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體(ti) 中用、美學第一、儒家革命？——對李澤厚三個(ge) 觀點的質疑

作者：張新民（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院長 教授）

來源：節選自《陽明學刊》2016年第6輯刊發之《李澤厚、朱厚澤訪問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座談紀實之質疑李澤厚的三個(ge) 觀點》一文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十四日癸巳

           耶穌2017年11月2日

伟德线上平台編者按：2008年10月23日下午，“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討會(hui) 在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舉(ju) 行。參與(yu) 此次討論會(hui) 的專(zhuan) 家、學者有原中共中央宣傳(chuan) 部部長朱厚澤，著名美學家、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澤厚，貴州省人大常委會(hui) 副主任、省文史館館長顧久，貴州大學校長陳叔平、常務副校長封孝倫(lun) 、中國文化書(shu) 院院長張新民、首都師範大學陳明教授等。會(hui) 議由顧久教授主持。此文是張新民先生在研討會(hui) 上的發言。

【正文】

我想提出三個(ge) 問題供大家參考：第一、今天上午與(yu) 李澤厚先生討論，我對“西體(ti) 中用”說提出了質疑。現在想稍作一點補充，以請教於(yu) 各位學者。李澤厚先生以衣食住行及性健壽娛為(wei) 體(ti) ，我對此始終有很深的擔憂！我認為(wei) 這是誤用為(wei) 體(ti) ，體(ti) 用錯位，實用主義(yi) 的傾(qing) 向太濃，容易導致人類不堪設想的災難。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當我們(men) 求生存、求發展，尚在溫飽不足的生產(chan) 力階段時，以衣食住行為(wei) 體(ti) 當然有其合理性。但物質已經極大豐(feng) 富，市場的生產(chan) 超過了消費的需求，消費實際隻是奢侈和放縱，所謂現代性或後現代性已經布陣降臨(lin) 以後，人會(hui) 不會(hui) 順著自己的自然欲望、生理本能過度地發展，完全生活在物欲、性欲、權力欲之中，隻有思想上的退墮，沒有精神上的上進，成為(wei) 純粹的物質主義(yi) 的奴隸，拜金主義(yi) 的狂徒，在物欲的重壓下虛耗一生呢?我認為(wei) 這就很值得我們(men) 重新思考和反省。譬如為(wei) 了衣食住行，我們(men) 可以無限度地開發自然；為(wei) 了性健壽娛，我們(men) 應當無止境地沉溺享樂(le) ；為(wei) 了個(ge) 人短期的暫時的利益，天經地義(yi) 地就忘掉了人類根本性的長遠福祉。具體(ti) 而言，為(wei) 了衣食，我們(men) 無限度地掠奪自然，榨取資源；為(wei) 了住行，我們(men) 把所有的田莊變成高速公路，地球上蓋滿了洋房。我們(men) 砍伐森林，傾(qing) 倒贓物，破壞江河，汙染大氣，目的無非是人的自我私益，但卻有了“吃飯哲學”的美妙借口，其實卻來源於(yu) 人的巨大欲求動力，代表了工具理性的一脈偏大，不能不引起我們(men) 的高度警惕和反省。

我們(men) 是否應該回到形而上的根源來重新麵對現實，展開各種深度的批判性思考呢？人類的發展是否需要掌握一個(ge) 衣食住行的適宜的“度”，然而“度”又從(cong) 何處產(chan) 生呢？所謂“度”，中國古人的思想世界是有不少討論的。簡單舉(ju) 一個(ge) 例子，宋儒講天地和人欲的關(guan) 係，便是一個(ge) 彈性的結構，不是枯死僵硬的概念，是生活世界應該恰到好處地把握尺度，有著天道性理即體(ti) 即用的原型來源。朱熹說：“飲食者，天理也；美味者，人欲也。”什麽(me) 叫“飲食者，天理也”？就是要生存、要發展，要吃，甚至吃好一點，當然是天理，因為(wei) 它既符合人性求生存發展的大義(yi) ，也契合天道流行創化的要求。我經常講，我們(men) 點四菜一湯，一個(ge) 人享用，仍然是天理，符合李澤厚先生“吃飯哲學”的要求。但一個(ge) 人包一桌酒席，一萬(wan) 塊錢一桌酒席，你隻能吃一點，胃口有限，其餘(yu) 全都浪費，恐怕就不是天理，違背了天德惜物愛物的要求，遠離了人性道德自律的根本，就是“美味者，人欲也”，應該依據天理的原則進行批判了。

