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與(yu) 二次改革決(jue) 斷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多維CN》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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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2019年5月21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驚豔問世，將新時代改革開放、“一國兩(liang) 製”、“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等諸多元素熔於(yu) 一爐，以更為(wei) 堅定的開放意誌和更為(wei) 宏大的戰略布局推動中國更加緊密地融入全球經濟體(ti) 並對全球治理貢獻出真正具有實踐基礎支撐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大灣區”是習(xi) 近平新時代改革的重大決(jue) 斷，與(yu) 鄧小平改革開放呈現出繼承和超越的關(guan) 係，是一種“二次改革決(jue) 斷”。大灣區也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火車頭與(yu) 實驗場，中國自身發展的主要問題及全球治理麵臨(lin) 的共同挑戰，均可以在大灣區的框架性與(yu) 係統性改革探索中尋求到適當的解決(jue) 方案。大灣區改革形成的一係列技術標準和製度標準，將成為(wei) 21世紀人類和平發展進程中可選擇的主要選項之一。大灣區絕非對世界其他灣區及其全球治理功能的完全替代，而隻是中國全麵改革開放的絕佳縮影和隱喻，是中國向世界提出和展示的新時代國家戰略概貌的一個(ge) 頭部。

這一戰略是國家性戰略，但並非國家頂層戰略。根據綱要規定，大灣區戰略需要支撐“一帶一路”建設，做“一帶一路”的戰略支撐區。這就將大灣區的“一國兩(liang) 製”與(yu) 作為(wei) 國家頂層戰略的“一帶一路”明確加以戰略連接與(yu) 整合。這種連接，既解決(jue) 了新時代“一國兩(liang) 製”向何處去的大問題，回答了“一國兩(liang) 製”國家理性內(nei) 部如何尋求對國家持續貢獻力的大問題，也進一步嚐試性邁出了中國整體(ti) 治理現代化尋求“更高現代性”及更緊密聯係於(yu) 世界體(ti) 係的決(jue) 定性步伐。大灣區戰略規劃對科學探求“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也將產(chan) 生直接的影響，使台灣看清楚“一國兩(liang) 製”的全麵準確內(nei) 涵及其國家理性麵向，而不要誤解為(wei) 一種“偏安割據”的憲製安排。

“一國兩(liang) 製”的融合時刻

港澳回歸二十餘(yu) 年來，“一國兩(liang) 製”實踐的基本邏輯和樣態是“井水不犯河水”。這一通俗化的政策宣傳(chuan) 用語盡管不夠嚴(yan) 謹，甚至沒有全麵準確表達出“一國兩(liang) 製”的完整意涵，但卻在回歸過渡期和回歸後較長時段內(nei) 獲得了港澳社會(hui) 尤其是香港社會(hui) 的心領神會(hui) 與(yu) 一致認同。這種早期的“分立”模式體(ti) 現了中央當時的考慮：其一，對資本主義(yi) 及其現代性存在某種戒備心理，對改革開放過程中資本主義(yi) 價(jia) 值觀的滲透有一定的防範，“井水不犯河水”滿足了這一自我保護性訴求；其二，國家發展還處於(yu) 改革初期，更多需要港澳社會(hui) 作為(wei) 外資來源和國際化平台，內(nei) 地發展則缺乏對港澳社會(hui) 普遍人群的吸引力，國家戰略上也難以提出真正有意義(yi) 的框架性安排，故“兩(liang) 製”尚不滿足融合發展的基本條件。

這種分立模式確保了“一國兩(liang) 製”在經濟上對國家的利好以及相互的政治安全與(yu) 製度安全。但這種初期安排不是沒有代價(jia) 的：其一，香港社會(hui) 在“高度自治”下得以較為(wei) 完整地保留殖民遺產(chan) 與(yu) 文化，去殖民化在香港始終未能完成甚至並未真正啟動，造成香港與(yu) 國家的認同阻隔；其二，香港回歸後的民主化與(yu) 本土化合流，逐步產(chan) 生一種基於(yu) 本土製度的“完全自治”甚至港獨思潮，但“兩(liang) 製”分隔無法有效應對這一本土主義(yi) 的挑戰；其三，外國勢力在香港本地製度下享有充分的自由，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組合及對香港社會(hui) 的長期滲透控製，尤其是與(yu) 香港本土精英的緊密結合，造成對中國國家安全與(yu) 利益的嚴(yan) 重危害；其四，分立模式下香港社會(hui) 的發展演變逐步背離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難以動員和組織起香港社會(hui) 精英更加精準、持續地貢獻國家，甚至使香港在某種意義(yi) 上成為(wei) 國家治理與(yu) 國家發展的負資產(chan) 。如果不進行及時有效的調整，“一國兩(liang) 製”存在著與(yu) 國家整體(ti) 發展及利益“脫鉤”的風險。

