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三聖——梁漱溟、熊十力與(yu) 馬一浮

作者：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廿八日己酉

            耶穌2017年7月21日

主持人：

我們(men) 京師人文宗教講堂的儒學係列講座今天非常有幸請到郭齊勇先生，歡迎歡迎！郭先生是我們(men) 當今儒學研究的大家，他是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和國學院的教授，國學院院長。我們(men) 的PPT上已經列出了郭先生的很多頭銜和身份，包括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hui) 會(hui) 長，現為(wei) 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也是國家級教學名師等等。

今天在座的朋友大都是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比較感興(xing) 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在特定的時期裏被稱為(wei) “國學”。而國學之所以在我們(men) 的當今社會(hui) 和教育體(ti) 製中，成為(wei) 一個(ge) 相對被人們(men) 認可的概念，在一定層麵上實現了體(ti) 製內(nei) 的教學，郭先生功不可沒。國學的倡導者就是郭先生，郭先生一直在為(wei) 國學引導、呼籲、奔走，做了相當多的工作。其實這不是郭先生個(ge) 人的學術愛好，而是對民族文化傳(chuan) 統的擔當。郭先生在國學方麵有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包括傳(chuan) 統的儒學，特別是在文獻的研究方麵（包括傳(chuan) 世的文獻和出土的文獻，特別是竹簡）都有一些非常精到的研究成果。

郭先生在傳(chuan) 統的國學研究之外，同時也非常重視學術史，特別是對學術大家的學術生涯活動的研究。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即儒學不是純粹的象牙塔裏的學說，它是與(yu) 我們(men) 每個(ge) 人的社會(hui) 生活息息相關(guan) 的、鮮活的生活形態。所以，包括儒學的研究者，特別是一些學問大家，他們(men) 的學術生涯和經曆本身就在傳(chuan) 承、創造和構建著儒學本身的學科。郭先生不僅(jin) 對儒學史上的大家有著精到的研究，而且對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有專(zhuan) 門的論著來進行研究，非常精到和獨特，尤其是在對今天要給大家講的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這樣的儒學大家。那麽(me) 我不再報告郭先生的研究和著作了，我們(men) 有請郭先生！

主講人：

謝謝朱院長，謝謝各位老師、各位先生！早上好！很高興(xing) 來到貴校，因為(wei) 家兄齊家先生在這兒(er) 任教，所以我對這裏也特別熟悉，來了以後就在校園裏轉。因為(wei) 先父母曾經在這裏住過，我結婚的時候也是在這邊，所以對師大非常有感情。許先生和朱院長讓我來作報告，我就一定要來，他們(men) 對我是有知遇之恩的。講什麽(me) 題目呢？朱院長特別強調我們(men) 的講堂不隻包括象牙塔裏的學術，也兼顧社會(hui) 生活與(yu) 學問普及。儒學是生活，是底層老百姓的生活哲學，所以我們(men) 就講一些故事性的東(dong) 西，從(cong) 中來感受一下前輩學人的風範。比如，梁漱溟先生經常到鄉(xiang) 下去，做鄉(xiang) 村儒學，他曾到山東(dong) 推廣鄉(xiang) 建運動；熊先生是起於(yu) 我們(men) 湖北鄂東(dong) 黃岡(gang) 的草莽，他自己沒有正規學曆。所以他們(men) 都是非常有底層生活經驗的。

