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湯一介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關(guan) 係的思考及其啟示

作者：胡治洪

來源：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17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二十日戊辰

         耶穌2017年12月7日

摘要:湯一介先生至遲在1983年就已思考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相結合的問題。他著眼於(yu) 實現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以及對於(yu) 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前景而強調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結合的必要性。他指出，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在社會(hui) 理想、實踐品格、人的本質、對立統一方麵具有契合點，在經濟、法治與(yu) 傳(chuan) 統、道德方麵存在互補處，這些契合點與(yu) 互補處為(wei)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結合提供了可能性。湯先生的思考表現出文化自信、遠見卓識和理論勇氣，對於(yu) 建設既具固有性、又具權威性的當代中國意識形態，使中華民族達到高度思想認同，從(cong) 而凝心聚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xing) ，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yi) 。

關(guan) 鍵詞:湯一介；儒學；馬克思主義(yi) ；契合；互補

湯一介先生是當代中國哲學界的泰鬥級人物，在儒學的特質及其當代意義(yi) 、佛教的傳(chuan) 入及其中國化、道教的起源與(yu) 早期發展、玄學的產(chan) 生與(yu) 影響、中西文化的比較與(yu) 互鑒乃至中國解釋學的建構等多方麵都做出了具有開拓論域、引領方向意義(yi) 的重要成果；而他至遲在1983年就已提出的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相互契合的觀點，以及後來主持的“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國家重大項目，更是開辟了一個(ge) 兼備學術性與(yu) 實踐性、具有強烈現實意義(yi) 和深遠曆史意義(yi) 的研究領域。

2013年11月28日，“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研究”工作會(hui) 在北京大學舉(ju) 行，湯先生向會(hui) 議提交了同年9月3日在中國國學中心所作的《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發言記錄稿，這份文稿後來被收入《孔子文化獎學術精粹叢(cong) 書(shu) ·湯一介卷》（華夏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改題為(wei)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在當代中國》。比勘原稿與(yu) 正式出版物的文本，後者的文句顯然經過校改而更加整飭流暢，但卻刪除了原稿的諸多重要觀點。

根據《湯一介卷》“導讀”作者幹春鬆教授所謂“2014年9月8日，湯一介先生不幸去世，故而《湯一介卷》的編輯工作有賴於(yu) 孔子研究院的同仁完成”[1]，似乎《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一文的刪改乃由後學捉刀而非湯先生本人所為(wei) 。無論如何，筆者認為(wei) 原稿更加充分地反映了湯先生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關(guan) 係的深長思考，所以本文擬圍繞湯先生原稿展開論述。

一

湯先生說：“處理好‘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關(guan) 係，使之能共存共新，互利互補，是一個(ge) 需要長期認真研究的大課題，認真地說，我是不具備研究這一課題的知識和智慧。但是，這個(ge) 問題卻是在我心中常常想到而沒有深入研究的問題。回憶起來，在1983年，我就考慮過這個(ge) 問題，這年夏天，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hui) ’，我在會(hui) 上有一個(ge) 發言，題為(wei) 《關(guan) 於(yu) 儒家思想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在發言後的討論時，據當時參加會(hui) 議的劉述先教授撰寫(xie) 的《蒙特利爾世界哲學會(hui) 記行》中有如下一段記載：‘湯一介講完後，在討論時間，（台灣）馮(feng) 滬祥就開門見山單刀直入，問湯一介講的這一套究竟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有怎樣的關(guan) 聯。湯一介的回答是，在馬克思主義(yi) 與(yu) 儒家之間至少可以看出三個(ge) 契合之處：（a）二者都重實踐；（b）二者都取理想主義(yi) 態度；（c）馬克思主義(yi) 有矛盾統一律，過去毛澤東(dong) 強調鬥爭(zheng) ，以至產(chan) 生偏向，如今應該強調和諧，乃和儒家有契合處。’”[2]