因此，我認為(wei) 大家固然要講衣食住行，但仍有必要追問如何才是評判衣食住行合理的度。自然的生命力之外，是否尚有道德的生命力、藝術的生命力、宗教的生命力，我們(men) 是否能做到有欲望又超越欲望，將欲望上升為(wei) 天理（不是取消或壓抑欲望）？或者說是超越動物性的物欲滿足的層次，獲得有利於(yu) 身心健康的更高層次的精神性滿足。這就需要建構一個(ge) 將自然法則、天道本體(ti) 、人文理想等合為(wei) 一體(ti) 的文化體(ti) 係來匡正人類與(yu) 衣食住行有關(guan) 的物質生產(chan) 發展的方向，承認道德、哲學、宗教存在的合理性，看到辯證綜合與(yu) 靈動解讀合一的把握的重要，否則便會(hui) 導致災難。貪汙、腐敗、放縱、淫樂(le) 、奢靡、霸道、擴張，都可宣稱是為(wei) 了衣食住行或性健壽娛！強占別人的資源來發展我的衣食住行，剝削別人的勞動成果來滿足我的性健壽娛，犧牲別人的利益來謀取自己的利益，榨取別人的血汗來實現自己的安逸，恐怕早已是過往曆史屢見不鮮的事實，也大有問題，必須抵製，實際都是人欲氣焰的囂張，後麵往往有一套庸俗化的生存競爭(zheng) 哲學。這便是理性的非目的化或工具化。憑借著野獸(shou) 般的自然生命的衝(chong) 動去掠奪別人，最極端的結果便是戰爭(zheng) ，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已是很好的證明。因此，人類如果不找到一個(ge) 共同的形上本體(ti) ，人類精神如果沒有向上之機的提升和開展，心智長期為(wei) 世俗知見所局限，缺少了“先立乎其大者”的工夫，離開了對人類根本利益的真知灼見，將形而上的天道拉落到形而下的世間，一切都始於(yu) 世俗又終於(yu) 世俗，僅(jin) 僅(jin) 以世俗的“用”來衡量世俗的“用”，表麵上有體(ti) ，實際是無體(ti) ，體(ti) 已實用化、世俗化、庸俗化，就難免不發生災難，至少現在已有了看得見的精神危機。所以我對澤厚先生的體(ti) 用說始終有很深的擔憂。我想哲學家要為(wei) 人類前途謀福祉，他的思考還應不斷拓展價(jia) 值深度，要勇於(yu) 修正自己的觀點，目的則是為(wei) 了真理，為(wei) 了人類的根本前途。現實人生多有顛倒，價(jia) 值不斷錯位，是非經常混淆，哲學家的工作就是重新複位，敢於(yu) 扭轉乾坤。人當然要生活在現實中，但也有必要從(cong) 現實生活中翻轉出來，尋找自我的超升之道，實現人人共認共識的價(jia) 值理想。哲學家如果自己在精神上都沒有價(jia) 值理想，又如何能為(wei) 民眾(zhong) 作出身教與(yu) 言教的示範呢？

