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yu) 青春中國的再造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多維新聞網2019年5月10日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初九日庚戌

          耶穌2019年5月13日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官方、學界與(yu) 社會(hui) 甚至海外高度關(guan) 注這一節點的曆史意義(yi) 和闡釋權問題。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的分水嶺，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西化”取向的重要節點。自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數代政治與(yu) 文化精英即致力於(yu) 在適應西方和學習(xi) 西方的路線上救亡圖存，相繼經曆了器物層麵的“洋務運動”、製度層麵的“戊戌變法”，但均未奏效，中國積貧積弱與(yu) 半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

民國肇基，國人本以為(wei) 從(cong) 此可與(yu) 列強平等，獲得製度及國際地位上的承認，但巴黎和會(hui) 上的不平等對待再次撕裂了國人敏感而脆弱的苦難心理表層。五四運動正是在這樣的內(nei) 憂外患處境下發生，將中國現代化的重心從(cong) “製度”轉向“文化”，不惜以一種文化激進主義(yi) 的方式痛定思痛，求取最為(wei) 徹底的改造。這一“文化”轉向不僅(jin) 奠定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yi) 的心理基礎，而且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hui) 革命的深度和廣度，甚至遠程啟發和塑造了建國後的若幹次重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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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五四運動的解釋權之爭(zheng) 從(cong) 其發生之時即已展開。今日官方確定的五四精神主旨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但其實“愛國與(yu) 進步”和“民主與(yu) 科學”之間是存在一定的張力的。“愛國與(yu) 進步”趨向於(yu) 五四精神中的集體(ti) 主義(yi) 因素，強調“救亡”優(you) 先及國家利益至上，強調現代化對於(yu) 國族保存的根本支撐意義(yi) ，相比之下的個(ge) 體(ti) 自由則不夠突出。而“民主與(yu) 科學”則趨向於(yu) 五四精神中的自由主義(yi) 因素，強調“啟蒙”優(you) 先及個(ge) 體(ti) 自由與(yu) 權利的證立，強調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承認和模仿，並以此作為(wei) 立憲建國的根本出發點。比較而言，共產(chan) 黨(dang) 的五四觀側(ce) 重“愛國與(yu) 進步”，而國民黨(dang) 的五四觀側(ce) 重“民主與(yu) 科學”。對於(yu) “民主”的理解也是存在分歧的，共產(chan) 黨(dang) 的理解是一種泛人民史觀下的“大民主”，而國民黨(dang) 的理解則傾(qing) 向於(yu) 一種精英代表製下的代議製民主。

國共之外的新儒家對五四運動則有著更為(wei) 複雜的立場：一方麵對於(yu) 五四運動的激烈反傳(chuan) 統立場持有批評態度，這一批評日益獲得學界與(yu) 社會(hui) 的認可；另一方麵則對五四運動提出的“民主”與(yu) “科學”的價(jia) 值持有積極理解和接受，甚至海外新儒家最終凝結成的“心性儒學”就是以承認和接受民主政治和科學理性為(wei) 前提的，從(cong) 而全盤讓出了在公共領域的價(jia) 值與(yu) 製度競爭(zheng) 。當然，在五四運動整體(ti) 的激進主義(yi) 氛圍下，新儒家的解釋和影響隻能是邊緣性的，甚至其文化抗爭(zheng) 也是無力的，嚴(yan) 肅保守者如辜鴻銘，危機敏感者如王國維，持重深邃者如梁漱溟，等等。1990年代大陸興(xing) 起的“政治儒學”則重返公共領域開展價(jia) 值論辯與(yu) 製度方案的競爭(zheng) ，對五四的激進主義(yi) 予以更為(wei) 嚴(yan) 厲的批評，這也是中國“救亡圖存”發展到“民族複興(xing) ”階段的必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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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根基合法性甚至細節事實一直存在多重解釋範式和爭(zheng) 議性，但這並不影響這場運動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價(jia) 值奠基與(yu) 曆史突破的根本意義(yi) 。五四運動在其血液中濃縮著“青春中國”的特有躁動與(yu) 責任意識，我們(men) 不能以今日的老成持重去武斷評價(jia) 一場危機時刻的青年運動。五四運動當然有很多缺點，比如激烈反傳(chuan) 統，比如在國家利益考量上沒有注意到北洋官僚製政府的政策合理性，比如暴力手段過度升級，再比如五四運動部分學生領袖後來有叛變投敵行為(wei) ，等等。然而，從(cong) 整體(ti) 曆史進程上看，唯有五四運動真正打開了中國現代化的“價(jia) 值”之門，使得民主、科學等基本價(jia) 值在愛國的名義(yi) 和理由下獲得證成，並長遠影響了中國的建國道路和政治轉型。不破不立，在救亡圖存和思想困頓的特定時期，我們(men) 無法期待青年學生“溫良恭儉(jian) 讓”，無法期待青年運動對既定法律秩序的完全遵循，也無法期待運動過程完全排除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wei) 。如果這一切都合乎“規範”地發生，五四運動就不過是一場普通的體(ti) 製內(nei) 請願和陳情，而絕不可能成就為(wei) 一場改變中國曆史和政治進程的裏程碑運動。