由此可見，湯先生早在1980年代前期就開始思考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相互契合的問題，而當時思想領域的狀況是，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具有至高無上、不可企及、更不容挑戰的地位；風靡於(yu) 知識界乃至社會(hui) 諸層麵的則是西化思潮；儒學的社會(hui) 影響還相當微弱，不僅(jin) 尚未完全洗刷“文革”所強加的汙名，而且又被時人扣上“文革”的曆史根源的帽子，幾乎被置於(yu) 萬(wan) 劫不複的境地。在那個(ge) 時候提出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相契合的問題，雖然不再如“文革”期間有身家性命之憂，卻是被立場觀點各不相同的人們(men) 所嗤笑和攻擊的，但這恰恰表現出湯先生的文化自信、遠見卓識和理論勇氣。正因此，湯先生於(yu) 1984年創辦了以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主旨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

湯先生的文化自信、遠見卓識和理論勇氣，來自他對影響曆史和現當代中國最為(wei) 深廣的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及其顯見或潛在的重大現實作用的深刻認識。他說：“影響著我國社會(hui) 可以說有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一個(ge) 是幾千年來的‘國學’，即中國曆史上的傳(chuan) 統文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思想文化，我們(men) 可以稱之為(wei) ‘老傳(chuan) 統’；另一個(ge) 是近百年影響著中國社會(hui) 、改變著中國社會(hui) 麵貌的馬克思主義(yi) ，我們(men) 可以稱之為(wei) ‘新傳(chuan) 統’。我們(men) 必須‘傳(chuan) 承’這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並且要逐步使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在結合中‘創新’，使之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建設順利發展，適應當前世界已經形成的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勢態的需要。”

之所以說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國影響最大的“老傳(chuan) 統”，是因為(wei) “儒學自孔子起就自覺地繼承著中華夏、商、周三代文明，實際上它成為(wei) 支撐著中國前現代社會(hui) 的支柱”，“在曆史上長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hui) 生長、發育的儒學，曾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子”，正因此，“我們(men) 作為(wei) 中華民族後代子孫是不能、也不應該人為(wei) 地把這個(ge) 根子斬斷。如果把有兩(liang) 千多年曆史的儒學拋棄掉，無疑是宣告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曾賴以生存的民族精神不複存在，或者說作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有自身生命力的中華民族不複存在，而成為(wei) 其他國家的附庸或殖民地”！這就明確指出了儒家傳(chuan) 統與(yu) 中華民族密切依存的關(guan) 係，儒家傳(chuan) 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中華民族則是儒家傳(chuan) 統的物質載體(ti) 。設若喪(sang) 失儒家傳(chuan) 統，中華民族也將喪(sang) 失固有的認同感、凝聚力及其精神氣質和行為(wei) 方式，從(cong) 而無以自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當然這種假設決(jue) 不可能實現，儒家傳(chuan) 統終將與(yu) 中華民族同在，“民族的複興(xing) 必然要由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來支撐。也就是說，任何社會(hui) 文化的建設都不可能離開它自身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這就是湯先生文化自信的原因。

至於(yu) 說馬克思主義(yi) 是中國近百年來影響最大的“新傳(chuan) 統”，則因為(wei) “自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yi) 進入中國，使中國找到了一條擺脫積貧積弱處境的道路。以馬克思主義(yi) 指導下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著中國人民進行了幾十年的鬥爭(zheng) ，使中國爭(zheng) 得了走上自立自強的道路，實現了反帝反專(zhuan) 製鬥爭(zheng) 的勝利到建設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而奮鬥的艱難曆程……正是經過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zheng) ，中國人民終於(yu) 站起來了。因此，我們(men) 可以說正是由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的進入中國，大大地改變了中國的麵貌，使中國社會(hui)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3]。即是說，在近代中華民族遭受內(nei) 憂外患而麵臨(lin) 亡國滅種的深重災難時，隻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運用馬克思主義(yi) 的原理和策略，領導廣大人民群眾(zhong) 進行革命鬥爭(zheng) ，才真正挽救了中華民族，並且奠定了中華民族走向複興(xing) 的堅實基礎，正是由於(yu) 這種巨大的曆史功績，馬克思主義(yi) 在現當代中國產(chan) 生了無與(yu) 倫(lun) 比的影響，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和廣大人民群眾(zhong) 所尊奉的新傳(chuan) 統。

