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門雜家陳寅恪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四月初六日壬子

           耶穌2018年5月20日

一

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被稱為(wei) 清華四大導師。趙元任雜亂(luan) 不通，玩物喪(sang) 誌；王國維昧於(yu) 本性，未能上達。梁啟超最為(wei) 優(you) 秀，然而學問根基不牢，明辨功夫不足，文化、政治立場皆有失堅定，一生多變，離君子儒尚有距離也。

四導中陳寅恪名聲最大，最受學界推崇，有人稱他為(wei) “活字典”，有人說他是“教授的教授”。傳(chuan) 梁啟超也對他佩服得緊，自稱“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jia) 值”雲(yun) 。傅斯年讚他“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更是抬舉(ju) 離譜。三百年來，道德文章學術高於(yu) 陳寅恪者數以百計。就是民國期間，高於(yu) 他的不下十個(ge) 。

陳寅恪世家子弟，家學淵源，自己也能努力，學問倒也不錯，然博於(yu) 下學而未能上達，未能約之以天理，歸結於(yu) 仁道，可謂博而寡要。我給他的定位是儒門雜家，簡稱雜儒。這是由他自己的言論觀點決(jue) 定的。陳寅恪學問的精華和優(you) 點，學界論之已透，容我挑出他兩(liang) 個(ge) 不純不正之處。

二

陳寅恪混淆儒法兩(liang) 家的原則性區別，將秦法視為(wei) “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係”，將秦製視為(wei) “儒家理想之製度”。此大不正也。他在《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審查報告》中寫(xie) 道：

“儒者在古代本為(wei) 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zhuan) 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製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係。《中庸》之‘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lun) ’之‘倫(lun) ’）為(wei) 儒家理想之製度，而於(yu) 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漢承秦業(ye) ，其官製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chuan) 至晉以後，法律與(yu) 禮經並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會(hui) 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yu) 法典相關(guan) ，而法典為(wei) 儒家學說具體(ti) 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製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麵，而關(guan) 於(yu) 學說思想之方麵，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陳寅恪《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審查報告》）

上述全是謬論，謹駁以三點。首先，儒家倡性善論而荀子主性惡論，根源處已經背離儒學，淪為(wei) 外道。唯其禮法並重，故仍屬之於(yu) 儒門，稱儒門外道。其弟子韓非李斯之流，雖接受過荀子之教，然去禮取法，倡導法術勢，完全背叛儒學、背叛荀學而淪為(wei) 邪道了，不僅(jin) 是一般外道而已。所以，李斯佐成秦治，是秦法家佐成秦治，不僅(jin) 與(yu) 儒家無關(guan) ，與(yu) 荀子亦無關(guan) 。

在李斯投奔秦國之前，荀子對李斯有過嚴(yan) 厲的批評和警告。《荀子議兵篇》記載，李斯認為(wei) 秦國兵強海內(nei) ，威行諸侯，可見用兵不用講仁義(yi) ，可以便宜從(cong) 事。荀子責備李斯被秦國累世的軍(jun) 事勝利所迷惑，不知秦國軍(jun) 功愈多，愈恐懼天下各國聯合起來，這是末世之兵；李斯所謂的便宜從(cong) 事，其實是不便之便，隻有仁義(yi) 之兵才是大便之便。很顯然，李斯沒有聽進去。

其次，秦製絕非儒製，更非“儒家理想之製度”。秦製包括郡縣製、君本位的獨裁製和刑法製度。對於(yu) 郡縣製，某些儒者有所認同，王夫之有個(ge) 著名說法：“天假其私以濟天下之大公”，意謂秦始皇實行郡縣製，本是出於(yu) 維護家天下獨裁製的大私心，但天道冥冥之中借著他的私欲發明了一種有助於(yu) 天下為(wei) 公的製度。暴秦家天下迅速灰飛煙滅，但郡縣製卻延續下來了。但秦製中君本位的中央製度設置和惡刑惡法，漢朝逐漸修正優(you) 化也就是儒化，成為(wei) 敬天保民的禮製和德主刑輔的祥刑。內(nei) 廷外廷逐漸分開，君權相權有所均衡。所謂“漢承秦製”，一是承郡縣製，二是漢初繼承了秦製中某些惡法，但也逐步有所廢除，如漢武帝廢除肉刑。