第二、澤厚先生認為(wei) 美學將成為(wei) 人類的第一哲學，我想似乎可以再拓寬。我認為(wei) 21世紀人類生活將發生極大的改變，精神哲學可能成為(wei) 第一哲學。相比之下美學的範疇仍狹窄了一點，精神哲學可以把它拓展得更宏廣，不但包括美學、藝術，而且還可以涵蓋宗教、哲學，尤其是人的日常倫(lun) 理實踐、道德人格的挺立、生活意義(yi) 的追求，生命價(jia) 值的實現，最高的層麵則是形而上的探問，安身立命問題的解決(jue) ——既重視人的理性存在和理性生命，也關(guan) 心人的感性存在與(yu) 感性生命。通過麵向實際人生的精神哲學，立足於(yu) 人的情理交融的生命結構的提升和完善，我們(men) 可以把各大文明係統中有關(guan) 真善美的一切資源都包括進來，特別是中國文化重視心性工夫，強調精神修煉，關(guan) 心生命境界的提升，可供挖掘利用的資源非常豐(feng) 富。西方的宗教和思想中也有大量類似的資源，他們(men) 也有強烈的超越的追求和衝(chong) 動，形成了頗有哲理說服力量的各種思想主張或理論係統。這些都足以喚醒人類最深層的精神自覺，重新建構自己詩意地棲居的家園。因此，我認為(wei) 21世紀，人類不可避免地要麵對各種機遇和挑戰，但其中最明顯的一個(ge) 趨勢，仍是勞動時間的減少或閑暇時間的增多。人類隻要不喪(sang) 失創造性的活力，便必然有真善美的價(jia) 值追求，希望能擁有更多的歸屬於(yu) 自己的積極自由，享受生活的意義(yi) 給自己帶來的快樂(le) 。積極自由是精神創造的前提，創造的極致便是儒家所重視的“樂(le) 境”的呈現。閑暇時間當然要娛樂(le) 化，但更重要的是要精神化，即更多地用來提升人的境界和素養(yang) ，實現儒家“君子不器”的價(jia) 值理想，也就是步入康德所說的“目的王國”。精神生活便可能成為(wei) 人類的第一生活，而精神哲學理所當然也應成為(wei) 第一哲學。人類現在盡管危機重重，但相應的精神哲學的轉向已日漸清晰地顯現了。人富裕以後，應該做什麽(me) ？衣食住行之外，是否尚有更高的境界？我們(men) 是否有必要更上一層樓追求精神，在精神上也真正富裕起來？物質文明日益發達，市場產(chan) 品供過於(yu) 求，人類的大多數人已經在經濟上富裕起來以後，文化建設上也應有新的進境，精神上的富裕就成為(wei) 未來發展的一大目的。人類社會(hui) 曆史如果真要有光明和前途，就不能被物欲裹挾卷走而喪(sang) 失自己的主體(ti) 性，就不能迷失在經驗的叢(cong) 林中而忘記了超驗的自由，就必須有追求理想的心靈活動的主動介入和參與(yu) ，就不能不回歸自己的心性重建真實的主體(ti) 性，就必須重建與(yu) 真實心性合為(wei) 一體(ti) 的主體(ti) 性自由。心靈既承載著理性，也飽含著情感，它必然要在生活中開辟出精神的天地，實現人生的真理，完成生命的意義(yi) 。這是心靈的意誌，精神的邏輯，不能不自己為(wei) 自己開辟路徑，不能不轉化為(wei) 存在本身應具有的生命和生活的自由。換句話說，它不但凝聚起一切真善美的價(jia) 值，成為(wei) 生命的創造力量，而且也維護有死的人的尊嚴(yan) ，最大化地實現人的各種潛能。

第三、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儒學革命思想與(yu) 近代革命思想之間的一些關(guan) 係。我們(men) 如果關(guan) 注近代曆史，便不難發現，近代革命思潮的興(xing) 起是一個(ge) 普遍的國際性的現象——包括更早的法國大革命，後來的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它們(men) 相互之間已構成了一係列的曆史性的事件鏈條。革命主義(yi) 和相應的革命話語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思潮。思潮不一定都是理性的，它更可能以激進的方式煽起人們(men) 的熱情，在情緒化的潮漲潮落中卷走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人的命運。在本土革命思潮的背後或中國式的革命語境中，我們(men) 看見傳(chuan) 統的儒家思想對一係列的革命活動或暴力事件，或多或少都產(chan) 生了非常重要的提供資源的作用。簡單的舉(ju) 證，康梁變法維新，他們(men) 的後麵便有今文經思想；章太炎主張革命，他的後麵也有古文經思想；青年毛澤東(dong) 的思想盡管很混雜，但毫無疑義(yi) 他早期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接受了心學或陸王學的一些主張。有些人據此認為(wei) 儒學的革命思想和現代的革命行為(wei) 完全是一回事，我則認為(wei) 二者之間有相近的一麵，也有不盡相同的一麵。相近的一麵與(yu) 不盡相同的一麵相較，似乎後者更為(wei) 重要。簡單舉(ju) 幾個(ge) 例證，儒家的革命思想，如《周易》有“革卦”；《尚書(shu) 》言及“湯武革命”；孟子認為(wei) 無論成湯放桀或伐紂，都隻是誅一獨夫。我們(men) 分析儒家的革命思想，它是把製度層麵的設計與(yu) 暴力的濫用作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麵分開的。既然政權已經喪(sang) 失了合法性，革命所針對的便是政權中的暴力因素，它已極端納粹，極端專(zhuan) 製，是暴力主義(yi) 或獨裁主義(yi) 。把暴力或獨裁因素剔除，解決(jue) 不了就要革命，人民在君主完全喪(sang) 失合法性的前提下，是可以擁有革命權的。但是“革”字同時兼有革命和改革兩(liang) 義(yi) ，激烈的變革與(yu) 溫和的變革都可以容攝其中；在新舊事物如水火般極端對立衝(chong) 突，不能不革命的同時，儒家尚有一極為(wei) 重要的損益思想，也可說是製度建構觀。孔子早就說：“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其所不易者，雖百世可知也。”在製度架構層麵上，儒家恰恰認為(wei) 不能革命，製度較之權力有相應的獨立性，不能像政治一樣施加以道德或不道德的批評，因此，隻能憑借理性的反思的方式進行損益，損益就是改良或改革，就意味著依據正道不斷漸進，就象征著舊與(yu) 新的轉換式變革或變通，就有可能作到《易·革卦》所說的“已曰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即使革命擁有了刻不容緩的取代改革的正當性，也不能摧殘無辜的生命，更不能消滅文化或打倒文化；否則便脫離了革命本該有的“正道”，喪(sang) 失了民心民意的認同，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了，違背了《易經》“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的要求。革命的最終目的仍然是謀求事物的合理性轉化，必須以高度的辯證法智慧來促進有利於(yu) 絕大多數的福祉的文明秩序的健康發展。可見儒家的立場觀點與(yu) 西方自由主義(yi) 思想，包括康德對革命的看法是相通的，並非像現代革命一樣，一定要砸碎一個(ge) 舊世界，建設一個(ge) 新世界，新舊兩(liang) 個(ge) 世界完全分裂對立；也不是毫無原則化約式地提倡造反有理，不分時機或對象條件地繼續革命、不斷革命，結果是基本的秩序也完全喪(sang) 失，危害的仍然是包括每一個(ge) 體(ti) 在內(nei) 的社會(hui) 整體(ti) 。