從(cong) 現象看，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在現當代中國長期處於(yu) 緊張對立狀況；特別是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儒學在前30年更是受到馬克思主義(yi) 的壓製、批判、打擊、禁錮；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yi) 對於(yu) 儒學的態度日趨緩和，但前者的優(you) 越和後者的疏離甚至反彈至今仍曆曆可見，因此一般認為(wei) 這兩(liang) 種傳(chuan) 統幾乎沒有調和的餘(yu) 地。但是湯先生並不這樣認為(wei) ，他反複說：

“麵對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對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都有著‘傳(chuan) 承’和‘創新’的巨大任務，這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才得以全麵實現，這樣中華民族將對人類社會(hui) 做出史無前例的重大貢獻。因此，我們(men) 應該認真研究如何‘傳(chuan) 承創新’儒學，也需要考慮如何‘傳(chuan) 承創新’馬克思主義(yi) ，這就涉及到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關(guan) 係。處理好這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是至關(guan) 重要的大事。”

“根據中國的曆史和現實，也許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的有機結合可以創造出新型的‘有著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社會(hui) ，這將為(wei) 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提供了一個(ge) 範例。”“我們(men) 必須‘傳(chuan) 承’這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並且要逐步使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在結合中‘創新’，使之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建設順利發展，適應當前世界已經形成的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勢態的需要。”

這是著眼於(yu) 實現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以及對於(yu) 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前景而強調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有機結合的必要性。尤有進者，湯先生還表達了對於(yu) 這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在相互結合中的地位的看法，他說：“如何使馬克思主義(yi) 得到重大發展？從(cong) 一方麵說，我們(men) 不能離開中國社會(hui) 的現實要求，另一方麵我們(men) 必須使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全麵地融入中國文化之中，成為(wei) 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說，要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深度接軌，特別是與(yu) 儒學的有機結合。”

除了現實要求的優(you) 先性之外，在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的結合中，馬克思主義(yi) 最終必須融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並成為(wei) 其組成部分。湯先生的這種看法乃是基於(yu) 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曆史經驗所作出的前瞻，直到今天仍然體(ti) 現出他的文化自信、遠見卓識和理論勇氣。

 【照片說明：2014年5月4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來到北大人文學苑，87歲的著名哲學家、中華孔子學會(hui) 會(hui) 長湯一介教授從(cong) 研究室走出來歡迎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快步迎上去同湯教授親(qin) 切握手。在湯教授研究室裏，總書(shu) 記同他促膝交談，了解《儒藏》編纂情況，讚揚他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繼承、發展、創新作出了很大貢獻。來源：新華網】

二

湯先生不僅(jin) 指出了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結合的必要性，而且論證了二者結合的可能性。他認為(wei)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既有相同的契合點，也有雖然相異但卻可以互補之處，這些契合點和互補處為(wei)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結合提供了可能性。

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契合點，除上文提及的二者都重實踐、都取理想主義(yi) 態度、馬克思主義(yi) 矛盾統一律與(yu) 儒家和諧觀有契合處之外，湯先生後來還補充了一點，他說：“21世紀初我主持編纂《儒藏》，由於(yu) 對中國先秦的‘禮’有所涉及，又接觸到先秦儒學如何處理‘人’的問題時，注意到儒學是在社會(hui) 關(guan) 係中定義(yi) ‘人’。因此，可以說，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至少有四個(ge) 可能的契合點。”

