業(ye) 文明，這也同時意味著國家組織、動員方式的轉變，工業(ye) 文明較之農(nong) 業(ye) 文明是遠為(wei) 發達的組織化；另一方麵，西方工業(ye) 國家已經經過長時間的高度發展，中國作為(wei) 大幅落後的農(nong) 業(ye) 國家、後發國家，為(wei) 了能與(yu) 其抗衡，不能亦步亦趨，而需要有大力趕超的大戰略，這就要善加利用自己固有的舉(ju) 國體(ti) 製，將舊有的農(nong) 業(ye) 文明的舉(ju) 國體(ti) 製向工業(ye) 文明的舉(ju) 國體(ti) 製轉變。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形成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ju) 國體(ti) 製。它是現代的創新，也具有深層次的文明連續性。

新中國既要麵對當時工業(ye) 極度落後，主要還是農(nong) 業(ye) 國家的現狀，同時還要麵對美國這一新霸權對中國發動全麵封鎖的外部極端不利條件，迫切需要快速由農(nong) 業(ye) 國家轉變為(wei) 工業(ye) 國家。這就需要國家對工業(ye) 發展集中領導來統一規劃、協調，不能平均用力，而要有國家戰略，要高度集中有限的資源來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重點發展對於(yu) 國家具有戰略性意義(yi) 的科技與(yu) 產(chan) 業(ye) ，這就有了“五年規劃”以及各種中長期規劃，“兩(liang) 彈一星”則成為(wei) 舉(ju) 國體(ti) 製的象征。新中國成立後舉(ju) 國體(ti) 製在戰略層麵的成果，是用30年時間建立了重工業(ye) ，建成了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在這個(ge) 過程中離不開工農(nong) 業(ye) “剪刀差”的積累，這是在中國內(nei) 部的調整，不同於(yu) 一些西方國家對外發動戰爭(zheng) ，通過殖民將國內(nei) 矛盾轉嫁到國外。

舉(ju) 國體(ti) 製有其審慎性，在決(jue) 策時有內(nei) 部不同層級的廣泛討論，之後才是集中的政治決(jue) 策。執行力強與(yu) 決(jue) 策力強都是舉(ju) 國體(ti) 製的特點，但在執行層麵，舉(ju) 國體(ti) 製涉及政策如何由上而下貫徹、落實，既不能打折扣，又要因地製宜，這就有工作方法的問題。工作方法絕不能魯莽，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最講究方法，認識到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強調先試點，取得經驗後再由點到麵，波浪式地推廣。推廣的過程中還會(hui) 在保證政策執行連續性的同時，因應新問題的出現而不斷作調整。這些都保證了舉(ju) 國體(ti) 製在決(jue) 斷與(yu) 審慎之間保持“中道”的平衡。

新中國的舉(ju) 國體(ti) 製不是一般意義(yi) 上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其中有由誰來組織、領導，以及選擇怎樣的戰略發展方向等根本性的問題。將中國由農(nong) 業(ye) 國家轉變為(wei) 工業(ye) 國家，將全中國組織、動員起來的領導者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組織、動員的最廣大對象則是工人和農(nong) 民。個(ge) 體(ti) 的農(nong) 民隻有組織在農(nong) 村集體(ti) 中，才能更快、更好地配合中國快速發展基礎薄弱的工業(ye) 對於(yu) 低成本的糧食、原料等的需求。黨(dang) 和政府對工人的組織、動員要充分激發工人（包括工程師等技術人員）的主人翁意識，所以舉(ju) 國體(ti) 製離不開作用於(yu) 人心，離不開對人的意誌力、主觀能動性的激發與(yu) 調動，這正是舉(ju) 國體(ti) 製所具有的優(you) 越性。它抓住了人的這一根本性因素，而這又完全離不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所開創和堅持的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正是為(wei) 了絕大多數人的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能夠激發包括廣大工人、農(nong) 民在內(nei) 的全體(ti) 人民自發建設工業(ye) 國家的積極性。

“前30年”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對廣大工人的主人翁精神的培育，激發出工人高度的積極性與(yu) 責任感，既是現代工業(ye) 文明工人紀律的塑造，同時也結合中國傳(chuan) 統的學徒製，即工廠師傅“傳(chuan) 幫帶”徒弟好幾年，工人在技術上得到了保證，所以中國那時是有工匠精神的，但是這點被大家忽略了。我們(men) 更忽略了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下中國工人形成的新傳(chuan) 統，這本身也是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新傳(chuan) 統的一部分。

（三）國家治理精細化：市場經濟、全球化與(yu) 數字文明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

理解了“前30年”的舉(ju) 國體(ti) 製，順勢而下，我們(men) 看改革開放之後逐漸形成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就更清楚了。前後一以貫之的，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以及對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的堅持；新之為(wei) 新，則來自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在堅持原則下的高度靈活性、高度適應性，能因應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地主動做出動態調整：新型舉(ju) 國體(ti) 製之“新”體(ti) 現在其與(yu) 市場經濟、全球化、數字文明這三個(ge) “新”的結合上，由此也使中國的國家治理進入筆者所提出的“精細化治理”的新階段。

新型舉(ju) 國體(ti) 製之“新”，首先在於(yu) 其與(yu) 市場經濟的高度結合。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工業(ye) 由偏於(yu) 重工業(ye) 向以往相對薄弱的輕工業(ye) 等發展，同時也從(cong) 偏於(yu) 生產(chan) 轉向同時照顧到老百姓的日常消費市場。這樣就在重工業(ye) 與(yu) 輕工業(ye) 、生產(chan) 與(yu) 消費、長遠利益與(yu) 眼前利益之間達成動態平衡。中國繼造就世界最大工廠之後，也成為(wei) 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

