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經筵講義(yi) 研究綜述

作者：王琦（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曆史文獻研究》總第40輯，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一日己酉

          耶穌2019年9月9日

內(nei) 容摘要：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宋代興(xing) 起的一種新經學體(ti) 例與(yu) 教學體(ti) 例，是儒家士大夫詮釋儒家經旨並對帝王進行教育的講稿，是宋代經筵製度定型與(yu) 學術轉型的產(chan) 物。學界雖然從(cong) 文獻整理、概念與(yu) 特點界定、文本詮釋等角度對其進行了一定的探討，但整體(ti) 研究的深度與(yu) 廣度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尤其是對經筵講義(yi) 的通貫性的文獻整理、對經筵講義(yi) 發展脈絡的梳理，及其與(yu) 理學、帝王學內(nei) 在關(guan) 係等研究，存在著極大的拓展空間。

關(guan) 鍵詞：經筵講義(yi) 、經筵、理學、帝王學、綜述

隨著宋代文治政策的實施與(yu) 經筵製度的定型，一種通過“經筵”講學活動，專(zhuan) 門為(wei) 教導皇帝而創作的講稿——“經筵講義(yi) ”應運而生，成為(wei) 了士大夫詮釋經旨義(yi) 理，用儒家價(jia) 值觀念影響帝王的道德修養(yang) 與(yu) 政治，實現王道理想的重要載體(ti) 。是宋代學術轉型與(yu) 經筵講學的產(chan) 物。

自從(cong) 宋神宗元豐(feng) 年間，陸佃“在經筵始進講義(yi) ”開始，[①]經筵講義(yi) 便作為(wei) 一種新經學體(ti) 例與(yu) 教學體(ti) 例流傳(chuan) 開來。在此之前，經筵官往往是“執卷而口說，未嚐有講義(yi) 也”。[②]經筵進呈講義(yi) 的目的，主要是備帝王經筵聽講前預習(xi) 或課後溫習(xi) 。[③]宋代名臣碩儒程頤、範祖禹、呂公著、楊時、張栻、朱熹、真德秀、陳傅良、程俱、王十朋、袁甫、徐元傑等均曾創作過經筵講義(yi) ，不僅(jin) 涉及傳(chuan) 統的“五經”，而且“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也在逐漸呈現。如邢昺為(wei) 宋真宗講《中庸》“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大義(yi) ，[④]範祖禹、呂公著、楊時的《論語》經筵講義(yi) ，程俱、陳傅良的《孟子》經筵講義(yi) ，朱熹、真德秀的《大學》經筵講義(yi) 等。這些經筵講義(yi) 的出現，與(yu) 理學的興(xing) 盛、帝王學的興(xing) 起基本上是同步的。然而一直以來，學術界對經筵講義(yi) 的研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將其與(yu) 當時的學術思潮聯係起來研究，留有較大的拓展空間。現將學界關(guan) 於(yu) 經筵講義(yi) 的研究情況，綜述如下：

一、經筵講義(yi) 概念的界定與(yu) 特點的闡述

關(guan) 於(yu) 什麽(me) 是經筵講義(yi) ，台灣的林慶彰教授將其界定為(wei) ：“學者向皇帝講內(nei) 聖外王的講義(yi) 或記錄”，它既是教育皇帝的教材，也是古代學者發揮經義(yi) 的記錄。[⑤]朱漢民教授則從(cong) 經學演變、解經體(ti) 例變遷、經典講義(yi) 的形態等角度，將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講義(yi) ”新經學體(ti) 例的一種類型，指出給皇帝講解經義(yi) 的講義(yi) 就是經筵講義(yi) ，主要是儒臣用儒家經義(yi) 對帝王進行道德教育。[⑥]清楚地指明了經筵講義(yi) 的特定教育對象，及其以君德養(yang) 成為(wei) 中心的教育理念，為(wei) 進一步研究經筵講義(yi) 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中朱漢民教授將經筵講義(yi) 的產(chan) 生與(yu) 宋代的經學轉型聯係了起來，認為(wei) 它的產(chan) 生與(yu) 宋代重視經學原典與(yu) 義(yi) 理詮經的學術風尚、旨趣密切相關(guan) ，為(wei) 研究者提供了一個(ge) 較為(wei) 廣闊的視野，可惜其沒有進一步追溯經筵講義(yi) 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與(yu) 理學興(xing) 起的關(guan) 係。

