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帝學思想的形成與(yu) 發展

——以《大學》為(wei) 中心的考察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朱子學刊》，2017年第2輯。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廿八日丁酉

          耶穌2019年8月28日

摘要：關(guan) 於(yu) 朱熹對《大學》的經典詮釋，學界多關(guan) 注其與(yu) 理學的研究，而忽視了《大學》與(yu) 其帝學思想建構的關(guan) 係。從(cong) 《壬午應詔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學》為(wei) 帝王之學，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應詔封事》《辛醜(chou) 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擬上封事》，朱熹的帝學思想經曆了一個(ge) 逐漸形成、發展與(yu) 定型的過程，其貫穿始終的主題，就是通過講明《大學》之道以正君心立紀綱，規範帝王的德性修養(yang) 與(yu) 政治治理，從(cong) 而貫通學術與(yu) 政治，成就君德帝業(ye) ，實現政治社會(hui) 秩序重構與(yu) 儒家王道理想。

關(guan) 鍵詞：朱熹、《大學》、帝學、正君心、立紀綱

朱熹畢生“於(yu) 四書(shu) 用功最勤最密”，[①]而《四書(shu) 》中，又以《大學》用力最多，甚至以“正心誠意”四字來概括其生平之所學。[②]他不僅(jin) 重新詮釋《大學》，建構了以《大學章句》為(wei) 《四書(shu) 》之首的理學新經典體(ti) 係，“教天下之士”，而“待朝廷之用”；[③]而且紹續範祖禹以《大學》為(wei) 帝王之學的理念，[④]力圖以《大學》為(wei) 框架，建構帝王之學，為(wei) 國家培養(yang) 理想的堯舜聖王之君。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多關(guan) 注《大學》與(yu) 朱熹理學思想的研究，而忽視了《大學》與(yu) 其帝學思想建構的關(guan) 係。其實，早在1162年（紹興(xing) 三十二年），朱熹於(yu) 《壬午應詔封事》中便提出了以《大學》為(wei) “不可不熟講”的“帝王之學”的理念[⑤]，之後，他還先後撰寫(xie) 了《癸末垂拱奏劄》（1163）、《庚子應詔封事》（1180）、《辛醜(chou) 延和奏劄》（1181）、《戊申延和奏劄》（1188）、《戊申封事》（1188）、《乙酉擬上封事》（1189）等係列言“帝學”的封事與(yu) 奏劄，展現了其帝學思想不斷形成、發展與(yu) 成熟的過程，寄寓了其以《大學》為(wei) 依托，力圖貫通學術與(yu) 政治，致君堯舜、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彰顯了《大學》在朱熹思想理論體(ti) 係中的重要地位。

一、朱熹帝學思想的萌芽

朱熹第一次提出以《大學》為(wei) “不可不熟講”的“帝王之學”，是在紹興(xing) 三十二年（1162），恰逢“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熹上《壬午應詔封事》。[⑥]開篇便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認為(wei) 帝王之“學與(yu) 不學、所學之正與(yu) 不正”直接關(guan) 係到“天下國家之治與(yu) 不治”，力圖以《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正學”，引導帝王“躋之堯舜之盛”。帝王“苟惟不學”，學則當以此為(wei) 主，以應當世無窮之變。[⑦]次言罷“講和之說”而“定修攘之計”；[⑧]三論四海利病與(yu) 斯民休戚之本原，在於(yu) 正朝廷、舉(ju) 賢才，此三事為(wei) 天下“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關(guan) 於(yu) “學”與(yu) “治”之間的關(guan) 係，朱熹認為(wei) 應該以“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yu) 前，定計所以養(yang) 氣而督之於(yu) 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⑨]講學明理是政治治理的前提，任賢使能則是修政惠民的關(guan) 鍵，體(ti) 現了在“學”對於(yu) “治”的優(you) 先性與(yu) 指導性。雖然其封事最終沒有被孝宗采納，但卻是朱熹第一次以《大學》引導帝王與(yu) 政治，建構帝王之學的嚐試。