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製度、法律性質更是根本不同了。

又其次、“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早已實現於(yu) 三代，並非於(yu) 秦始皇之身才得以實現。把“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歸功於(yu) 暴秦是一大流行錯誤。這是《中庸》記載孔子的話，可見春秋之前就有“三同”。至少西周時漢字的符號文法和文章結構亦統一，國家一級道路稱為(wei) 周道或周行。“行同倫(lun) ”還可上溯至堯舜時。注意，儒家“行同倫(lun) ”的倫(lun) ，是指以仁為(wei) 本的倫(lun) 理禮製，可不是“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lun) ”之倫(lun) 。冠帶之倫(lun) 意謂高冠大帶之輩，指六國諸侯。秦始皇兼並冠帶之倫(lun) ，將倫(lun) 理道德徹底破壞無遺。秦始皇實現的不是“行同倫(lun) ”，而是行無倫(lun) ，行同惡。

陳寅恪不明儒家與(yu) 佛道之根本區別。儒佛在倫(lun) 理、人道層麵的區別，他是知道的。他在《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審查報告》中說：

“釋迦之教義(yi) ，無父無君，與(yu) 吾國傳(chuan) 統之學說，存在之製度，無一不相衝(chong) 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絕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yu) 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麵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yu) 消沈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終不能複振。其故匪他，以性質與(yu) 環境互相方圓鑿枘，勢不得不然也。”

他知道原始佛教教義(yi) 無父無君，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倫(lun) 理和製度不能兼容，所以佛法東(dong) 來，必須經過中國化即儒家化的過程。這很正確。但他有所不知，這種衝(chong) 突是外在和表層的，儒佛兩(liang) 家對於(yu) 道體(ti) 認證有所不同，世界觀、人生觀、價(jia) 值觀都不同，這才是根源處、原則性的區別。對此陳寅恪並無認識，可見其學術大不純，缺乏擇法之眼。他在《陶淵明之思想與(yu) 清談之關(guan) 係》一文中說：

“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jue) 不能與(yu) 釋道二家並論。故外服儒風之上可以內(nei) 宗佛理，或潛修道行，其間並無所衝(chong) 突。”（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yu) 清談之關(guan) 係》）

儒家非真正之宗教，這沒有錯，但並不意味著儒與(yu) 佛道在原則理義(yi) 上沒有衝(chong) 突。真正的儒家，形上形下貫通，內(nei) 聖外王一致，同歸於(yu) 仁道。不“外服儒風之上可以內(nei) 宗佛理，或潛修道行”的，縱然是儒生或自稱為(wei) 儒，絕非醇儒正儒，而隻能是雜儒、儒門外道或者佛道之人。

陳寅恪涉及儒佛道的言論，不乏卓見，但問題也不少。例如，他對於(yu) 佛道尤其是道家，抬舉(ju) 非常過度，很不儒家。王陽明說：“與(yu) 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yu) 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道不遠人，不遠愚夫愚婦組成的社會(hui) ，也不遠愚夫愚婦的人欲和人性。對於(yu) 人欲，儒家不是絕滅而是引導；對於(yu) 人性，儒家不是違反，而是提升。佛道則“為(wei) 道而遠人”，故不可以為(wei) 道，非人生之常道、人類之正道。

而陳寅恪論及道教時，認為(wei) 新儒家的學說，大都有道教或與(yu) 道教有關(guan) 的佛教為(wei) 之先導；道教對域外輸入的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都能盡量吸收，同時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將眾(zhong) 家之說融成一家之說以後，仍然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yi) ，而新儒家就是繼承了此種思想遺產(chan) 而能夠大成者。（詳見陳氏《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審查報告》）

這類說法於(yu) 道教和道家是過譽，於(yu) 儒家是無意的貶低。其中“新儒家的學說大都有道教或與(yu) 道教有關(guan) 的佛教為(wei) 之先導”這個(ge) 觀點頗為(wei) 流行，其實非常不儒家，不正確，卻為(wei) 很多學者所重複，還發展為(wei) “宋明理學吸收佛道思想”之說，純屬想當然。受到佛道的刺激、激發，儒家更加強調天道信仰，強化天命意識，全麵深入討論闡說天理良知，這是理學興(xing) 起的文化背景沒錯，但不能說理學吸收佛道思想。理學所有理義(yi) ，都有聖經聖言依據，無非吾儒故物之翻新或反本所開新。這個(ge) 問題我在《宋儒和理學》一書(shu) 中深談，茲(zi) 不詳論。

1919年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習(xi) 梵文時，曾對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異同做過對比。據吳宓《日記》是年12月14日條所載，陳寅恪說：

“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wei) 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lun) 理學，與(yu) 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wei) 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shang) 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xi) 未改之故。此後若中國之實業(ye) 發達，生計優(you) 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商營業(ye) 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wei) 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jue) 難必也。”(引自清華大學出版社吳學昭《吳宓與(yu) 陳寅恪》)