市場的作用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發揮政府領導作用的同時，也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同時用好政府與(yu) 市場這兩(liang) 隻手，這是對以往舉(ju) 國體(ti) 製以行政配置資源為(wei) 主的超越。以往舉(ju) 國體(ti) 製相對更重視技術本身，而忽略了市場與(yu) 經濟效益，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則是技術與(yu) 市場經濟效益並重，在技術、研發與(yu) 市場、產(chan) 業(ye) 二者之間達到動態平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發揮統籌協調各方的主導作用，政產(chan) 學研用相結合，形成部門、地方乃至全社會(hui) 參與(yu) 的格局，最大限度地調動、激發各方的主體(ti) 積極性。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對包括政府與(yu) 市場等各種關(guan) 係的辯證處理，體(ti) 現了“執兩(liang) 用中”的“中道”，這是從(cong) 毛澤東(dong) 20世紀50年代提出統籌十大關(guan) 係以來就一直延續的，在深層次上體(ti) 現了中國文明的特點。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有別於(yu) 西方資本主義(yi) 無節製的純粹自由市場經濟，後者的嚴(yan) 重後果是卡爾·波蘭(lan) 尼在其《大轉型》一書(shu) 中所批判的市場的自由放任運動所帶來的社會(hui) 解體(ti) ，因而有必要“保護社會(hui) ”。14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在對資本善加利用的同時，也能對其放縱而沒有節製的逐利性加以必要的節製；對於(yu) 市場過度自由放任而導致的失控，政府則能做出幹預與(yu) 調整。西方資本主義(yi) 則由於(yu) 資本與(yu) 市場的過度自由放任化，經常出現如森林大火一樣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也不是北歐式的福利社會(hui) ，高福利對於(yu) 依然還是發展中大國的中國是難以持續的，北歐能夠實行福利主義(yi) ，是來自其以往的全球所得。

新型舉(ju) 國體(ti) 製之“新”的第二點，在於(yu) 其與(yu) 全球化的緊密聯係，既能辦好大事，又能有效應對化解各種風險。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全球化的分工體(ti) 係中從(cong) 事各種代工，進而打造、建立各種完整的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成為(wei) 世界工廠、製造大國，這些都有賴於(yu) 此前30年所建立的完整工業(ye) 體(ti) 係以及培養(yang) 的有紀律的勞動工人為(wei) 改革開放所作的準備。中國作為(wei) 製造業(ye) 大國將始終堅持發展、升級製造業(ye) ，警惕製造業(ye) 的空心化與(yu) 虛擬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著巨大的風險，中國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能辦好大事，對風險的承受、應對、化解，也是其他國家所難以比擬的。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全世界經濟都受到很大衝(chong) 擊，中國則由於(yu) 其新型舉(ju) 國體(ti) 製，迅速對危機做出了強有力的應對。

全球化下各國的競爭(zheng) 體(ti) 現在科技的競爭(zheng) ，而政府在高科技創新中又扮演什麽(me) 角色呢？新型舉(ju) 國體(ti) 製突出的優(you) 勢，正體(ti) 現在國家主導的產(chan) 業(ye) 政策與(yu) 科技政策上。西歐國家，以及日本、韓國，甚至包括美國都有產(chan) 業(ye) 政策。在科技政策上，歐洲也一度發達。對於(yu) 歐美、日韓的產(chan) 業(ye) 政策、科技政策，中國一方麵善加學習(xi) ，另一方麵也因其舉(ju) 國體(ti) 製，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產(chan) 業(ye) 政策、科技政策的優(you) 勢，政產(chan) 學研用相結合，充分激發各種創新主體(ti) 的活力，從(cong) 而達到自主創新、協同創新、開放創新。

新型舉(ju) 國體(ti) 製之“新”的第三點，在於(yu) 其與(yu) 數字文明的高度結合。數字文明下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可謂這一體(ti) 製最新之處。這一點又會(hui) 與(yu) 第二點結合，即全球化與(yu) 數字文明疊加。一方麵，中國在數字文明上與(yu) 西方的差距，較之當年在工業(ye) 文明上的巨大差距，已然大大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麵中西方處於(yu) 差不多的起跑線上。中國新型舉(ju) 國體(ti) 製運用到數字高科技、數字經濟上，將把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帶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麵，全球化與(yu) 數字文明疊加，可能導致的風險比單一的全球化更大、更複雜，防範化解重大係統性風險，建立總體(ti) 國家安全觀，這些都將激發新型舉(ju) 國體(ti) 製的內(nei) 在優(you) 勢。中國既要深化內(nei) 部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同時又要麵對西方以自由市場的神話來打壓中國，這是新型舉(ju) 國體(ti) 製麵臨(lin) 的新課題、新挑戰，克服這些挑戰則中國將有更大的發展。

有了“前30年”舉(ju) 國體(ti) 製大而集中的深厚基礎，加上新型舉(ju) 國體(ti) 製與(yu) 數字文明結合的新變化，中國的國家治理開始進入精細化治理的新階段。“精準扶貧”是其中的顯著例子，但需要上升到更高的理論高度。一方麵由於(yu) “前30年”舉(ju) 國體(ti) 製建立了大而集中的基礎，使得新型舉(ju) 國體(ti) 製有能力進入更細致的精細化、精準化階段，在精細化的同時還有數字文明的大數據等技術上的支撐。

中國農(nong) 業(ye) 文明精耕細作，具有精細化農(nong) 業(ye) 的特點，不同於(yu) 美國大農(nong) 場農(nong) 業(ye) 的粗放。中國農(nong) 業(ye) 文明所具有的精細化特點，並不會(hui) 因為(wei) 已演進到工業(ye) 文明、數字文明就變得落伍。恰恰相反，由工業(ye) 文明進入數字文明，在數字文明之下，中國文明所具有的精細化精神將融入數字文明中，國家可以利用巨大的人口優(you) 勢以及各種大數據，在國家治理上變得更為(wei) 精細化。數字文明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的組織方式也將變得精細化，同時能在數字文明的層麵上更加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you) 勢。

市場經濟、全球化、數字文明下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的組織、動員對象除了廣大的工人、農(nong) 民與(yu) 知識分子之外，因應社會(hui) 結構的變化而變得更為(wei) 多元化，增加了新的社會(hui) 階層、非公經濟人士等，其中很多是數字文明時代催生的新從(cong) 業(ye) 者，這些也是新時代大統戰的新對象。這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密切聯係群眾(zhong) 的群眾(zhong) 路線在數字文明時代的新發展，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也第一次提出了“群眾(zhong) 組織力“的新說法。

從(cong) 數字文明下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可以看到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的高度彈性。數字文明所具有的平等性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性質有共通之處，但數字文明在全球運行的結果往往是帶來新的數字技術壟斷資本主義(yi) ，隻有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才能對其既善加利用又加以規訓。

舉(ju) 國體(ti) 製優(you) 勢的發揮，根本上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政治優(you) 勢的發揮。中國新型舉(ju) 國體(ti) 製結合市場經濟、全球化與(yu) 數字文明的高度彈性發展，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一以貫之的原則性與(yu) 高度靈活的適應性的統一。

