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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治洪作者簡介:胡治洪,男,西元一九五四年生於(yu) 湖北省武漢市,祖籍江西省奉新縣。現為(wei) 武漢大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孔子與(yu) 儒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大家精要:唐君毅》《儒哲新思》《現代思想衡慮下的啟蒙理念》等。 |
原標題《具有劃時代意義(yi) 的論斷——學習(x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四個(ge) 講清楚”有感》
作者:胡治洪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hui) 學術論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八月初八日丁巳
耶穌2017年9月27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於(yu) 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chuan) 思想工作會(hui) 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講清楚每個(ge) 國家和民族的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講清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you) 勢,是我們(men) 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植根於(yu) 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曆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圖片說明:新華網北京2013年11月26日電 習(xi) 近平26日來到曲阜孔府考察,並來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擺放著展示孔子研究院係列研究成果的書(shu) 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饒有興(xing) 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兩(liang) 本書(shu) ,他拿起來翻閱,說:“這兩(liang) 本書(shu) 我要仔細看看。”)
同年11月26日,他在山東(dong) 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談會(hui) 上又重申了“四個(ge) 講清楚”,並有所展開。聯係到中共十八大以來的近三年間習(xi) 總書(shu) 記在國內(nei) 外各種場合發表的關(guan) 於(yu) 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一係列論述,可以認為(wei) “四個(ge) 講清楚”乃是他縱觀古今、統覽中外、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深思熟慮的結果,具有重大現實意義(yi) 和深遠曆史意義(yi) 。
一
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傳(chuan) 統文化,中共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王明等曾承續晚清以降的反傳(chuan) 統思潮,並基於(yu) 西化或俄化立場而給予猛烈抨擊和全盤否定,陳獨秀鼓吹“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王明標榜“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化”,都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造成極大傷(shang) 害,但這種錯誤傾(qing) 向在成熟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那裏得以糾正。
毛澤東(dong) 在《反對黨(dang) 八股》中批評“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的形式主義(yi) 思想方法,實質上就是批評全盤反傳(chuan) 統和全盤西化,這一點,從(cong) 他在《新民主主義(yi) 論》中明言“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可以印證。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hui) 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dong) 指出:“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yu) 這些,我們(men) 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ge) 發展;我們(men) 是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主義(yi) 者,我們(men) 不應當割斷曆史。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他還提出“剔除糟粕,吸收精華”(《新民主主義(yi) 論》)、“批判繼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等文化主張,這些思想都是具有合理性的。他撰寫(xie) 的《祭黃帝文》更是明確表達了對於(yu) 民族先祖的崇高敬意及其踵武遺烈的堅定意誌。
不過,這些合理的文化思想未能被毛澤東(dong) 堅持和落實,他在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重蹈了全盤反傳(chuan) 統的故轍,經過“破舊立新”、“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與(yu) 傳(chuan) 統觀念徹底決(jue) 裂”等一波接一波的運動,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傳(chuan) 統文化淪為(wei) 萬(wan) 惡的淵藪和已陳之芻狗,遭到億(yi) 萬(wan) 民眾(zhong) 口誅筆伐,被棄之如敝履,其負麵影響至今猶存。
但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在此僅(jin) 就儒家傳(chuan) 統文化來說,卻決(jue) 不是萬(wan) 惡的淵藪和已陳之芻狗。儒家傳(chuan) 統文化盡管存在著時代局限,粘附著曆史汙垢,但在根本上則是汲汲於(yu) 導人向善的道德文化,這種道德文化對於(yu) 中華民族乃至整個(ge) 人類具有恒常的價(jia) 值。
儒家堅信,人化生於(yu) 至善的道德本體(ti) ,秉具本然善性,通過護持本心、刊落習(xi) 氣、惺惺不昧、終生不輟的修養(yang) 工夫,便可將日益完美的德性呈現於(yu) 家國天下;隻有所有人或多數人都將自己的德性呈現出來,家庭才可能和睦,社會(hui) 才可能和諧,世界才可能和平,宇宙才可能和美。基於(yu) 這種道德理想主義(yi) 信念,儒家在在啟沃人的道德主體(ti) 性和道德自信心,孔子說:“為(wei)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孟子闡揚“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孟子·告子下》),其旨歸就是要使人類通過道德自覺和道德實踐而實現家齊、國治、天下平的道德社會(hui) 。
近代以來,儒家道德文化在西方強力文化的衝(chong) 擊下遭到挫折,致使信奉道德文化的中華民族一度落入“人為(wei) 刀俎,我為(wei) 魚肉”的悲慘境地,這當然應由重道輕器、重德輕力的儒家末流承擔某些責任,應予反思和彌補;但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的主要原因顯然在於(yu) 西方列強凶惡的民族性。然而國人卻往往將災難的主要原因歸於(yu) 儒家傳(chuan) 統,從(cong) 而認定道德文化已經腐朽落後、不周世用,必欲徹底拋棄之而改奉西方推行的“叢(cong) 林法則”,這實質上是將強權當作公理,以野蠻取代文明!
