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鄉(xiang) 賢治理之製度化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2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二十日戊辰

          耶穌2018年2月5日

導讀：近年來，伴隨對鄉(xiang) 村衰落的擔憂，鄉(xiang) 賢治理成為(wei) 學界熱議話題。昨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意見》正式發布，其中提出“積極發揮新鄉(xiang) 賢作用”，使這一問題再次進入公眾(zhong) 視野。作為(wei) 一項傳(chuan) 統的鄉(xiang) 村治理方式，鄉(xiang) 賢治理麵對今天農(nong) 村的諸多問題，如何進行調整、突破與(yu) 創新？學者姚中秋在《文化縱橫》2018年2月刊撰文討論鄉(xiang) 賢治理製度化，指出了健全鄉(xiang) 賢治理機製，將鄉(xiang) 賢治理納入鄉(xiang) 村治理建製，以及通過鄉(xiang) 賢治理強化農(nong) 民組織的必要性。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近年來，多地以各種形態嚐試鄉(xiang) 賢治理，對此，媒體(ti) 多有報道，學界開始研究，官方相當重視。事實證明，鄉(xiang) 賢參與(yu) 治理是一項可取的製度創新，有助於(yu) 改善鄉(xiang) 村治理。今日當認真地思考鄉(xiang) 賢治理之製度化問題，製度化有三層含義(yi) ：第一，完善機製，完善、健全鄉(xiang) 賢治理的具體(ti) 機製；第二，建製化，把鄉(xiang) 賢治理納入鄉(xiang) 村治理建製；第三，鄉(xiang) 村再組織，借助鄉(xiang) 賢治理把農(nong) 民重新組織起來。以下對此略加論述。

製度化第一義(yi) ：健全機製

鄉(xiang) 賢治理的第一個(ge) 含義(yi) 是，在目前試點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其治理機製，讓鄉(xiang) 賢治理是靠譜的，農(nong) 民喜歡的，政府滿意的。

怎麽(me) 做？首先需要明白當今農(nong) 村的問題是什麽(me) 。一言以蔽之，當今鄉(xiang) 村的問題是必要的公共品匱乏，也即，農(nong) 民作為(wei) 一個(ge) 人正常的生活需求無法得到充分滿足。這包括物質需求，但不是重點，絕大多數農(nong) 民已解決(jue) 溫飽問題。更為(wei) 重要的是群體(ti) 生活需求，精神生活需求。人不僅(jin) 有其身，更有其心，人注定了要過群體(ti) 生活，在有情誼的群體(ti) 生活中，人心可以暢發。

傳(chuan) 統中國鄉(xiang) 賢治理的最大作用正在於(yu) 順乎人心，通過興(xing) 起禮樂(le) ，民眾(zhong) 可以過上有情誼的群體(ti) 生活。朱子作《家禮》，以祠堂之製冠於(yu) 全書(shu) 之首。基於(yu) 同樣的原因，梁漱溟先生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以“建設新禮俗”為(wei) 要旨。今日鄉(xiang) 賢治理也應以建設新禮俗為(wei) 宗旨。明確了這一點，完善鄉(xiang) 賢治理也就有了方向，大略有五點：

第一，成立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作為(wei) 鄉(xiang) 賢治理之協商機構。

鄉(xiang) 賢治理不是慈善公益，不是人有德或有錢之後給村裏做點好人好事，而是一種治理機製，尤其是其建製化的前景要求建立鄉(xiang) 賢治理架構。村一級可以設立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作為(wei) 鄉(xiang) 賢治理之協商機構。

浙江德清試點鄉(xiang) 賢治理，筆者建議其組織用“參事會(hui) ”之名，有兩(liang) 個(ge) 考慮：其一，擺正鄉(xiang) 賢與(yu) 鄉(xiang) 村現有法定治理組織的關(guan) 係，鄉(xiang) 賢不是替代之，因而不是鄉(xiang) 村事務的決(jue) 策機構，而是參與(yu) 治理；其二，規範鄉(xiang) 賢內(nei) 部的關(guan) 係，鄉(xiang) 賢們(men) 共同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其決(jue) 策不能一人獨裁，也不必采用過於(yu) 正式的民主投票方式，而以共同參與(yu) 、相互協商為(wei) 主。

