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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著有《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譯有《聯邦製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wei) 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
改革開放迎來“中國時刻”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香港商報》“改革開放40年大家談”特約專(zhuan) 欄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初八壬午
耶穌2018年8月20日
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生產(chan) 力革命,也是思想與(yu) 製度革命。1970年代改革前夕,大陸著名經濟思想家顧準先生在曆史反思基礎上提出“從(cong) 理想主義(yi) 到經驗主義(yi) ”的命題,為(wei) 中國改革開放進行了某種思想性奠基。改革開放意味著從(cong) “階級鬥爭(zheng) ”向“經濟建設”的經驗理性回歸,意味著回到常識層次重新審視和規劃中國的“現代化”路線。改革回歸經驗理性,從(cong) 人的基本尊嚴(yan) 及需要出發,尋求人性與(yu) 體(ti) 製的重新適配,尋求中國與(yu) 世界關(guan) 係的新秩序,尋求以和平與(yu) 發展為(wei) 主調的國家秩序常態化。這些確立於(yu) 改革開放初期的基本共識今天依然有效,成為(wei) 指導國家繼續現代化與(yu) 民族複興(xing) 的經驗法則。
中國的改革開放,其意義(yi) 不僅(jin) 在於(yu) 自身的現代化,更在於(yu) 為(wei) 人類和平發展尋求“第三條道路”。20世紀後半期的美蘇冷戰,其本質是西方現代性兩(liang) 條道路的價(jia) 值與(yu) 製度競爭(zheng) 。蘇聯道路是馬克思主義(yi) 與(yu) 蘇聯革命及建設實際相結合的產(chan) 物,是列寧斯大林主義(yi) 的實踐框架。從(cong) 價(jia) 值上看,蘇聯也曾試圖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命運共同體(ti) ”,但其文化傳(chuan) 統底板上的大國沙文主義(yi) 及帝國遺產(chan) 妨礙了這一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內(nei) 部之民主法權的建立,最終導致這一陣營瓦解及自身的憲製崩潰。中國在1949年建國後的“一邊倒”帶來了如何麵對蘇聯霸權的國際政治難題,但第一代領導人的獨立自主性格與(yu) 政治智慧最終確保了中國的主權地位與(yu) 發展利益。蘇東(dong) 劇變標誌著蘇聯式全球化路線的失敗。與(yu) 之比照的是美國式全球化。福山以“曆史終結論”為(wei) 美國式全球化高唱讚歌,充滿意識形態的理想化色彩。亨廷頓的“文明衝(chong) 突論”則提示了世界繼續衝(chong) 突的可能性,因而更具現實主義(yi) 取向。蘇東(dong) 劇變以來的30年是美國式全球化由盛轉衰的30年,特朗普當選與(yu) 歐盟的“逆歐盟化”使得西方模式被曆史“祛魅”,而民主的普遍民粹化則導致世界政治發展逐步喪(sang) 失了單一性與(yu) 確定性。
中國改革40年的全麵發展,是對美蘇兩(liang) 種全球化模式的實踐揚棄與(yu) 製度競爭(zheng) 。作為(wei) 文明古國及地緣政治大國,中國在二戰後的世界秩序變遷中具有重要地位,1970年代的中美建交及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結構性地改變了世界曆史主題與(yu) 進程。作為(wei)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關(guan) 於(yu) 經濟建設中心地位及和平發展作為(wei) 世界主題的政治判斷與(yu) 相關(guan) 的國內(nei) 政治決(jue) 斷安排,使得中國在世界體(ti) 係歸屬上快速脫離蘇聯體(ti) 製的僵化影響與(yu) 羈絆,接軌上經濟全球化的主流體(ti) 係並展開卓有成效的學習(xi) 和模仿。中國的改革開放,在西方主流世界看來是一種“體(ti) 製變軌”,是對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學習(xi) 甚至崇拜,因而抱有一種關(guan) 於(yu) 中國民主化的樂(le) 觀主義(yi) 立場。甚至伴隨改革進程的中國自由派也一度認同及支持這一樂(le) 觀立場。從(cong) 現象上看,改革的中國逐步接納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似乎越來越像西方。但這些樂(le) 觀的觀察家們(men) 忽視了八二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蘇聯模式的區別性特征,忽視了中華文化內(nei) 在的政治智慧與(yu) 韌性,也忽視了中國模式內(nei) 在的原創性及與(yu) 西方製度的可競爭(zheng) 性。2018修憲及中美貿易戰,標誌著這種樂(le) 觀主義(yi) 的邊緣化,彰顯西方對中國發展“自主性硬核”的誤解誤判,中國與(yu) 世界關(guan) 係進入重新理解的過程之中。
2018年,我們(men) 站立在世界曆史的新起點上,以十九大報告和修憲後的憲法新秩序為(wei) 根據,民族複興(xing)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雙軌目標成為(wei) 新時代共識。擺脫美蘇分別施加給中國的“製度規訓結構”,走出符合自身文化傳(chuan) 統及政治體(ti) 製的現代化道路,開啟中國引領的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新周期,這就賦予了中國改革40年的發展以世界曆史意義(yi)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也成為(wei) 超越蘇聯的“社會(hui) 主義(yi) 共同體(ti) ”及美國的“泛民主化共同體(ti) ”的第三條全球化道路。這一新道路建立在穩健的價(jia) 值哲學基礎之上,是對中國古典之天下主義(y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之國際主義(yi) 及改革開放之和平發展主義(yi) 的會(hui) 通融合,是東(dong) 西方關(guan) 係重新平衡、全球治理製度更加民主平等的新範式。這一新道路並非泛泛的觀念革命或哲學規劃,而是有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ti) 實踐支撐。港澳社會(hui) 於(yu) 此,則有著“再國際化”的重大曆史機遇,否則必然是“蘇州過後無艇搭”。而“一帶一路”的基本發展模式,正是根源於(yu) 中國改革40年形成的國內(nei) 發展經驗。將自身經驗反哺於(yu) 世界,從(cong) 世界中來,到世界中去,這既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辯證法,也是中國文明之天下觀的理想追求。
總之,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決(jue) 定性走全球化道路的40年,其國內(nei) 的經濟成就與(yu) 製度化成果,均根源於(yu) 對全球化過程的積極參與(yu) 。但中國絕不僅(jin) 限於(yu) 被動參與(yu) ,還需要正當合理地製定新規則。在參與(yu) 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相繼經曆了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的式微,看到了西方現代性內(nei) 部隱含的文明優(you) 越論與(yu) 政治霸權主義(yi) 的致命缺陷,看到美國模式正陷入逆全球化與(yu) 民主民粹化的病理狀態,從(cong) 而以自身的真實經驗、政治理解、哲學判斷與(yu) 實踐理性,從(cong) 容推展“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理想性建構。這意味著,“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正在到來。中國的政治體(ti) 製、哲學社會(hui) 科學、技術文明及民族心智,與(yu) 充分擔當這一世界曆史使命的要求相比,仍有較大的探索與(yu) 創新空間。但,新世界秩序的曙光已經閃現,這是美國貿易戰無法阻擋的,也是固步自封的舊意識形態無法阻擋的。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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