康德怎麽(me) 說呢？康德主張社會(hui) 革命，他認為(wei) 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革命隻能是社會(hui) 革命，不能在法律製度、管理製度層麵上搞革命。法律製度是超越於(yu) 國家民族之上的，任何國家都有自己長久穩定的法律製度，絕不能用暴力來推翻。自天子以至於(yu) 庶民——皇帝也好，總統也好，百姓也好，民眾(zhong) 也好——都必須遵守法律製度。但是憲法或法律可不可以修改呢？當然可以修改。修改就是損益，通過損益達致完善。完善的過程就是進步的過程，目的在於(yu) 確保管理的合理化有效運作及公平、正義(yi) 、和平的實現。製度的完善和健全永遠都是人類的一大追求，但革命卻使我們(men) 遠離了追求的目的。儒家從(cong) 來都認為(wei) ，在製度層麵上，我們(men) 隻能搞漸進主義(yi) ，搞改良主義(yi) 。漸變才是社會(hui) 人類的常態，突變則是社會(hui) 人類的非常態。但如果皇權暴力達致極點，已經完全喪(sang) 失了合法性，當然也可以推翻，革命便有了替天行道的正當性。所以站在儒家的立場上看，曆史上真正意義(yi) 的革命主要有兩(liang) 次或三次——“湯武革命”和“陳涉起義(yi) ”。《易傳(chuan) ·革卦》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義(yi) 矣”。湯武革命既有形上超驗的天道創化萬(wan) 物的正當性依據，也有形下經驗的民心民意普遍認同的合法性來源，完全是一種大公至正的行為(wei) ，在創製垂新和繼世守成兩(liang) 方麵都樹立了典範。陳涉起義(yi) 是下層民眾(zhong) 首先發起的革命，開創了漢代布衣為(wei) 天子的政治格局，有著代表天道重新實行社會(hui) 公正的形上來源的正當性，目標所向當然便是造成不公正的暴力因素。但即使是陳涉起義(yi) ，讀一讀司馬遷的《史記》便不難知道，儒家也從(cong) 來都沒有將其過分地道德化和理性化，對革命過程中的不人道行為(wei) ，非理性場景尤其是楚漢相爭(zheng) 中劉邦一方的流氓無賴，項羽一方新的暴力傾(qing) 向，也抱持嚴(yan) 正的批判態度，是一種實錄的史家筆法反映了曆史大變動時期的複雜吊詭。儒家認為(wei) 推翻秦朝暴政是合理的，但是秦朝大一統的製度仍要繼承。車同軌、書(shu) 同文，以及郡縣製等等都不能推翻，也不應推翻。中國曆史上，以激進主義(yi) 的方式進行變革的隻有王莽變法。王莽變法失敗以後，儒家總結試錯的經驗，再也沒有推行過激進主義(yi) 的製度革命。激進主義(yi) 的革命產(chan) 生在什麽(me) 地方呢？往往在下層社會(hui) ，在儒家傳(chuan) 統之外的非主流思潮之中，包括元、明、清三代不斷發生的白蓮教運動，主要憑借的是佛教和道教的資源。近代的太平天國到處毀損孔廟，也明顯地具有了膚淺的基督教教義(yi) 背景，是中國文化的一次嚴(yan) 重歧出。上一世紀是邊緣群體(ti) 大為(wei) 活躍的世紀，暴力和暴力革命之所以不斷發生，除了外來的思想學說及外來的奪權模式的啟示外，也是與(yu) 其過份地和一些邊緣文化，特別是法家文化結合起來大有關(guan) 係。