朱熹上《壬午應詔封事》之後至隆興(xing) 元年（1163），因金軍(jun) 入侵，南宋王朝的政局在短時間內(nei) ，經曆了從(cong) 隆興(xing) 北伐到符離兵敗，以至屈己求和的迅速轉變，這些都極大地刺激了朱熹，使他認識到失敗的根源，就在於(yu) 朝廷，因而應詔上《癸末垂拱奏劄》三劄。第一劄論“大學之道”。指出大學要旨在於(yu) “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而修身的本源又在於(yu) 格物致知以即物求理，誠意正心以立德，家齊、國治、天下平“莫不由是而出焉”。帝王當博訪真儒“講而明之，考之於(yu) 經，驗之於(yu) 事，而會(hui) 之於(yu) 心，將大學之道用之於(yu) 修身治國的政治生活實際之中，知其所當為(wei) 與(yu) 不當為(wei) 者，以此“正其本”而“萬(wan) 事理”。並進而指出孝宗即位以來，國家的“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根源，就在於(yu) “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yu) 淺近虛無之過也”，未能以《大學》為(wei) 正學，而惑於(yu) 記誦詞章之說與(yu) 釋老之學。[⑩]第二劄，論國計。朱熹認為(wei) 朝廷之所以會(hui) 出現“戰”“守”“和”之“三端六說是非相攻、可否相奪”的混亂(luan) 局麵，就在於(yu) 孝宗“不折衷於(yu) 義(yi) 理之根本，而馳騖於(yu) 利害末流之故。”解決(jue) 的辦法，就是通過“講學以明理”，“知義(yi) 理之所必當為(wei) 與(yu) 義(yi) 理之必不可恃”，罷講和之議，合戰守之計為(wei) 一，以複君父之仇，家國之恨。[11]第三劄，指出製禦夷狄之道的根本是修德業(ye) 、正朝廷、立紀綱，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幸門、安固邦本四者為(wei) 急先之務”，要求“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毋治其名”，“則形勢自強而恢複可冀矣”。[12]

朱熹本次奏對，延續了《壬午應詔封事》的基本精神並予以深化，所以黃榦指出其《癸末垂拱奏劄》：“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為(wei) 製治之原，莫急於(yu) 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yu) 複讎，至於(yu) 徳業(ye) 成敗，則決(jue) 於(yu) 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yu) 奏對複申言之。”[13]在“學”與(yu) “治”之間，以講學明理為(wei) 先務，“理”明而後定國計，國計定而後施之於(yu) 政。然而朱熹的直言引起了孝宗的不悅：“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複仇之議；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複聖語矣。”[14]最終以失敗告終。《壬午應詔封事》與(yu) 《癸末垂拱奏劄》，是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期結束，對南宋基層政治治理與(yu) 民生疾苦有一定的曆練與(yu) 認識之後，針對時局與(yu) 時弊，開始用《大學》影響帝王，施之於(yu) 政治的兩(liang) 次嚐試，可視為(wei) 其帝學思想的萌芽階段。

二、朱熹帝學思想的發展

上《癸末垂拱奏劄》後，隨著“隆興(xing) 和議”的簽訂，朱熹長期請祠閑居，將一腔報國的熱情化為(wei) 學術研究的動力，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著書(shu) 立說、授徒講學的生活，對《大學》等儒家經典的研究興(xing) 趣日濃。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首次序定了《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15]淳熙九年（1182），又將以上四書(shu) 合集為(wei) 《四書(shu) 章句集注》，刊刻於(yu) 婺州，[16]建立了龐大的理學新體(ti) 係，完成了其生平學問的第一次總結。與(yu) 此同時，朝廷的政局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相，首薦朱熹，差知南康軍(jun) 。朱熹於(yu) 淳熙六年（1179）正式赴任。在南康任上，朱熹再次目睹了綱紀頹壞、軍(jun) 政紊亂(luan) 給生民所帶來困苦。淳熙七年（1180），孝宗下令監司郡守“可條具民間利弊”，朱熹剛好“適在可言之數”，便抱著捐生出死、萬(wan) 死不惜的決(jue) 心，從(cong) 國家天下之大本著眼，上《庚子應詔封事》。[17]