時至今日,隨著西方強勢而遍及世界的“叢(cong) 林法則”導致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世風愈演愈烈,人心卑劣,物欲橫流,戾氣彌漫,暴力公行,罪惡充斥,社會(hui) 混亂(luan) ,生態破毀,難以為(wei) 繼!當此之時,儒家道德文化的恒常價(jia) 值日益凸顯出來,受到越來越多國民的尊崇,乃至被西方有識之士所肯認。完全可以說,隻要人類還想生存延續下去,就決(jue) 不可能拋棄道德;隻要人類還講道德,儒家傳(chuan) 統文化就決(jue) 不會(hui) 過時!
二
習(xi) 總書(shu) 記接續成熟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合理的文化思想並有所損益,基於(yu) 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辯證把握,著眼於(yu) 中國和世界突出的現實問題及其新的趨勢,以“四個(ge) 講清楚”的言說方式,作出了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一係列英明論斷,這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yi) 的。
習(xi) 總書(shu) 記的第一個(ge) 論斷是:“每個(ge) 國家和民族的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
這是以放眼世界的宏大視域,基於(yu) 每個(ge) 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道路都由其獨特的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所決(jue) 定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會(hui) 曆史規律,實際上表明了中國的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積澱和基本國情乃是當今以至未來中國發展道路的決(jue) 定性條件。這個(ge) 論斷的深刻涵義(yi) 在於(yu) ,具有五千年悠久曆史和燦爛文化的中華民族,必然永遠保持自己的獨特性;中華民族雖然一貫樂(le) 於(yu) 並善於(yu) 學習(xi) 任何異質文明的一切長處,但過去不曾、現在不會(hui) 、將來也決(jue) 不可能全盤歸化於(yu) 任何異質文明;具體(ti) 到當下境況來說,中華民族決(jue) 不可能全盤西化或全盤美化,這並不是某些人的主觀意誌,而是融貫於(yu) 整個(ge) 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所規定的。
習(xi) 總書(shu) 記的第二個(ge) 論斷是:“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
這是從(cong) 中國文化史的縱深向度,精辟地揭示出中華民族的先聖先賢先民們(men) 以無數世代的殫精竭慮、艱苦奮鬥,創造並積累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燦爛輝煌、獨具一格的中華文化;而中華文化又為(wei) 中華民族的生存延續、興(xing) 旺發達提供了優(you) 裕而親(qin) 和的物質家園和精神家園以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物質和精神資源。
習(xi) 總書(shu) 記所說的中華文化所積澱的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集中載錄於(yu) 《易》、《書(shu) 》、《詩》、《禮》、《春秋》諸元典以及《論語》、《孟子》等經籍,諸如:
自強不息(《周易·乾·象》),
厚德載物(《周易·坤·象》),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首出庶物、萬(wan) 國鹹寧(《周易·乾·彖》),
可久可大、開物成務、知周萬(wan) 物、道濟天下、樂(le) 天知命、安土敦仁、繼善成性、富有日新(《周易·係辭》),
“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尚書(shu) ·虞書(shu) ·堯典》),
“德惟善政,政在養(yang) 民”、“正德利用厚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shu) ·虞書(shu) ·大禹謨》),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shu) ·夏書(shu) ·五子之歌》),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shu) ·商書(shu) ·說命中》),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經·大雅·烝民》),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明德親(qin) 民、止於(yu) 至善(《禮記·大學》),
至誠盡性、成人成物、輔讚化育、與(yu) 天地參(《禮記·中庸》),
天下為(wei) 公、世界大同(《禮記·禮運》),
三世進化、升平太平(《春秋公羊傳(chuan) 》),
武以止戈(《春秋左氏傳(chuan) 》),
孝悌為(wei) 本、仁者愛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
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王道仁政(《孟子》),
等等。
所有這些都體(ti) 現出中華先哲的洞見,規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方向,構成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母題。由此昭示於(yu) 國人的是,對於(yu) 先聖先賢先民們(men) 以德慧力命凝成的、滋養(yang) 了一個(ge) 繁衍於(yu) 廣宇悠宙之中的偉(wei) 大民族的中華文化,應該保持敬愛和謙遜的態度,當然可以在真正了解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批評和揚棄,但決(jue) 不可以妄加鄙薄,更不容許肆意詆毀乃至惡毒謾罵!