儒家還有一“二王後”思想，即政權完全喪(sang) 失了合法性，皇帝已經是法西斯了，我們(men) 當然要起來推翻。但當下的皇帝喪(sang) 失了合法性，應該將他們(men) 從(cong) 國家權力體(ti) 製及象征符號中剝離出去，以前的皇族卻沒有喪(sang) 失合法性，皇帝的家族不一定都有罪，這就不能不區別對待。政權變易，國家長在。國家可以永恒，政權不一定永恒，與(yu) 國家合為(wei) 一體(ti) 的製度，或作為(wei) 客觀架構的法律管理體(ti) 係，仍不能一概否定，應依據中庸的運作原則，有損有益，前後相續，在穩定中不斷調整改進，確保社會(hui) （相對意義(yi) 上的）正義(yi) 和公平的實現。試問前朝舊統怎麽(me) 處理呢？答案是必須善待以前擁有統緒的帝王，承認過往政權的合法性，不能完全廢除過去的舊統，所以才有“二王後”思想的產(chan) 生，不是像俄國革命把尼古拉全家殺掉，更非法國革命隻要是怨恨的對象便統統都上斷頭台。辛亥革命開始時滿清皇室是優(you) 待的，是養(yang) 起來的，後來才廢掉。溥儀(yi) 盡管成了漢奸，仍然沒有被殺掉。我們(men) 說清朝晚期的慈禧太後喪(sang) 失了合法性，但是康熙、乾隆、雍正、道光等政權都沒有喪(sang) 失合法性，他們(men) 的後代子孫仍要優(you) 待，不能一概作為(wei) 革命的對象打倒，虛無主義(yi) 地將他們(men) 全都妖魔化。他們(men) 盡管是政治上的失敗者，但未必都是必須懲治的敵人，即使是玩弄權力的作惡者，也有可能對公共利益做過貢獻。過分激烈的革命或擴大化的革命，也有可能走向喪(sang) 失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反麵。所以保留國統不限於(yu) 前朝一代，甚至包括更早的朝代，都應該承認它們(men) 原有的合法性。這是對曆史文化的尊重，表示天下為(wei) 公非任何利益集團所能專(zhuan) 有，不能入主出奴隻承認當下政權的合法性，更不能一味強調所謂“今王”才享有至尊至高的地位。

儒家所承認的革命，必須有形上天道來源的正當性，天道的本質是大公，是大化流行般的創生發展，能夠通過春、夏、秋、冬四時的更迭變易來成就一切生命，可以經由民意人心的社會(hui) 化表現形態獲得經驗性的認識，終極的目標是秩序的和諧化與(yu) 完善化。因此，應盡可能地限製革命的範圍，減少暴力因素可能導致的損失，將革命納入“正道”的秩序化軌轍，在形式與(yu) 內(nei) 容兩(liang) 方麵都真正作到“順乎天而應乎人”。更直接地說，是非常人性化的革命。即而不是反人性的革命；不是刻薄寡恩，而是寬容大度；不是以無道代無道，而是以有道伐無道；不是非理性無限製，而是有理性有限製；不是以大暴去小暴，以專(zhuan) 製反專(zhuan) 製，而是以小暴去大暴，以開明反專(zhuan) 製。羅素說：“成功的革命對它的信仰者是鼓舞的”，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men) 必須始終警惕革命可能造成的各種災難；認為(wei) 儒家要為(wei) 近代革命所造成的災難負責，或隻是曆史的具體(ti) 性的倒置或錯位。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