五、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黨(dang) 執政”的文明根源和長久之道

西方常常批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所謂的“一黨(dang) 專(zhuan) 製”。我們(men) 對此缺少正麵應對，更少從(cong) 學理層麵充分、深入闡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黨(dang) 執政”的正當性。我們(men) 有必要追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黨(dang) 執政”的曆史與(yu) 文明根源，從(cong) 中西文明比較的視野來看中西政黨(dang) 製度差異，並由此尋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的長久之道。匯通中國傳(chuan) 統文明、馬克思主義(yi) 和西方現代文明這三大體(ti) 係，也是題中應有之義(yi) 。

（一）中西政治傳(chuan) 統差異的曆史文明根源

大一統郡縣製及四民社會(hui) 下的士大夫官僚政治，與(yu) 封建世襲製，是中西方進入現代政治之前的兩(liang) 種不同社會(hui) 政治體(ti) 製，也是一黨(dang) 製與(yu) 多黨(dang) 製的曆史文明根源所在。

1.大國政治與(yu) 城邦小國政治

要理解中西政黨(dang) 製度選擇之差異，首先要回到各自文明的原點。中西方在文明起點以及此後的曆史發展上，二者的政治思維就走在了不同的兩(liang) 端。中國以廣土眾(zhong) 民之大國政治為(wei) 常態。其現實原因有二：中國作為(wei) 農(nong) 業(ye) 文明大國，對內(nei) ，經常麵臨(lin) 水旱災害，需要興(xing) 修大型水利工程，而水患治理與(yu) 水利建設涉及上、下遊區域之間的配合，需要大規模的統一籌劃，政府因此成為(wei) 治理的主導性力量；對外，曆史上持續麵臨(lin) 北方遊牧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帝國的軍(jun) 事威脅，必須建立大規模的常備軍(jun) 。

大國政治能夠成為(wei) 一種理念共識，還因為(wei)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為(wei) 公”的社會(hui) 理想。這種高遠的社會(hui) 理想要求最大限度地協調、照顧到所有民眾(zhong) 、所有群體(ti) 、所有區域的不同利益。要實現這一社會(hui) 理想，就不能沒有從(cong) 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主導，這是中國發展出大國政治的最深層動力所在。

較之於(yu) 中國的“大一統”，西方則以希臘雅典城邦式的小國政治為(wei) 常態，羅馬帝國式的大國政治非其常態而不能持久，衰而不複重興(xing) 。中國則能一次次衰而複興(xing) ，在短暫的分裂後走向更大的統一。近現代以來法國的拿破侖(lun) 、德國的希特勒先後想效仿羅馬帝國統一歐洲，但幻夢都告破滅。

西方近代發展出非大國規模的民族國家，其曆史文明根源還是封建製，而民主製也是從(cong) 封建製內(nei) 生演化而來的。美國雖然是聯邦製，但根底上還是最早的十三個(ge) 州擴大的封建現代聯合體(ti) 。以文明史為(wei) 背景的美國戰略界喜歡以美國的興(xing) 衰來對標羅馬帝國的興(xing) 衰，但二者還是有很大不同。更何況，一個(ge) 大國不能沒有曆史，一個(ge) 大國沒有經曆起落，則很難談得上持久。

2.士大夫官僚政治與(yu) 階級代議製

大國政治的實現，需要製度上的保證。中國文明成熟的標誌在於(yu) 三千年前周公之製禮作樂(le)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以官職為(wei) 核心的典章製度，體(ti) 現在《周禮》一書(shu) 中，就是“設官分職，任賢使能”。這一製度一路發展下來，到漢武帝時開始尊儒術，立五經博士，並為(wei) 博士置弟子員，弟子員成績優(you) 秀者任命為(wei) 官員，由此發展出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到隋唐出現通過科舉(ju) 考試選拔官員的製度，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走向定型與(yu) 成熟。禮部負責科舉(ju) 考試，吏部負責選拔與(yu) 考核官員，禦史台則負責對官員的監察。除了士大夫文官官僚製度這一整套完備的製度保證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士大夫德性修養(yang) 的內(nei) 在約束與(yu) 保證，這就是士大夫精神。士之為(wei) 士，在於(yu) 持守“修己治人”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所以士大夫文官政治乃是德性政治。德性政治的“德性”並非人們(men) 所誤解的道德理想主義(yi) ，而是意味著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

士大夫文官政治與(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結構相伴相生且彼此影響：秦漢以下的中國社會(hui) 就是士農(nong) 工商為(wei) 主體(ti) 的四民社會(hui) ，社會(hui) 充滿流動性，士不是世襲的，完全是從(cong) 另三個(ge) 層級通過科舉(ju) 考試而產(chan) 生，從(cong) 而也就能超越各主要階層利益，代表最廣大的“公”。

西方古代則沒有像中國這樣具有代表最廣大民眾(zhong) 的士大夫階層的曆史文明經驗。西方從(cong) 古希臘開始，政體(ti) 的常態都是城邦或小國，在古希臘，民主僅(jin) 限於(yu) 少數公民，廣大的奴隸被完全排除在外；羅馬帝國衰亡後，西方中世紀出現小國林立的世襲封建製，掌握政權的國王、領主是世襲的，掌握軍(jun) 事的騎士階層也是世襲的，但文化卻不掌握在上述的統治階層手上，而掌握在基督教教士手上，再下麵則是眾(zhong) 多的農(nong) 民和農(nong) 奴。更為(wei) 嚴(yan) 重的是，階級固化、階級對立嚴(yan) 重，政治、經濟、軍(jun) 事、文化分別掌握在不同階層手上。當年英國的清教徒移民到美國，一方麵是基於(yu) 歐洲大陸天主教對新教的宗教迫害，另一方麵則是基於(yu) 歐洲嚴(yan) 重的階級對立，所以他們(men) 也自覺要區別於(yu) 老歐洲。15這些對立、分裂的階層，進一步在近代發展為(wei) 三級會(hui) 議這樣的等級代表會(hui) 議，17世紀初西方基督教世界每個(ge) 國家都有等級代表會(hui) 議，各級之間充滿鬥爭(zheng) ，並由此而演生出多黨(dang) 製，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互相製衡。

