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將在距孔廟3公裏的地方建造一座高達40多米的基督教堂，而孔廟不過20來米高。此事引起一批儒者和研究儒家的學者的憂心，他們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孰料，此信引起很大爭議。在某知名論壇上，對這封信、對此信署名者、對儒家冷嘲熱諷者居絕大多數。黎明先生也發表文章稱，這些學者與曲阜無關，因而根本無權阻撓曲阜建造教堂；對於儒家的“獨尊”，他更是保持高度警惕。

　　我啞然失笑。這位先生好像活在一百年前。仔細想來，他和那些對儒家冷嘲熱諷的人士的思想結構，也正保持在近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時代。那個時代，有一些對西方一知半解的大學教師，把中國沒有順利地完成民主憲政製度構造的責任歸咎於儒家。於是，他們輕鬆地發動了一場對沉默的傳統的華麗戰爭。

　　這些教授們聲稱自己熱愛自由，但他們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充滿了暴力。他們不允許人們過自己習慣的生活，不允許信仰自己習慣的神靈，不允許人們書寫自己習慣的文字，以及讀自己習慣的書——— 某位先生似乎要求人們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裏去。

　　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如願了。他們成了新文化的領袖，而儒家則被成功地貼上愚昧、落後、反動的標簽。今天那些痛罵十學者意見書的論壇活躍人士，特別向往民國国际1946伟德的繁榮，並將這歸之於新文化運動。然而，那些被歸在新文化成就名下的諸多人物，其實是半舊半新之人。而完整地生活在全新的文化之中的一代又一代，包括筆者本人，則根本喪失了文化上的創造力。這一殘酷的事實，揭示了新文化與舊文化之複雜關係。

　　這一點暫且按下不說。單說儒家思想、學術傳統和信念、價值係統與社會結構，在新文化運動中被係統抹黑之後，後來又被踏上很多社會、政治之腳，而被判處死刑。在這之後，所有自以為深沉地進行文化反思、進而抨擊儒家的人，不過是在推卸自己的責任、回避繁難的使命而已。

　　但是，中國就是盛產這樣的文化偽英雄。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英雄們把自己遭受政治之禍的憤恨，發泄到已成枯木的儒家身上。號稱熱愛自由的論壇活躍人士，今天不過又做了一遍同樣的事情。他們念叨著一百年前那批教授們的擔心，好像這一百年間，中國什麽也沒有發生。但在其他場合，他們對過去一百年間發生的巨大變化痛心疾首。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是多麽巨大的自相矛盾。

　　確實，經過大半個世紀的強烈衝擊，儒家已經形同枯木。當然，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文化自身生命力的頑強，並且受外部影響，包括海峽兩岸交流的影響，儒家開始再度蘇醒，大有枯木抽芽的跡象，具體表現如國學熱、儒家複興、儒教概念之提出等等。

　　盡管如此，今日之儒家也不過綻出了幾棵嫩芽，最多抽出了幾條細枝而已。這個國度並沒有多少真正信奉儒家信念、價值的人，台麵上那些與儒相關之人，多非為儒之士，而是靠儒吃飯之士。媒體關於曲阜興建教堂的報道中，提到在曲阜舉辦的“尼山論壇”。該論壇倡導“不同文明的對話”，今年的主題是儒耶對話，也即儒家與基督教的對話。奇怪的是，國內公認的儒者卻並未被邀請參加這個論壇，參加者不過是一些儒家研究者。這樣的對話，是平等的對話麽？

　　平等至關重要。黎明大約也是根據信仰、思想自由、平等的原則，抨擊十學者意見書的。隻是，這樣的抨擊實在不著邊際。似乎從來沒有人平心靜氣地探討“獨尊儒術”究竟是什麽含義，而一個基本曆史事實要求人們進行這種探討：在所謂的獨尊儒術時代，中國民眾的主流信仰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民間信仰乃至基督教也相當盛行。這其中蘊含著深刻的治國智慧，惜乎被現代人盲目的激情遮蔽了。

　　至於今天，享有獨尊地位的絕不是儒家。儒家處在絕對的弱勢地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甚至在漫長的百年之中，儒家也絕無獨尊的可能。就在幾天前，這個國家城市裏幾乎所有年輕人，和趕時髦的中年人，興奮地過著“聖誕節”。在中國最好的大學裏，最聰明的年青人或者讀工科，或者拚命讀著英語，準備去哈佛、牛津研究柏拉圖或者羅爾斯。

    擔心一條初生的嫩枝會遮住太陽，對滿天的烏雲卻視而不見，這樣的視力，無論如何都算不上好。在當下語境中，追求信仰、思想的自由、平等，就當站在儒家一邊，因為，在信仰、思想、學術的競爭場域中，儒家遭受了不公平對待，因為儒家的力量過於弱小。英國賢哲柏克曾說過：自由是存在於不同勢力對壘的夾縫中。倘若一支勢力打垮了其他的勢力，自由也沒有了安身之處。因此熱愛自由之士，就當有危者必持之，有顛者必扶之。
    
    (作者係北京學者) 
     
    來源：2010-12-28 南方都市報 “知道分子之秋風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