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冷戰的困境與(yu) 出路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多維CN》2018年11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廿八日壬寅

          耶穌2018年11月6日

導言

2018年國慶期間，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了堪稱“新鐵幕演說”的冷戰宣言，指責中國對美國主導權、價(jia) 值觀甚至國內(nei) 民主政治的全麵挑戰和破壞。這意味著中美貿易戰已經突破“貿易”的表層，抵達了具有自我實現功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著名戰略學家約瑟夫·奈近期警告美國強硬對華立場可能導致“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實現，如今，這一警告正在成為(wei) 現實。盡管美國是多元化的社會(hui) ，有著三權分立的憲製架構，有著獨立的公民社會(hui) 及公共輿論，但中國的決(jue) 定性崛起以及美國特朗普主義(yi) 的精巧運作，已經成功激發了潛藏在美國朝野的共同焦慮和恐懼。對未來的共同恐懼使美國“友華派”集體(ti) 失語和失勢，使“新冷戰派”空前得勢。因為(wei) “新冷戰”能夠充分慰藉美國人的內(nei) 心恐懼。無論彭斯的新冷戰修辭如何機巧，都無法掩藏美國社會(hui) 對中國發展不確定性的深刻憂懼。  

許多分析家均認為(wei) 這隻是11月中期選舉(ju) 前的“選舉(ju) 語言”，是短期化的功利性政治造勢。這種理解至多隻道出了一半真相，甚至隻是表象，而未能看到中美新冷戰已經拉開帷幕，美國在心理上和戰略上已經基本完成動員和部署。中美長線的世界權力競爭(zheng) 已經刺破了改革開放40年間脆弱維係的所謂“蜜月期”。其實，這種蜜月關(guan) 係不過是以中美實力的絕對差距、中國市場對美國的利潤保證以及美國規訓中國民主轉型的樂(le) 觀預期為(wei) 前提的。如今，中美比肩而立，貿易逆差拉大，民主轉型無期，蜜月關(guan) 係也就難以為(wei) 繼了。彭斯盛讚鄧小平的政策路線，揚言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已被掏空，這或許能夠贏得國內(nei) 改革自由派的擊節喝彩，但其實也折射出美國的幽怨情緒，抱怨中國跳脫“韜光養(yang) 晦”路線，改行“並立競爭(zheng) ”路線。

然而，世界曆史不會(hui) 因任何一個(ge) 國家或群體(ti) 的幽怨情緒而轉移，新時代有新時代的哲學、秩序與(yu) 理想圖景，改革開放40年隻是中國整體(ti) 複興(xing) 的一個(ge) 初步階段，而絕不可能永久束縛中國在文化與(yu) 製度上真正的自主性建構。

全球化規訓的失敗

彭斯所代表的美國幽怨表明美國對中國民主規訓與(yu) 全球化整合的失敗。在基辛格的《大外交》中，這位深度嵌入中美關(guan) 係及世界政治漩渦的頂級戰略家聲稱美國存在國際關(guan) 係上的兩(liang) 種傳(chuan) 統：理想主義(yi) 傳(chuan) 統和現實主義(yi) 傳(chuan) 統。基辛格認為(wei) ，美國的理想主義(yi) 傳(chuan) 統根植於(yu) 美國的製憲立國背景之中，而從(cong) 威爾遜到羅斯福則將這一傳(chuan) 統打造成新世界秩序的基石。這一傳(chuan) 統的基本要點為(wei) 民主和國際法，即內(nei) 政上的民主轉型與(yu) 外交上的國際法治完美結合，由此建構一個(ge) “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然而，在這一傳(chuan) 統之外，更為(wei) 強大的是美國的現實主義(yi) 傳(chuan) 統，該傳(chuan) 統以其“孤立主義(yi) ”而聞名，與(yu) 特朗普的“美國優(you) 先”路線相契合。美國外交的大傳(chuan) 統在威爾遜主義(yi) 之後已有重大轉變，雜糅整合了理想主義(yi) 與(yu) 現實主義(yi) 。

就當代美國政治傳(chuan) 統光譜而言，民主黨(dang) 的“普世帝國主義(yi) ”代表了理想主義(yi) ，而共和黨(dang) 尤其是特朗普的“美國優(you) 先論”代表了現實主義(yi) 。特朗普主義(yi) 本質上是現實主義(yi) 和孤立主義(yi) 的，但受到兩(liang) 方麵因素的嚴(yan) 格製約：其一，美國異常強大的“建製規範主義(yi) ”，造成對現實主義(yi) 的規範性製約，以維護美國的民主領袖地位與(yu) 全球軟實力；其二，現實主義(yi) 的利益本位，這決(jue) 定了再現實主義(yi) 的美國政治家也需要考慮和借用理想主義(yi) 規範的論證和修辭功能以增進現實利益。因此，無論是彭斯的此次演講，還是特朗普的曆次重大場合的演講，在利益優(you) 先的基調下也仍然會(hui) 調用和訴諸所謂的美國價(jia) 值觀。