奏劄開頭，朱熹便直奔主題：“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yu) 恤民”，而“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這是其在南康任上“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此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18]得出南宋王朝富強的根本就在於(yu) 正君心立紀綱。在此，朱熹提出了其理想的天下紀綱，就是“鄉(xiang) 總於(yu) 縣，縣總於(yu) 州，州總於(yu) 諸路，諸路總於(yu) 台省，台省總於(yu) 宰相，而宰相兼統眾(zhong) 職，以與(yu) 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19]也即天子與(yu) 宰相、群臣各盡其職，互相製衡，共治天下的政治構想。而要實現這一理想，就必須使得政令“一出於(yu) 朝廷之公議”，從(cong) 國家與(yu) 百姓的整體(ti) 利益出發，杜絕“苞苴請托之私”。[20]但是在君主集權的國家，綱紀不能以自正，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dang) 反側(ce) 之私”，綱紀才會(hui) 有所“係而立”。然在外物與(yu) 私欲的誘惑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須親(qin) 賢臣遠小人，設立“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講明義(yi) 理之歸，方可“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21]不僅(jin) 指出了正君心是正朝廷、百官、萬(wan) 民，實現君臣各正其位、國家富強、百姓安康的關(guan) 鍵，而且突出了儒家正學與(yu) 儒者之師在君德養(yang) 成中的重要作用。

雖然本次上封事距離其第一次提出帝王之學，已經時隔十八個(ge) 春秋，但從(cong) 封事的內(nei) 容，可以看到朱熹以儒家正學引導帝王重振綱紀，成就治道的思路逐漸清晰與(yu) 明朗。正君心立紀綱，是朱熹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所能找到的解決(jue) 國家政治危機最為(wei) 根本與(yu) 有效的方式，所以他在《庚子應詔封事》裏自述道：“且臣頃於(yu) 隆興(xing) 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概矣。今請昧死複為(wei) 陛下畢其說焉”，[22]再次重申了其在《癸末垂拱奏劄》中的一貫理念，並將“講明義(yi) 理之歸”與(yu) “為(wei) 治之源”的重心歸結於(yu) 正君心立紀綱。“正君心”的實質就是用儒家之道來規範君主的修身立德，防止君主個(ge) 人私欲的無限膨脹；“立紀綱”的實質就是在具體(ti) 的政治實踐操作中，以儒家之道規範君權運作與(yu) 國家秩序，確保君臣各安其位、盡其職，互不相侵，因而其“正君心立紀綱”實質上具有限製君權的意義(yi) 。所以朱熹《壬午應詔封事》一上，便戳中了孝宗的痛處，孝宗大怒曰：“是以我為(wei) 亡也。”朱熹希望能夠感發孝宗“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的拳拳忠君愛民之心，再次付諸東(dong) 流。[23]隻能回到南康，在抗旱救災與(yu) 社會(hui) 治理中，再次開始了其道濟蒼生，救民於(yu) 水火的艱難之旅。

淳熙八年（1181），朱熹因在南康任上修舉(ju) 荒政，民無流殍，頗有政績，提舉(ju) 浙東(dong) 常平茶鹽事，時逢浙東(dong) 大饑，朱熹“遂以即日拜命”，並乞許奏對，[24]上《辛醜(chou) 延和奏劄》七劄，一言天人譴告，二言正君心，三言救荒之務；四言水利社倉(cang) ；五言紹興(xing) 和買(mai) ，六言蠲減星子租稅事；七言白鹿書(shu) 院賜院額事。其中一二劄，“以所陳不宜宣泄”，為(wei) 朱熹親(qin) 筆書(shu) 寫(xie) ，重在格君心之非，為(wei) 本次奏對的重點。[25]三、四、五劄論浙東(dong) 救災事宜，第六、七劄論南康任上遺留問題。