習(xi) 總書(shu) 記的第三個(ge) 論斷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you) 勢,是我們(men) 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關(guan) 於(yu) 這一點,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理解。
其一,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對於(yu) 解決(jue) 中華民族內(nei) 部存在的問題具有良好的效用,例如提升國民道德水平,安頓民眾(zhong) 身心,抵製邪教和外來敵對思想的侵蝕,啟發生態保護觀念,抑製貪欲和物化,培育慎獨意識以遏製腐敗之風,促進兩(liang) 岸關(guan) 係良性互動,增進海外華人的認同感,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等等。在這些問題上,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作用可能比政治、經濟和法律等手段還要有效,具有“潤物細無聲”的無形而巨大的力量。
其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在中外交流場合具有獨特魅力,是展現中華民族道德風範、和平性格以及高度文明,向世界宣示中國的本來形象、吸引外國人士向往中國的最佳媒介,是中國在國際議題中能夠完全主導話語權的獨特手段。在國際交流中,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既可以直接獲取有形資產(chan) ,又可以獲取比有形資產(chan) 更加寶貴的無形資產(chan) ,例如對方的信任、尊敬、友誼乃至某種程度的認同或歸依,這些都有助於(yu) 化解針對中國的對抗力,從(cong) 而實實在在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而中國國力的增強,將有助於(yu) 改變近代以來西方推行的戡天役物、弱肉強食的“叢(cong) 林法則”,從(cong) 而有益於(yu) 人類的生存和延續。
習(xi) 總書(shu) 記的第四個(ge) 論斷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植根於(yu) 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曆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這是指出中國現實政治製度的曆史根據、民意根據和時代根據。僅(jin) 就曆史根據來說,社會(hui) 主義(yi) 在中國傳(chuan) 統中具有久遠而深刻的思想淵源。熊十力先生曾說:“《大易》有《比》與(yu) 《同人》,社會(hui) 主義(yi) 原於(yu) 此也。”他又根據《周禮》構畫的土地國有、產(chan) 業(ye) 國營、經濟均平、政治民主等製度而指出:“夫《周官》一經,創明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民主主義(yi) ”,“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猶須參證此經。”他還說:“孔子明其所誌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明是社會(hui) 主義(yi) ,以養(yang) 老、育幼由公共團體(ti) 負責,與(yu) 《禮運》不獨親(qin) 親(qin) 子子適合。”(均見氏著《論六經》)如果說熊先生對經典的理解和詮釋隻是一家之言,那麽(me) 《禮記·禮運》所描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的大同社會(hui) ,以其包含著公有、和諧、有序、博愛等社會(hui) 主義(yi) 的基本原則,確鑿無疑地證明了社會(hui) 主義(yi) 理想在中國傳(chuan) 統中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禮運》“大同說”由於(yu) 康有為(wei) 、孫中山、毛澤東(dong) 等偉(wei) 大人物的演繹、推崇或關(guan) 注,對於(yu) 現當代中國社會(hui) 政治發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中國現實政治製度當然遵照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原理,並廣泛借鑒世界各國政治製度中具有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做法,由此體(ti) 現其時代性;但也同時從(cong) 固有文化中吸取豐(feng) 厚資源,從(cong) 而具有傳(chuan) 統性;而主要由於(yu) 具有傳(chuan) 統性,使中國人民感到熟悉和親(qin) 切,中國現實政治製度才獲得廣泛和深厚的民意性。
三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作為(wei) 其主流的儒家文化猶如一條源遠流長的長江大河,在她的發展過程中,雖有曲折或歧出,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dong) 流去”,最終必將回歸她的固有進程。
在曆史上,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曾因印度佛教自東(dong) 漢初期的傳(chuan) 入而發生近千年的曲折或歧出,以至出現“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麵,但在兩(liang) 宋之際,儒家文化終於(yu) 包容吸收並揚棄了佛學的本體(ti) 論、心性論、認識論而恢複為(wei) 中華文化主流。近代以降,強勢的西力東(dong) 侵、西製東(dong) 擴、西學東(dong) 漸又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發生更加嚴(yan) 重的曲折或歧出,甚至一度危及中華民族的生存,由此導致國人對西方文化的震懾與(yu) 驚羨,同時對固有傳(chuan) 統的懷疑、批判以至否定,具有曆史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決(jue) 不應、也決(jue) 不會(hui) 因此就成為(wei) 斷潢絕港,而必將在包容吸收並揚棄西方文化、主要是其科學理論和技術成就以及政治學說和製度安排的基礎上得以複興(xing) 。這是一項承先啟後的民族偉(wei) 業(ye) 。
習(xi) 總書(shu) 記的“四個(ge) 講清楚”,從(cong) 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中華民族的生存延續、中華文化的偉(wei) 大作用以及現實製度的曆史根據等方麵,高度肯定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正麵價(jia) 值,不僅(jin) 對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重新認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具有劃時代意義(yi) ,而且對於(yu) 矯正近代以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曲折或歧出具有劃時代意義(yi) 。
按照習(xi) 總書(shu) 記“四個(ge) 講清楚”所指示的方向,全麵、深入、準確、充分地闡發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精華,在包容吸收並揚棄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回歸中國固有傳(chuan) 統,中華民族才可能實現以文化複興(xing) 為(wei) 核心的全麵複興(xing) 。而以文化複興(xing) 為(wei) 核心的中華民族全麵複興(xing) ,必將對世界和諧與(yu) 人類福祉作出較大的甚至很大的貢獻。
任重道遠,貴在弘毅!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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