與(yu) 西方這種“小圈子內(nei) 的民主”相比，治理中國這樣的大國，更需要考慮長久的民意，要看最終的結果，而不是所謂民主政治的民意正當性，民意如流水，變化不定，且不考慮政治結果。王夫之把“善”詮釋為(wei) “處焉而宜”，指把事情辦得適宜，這完全是客觀行為(wei) 的結果。他強調“不處胡宜”，所以“善”若沒有落實為(wei) 最終的行為(wei) 結果，是不成其為(wei) 善。16中國的政治正當性是一種“曆史正當性”，是要從(cong) 曆史的結果來看的。治理中國的大國政治是靠士大夫官僚政治，官之為(wei) 官在於(yu) 賢能，所謂“設官分職，任賢使能”，因此，中國的大國政治本質上是賢能政治，而賢能政治與(yu) 民本政治是一體(ti) 的，因為(wei) 官員是通過科舉(ju) 考試從(cong) 全國廣大民眾(zhong) 中選拔出來的，所以與(yu) 民眾(zhong) 有天然的休戚與(yu) 共的關(guan) 係。正是這種不同的曆史傳(chuan) 統——士大夫官僚政治與(yu) 階級代議製的巨大差別，成為(wei) 中西方一黨(dang) 製與(yu) 多黨(dang) 製的曆史文明根源所在。

（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黨(dang) 執政”對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官僚政治與(yu) 西方政黨(dang) 政治的雙重超越

政黨(dang) 是現代化進程的必要條件，也是現代政治體(ti) 製特有的標誌。20世紀主張現代化者頌揚政黨(dang) ，認為(wei) 政黨(dang) 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17其功能在於(yu) 現代化所必需的組織與(yu) 動員。近代以來，為(wei) 了抵禦具有現代動員組織能力的西方列強，中國也必須組織動員起來，國家、民眾(zhong) 之力必須能被最大限度地動員、整合。因此，較之農(nong) 業(ye) 文明傳(chuan) 統的士大夫政治，需要在現代工業(ye) 文明下具有組織性、紀律性更強的政治組織和動員方式，這就是現代政黨(dang) 政治。現代中國嚐試過西方多黨(dang) 製、議會(hui) 製，但歸於(yu) 失敗，最終選擇了強有力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一黨(dang) 執政”，中國現代政黨(dang) 政治才趨於(yu) 成熟並最終穩定下來。亨廷頓如此評價(jia) 1949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建立的新政府：“20世紀中葉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肯定是1949年在中國建立的一個(ge) 百年來首次能真正統治中國的政府。”18

1.對於(yu) 傳(chuan) 統士大夫政治的超越

曆史經驗表明，一個(ge) 國家可能社會(hui) 經濟高度現代化，而政治製度卻依然保持著傳(chuan) 統的形式和本質。以美國為(wei) 例，亨廷頓指出，美國總統在職能、權力及其人格、才能方麵完全相當於(yu) 都鐸時代的國王，甚至在權力上還超過國王，而白宮政治亦與(yu) 宮廷政治相似。美國可以說是將世界上最現代的社會(hui) 同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集於(yu) 一身的國家。19

中國的政製也繼承了傳(chuan) 統要素：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ti) 領導的製度既不是美國的總統製，也不是英國的內(nei) 閣製、法國的半總統製，乃是承襲了明代內(nei) 閣製（其中有首輔）、清代軍(jun) 機處（其中有首席軍(jun) 機大臣），以及再往上的唐代中書(shu) 門下製、漢代三公製的集體(ti) 宰相製。中共中央組織部承襲“吏部”，在識人、選人、用人、考核上累積了一代代人的智慧；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的設置則承襲了傳(chuan) 統甚為(wei) 發達完備的禦史台之監察製度。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黨(dang) 政治一方麵承襲了傳(chuan) 統士大夫文官政治，另一方麵又以其紀律性、組織性克服了傳(chuan) 統士大夫政治的組織力不夠以及黨(dang) 爭(zheng) 等問題，從(cong) 而也超越了士大夫政治。因此，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這一政黨(dang) 形式，雖源自西方，但早已不是西方意義(yi) 上的政黨(dang) 所能框定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黨(dang) 執政”是在更高層次上對大國政治這一傳(chuan) 統的繼承與(yu) 創新，最終將超越西方式的多黨(dang) 競爭(zheng) 的政黨(dang) 政治。

2.對於(yu) 西方政黨(dang) 製度的超越

一黨(dang) 製是一戰後出現的，並非中國所獨有，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實踐是最為(wei) 成功的。

20世紀初，西方議會(hui) 製、多黨(dang) 製出現重大危機，因為(wei) 它們(men) 沒有真實體(ti) 現民族國家的總體(ti) 利益；在國家最高領導機構內(nei) ，缺乏集體(ti) 的和總體(ti) 的利益代表，代表個(ge) 人或地方利益的集團卻占據統治地位。因此，西方有很多人批判多黨(dang) 製、議會(hui) 製隻具有表麵上的代表性，認為(wei) 其實質上是不道德的。在20世紀頭15年當中，歐洲一些人通過不同的道路得出了這樣一種信念：為(wei) 了擺脫議會(hui) 製的危機，結束多黨(dang) 製導致的讓步妥協，必須要有一個(ge) 能夠建立起“好政府”和更好地適應被統治者需要的“統治黨(dang) ”，於(yu) 是一黨(dang) 製在歐洲應運而生。20

與(yu) 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政黨(dang) 的民粹主義(yi) 一黨(dang) 製不同，蘇聯的列寧式共產(chan) 黨(dang) 的一黨(dang) 製是從(cong) 革命中產(chan) 生的，有其正當性與(yu) 廣大的代表性。亨廷頓指出20世紀革命與(yu) 一黨(dang) 製的高度關(guan) 聯性：“與(yu) 過去所有的革命形成對照的是，在20世紀，每次主要的革命都把權力的集中和擴展在一黨(dang) 製範圍內(nei) 製度化了。”21至於(yu) 後來蘇聯共產(chan) 黨(dang) 瓦解，原因很多，除了蘇共脫離群眾(zhong) 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蘇共元老凋零，領導層嚴(yan) 重斷代，作為(wei) 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qiao) 夫缺乏上一代領導人的政治經驗和能力，政治上極不成熟。