湯先生對這四個(ge) 契合點展開了論述。

首先，從(cong) 《禮記·禮運》篇對於(yu) 大同社會(hui) 的描述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lan) 西內(nei) 戰》等著作中對於(yu) 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的論述，可以看出儒家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具有共同的社會(hui) 理想，“馬克思主義(yi) 最經典的關(guan) 於(yu) ‘共產(chan) 主義(yi) ’的理想也許是馬克思的如下一段話：‘在共產(chan) 主義(yi) 高級階段，迫使人們(men) 奴隸般的社會(hui) 分工的現象已經消失，勞動已不僅(jin) 僅(jin) 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為(wei) 生活的第一需要，生產(chan) 力已隨著每個(ge) 人的全麵發展而增長，一切社會(hui) 財富的資源都充分地湧現出來……隻有在那時候，才能徹底打破資產(chan) 階級法權的狹隘觀點，社會(hui) 才能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寫(xie) 在自己的旗幟上。’（《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的這段關(guan) 於(yu) ‘共產(chan) 主義(yi) ’的理想和上引《禮記·禮運》中的‘大同’思想是有某種契合點的。特別是‘大同’理想中提出的‘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頗有相合之因素”。儒家“大同”理想不僅(jin) 一般地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理想相契合，它對於(yu)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更是具有特殊意義(yi) ，“儒家的‘大同’對中國來說則更有利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建設，這是因為(wei)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畢竟需要包含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原素”，“儒家的‘大同’理想無疑對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提供極有價(jia) 值的理念”。

其次，從(cong) 《尚書(shu) ·說命》“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chuan) ·昭公十年》“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直至王陽明“知行合一”說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所謂“以往的哲學家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yu) 改變世界”，可以看出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都是注重實踐的學說，“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都有其比較完整的一套哲學體(ti) 係，在他們(men) 的哲學中都十分重視社會(hui) ‘實踐’”。不過馬克思主義(yi) 比較重在改變客觀世界的實踐，而儒學比較重在修養(yang) 主觀道德的實踐；由於(yu) 每個(ge) 人或一切人的道德改善乃是整個(ge) 世界改良的前提，所以“革命的理論如果要實現‘改變世界’，那就一定要見之於(yu) 實踐，必須吸收‘知行合一’中重視‘人’的道德修養(yang) 的合理因素，這樣才能摧毀人剝削人的舊世界，而最終實現沒有人剝削人的‘自由人的聯合體(ti) ’的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這就顯然將儒家重在道德踐履的“知行合一”說視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革命理論必須吸收的要素了。

複次，從(cong) 儒學大量闡述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yi)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之類人倫(lun) 禮製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所謂“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ge)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i) 關(guan) 係的總和”，可見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都是從(cong) 社會(hui) 關(guan) 係來定義(yi) “人”，而不是從(cong) 抽象的個(ge) 人來定義(yi) “人”，“就理論上說，馬克思當然對‘人的本質’的看法較之儒家思想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的意義(yi) 。但從(cong) 思路上說，儒學關(guan) 於(yu) ‘禮’所包含的理念和馬克思的思路是有一致之處的”，所以“我們(men) 應認真發掘中國古代‘禮’文化中的某些有益的意義(yi) ”。

最後，從(cong) 賈誼《過秦論》、張載《正蒙·太和篇》和馬克思《法蘭(lan) 西內(nei) 戰》可見，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都主張自然社會(hui) 萬(wan) 事萬(wan) 物通過鬥爭(zheng) 而最終達到和諧。從(cong) 自然現象看，“例如陰陽、剛柔、寒熱、生殺等等是一對對相對的矛盾，有這種相對矛盾，在他們(men) 運行中就會(hui) 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在這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中就一定會(hui) 有鬥爭(zheng) ，但是矛盾鬥爭(zheng) 到最後終究要和解，以達到和諧”。在人類社會(hui) 中，“取得政權之後，應該行‘仁義(yi) ’之道，否則政權是保不住的”，“階級鬥爭(zheng) 的結果不是‘天天鬥’，而是最後能使社會(hui) 最終實現和諧”。可以說，肯定鬥爭(zheng) 但卻以和諧作為(wei) 終極目的，乃是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共同的宇宙觀。

