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樟法】東海隨筆小集（十五）

與無理之人不妨爭辯，對無禮之言不必計較

宣傳仁義之道，批駁歪理邪說，在“道理”層麵摧邪顯正，這是儒者不可推卸的文化、社會責任。孟子就曾自許“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對楊墨、淫辭、邪說都不放過。因此，對於無理的言論及人物，儒者有時候不能不進行爭辯或加以批判。

與“無理”之人爭辯，要注意兩點。首先，所爭所辯的是理，而且是值得一爭的理，同時要根據自己的時間精力選擇最值得一爭的。當今時代比孔孟之時更加學絕道喪，淫辭邪說鋪天蓋地，要一一駁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其次，爭論應該在公開的場合和媒體上進行。那樣，對方聽不進去，旁觀者中有人聽得進去，天下後世有人聽得進去。

無理、不講理者大多剛強難誨，私下的爭論毫無意義，避之為上。古人雲：“大丈夫不怕人，隻是怕理，不依靠他人，隻依靠道理。”而今世人往往相反，不怕理，不講理，更不尊重道理。這是整個時代的文化、道德、價值觀出了大問題，要揚清激濁有個過程，急不來的。

另複須知，“無理”之人往往無禮。所以，公開的爭論也應該適可而止，道理辯明即止，不涉及其它，不與之糾纏。所謂佛陀不度無緣之人，聖賢不近無禮之輩。

對於對方的各種無禮之言，對於各種人身的侮辱攻擊誹謗咒罵，隻要沒有造成嚴重的現實傷害，完全沒必要回應和理睬。豈有英才不遭人忌、豈有大德不遭人罵的？孔孟釋老和儒佛道曆代祖師大德死後千百年尚且遭到大量的侮辱攻擊誹謗咒罵呢。

特此自我提醒並與儒家同仁共勉：與無理之人不妨爭辯，對無禮之言不必計較。

爭道理，是一種責任；不爭其它，則是一種自重和涵養。《呻吟語》中有句格言說得好：“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限受用。”又說：“自家有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育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天。”

這才叫真涵養、這才是真自尊呀。想當年，東海也曾欣賞那種尖酸刻薄攻擊他人的魯迅型文字，也曾欣賞那種炫耀賣弄顯擺自己的李敖式作品，甚至曾與某些無禮之徒、無德之輩針鋒相對絮絮不休。思之自慚不已。

2010-6-1東海老人餘樟法

簡複老麻花儒友

轉型過渡不應該以犧牲法律的公正為代價，不應該以犧牲民生和人權的基本保障為代價。至於社會保障，西方某些國家是過了，使工作者反不如失業者，變成了的“培養懶人”的製度，我們則是不及、遠遠不及，弱勢群體匱乏基本生活醫療保障的狀況仍未解決。

別說什麽“過早滴進入福利社會”了，當今中國連“福利社會”的腥味還沒聞到呢。加強社會保障體係建設，包括擴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範圍，加快建立健全養老社會服務體係等等，確是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有能力解決不解決，是會出大亂子的。

某些轉型過渡的成本代價，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維護民生人權，維護法律公正，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良性轉型的成功，有百利而無一弊。

再沿著老路子走下去，中國經濟縱得一時的超速發展，也必得不償失，其成果很快就會被迅速惡化的生存環境所吞噬。生存環境，包括自然、政治、道德、文化等等環境。就拿自然環境來說，某些惡性開發賺來的那點“錢”，到時還不夠治汙用的呢。至於社會成本及政治上道義上的損失，那就更高了，無法估量。2010-5-31東海餘樟法

附：老麻花帖（跟於《提醒中國政府：別再讓美國大檢便宜！》）

這裏好像有一個“二難”問題。過早滴進入“福利社會”，對我們這個發展中的國家好像是不適宜滴，因為基礎不牢靠。再一方麵，美國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是為了複興其國內製造業的目的，而要求提高中國國內製造業的成本。“血汗工廠”是罪惡的，這毫無疑問。但是，資本積累的過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也是事實。比起西方資本積累的“羊吃人”時代，發展中國家應引以為鑒。但轉型過渡的成本代價，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自題“東海三書”

各派學者的參考書

各方誌士的智慧書

各級師生的指導書

各級領導的必讀書

各式異端的糾偏書

各類矛盾的調解書

各色特權的批判書

各種罪惡的起訴書

良知信仰的說明書

仁本主義的邀請書

儒家文化的大成書

中華民族的福音書

2010-5-16東海餘樟法

東海三書：指《大良知學》、《儒家，每個人的家》、《平書----還我中華》。第一書已出（https://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36961&page=1

），其它兩本整軍待出。相信它們出籠的日子當不會太久了。

評李澤厚一句話

有儒友翻出陳明與李澤厚2005年的一段對話。李澤厚說：

“做學問如同做大生意一樣，需要有膽有識。有的人是有膽無識，像劉曉波，膽子是很大，但沒有見識，隻能張狂一時，過後灰飛煙滅。有的人是有識無膽，因此能搞出一些小學問，這個比有膽無識還是要好一些。”

這話前麵一句說得好。對於學者來說，識者，智也，是能夠認識真理、把握真理的智慧；膽者，勇也是敢於堅持真理、宣傳真理的勇氣。兩者缺一不可。有膽有識，智勇雙全，才能成就大學問。

有膽無識，即有勇無智，不知道真理而亂說亂幹，那是蠻夫；有識無膽，即有智無勇，知道真話而不敢說，知道真相而不敢揭，知道真理而不敢堅持，那是懦夫。

膽識和智勇，有區別又有聯係，相輔相成。有勇無智者，其勇也有限。有，也是血氣之勇而非義理之勇；有智無勇者，其智也有限。有，也是習心之智而非本性之智。

儒家的膽識智勇，都統一於仁字大旗下。仁，是儒家的最高真理。真正知道、認識、把握了這一儒家之真心性之理，必有義理之勇，必然膽識俱大。

李澤厚後麵的話則太不謹慎且不自量。

對自由主義，要一分為二。相比儒學而言，自由主義真理度不是很高。但比起其它種種“主義”來，其真理性和優越性又是不可否定、無法否定的，對於當代中國的製度改良和建設，更是具有重大的學習、鏡鑒意義。

我與劉曉波政治立場不盡相同，文化立場截然不同，對劉曉波的西方中心主義和反儒立場一貫持反對態度。我認為，民主值得汲取精華，自由不能成為主義，沒有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指導，中國的製度轉型就難以順利和成功，僥幸民主了，也將是劣質不堪的。

但我對劉曉波的民主追求和犧牲精神始終保持相當的尊重。劉曉波作為當代自由主義的一麵旗幟，不僅其精神值得人們學習和敬重，其認識水平也比其它各種“主義”的信奉者要高些。論膽論識論思想論德望論曆史地位，劉曉波豈是那些“能搞出一些小學問” 的小學者所能望塵的？

2010-6-6東海老人餘樟法

朋友拿來幹什麽的----小論交友之道

人生在世免不了交朋結友。儒家非常重視朋友關係，列之為五倫之一。五倫，指五種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倫常關係，即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朋友屬於社會關係。儒家強調“朋友有信”，把誠信視為朋友交往必須遵守的基本道德準則。

另外還有三個字，與“信”字相通，也是友道的根基。一、義。重情義，合情理，講義氣；二、禮。有禮貌，相尊重，久而不衰；三、恕，寬容體諒，將心比心，多從對方的角度和立場考慮問題，不苛求，不苛刻。對於朋友的一些小過錯小毛病，可以婉轉提醒，但不必太認真太計校。

很欣賞古龍的一句話：朋友是拿來疼的。上麵信、義、禮、恕四個字，是儒家交友之道的概括，也是“疼”朋友的最好表現。

奈何友道不存久矣。對於現代大多數人而言，似乎朋友是拿來“用”的，一旦利用不成，就拿來遺棄、拿來嘲笑、拿來侮辱、拿來欺騙、拿來傷害、拿來攻擊、拿來詆毀、拿來出賣、拿來出氣泄憤！

《論語》曰：“故舊不遺”、“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現代人正好相反，總是遺棄故舊，總是求全責備於故舊，總是為了一己之利、一時之利，隨隨便便地傷害乃至出賣故舊，總是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瑣事，隨隨便便地與故舊絕交決裂，甚至你死我活打成一團……嗚呼悲哉！

看多了上述種種現象，不由得齒冷心寒；想起古今中外眾多關於友情的故事和傳說，又不由得心馳神往。剛剛看了《留仙外史》中《甲與乙為善友》的故事，感動不已。故事中的乙，明知自己會被誤解，仍選擇自己精心策劃的方案去幫助甲的家人。錄此共賞（略）。

今時今世，難得見到真正尊重朋友、珍惜友情的人，也難得碰上值得交往的人。

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世到來之前，聖賢君子有朋友（因為“德不孤必有鄰”）但不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別是今時今世，能夠有幾個真正誌同道合的朋友，已是萬幸，應該好好珍惜才是。

想當年東海缺乏知人之明與“擇人之眼”，又以“廣七天下英雄士”自期，結果是魚龍混雜，其中有龍虎豪傑，也交來了不少蝦兵蟹將牛鬼蛇神。這對我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交到益友是一種光榮和幸運，交到損友則是一種不幸，交到奸惡之人更是一種大不幸。

那些便辟、善柔、便佞的人，那些一味利用、侮辱、欺騙、傷害、攻擊、詆毀、出賣朋友的人，千萬不能交，萬萬不能交。萬一誤交，“絕”為上策。故孔子又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意思是說，不要與不忠不信者為友，萬一誤交，不要憚於改正。注意，即使是故舊，“不棄也”的前提是“故舊無大故”。故舊如果犯了原則性大錯大惡，成了不忠不信的惡棍，那也是不能不“棄”的。

2010-6-9東海老人餘樟法

儒與俠

儒俠本有重疊、相通和互補之處。例如：孔子“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為成人矣”，曾參“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孟子“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等等人格描述，充滿俠的精神，也可以作為俠的注腳。

俠之大者，往往與儒者一樣具有懲惡揚善之心、救世濟民之誌。行仁不同於行俠，但仁心包涵著俠氣。宋儒說孟子有英氣，其實就是一種豪俠之氣。儒為俠的源頭之一，韓非子曾這樣描述“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選，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其學廢，而閭裏遊俠興”----俠進可為儒，儒家廢了學，某些人則有可能退而為俠。

儒與俠有相同相通，又有很多不同之處，兩者學問、境界、方式及手段都不同。儒家對俠家的“言必信”、“以武犯禁”等觀念和行為特征也不盡認可。進俠為儒，是進小信小義為大信大義，進意氣之勇為義理之勇，進英雄主義為仁本主義，進充滿個人主義和暴力色彩的手援為文化性、道德性、製度性的道援。進俠為儒，乃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古人雲：先為豪傑，再為聖賢。豪傑為俠之大者，聖賢為儒之大者，進俠為儒，就相當於進豪傑為聖賢。