因應當下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結構難題，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下應有社工若幹，作為(wei) 其事務承擔人員。當今鄉(xiang) 村的大問題是人員流失嚴(yan) 重，多為(wei) 老弱婦幼，平時缺乏年富力強而受過一定教育的青壯年，很多事務乏人組織、承擔。社工可以彌補這一缺憾。最好的辦法是，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發現本村可造青年，包括在讀大中專(zhuan) 學生和畢業(ye) 生，加以培訓，付給一定報酬，使之安心工作。

第二，興(xing) 辦村學，興(xing) 起禮樂(le) 文教。

中國之教以學為(wei) 根本，此為(wei) 中國文明不同於(yu) 西方之處。故三代最基層的裏社塾，長老於(yu) 此教化子弟；宋明以來則有私塾、書(shu) 院，先生教子弟讀書(shu) ，讀書(shu) 則可以明理。配合其他禮樂(le) 教化，鄉(xiang) 人粗知忠孝節義(yi) ，禮義(yi) 廉恥。有些聰敏子弟則可由此上進出仕，榮宗耀祖，其後返回鄉(xiang) 裏，而成為(wei) 鄉(xiang) 賢。

20世紀以後，私塾、書(shu) 院改為(wei) 學堂、學校，村莊仍有讀書(shu) 聲，有先生，知書(shu) 達理，可以教化民眾(zhong) 。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教育迅速集中於(yu) 城鎮，鄉(xiang) 村學校逐漸廢棄，村中沒有讀書(shu) 聲，沒有先生，由此，文教也就沒了著落，鄉(xiang) 村秩序難免淪喪(sang) 。

今日重建鄉(xiang) 村新禮俗，不能不興(xing) 起文教。鄉(xiang) 賢治理，當以興(xing) 辦村學為(wei) 要務，以為(wei) 新禮俗建設之製度依托。以村中現有資源，完全可以興(xing) 辦村學：首先，這些年來，教育普及，普通民眾(zhong) 均上過幾年學，識字，可以閱讀。此是文教之基礎；其次，鄉(xiang) 賢受過較好的教育，可發揮老師之作用；再次，村中原有學校，其校舍大多空置，可加以利用；最後，近些年來，政府已有若幹鄉(xiang) 村文化建設項目，可為(wei) 之基礎村學。

此處所謂村學，乃廣義(yi) 村學，承擔文教之責任，其教化機製包括：

其一，誦讀聖賢書(shu) 。文教的關(guan) 鍵在讀聖賢書(shu) ，然後才可以明白做人的道理。首先是鄉(xiang) 賢共學聖賢之道，並帶動鄉(xiang) 民中之好學者誦讀聖賢書(shu) ，可以成長為(wei) 鄉(xiang) 賢。

其二，開辦圖書(shu) 室、音像室、書(shu) 畫研習(xi) 室等，供村民使用，圖書(shu) 室尤其側(ce) 重於(yu) 地方文史。

其三，教授村民以國家法律政策、生產(chan) 技術、生活技藝。

其四，禮賢、敬老。此為(wei) 三代之學的基本功能，當代可複興(xing) 之。比如，禮敬本村賢能之人；開設鄉(xiang) 賢館，陳列本村自古至今的德能之士，以增強凝聚力，發揮激勵作用；舉(ju) 辦敬老宴等。

第三，興(xing) 辦村社。

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鬼神，有鬼神則有祭祀之禮。人與(yu) 動物的區別在於(yu) 人有心，故有宗教生活需求，尤其是普通民眾(zhong) ，尤其是其中的老弱婦女，這方麵的需求更為(wei) 強烈。故聖人除興(xing) 起文教外，也順乎人心，肯定各種鬼神祭祀，並以禮樂(le) 節文之。如此活動讓普通民眾(zhong) 得以全身心參與(yu) 群體(ti) 生活，而有共同體(ti) 感，不會(hui) 產(chan) 生被拋棄感。