第一劄從(cong) 天人譴告的角度，引導孝宗反思“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饑饉連年，民多流殍的原因，就在於(yu) 人君“天心未豫，邦本動搖”。[26]第二劄言人主之心。認為(wei) “人主所以製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以天理與(yu) 人欲之異來剖析人主之心的公私邪正，指出造成國家“治亂(luan) 安危有大相絕者”的根本原因，就在於(yu) 君主的“一念之間”。[27]君主隻有做到了正心誠意，“循天理、公聖心”方可“正朝廷之大體(ti) ”，任賢使能，選拔剛明公正之輔相與(yu) 忠信廉節之士，“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xie) 使令之賤無以奸其間者”，“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眾(zhong) 職之成功”。反之，人君如有“人欲私意之病”，則容易為(wei) 奸偽(wei) 饞匿之徒蠱惑心誌，而導致朝政紊亂(luan) 。[28]接著朱熹聯係實際，從(cong) 孝宗之心的隱微處，痛斥其采取的兩(liang) 麵設防、相互牽製的駕驅之術，是導致國家“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局麵的根本原因。並自言，其恐孝宗“於(yu) 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封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以呈。[29]

本次奏對，朱熹進一步深化了《庚子應詔封事》中正君心立綱紀的觀點，運用理學思想，以天理、人欲之分，道心、人心之微作為(wei) 正君心的關(guan) 鍵點，希望孝宗能夠“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修聖政。”[30]力圖以天理為(wei) 最高原則，從(cong) 權力的源頭，正君心立綱紀，防止君主因私欲膨脹，導致對國家政治生態與(yu) 運行機製的破壞，以此挽救南宋王朝危機，緩解百姓困苦，達致正朝廷百官與(yu) 天下萬(wan) 民的理想效果，[31]為(wei) 朱熹“帝學”思想的發展期。雖然朱熹仍然未能感格君心，但是在賑災一事上，他還是得到了孝宗的支持，朝廷“出南庫錢三十萬(wan) 緡”救濟款，[32]於(yu) 是朱熹回到浙東(dong) ，馬不停蹄地開始新一輪的救災賑荒。

三、朱熹帝學思想的成型

淳熙十四年（1187），在周必大與(yu) 楊萬(wan) 裏的薦舉(ju) 下，朱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33]淳熙十五年（1188），有旨詔朱熹入朝奏事，朱熹上《戊申延和奏劄》五劄，開始了其人生的第三次奏對。朱熹總結了其前兩(liang) 次奏對“曾不足以上悟聖心”的根本原因，在於(yu) 自己“辭不別白，旨不分明”，學力不夠，[34]因此本次奏對，朱熹在前四劄在分別論國家刑訟之原、州縣治獄官之選任、經總製錢之弊、諸路科罰之弊等問題之後，將奏對的重點放在了第五劄“誠意正心”之學上。

為(wei) 警醒孝宗，達致奏對效果，朱熹在第五劄開頭便直指孝宗即位27年來，之所以“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yu) 其“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未能做誠意正心的工夫，以至“一念之傾(qing) ，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未嚐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yu) 其中”，導致賢愚混雜、政事不修、國事日敗。而改變現狀的關(guan) 鍵則在於(yu) 抓住根本，以堯舜精一執中的“心法之要”，盡去老子、浮屠之說，從(cong) 一念之萌處謹而察之天理、人欲之別，“推而至於(yu) 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知是知非，辨別賢愚，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得以與(yu) 乎帝王之盛”，成就君德帝業(ye) 。[35]本次奏對，朱熹接著《庚子應詔封事》《辛醜(chou) 延和奏劄》的正君心立紀綱的要旨，進一步闡明天理、人欲之分乃是正君心出治道的關(guan) 鍵所在，並就如何正君心、做功夫提出了學理依據與(yu) 具體(ti) 方式。雖然本次奏對依舊沒能打動孝宗，但君臣問答互動，氣氛卻是比較融洽的。

延和殿進對之後，朱熹“伏俟數月”，未見孝宗“有略施行者”，自感“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yu) 疾作而猶有未盡焉”，是以“輒取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十一月，朱熹再上《戊申封事》，一論天下之大本，二論當前之急務，三論時論之得失，對其生平學術與(yu) 政治思想進行了一次大總結，全麵體(ti) 現了朱熹重構南宋政治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理想與(yu) 藍圖。