或曰：“當不起俠者就當儒者吧。號召各位憤青、忍者、小民、懦夫等快快加入儒家道援隊伍”雲雲，此言欠考慮，或者需要補充一下。“各位憤青、忍者、小民、懦夫等”在加入儒家之前，有必要加強文化修養，提高智勇水平。懦夫骨是軟的氣是衰的，哪來為儒的力量？憤青黑白不辨是非不明，哪有為儒的水平？“當不起俠者”的人，哪裏當得起儒者？儒家不在乎人的身份地位之類外在條件，但需要一定的道德力量和智慧水平。儒門廣大，不收破銅爛鐵枯株朽木也。2010-6-14東海餘樟法

“反儒”定律

反儒的人士必然低智，不論有無知識；

反儒的群體必然不良，不論哪行哪業；

反儒的社會必然失常，不論姓社姓資；

反儒的政權必然無道，不論古代現代。

2010-6-15東海老人餘樟法

顛覆國家易，推翻“東海”難

關於東海的“反儒定律”，或曰：

“似乎不夠周延。如果祖先被孔子處死，人家有可能因此反孔從而反儒.此人可能和你一樣，容不得別人欺負自己得父親，甚而父親得父親……的父親，比如那個姓“卯”的後代。但是，這隻是一個例子。因為，我想，反儒得理由和動機有些你或許猜都猜不到，因此，你在反“反儒”時，要給出得理由，或許需要寬一點。”

東海敬答：如果祖先被孔子處死，是冤枉的，子孫向孔子複仇，乃是正義的行為，不僅不反儒，而且正合乎儒家以直報怨和“大複仇”之義。（當然，這是假設，因為聖人不會無法無理不仁不義地殺人。關於孔子殺少正卯事，我已有小文證偽。）

如果祖先被孔子處死，合乎正理良法，並不冤枉，子孫就不可以向孔子複仇。若因犯罪受良法製裁，親屬不得複仇，對此周禮有嚴格規定。其子孫如果因此而反孔反儒，那就是以私仇而反公理、反正義，彰顯的是其子孫的不德和不智。

不僅此也，無論其它什麽理由和動機反儒，都不影響“東海定律”。要推翻它，隻怕比顛覆一個國家政權更難。謂予不信，歡迎有興趣者拔刀一試。

另外，即使某些反儒者很聰明狡滑，很有智商，也不影響“反儒的人士必然低智”這一論斷。聰明狡滑高智商不等於有智慧，真正的智慧是認知心性的真實、認識儒家的真理。東海餘樟法2010-6-16

附“反儒”定律：

反儒的人士必然低智，不論有無知識；反儒的群體必然不良，不論哪行哪業；

反儒的社會必然失常，不論姓社姓資；反儒的政權必然無道，不論古代現代。

2010-6-15東海老人餘樟法

何謂反儒派----略答獨立先鋒網友

在“東海定律”後，獨立先鋒網友問道：

“弄出定律來之前,是否先界定概念?所謂儒,有孔儒\孟儒\荀儒\漢儒\宋儒和明儒,五花八門,千差萬別,早就成了一個大醬缸,即使東漢王充,也稱儒門弟子,東海所謂反儒,究竟何指?如指其中一家,那其他各家是否非儒?若指”全夥在此,都是不可冒犯之聖賢”,那麽這些儒門自家也在打架,此儒反彼儒,東海君如何判斷哪個儒乃低智\無智\不良?小子無知,敬請指教!”

東海略答：我所說的反儒派（反儒的人士），指的就是那些深度誤解孔孟之道、全麵否定儒家文化和仁義原則者，如魯迅柏楊之流，包括眾多比魯迅柏楊的水平差得遠的文革餘孽。這些餘孽已經喪失焚書滅儒的政治特權和“物質”力量，但在思想上與當年的紅衛兵沒有什麽區別。

確實，儒門派別眾多，同一派別，也是異見紛呈，甚至同一個儒者，早中晚年的思想也會有所不同。但是，無論各門各派如何千差萬別“自家打架”，凡“儒家係統”中人，都是仁本主義者，對於仁義原則，對於仁義禮智信五常道及仁智勇三達德，都有一種基本的認可。

凡我儒者，無論對仁義道德、對心性有什麽獨特甚至錯誤的理解，都不會放棄和背離儒家立場，不會從根本上否定良知原則、砍伐仁本旗幟，更不會說什麽“仁義道德吃人”之類混帳話----那是反儒者的“幹活”。

另外，聖賢不會在乎世人的嘲罵冒犯（而且東海主張，要切實有效地保障這種“嘲罵冒犯權”。某些人甘做小醜，也是他不可不剝奪的權利。）嘲罵聖賢，隻不過彰顯其人之不堪而已，於聖賢、於儒家何尤？

就像該網友，問出這麽幼稚的問題來，不過暴露了自己的混亂糊塗，象“大醬缸”似的。好在該網友自認“小子無知”，又能夠謙虛求教，東海不能不撥冗一回。其實，東海對這類問題一向是很不耐煩的，大多不屑回答，很慚愧自己缺乏誨人不倦的精神。

2010-6-16東海餘樟法

儒與俠（續）

俠者言必信，儒者言不必信----不是不重信，隻是不“必”之。在儒家，信要受到仁義禮智的製約。

俠者重義，容易流於小義乃至不義，儒者仁義並重；俠者輕生，與儒家相比至少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不夠尊重。

對於社會不平，俠者以武犯禁，喜歡訴諸暴力手段，儒者以文化人，習慣訴諸禮法改良。儒者不反對暴力，隻是非常慎重。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對他人使用暴力，不對社會主張革命。

對於他人之仇，俠者會一力承擔代為報複，儒者必要時或許會給予適當的幫助，但絕不會擅自作主全權代理，更不會采取暴力手段。對於自己的大仇，儒者也不會輕易使用暴力----那是窮盡一切方法手段之後最後的手段。

劍（武器）是俠者的筆，濺惡人的血以維護正義公道；筆（文具）是儒者的劍，流自己的血以建設仁宅義路。俠者功夫到了高處，飛花摘葉皆可成傷敵利器；儒者境界到了高處，嬉笑怒罵都飽滿仁義精神。

俠者勇在意氣，儒者勇在義理；俠者易走極端，儒者崇尚中道；俠者往往無儒風，儒者一定有俠氣。缺乏文化的熏陶、道德的修養，儒會退步為俠；反過來，俠會進化為儒。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即俠即儒。

2010-6-16東海餘樟法

拜金時代的一個小小注腳

據一則“史玉柱的3小時賣了200萬” 報道稱，6月15日晚上10點，巨人網絡董事長“史玉柱的3小時”落槌，中標者為來自上海市的蘇彥彬，他的出價是2001221元。拍賣紀錄顯示，在為期3個月的拍賣過程中，共有286位競拍者叫價638次。

象史玉柱這類非正常的投機商人暴發戶，在儒家社會，別說崇拜，隻怕連略有才藝和名氣的妓女都不屑一顧。而今居然這麽多人出高價買他3小時，真堪稱“神州一絕”了。

這則報道，為這個拜金時代作了一個小小而很好的注腳，說明這個社會在文化、道德、精神等方麵陷入了深度貧困之中。而購買“史玉柱的3小時”的蘇彥彬先生，以2001221元的代價在眾多文化貧民、道德災民中脫穎而出，充當了一回他們的代表。

有人說史玉柱是一個依靠不誠實、不道德的手段獲得“成功”的商人，一個商業騙子。我不了解情況（是不是編織腦黃金神話、也就是把垃圾包裝成黃金的那個家夥？）不知道究竟如何。如其言屬實，史玉柱“腦子中的智慧和經驗”就更可疑了，這則報道就更有典型意義了，它說明眾多中國人在“拜金”方麵全麵超越了西方。

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很拜金，很物欲，但有“法度”，有底線，對於騙子，是沒人拜的，而且會群起而攻之、法律以懲之。中國社會不僅拜金子，而且拜騙子，不以“不誠實不道德”為恥，反而以之為榮，為偶像，真不愧是一個“特殊化”的拜金社會。

2010-6-18東海儒者餘樟法

老宣“瘋話”不幸言中，繼續反儒居心可疑

五四以來，反中華文化尤其是反儒家、反道德成了知識界思想界最大的時髦。廣大國人也都以為仁義道德禮義廉恥是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東西，不反掉它們，政治、社會就文明不起來，國家、民族就振興不起來。

這真是一大誤會。這一誤會所造成的百年惡果，所招致的空前浩劫，中國人民應該領教得夠了，遺憾的是，至今很多人依然執迷不悟，或者好了傷疤忘了痛，仍把五四以來那些文化打手、道德殺手的奉為“文雄”，把他們的著作奉為經典。

當然，由於曆史悠久的君主專製的深度影響和劣性熏陶，某些傳統道德規範確實已經過時、落後，已經不適合於民主時代，比如“三綱五常”的“三綱”，有必要予以拋棄或者更新、升級，加以現代化的闡析。但是，道德本身，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曆時萬代而不變”的文明的核心，永遠不會過時。仁義禮智信五常，乃人生、社會、政治之常道，本質上適用於任何文明形態任何時代，即適用於農業時代，也適用於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

在七十多年前，《瘋話》作者老宣曾深刻指出：“社會是一團散沙。道德如同黏膠。社會間，無道德決必不能團結牢固。今人日日研究改良社會問題而竟蔑棄道德，甚至欲推翻道德。他們將來所造成的新社會，焉能有好的希望。”

老宣不幸而言中。五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不就是“他們將來所造成的新社會”麽？隻不過，“新社會”的黑暗和悲慘程度，豈輕飄飄的一句“焉能有好的希望”可以了得？

老宣又說：“不打倒古聖人，顯不出新聖人。不排斥古文學，抬不高新文學。現今的許多學者並非對古聖先賢，有何深仇大恨，也非對古人的文學，深惡痛絕。不過，他們因為求名圖利起見，不得不昧著天良，立異標奇。這個錦囊妙計施用之否，果然，新文聖，新作家，新文壇巨子，就如大雨後的雷蘑，一個一個地全鑽出來了。他們或彼些標榜，或互相攻攻擊，鬧得烏煙瘴氣、鬼哭神號。於是盲從之輩輩，心目中隻知有他們，不知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因此他們的新愚民政策就達到成功了。”

五四以來、魯迅之類“新文聖，新作家，新文壇巨子”們，之所以反儒家、反道德，其動機倒未必是“求名圖利”，也未必是“昧著天良立異標奇”，更未必是要做“新愚民政策”的幫凶。不少人是思想顛倒認識糊塗，有些人確實是認“對古聖先賢古人的文學”為國家衰弱社會落後的罪魁禍首而深惡痛絕，也可以說有“曆史的局限性”吧。