故三代凡鄉(xiang) 村皆有社，社中祭祀，全體(ti) 鄉(xiang) 民參與(yu) 。宋以來，基層皆有祠堂，各自祭祀其先祖；同時有各種寺廟，供奉各種地方神靈。凡此種種場所，民眾(zhong) 以時祭祀祖先鬼神，而有鄉(xiang) 村共同生活。

20世紀中期，祠堂、廟宇破壞殆盡；80年代以來，在南方，有所恢複，北方則幾乎沒有，其結果，北方農(nong) 村幾乎沒有祠堂、寺廟祭祀活動，農(nong) 民也就喪(sang) 失了公共生活的載體(ti) 。但民眾(zhong) 天然有宗教生活需求，本土宗教遭到破壞，外來宗教、新興(xing) 宗教乃趁虛而入，快速傳(chuan) 播，因其與(yu) 外部普遍有複雜聯係，又構成社會(hui) 穩定之大患。

因應之道隻能是興(xing) 起正教。有人倡導重建祠堂，但村莊多為(wei) 雜姓，城鎮化導致人口大量流散，村莊人口稀疏，各姓恐無力恢複其自家祠堂。

重建鄉(xiang) 村宗教生活的最好載體(ti) 或為(wei) 複三代之製，各村立社：“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wan) 物，天垂象。取財於(yu) 地，取法於(yu) 天，是以尊天而親(qin) 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溜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wei) 社事，單出裏。唯為(wei) 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社祭祀土地、五穀之神，正好適合鄉(xiang) 村。

今天之所以提出立社，重要原因是，社中祭祀不分姓氏，不分老幼性別，不論目前的宗教信仰，人人皆可參與(yu) 。如此祭祀可以收斂人心，可以安定人心，可以滿足人心。在社中，民眾(zhong) 可舉(ju) 辦某些禮儀(yi) 。社中附戲台，可邀請文藝班社演出，尤其是群眾(zhong) 自樂(le) 演出。可以事神為(wei) 契機，組織各種迎神賽會(hui) 等體(ti) 育活動。立社，可構建鄉(xiang) 村公共生活空間，然後可以興(xing) 起禮樂(le) ，民眾(zhong) 可以有定期的共同體(ti) 生活。

當然，各村也可酌情複建村莊原有、民眾(zhong) 尚有記憶的民間寺廟，如關(guan) 帝廟（老爺廟）、三義(yi) 廟等等。

對此，有人難免疑慮，斥為(wei) “封建迷信”。貼此標簽是容易的，但無助於(yu) 解決(jue) 當下社會(hui) 治理麵臨(lin) 的一大難題：人皆有宗教生活的需求，如何滿足？民眾(zhong) 紛紛加入與(yu) 外部聯係複雜的一神教組織，衝(chong) 擊本已淡薄的鄉(xiang) 村禮俗，甚至構成社會(hui) 穩定之隱患，怎麽(me) 辦？宗教生活伴隨人類至少已有幾千年，在全世界廣泛存在，怎麽(me) 可能消滅？

《孝經》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聖賢治世之最高明處在於(yu) ，順乎人心，然後才可以正人心。若無視人心，甚至逆乎人心，那就脫離民眾(zhong) ，甚至與(yu) 民眾(zhong) 對立，教化再好也難以入乎人心，發揮不了作用。聖人雖然相信，“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仍順乎普通民眾(zhong) 宗教生活之需求，以神道設教，此即“順”。

而且，社就是祭祀土地之神，其中更多的是表達報本之義(yi) ，而非崇拜人格神，而極為(wei) 清明，為(wei) 宗教生活之中道：社祭可滿足民眾(zhong) 基本精神需求，可為(wei) 共同體(ti) 生活之依托，又不會(hui) 誘人狂熱，避免外來一神教隱含的文化、社會(hui) 危害。