二戰後以及新中國成立後，一黨(dang) 製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yi) 的亞(ya) 非拉地區也一度成為(wei) 潮流，亨廷頓認為(wei) 這是因為(wei) 一黨(dang) 製有助於(yu) 那裏實現現代化，“許多非洲既小又弱的國家首腦將仿效列寧和毛澤東(dong) 。他們(men) 的國家所麵臨(lin) 的第一需要是權力的累積和集中，而不是權力的分散；要想在這方麵取得經驗，應該求教於(yu) 莫斯科和北京而不是華盛頓”。22但是，這些地區的一黨(dang) 製有的沒有得到持續發展，因為(wei) 它們(men) 沒有經曆長久反對西方殖民者的民族獨立鬥爭(zheng) ，也沒有深厚的文明底蘊。蘇聯和亞(ya) 非拉一些國家一黨(dang) 製的失敗經驗，恰恰反襯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實踐得以成功的原因所在。亨廷頓的比較史研究揭示了這一點：

一黨(dang) 體(ti) 係的穩定性導源於(yu) 它的來曆，而不是導源於(yu) 它的特性。它通常是民族主義(yi) 運動或革命鬥爭(zheng) 的產(chan) 物，這種運動或鬥爭(zheng) 能促進廣泛的動員和製度化，一旦鬥爭(zheng) 取得勝利，出現的強有力政黨(dang) 就建立起一黨(dang) 體(ti) 係，而一黨(dang) 體(ti) 係又反過來取消或消滅了它自己獲得成功的條件。因此，這種體(ti) 係的持續穩定有賴於(yu) 它對過去的承襲。爭(zheng) 取權力的鬥爭(zheng) 愈激烈，愈持久，意識形態的信仰愈深刻，則隨後建立的一黨(dang) 體(ti) 係的政治穩定性也愈大。因此，從(cong) 革命中出現了一黨(dang) 體(ti) 係，比民族主義(yi) 運動所產(chan) 生的一黨(dang) 體(ti) 係更加穩定，曆史長久的民族主義(yi) 運動所產(chan) 生的一黨(dang) 體(ti) 係，比鬥爭(zheng) 時間短而順利的運動所產(chan) 生的一黨(dang) 體(ti) 係更加穩定。確實，就總的說來，一個(ge) 民族主義(yi) 政黨(dang) 為(wei) 獨立而鬥爭(zheng) 的時間愈長，它能享有的與(yu) 獨立俱來的權力的時間也愈久。……對比之下，獨立前幾年才成立，贏得獨立又較容易的民族主義(yi) 政黨(dang) ，在獨立後掌權就不那麽(me) 牢固。23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承擔了領導革命和民族主義(yi) 運動的雙重使命，其曆時之長是蘇聯也是其他亞(ya) 非拉國家所不能企及的。正如亨廷頓所揭示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奪取全國政權是個(ge) 漫長的過程，而且它深深紮根於(yu) 群眾(zhong) ，對很大一部分地區行使了有效的政治權威。而對於(yu) 布爾什維克而言，奪取全國政權則是戲劇性的。24

在更深層次上，中國的一黨(dang) 執政有著深刻的文明根基。一黨(dang) 執政之“一”，就是全體(ti) 社會(hui) ，是代表“社會(hui) 整體(ti) 性”、代表全體(ti) 中國人民利益的社會(hui) 主義(yi) 政黨(dang) ，它是對西方“政黨(dang) ”（party）原本的“部分”（part）、“個(ge) 別代表性”25等意義(yi) 的超越。而且，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這種“一”，也不同於(yu) 西方所謂的全民黨(da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所代表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不是不同階層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對“人民”整體(ti) 性、功能性的動態把握。這一政治設計背後是不同於(yu) 西方分類式哲學和分裂式世界觀的中國式世界觀和哲學傳(chuan) 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一”要用中國宋明理學的“理一分殊”思想才能更好地解釋清楚。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中國學習(xi) 西方後所產(chan) 生的政黨(dang) 政治，也不是西方意義(yi) 上的選舉(ju) 鬥爭(zheng) 政治，而是在正、反、合意義(yi) 上重新回到中國意義(yi) 上一元的，代表全社會(hui) 整體(ti) 的新的士大夫政治。

3.中西方對現代政治兩(liang) 大基石的貢獻：文官考試製度與(yu) 政黨(dang) 製

政黨(dang) 製與(yu) 文官考試製度是現代政治的兩(liang) 大基石，中西方文明各自在其中一方麵做出貢獻，並互相學習(xi) 對方，但在引進、學習(xi) 時都基於(yu) 自己的曆史文明傳(chuan) 統做了轉化。中國科舉(ju) 選拔的是現代意義(yi) 上的政務官，西方學習(xi) 後變為(wei) 事務官，回到西方封建的精神，正如西方民主製是從(cong) 封建製發展而來的；西方政黨(dang) 本身代表“部分”，中國學習(xi) 後將其變為(wei) 一元整體(ti) 的黨(dang) ，在結構、功能上回到了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的一元性。

（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文明使命：開創“一黨(dang) 執政”的長久之道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完成徹底的革命之後，進入創建新秩序並使其製度化的第二階段，即建立長期執政的長久之道。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使命，中國要在正、反、合意義(yi) 上重建文明大國。以下從(cong) 四點原則來討論。

1.強化道德製約：以德治黨(dang)

士大夫首重“立誌”，士子之所以人人必讀《大學》，在於(yu) 要以其開篇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為(wei) 誌向。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為(wei) 人民服務”的宗旨與(yu) “初心”，就是要真正全麵落實“以德治黨(dang) ”，每個(ge) 黨(dang) 員都要有道德自覺。

兩(liang) 千五百年前，孔子與(yu) 其弟子子張有一段對話：“子張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謂“繼周”之“繼”，所繼者必是“道”，是治道，也就是“禮”與(yu) “德”。今天，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堅持“以德治黨(dang) ”，顯示其在最深層次上接續了中國的文明傳(chuan) 統。

2.強化倫(lun) 理製約：“黨(dang) 紀嚴(yan) 於(yu) 國法”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要走向倫(lun) 理性政黨(dang) ，意味著政治倫(lun) 理、政治文化的重建，也就是今天所說的“黨(dang) 紀嚴(yan) 於(yu) 國法”中所體(ti) 現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