但是，經過百年滄桑、千古浩劫之後，飽閱蔑棄儒家、推翻道德的後果的嚴重性之後，某些知識界、思想界人士仍然把矛頭對著儒家文化和仁義道德“苦攻”不休，繼續毛澤東們的未了之業，其居心就很可疑了，至少有故意裝傻、扯蛋、攪渾水、愚弄民眾的嫌疑。如果說魯迅們反儒主要是“智弱”的原因，現在的反儒派則主要是“德殘”所致了。

2010-6-19東海餘樟法

對商賈階層的嚴重警告

據說史玉柱有句名言：“在法律允許範圍內爭取最大利潤”。這句話本身沒有問題，商賈逐利，份所應當。問題在於商賈們是否真的做到了“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幾十年來，假冒偽劣商品已成中國社會一大禍害，而落入法網的大小腕兒也前仆後繼數不勝數，在在都證明著眾多商賈在追逐利潤的時候是超越和違背了法律規範的。

還有，執法者是否公正，法律本身是否公正，這都是問題。大量公開報道的事實足以證明，在不少地方不少時候，某些執法者不僅沒能有效地行使維護社會公正、懲治違法犯罪的功能，反而貓鼠勾結黑白混雜，或者為大大小小各類奸商騙梟保駕，為各種坑蒙拐騙違法犯罪行為護航。

但願包括史玉柱先生在內的眾多商企在爭取最大利潤的時候，真的能夠守住法律的底線，同時也能夠守住某些道德的底線，那將是廣大消費者的幸運，也是他們自己的幸運。怕隻怕“但願”隻是我美好的願望而已。

假冒偽劣商品空前的泛濫，已充分證明眾多商企早已道德、法律雙重“失守”，早已淪為奸商騙子乃至“奪命殺手”，充分證明當今商賈階層在整體上已成為有史以來最為無良無恥卑鄙齷齪的群體。

為了治病救人，讓我在此發出一句嚴重的警告：靠假冒偽劣害人的產品，靠歪門邪道禍世的手段，縱能成一時之功發一時之財，最後也必難逃公道，難逃敗亡的結局悲慘的下場。即使僥幸逃脫法律的懲處，也難逃“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天理和因果報應的鐵律。民無奈，有法，法不懲，有俠殺，有“天誅”！

2010-6-19東海餘樟法

仇官現象已十分嚴重，亂世到來或不可避免

幾乎任何官員正常非正常的死亡，都會招來民眾一致的非理性的熱烈歡呼。已經沒有人去分辨和查考死者清濁廉貪善惡正邪了。在大多數民眾眼裏，凡當官的都是一路貨色，都是假惡醜貪的代表，都該死。這不，凱迪上一則“副縣長駕公務車回鄉被豪華車撞死”的訊息，下麵密密麻麻的全是各地人民群眾發來的“賀電”：

“為消滅掉一位公務員而慶賀”，“慶祝中國又少了一個禍害”，感謝死者“對納稅人做了最後的也是最大最大的貢獻”雲雲。有人表示“這種新聞是我的最愛”；有人建議“能不能搞一個網站，每天都刊登這樣的消息，讓我們鬆弛一下疲憊的神經”。

單純地看，這些網民簡直毫不講理專門罵官甚至冷血惡毒沒有人性。然而在指責這些“圍觀者”的同時，人們有必要好好地問一句為什麽。

為什麽民眾會變成這樣？為什麽仇官現象嚴重至此？為什麽大多數民眾會對政府及其廣大官員喪失了最基本的信任、並且充滿非理性的仇恨？在大多數民眾眼裏，官員沒有不貪官的，領導沒有不“領盜”的，公仆沒有不惡仆和公害的，政府沒有不“正腐”和“猙腐”的----成了腐敗、罪惡和黑暗的象征。為什麽？

在某些具體的官民衝突事件中，或許有些民眾不明真相、不講道理、缺乏理性，或許有些民眾不分青紅皂白、不識是非好歹。但是，即使錯在“民方”，官民之間矛盾尖銳到這種一觸即發的程度，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麵，官方無疑要負主要的和根本性的責任。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天理人情之常。

這是一個特別缺乏道德、缺乏文化的時代。弱勢群體固然缺乏，強勢集團更加缺乏-----不僅缺乏，而且負債累累。“民方”與官方都在急遽地野蠻化、黑惡化和禽獸化，雙方矛盾又越來越尖銳化，任何星星之火都可能形成燎原烈焰。現在的穩定完全是表象的、虛假的穩定。

如果仇官現象持續嚴重下去，官民對立持續發展下去，如果高層依然堅持利益主義、物質主義、雞的屁主義的政治導向（馬克思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已被利益主義、物質主義、雞的屁主義架空，有名無實），而且對少數仁人誌士弘揚道德文化的努力和優化政治製度的呼籲橫加阻攔，那麽，空前亂世的到來將不可避免，中國社會的未來將不堪設想！

《禮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現在我們所置身其中的，正是這樣一個“滅天理而窮人欲”的社會，一個“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的社會。按照《禮記》的告誡，這個社會正在大亂的道路上狂奔啊。

2010-6-20東海老人餘樟法

敬請方克立及其門下眾弟子三思

因有匿名者於某網絡發表《一個女人和她的遭遇——方克立兩三件事》一文，對“我們的導師方克立先生極盡汙辱誹謗之能事”，“作為先生門下弟子”的曹躍明、陳代湘等近四十位專家學者教授聯名發表《關於方克立先生遭誹謗事件的聲明》。

據傳匿名者亦為方門弟子。匿名文章對方先生的“攻擊”有沒有事實依據，東海不了解情況，不敢妄斷。但我認為，不管有沒有事實依據，匿名攻擊的行為都是很不君子、很不負責任的。方門弟子們為了維護師門清譽，發個聲明，可以理解----盡管這麽泛泛的澄清，效果可疑，澄而不清。

但是，“聲明”說“我們不得不發表如下聲明”是因為此事“影響除及於先生和方門弟子外，且及於儒學與中國哲學之聲譽。”這就不誠實了，有首鼠兩端之嫌。方先生已一再聲明自己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反儒立場有目共睹。“聲明”中不也提到“先生一生奉行馬克思主義，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評論各派學術觀點”雲雲。

那麽，方先生受到誹謗，是他自己的事，與儒學何關，與中國哲學何關？（儒佛道文化才稱得上是中國哲學）最多隻能說影響及於馬克思主義之聲譽，為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失敗提供了又一小小證明而已。連親自扶掖的弟子都對導師“極盡汙辱誹謗之能事”，還不失敗嗎？

當然，馬克思主義教育失敗的證據如山似海，方先生的遭遇算不了什麽。大半個世紀以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熏陶、教育、培養下，人性中惡的一麵被全方位地釋放出來，無限製地泛濫開來。多少人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汙辱、誹謗、打擊、迫害啊，又有多少人自己成了汙辱、誹謗、打擊、迫害他人的馬克思主義啊。尤其是文革浩劫，真可謂人人成魔，舉世若狂。

這在儒家是難以想象的。自古以來儒門中也不乏小人偽君子甚至大奸大惡，但終究以正人君子豪傑聖賢為主。象這樣“大規模”地培養小人偽人奸賊惡棍的學說，除了馬克思主義，古今中外再找不到第二家；其殃民禍國的程度，別說法家，便是任何邪教教義也望塵莫及呀。

當一種“主義”全方位播種仇恨、煽動鬥爭、升級人性之惡，“大規模”地培養小人偽人奸賊惡棍，甚至持續性地製造政治性社會性災難，這種“主義”還值得信仰嗎？還不足以讓方克立先生反思嗎？

另外，當今天下對中華文化“極盡汙辱誹謗之能事”者眾，方門弟子們如果確願為儒學與中國哲學之聲譽著想，為中華民族的興衰和前途著想，理當秉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辟邪說放淫辭，傳道授業解惑，作一個真正的儒者、衛道者。

2010-6-20東海餘樟法

以拜致謝又何妨？----關於重慶某中學“拜師”事件之我見

據報道，重慶某中學高三畢業典禮上出現了集體跪拜感謝老師的場麵。有人問我對此事件的看法。東海答曰：如果確實是學生自願自發的，偶爾一拜又何妨？隻要不帶強製性，對此加以適當引導和鼓勵，也無妨。理由如下。

跪拜特權、跪拜政府當然不應該，那是專製主義的殘遺和奴化意識的表現（但也不可一概而論。特別是在當代中國，有時候民眾跪拜特權和政府，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特殊形式的抗爭。）但跪拜禮作為一種莊重的儀式及感恩的方式，沒必要也不應該杜絕----在日本和韓國跪拜禮就很平常，我們也應該“平常心”看待。

任何人不可有奴性，但不可以沒有一定的敬畏之心或感恩之情。比如對天命（這個詞蘊涵很豐富。天之所命，包括人的良知仁性及各種“客觀規律”等）、對聖賢、對祖宗的敬畏，比如對生養自己的父母、傳道授業的老師的敬重之心和感恩之情，不可以沒有。教導學生從小學會敬畏和感恩，也是教育的意義之一。在特定場合，跪拜禮不失為表達敬畏之心或感恩之情的一種很好的方式。

（需要說明的是，學生可以“拜”謝師恩，老師則要真正做好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如果老師不像老師，傳的是歪門邪道，誤人子弟，當然不值得尊重，更不配得到學生的“拜謝”。）

東海生平脖硬腰硬狂傲不馴，若有人膽敢仗權仗勢讓我下跪，我必誓死反抗。但跪拜祖宗、跪拜父母、跪拜孔孟、跪拜經典、跪拜曆代聖賢豪傑，卻被我視為當然應然，拜起來絕無絲毫心理障礙。跪拜祖宗、父母、孔孟、經典以及曆代聖賢豪傑，其實就是跪拜自己的本心。

據說重慶某中學因此受到教育部門的通報批評，未免小題大做。至於眾多反對者將此事與“專製思想、奴化意識和奴化教育”結合起來批判，認為“一旦下跪就意味著人格的喪失”，更是過度解讀、無限上綱，這種批評很不負責任，有誤導國人、誤導教育之嫌。

下拜與“專製思想、奴化意識和奴化教育”並沒有必然的聯係。不拜未必好學生，不拜未必有人格。對於“天命”，對於父母老師和聖賢經典，對於道德良知正義真理，絕大多數現代人包括學生不僅不尊重，反而加以輕蔑、侮辱並以此為榮，這才真是沒有人格。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師不師生不生，這才更加可憂、可恥、可怕！

2010-6-21東海老人餘樟法

提醒某些中國人

不能因為很多公仆不如盜賊就去讚美盜賊，

不能因為一些良家不如妓女就去支持妓女。

不能因為有人曾偽裝君子就咒罵所有君子，

不能因為偽君子不如真小人就崇拜真小人。

不能因為有假仁假義現象就認定道德吃人，

不能因為沒能夠發現良知就認為良知虛無。

不能因為真理曾遭到惡性歪曲就蔑視真理，

不能因為儒家曾受過不良利用就悖棄儒家。

不能因為生活離不開金錢就主張金錢至上，

不能因為生存離不開物質就崇奉物質主義。

2010-6-21東海老人餘樟法

儒家政治必須保障公民自由

或問：“在儒家社會，有沒有公開宣揚馬列毛主義的自由？這事兒由民主決定還是政府決定？”