第四，協助成立經濟合作社。

孔子入衛，論為(wei) 政之道，首先是富民，然後教民。普通民眾(zhong) 關(guan) 心收入，鄉(xiang) 村治理的重要宗旨就是保證農(nong) 民有穩定的收入。傳(chuan) 統鄉(xiang) 賢治理在這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鄉(xiang) 村治理之所以衰退，主要因為(wei) 人才流失；人才之所以流失，因為(wei) 相比於(yu) 城鎮，在鄉(xiang) 村維持生計日益困難。那麽(me) ，今日欲重建良好鄉(xiang) 村社會(hui) 秩序，必須健全鄉(xiang) 村經濟生態，恢複鄉(xiang) 村經濟活力。有收入持續湧入，才有可能留住人，留住年輕人，甚至吸引人返流，讓鄉(xiang) 村重新恢複生機。

在這方麵，鄉(xiang) 賢可以發揮作用。鄉(xiang) 賢中有相當數量是經濟上的能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社會(hui) 網絡，把外部資源引入鄉(xiang) 村，或把鄉(xiang) 村聯入外部經濟網絡中，開發鄉(xiang) 村資源。今天與(yu) 城鎮相比，在鄉(xiang) 村發展經濟的條件已有明顯改善：發達的移動互聯網，高效的物流體(ti) 係讓鄉(xiang) 村在整個(ge) 經濟網絡中已不再偏遠；若能發掘本地資源優(you) 勢，發展特色經濟，則可以找到鄉(xiang) 村經濟的出路，這方麵可以參照淘寶村模式。

鄉(xiang) 村經濟發展需要農(nong) 民組織起來。今日鄉(xiang) 村內(nei) 在於(yu) 全球經濟體(ti) 係中，波動甚大，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特點讓農(nong) 民裸露在嚴(yan) 峻風險之中，單個(ge) 農(nong) 戶沒有防範風險的能力。農(nong) 民須在生產(chan) 上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針對市場需求組織生產(chan) ，逐步提高產(chan) 品的附加值，引進技術，創造品牌，拓展市場等等。農(nong) 民隻有組織起來，才能分擔這些成本，分散風險。在這方麵，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可以積極發揮作用，啟發、引導農(nong) 民成立合作社。

上麵所說的村學、村社都可以服務於(yu) 農(nong) 民的經濟活動，如村學可提高農(nong) 民的道德意識，在生產(chan) 活動中有長遠眼光，自我約束，守誠信；可培訓農(nong) 民以新技術。村社則可凝聚合作社成員的人心。

第五，輔助成立村互助會(hui) 。

人生必有婚喪(sang) 嫁娶之事，在鄉(xiang) 村要花費大筆金錢；人生也難免各種意外，在農(nong) 村常有因病致貧之事的發生；有些人是鰥寡孤獨，無所依靠。因此，古代鄉(xiang) 賢興(xing) 辦義(yi) 倉(cang) 、義(yi) 莊或社倉(cang) 。同時，村民也結成各種會(hui) ，相互提供救助。

在鄉(xiang) 賢治理體(ti) 係中，也可以設立村民互助基金會(hui) 。一個(ge) 行政村可有多個(ge) ，也可分為(wei) 各種名目。至於(yu) 其資金來源，可由鄉(xiang) 賢捐助，也可將某些集體(ti) 資產(chan) 劃入，其收益用於(yu) 提供資助。

以上設想，看起來頭緒繁多，實則完全本乎村民之生活所需。不能不承認，整個(ge) 20世紀，觀念、政治、經濟等各種力量反複衝(chong) 擊鄉(xiang) 村，維持鄉(xiang) 村美好生活的各種製度趨於(yu) 崩解，由此，鄉(xiang) 村失去活力，不再是可取的生活空間。今日鄉(xiang) 村要重新成為(wei) 可取的生活空間，就必須重建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各種空間、製度、禮樂(le) 。國家權力末梢為(wei) 此做出過很多努力，鄉(xiang) 賢的內(nei) 部立場，或許可以讓這種努力更為(wei) 奏效。