餘(yu) 英時文說，這是朋友間的閑談，由吳宓記錄了下來。吳宓當時在《日記》中特別注明，此段“盡錄陳君之語意”，故大體(ti) 可信。餘(yu) 英時引用這段話，是為(wei) 了讚美陳寅恪，他認為(wei) “陳寅恪的價(jia) 值規範與(yu) 動力誠然是由儒家傳(chuan) 統提供的，然而他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接受傳(chuan) 統儒家價(jia) 值的經驗內(nei) 容。”而這恰恰暴露了陳寅恪儒學功底有限，學問根基不牢，對儒家聖經和聖賢“精深遠大之思”和“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缺乏必要的認識。

陳寅恪反對三綱。他在《論再生緣》中表彰才女陳端生說：

端生心中於(yu) 吾國當日奉為(wei) 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借此等描寫(xie) 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yu) 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wei) 一般人所非議。……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寒柳堂集》）

餘(yu) 英時稱陳寅恪：“在摧破舊三綱方麵，他和譚嗣同並無分歧。”譚嗣同雜家也，比雜儒尚且差得遠，陳寅恪與(yu) 之同調，自外儒家矣。三綱者，君君臣臣、君為(wei) 臣綱，父父子子、父為(wei) 子綱，夫夫婦婦、夫為(wei) 婦綱。三綱五常皆儒家故物，人道正理。東(dong) 海有《理直氣壯承認三綱》辨明之。摧破三綱，必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

三綱絕，人禍起。晉《後漢記•光武帝》記載，逢萌聞王莽篡權，“子宇諫，莽殺之。萌語友曰：“三綱絕矣！禍將及人。”即解衣冠，掛東(dong) 都城門，將家屬客於(yu) 遼東(dong) 。

摧破三綱，非儒家所宜言也。

三

稱陳寅恪為(wei) 儒門雜家，是我從(cong) 陳寅恪散見於(yu) 詩文議論之中的儒學觀得出的結論。陳寅恪生平雖然尊儒，並未自稱儒家，從(cong) 未正式參加過任何倡導儒學的運動，也從(cong) 未以儒學史的專(zhuan) 家自居。從(cong) 儒學角度著眼，將陳寅恪定位為(wei) 雜儒，隻有過譽之嫌，絕無貶低之意。

古來儒家人物無數無量，以道德論，有儒士、君子、賢人、聖人等差異；以學問論，可分為(wei) 醇儒、別儒、雜儒（儒門雜家）、儒門外道三種。醇儒有大、小之別。大儒重視格致，博學於(yu) 文，既博於(yu) 儒學，又博於(yu) 諸子百家。小儒雖純於(yu) 儒，學問眼界不夠寬廣。雜儒亦博，博采眾(zhong) 家，然博而不精，立場根基不穩，儒門外道原則處有重大錯誤。

雜儒隻是學問駁雜，正純度不足，在學術上猶高於(yu) 儒門外道。儒門外道不僅(jin) 理義(yi) 不純、根基不穩而已，在世界觀人性觀之根源處還存在重大錯誤，如荀子。依此標準，定陳寅恪為(wei) 雜儒，最為(wei) 合適。

儒門雜家也是儒，故能堅持“中國文化本位論”，並有不少高見而沒有三觀層麵的原則性大錯誤，高於(yu) 儒門外道，更高於(yu) 一般雜家和外道人士。論德性，陳寅恪更有大過人處。其所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話，正可用在他自己身上：“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wan) 杞，與(yu) 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先。”

四

關(guan) 於(yu) 陳寅恪雜儒的定位，有友人提出批評，特答複於(yu) 左。“或說”是友人言論，“答”是我的回複。

或說：

“不同意兄稱陳寅恪‘雜儒’的看法。判斷曆史人物，不僅(jin) 觀其學術，更重要的是行為(wei) 。五十年代初，毛氏奪得江山後聲望最隆，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在內(nei) 的許多著名學者紛紛擁戴，唯獨陳寅恪在中國科學院請他出任曆史所所長之際，回信提出不學馬列，不學政治，並要毛劉簽名保證，終於(yu) 不去北京。陳晚年目盲腿廢，以絕大毅力寫(xie) 出八十萬(wan) 字《柳如是別傳(chuan) 》，表彰柳如是助錢謙益抗清複明。陳是史學家，未專(zhuan) 力研究儒學，但自幼熟讀十三經，所有著作包括其詩始終貫穿儒家之史學精神，留學歐美十多年，不雜西化思想。其立身處世，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無愧浩劫中罕見之士林典範，何以不中不正？”