東海答：公開也好私下也好，信奉和宣揚什麽“主義”（理論、學說、宗教等），屬於每一個公民不可剝奪和侵犯的自由，馬列毛主義也不例外。當然，別人也有批評、駁斥、反對馬列毛主義“主義”的自由。另外，國民還可以自由組建各種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團體（政黨），那屬於結社自由。

在民主時代，儒家對國家的治理通過憲政和法治進行。切實有效地保障國民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儒家政治題中應有之義。“這事兒”由憲法決定、政府執行，不屬於民主表決的範圍。也就是說，任何民主決定，不能違反憲法、侵犯公民自由。

2010-6-21東海老人餘樟法

值得儒家思考的一個大問題

在東海《儒家政治必須保障公民自由》後，海外某前輩跟問：

“能否說說，對於保障公民自由儒家有何勝於自由主義者的具體主張？能否說說，對於保障公民自由儒家有何勝於自由主義者的具體主張？儒家若想在政治上統攝西方自由主義者，必須如此這般地從各個麵向拿出勝招，以示自己具有這個統攝能力。期待焉。”

儒家在哲學、文化層麵包括政治思想、政治理想，都可以包容、涵蓋和統攝自由主義，對此東海在《大良知學》一書及《中西合璧，以儒為體----儒家與自由主義關係初論》、《關於信仰、民主與良知》等多篇近作中都有詳盡的闡析。但“對於保障公民自由儒家有何勝於自由主義者的具體主張”方麵，東海尚乏細致考慮。

這是個大問題，涉及儒家政治具體的製度設置和架構，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將直接關係著儒家在新一輪文化、社會、政治“競爭”中的興衰成敗，關係著中國走什麽路、向何處去的選擇，值得各位儒者認真思考。

在文化層麵，亞西方的那個“主義”不足道，西方文化（主要為基督教和自由主義）才是儒家真正的對手。在未來中國，儒家與自由主義之間，持續的思想爭鳴、政治爭論和製度爭優，特別是意識形態“主導權”的爭奪將不可避免。當然，這種種“爭”應該是自由、良性、道德的。

2010-6-22東海儒者餘樟法

中國文化憑什麽領先世界？

“季羨林晚年以中國話說出了中國文化將領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紀該是中國人世紀。”（餘世存《非常道》）

我也相信中國文化終將領先世界，但季羨林所說的理由是膚淺的，或者幹脆不成其為理由。中國文化終將領先世界，最根本的理由在於文化的優越性和真理性（對此東海“大良知學”有深入闡說）。中國文化的心性論、生命觀以及世界觀宇宙觀，都比西方文化正確高明---如果不具備這一內因，不管世界怎麽變化，文明怎樣發展，外在條件怎樣成熟，中國文化都沒有領先世界的機會。

中國文化領先世界是遲早的事，但何時才能領先世界卻不一定。

人們對真理的認知、真理的傳播都有一定的過程，要受到民眾學識智慧道德等程度的製約，還受到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等各種條件和氣候的影響，不可能一蹴而就。真理力量的體現，即使某種時候具有突變性、爆炸性，也是建立在持續的積累、漸變和潛移默化的基礎上。

原則上人人皆有良知，人人都有認識真理、理解儒學（中國文化的主統）的能力。但是，人性既有本性又有習性，而且各種習性往往根深蒂固。在極為漫長的曆史時間裏，世人的良知本心普遍為習心所遮蔽，孔孟之道難免受到普遍的誤會和反感。老宣說得好：

“蘇秦張儀，走遍六國到處受歡迎。孔丘孟軻，行遍天下到處碰釘子。因為蘇張所談的，是合於一時的人欲。孔孟所談的，是萬古不磨的天理。娼妓小人的甜言蜜語易惑人心，節婦義士的冰言冷語難入人耳。”（《瘋話》）

尤其在這個比孔孟時代更加學絕道喪的“據亂世”，中華文化剛剛遭受了一輪空前嚴酷的摧毀，儒家的處境會更加艱難，良知的遮蔽特別嚴重，很多人終其一生也沒有去遮除蔽的可能，終其一生也難以認同儒家義理。正如某網友所說：“儒家文化層次太高，內容太豐富，寓意太深刻，加之近代中國文化的倒退，中國人的素質下降，無能力消化本民族的高層次，高勢能文化，而西方那些低俗的低層次的文化更容易接受。”（跟帖於《敬請方克立及其門下眾弟子三思》）

中國文化要重新領先世界（之所以說“重新”，是因為中國文化已領先世界數千年，它的落後滿打滿算不過兩百年而已。），首先第一條，它至少要得到中國知識分子及政治家的普遍認可。這一條就很不容易。

其次，中國文化的主統儒家應該在中國重新確立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地位，並有效解決中國社會政治的種種問題，成功指導中國的政治轉型、社會變革和製度優化。如果任憑這個指導性“地位”為異族文化所占據----不論這種異族文化是亞西方的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自由主義，如果象現在這樣，中國文化在自己的國家都是邊緣化、裝飾性的，甚至受到種種汙蔑、敵視和惡意的攻擊，它憑什麽領先世界、“化成天下”？

中國文化要領先世界，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大量的的條件有待於去創造，季羨林式的盲目樂觀要不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國文化的力量，需要借助一個個具體的文化人去體現，需要體現落實於中國的政治和製度文明中去。廣大中國文化、政治、社會工作者特別是儒者，任重而道遠啊。

2010-6-22東海儒者餘樟法

方克立先生還不反思，更待何時？

父不父子不子、官不官民不民、師不師生不生的現象，古今中外都有，以儒家或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也難免。但是，無論如何都有一定的限度，都不至於發展到“馬家”社會的程度。

我說過，僅僅方先生門下出一二弟子不肖，那當然算不了什麽（具體是弟子不肖還是老師有問題，不了解情況，沒有發言權，茲言弟子不肖，乃姑依《關於方克立先生遭誹謗事件的聲明》所說）。問題在於，大半個世紀以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教育係統“師不師生不生”已成普遍、“正常”現象。

更為嚴重的是，馬克思主義不僅理論上破綻百出，實踐中更是造禍天下，居然會在和平年代“導”出“大革文化命”、大革同胞命的運動，讓廣大國民你死我活，讓神州大地水深火熱。

（“聲明”中說“先生一生奉行馬克思主義，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評論各派學術觀點，發自本心，正大光明。”雲雲，甚是幼稚。這麽說，隻怕不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所許可。馬克思主義不明良知不識本性，不承認人性本然之善及其超越性。這種“哲學”不哲無學，純粹是發之於和訴諸於人類習性，所起的作用不外乎鼓勵著人類的鬥爭性、泛濫著國民的劣根性、放縱著各種習性之惡。）

文革早已過去了，“馬家”也已被架空了，但隻要“馬家”“在憲”，其流弊就未有窮期啊。嶺雲關雪儒友說得好：

“儒學盛行的古代，即使亂世大概也沒有墮落到以醜為美、甚至屠殺幼兒園小學生的水平！可以預言，中國一旦政局不穩，人人亂殺的慘劇將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末代王朝，不僅僅是官民之間，各階級階層人之間，各民族之間，甚至毫無利害衝突的陌生之間都可能看著不順眼就加以殺戮。過去，盜亦有道，殺人也要找個冤家債主，所以即使亂世，也多少有點道德底線。現在還有嗎？所以同樣是法治體係崩潰的亂世，它們混亂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別。現在的天災頻繁更是過去沒法比的，今年全國性的地陷現象也成為熱點，這是掠奪性開采的惡果，旱澇震風更是不斷。人怨，天亦怒。”（跟帖於《敬請方克立及其門下眾弟子三思》）

方克立先生及其門下諸弟子，作為知名學者教授，負有“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責任，負有文化、社會責任和一定的政治責任。東海苦口婆心，贈之以言評以以理導之以道，請他們反思馬克思主義信仰，完全是為中華文化考慮，也是為他們自身長遠考慮。

楊墨尚且為儒家所力辟，何況比楊墨更加異端的馬列？方克立先生盡管堅持“馬家”立場，畢竟對儒家不無研究，且親身經曆過文革、親自領教過馬式教育的“厲害”，當能理解東海的一番苦心，當知信仰和傳播異端學說對社會和自己的危害性。如今垂垂老矣，一些事情可以看開些了，可以多為天下後世也為自己的良知慧命考慮了。如今還不反思，更待何時？

2010-6-23東海儒者餘樟法

儒家、馬家、方家等等-----答Yukunshi網友

一

Yukunshi網友為方克立先生及馬克思主義辯，不少地方似是而非，然文字優美典雅，在當今學者中也算不無見識，很難得，乃認真答複如下。

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是一回事，個人信仰與社會政治也不是一回事，不可一概混同。確實。但是，它們之間也非“完全不同”，而是血脈相聯、魂魄相關，不能完全割裂開來。

“解放”以來中國各種人禍包括“當今社會之種種亂象”，政治責任、領導責任無疑要由執政當局去負。東海十年來有大量文章議論時政、“問諸當路”，曾經以中國第一亡命徒自許，準備把自己給“豁出去”；其次，思想文化責任則由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去負，為此，東海也有不少文章劍指“馬家”。

同時，那些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不論真偽），特別是其中在社會、文化等領域負有重任、占有高位、富有名望者，也應該承擔不同程度的責任----至少是文化責任。所謂春秋責備賢者，就是因為“賢者”承擔著政治、文化、社會、曆史等等重大責任。

二

“儒家本身與作為意識形態之儒教”確實有所不同，但也非“天壤之別”。儒家不論如何被統治階級利用，不論如何教條化，隻要儒家“作為意識形態”，其“真精神”終究要發揮出巨大的作用和影響來。古代儒式王朝無論怎樣“外儒內法”、“陽儒陰法”，終究比較開明和文明。

宋朝以後，君主專製程度越來越高，儒家受到的利用越來越惡劣，受到的歪曲越來越嚴重，故史家有“崖山之後已無中國”之說。清朝，本來就遭到嚴重歪曲的儒家又進一步僵化和教條化。但就是這樣，滿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現代特別是“文革”時期。

五四時代對儒家的批判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儒家在給予君主專製以良性的製約與導向時，也難免受到專製主義的侵蝕。到了“封建社會”晚期，不少早已陳舊僵化、本身就違反了仁義原則的社會規範和道德教條，對於種種社會問題負有相應的責任，打倒是應該的。