製度化第二義(yi) ：納入建製

目前全國各地的鄉(xiang) 賢治理實踐基本是基層摸索，國家法律中沒有相關(guan) 規定，部門規章或地方法規也無相關(guan) 規定，隻有低層次政府的政策依據：縣市一級政府頒布文件，安排試點。

這是至少過去幾十年來，城鄉(xiang) 各種製度創新、治理變革的常態，這種製度變革一般會(hui) 經曆三部曲：第一步，基層民眾(zhong) 或官員痛感現有製度扭曲或優(you) 良製度匱乏，先行實踐，地方政府予以默許；第二步，民眾(zhong) 實踐有良好效果，則政府逐層認可，首先是地方政府或部門以政策方式予以認可，這是局部的建製化或曰合法化；第三步，有些具有普遍性的製度，可能在國家層麵上經由立法予以確認，此即全麵的建製化、正式化。

鄉(xiang) 賢治理的製度創新目前正在第一步、第二步之間，已可考慮其全麵建製化，即國家承認並鼓勵鄉(xiang) 賢治理，在鄉(xiang) 村、城市社區普遍建立鄉(xiang) 賢治理製度。可以為(wei) 此製定或者修訂法律，也可先行製定政策，目前時機已經基本成熟：

第一，鄉(xiang) 賢治理的實踐已進行若幹年，而頗有成效。大體(ti) 上可以確認，凡是實施鄉(xiang) 賢治理的鄉(xiang) 村，其鄉(xiang) 村公共品供應、社會(hui) 秩序多少好於(yu) 沒有實施鄉(xiang) 賢治理的鄉(xiang) 村。

第二，國家相關(guan) 文件對此已有所肯定。盡管有一些學者略有疑慮，但學界對此普遍持支持態度。

第三，最為(wei) 重要的是，這是大勢所趨。今日中國的大勢是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四個(ge) 自信”之根本在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統攝製度自信，那麽(me) 在社會(hui) 治理實踐中，就應本乎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重建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鄉(xiang) 賢治理就是立足於(yu) 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經驗改進、完善鄉(xiang) 村治理機製的重要實踐，應當積極地推動之，使之建製化。

當然，鄉(xiang) 賢治理建製化，涉及鄉(xiang) 賢治理與(yu) 鄉(xiang) 村現有法定治理組織間關(guan) 係問題。鄉(xiang) 村現有法定治理組織有兩(liang) 個(ge) ：基層黨(dang) 組織，法律所規定的村民民主自治製度中的村民委員會(hui) 。這兩(liang) 者分別已運轉大半個(ge) 世紀、一二十年，構成當代鄉(xiang) 村治理的支柱。推動鄉(xiang) 賢治理建製化，必定重構鄉(xiang) 村治理架構。曆史經驗證明，鄉(xiang) 賢治理完全可以在製度上與(yu) 現有鄉(xiang) 村治理組織兼容，形成分工、合作關(guan) 係。

我們(men) 不妨觀察一下中國鄉(xiang) 村治理的曆史演變趨勢。秦掃滅六國，建立了基本國家憲製，郡縣製，並一直行之於(yu) 今日。其基本製度是，流動的國家官員，受命於(yu) 黃帝，借助科層製政府，直接管理天下萬(wan) 民。就此而言，中國人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這是中國人對人類政治作出的最大貢獻。

然而，中國不是古希臘式城邦，也不是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而是超大規模文明與(yu) 政治共同體(ti) 。國家權力在所有事務上直接統治每個(ge) 國民，成本必然極為(wei) 高昂，甚至根本是不可能的。秦作為(wei) 戰國七雄時力量極為(wei) 強大，掃滅六國後卻二世而亡，原因正在於(yu) 國家規模陡然擴大，統治成本急劇上升，統治效能迅速衰減。