十八大以來，中央一方麵因應香港“占中運動”持續衝(chong) 擊的挑戰，另一方麵自主檢討、反思與(yu) 調整對港治理方略，逐步形成了一套不同於(yu) 十八大之前的“一國兩(liang) 製”理解及實踐框架。新框架不是對“一國兩(liang) 製”的背離，而是對“一國兩(liang) 製”初衷初心的正確回溯。新框架建立在三份關(guan) 鍵性的政策文件之上：其一，2014年香港“一國兩(liang) 製”白皮書(shu) ，其中包含了中央對“一國兩(liang) 製”檢討反思的主要成果，之後的調整思路與(yu) 方案大體(ti) 延續這一白皮書(shu) 路線；其二，2017年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大會(hui) 上習(xi) 近平的重要講話，這是十八大以來國家最高領導人對“一國兩(liang) 製”最為(wei) 完整的理解與(yu) 闡述；其三，2017年十九大報告港澳專(zhuan) 章，將“一國兩(liang) 製”提升為(wei) 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體(ti) 係之“十四個(ge) 要點”之一。這些文件前後相續，盡管有個(ge) 別提法及表述上的微調以及政策重點的評估修正，但總體(ti) 上延續了一個(ge) 共同的管治邏輯：“一國兩(liang) 製”必須糾正過往偏於(yu) “兩(liang) 製”的實踐路線，尋求“兩(liang) 製”向“一國”的回溯性與(yu) 整合性建構，確立“融合發展”的新主題。

占中之後，對“一國兩(liang) 製”的反思加速進行，除了法治層麵嚴(yan) 厲打擊本土主義(yi) 和港獨之外，在發展層麵則明確提出了“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新共識。這一共識事實上正確回應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即國家對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權與(yu) 地方對國家持續貢獻力的理性結合。這一國家理性符合憲製設計的功利主義(yi) 原理，即為(wei) 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國家可以進行針對某一地區的特別憲製安排。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及全球化，既往的港澳作用於(yu) 國家發展的模式難以為(wei) 繼，但“一國兩(liang) 製”國家理性又要求港澳繼續貢獻於(yu) 國家，否則這一憲製安排的合法性就會(hui) 存疑。怎麽(me) 辦呢？這屬於(yu) “一國兩(liang) 製”的重大結構性與(yu) 方向性問題，不可能單純依賴港澳自身來回答和承擔，需要國家繼續進行戰略與(yu) 政策的供給。

粵港澳大灣區就是這樣的供給方案。在規劃中，國家正確評估了港澳的獨特優(you) 勢及對灣區的貢獻可能性，在政策與(yu) 利益上預留下了巨大空間。這樣看來，大灣區規劃也屬於(yu) 國家整體(ti) 性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一部分，通過國家戰略與(yu) 製度政策的主動設計與(yu) 配置，推動“一國兩(liang) 製”製度紅利的更好釋放及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探索進步。大灣區規劃給出了港澳與(yu) 內(nei) 地“融合發展”的具體(ti) 框架，標誌著“一國兩(liang) 製”融合時刻的正式到來。

中式全球化的製度樣本

大灣區到底要做什麽(me) ？除了對“一國兩(liang) 製”的新方向定調外，世界也都矚目這一灣區的與(yu) 眾(zhong) 不同。看灣區規劃，“一國兩(liang) 製”與(yu) “一帶一路”的結合是一個(ge) 關(guan) 鍵點。與(yu) 世界其他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有著“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優(you) 勢，也有著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的基因和潛力。世界上較為(wei) 著名的灣區包括側(ce) 重高科技的舊金山灣區、側(ce) 重金融的紐約灣區和側(ce) 重先進產(chan) 業(ye) 的東(dong) 京灣區。這些灣區都是在“一國一製”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盡管技術先進且具有全球性影響，但不具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樣本意義(yi) ，隻是以民族國家身份對先進技術標準的探索和引領。

粵港澳大灣區則存在結構性不同：其一，粵港澳大灣區是“四大中心城市”並駕齊驅，四核聯動，而其他灣區則是單一中心城市，單核旋轉；其二，粵港澳大灣區存在三個(ge) 法域（香港普通法、澳門大陸法、內(nei) 地成文法）和三個(ge) 單獨關(guan) 稅區，其全球化因素與(yu) 國際性地位超越其他灣區；其三，粵港澳大灣區存在多種語言、人口與(yu) 文化元素，是全球化生活方式互動融合的樣本區，是“人文灣區”的文化社會(hui) 基礎；其四，“一帶一路”的帶動效應將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加速結構性創新和發展。