今天我們(men) 講“現代三聖”，即梁先生、熊先生和馬先生，而“三聖”這個(ge) 說法是什麽(me) 時候出現的呢？剛才跟朱院長聊天，他說許先生問“三聖”這個(ge) 詞什麽(me) 時候出現的。我也沒有考證。我是在八十年代初訪問過梁先生、熊先生和馬先生的許多弟子，包括梁先生本人，梁先生的很多弟子就稱這三位老前輩為(wei) “三聖”。大概是口耳相傳(chuan) 吧，因為(wei) 三位先生的弟子也是相互流動，跟著他們(men) 生活在一起。像我們(men) 湖北孝感的張立民先生等人，我都沒見到，我做研究生的時候他們(men) 已經過世了，但他們(men) 留下的資料裏也是寫(xie) “三聖”。昨天我和小劉博士還到郭沫若紀念館看了熊先生給郭沫若先生的長信，至少有三十多封吧，很珍貴的。熊先生不拘小節，他給郭沫若先生寫(xie) 信還算非常認真的，但是昨天我們(men) 也看到有十幾張條子合成的一封信，像這樣長短不一的小條子十幾張合起來就是一封熊先生的信。由此可見，熊先生就是不拘形式的。每個(ge) 人都有每個(ge) 人的風格。

梁先生、熊先生和馬先生是第一代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第一代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當然有很多了，不過他們(men) 三位是掛帥的人物。因為(wei) 在新文化運動後，主流思想是全盤西化的，像胡適之先生、陳獨秀先生、魯迅先生等等，他們(men) 代表著知識界思潮的主流。當然也有黃季剛先生，他罵胡適之先生，罵得很慘。東(dong) 方文化派或者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或者其中的現代新儒學思潮，第一代的人物中，最具有哲學思考性的，還是梁先生、熊先生和馬先生，以及張君勱先生（他的西學很好，他也是法製的專(zhuan) 家），還有錢穆（賓四）先生。第一代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分兩(liang) 撥人，除了“三聖”和錢先生、張先生之外，還有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賀麟先生、方東(dong) 美先生等。賀麟先生是搞西方哲學的，他在四十年代寫(xie) 了很多關(guan) 於(yu) 儒學複興(xing) 的文章，都非常好，像《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等帶有宣言性的文章。也就是說，在知識界全盤西化的背景下，有一些很敏感的學者，他們(men) 在反思中國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這些學者中，梁先生、熊先生和馬先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現代新儒學思潮，大體(ti) 上有三代學人。上麵已經講了第一代學人，第二代學人中還有後來到台港去的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徐複觀先生，第三代有杜維明先生、成中英先生、劉述先先生等等。因為(wei) 在文史哲領域有這些前輩在做哲學思考、思想反省，我們(men) 叫現代新儒學思潮。梁先生、熊先生和馬先生是第一代學人，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屬於(yu) 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我們(men) 先分別介紹三先生的學術與(yu) 人生，再講他們(men) 之間的聯係，他們(men) 的人格境界。

我今天跟各位匯報四個(ge) 方麵的問題，一是三先生的行跡；二是三先生的交往；三是三先生的學術；四是三先生及其文化共同體(ti) 的消解，即他們(men) 的晚年。

一、三先生的行跡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一位性格特異、風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長在北京。他並未接受過舊式教育，這點很有意思。梁先生並不是老古董，他的父親(qin) 梁濟先生很開明，讓他在新式學堂裏接受了小學、中學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東(dong) 方雜誌》上發表學習(xi) 佛學的心得《究元決(jue) 疑論》，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長的賞識，蔡校長即與(yu) 文科學長陳獨秀商量，決(jue) 定聘請梁先生為(wei) 北大印度哲學課程的特約講師。在此之前，梁先生也沒有什麽(me) 學位，蔡先生就能破格讓他擔任大學的特約講師，這在我們(men) 今天的教育體(ti) 製下是不可能的。蔡先生非常寬厚，兼容並包，啟用不同的人才。梁先生算是民間的學者吧，他寫(xie) 文章介紹學習(xi) 印度佛學的心得，居然就被聘為(wei) 北大的特約講師。當然梁先生並不是一個(ge) 古板的人，你看他的書(shu) ，無論是《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還是《中國文化要義(yi) 》，以及晚年寫(xie) 的《人心與(yu) 人生》，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ge) 與(yu) 時俱進的人物，非常主張科學與(yu) 民主。不過，他對陳獨秀、胡適之他們(men) 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一些批評和挑戰，是因為(wei) 他有一個(ge) 大的文化比較的框架，比如他的文化三期發展說，以及中西印文化比較說，都有他充滿睿智的思考。梁先生絕不是一個(ge) 掉書(shu) 袋的人物，他曾經長時間奔走於(yu) 國共兩(liang) 黨(dang) 之間。梁先生是20世紀麵對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國文化價(jia) 值的文化人，而且他積極參與(yu) 了民主建國的政治活動。