無論是民主還是國際法，美國對中國的長期規訓都有著無法回避的失敗經驗和深重的挫折感：其一，美國的規訓早在鴉片戰爭(zheng) 時期就已開始，通過1844年的《望廈條約》及美國駐華法院的司法實踐，對中國進行自由貿易與(yu) 規範司法的規訓，這一過程可參考絡德睦的《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Legal Orientalism）；其二，美國對國民黨(dang) 之“黨(dang) 國體(ti) 製”的民主規訓，從(cong) 國民黨(dang) 在大陸期間直到在台的民主轉型，傾(qing) 注了大量的政治與(yu) 經費投入，故有以台灣為(wei) “民主燈塔”之定位；其三，1970年代的中美和解以及改革開放40年內(nei) 對中國市場的投資、文化滲透、精英培養(yang) 及民主轉型的條件儲(chu) 備，顯示出美國將最大的東(dong) 方“專(zhuan) 製”國家轉變為(wei) “民主”國家的熱情及訴求；其四，以上數個(ge) 波次的民主規訓總體(ti) 上並不成功，中國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形態，建構了一個(ge) 遠比國民黨(dang) 之“黨(dang) 國”更為(wei) 鞏固、嚴(yan) 密及富有全球鬥爭(zheng) 經驗和成就的新黨(dang) 國。這也意味著“美國夢”在對外輸出上的決(jue) 定性失敗。與(yu) 這種失敗相伴隨的是，中國正沿著美國失敗的軌跡和路徑，以“一帶一路”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中式方案”重建一個(ge) 新的世界。彭斯所指責的“債(zhai) 務外交陷阱”正是這種新秩序的生長點。   

事實上，如果放寬曆史的視野，美國對中國的全球化規訓失敗不是個(ge) 案，在20世紀至少還包括蘇聯對中國的類似規訓。中國革命之成功，與(yu) 列寧主義(yi) 對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共同規訓密不可分，“黨(dang) 國體(ti) 製”的基本原則和組織方法來自蘇聯。然而，國民黨(dang) 有著“民族主義(yi) ”內(nei) 核以及對“自由民主”的弱式認同，列寧主義(yi) 的規訓程度並不深，甚至在國民黨(dang) 內(nei) 部存在著“三民主義(yi) 為(wei) 體(ti) ，列寧主義(yi) 為(wei) 用”的教義(yi) 辯證法。國民黨(dang) 的“黨(dang) 國”內(nei) 含著從(cong) “訓政”向“憲政”的轉型契機和動力。即便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存在“本土派”與(yu) “教義(yi) 派”的長期路線鬥爭(zheng) 。毛澤東(dong) 傳(chuan) 統戰勝王明傳(chuan) 統，意味著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路線的自主性與(yu) 實踐理性得到確立。中蘇最終決(jue) 裂以及中美和解，與(yu) 毛澤東(dong) 的民族主義(yi) 性格、世界主義(yi) 視野及對中國革命曆史意義(yi) 的獨特理解有關(guan) 。對中共的分析常常因為(wei) 聚焦於(yu) 意識形態而失焦失準，原因是政治意識形態背後還有著中國深厚的傳(chuan) 統文化及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yi) 因素。無論是蘇式規訓，還是美式規訓，都輕易忽略了中國文化背景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倫(lun) 理政治使命中的文明密碼。不能真正從(cong) 文化平等的邏輯上尊重東(dong) 方傳(chuan) 統及其價(jia) 值觀，抱殘守缺地堅持“文明與(yu) 野蠻”二分法，是西方之“東(dong) 方主義(yi) ”及其終極失敗的文明論根源。

中美“平行世界”的形成

冷戰世界本質上是一個(ge) “平行世界”，但這不是絕對割裂的世界，而是共享著相同時間與(yu) 空間但在意識形態與(yu) 製度模式上尖銳對立的世界體(ti) 係。理解新冷戰，可以從(cong) 舊冷戰的基本經驗中學習(xi) 很多。二戰後丘吉爾的鐵幕演說，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以及麥卡錫主義(yi) ，將世界進行了人為(wei) 的政治劃分與(yu) 道德劃分，原則上不容許“中間地帶”及模糊性連接機製的存在。這種嚴(yan) 格的敵我區分源自西方的文明優(you) 越論及異教征服觀。

 如今，新達成的“美-墨-加”貿易協定禁止其成員國與(yu) “非市場化”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定。這種安排有著重大的冷戰意涵：其一，以該協議作為(wei) 範本推動美國逐一與(yu) 其他盟友建立“非WTO”的全球貿易體(ti) 製安排，重建所謂以美國為(wei) 中心的自由貿易體(ti) 係；其二，新體(ti) 係在技術標準與(yu) 貿易規則上嚴(yan) 格排除中國，將中國經濟體(ti) 重新建構成2001年入世之前的孤立狀態；其三，以更加嚴(yan) 格的技術與(yu) 製度封鎖及高昂的加入談判門檻，逼迫中國完全放棄自身的發展道路及在全球治理秩序上的挑戰行為(wei) 。