有鑒於(yu) 此，漢初人積極尋求解決(jue) 方案，最終儒家興(xing) 起，解決(jue) 了這個(ge) 治理難題。此即董仲舒提出方案、漢武帝複古更化之大義(yi) 所在：大規模興(xing) 辦教育，養(yang) 成士君子，興(xing) 起禮樂(le) 教化，以此形成士君子領導的基層自治。在鄉(xiang) 村的士君子就是鄉(xiang) 賢。

由於(yu) 鄉(xiang) 賢治理興(xing) 起，鄉(xiang) 村形成複合的治理體(ti) 係：一方麵，原有國家權力管理體(ti) 係還在，隻是其作用的範圍、形態有所調整。國家權力不可能退場。人們(men) 經常以“皇權不下縣”形容傳(chuan) 統社會(hui) 治理狀態，嚴(yan) 格說來事實並非如此。皇權當然存在於(yu) 縣以下，最起碼，國家要對農(nong) 民征收稅賦，不能不統計鄉(xiang) 村的戶口、田畝(mu) 數量，為(wei) 此不能不建立一套機製，如設立裏正、保甲，以把民眾(zhong) 納入國家秩序。

另一方麵，接受過儒家教育的士君子領導鄉(xiang) 村自治。宋以後，民眾(zhong) 自治的形態是宗族自治。不過，宗族自治絕不意味著血緣最為(wei) 重要。血緣上，宗子確有一定權威，但真正主導鄉(xiang) 村自治的還是接受過儒家教育的士君子，起碼是受過其熏陶的有德有能者，小說《白鹿原》中，白嘉軒是有德有能者，而其老師則是朱先生。沒有朱先生，白鹿原就無法形成良好秩序。

鄉(xiang) 賢治理所扮演的角色是巨大的。農(nong) 民所需之大多數公共品是由宗族提供的，比如，祠堂、寺廟祭祀、基礎教育、文化娛樂(le) 活動、道路橋梁維修、社會(hui) 救濟、鄰裏糾紛協調等等，均由鄉(xiang) 賢出麵解決(jue) 。鄉(xiang) 賢的權威覆蓋農(nong) 民日常生活，也隻鄉(xiang) 賢才能做到這一點，因其內(nei) 在於(yu) 鄉(xiang) 村社會(hui) ，與(yu) 民眾(zhong) 休戚與(yu) 共，能體(ti) 認民眾(zhong) 之需求，並以最自然的方式滿足之。此即鄉(xiang) 賢治理的優(you) 勢所在，簡言之，最貼心。

以上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而是分工合作，形成複合的鄉(xiang) 村治理架構。因為(wei) 兩(liang) 者的性質是不同的，發揮不同功能，滿足民眾(zhong) 的不同需求。複合的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才能讓農(nong) 民的福利最大化，從(cong) 而讓基層社會(hui) 長治久安。在儒家中國，鄉(xiang) 賢自治的社會(hui) 與(yu) 士大夫支撐的國家權力不是對立的，因為(wei) ，兩(liang) 者的主體(ti) 都是儒家士君子；這一點完全不同於(yu) 西方屬靈的教會(hui) 與(yu) 世俗的國家之間的分立、對立。此為(wei) 中國社會(hui) 理論之要旨所在。

今日改善鄉(xiang) 村社會(hui) 治理要做的工作正是，在國家權力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讓鄉(xiang) 賢治理及時補上，以使農(nong) 民的諸多公共品需求得以滿足，讓鄉(xiang) 村社會(hui) 趨於(yu) 安定。

製度化第三義(yi) ：鄉(xiang) 村再組織

製度化的第三個(ge) 含義(yi) 是鄉(xiang) 村再組織，重新成為(wei) 有情誼的共同體(ti) 。

當代中國所麵臨(lin) 的根本問題與(yu) 宋儒頗為(wei) 相近：製度解體(ti) ，民眾(zhong) 離散。宋儒乃尋求重建社會(hui) ，做了多方麵努力，如範仲淹立義(yi) 倉(cang) ，藍田呂氏立鄉(xiang) 約，朱子興(xing) 社倉(cang) 、作《家禮》等。最終，鄉(xiang) 村得以重新組織，而成為(wei) 有情誼的共同體(ti) ，在此共同體(ti) 中，人的生命得以暢發，人際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秩序。