關(guan) 於(yu) 經筵講義(yi) 的特點，林慶彰教授根據其收集的文獻資料，從(cong) 整體(ti) 上對經筵講義(yi) 進行了分析，認為(wei) 其具有發揮義(yi) 理，不主訓詁；親(qin) 賢臣，遠佞人；批評時政、伺機進言的特點。[⑦]台灣學者陳恒嵩對宋儒徐鹿卿的《尚書(shu) 》經筵講義(yi) 進行了研究，從(cong) 帝王教育與(yu) 書(shu) 生教育不同的角度出發，指出了經筵講義(yi) 不徒章句訓詁，具有發揮經典要義(yi) ，感格君心，議論朝政，勸誡君王，補益闕失的特點，揭示了《尚書(shu) 》學對帝王教育的深刻意義(yi) 。[⑧]其另一篇論文《魏校及其<尚書(shu) >經筵講義(yi) 析論》，通過講義(yi) 內(nei) 容的分析，認為(wei) 帝王教育與(yu) 經生學士教育因目的不同而導致教育方法的不一樣。帝王學習(xi) 的目的在於(yu) 掌握經典的義(yi) 理要旨，見諸行事，辨別群臣，慎防欺蒙，敬明乃罰，厚養(yang) 治臣，並通過明太祖、憲宗、孝宗朝的例子，指出經筵講義(yi) 具有聯係時政，指陳所見，要論切於(yu) 治道的特點與(yu) 作用。[⑨]蔣秋華則從(cong) 劉克莊《商書(shu) 講義(yi) 》的說解方式、引用的經學依據、與(yu) 宋代時政關(guan) 係等角度進行分析，指出經筵講義(yi) 是為(wei) 帝王講解經籍而作，具有借題發揮、影響時政的實際功能。[⑩]顧宏義(yi) 教授在其《宋代<四書(shu) >文獻論考》一書(shu) 中，認為(wei) 經筵講義(yi) 雖然主要見載於(yu) 南宋，但在北宋元豐(feng) 時便出現了講讀官將經筵講說的講義(yi) 進呈天子的事跡，從(cong) 而與(yu) 之前製度不同，其文字具有從(cong) 天子的立場講說，發揮經義(yi) ，評議時政的特點。[11]以上學者或對經筵講義(yi) 的特點進行整體(ti) 關(guan) 照，或通過單篇講義(yi) 的分析，從(cong) 帝王之學與(yu) 書(shu) 生之學不同出的角度發，剖析了經筵講義(yi) 的特點與(yu) 功能，為(wei) 進一步研究經筵講義(yi) ，把握其特定的教育對象、範圍與(yu) 特點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二、經筵講義(yi) 的文獻整理及其與(yu) 理學、帝王學等關(guan) 係研究

最早對經筵講義(yi) 的文獻資料進行係統整理，並將之納入“帝王學”研究視野的是台灣的林慶彰教授。他主編了《中國曆代經書(shu) 帝王學叢(cong) 書(shu) （宋代編）》，首次明確地將經筵講義(yi) 視為(wei) “經書(shu) 帝王學”，對宋代經筵進講的《周易》《尚書(shu) 》《詩經》《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大學》等文獻進行了全麵搜集與(yu) 輯錄，為(wei) 研究宋代帝王學、理學與(yu) 經筵講義(yi) 提供了較豐(feng) 富的文獻資料與(yu) 研究線索。[12]林慶彰教授該套“經書(shu) 帝王學叢(cong) 書(shu) ”，還收錄了台灣王德毅教授的論文《宋代的帝王學》，重點概述了宋代經筵進讀的典籍、侍讀與(yu) 侍講經筵進講的事跡，指出帝王當以務學為(wei) 急，尊師重道，從(cong) 經書(shu) 中探求經國治民之大道，從(cong) 史書(shu) 中明察前代興(xing) 亡治亂(luan) 之故，並認為(wei) 宋代文治成效與(yu) 經筵官的講學活動關(guan) 係密切。林慶彰教授還指導了鍾信昌博士撰寫(xie) 了《宋代<論語>經筵講義(yi) 研究》，這是對宋代《論語》經筵講義(yi) 授受情況進行整體(ti) 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論文。作者通過對呂公著等九位經筵官進講內(nei) 容的梳理，探討了經筵講義(yi) 對帝王教育的功用，指出經筵講學活動中，經筵官與(yu) 皇帝互動的關(guan) 係是宋代儒士參政的最佳定位，[13]看到了經筵講義(yi) 與(yu) 學術、政治之間的密切聯係。