結構決(jue) 定功能，政策驅動創新。在新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的戰略定位下，大灣區的改革開放功能就大大超越了“深圳”模式。在發展規劃綱要中，大灣區是一個(ge) 綜合的功能性灣區，其梯度結構為(wei) ：第一梯隊是“四大中心城市”，即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但真正的創新軸心和驅動力是“深港”組合；第二梯隊是珠海、佛山、惠州、東(dong) 莞等“七大節點城市”，其主要功能是做上述中心城市的產(chan) 業(ye) 配套、轉移承接與(yu) 生產(chan) 性服務；第三梯隊是數以百計的灣區內(nei) 特色城鎮，這些城鎮是灣區的一個(ge) 個(ge) 亮點與(yu) 明星，可以是技術小鎮，也可以是文化小鎮，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實驗性小鎮。

在上述城市梯級配置以及各自的功能規劃中，最為(wei) 核心的功能是創新科技。為(wei) 此，灣區必須通過一係列立法、政策及製度配套，實現內(nei) 部資源與(yu) 人口的充分自由流動，打破地方保護主義(yi) 壁壘，大幅度降低人員流動成本和生活方式結構性差異。隻有這樣才能夠匯聚港澳及天下英才，吸引世界最先進的企業(ye) 與(yu) 創新團隊，在大灣區實現自身的創新夢想，同時也為(wei) 中國的創新科技發展提供來自全球的競爭(zheng) 動力與(yu) 創意構思。

就全球化的成熟度而言，香港是灣區城市中最高的。香港作為(wei) 自由貿易港及國際化大都市，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世界的開放及對世界人才的吸引，這是香港國際地位的基礎性保障。如今大灣區也需要在如何吸引國際化人才、創造國際化創新製度環境、塑造適合不同人群生活及交往的社會(hui) 製度方麵向香港進一步學習(xi) 。這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大陸香港化”。大灣區規劃明確了這一點，在檢驗認證、社會(hui) 保障、社會(hui) 治理、居民身份等多個(ge) 層麵尋求並軌“香港標準”。有些香港人吐槽“被規劃”，擔心“被融合”，事實上是對本土主義(yi) 的過度留戀以及對大灣區改革開放邏輯與(yu) 前景的深刻誤解。隨著大灣區對“香港標準”的適當吸納，香港居民在大灣區的旅行、就業(ye) 、創業(ye) 、置業(ye) 、定居等將逐漸產(chan) 生“賓至如歸”的感覺和認同，不再自視為(wei) 大灣區的“外人”和“他者”，而是逐步催生出“大灣區人”的身份認同。當然，這種“大陸香港化”不是將香港製度照搬，而是在大陸體(ti) 製下容納吸收具有技術理性與(yu) 製度效能的社會(hui) 管理製度。大灣區的主體(ti) 性製度仍然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以及“一國兩(liang) 製”下的特別憲製安排，隻是“兩(liang) 製”借助灣區實踐空間而出現了互動融合、相互借鑒甚至共同麵對問題而創製立法的可能性。

為(wei) 了應對灣區融合發展的一係列問題，需要作出協調及改變的絕不僅(jin) 僅(jin) 是內(nei) 地城市，也包括港澳，比如限製內(nei) 地人入境的簽注政策、限製內(nei) 地人就業(ye) 的本地保護性政策應當得到檢討和重構，以適應灣區內(nei) 人員與(yu) 資源充分、雙向自由流動的需要。盡管存在港澳與(yu) 內(nei) 地的體(ti) 量差異而不可能做到完全對等開放，但至少應當根據相互適應能力逐步地放寬及合理開放。“一國兩(liang) 製”既有相互保護性，也是一個(ge) 互動互惠結構。在大灣區的全球化實驗下，港澳與(yu) 內(nei) 地的互聯互通必然需要更大力度的製度與(yu) 政策上的協調和推進。