中國曆史開始有明確紀年已有近三千年，這近三千年的編年史沒有間斷，修史就是為(wei) 了修政，而政治不等同於(yu) 簡單的權力鬥爭(zheng) ，為(wei) 此，就必須理解高層次、大格局的政治原則。《資治通鑒》以“三家分晉”為(wei) 開篇：晉國的韓、趙、魏這三家大夫竊晉國之權，要三家剖分晉國，按王法這是要誅殺的，可是，當時的周天子威烈武王不僅(jin) 不能誅之，還任命三家為(wei) 諸侯，這等於(yu) 是獎勵奸名犯分之臣。司馬光借此表達批判，強調綱紀、禮法、名分是政治首要原則。中國作為(wei) 大國能夠上下相維，保持統一與(yu) 長治久安，靠的就是禮之綱紀。沒有綱紀而太阿倒持，天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就會(hui) 逐漸瓦解。

在古代，綱常保證了“大一統”，今天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政治紀律的強調，對中央權威的捍衛，正是保證“大一統”所必需的。黨(dang) 內(nei) 法規應該看作綱紀的製度化、現代化。

3.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自我監督與(yu) 國家政府功能的自我製約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自我製約關(guan) 涉紀委對黨(dang) 員幹部的黨(dang) 內(nei) 監督，這是“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全麵深化。紀檢監察製度如同曆史上的禦史製度一樣，正是對傳(chuan) 統監察製度的繼承與(yu) 創新。

政府功能的自我調整則關(guan) 涉政府製度、政府機構的因革損益。中國的士大夫文官製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改革、調整。中國的製度思維是“製度具有可變化性”，如最高決(jue) 策執行機構，東(dong) 漢是尚書(shu) 台，明代是內(nei) 閣，清代是軍(jun) 機處，它們(men) 的創設最初都是臨(lin) 時的，後來逐漸製度化。士大夫文官製度隨時因革、損益的“精意”，值得取法，我們(men) 要在中國文明的連續性視野下來深刻理解全麵深化黨(dang) 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意義(yi) 。

4.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法理學

中國作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要建立一種不同於(yu) 西方建立在個(ge) 體(ti) 主義(yi) 基礎上的法理學，即社會(hui) 主義(yi) 的法理學。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在本質上不是為(wei) 個(ge) 人而是為(wei) 全民、為(wei) 全體(ti) 社會(hui) 的，這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政黨(dang) 的本質要求。

社會(hui) 主義(yi) 法理學的建立要深深植根於(yu) 中國文明。法律牽扯利益的規置，但中華法係是倫(lun) 理道德之“義(yi) ”高於(yu) 利益調和，大眾(zhong) 普遍的、長遠的利益高於(yu) 少部分人的、短期的利益。例如，我們(men) 一方麵製定了物權法，但同時也有城市商品房普通住宅用地70年產(chan) 權的規定，這顯示了社會(hui) 主義(yi) 的“中道”，大家對此還缺乏認識。70年產(chan) 權一方麵表示不是永久產(chan) 權，但另一方麵70年到期後也不是收回給國家，而是可以再續；同樣，我們(men) 對於(yu) 農(nong) 村土地不能私有的規定，正是對農(nong) 民長遠利益的保護。

城鄉(xiang) 土地問題隻有放在長時段曆史中才能理解，明清最嚴(yan) 重的社會(hui) 問題就是土地過分集中、壟斷於(yu) 地主手上，這也是革命發生的深層原因，中國革命將明清長期不能解決(jue) 的土地問題徹底解決(jue) 了。70年產(chan) 權，農(nong) 村土地不能私有化，這些具有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性質的規定，應該看作中國革命的遺產(chan) ，是對明清問題克服的延續。如果今天城鄉(xiang) 土地要私有化、永久化，那必然會(hui) 重蹈明清之覆轍。

以上四項關(guan) 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政治文化的有效建立。中國士大夫文官政治能夠持續兩(liang) 千年，關(guan) 鍵在於(yu) 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有效建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的長久之道，離不開政治文化的重建。在這一點上，需要更全麵而深入地回到中國文明的大本大源，返本開新。

（四）匯通“中”“西”“馬”：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曆史意義(yi)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文明確立了儒家以及經學在政教中的主導地位，經學具有提供政治正當性與(yu) 政治秩序的功能，今天的馬克思主義(yi) 無疑在結構功能上具有現代新“經學”的意義(yi) ，儒家與(yu) 經學在中國曆史上不是凝固不變的實體(ti) ，而是因應社會(hui) 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經學詮釋史，每個(ge) 時代的時代精神就凝聚在經學的詮釋中。馬克思主義(yi) 進入中國後，同樣不是毛澤東(dong) 所批評的“本本主義(yi) ”式的照搬，而是因應中國時代精神的要求而作的新詮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必須植根於(yu) 中國的優(you) 秀文化傳(chuan) 統，需要將其放置在中國文明史的脈絡中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放眼世界文明史，發源於(yu) 印度的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卻在中國發揚光大，特別是中國大乘佛教的影響很大，其中的原因是強調平等的佛教在印度沒有深厚土壤，印度根深蒂固的宗教是與(yu) 種姓製為(wei) 一體(ti) 的印度教。佛教進入中國後有個(ge) 中國化的過程，其與(yu) 道家等結合發展出中國的禪宗。同時，佛教又與(yu) 儒家結合，開始強調孝道以及家國情懷。大乘佛教麵對不同根器，強調智慧與(yu) 方便法門，也與(yu) 儒家有深度的契合。

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現代中國的契合，根本上在於(yu) 與(yu) 以儒家為(wei) 核心的中國文明的契合。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充分展示出中國文明的自信與(yu) 包容，而中國文明的文化價(jia) 值最終也將自信地涵攝西方的自由、民主等價(jia) 值觀，也就是匯通“中”“西”“馬”，形成中國新的文明傳(chuan) 統。

六、何謂新時代之“新”

從(cong) 文明史的視野理解新中國70年曆程之後，回過來再理解新時代中國就順理成章了。新時代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理解“全麵深化改革”。全麵深化改革首先是政治學意義(yi) 上的“製度化”。錢端升指出，製度化是使較合國情的方法成為(wei) 製度。26其次是要從(cong) 中國曆史文明傳(chuan) 統來看全麵深化改革。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後成立“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下簡稱“中央深改組”），這是基於(yu) 全麵深化改革是一個(ge) 複雜的係統工程，隻靠某一個(ge) 部門是力不從(cong) 心的，所以需要成立頂級配置的中央深改組，負責改革總體(ti) 設計、統籌協調、整體(ti) 推進、督促落實；總書(shu) 記親(qin) 自擔任組長，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的每一次會(hui) 議。2018年中央深改組又改為(wei) “中央全麵深化改革委員會(hui) ”（以下簡稱“中央深改委”）。過去五年多，作為(wei) 改革中樞的中央深改組、中央深改委召開了很多次會(hui) 議，通過了一兩(liang) 千項改革舉(ju) 措，真正體(ti) 現了改革的“深化”與(yu) “全麵”，即全麵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