中國大陸較早重視經筵講義(yi) ，並對其文獻進行整理的是顧宏義(yi) 教授。他在梳理宋代《四書(shu) 》文獻時，發現這時的講義(yi) 類著作異軍(jun) 突起，達到了118種，並專(zhuan) 列“經筵《四書(shu) 》講義(yi) ”一節，對史籍中所能收集到的宋代經筵講義(yi) 的篇目進行了收錄，予以了相應的文獻考證，認為(wei) 經筵講義(yi) 的大量出現，與(yu) 理學發展密切相關(guan) ，[14]為(wei) 研究宋代《四書(shu) 》學、理學及其講義(yi) ，提供了文獻參考與(yu) 致思方向。馬元元在其碩士論文《南宋經筵製度及其曆史作用》中，通過史料的梳理，認為(wei) 經筵講義(yi) 起源於(yu) 北宋，在神宗元豐(feng) 年間形成了開講次日進獻講義(yi) 的慣例，南宋時曾於(yu) 次日進獻講義(yi) ，後改為(wei) 當日進獻。[15]吳曉榮通過對兩(liang) 宋經筵與(yu) 學術的探討，認為(wei) 在經筵講學中經典的選擇、解經的方式、經筵官的選任，都與(yu) 當時的學術發展息息相關(guan) 。[16]薑鵬通過對北宋經筵與(yu) 宋學興(xing) 起的考察，指出經筵製度的定型，為(wei) 儒家士大夫通過經典詮釋切入政治，提供了製度平台與(yu) 保障。經筵講讀風格的變化，促進了宋代經學轉型與(yu) 史學義(yi) 理化，既成就了帝王之學的教學要求，又對道學的誕生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17]朱漢民、肖永明教授指出經筵進講是理學學者向最高統治者傳(chuan) 播其思想學說的重要途徑，程頤、楊時、胡安國、範衝(chong) 、尹焞、張栻、朱熹等侍講經筵，以《四書(shu) 》為(wei) 其經筵講學的重要內(nei) 容，促進了《四書(shu) 》學的傳(chuan) 播與(yu) 理學的發展。[18]陳居淵的《清代經筵講論與(yu) 學術多變》，從(cong) 經筵講論與(yu) 學術的關(guan) 係著眼，指出經筵講論本身具有傳(chuan) 統儒學與(yu) 經學的雙重特性，它既是清代禮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清代學術多變的主要動因。[19]以上研究成果或對宋代經筵講義(yi) 的文獻資料進行了整理，或從(cong) 經筵製度發展演變的角度，敏銳地察覺到經筵講義(yi) 與(yu) 政治、學術之間的聯係，為(wei) 進一步深入探討經筵講義(yi) 的興(xing) 起及其與(yu) 理學、帝王學的內(nei) 在關(guan) 係提供了文獻依據與(yu) 研究視角。