首先，朱熹從(cong) 南宋王朝的全局著眼，指出當今社會(hui) 存在著總體(ti) 性的危機，“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因此必須以正君心為(wei) 根本，從(cong) 權力的源頭確保國家政治機製的正常運行。由於(yu) 在君主製度下，“天下之事千變萬(wan) 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yu) 人主之心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yu) 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yu) 正。”因而要挽救南宋的危機，就必須以正君心為(wei) 重點，引導君主通過經典學習(xi) ，依循天理而行，區分道心人心之別，做惟精惟一、克己複禮的工夫，達致“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的境界，正君主而正其家人，“次及於(yu) 左右，然後有以達於(yu) 朝廷而及於(yu) 天下”，將儒家的價(jia) 值理念與(yu) 治國原則落實到日用常行的立身處事、治國施政之中。反之，君主之心隻要有“一念之邪”，就會(hui) 產(chan) 生私心、私人、私費、私財等一係列連鎖反應，“天下萬(wan) 事之弊”則因此應運而生。“淵、覿、說、抃”等左右便嬖之私，內(nei) 作淫巧，外交將帥大臣，而導致的綱紀紊亂(luan) 、風俗敗壞、兵愁民怨的教訓就是實例。因此正君心乃是治天下萬(wan) 事的根本，人主當加強自律與(yu) 自覺，“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歸正”，崇儒重道，依循天理而行，正心以正朝廷百官、六軍(jun) 萬(wan) 民而出治道。[36]

次論當今之急務不可緩。朱熹分別從(cong)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ju) 綱維，變化風俗，愛養(yang) 民力，修明軍(jun) 政等角度，批判了因君心不正而導致的係列嚴(yan) 重後果，以此警醒君主加強自我約束，從(cong) 國家與(yu) 社會(hui) 公義(yi) 的“天理”出發，治理家國天下而成就堯舜聖王的德業(ye) 事功。朱熹運用大量的筆墨與(yu) 事例證明，指以上六事的實現，其本在於(yu) 帝王之心。人君“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則必能私帑以歸版曹，複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擇宰相而選牧守，得將帥士氣作，討軍(jun) 實而廣屯田。上自朝廷下達州縣，賢才在為(wei) ，人盡其職，苛政不立，則“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而收其成功之效。而一旦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即使是“備精勞力以求正六事者”，“亦將徒為(wei) 文具，而天下之事愈不可為(wei) 。”[37]六大急務與(yu) 君心之本，環環相扣，密切相關(guan) ，君心正則綱紀立，綱紀立則天下治。這是朱熹目睹南宋朝政紊亂(luan) 、軍(jun) 政不修、國事日衰、民生凋敝的現狀，為(wei) 挽救國家危亡而開出一劑猛藥，其矛頭直指權力的源頭——君主本身的德行與(yu) 能力。

封事第三部分，析時論立正學。首先朱熹批駁了有關(guan) 恢複大計的兩(liang) 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或主因循無事；或主奮厲有為(wei) ，認為(wei) 從(cong) 當時國家實際出發，立足長遠，“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而後可攘夷狄，既反對苟安主和，又反對冒進取險。[38]其次，朱熹辟佛老而立儒學。指出兩(liang) 者從(cong) 表麵上看似乎有“不約而合者”，但實質有重要區別：儒學以性命為(wei) 真實，其“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而佛老之說則以性命為(wei) 空虛，是“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當辟之而後可與(yu) 入道。[39]最後朱熹對管商急功近利學說進行了批判。希望孝宗能夠深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取“明善誠身”的儒學“妙理”與(yu) “活法”，尊奉堯舜等古先聖賢之說以成治道。[40]可見，朱熹的帝學就是要以儒家正學與(yu) 正道來匡正君心，規範政治，求得國家的長治久安與(yu) 百姓的富足安康。