答：定陳寅恪為(wei) 雜儒，就是“觀其學術”，側(ce) 重其學術而論。在學術上，“熟讀十三經，所有著作包括其詩始終貫穿儒家之史學精神，留學歐美十多年，不雜西化思想。”這些可以說是醇儒、大儒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醇儒之醇，關(guan) 鍵在於(yu) 儒家立場之堅定和道德觀世界觀之中正純粹。其實，僅(jin) 僅(jin) 生平未力研儒學、未自稱儒家這兩(liang) 點，就足以從(cong) 醇儒、大儒行列排除了。

或說：

“儒學包含經學、史學、文學、文字訓詁之學，其內(nei) 容為(wei) 義(yi) 理、考據、詞章，曾文正加上經濟。任何一方麵有傑出成就，於(yu) 學問中融通儒家精神，皆不宜以雜儒視之。老杜畢生為(wei) 詩，無學術專(zhuan) 著，而被尊為(wei) 詩聖，正在於(yu) 少陵之仁心，遙接孔孟。自漢唐至當代，儒家汲取佛學、西學，開拓發展，然以儒門義(yi) 理為(wei) 主導，則不得以雜視之。……儒重謙德，謙卦為(wei) 周易六十四卦中唯一無咎之卦，故戒驕矜。凡學有所成，名聲日盛，未免躊躇自得，激揚文字，俯視群倫(lun) ，稍有驕氣，不加克製，即流入狂妄，厥例不可勝舉(ju) 。自省與(yu) 慎獨為(wei) 終身之事，曾子臨(lin) 逝前之言，令人懷惕懼之心，每每為(wei) 之太息。”

答：醇儒必須義(yi) 理精通，這是首要、基本條件，非此不足以稱醇儒；非此，即使史學、文學、文字訓詁之學、經濟成就最大，皆不足以稱醇儒。老杜被尊為(wei) 詩聖，自然沒問題，然若以之為(wei) 醇儒或聖人，那就荒唐了。自漢唐以來，曆代聖賢大儒多以辟佛道為(wei) 己任。略列其名如下：

傅奕、狄仁傑、姚崇、韓愈、李翱、杜牧、孫複、石介、李覯、歐陽修、蘇軾、二程、張載、範育、朱熹、胡寅、胡宏、陳亮、葉適、張拭、方孝孺、夏言、胡居仁、曹端、薛瑄、王守仁、王時槐、丘浚、羅欽順、劉宗周、王夫之、朱舜水、顏元、戴震、熊十力。

故陳白沙有“未有真儒不辟佛”之說。清儒徐潤第唱反調謂“白沙曰未有真儒不辟佛，吾則曰未聞辟佛有真儒。”並誣辟佛者名根未斷。（《敦艮齋》）。依此而言，連二程、朱熹、王陽明、劉宗周、王夫之皆非真儒矣。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陳白沙學術雖不夠精純，然較之大多數清儒卻純得多。宋明理學諸大儒大多深研佛道兩(liang) 家，故深知其學所蔽和流弊之深重，為(wei) 民為(wei) 國為(wei) 天下為(wei) 良知，辟之不遺餘(yu) 力，正是誠之功夫的發揮，修辭立誠的表現。

東(dong) 海認為(wei) ：除了儒家外王學，自由主義(yi) 是最好的政治學；除了儒家內(nei) 聖學，佛道兩(liang) 家是最好的道德學。所以在政治上，我主張“一主三輔論”：以儒家為(wei) 主統，以佛道和自由主義(yi) 為(wei) 輔統。然而，理義(yi) 上和原則上，儒家貴純不貴雜，反對雜染其它學說，包括佛道和自由主義(yi) 之理義(yi) 。張載有言：“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論學論理，道理最大。這方麵隻能論道理之高下優(you) 劣和是非對錯，不能論謙不謙虛。謙德有其適用範圍，不能普適性地到處使用。長沮、桀溺避世，孔子謂“鳥獸(shou) 不可與(yu) 同群”，無違謙德也。

或說：

“論人當觀其大處。孟子雲(yun) ，先立其大，則小者不可奪也。亂(luan) 世衰世之中，檢驗一個(ge) 讀書(shu) 人是否真儒，最重要的是觀其是否有風骨氣節。若過事吹求，則一無是處，自朱子至王陽明，全身皆病矣。陽明之學，非有”狂禪”之譏乎？雖陽明不任其門下弟子入歧途之咎，而心學雜入禪宗之頓悟，已非純正。朱學與(yu) 王學孰為(wei) 繼孔子之真傳(chuan) ，後世有無數之爭(zheng) 議，故言中正，談何容易哉！”