三．經筵講義(yi) 的文本詮釋與(yu) 其它相關(guan) 研究

專(zhuan) 題對經筵講義(yi) 的文本內(nei) 容與(yu) 詮釋方式進行研究的，主要有郝桂敏、婁璐琦、陳小亮、張實龍等學者。他們(men) 以宋代袁燮的《絜齋毛詩經筵講義(yi) 》為(wei) 研究對象，側(ce) 重於(yu) 文本闡釋特點、形成原因、思想內(nei) 容、受眾(zhong) 意識等角度的探討。如張實龍認為(wei) 袁燮解經時注重受眾(zhong) 意識，采用了三段式的結構給帝王講解《詩經》，簡潔明了，啟發人主。[20]陳小亮指出袁燮運用心學方法解經,注重踐履功夫和經世致用，著力啟沃君心。[21]婁璐琦認為(wei) 袁燮以心學闡發聖賢之義(yi) 、君王之德、治國之道，體(ti) 現出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和勇於(yu) 承擔的士大夫精神。[22]郝桂敏指出袁燮的講義(yi) 之所以具有經世致用的功能和為(wei) 現實政治服務的特點，原因就在於(yu) 他從(cong) 政治倫(lun) 理方向，將陸氏心學運用於(yu) 社會(hui) 。[23]陳良中對史浩本經筵講義(yi) 而寫(xie) 成的《尚書(shu) 講義(yi) 》思想進行了研究，他確信孔子修訂《書(shu) 序》的說法，采取“春秋筆法”解經，並以《大學》與(yu) 《中庸》與(yu) 之相應和，建構政治思想與(yu) 道統論，具有鮮明的個(ge) 性特征與(yu) 時代色彩。[24]廖峰撰寫(xie) 的《顧鼎臣<中庸>首章經筵解讀》，運用訓詁學與(yu) 詮釋學的理論，指出顧鼎臣的《中庸首章講義(yi) 》采取字詞訓詁、大意疏通與(yu) 義(yi) 理闡發相結合的方式，為(wei) 明世宗講讀經典，進行勸誡，體(ti) 現了經典的傳(chuan) 統闡釋與(yu) 時代性詮釋的視域融合。這些經筵講義(yi) 主要以《詩經》《尚書(shu) 》和《中庸》的經筵講義(yi) 為(wei) 主，涉及到的經典範圍雖然不是很廣泛，但卻從(cong) 不同的角度為(wei) 後續研究經筵講義(yi) 提供了研究的視野與(yu) 方法。

此外，朱漢民教授與(yu) 洪銀香博士撰寫(xie) 的《宋儒的義(yi) 理解經與(yu) 書(shu) 院講義(yi) 》，根據講學場所的不同，將講義(yi) 分為(wei) 經筵講義(yi) 、官學講義(yi) 與(yu) 書(shu) 院講義(yi) ，並著重分析了宋代書(shu) 院講義(yi) ，認為(wei) 書(shu) 院講義(yi) 具有闡發義(yi) 理、關(guan) 切為(wei) 己與(yu) 內(nei) 在體(ti) 認的特點，體(ti) 現了不同學派的學術旨趣與(yu) 為(wei) 學之方。[25]陳重的《簡論陳襄<中庸講義(yi) >的思想內(nei) 涵》，將陳襄視為(wei) 道學發軔過程中的一個(ge) 環節，揭示其在宋初道學話語係統之建構初期所起的作用。[26]範麗(li) 琴對宋代龔原的《周易新講義(yi) 》進行了研究，在考證其成書(shu) 、流傳(chuan) 、版本的基礎上，探討了龔原釋《易》的方法及思想特色。[27]郭超的《袁甫<蒙齋中庸講義(yi) >研究》，指出袁甫對《中庸》的解讀具有濃厚的陸九淵心學特點。楊玉芬與(yu) 程仁桃撰寫(xie) 的《程端禮與(yu) <江東(dong) 書(shu) 院講義(yi) >》，總結了朱熹教學和讀書(shu) 的方法，分析了其思想內(nei) 容在傳(chuan) 統文化教育中的意義(yi) 。[28]唐明貴《從(cong) <鬆陽講義(yi) >看陸隴其的<論語>學特點》通過對文本章句的釋讀,揭示了陸氏“尊朱黜王”、“崇實黜虛”的思想。[29]台灣的劉欣韋對清代呂留良的《四書(shu) 講義(yi) 》進行了研究，力圖以“治道合一”的危機為(wei) 切入點，重新開發呂留良思想在清初的地位與(yu) 作用。[30]這些書(shu) 院講義(yi) 或官學講義(yi) 雖是針對普通讀書(shu) 人而作，但在研究方法與(yu) 思想上均為(wei) 經筵講義(yi) 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