這些高端封鎖行為(wei) ，從(cong) 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ya) 太戰略及TPP協議中就能夠看出端倪，特朗普隻是以更加極端和赤裸裸的方式加以升級和實現而已。美國在貿易戰的同時，竭力構築針對中國的“泛美統一戰線”，從(cong) 利益、價(jia) 值觀、地緣政治及國際秩序諸多方麵，全麵擠壓中國的發展空間，對衝(chong) 和抵消中國尚未成形和成熟的“一帶一路”體(ti) 係優(you) 勢，全麵排斥中國對美式全球化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的經濟參與(yu) 和利潤分享。中國發展的“最艱難時刻”正在到來。

中國在戰略本意上並非要取代美國，而是“補充”美國。因為(wei) 美式全球化存在著難以自我克服的“南北矛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公平安排，而美式民主輸出也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失敗國家”、“難民危機”、“文化征服”、“恐怖主義(yi) ”以及“起火的世界”。中國基於(yu) 其文明理想和改革40年積累，希望獲取的是美國對中國模式正當性的原則認可，希望承擔的是美國無力維係及推進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和製度建設，預防的是美國退出這些區域後可能出現的泛恐怖主義(yi) 和泛無政府主義(yi) 的秩序真空。這也在更大的世界體(ti) 係戰略層麵回應了“中美共治”的需求。客觀上，中國的“有所作為(wei) ”也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特別是特朗普反複抱怨美式全球化造成了美國利益的嚴(yan) 重損害及空洞化。然而，由於(yu) 多重的文化差異、政治互疑與(yu) 戰略誤判，美國未能很好地理解“一帶一路”的建設性和補充性價(jia) 值，中國也未能係統說明及澄清“一帶一路”與(yu) 美式全球化的結構關(guan) 聯關(guan) 係。

中國以文明厚度、悲情曆史與(yu) 道德責任進行著“一帶一路”建設及相關(guan) 的製度創新，美國以“修昔底德陷阱”及新帝國衝(chong) 動看待中國的進取行為(wei) 。美國看到的不是中國的“幫忙”，而是中國的“威脅”。中國看到的不是美國的“善意”，而是美國對中國文化的蔑視以及對中國發展利益的不正當阻斷。一個(ge) 中美之間的“平行世界”恰如約瑟夫·奈的“自我實現”預言一樣，正在自我實現。美國的政治孤立、技術封鎖與(yu) 經濟壓製，可能反向製造一個(ge) 更為(wei) 自主、強大及更有全球治理立法能力的“新中國”。 

新改革與(yu) 新五百年

 國內(nei) 的改革自由派與(yu) 特朗普當局分享著完全相同的政治判斷與(yu) 價(jia) 值觀，抱怨新時代對鄧小平路線的結構性超越，抱怨中國對美國的鬥爭(zheng) 意誌，抱怨黨(dang) 政關(guan) 係整合上的“非憲政化”取向，抱怨“中式全球化”對自由民主體(ti) 係的強勢嵌入和修正。害怕鬥爭(zheng) ，告別革命，訴諸永恒的對話，希求價(jia) 值與(yu) 製度上的輕率皈依，渴望一個(ge) 終結於(yu) 西方民主的政治世界，這是一種政治浪漫派的思想風格，與(yu) 中國民族複興(xing) 的艱難進程及世界曆史的殘酷鬥爭(zheng) 本質格格不入。進而，改革自由派對改革的理解也如同彭斯一樣，繼續停留在1980年代的短暫、過渡性“蜜月想象”中，以美國價(jia) 值觀絕對正確和美國利益絕對保障為(wei) 嚴(yan) 格前提。

吊詭的是，鄧小平的“韜光養(yang) 晦”本就是一種發展性的策略，其中“光”與(yu) “晦”是中國革命與(yu) 中國道路的“本體(ti) ”，“韜”與(yu) “養(yang) ”隻是“方法”，但後者卻被改革自由派以及美國鷹派想象及建構為(wei) 永久性的中國改革立場。我們(men) 可以合邏輯地設想，即便是鄧小平再世，麵對如今的中美貿易戰及新冷戰，也必然會(hui) 根據自身原則與(yu) 理想而改弦更張。

國內(nei) 左派近年來發明了一種新的時間概念，即新舊五百年史觀，將1500年以來的“地理大發現秩序”視為(wei) 舊曆史，將中國新時代願景與(yu) 秩序視為(wei) 新曆史。我不是左派，但認為(wei) 新冷戰確實開啟了一種新曆史，對此我們(men) 不能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幽怨層次，而需要新史觀、新知識、新鬥爭(zheng) 與(yu) 新秩序。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