答：論人當觀其大處，論學也一樣，當觀其根源處。論人論學，如理如實最為(wei) 重要。儒家論人，有士、君子、賢人、聖人、大人之別；論學，有醇儒、雜儒、儒門外道之異。是怎樣就怎樣，實事求是最重要。難道一定要稱杜甫為(wei) 聖人、稱陳寅恪為(wei) 醇儒才是不“過事吹求”嗎？

理學可分為(wei) 兩(liang) 大派：一為(wei) 程朱理學，強調理（天理）高於(yu) 一切，為(wei) 理學正宗；一為(wei) 陸王心學，以陸九淵、王陽明為(wei) 代表，強調心（良知）是宇宙萬(wan) 物的主宰，或稱為(wei) 理學別派，理學別宗。明末清初理學大家孫奇逢在其《理學宗傳(chuan) 》中，將程朱、陸王都列為(wei) 道學正宗。

狂禪之譏，是不明陽明之學。想起錢謙益稱讚乃師傅新德的話：“至論儒者之於(yu) 禪宗，東(dong) 拚西護，陰用而陽斥之，非其修立誠之學。”這是無知誣蔑。理學諸大儒大多深研佛道兩(liang) 家，深知其學所蔽和流弊之深重，為(wei) 民為(wei) 國為(wei) 天下為(wei) 良知，辟之不遺餘(yu) 力，正是誠之功夫的發揮，修辭立其誠的表現。聖賢君子至誠大義(yi) ，非錢謙益輩所能知也。理學心學之理義(yi) ，或與(yu) 禪學有貌似，實為(wei) 吾儒所故有，自有聖經聖言之依據，何嚐“陰用”禪學哉。

“心學雜入禪宗之頓悟，已非純正”雲(yun) ，也是對陽明心學的誤解。理學、心學與(yu) 禪學，表象相似，其實大異，二程、朱熹王陽明皆嚴(yan) 辟佛道，良有以也。此話題大，茲(zi) 不詳論，我正作《宋儒與(yu) 理學》一書(shu) ，將對此深入詳細分析之。

論及諸葛亮。或說：

“兄文所論曆史人物中，諸葛身處漢末衰世，助先主取蜀，輔後主守之，主動伐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品格之忠貞，光照千古，正見其心地之醇正。而蜀地封閉，人才有限，劉璋闇弱，法紀鬆弛，諸葛治蜀，不得不用嚴(yan) 刑重典，此即兄言申商之術。然當時民心擁戴，孔明死後，官民無不痛哭，史書(shu) 所載，曆曆可考。凡政治之事，因時因地而異，無論所行何術，當觀其實效如何，政治家非坐書(shu) 齋之”醇儒”可比，管仲所行為(wei) 霸道，孔子許其為(wei) 仁。漢末群雄競起，劉備勢力最為(wei) 弱小，諸葛助其取蜀後輔劉禪治理，諸葛死後劉禪安居，先後為(wei) 帝四十餘(yu) 年，這已是了不起的事功。兄言其為(wei) 雜儒，政治軍(jun) 事成就有限，是以伊尹周公之標準要求，而不顧時移世異，諸葛所逢之主，豈可上較湯武乎？”

答：諸葛何以非醇儒，我在《儒門三大雜家》中已有論斷，朱熹認為(wei) ，諸葛以管樂(le) 自許、好申韓之書(shu) 和勸劉備取荊益，都暴露了其學術之駁雜。此言可為(wei) 諸葛定論。兄台臚列諸葛種種道德之光和為(wei) 難之處，都否定不了朱熹指出的諸葛之學術駁雜。至於(yu) 孔子稱讚管仲，以原話是：“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這是稱讚管仲的功績，認為(wei) 助桓公成就霸道，就是管仲的仁德，並非肯定管仲桓公所行為(wei) 仁政王道。《論語》中孔子還指出管仲“不知禮”等毛病。我們(men) 同樣可以說諸葛輔助劉備父子“如其仁，如其仁”，但不能因此就許諸葛為(wei) 醇儒。2017-6-14餘(yu) 東(dong) 海

注：本文所引陳氏言論，皆轉引自劉夢溪《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陳寅恪對儒釋道三家的“判教”》（2016年9月14日《中華讀書(shu) 報》）和餘(yu) 英時《陳寅恪與(yu) 儒學實踐》二文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