四．結論與(yu) 研究展望

綜上所述，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台灣學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經筵講義(yi) ，或對其進行了文獻梳理，或對其定義(yi) 與(yu) 特點、思想內(nei) 容與(yu) 闡述方式等進行探討，或關(guan) 注到了經筵講義(yi) 與(yu) 學術思潮的某種聯係，但是整體(ti) 而言，其研究的深度與(yu) 廣度還有待進一步提升。至今為(wei) 止，對經筵講義(yi) 進行專(zhuan) 題研究的博士論文僅(jin) 有1篇，期刊論文9篇，專(zhuan) 著0部，因而存在著較大的研究空間。

1.經筵講義(yi) 的文獻收集與(yu) 整理有待深入拓展。雖然台灣的林慶彰教授與(yu) 大陸的顧宏義(yi) 教授對經筵講義(yi) 的文獻進行了比較係統的梳理，但都限於(yu) 宋代，沒有對其進行通貫性的梳理。經筵講義(yi) 產(chan) 生於(yu) 北宋，全盛於(yu) 南宋，[31]元、明、清時依然是帝王教育的重要體(ti) 例，有著豐(feng) 富的文獻資料，需要進一步挖掘與(yu) 整理，以便更好地窺見其全貌，研究其發展流變，探討其對當今教育的意義(yi) 和作用。

2.經筵講義(yi) 興(xing) 起與(yu) 發展的脈絡有待進一步厘清。雖然有一些學者從(cong) 宋代經筵製度發展與(yu) 定型的角度，認識到經筵講讀活動，為(wei) 儒家士大夫利用經典詮釋的優(you) 先權切入政治提供了平台與(yu) 保障，[32]為(wei) 經筵講義(yi) 的產(chan) 生呈現了一個(ge) 製度背景。但是任何一種體(ti) 例或思潮的產(chan) 生，是多種因素交織而成的，經筵講義(yi) 的產(chan) 生除了製度因素外，是否還有其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文化、思想、學術等方麵的原因？其興(xing) 起與(yu) 發展的邏輯線索是什麽(me) ？有待進一步探討。

3.經筵講義(yi) 與(yu) 理學、帝王學的關(guan) 係有待進一步梳理。雖然有學者意識到經筵講義(yi) 的興(xing) 起與(yu) 理學思潮的興(xing) 盛、帝王學的發展密切相關(guan) ，但是對於(yu) 他們(men) 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並未進行深入探討，未能分析宋代儒家士大夫是如何通過經典的創造性詮釋，建構帝王學；也未能挖掘“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與(yu) 理學新經典體(ti) 係形成之間的內(nei) 在邏輯，厘清理學官學化、社會(hui) 化的途徑。現今學界對經筵講義(yi) 文本盡管有一定的研究，但主要局限在《詩經》《尚書(shu) 》《中庸》等範圍，未能涵蓋四書(shu) 五經等典籍，更未能將其放入時代學術思潮與(yu) 政治變化的背景下進行整體(ti) 性的關(guan) 照。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究，無疑會(hui) 極大地豐(feng) 富與(yu) 拓展宋代儒學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16BZX056）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王琦，女，湖南邵陽人，長沙理工大學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中國哲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儒家哲學、經筵講義(yi) 等研究,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國哲學史》《社會(hui) 科學》《光明日報》等期刊與(yu) 報紙發表論文30多篇，出版專(zhuan) 著2部，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項目主持人，參與(yu) 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儒學通誌》，負責宋元紀年卷撰寫(xie) 。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規劃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16BZX05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宋]王應麟：《經說》，《困學紀聞》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7頁。