我們(men) 知道，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氣節的人，非常有骨氣，他的骨頭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八十年代初期，我還是武漢大學的一個(ge) 普通的碩士生，我莽莽撞撞地寫(xie) 了一封信給他。我想去拜訪梁先生，請全國政協辦公廳幫我把這封信轉給梁先生。過了不久，我就收到梁先生的親(qin) 筆回信。我說我要研究熊十力先生的哲學思想，我想拜訪您，您有沒有時間接待我。梁先生馬上就答複我，你要是到北京來，就到我這兒(er) 來吧。他當時住在木樨地22號樓（當時叫“部長樓”），我去訪問過他五次，見到了什麽(me) 人呢？他的芳鄰就是丁玲。我去梁先生家的時候，在電梯上下時見過丁玲，還在附近見過陳永貴，他們(men) 都住在那裏。那是剛剛落實政策的一批，木樨地豎了幾棟大樓，叫“部長樓”。我去拜訪梁先生的時候，跟他談學問談了很久，我一直是用手在記，可惜那時候沒有攝像機、錄音機等存儲(chu) 設備可以記錄。梁先生多年沒有跟人談心了，我這個(ge) 從(cong) 武漢來的青年人跟他聊天，他很高興(xing) 。但他有一個(ge) 習(xi) 慣，就是跟人談話的時候，不許旁人打岔。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去或者我個(ge) 人去拜訪他的時候，想到他講了幾個(ge) 小時，時間太長了，想讓他休息一下，我就跟他打打岔。這時候他就眼睛瞪著我，我就不敢再打岔了。有時候一談就是一上午，三個(ge) 多小時，可見梁先生的精力非常好。我最仰慕梁先生的就是剛才朱院長所說到的，儒學對於(yu) 士子來說不隻是知識，而且是價(jia) 值，不隻是價(jia) 值，而且是信仰，是生活，梁先生就在他的生命、行為(wei) 中展示出儒學的理念。

現在民間有很多人以為(wei) ，儒學都是順從(cong) 的、服從(cong) 的，其實儒學的批判精神也很強，比如從(cong) 孟子一直到梁漱溟。儒學是有批判精神的，它總是要改善這個(ge) 社會(hui) 的。朱熹一直為(wei) 很多人所詬病，其實朱熹當年給朝廷寫(xie) 的奏章也是很有批判精神的，他批評孝宗二十年執政，用非其人，民生凋敝，這都是皇帝的過錯。這種抗議精神、批判精神、剛健自強的精神，就是儒學的精神。所以很難說儒學就是培養(yang) 順民。現在我們(men) 看到網上的一些青年說，你們(men) 還要搞什麽(me) 儒學，儒學是培養(yang) 順民、奴才的，其實不是這樣。比如梁先生就是剛正不阿的人物。