從(cong) 20世紀初開始，由於(yu) 整個(ge) 政教體(ti) 係瓦解，由於(yu) 精英的城市化，由於(yu) 工業(ye) 化的衝(chong) 擊，中國再一次經曆社會(hui) 解體(ti) ，鄉(xiang) 村最為(wei) 嚴(yan) 重。故二三十年代即有鄉(xiang) 村凋敝問題，梁漱溟、晏陽初等人乃發起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旨在重建鄉(xiang) 村共同體(ti) 。

隻不過，當時，上層的國家處在失靈狀態，下層的鄉(xiang) 村建設當然無從(cong) 展開，對此，梁漱溟先生在50年代有深入思考。20世紀中期，一個(ge) 強大的國家得以建立，國家權力把農(nong) 民組織起來。但80年代以來，隨著人民公社解散，國家權力又逐漸退出，又受到再度工業(ye) 化、城鎮化的衝(chong) 擊，鄉(xiang) 村逐漸離散，北方尤其嚴(yan) 重。今日“三農(nong) ”問題之最嚴(yan) 重者，正是有情誼的共同體(ti) 生活之不複存在。

“三農(nong) ”問題之解決(jue) ，最終歸結於(yu) 有情誼的共同體(ti) 之重建，鄉(xiang) 賢治理則讓這一點初具可能性。宋明時代社會(hui) 重建的關(guan) 鍵在於(yu) ，儒家以其文教養(yang) 成士君子，大量士君子留在鄉(xiang) 村，以其德能組織農(nong) 民。民國時代的鄉(xiang) 村凋敝與(yu) 今日鄉(xiang) 村社會(hui) 解體(ti) ，均由於(yu) 鄉(xiang) 村精英單向流入城市，不再返回農(nong) 村，村中缺乏有德能的組織者，村民雖在困境中，卻無以走出。

《中庸》曰：“為(wei) 政在人”，有賢能之人，則鄉(xiang) 村可以有禮樂(le) ，有共同體(ti) 生活，則可以恢複活力。鄉(xiang) 村是可以出賢能者的，重要的是其樂(le) 意返回。今日各地參與(yu) 治理之鄉(xiang) 賢，多是曾外出鄉(xiang) 村為(wei) 政、經商、教學的精英，他們(men) 的返回，對於(yu) 鄉(xiang) 村是最重要的資源。參與(yu) 治理，則有助於(yu) 他們(men) 留在鄉(xiang) 村。鄉(xiang) 賢治理之製度化，或許可以推動更多外流的精英返回鄉(xiang) 村，則鄉(xiang) 村就有可能恢複活力。鄉(xiang) 賢治理的最大價(jia) 值正在於(yu) 此，鄉(xiang) 賢可以發揮作用，可以激發更多的人返回鄉(xiang) 村，鄉(xiang) 村可以逐漸恢複活力。

中國是個(ge) 大國，絕不可能成為(wei) “城市國家”。如果說城市是國家之陽，鄉(xiang) 村就是國家之陰，《周易》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哪怕在經濟上越來越不重要，鄉(xiang) 村的生活方式、鄉(xiang) 人的心態對於(yu) 中國這個(ge) 超大規模文明與(yu) 政治共同體(ti) 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故恢複、保持鄉(xiang) 村的活力是千年大計，而鄉(xiang) 賢治理之製度化，有助於(yu) 鄉(xiang) 村重新成為(wei) 有情誼的鄉(xiang) 村共同體(ti) 。

同時，鄉(xiang) 村的鄉(xiang) 賢治理實踐，也可為(wei) 城市社區建設探路。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