關(guan) 於(yu) 本次所上的封事，朱熹說道：“臣之所論，雖為(wei) 一時之弊，然其規畫，實皆治體(ti) 之要，可以傳(chuan) 之久遠而無窮。蓋前聖後聖，其時雖異，而其為(wei) 道未嚐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於(yu) 今日，而又將有望於(yu) 後來也。”[41]《戊申封事》是朱熹根據現實政治的一時之蔽，為(wei) 國家長治久安而規劃的為(wei) 治之要。朱熹以正君心立紀綱為(wei) 核心的帝學思想，雖然看似迂遠遼闊，但卻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解決(jue) 南宋王朝整體(ti) 危機的根本性方案。他之所以不厭其煩，不計後果地向孝宗進獻誠意正心之學，也無非是希望從(cong) 為(wei) 治的源頭與(yu) 根本出發，以《大學》為(wei) 框架，建構其理想的帝王之學，實現用儒家正學匡正君心，致君堯舜，道濟天下的政治理想。所以束景南稱《戊申封事》是“朱熹生平對南宋社會(hui) 的一次登峰造極的全麵剖析，也是理學家用正心誠意之學解決(jue) 社會(hui) 迫切現實問題的著名範例。”[42]朱熹的愛君憂國之誠終於(yu) 打動了孝宗，“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shu) 。[43]

淳熙十六年二月（1189），孝宗內(nei) 禪，光宗趙惇即位，朱熹上《己酉擬上封事》以為(wei) “新政之助”。[44]將《戊申封事》中所言的“天下之本”與(yu) “今日之急務”等要旨，具體(ti) 展開為(wei) 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yi) 理以絶神奸，擇師傅以輔皇儲(chu) ，精選任以明體(ti) 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禦外侮等十大措施，[45]從(cong) 正麵論述帝王應該如何正心修身理政，是儒家之“學”與(yu) 治國之“術”的有機結合，說明至此，朱熹的帝學思想已經定型並成熟。與(yu) 此同時，朱熹於(yu) 淳熙十六年（1189），對《大學章句》《中庸章句》等進行了第二次序定，其以《四書(shu) 集注》為(wei) 核心的理學體(ti) 係也完全成熟，體(ti) 現了學術、思想與(yu) 政治之間的互動與(yu) 融通。

四、結語

曆經多年的磨礪與(yu) 思考，朱熹的帝學思想日漸成熟。如果說朱熹從(cong) 《壬午應詔封事》以《大學》為(wei) “不可不熟講”的帝王之學，至《癸末垂拱奏劄》言大學之道要旨，為(wei) 其帝學思想的萌芽階段；那麽(me) 在《庚子應詔封事》與(yu) 《辛醜(chou) 延和奏劄》中，朱熹將帝王修德立政的關(guan) 鍵歸之於(yu) 正君心以立紀綱，視為(wei) 君臣各正其位、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則，則是其帝學思想的發展期；而在《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擬上封事》中，朱熹重新對其正心誠意之學進行了反思，以正君心為(wei) 天下之大本，而配之以政治、經濟、社會(hui) 、軍(jun) 事等方麵的施政綱領，從(cong) 講學明理、正心修身以至於(yu) 齊家、治國、平天下設計了一係列環環相扣的具體(ti) 措施，為(wei) 其帝學思想的定型階段。其曆年來所上封事與(yu) 奏劄構成了一個(ge) 有著內(nei) 在聯係的有機整體(ti) ，體(ti) 現了其帝學逐漸發展與(yu) 成熟的過程。對此黃榦總結道：“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wei) 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複之義(yi) ；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wei) 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yu) 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46]其貫穿始終的主題就是通過講明《大學》之道以正君心立紀綱，規範帝王的德性修養(yang) 與(yu) 治國理政，從(cong) 而成君德立帝業(ye) ，實現政治社會(hui) 秩序的重構與(yu) 王道理想的實現。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有人勸誡朱熹在麵見帝王時：“‘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wei) 言，被朱熹斷然拒絕：“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的根本原因。[47]