回頭來看，鄧小平當初定下“一國兩(liang) 製”的國策，實在是高明深遠之舉(ju) 。一般人隻看到港澳回歸與(yu) 經濟發展，但鄧公更深層的思考應當是世界曆史層麵的：一方麵，在香港基本法頒布之際，鄧公明確講過這部法律具有曆史意義(yi) 和國際意義(yi) ，果然不虛，如今有不少國家與(yu) 地區在研究甚至借鑒香港模式，這是“一國兩(liang) 製”對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麵，也是更為(wei) 深刻的層麵，“一國兩(liang) 製”包含著擱置“姓資姓社”爭(zheng) 議與(yu) 對立、在發展中完成二者之有機結合與(yu) 曆史綜合的辯證進步，最終實現對二者的揚棄及人類文明製度的結構成熟。超越“姓資姓社”，對20世紀的意識形態與(yu) 冷戰遺產(chan) 進行擱置、轉化與(yu) 創新綜合，這是在思想與(yu) 製度上對馬克思主義(yi) “人類共同體(ti) ”設想的豐(feng) 富與(yu) 發展，也是對鄧公所謂世界兩(liang) 大主題之和平與(yu) 發展方案的積極探索。如今，大灣區作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的新階段，更為(wei) 全麵準確地呈現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全球化製度實驗麵向，也進一步回應和回答了“一國兩(liang) 製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不用變”的實踐路徑問題，以及中國引領新一輪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的製度樣本問題。

大灣區對台灣的啟發

“一國兩(liang) 製”本為(wei) 台灣問題而設，1月2日習(xi) 近平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shu) 》40周年大會(hui) 上的講話對“和平統一，一國兩(liang) 製”提出了政治協商及具體(ti) 製度化的“方案”性要求，標誌著“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已成為(wei) 國家統一與(yu) 治理領域的現實性命題。“一國兩(liang) 製”在港澳實踐的二十年正好構成一種“中期時刻”，是國家治理重大課題的中期檢查。大灣區規劃延續十八大以來之“融合發展”的管治新思路，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一帶一路”及中式全球化帶來了新框架與(yu) 新願景。

這些發展演變及其經驗對思考台灣方案有著直接的啟發：

其一，“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含融合發展及同一主權秩序的規範性維護，不可能產(chan) 生對“偏安割據”甚至分離取向的製度容忍或空間，台灣社會(hui) 對“一國兩(liang) 製”的抵製或片麵理解與(yu) 想象應當得到糾正；

其二，“一國兩(liang) 製”是國家治理與(yu) 全球化的整合之道，是超越“姓資姓社”的曆史綜合之道，沒有固定不變的製度模式，因此台灣方案完全可以因地製宜，充分發揮製度想象力和創造性思維，在保障國家主權與(yu) 發展利益的條件下建構一種台灣最大化參與(yu) “一帶一路”及中式全球化的憲製框架；

其三，台灣居民身份將不斷灌注統一的中國公民身份內(nei) 涵與(yu) 權利要素，比如大灣區規劃提出港澳居民同等擔任灣區事業(ye) 單位公職及公務員，實現了“一國兩(liang) 製”下港澳居民身份從(cong) “經濟民生”層麵向“公務行政”層麵的突破，這一點在台灣方案設計時應當直接予以實現，不必再經過港澳回歸二十年的過渡與(yu) 隔離；

其四，“國家所需，台灣所長”以及台灣參與(yu) 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偉(wei) 大事業(ye) ，應當成為(wei) 指導台灣方案憲製設計的國家理性內(nei) 核及製度性指導思想，台灣應當在保持自身自治地位與(yu) 社會(hui) 製度的條件下融入國家發展與(yu) 新一輪全球化過程。這種新身份將確保兩(liang) 岸永久和平及台灣優(you) 勢與(yu) 利益的最大化發展。

總之，大灣區更加全麵完整地呈現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與(yu) 發展內(nei) 涵，回應了中式全球化的製度樣本如何實踐及打造的重大問題，也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的宏觀思考與(yu) 設計帶來了直接的啟發。大灣區不應被誤解為(wei) “一國一製化”，而是“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在的融合命題與(yu) 中國引領全球化的全球治理命題的“並題方案”，也是中國更加全麵推進改革開放及治理現代化的“南部實驗”的承載主體(ti) 。

習(xi) 近平在2017年7月1日講話中提到針對香港的“蘇州過後無艇搭”，這一深沉的警示與(yu) 期待也同樣適用於(yu) 台灣。隨著大灣區開啟的“二次改革”與(yu) 新時代製度實驗的進一步展開和收獲，中國對世界的參與(yu) 及塑造效應必將更加顯著地呈現。港澳角色與(yu) 台灣角色如何尋求製度突破和正當發揮，總體(ti) 前景看好，但也存在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尤其是台灣存在深度邊緣化和製度強製轉型的結構性風險。如何共同麵對大灣區實驗帶來的機遇和風險，是兩(liang) 岸四地中國人的一次共同命運挑戰，也是重大的曆史與(yu) 製度創造窗口。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