（一）黨(dang) 內(nei) 政治文化建設與(yu) 勇於(yu) 自我革命

最近剛完成的黨(dang) 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曆史意義(yi) 在於(yu) 全麵創製的初步完成。在黨(dang) 的全麵領導以及黨(dang) 政關(guan) 係處理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變得更為(wei) 成熟與(yu) 自信，理直氣壯地強調黨(dang) 的全麵領導，強調黨(dang) 政是分工的關(guan) 係，包括黨(dang) 、人大、政協等也都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政府。中國要建設強有力的大國，離不開強有力的黨(dang) 的組織與(yu) 領導，大國、強國與(yu) 大黨(dang) 、強黨(dang) 完全是一體(ti) 相生的。而強調黨(dang) 的全麵領導，正是要建立大而強的黨(dang) 。亨廷頓認為(wei) ，進行現代化的政治體(ti) 係的穩定程度，取決(jue) 於(yu) 政黨(dang) 的力量強弱，政治穩定係於(yu) 強有力的政黨(dang) 。27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全麵領導、長期執政，既需要剛性的製度，也離不開軟性的黨(dang) 的政治文化建設。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在黨(dang) 的建設方麵新加了幾個(ge) 關(guan) 鍵詞，其中，“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加上“全麵”二字，成為(wei)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執政能力建設”加上“長期”二字，成為(wei) “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凸顯了長期執政的考驗將更加艱巨。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新加了“黨(dang) 的政治建設”，將其擺在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統領性的首要位置。與(yu) 此相聯係的是在此之前黨(dang) 中央對於(yu) “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強調，習(xi) 近平指出，政治紀律、政治規矩是在所有黨(dang) 的紀律和規矩中排第一位的。28就“黨(dang) 的規矩”的諸多方麵構成，習(xi) 近平特別強調“黨(dang) 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和工作慣例”也是十分重要的黨(dang) 內(nei) 規矩。為(wei) 何這麽(me) 說呢？習(xi) 近平對此深刻地解釋道：“這是因為(wei) ，對於(yu) 我們(men) 這麽(me) 一個(ge) 大黨(dang) 來講，不僅(jin) 要靠黨(dang) 章和紀律，還得靠黨(dang) 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和工作慣例。這些規矩看著沒有白紙黑字的規定，但都是一種傳(chuan) 統、一種範式、一種要求。”習(xi) 近平比較了“紀律”與(yu) “規矩”二者的辯證關(guan) 係：“紀律是成文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不成文的紀律；紀律是剛性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長期約束的紀律。”基於(yu) 規矩的重要性，習(xi) 近平因此提出，這些優(you) 良傳(chuan) 統和工作慣例，“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們(men) 黨(dang) 對一些問題的深刻思考和科學總結，需要全黨(dang) 長期堅持並自覺遵循”。29黨(dang) 內(nei) 規矩作為(wei) 政治實踐的實踐知識、默會(hui) 知識，是更內(nei) 化於(yu) 心、更深層次的知識，習(xi) 近平對黨(dang) 內(nei) 規矩的深刻詮釋與(yu) 高度肯定，既體(ti) 現了黨(dang) 的建設的深入精微，也在深層次上真正體(ti) 現了黨(dang) 的高度自信。

關(guan) 於(yu) 黨(dang) 的建設，除了要特別注意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新加的關(guan) 鍵詞，還要特別注意，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原有的“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和“黨(dang) 內(nei) 政治文化”都在新內(nei) 容中得到有力的強化與(yu) 提升。2016年7月1日，習(xi) 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95周年大會(hui) 上的講話中將“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提到這樣的高度：“嚴(yan) 肅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是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基礎。黨(dang) 要管黨(dang) ，首先要從(cong) 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管起；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首先要從(cong) 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嚴(yan) 起。”30三個(ge) 月後，黨(dang) 的十八屆六中全會(hui) 審議通過了《關(guan) 於(yu) 新形勢下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是“近年來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實踐形成的一係列規定和舉(ju) 措的係統化”31，由此，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更加規範化、製度化，政治生活成為(wei) 鍛煉黨(dang) 性的大熔爐。32習(xi) 近平將嚴(yan) 肅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提高到“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基礎”的高度來看待，提出“黨(dang) 要管黨(dang) ，首先要從(cong) 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管起”。33

習(xi) 近平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34“黨(dang) 內(nei) 政治文化建設”被引向深入並成為(wei) 黨(dang) 的建設的新課題。在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政治生態、政治文化三者相輔相成的關(guan) 係中，政治文化是具有靈魂性的。習(xi) 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hui) 上概括了黨(dang) 內(nei) 政治文化幾個(ge) 方麵的有機構成：“我們(men) 的黨(dang) 內(nei) 政治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以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基礎、以革命文化為(wei) 源頭、以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為(wei) 主體(ti) 、充分體(ti) 現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性的文化。”

反腐敗的壓倒性態勢，是以治標促進治本，強化“不敢腐”的威懾；過去五年多來製定修訂百部黨(dang) 內(nei) 法規，紮牢了“不能腐”的籠子；黨(dang) 內(nei) 政治文化建設則是培育“不想腐”的自覺的最深層次支撐。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為(wei) 了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偉(wei) 大夢想，必須進行偉(wei) 大鬥爭(zheng) ，必須建設偉(wei) 大工程，必須推進偉(wei) 大事業(ye) ，而黨(dang) 的建設作為(wei) 新的偉(wei) 大工程，是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黨(dang) 的建設的核心就是“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並且強調其“永遠在路上”：反腐“永遠在路上”，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永遠在路上”。因此，黨(dang) 的建設的這些新內(nei) 容、新詮釋背後最重要的就是“永遠在路上”的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習(xi) 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xi) 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hui) 精神專(zhuan) 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將“自我革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說：“勇於(yu) 自我革命，是我們(men) 黨(dang) 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men) 黨(dang) 最大的優(you) 勢。”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永遠在路上”的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即《大學》所言“止於(yu) 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境界，也即《詩經》所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貫穿始終的憂患意識。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永遠的自我革命精神與(yu) 始終的憂患意識如果放在中國文明的視野來看，是對中國文明“內(nei) 聖外王”之道和士大夫精神的繼承與(yu) 更新，也強烈地體(ti) 現其規模之弘遠。