以上這些封事與(yu) 奏劄，為(wei) 朱熹紹熙五年（1194）入侍經筵，撰寫(xie) 《經筵講義(yi) 》，以《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啟發宋寧宗，全麵闡發其帝學理論，做好了學術、思想與(yu) 政治上的準備。在《經筵講義(yi) 》中，朱熹對其三十多年來的帝學思想進行了全麵總結與(yu) 闡發，通過天理論、心性論、工夫論等命題的綜合運用，回答了帝王為(wei) 什麽(me) 學，學什麽(me) ，如何學等問題，為(wei) 帝王學為(wei) 聖王及政治社會(hui) 秩序的重構提供了理論依據與(yu) 邏輯論證，完成了宋代帝學理論的第一次建構任務。[48]這既是對範祖禹“帝王之學謂之‘大學’”理念的繼承與(yu) 發展，[49]又為(wei) 真德秀進一步標舉(ju) 與(yu) 完善“帝學之學”，創作《大學衍義(yi) 》提供了思路與(yu) 框架，從(cong) 而使《大學》在宋代呈現出理學與(yu) 帝學兩(liang) 種不同的詮釋路徑。[50]正是在範祖禹、朱熹、真德秀等宋代士大夫的不斷詮釋與(yu) 改造下，《大學》成了為(wei) 對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皆適用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格律”與(yu) “真理”，逐漸成為(wei) 全社會(hui) 共同遵守的行為(wei) 規範與(yu) 價(jia) 值觀念，從(cong) 而進一步推動了儒學的社會(hui) 化與(yu) 普及化。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16BZX056）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錢穆：《朱子學提綱》，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出版社，2002年，第200頁。

[②]脫脫等：《朱熹傳(chuan) 》，《宋史》卷429，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2757頁。

[③]朱熹：《送李伯諫序》，《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37頁。

[④]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1頁。

[⑤]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71頁。

[⑥]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71頁。

[⑦]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71-573頁。

[⑧]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73-576頁

[⑨]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77-578頁。

[⑩]朱熹：《垂拱奏劄一》，《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1-633頁。

[11]朱熹：《垂拱奏劄二》，《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3-636頁。

[12]朱熹：《垂拱奏劄三》，《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6-637頁。

[13]黃榦：《朝奉大夫文化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468頁。

[14]朱熹：《與(yu) 魏元履書(shu) 》，《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第1082-1083頁。

[15]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585頁。

[16]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731頁。

[17]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1-588頁。

[18]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1頁。

[19]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6頁。

[20]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4頁。

[21]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6-587頁。

[22]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5頁。

[23]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7頁。

[24]朱熹：《辛醜(chou) 延和奏劄三》，《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42頁。

[25]朱熹：《辛醜(chou) 延和奏劄一》，《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9頁。

[26]朱熹：《醜(chou) 延和奏劄一》，《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7-638頁。

[27]朱熹：《辛醜(chou) 延和奏劄二》，《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9-640頁。

[28]朱熹：《辛醜(chou) 延和奏劄二》，《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40頁。

[29]朱熹：《辛醜(chou) 延和奏劄二》，《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9-642頁。

[30]朱熹：《辛醜(chou) 延和奏劄二》，《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42頁。

[31]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1頁。

[32]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715頁。

[33]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869頁。

[34]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五》，《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65頁。

[35]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五》，《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61-665頁。

[36]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90-597頁。

[37]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97-609頁。

[38]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10-611頁。

[39]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11-612頁。

[40]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13頁。

[41]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14頁。

[42]束景南：《朱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8頁。

[43]脫脫等：《宋史》卷429，第12762頁。

[44]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954頁。

[45]朱熹：《已酉擬上封事》，《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18頁。

[46]黃榦：《朝奉大夫文化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1480頁。

[47]脫脫等：《宋史》卷429，第12757頁。

[48]王琦：《朱熹理學化的帝學思想——以<經筵講義(yi) >為(wei) 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49]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1頁。

[50]王琦：《以道學建構帝學——朱熹詮釋<大學>的另一種理路》，社會(hui) 科學，2018年第4期。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