[②][宋]王應麟：《經說》，《困學紀聞》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7頁。

[③]顧宏義(yi) ：《宋代<四書(shu) >文獻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7-118頁。

[④]範祖禹《帝學》記載：“帝（真宗）晏餞侍講學士邢昺於(yu) 龍圖閣，上掛《禮記·中庸篇》圖，昺指‘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義(yi) ，序修身尊賢之理，皆有倫(lun) 貫。坐者從(cong) 聽，帝甚嘉納之。”見：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2頁。

[⑤]林慶彰：《導言》，《中國曆代經書(shu) 帝王學叢(cong) 書(shu) （宋代編）》，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2012年，第1-11頁。

[⑥]朱漢民教授根據講學的場所對象不同，將講義(yi) 分為(wei) 三類：一是給皇帝講經的講義(yi) ，通常稱“經筵義(yi) ”；

二是國子監、州縣等各級官學的講義(yi) ；三是書(shu) 院講義(yi) 。見朱漢民、洪銀香：《宋儒的義(yi) 理解經與(yu) 書(shu) 院講

義(yi) 》，《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4期。

[⑦]林慶彰：《導言》，《中國曆代經書(shu) 帝王學叢(cong) 書(shu) （宋代編）》，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2012年，第7-10頁。

[⑧]陳恒嵩：《徐鹿卿及其<尚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嘉大中文學報》，2009年第2期。

[⑨]陳恒嵩：《魏校及其<尚書(shu) >經筵講義(yi) 析論》，《東(dong) 吳中文學報》，2011年第5期。

[⑩]蔣秋華：《劉克莊<商書(shu) 講義(yi) >析論》，《台大中文學報》，2009年第2期。

[11]顧宏義(yi) ：《宋代<四書(shu) >文獻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7-123頁。

[12]顧宏義(yi) ：《宋代<四書(shu) >文獻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7-126

[13]鍾信昌：《宋代<論語>經筵講義(yi) 研究》，台北市立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14]顧宏義(yi) ：《宋代<四書(shu) >文獻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7-126頁。

[15]馬元元：《南宋經筵製度及其曆史作用》，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16]吳曉榮：《兩(liang) 宋經筵與(yu) 學術》，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17]薑鵬：《北宋經筵與(yu) 宋學興(xing) 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薑鵬：《經筵講讀與(yu) 史學義(yi) 理化》，《複旦學報》，2009年第3期；薑鵬：《經筵講學對北宋經學的影響》，《史林》，2013年第5期。

[18]朱漢民、肖永明：《宋代<四書(shu) >學與(yu) 理學》，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年。

[19]陳居淵：《清代的經筵講論與(yu) 學術多變》，《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3期。

[20]張實龍：《論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yi) >的受眾(zhong) 意識》，《浙江萬(wan) 裏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21]陳小亮：《袁燮<毛詩經筵講義(yi) >心學思想淺析》，《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22]婁璐琦：《論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yi) >的闡釋特點》，《中共寧波市委黨(dang) 校學報》，2012年第4期。

[23]郝桂敏：《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yi) >的特點及成因》，《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7期。

[24]陳良中：《史浩<尚書(shu) 講義(yi) >思想研究》，《曆史文獻研究》總第33輯。

[25]朱漢民、洪銀香：《宋儒義(yi) 理解經與(yu) 書(shu) 院講義(yi) 》，《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4期。

[26]陳重：《簡論陳襄的<中庸講義(yi) >的思想內(nei) 涵》，《浙江學刊》，2013年第2期。

[27]範麗(li) 琴：《龔原<周易新講義(yi) >研究》，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28]楊玉芬、程仁桃：《程端禮與(yu) <江東(dong) 書(shu) 院講義(yi) >》，《殷都學刊》，2003年第3期。

[29]郭超：《袁甫<蒙齋中庸講義(yi) >研究》，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30]劉欣韋：《治道合一的危機：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對清初儒學的衝(chong) 擊》，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31]四庫全書(shu) 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94，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7年，第1235頁。

[32]薑鵬：《北宋經筵與(yu) 宋學興(xing) 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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