（對於科學技術和政治製度的落後，張之洞等洋務派及後來的譚嗣同康有為等改良派都有不同程度的認識和不同方麵的努力。這說明儒家內部有相當的與時俱進、因時製宜的能力。）

五四的問題在於因噎廢食，把某些外在道德規範的問題、某些儒者個人的問題無限上綱地一概委之儒家，不是升級它、回歸它的真精神而是將它連根拔起。正如魯迅所說：倒嬰兒洗澡水時把嬰兒給一塊潑掉了。

三

儒學與馬克思之學都曾經因意識形態化而有所扭曲，但前者根子正，源頭清，大經大法沒問題，無論怎樣扭曲，都屬於枝葉問題，實踐上縱有偏差，不會過於魯莽滅裂，縱然魯莽滅裂，改良起來也容易些；後者則是本身思想根基的問題（詳見東海《異端論》、《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諸文），無論扭不扭曲，實踐上都會全盤錯誤，犯錯極易，糾正極難。

這就是儒學與馬克思之學的區別。

所以，東海否定馬克思之學，並非僅僅因為“社會問題”。當然，我並不否認馬克思主義局部合理性的存在，不否認它對某些社會問題的認識和分析還相當深刻。我說過，哪怕邪教教義，也不會一無是處的。

至於馬氏有共產之理想，儒學亦有大同之觀念，兩者乃是“形似”而已，形似而神異，兩者所依據的人性論、生命觀、世界觀大不同也。“昔康有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yukunshi 先生也知道“牽強”。康有為、梁漱溟雖大儒，終究隻是“賢人”。

四

yukunshi 先生曰：“（方克立）先生門下數十弟子，思想差異甚大，先生皆能包容”。於此足見方先生的修養和胸襟，我對待方先生與其它馬克思信徒也是有所區別的（詳見東海《異端論》）但是，方先生對“門外”眾多的不同思想、學說、主義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對於古今中外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說、主義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

堅持正義真理道德理想、堅持一種優秀先進的文化與思想專製是兩回事。東海“獨尊儒術”，卻不主張“罷黜百家”，或者說，我對各種異端外道的“罷黜”完全合乎仁義原則和現代文明原則。比如對馬克思主義者，我會嚴厲批判，也會尊重其言論權，並主張給予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所有異端外道的言論權以製度保障。我說過：

“言論自由是普適價值和現代文明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應該和必須成為當代儒家的重要原則。這方麵不能“軟”，不能“從權”，不能枉尺直尋及鄉願態度，也不能用投票來決定取舍不能訴諸於民意。所謂原則，就是“左右皆非之，諸大夫亦非之，國人亦非之”也要堅持的東西。對原則的維護堅持，是需要一點“雖萬千人吾往矣”的精神的。”（東海文章《維護文明原則，顧全儒家大局》）

另外，拙著《大良知學》有《尊儒不是獨尊》一文，也談到尊儒與尊重思想多元的問題，歡迎參閱。

2010-6-23東海儒者餘樟法

附yukunshi先生跟帖（跟於東海《敬請方克立及其門下眾弟子三思》）：

東海先生就當今社會之種種亂象敦請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竊以為實在是找錯了對象。眾所周知，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是一回事，而個人信仰與社會政治更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麵，豈可一概混同？對於專製社會之種種社會問題，五四時代曾一概委之儒家，因而提倡“打到孔家店”，流風之弊，以迄於今。有識之士則知儒家本身與作為意識形態之儒教固自不同，儒家真精神與被統治階級利用之儒家教條，可能有天壤之別。正因為此，故不可因封建時代之問題而廢儒學，故有今天提倡儒學複興之可能。以足下之高明，吾想固不否認此義。

儒學如是，馬氏之學寧非如是乎？任何學說，凡意識形態化則必致扭曲變形，儒學與馬克思之學一也。社會問題，當問諸意識形態，豈可因此否定一種學說思想？馬氏有共產之理想，儒學亦有大同之觀念，昔康有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此雖不免牽強，亦可見此未足為馬氏之過。至如階級鬥爭之類，其過在絕對化，我以為並不在其本身。社會階層之間有矛盾，並因此矛盾而見社會之變動，此義作為一家之言，試問又有何不可，又如何能輕加否定？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如海德格爾、薩特乃至哈貝馬斯、德裏達諸大哲莫不同情之，正可見其自是一理，未可以輕非也。

由是而言，個人信仰馬克思主義有何不可？且觀方門聲明，有“先生門下數十弟子，思想差異甚大，先生皆能包容”之言，蓋其中尊信馬克思主義者固有之，然同情儒學者亦是不乏其人。至於當今之社會問題，嚐聞信仰馬氏之學者固欲辨“真馬”與“偽馬”矣，如新左派之流，亦自不屑與正統之意識形態劃等號，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內部，自有異同，又豈可不問皂白、一概打殺？學術之爭，自來難免，方今儒學固宜複興，然若必欲罷黜百家、定於一尊，此亦恐實非儒學之福。殷鑒不遠，正在馬氏之學！

社會動蕩、天災頻仍，足下不問諸當路，乃請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其欲年逾古稀之方先生及其身為學者之眾弟子為此負責耶？豈非笑談乎？“昭王南征之不複，君其問諸水濱！”

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引向深入----二答yukunshi網友

滿清與毛共，難兄難弟，頗堪一比。

毛共“解放”戰爭，可比於滿清“入關之屠戮”；毛共馬列洗腦，可比於滿清“剔發之苛急”；毛共文革瘋狂，可比於滿清“四庫之篡毀”。文字獄方麵，更有得一比。滿清對“反對派”“剖棺戮屍株連九族”，毛共對不同意見者也是大搞株連，“踩倒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死了也不放過----隻是，毛共在沒有重大天災的情況下造成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在和平年代發動一次又一次大規模內鬥乃至內戰等，滿清就無可與比、望塵莫及了。

滿清與中共的文明程度都很低，東海“每讀明清嬗代之際”與每憶太祖在位之時，“未嚐不廢書而悵恨於無窮也”。然而比較而言，我以為“滿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現代”之說是實事求是的。

儒式政權即使“陽儒陰法”，或者無論變得怎麽壞，政治寬容度也相對比較高，改良起來也較容易，清末的憲政努力可以證明；馬家政權即使“陽馬陰儒”，或者無論怎麽變好，政治寬容度終究不如儒式政權，轉型起來則很困難，事實就擺在眼前。

兩種政權下的民風士氣也大不同。民風姑不論，僅說士氣。“有明閹宦之殘虐士類、滿清文字獄之酷烈”都是違仁悖義的暴行惡政（“以理殺人”之慘、割股埋兒之異也是違背儒家原則的），但是，無論環境怎樣惡劣，當時的“士類”的道德風骨相對而言都比較可觀。明清士類雖不如唐宋，比馬家政權下的知識分子群體則要強得多多：奴性少得多，骨頭硬得多。

滿清是異族統治，中共是異族文化統治。滿清尊儒，是蠻夷而中國化，但滿清政治嚴重偏離儒家仁義原則，雖中國化，蠻夷味道仍烈；中共滅儒，是中國而蠻夷化，但中共逐步背離馬克思主義精神，雖已蠻夷化，“中國風”漸有所歸。東海“於時尚能安坐而非共非馬”，乃拜“和諧論”所賜，如果馬克思主義依然原教旨，或者沒有被逐步架空，東海即使不死，也得脫三層皮了。

另複須知，“非共非馬”者並非都如東海一般“尚能安坐”（東海所求，乃言論的自由和渠道、儒家的興旺發達。安不安坐，原無所謂。）滿清文字獄雖嚴酷，也不是沒有例外。滿清之世如東海“非共非馬”一般非滿清的，並非全都如呂留良，並非全都在監獄裏。如明末清初三大儒，不僅言論上瘋狂反清，而且參加過實際抗清鬥爭。但他們仍然受到朝廷和地方相當的寬容和尊重。

我相信執政黨及文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有所反思的，政治上架空馬主義汲取儒家思想，學術上對儒家進行研究和闡發等等，就是這種反思的結果。隻是我認為，當局及方克立們反思的力度、深度還很不夠，還浮在表層。東海奮起棒喝獅吼，就是要把這種反思引向深入，從而不斷強化“去馬克思主義化”的力度，讓更多的人反身而誠，反馬歸儒。

總之，東海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儒化中共、儒化中國。希望在一百年內，中國的政治、社會能夠順利越過各種曆史性的障礙，走上仁本主義的光明大道。我知道自己看不到那一天，但仍將為那一天的到來而畢生奮鬥。

2010-6-24東海儒者餘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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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yukunshi跟帖（跟於《敬請方克立及其門下眾弟子三思》）

東海先生以為一種思想不管如何意識形態化、如何被統治者所利用，總歸是“血脈相聯、魂魄相關，不能完全割裂開來”，我則以為確有可能“完全不同”；足下亦知“儒家在給予君主專製以良性的製約與導向時，也難免受到專製主義的侵蝕”，我則以為這種侵蝕有可能傷筋動骨、導致麵目全非：這即根本分歧之所在。

儒家自董仲舒開始即欲對君主專製予以一定製約，這確實不假；但這種製約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實、或被統治者自覺接受，這卻也是一不容回避的問題。曆史上的大儒未有完全屈從於當權者的，而這些大儒在生前一般也都是命途坎坷、不被重用，隻有在其“不會再說話”亦即其死後，方被統治者當成牌位供奉起來、任其利用。君謂儒學“無論怎樣扭曲，都屬於枝葉問題，實踐上縱有偏差，不會過分”，果真如是耶？有明閹宦之殘虐士類、滿清文字獄之酷烈，乃至“以理殺人”之慘，割股埋兒之異？是何如耶？此五四啟蒙者所深惡，而君乃以為“不過分”耶？其真可歸為儒學本身“血脈相連”之所固有耶？若真以此等亦可謂“不中不遠”，則先生雖以複興儒學自任，然吾必謂先生真儒學之罪人也！

在下之鄙陋，先生之書之文，蓋未嚐能有幸拜讀也。然僅就此帖所論，則實有不敢苟同者。君謂“滿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現代”，真不知何得有此論也！入關之屠戮，幾無噍類；剔發之苛急，則華夏衣冠亡；四庫之篡毀，而儒學之精神凋，凡此之類數不勝數，故有識之士每讀明清嬗代之際，未嚐不廢書而悵恨於無窮也！君曾有“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對於古今中外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說、主義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之問，是至言也。然先生於時尚能安坐而非共非馬，不知先生自度若生於滿清之世而能如此非滿清乎？不知先生知呂留良之事乎？剖棺戮屍，株連九族，吾恐如先生者，其不為呂留良者幾希矣。然則此即滿清之“政治文明”耶？此非我所敢知也！

故我以為，專製統治之奉儒學者，不過加以實用主義的、“趨利避害”之利用而矣，根本談不上什麽儒學真精神。馬克思主義亦猶是也。任何哲學思想，都絕不能簡單地通過政治實踐之成效而論其真假。君欲以當前之現實問題而使馬克思主義反思，然馬克思主義者必將告君：吾之反思久矣！