（二）新時代之“新”：數字文明時代及其與(yu) 農(nong) 業(ye) 文明傳(chuan) 統的結合

新時代之“新”，還體(ti) 現在“數字中國”所體(ti) 現的對於(yu) 數字文明發展方向的前瞻性把握上，中國未來是有望在數字文明時代取得領先的。中國在農(nong) 業(ye) 文明時代，曾長期占據世界的領先地位，到工業(ye) 文明時代則落後而挨打，新中國70年的曆史首先是在工業(ye) 文明方麵趕超的曆史，而在即將到來的數字文明時代，中國在起點上與(yu) 西方發達國家可謂同步，尤其是在5G技術方麵，已經取得了世界領先的成績。

中國的國內(nei) 大市場和人口數量所產(chan) 生的大數據對於(yu) 未來的物聯網都是巨大的優(you) 勢，這正是新中國70年厚積的結果。

數字文明是農(nong) 業(ye) 文明、工業(ye) 文明之後的新文明，它不僅(jin) 帶來了新的數字經濟，數字化帶來的新技術還將極大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水平，同時數字化也會(hui) 帶來各種安全風險挑戰以及造成新的不平等，美國穀歌、亞(ya) 馬遜、蘋果、臉書(shu) 等數字技術資本壟斷企業(ye) 的出現就是表征，而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則有能力像對資本一樣，對數字技術既能加以充分利用，同時也加以規訓；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的新型舉(ju) 國體(ti) 製也更能抵禦數字化帶來的各種風險挑戰，這些都是由中國文明固有的特質所決(jue) 定的，中國在數字文明時代領先，將使中國文明再次偉(wei) 大複興(xing) ，結合數字文明的中國新文明既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

進入數字文明，是否就意味著遠離過往的農(nong) 業(ye) 文明？對於(yu) 很多國家來說確是如此，但對於(yu) 具有農(nong) 業(ye) 文明大國傳(chuan) 統的中國來說，則完全不是這樣。中國新文明將會(hui) 以農(nong) 業(ye) 大文明的思維結合數字文明的思維來發展工商業(ye) ，發展數字經濟，並將重建人與(yu) 土地不可分離的共生關(guan) 係，這其中也包括人在具體(ti) 時空中的曆史感。這一切涉及新文明的遠大抱負，而雄安新區作為(wei) 千年大計，其未來的文明史意義(yi) 正在於(yu) 此。

【注釋】

①王夫之在《周易內(nei) 傳(chuan) 》中提出“乾坤並建，為(wei) 《周易》之綱宗”，見王夫之：《船山全書(shu) 》第1冊(ce) ，長沙：嶽麓書(shu) 社1988年版，第657頁。

②謝茂鬆：《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yu) 理勢合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第113—118頁。

③毛澤東(dong)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wei) 什麽(me) 能夠存在？》，載《毛澤東(dong) 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頁。

④［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hui) 的政治秩序》，張岱雲(yun) 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頁。

⑤同上，第134—135頁。

⑥同上，第287—288頁。

⑦［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張曉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頁。

⑧同注④，第295、458頁。

⑨《習(xi) 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xi) 貫徹六中全會(hui) 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xinwen/2017-02/13/content_5167658.htm。

⑩毛澤東(dong) 在《矛盾論》中提出“矛盾貫穿於(yu) 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的鬥爭(zheng) 是不斷的”。毛澤東(dong) ：《矛盾論》，載《毛澤東(dong) 選集》第1卷，第326頁。

11英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歐克肖特在其《政治中的理性主義(yi) 》一書(shu) 中將世間知識區分為(wei) 技術知識與(yu) 實踐知識這兩(liang) 類。數學上的“1+1=2”是技術性知識，是客觀的，規範性的，而政治是實踐知識，“隻存在於(yu) 運用中，不是反思的，也（不像技能）不能被製定為(wei) 規則”。［英］邁克爾·歐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yi) 》，張汝倫(lun)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頁。

12同注④，第288頁。

13［英］哈·麥金德：《曆史的地理樞紐》，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85年版，第56—65頁。

14［英］卡爾·波蘭(lan) 尼：《大轉型：我們(men) 時代的政治與(yu) 經濟起源》，劉陽、馮(feng) 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86頁。

15［美］塞繆爾·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麵臨(lin) 的挑戰》，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頁。

16王夫之：《禮記章句》，載王夫之：《船山全書(shu) 》第4冊(ce) ，長沙：嶽麓書(shu) 社1996年版，第1471頁。相關(guan) 研究見謝茂鬆：《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yu) 理勢合一》，第91頁。

17同注④，第97、370頁。

18同上，第370頁。

19同上，第133—152頁。

20薩爾沃·馬斯泰羅內(nei) 在其《歐洲政治思想史》一書(shu) 第7章“從(cong) 不同社會(hui) 模式到一黨(dang) 製社會(hui) （1905～1946）”中對一黨(dang) 製社會(hui) 有專(zhuan) 門討論，見［意］薩爾沃·馬斯泰羅內(nei) ：《歐洲政治思想史——從(cong) 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黃華光譯，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頁。

21同注④，第341頁。

22同上，第151頁。

23同上，第458頁。

24同上，第295頁。

25西格蒙德·紐曼區分了政黨(dang) 的“社會(hui) 整體(ti) 性”與(yu) “個(ge) 別代表性”，轉引自［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hui) 的政治秩序》，第20頁。

26錢端升：《政治活動應製度化》，載《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頁。

27同注④，第440頁。

28習(xi) 近平：《守紀律，講規矩》，載《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頁。

29以上見習(xi) 近平：《守紀律，講規矩》，載《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151—152頁。

30習(xi) 近平：《不忘初心，繼續前進》，載《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44頁。

31習(xi) 近平：《嚴(yan) 肅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載《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180頁。

32王岐山：《開啟新時代踏上新征程》，載《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頁。

33同注30。

34同注31，第181頁。

【作者簡介】

謝茂鬆：中國科學院大學（Xie Maosong，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牟堅：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Mu Jian，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