五四運動對中國青年走上曆史和政治舞台起到了催化和示範的作用。五四運動的議題選擇、動員方式、街頭抗爭(zheng) 、重點聚焦以及收場策略，基本奠定了20世紀中國青年運動的範式與(yu) 框架。青年運動是中國青年愛國主義(yi) 傳(chuan) 統的實踐形式，是青年參與(yu) 國家政治過程的民主化表現，是國家危機時刻再造“青春中國”的政治建構行為(wei) 。梁啟超先生的《少年中國說》在某種意義(yi) 上是對這一青春精神的寫(xie) 照和動員，但青年運動真正的思想奠基和組織成熟，仍然需要獲得先進性政黨(dang) 的領導和塑造。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愛國和進步”的集體(ti) 主義(yi) 層麵吸納並改造了五四運動的精神結構和曆史觀，同時對“民主與(yu) 科學”提出了不同於(yu) 資產(chan) 階級法權框架的理解和實踐。共產(chan) 黨(dang) 對五四運動的吸納與(yu) 發展，最終以“新民主主義(yi) ”加以結構化定型，從(cong) 而區別於(yu) 國民黨(dang) 的舊民主主義(yi) 。國民黨(dang) 對青年運動亦有綱領和指導實踐，甚至有“三民主義(yi) 青年團”的建製及蔣經國的改製，但從(cong) 對青年運動的思想塑造與(yu) 組織化成效來看，遠遠不如共產(chan) 黨(dang) 深入和體(ti) 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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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澳台和海外，對五四運動的理解仍然有別於(yu) 大陸官方。比如2014年占中期間，香港著名時事評論家蔡子強先生曾經聲稱“占中運動”是又一場五四運動，理由是占中也是在爭(zheng) 取“民主”。筆者曾在《大公報》專(zhuan) 門撰文予以批評和澄清，指出香港占中運動不具備“愛國”的前提，其所爭(zheng) 取的“民主”乃是一種脫鉤於(yu) 國家利益及體(ti) 製的“完全自治民主”，從(cong) 而在整體(ti) 上不符合五四運動內(nei) 含的愛國與(yu) 主權秩序訴求。當然也有港台反對派將建國後的某些運動與(yu) 五四運動相比附，這在方法論和具體(ti) 的學理論證上都存在較為(wei) 嚴(yan) 重的結構性缺陷。

作為(wei) 學術研究對象的五四運動允許有多種解釋範式和取向，但站在2019年民族複興(xing) 的新起點上，對五四運動則需要有“大曆史”的共識性認知。當然，五四精神內(nei) 部的“愛國”論和“民主論”的微妙張力不可能完全消解，這種張力不僅(jin) 源自五四運動本身的訴求與(yu) 過程複雜性，更源自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教義(yi) 對五四運動的特定化解釋，進一步追溯則可見到現代性內(nei) 部的集體(ti) 價(jia) 值與(yu) 個(ge) 體(ti) 價(jia) 值的根本分歧。在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五四運動100周年講話的基調中，“愛國與(yu) 進步”的集體(ti) 主義(yi) 傳(chuan) 統得到確認和升華，與(yu) 民族複興(xing) 及青年創造力緊密結合，這是五四解釋學的官方大傳(chuan) 統。但在這一大傳(chuan) 統之下，作為(wei) 更為(wei) 完整的五四精神結構因素及五四的現代化訴求，民主與(yu) 科學的觀念矯正、社會(hui) 啟蒙及製度落實也仍然存在不可忽視的空白與(yu) 間隙。

總之，五四百年，紛爭(zheng) 未止，民族複興(xing) ，青年責任，愛國進步，更上層樓，民主科學，尤待協同。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