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互補之處，湯先生說：“也許馬克思主義(yi) 對儒學可以有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的糾正：一是，儒學必須特別重視‘經濟基礎’的問題，在這方麵儒學是十分欠缺的。二是，必須克服儒學過於(yu) 重視‘人治’，而忽視‘法治’，也就是說要克服‘道德至上主義(yi) ’。‘道德’對人生十分重要，但一個(ge) 健全的社會(hui) 是要由多方麵來維係的，如政治、經濟、法律、科學、文學藝術等等。社會(hui) 的健康發展是要由多方麵共同協調發展的，不能認為(wei) ‘道德’可以解決(jue) 一切社會(hui) 問題。那麽(me) ，儒學對馬克思主義(yi) 是否有可補充和糾正之處呢？我認為(wei) ，至少也有兩(liang) 點：一是，‘要重視傳(chuan) 統’。在《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中說：‘共產(chan) 主義(yi) 革命……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chuan) 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jue) 裂。’這句話，在馬、恩當時的情景下，我們(men) 也許可以給以同情的理解，但是作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革命的理論來說是片麵的。我想，這方麵可以從(cong) 儒學十分重視‘傳(chuan) 統’方麵得到一些補充和糾正。第二，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體(ti) 討論人的道德修養(yang) 的問題不多，但在儒學中這方麵的論述特別豐(feng) 富，也許馬克思主義(yi) 可以從(cong) 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

湯先生在此對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各自的缺失也許把握得不是十分確切。例如馬、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說過“我們(men) 僅(jin) 僅(jin) 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表明他們(men) 十分重視曆史，而他們(men) 所要徹底決(jue) 裂的傳(chuan) 統觀念可能是要加以限定的；又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既是經濟製度構想，也是道德原則構想。

具體(ti) 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來說，毛澤東(dong)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hui) 的政治報告中就說過“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yu) 這些，我們(men) 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ge) 發展；我們(men) 是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主義(yi) 者，我們(men) 不應當割斷曆史。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表明他並不是始終一貫地反傳(chuan) 統；而他對道德的強調更是所在多有，《紀念白求恩》、為(wei) 雷鋒題詞、“六億(yi) 神州盡舜堯”詩句等等都可證明。

至於(yu) 儒家也並不輕視經濟基礎，《易傳(chuan) 》備物致用，《尚書(shu) 》六府三事，《論語》庶富教，《大學》生財之道，《孟子》製民之產(chan) ，都表明了這一點，隻不過儒家反對無止境的增長和無節製的攫取，這恰恰體(ti) 現了儒家可大可久的德慧；而一個(ge) 健全的社會(hui) 誠然要由多方麵來維係，單任一方麵都決(jue) 不能脫離道德的引領或製約，否則就不可能是一個(ge) 健全的社會(hui) ，因此儒家的“道德至上主義(yi) ”是顛撲不破的。

不過湯先生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各有長短可以互補的觀點卻是頗有見地的，例如儒家心物一體(ti) 本體(ti) 觀和執兩(liang) 用中方法論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唯物主義(yi) 本體(ti) 觀和對立統一方法論顯然相異，但在文化多元化的條件下恰恰可以互利互補，共存共新。

三

湯先生自謙沒有研究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相結合這一課題的知識和智慧，但是實際上，他對這一課題長達30餘(yu) 年的思考相當係統深入並且富於(yu) 睿智。他肯定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是當今中國影響最為(wei) 深廣的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這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不僅(jin) 為(wei) 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目標而存在相互結合的必要性，而且因為(wei) 二者的契合點和互補處而具有相互結合的可能性。湯先生的這些思考對於(yu) 當今中國思想界頗具啟示意義(yi) 。