《儒家中國》隨想

“儒家中國”（網址https://www.biodynamic-foods.com/），這個名字取得好。儒家和中國，都是我的至愛，我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瀏覽“儒家中國”網站，隨想如下。

儒家與中國相輔相成，

中國與儒家相依為命。

中國應該永為儒家的國，

儒家應該先做中國的家。

沒有中國，儒家將失去實體依托，飄萍浮梗，就像失去身體的遊魂；

沒有儒家，中國將失去精神棲居，名存實亡，就像失去靈魂的軀殼。

儒家的複興與中國的振興同步，

儒家的理想與中國的未來同頻。

儒家隻有成為中國的家，才能成為人類精神之家；

中國隻有成為儒家的國，才能成為地球最好的國。

尊儒家落到實處，必然愛國。不愛國，尊儒沒有根基；

愛中國到了深處，必然尊儒。不尊儒，愛國沒有深度。

2010-6-24東海儒者餘樟法

《儒家中國》歡迎您https://www.biodynamic-foods.com/

儒學聯合論壇https://www.yuandao.com/

東海精言一束

不怕受千萬小人之毀罵，

怕不為二三君子所讚許。

忠厚君子鬼亦欽，雖一時坎坷，必獲善報應；

刻薄小人天不佑，縱僥幸名位，終無好結果。

罵中國文化垃圾，是中華民族的垃圾；

罵仁義道德吃人，是吃仁義道德的人。

反仁本主義而動，是最嚴重的反動；

逆孔孟之道而行，是最危險的逆行。

儒者人之需，反儒者自絕於真理，

仁者人之質，違仁者自違了良知。

愛儒，是愛人、愛國和自愛的方式，

尊儒，是尊人、尊道和自尊的表現。

儒家有賴於世人的支持，否則興不上去；

世人有賴於儒家的支持，否則立不起來。

道的輝煌，有賴於我的光明，

我的理想，有賴於道的弘揚。

作文著書，是為天下後世造經，

弘儒傳道，是為國家民族造命。

被異端外道引為同道，是儒者的恥辱，

被反儒人士惡嘲毒罵，乃孔孟的光榮。

2010-6-27東海儒者餘樟法

最尊儒家，兼尊其它

獨尊任何學說、主義都有可能走向思想專製乃至政治專製，獨尊儒家例外，獨尊但絕不獨裁。因為儒家乃仁本主義，道德、良知、恕道以及自由、民意、人權等等概念，都可以為仁本主義所涵蓋。（自由主義者往往也是獨尊自由主義的，不能因此指斥他們專製獨裁吧？）

各種學說、主義、文化宗教體係都各有一定的真理性，但真理有高低，文化有優劣。儒家理所當然地最尊儒家，理所當然地認為儒家是個體和社會的最佳選擇，

認為儒家的真理性、先進性、寬容性、優秀性高於古今中外各家各派。

儒家不否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的普世性，但強調仁義禮智信具有更高的普世性和普適性。前者隻有接受仁本主義的指導才能夠無缺陷，才不會出偏差。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文明，仁本主義是更高一級、更加圓滿的文明。

獨尊儒家的獨尊一詞，應視為一種方便說法，或者說與“最尊”同義。儒家獨尊儒家，並非要把其它各種學說、主義、文化宗教體係都打到、消滅，而是兼尊其它，以仁義原則指導社會和政治生活，並為其它各家的言論權提供製度保障。

當然，由於學識、品質、修養和對儒學的理解程度不同，某些儒者的寬容度會比較低下，某些儒者或不認同平等、自由、人權等理念和新儒家群體的共識。這是個人問題，不是儒家義理、也不是新儒家群體的問題。

2010-6-27東海儒者餘樟法

“大人物”的處謗之道

自古以來，沒有哪個英雄豪傑大儒聖賢不受到汙蔑毀謗的，周公也不例外，正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也。古人雲：“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處謗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理不睬，隻顧自己至真至誠做人，盡心盡力做事。曆代聖賢的處謗之道，不外乎如此而已。呂坤曰：

“古之謗人也，也忠厚誠篤。株林之語，何等渾涵！輿入之謠，猶道實事。後世則不然，所怨在此，所謗在彼。彼固知其所怨者未必上之非，而其謗不足以行也，乃別生一項議論，其才辨附會足以泯吾怨之之實，啟人信之之心，能使被謗者不能免謗之之禍，而我逃謗人之罪。嗚呼！今之謗，雖古之君子且避忌之矣。聖賢處謗無別法，隻是自修，其禍福則聽之耳。”（《呻吟語》）

“聖賢處謗無別法，隻是自修，其禍福則聽之耳”，這是聖賢的無奈和悲哀。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聖賢的光榮。詩雲：不遭人忌是庸才。那麽也可以說，不遭人謗不聖賢。特別是在道德崩潰、奸邪遍地的時代，一小撮仁人誌士不能不成為眾矢之的。有人說：

“對於謊謠毀謗，默不理睬未必是好辦法，更好的辦法是如實如理予以澄清，或者訴諸法律以討還公道。”

對於造成了嚴重的現實危害的謊謠毀謗，這確實不失為一個好辦法，隻是道德、文化上真正夠“大”的人物，往往不屑於這麽做，不屑把自己與毀謗者放在同一個平麵上。連與卑鄙小人對話都自覺“掉架”，別說與之自爭清白和對簿公堂了。

至於報複，對於“大人物”來說，隻怕連一閃的“念頭”都沒有。除了君父大仇，要一個“大人物”正兒八經地報複無知無德、滿口謊謠的小人，比讓他自殺還難。他們在厭惡鄙視的同時，倒有可能對毀謗者抱有一種悲憫之情。

一些“大人物”受到不實、非理、惡意的攻擊，往往聽之任之，即使很容易分辯清楚的事，也不屑置辯---寧願被外人認為不能置辯不敢置辯，而且不允許知情的學生好友代辯，原因就在這裏。這是一種特殊的自重，也是對那些輕薄下流之徒的特別的輕蔑。

（東海當年初入網江湖，好與一些惡少惡老輕薄子爭吵，一碰就跳，受到汙蔑則絮絮自辯，後幸蒙某前輩提醒，方知自己久入鮑魚之室不聞其臭矣。偶爾回首，羞慚難當。）

這種傳統型文化人的自重，現代人已經很難理解了。現代不論政界學界的“大人物”，大多已經小市民化、流氓化以及奸商化了。別說對不實非理的攻擊不屑置辯，即使是對有憑有據的事如實如理的批評，他們也能胡攪蠻纏勇不可當地大辯特辯，要憑才華文章及特權勢力，把黑辯成白，把魔辯成聖，把錯誤辯成正確，把假惡醜辯成偉光正，把從頭爛到腳的自己辯成空前絕後的大美人…嗚呼！

2010-6-27東海儒者餘樟法

尋找出版大社，期待文化慧眼

東海下列著作編峻待出：

《儒家，每個人的家》（儒學）

《儒家雄起來》（儒學）

《中國：第三條道路》（政論）

《東海隨筆集》

《論語點睛》（論語解析）

《說劍堂詩稿》（舊體詩詞集）

《東海詩詞點評本》

《我帶來的是一個黃金時代》（新詩集）

《新詩經》（大型組詩）

東海餘樟法聯係電郵：donhai5@hotmail.com qq：604391736

附：東海已出之書：

《未必逍遙》（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劍魂琴心》（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命運之上──中國詩人自選詩叢蕭瑤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舊體詩詞集《逍遙山莊詩稿》及續集、三集、四集（銀河出版社）等等；《綠城百花百鳥詩書集》（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版，與陳政、王雲高合作。320元。）；《大良知學》（原道文叢，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4第一版。38元）

大同：仁本主義“一統天下”

或問什麽叫大同世界。東海答：大同世界，就是仁本主義“一統”世界。那將是高度自由和文明的“一統”，是仁義禮智信的“一統”，是中華文化的“道統”。大同是儒家最高的社會理想---這一理想非常遙遠但不是幻想，因為它符合人類良知的邏輯。

儒者人之需，仁者人之本。隨著智慧水平的不斷提升和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人類對儒家義理的認識、理解必然越來越深入。當人類社會普遍接受儒家文化、樹立良知信仰的時候，儒家文化“一統天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當然，這種仁本主義的“一統”不帶任何強製性，而且以尊重和維護文化的多樣性為前提和職責。也就是說，屆時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及核心價值觀受到高度尊重，並擁有自由競爭、百花爭放的製度平台。

同時，作為“全球性”的意識形態或全球政府最高的指導思想，儒家對各種外道異端（外於孔孟之道、異於仁本主義的種種學說、主義及宗教）在尊重它們的法定自由的同時，亦有引導和教化之責。其實引導和教化就是仁本主義“一統”世界最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因為這種“一統”靠的是仁本主義自身的真理性。

大同理想的實現，有待於一代又一代仁人誌士的努力和奮鬥，甚至可能是千秋萬代的努力和奮鬥。

屆時“中東國家”（姑且假設還有“中東國家”這樣的政治實體存在）當然可以堅持他們“伊斯蘭教的核心文化和價值觀”，這是他們的文化權利。同時我們也尊重“中東國家”修正乃至放棄他們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而與時俱進的權利，其它“基督新教的核心文化和價值觀”等同樣如此。

在那精神文明、科學文明高度發展的未來時代，一些文明度不高的文化宗教體係

必會轉化、升級或者由於喪失基本市場而“自動退出曆史舞台”。這種淘汰是良性的，是人類科學、智慧、道德、文明等等發展到一定高處之後所產生的必然現象。

而認仁歸儒，則是人類通過科學手段把握了生命真相、宇宙實相之後理所當然的普遍選擇。到了那時，到了大同的高級階段，“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良知光明，地球就是一個良知國（在找到更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球之前，儒家的良知國、佛國將建設在地球上），或許連良製良法以及引導教化都會逐步失去其意義而可有可無起來。2010-7-3東海儒者餘樟法

中華亡於何時？恢複有待儒家！

儒家文化是衡量華夷最為重要的標準：政治上遵循仁義原則、遵循儒家道統（即以仁本主義為意識形態）為華，否則為夷。中華，是道德和文明特別是政治道德、政治文明的象征。

有人說，宋末厓山之後，已無中華；有人說，明朝滅亡，中華亦亡；有人說，清亡，中華才亡；又有人說，中華民國是最後的中華，民國完蛋之後，中華算是完全徹底全部幹淨地滅亡了。

東海以為，上述說法都成立，標準高低不同罷了。

升高了標準看，漢唐宋等王朝的“中華度”都有所不足，或者說有一定的蠻夷成分；把標準放低，連清朝元朝等異族統治時，勉強也算中國，不算正統，算是中華別統吧。

好有一譬：明清是黑鐵中華，漢唐宋等王朝是青銅中華，上古三代是黃金中華，未來大同將是純金中華。至於“解放”以後，連黑鐵中華都不是了，無論把標準放得怎樣低，都找不到絲毫中華的味道，中華算是完全徹底全部幹淨地亡了。