毫無疑問，儒學是中華民族最為(wei) 悠久、博大、深沉的文化傳(chuan) 統，它全麵繼承了華夏初民在漫長的世代中自然發生的、作為(wei) 族群心理之表現的“親(qin) 親(qin) 仁民愛物”生活規範，並對其加以理論提升和經典表達，從(cong) 而通過強化傳(chuan) 統生活規範、啟沃族群生命意識而與(yu) 民族心理形成深刻的同構關(guan) 係。正因此，儒學是中華民族真正的精神故園，是民族成員無論在何種時空條件下自覺不自覺地安頓自我的根本。

儒學的這種特質決(jue) 定了它對當代中國必然具有巨大影響力，它的教言或示範在解決(jue)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人心世道、自然生態、核心利益以及國際形象等重大問題方麵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樣一種悠久、博大、深沉且極富現實意義(yi) 的文化傳(chuan) 統，非但決(jue) 不能割棄，反倒必須積極繼承並大力弘揚。

同樣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yi) 在近代中華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瀕臨(lin) 生死存亡的危急關(guan) 頭，通過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創造性運用，不僅(jin) 挽救了中華民族，而且奠定了中華民族重新走向繁榮富強的堅實基礎，因此馬克思主義(yi) 被執政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確立為(wei) 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受到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擁戴，具有廣泛深厚的社會(hui) 心理基礎。

毋庸諱言，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這兩(liang) 種對當代中國都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思想體(ti) 係，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直到改革開放以前的半個(ge) 多世紀中，基本上處於(yu) 緊張對立的狀況，其中又以馬克思主義(yi) 對儒學的批判、打擊、禁錮為(wei) 主，而在解放前後的不同階段以及解放後的大陸和海外不同地域，激起儒學方麵的反駁、抗爭(zheng) 、疏離、攻詆；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yi) 對儒學的態度日趨緩和，但慣性至今猶存，儒學方麵則多應之以疏離與(yu) 排拒，這種狀況非常不利於(yu) 中華民族全麵複興(xing) 的偉(wei) 大事業(ye) ，亟須加以改變。馬克思主義(yi) 應該更加充分地認識儒學作為(wei) 中華民族貫穿始終的固有精神命脈這一特質，更加主動積極地融入這一精神命脈，從(cong) 而完成其中國化過程。

儒學也應該更加平情地理解馬克思主義(yi) 在進行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鬥爭(zheng) 乃至鞏固政權的特殊階段對於(yu) 溫和保守的儒學采取否定態度的曆史必然性和策略必要性，更加深入地體(ti) 會(hui) 馬克思主義(yi) 所領導的民族複興(xing) 事業(ye) 對於(yu) 儒學複興(xing) 的吊詭意義(yi) ，從(cong) 而尊重、親(qin) 合、接納馬克思主義(yi) 。雙方應該不斷找出愈來愈多的契合點和互補處，使相互結合的可能性愈益充分，並努力將可能性轉化為(wei) 現實性。

隻有實現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結合，使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既具固有性，又具權威性，才能使中華民族達到高度的思想認同，從(cong) 而凝心聚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xing) 。

所有這些就是由湯先生長達30餘(yu) 年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關(guan) 係的深沉思考所得到的啟示。

注釋：

[1] 《孔子文化獎學術精粹叢(cong) 書(shu) ·湯一介卷》，華夏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導讀”第5頁。

[2] 本文所引湯先生言論，均見其《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原稿，該原稿由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辦公室王文利女士提供給“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研究”工作會(hui) 與(yu) 會(hui) 者。引用時基本上遵照原稿，僅(jin) 對個(ge) 別顯誤字符徑予改正。

[3] “中國人民終於(yu) 站起來了”一語的重點號為(wei) 原文所有，可見湯先生對這一點的重視。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