亡於異族可悲，亡於異端更可悲；亡於異族是亡國，亡於邪教性異端，不僅是亡國，而且是亡天下（文明）。明亡清亡是國亡，天下未亡；“解放”以後，是國亡天下亦亡：社會徹底叢林化，政治徹底蠻夷化，國人紛紛禽獸化。比較而言，西方各國倒散發出些中華的味道來。

複興儒家就是恢複道統恢複中華，一種特殊的“複國運動”和“拯救天下（文明）工程”。這是這個時代的儒者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和光榮義務。為此作出重大貢獻者，即為這個時代的英雄乃至聖賢，為中華民族永遠的功臣。

2010-7-4東海儒者餘樟法

真小人與偽君子---兼論尚書記的真和偽

偽君子與真小人同樣都是小人，不同的是，偽君子多了一個“偽”字。在利己害人為非作歹的時候，真小人比較“誠實”，偽君子則會戴上善的麵具，更有欺騙性。所以在很多人眼裏，偽君子是加倍不道德，偽君子不如真小人。

其實，偽君子與真小人誰更不道德，或者說偽善與真惡哪一種更壞，因時因事而異，不可一概而論。很多時候，兩者一體同“壞”，難分高下，某些時候偽君子也有可能略勝真小人一籌。

真小人是“無恥之恥”，為非作歹肆無忌憚，而偽君子畢竟多多少少有些顧忌，要點臉麵，多多少少受到“善”或者“羞恥感”的一點製約。因此有人提出過“偽善也是善”的觀點。對於這個觀點，我以為，即使成立，也應加一定的限製，比如加上“某些情況下”的定語。某些情況下，即使“偽善也是善”，那也是“次級”善，一種“次道德”，與真正的善有距離，有區別。

“偽善也是善”的觀點對不對，可以商榷。有些人由於對偽君子的厭惡，進一步讚美起真小人來，或者從反對偽君子開始，進一步變成反對君子，認為所有君子都是偽的，甚至認為君子本身就是“壞東西”。這兩個“步子”就跨得太大了，沒有“商榷”的餘地了。過猶不及，此之謂也。

看到人們紛紛加入“反崇高”、反道德的隊伍，看到糊塗派的隊伍不斷擴大，看到某些真小人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和喝彩，東海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不能因為有偽君子存在就認定所有君子都是偽的，不能因為有偽崇高、偽道德存在就反對一切崇高和道德，這類常識理解起來真的那麽難嗎？

另複須知，偽君子與真小人都是小人，表現不同罷了。這種“偽”與“真”往往圓滿地統一在絕大多數小人身上，以真麵目示人還是戴上假麵具，根據不同需要而定。比如大多數“公仆”，都是達到了能真能偽、真偽合一境界的。以為真小人一定時時、事事、處處都“真”，那就是腦殘了。

杭州市濱江區區委書記尚國勝毫無疑問是個真小人。據報道，他經常對買官者說：“男人就得提錢進步，女人就得日後提拔，除了這，在眼下，誰要能當上官，就不屬人類，誰不服氣的話，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爺！”雲雲。

這些話不僅真君子不屑“實踐”，就是偽君子，也必定做得出來而出不了口。尚國勝書記能在下屬麵前把話說得這麽坦白，無恥得這麽真實，徹頭徹尾真小人也。但是另一方麵，尚國勝書記又肯定是個偽君子，他在公開、公眾場合，至少在台上作報告到時候，一定會打一套冠冕堂皇的宮腔。

2010-7-5東海儒者餘樟法

垃圾的價值

垃圾令人討厭，但在儒者眼裏，垃圾也有其價值甚至值得感謝。

首先，有潛在價值或利用價值。在一定的條件下，某些垃圾可以變廢為寶，俗話說得好，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珍寶。所以東海一再強調，任何異端外道歪理邪說包括邪教教義，都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儒家學習、借鑒、參考的地方。

在特定條件下、環境中和範圍內，它們都有可能發揮積極的、正麵的作用。

（注意，異端外道是指異乎仁義之端、外於孔孟之道的學說。歪理邪說都是異端外道，異端外道不一定是歪理邪說，也可能是正理正說，隻是真理性有所不足而已。可以說歪理邪說為垃圾，但不能泛泛地說異端外道為垃圾。）

其次，即使某些垃圾隻有負價值---在相當漫長的時間內找不出任何正麵價值、利用價值來，也不要緊，負價值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比如，垃圾的存在可以映襯出各種“幹淨的事物”的美好，可以從側麵體現垃圾清理工的價值等等。

垃圾的存在，為垃圾清理工作賦予了意義，為“幹淨的東西”“健康的事物”乃至為淨土理想賦予了更大的意義。而在與各種垃圾的鬥爭中，“幹淨的東西”“健康的事物”將會得到鍛煉充實，變得更加幹淨健康。

在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大良知學的意義因各種各樣的異端外道歪理邪說而變得更大了。同時，在與各種“非良知”的謬誤學說、反良知的反動“主義”等鬥爭中，大良知學將不斷發展弘揚，人類的良知將不斷發揚光大。聖人不為盜賊而存在，但盜賊的存在讓聖人的生命更有意義、更加光輝。

以前，每當看到書店、圖書館等垃圾中轉站裏似海如山的書籍，特別是看到各種各樣歪理邪說“俘獲”了越來越眾的人，我總是控製不住巨大的厭惡、悲哀、憐憫和沮喪。而今厭惡悲哀憐憫依舊，沮喪則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感謝之情，就像感謝垃圾、感謝盜賊一樣。厭惡與感謝在我心裏取得了圓滿的統一。

2010-7-7東海儒者餘樟法

怎樣才能擺脫奴性找到自性----兼答小龍女網友

在儒家，道德是區分君子與小人最重要的標準。其中，在人與物發生關係的過程中，人能否掌握主動權，又是諸多道德標準中至關重要的。古人雲：“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易傳》）。

泛而言之，金錢權利地位等等，人世間一切榮華富貴，都是“物”，役是奴役、支配之意。役於物，就是成了外物的奴隸。人之所以有奴性，根本原因在此。人的身體也是物。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有句：“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心為形役，心成了身體的奴仆，物欲的奴仆，也是“役於物”。

怎樣才能“役物”而不“役於物”呢？荀子說得好：“誌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荀子-勸學篇》）隻有修誌意重道義，才能不淫於富貴、不屈於王公，隻有養浩氣、致良知，“立乎其大者”，才能不被外物和物欲牽了鼻子走，才能從根本上徹底擺脫奴性。

曆代聖賢都是自我良知做主的人，真正的偉大的人物，儒佛道都是可以“明心見性”的文化。儒學對道德良知的解悟和闡說最為深入透徹，可以為修誌意重道義養浩氣致良知找到自己的“主人翁”提供的最佳的方式、辦法、渠道和途經。因此，宣傳、弘揚儒家，確立儒家文化主體的地位，對於中國人民“擺脫奴性”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和曆史意義。

留園小龍女所提供的鬱達夫一段話，有對有錯。“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這話說得好。但是，把魯迅當作“偉大的人物”，卻大錯特錯了。

把“偉大”一詞冠在這麽一個致力於打倒曆代聖賢和中華文化的人物頭上，置中華文化於何地，置曆代聖賢於何地？打倒儒佛道，中國還有什麽文化可言？打倒聖賢，盜賊豈非更加肆無忌憚？現當代史正應了鬱達夫的話，“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反而打到在地，把魯迅之類“文化災民”視為民族魂，中國想不成為空前的“奴隸之邦”，不可得也。

2010-7-7東海儒者餘樟法

附留園小龍女網友跟帖（跟於東海《樹起魯迅“民族魂”，喪了中華民族的魂》文後）：

“未必，請東海兄看看鬱達夫說的這段話：“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我想，中國首要的問題不是重新確立儒家地位的問題，而是，如何擺脫奴性。”

替唐駿冤得荒

總是有成功人士被發現是騙子、大忽悠或造假高手，讓江湖上增添一番熱鬧，泛濫一陣口水。這不，著名打工皇帝又被方舟子揭露出文憑造假問題了。有朋友問我對此事件的看法，我的答複很簡單：不奇怪，正常。這五個字，可以視為我對類似事件的標準答案。

在任何社會和國度，騙子、大忽悠、造假高手都不會是絕大多數，唯獨當代中國例外。不論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經濟、商業哪一界，能夠成為成功人士者，有幾個人不騙不忽悠不造假？有幾個是經得起追查考察和檢驗、值得信任的？

當今中國，除了親媽皆有假，縱然有幾個正人君子能夠通過一輪又一輪的逆淘汰而取得成功，那也是偶然現象，沒法複製的----隻有騙子的成功可以複製。

我倒替唐駿冤得荒。在這個真善美斂跡藏形、假惡醜肆無忌憚的國度，在這個大忽悠層出不窮、大騙子縱橫九州的時代，如果唐駿僅僅是文憑造假，隻能算是“騙之小者”，根本算不了什麽（當然，能將“騙之小者”揭露出來，也是功德一件。）

在當代中國，如果哪位成功人士居然被方舟子們發現不是騙子，或者，如果哪位官員包括紀檢幹部居然被紀檢部門發現是真正的清官廉吏，那才是奇怪不正常的破天荒事件，才值得東海站出來隆重地發表看法。

2010-7-8東海儒者餘樟法

敬禮方舟子，反對“動機論”

中國假的東西假的人實在太多太多了，已經成為徹頭徹尾的造假大國，實在太需要方舟子之類打假鬥士站出來打一打了。隻可惜方舟子這樣的人物太少太少了。最近方舟子打唐駿學曆之假，理所當然贏得了多數“江湖人士”的支持喝彩。東海也要在此向方舟子致以一個儒者的敬禮。也有少數人持質疑或反對態度的，這本來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某些人對方舟子打假動機的質疑。

方舟子“打”得準不準，符不符合事實，冤沒冤枉唐駿，值得討論，打歪打錯，當然要批評要糾正。至於其動機，也可以“追究”，但應該實事求是。如果僅憑猜測信口開河，暴露的恰恰是“追究”者“動機”有問題。例如《方舟子狗咬唐駿自有卑劣用意》一文，就很信口開河。文中寫到：

“我的判斷結論：方舟子攻擊唐駿的確並無個人恩怨或直接經濟原因，而是保持其個人在社會公眾麵前的名譽熱度，定期保養其個人打假鬥士的虛假形象，以便保持其他利益集團租用其影響力時的經濟兌換價值。”

如果真發現了方舟子打假鬥士的形象是虛假的，真發現了方舟子有向利益集團尋租“影響力”的行為，真發現了方舟子以“其影響力”和“名譽熱度”兌換“經濟價值”，當然可以揭露，應該批判。但是，這是必須提供一定的事實依據的，象這樣懸空假設，就有栽贓誣陷潑髒水之嫌，令人厭惡齒冷。

2010-7-8東海儒者餘樟法

麵對眾多門外漢

麵對眾多的儒家門外漢（包括一些掛著儒者頭銜的儒家門外漢），東海總是懷持一片“不忍之心”絮絮不已。偶爾會耽心自己“失言”太頻，是對牛彈琴自作多情，而這個多情“作”的缺乏意義，反彰顯了自己的愚蠢。孔子曾經教導我們：“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但我終究覺得，儒家真理未能弘揚開來讓更多的人認知、領會和踐履，是自己努力不夠，至少自己做得還很不夠，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今後應該更加苦口婆心誨人不倦才是。

多情總比無情好，豈有聖佛不多情？置身於學絕道喪的時代，麵對成群“牛人”，是真正的儒者，就應該特別多情、特別老婆心切。寧願“失言”，也不“失人”（有時候，可不可與言也要試過才知道）；寧願對牛彈琴，絕不冷漠無情，絕不推卸“天之所命”的文化責任、道義責任和曆史責任。我相信自己做得對，相信孔孟重來也會這麽做的。

作為先知先覺，有責任和義務把所知所覺盡心竭力地傳達出來。要相信功不唐捐，對方聽不進，旁聽者聽得進，旁聽者聽不進，天下有人聽得進，後世有人聽得進。在遙遠的將來，世界大同，所有人都能聽進儒家的經典。

人人良知平等，我能儒家，意味著人人都有認仁歸儒的希望；我有多大，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多大。我們儒家當生生世世致力於傳道授業解惑，直到世界進入大同，地球成為良知國。

孟子“不屑教誨”，當然可以，不屑教誨也是一種教誨。但這種“不屑”隻能作為方法，不能如此居心----這是東海自己要引以為戒的。（日前隨筆《不是不敢不能而是不屑》就不夠全麵。）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做一天儒者就要盡一天儒者的責任。

別說對“牛人”，即使是對“虎人豹人豺狼人”，東海也不應該中止大仁無疆的琴音。何況“牛人”們畢竟不是牛、畢竟靈於牛。那些長時間油鹽不進的腦袋，在智慧大音的持續熏陶洗禮下，焉知今生今世絕對沒有渾沌竅開、茅塞頓開的一天？

2010-7-9東海儒者餘樟法

何妨騰笑下士，切勿遺笑大方

自以為是、不懂裝懂是普通人的人性之常，沒什麽奇怪的。江湖上患有這類毛病的人多乎哉太多了，尤其是那些反儒派，幾乎全是這類毛病的“重量級”患者。不過，有時看到一些名家和儒者也大裝特裝，在自己完全陌生、一點不懂的“領域”胡說八道，總不由的為之捏一把汗。真想問上一句：你就不怕遺笑大方嗎？

且不說江湖上藏龍臥虎，就算當今時代江湖已涸、龍虎難逢，奈天下後世何，天下很大很大，後世很長很長，總會有“大方之家”的呀。東海說過，不怕受千萬小人之毀罵，怕不為二三君子所讚許。道德上，俗世小人的毀譽無足輕重，同樣，国际1946伟德上，門外漢的毀譽毫無意義。千萬門外人士的讚美誇獎，也抵不上一個行家的一笑啊。

真理當然不怕嘲笑，下士越嘲笑，越襯托出真理的高貴來。象孔孟之道、良知之學，無論某些時候受到怎樣的打壓詆毀都不要緊，總會有大放光芒的時候；而且在飽受打壓詆毀的同時，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上智之士能夠產生共鳴，讀進去、吃下去，同心同德。宋儒陸象山說得好：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年譜》，《陸九淵集》卷三十六）

怕就怕缺乏基本的自知之明和擇法之眼，真偽不辨，門外亂談，就是沒人嘲笑甚至贏得廣大下士的讚譽，也是恥辱。何況很多言論包括名家言論，何止胡說八道，簡直胡說九道，略有文化常識者見了都會忍不住笑的。

比如有儒者，連很明白淺顯的一段經文都讀不懂就顛三倒四地亂解一通。用不著高僧大德，略有佛學常識者都能看出其荒謬來。這樣不懂裝懂的賣弄，除了自暴其陋，還有別的意義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一種智慧。且不說毀謗正法誤導他人會招致嚴重的果報，就算為自己名聲考慮，對於不懂的“東西”，也應慎言為上呀。

2010-7-9東海儒者餘樟法

唐駿可以毋憂

唐駿先生的加州理工博士的頭銜被打了假，其西太平洋大學的文憑又被證明野雞而且非法，其名古屋大學的學位近日又被網民爆料為子虛烏有，另外唐駿先生在自傳和演講中撒出去的不少謊言也陸續被人揭發出來了。看來此人身上的“假貨”還真不少，難怪有人嘲笑唐駿是“野雞中的戰鬥機”；有人質問，除了名字唐駿到底有什麽東西是真的？

別的不說，唐駿偽造或者編造文憑學曆一事應是鐵板釘釘的了。如果是在“外國”，唐駿下場堪虞。比如在德國，持假文憑的人將按照欺詐罪處置，並處以 100,000歐元以上的罰款。在歐洲美國加拿大及大多數文明國家，對文憑造假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態度，不僅要對製假者施以嚴厲的法律製裁，而且也要追究購假者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這通常意味著巨額罰款及多年的牢獄之災……

象唐駿這樣拿著假學曆假經曆當上上市公司總裁者，對廣大股民構成了欺騙至少是誤導，對股東利益構成了嚴重侵犯，涉嫌欺詐犯罪。在西方，後果是極其嚴重的，重懲（比如入獄）、重罰（重則傾家蕩產）隻怕難免。

但是，唐駿可以毋憂，因為這裏是中國。

盡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就偽造高等院校學曆、學位證明作出司法解釋，說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定罪處罰。但這一司法解釋不過“具文”而已，擺設而已。幾十年來，偽造或者編造學曆者海了去了，假文憑假博士海了去了，關涉文憑作假的新聞和人物海了去了，何曾有人因此受到懲罰？何況這個解釋適用於偽造中國大學學曆、學位證明的案件，卻未必適用於偽造國外學曆也。

有網友說得好：“如果造假這件事，在美國，他要辭職，100個人隻有一個價值觀：誠實；在日本，他要謝罪，100個人隻有一個價值觀：擔當；在中國，他要狡辯，100個人有100個價值觀：他的事跟你有什麽關係？”

更何況，唐駿那些已成為各界成功人士的西太平洋大學的同學、前輩們不會坐視不救，其它克萊登大學的博士們由於唇亡齒寒的緣故，也會相機伸援。克萊登大學的廣大博士們早已成為中國學界商界及官場的“中堅力量”，有什麽擺不平的事呢。

所以唐駿可以毋憂，他該怎樣還怎樣，絕不會被怎樣。今後照樣是坐擁數十億巨資的成功典範，照樣為某些圈子裏的貴客高賓，照樣長袖善舞左右逢源春風得意馬蹄疾……。唐駿先生如果勇於發揚大無畏的“大複仇”精神，反過來告倒方舟子們也是可能的。這裏是中國，是一個什麽奇跡都有可能創造的國度。

當然，唐駿先生的名聲、形象、德望等等難免受到一定的傷害。但這種傷害是暫時性、很膚淺的。輿論的風暴、道德的譴責很快就會過去，區區外傷很快就會平複---關鍵是要保持內在的“堅強”，把良知和恥感徹底消滅。

或許，極少數正人君子或者珍惜名譽者會牢記唐駿先生騙子之冠，對他“鄙而遠之”。那就更不算什麽了。在這個欺詐流行的時代騙子成群的國度，正人君子隻有極少數，本來就距離十萬八千裏，他們態度如何根本不值得在乎，所謂“敬之不足為榮，鄙之不足為辱”是也。

2010-7-9東海儒者餘樟法

“真的假文憑”好打，“假的真文憑”難打

“真的假文憑”泛濫是一種中國特色，“假的真文憑”泛濫更是一種“高級別”的中國特色。所謂“假的真文憑”，指的就是權貴階級通過各種貌似正當的手段所獲得的貌似合格的文憑：學曆和水平虛假，文憑則十足真實，經得起任何考查。

西風寒劍網友曰：“現在那個領導沒有高學位，但市級以上領導的學位有一個真的沒有？沒有。”這麽說似乎過於絕對了。難道沒有例外沒有一條漏網之魚？保險的論斷應該是：現在絕大多數市級以上領導的學位是假的。

各類高校亂發學曆學位證，用證書換取“讚助”、“捐資”及其它等各種利益的“錢證交易”“權證交易”現象早已十分普遍，黨政幹部及各類企業領導學位造假花樣百出，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這種古今中外任何要臉的學校都不敢做、任何要臉的人都不會做的事，中國的學校、中國的官員做起來坦坦蕩蕩，沒有政府的支持和鼓勵是不可想象的。

論危害性，“假的真文憑”比假文憑大得多。假文憑好打，“假的真文憑”難打，甚至根本就沒法打。同樣，野雞大學好辨別，正規的野雞大學難辨，甚至根本無法辨別。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的標準早已掌握在護假、製假者的手上，打假者往往就是護假、製假者，這麽假還怎麽打？

注意，稱“假的真文憑”泛濫為中國特色，“中國”前麵必須加以“當代”或者“社會主義”的定語。古代中國是絕對沒有這種特色、也絕不允許這種現象存在的，這方麵曆代“封建王朝”還是相當“要臉”的。

曾國藩在道光十八年殿試，入圍三甲，同進士出身。（清朝科舉分為三甲。頭甲三人，即狀元、榜眼和探花，叫進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稱“傳臚”，中二甲叫進士出身；三甲人數最多，叫同進士出身。）“同”，表麵上是“相當於”的意思，其實是“不同”，就像妾稱“如夫人”實則“不如夫人”一樣。這成了曾國藩一生的遺憾。

曾國藩曾取笑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左宗棠反唇相譏：“賜同進士出身”。左宗堂自視極高，自信滿滿，視進士為囊中物，沒想到也未能如願。不過，左宗堂是有“客觀原因”的。那年進士考試時，左宗棠正在新疆平亂，他請求回朝應試，朝廷不同意，為了安撫，賞了個“賜同進士”。

曾國藩左宗堂功業蓋世極盡榮光，卻沒辦法去掉“進士”前那個令他們討厭的“同”字，可見科舉製度的嚴肅性。朝廷可以升他們的官爵，卻不可能升他們的“學位”，更不可能在這方麵為他們提供什麽方便，比如允許秘書代拷考、降低考試標準之類。曾國藩左宗堂也不可能要這類“方便”。這類“方便”，任何要臉的政府都不會給，任何要臉的官員都不會要。

2010-7-11東海儒者餘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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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餘樟法】東海隨筆小集（十五）

餘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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