我曾經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訪梁先生，深深地為(wei) 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決(jue) 不趨炎附勢，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務，創辦《光明報》（當然和現在的《光明日報》沒有直接的聯係）。太平洋戰爭(zheng) 爆發，香港淪陷，他坐小船回到廣西，非常危險，但他若無其事，心地坦然。他說：“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wei) 之變色，曆史將為(wei) 之改轍。”他說，孔孟之學的意蘊，中國文化在人類的地位，隻有我能闡發，我還有三本書(shu) 要寫(xie) ，我怎麽(me) 能死呢？天怎麽(me) 會(hui) 讓我死呢？我若死了，人家怎麽(me) 知道孔孟之道呢？梁先生就是這樣有自信力，這樣有擔當意識的人。一葉扁舟在海上遇到風浪，他相信自己不會(hui) 死。這很有一點像孔子。正如孔子生前所說的那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夫子帶著眾(zhong) 徒路過匡地的時候，匡地的老百姓錯把孔子當成了陽貨，因為(wei) 孔子和他長得很像；陽貨這個(ge) 人曾經殘害過匡地的老百姓，所以匡人就把孔子和他的徒弟們(men) 抓起來囚禁了五天，孔夫子自信不會(hui) 死。“文不在茲(zi) 乎”，華夏斯文的傳(chuan) 續，就是靠著一代一代的文化人腳踏實地努力，他們(men) 承擔著華夏文化的存續和安危。所以張橫渠（張載）有四句教：“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人們(men) 說這是儒生的狂妄，其實這不是狂妄，這是儒家的擔當！這是儒家的誌向！儒者其實就是這樣的人，像孔子，像梁漱溟先生這樣，天命在我心中，我承擔著華夏斯文的傳(chuan) 續。所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看到的梁先生就是這樣一個(ge) 人物。

解放前夕，聞一多、李公樸在國民黨(dang) 黑暗統治之下遭到暗殺，梁先生代表民盟到昆明調查聞李遇害案，他晚上在昆明的廣場上發表演說，他說：“我知道在場有國民黨(dang) 的特務，我也知道你們(men) 拿著槍，你們(men) 有膽量就朝我開槍，我不怕死……民主的知識分子是殺不絕的。”他小小的個(ge) 子卻有著這麽(me) 大的精神能量，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到梁先生的人格魅力。

抗戰時與(yu) 抗戰後，他曾經兩(liang) 度去延安，曾經與(yu) 毛澤東(dong) 多次交談，乃至在窯洞同榻而眠。所以建國以後他多次成為(wei) 毛澤東(dong) 的座上賓，當然這也惹了一些禍。梁先生當年在北大任教的時候，與(yu) 楊昌濟先生（毛主席的嶽父）相熟，他去找楊昌濟先生的時候，有一個(ge) 青年給他開門關(guan) 門，那就是青年毛澤東(dong) 。所以梁先生在毛主席麵前一直擺著一個(ge) 架子，因為(wei) 他是毛主席嶽父的朋友。後來建國以後，毛主席讓他在政府中任職，當部長；他說我不當，我在你們(men) 的外麵監督你們(men) ，批評你們(men) 。梁先生拒絕了毛主席讓他在政府中任職的建議，又多次對內(nei) 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見，終於(yu) 釀成1953年與(yu) 毛直接衝(chong) 突的“廷爭(zheng) 麵折”的局麵。其實導火索是一點小事，老百姓跟梁先生反映，郊區（那個(ge) 時候二環以外就是郊區了）種的蔬菜，賣的時候沒有市場，他們(men) 賣菜沒有地方；梁先生又聽到一些農(nong) 民的反映說，幹部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nong) 民生活在九地之下，梁先生就發牢騷了。梁先生那時候是中央政府政務委員會(hui) 的委員，他就公然以農(nong) 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試一試毛澤東(dong) 的雅量”。毛主席就很不高興(xing) ，說“我就不給你這個(ge) 雅量”。毛主席當時也不夠冷靜，後來就出現了“廷爭(zheng) 麵折”的場麵。毛主席說，你想再發言，我問問在場的政務委員們(men) ，你們(men) 說要不要他再發言？同意他再發言的舉(ju) 手！（誰敢舉(ju) 手呢？）毛主席就說，你看，都不同意你再發言。因為(wei) 有1953年“廷爭(zheng) 麵折”這件事情，梁先生從(cong) 此就銷聲匿跡。這樣也好，所以1957年梁先生沒有被打成右派，周總理把他保護起來，他作為(wei) 政協委員可以在全國政協領薪水，保證生活來源，維持家用，不說話。一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他參加政協委員會(hui) 的工作人員的政治學習(xi) ，梁先生這個(ge) 人又“不甘寂寞”了，他又發言了，他說：“人家一定要我發言，我不發言還不行，那我就說，你們(men) 可以批林，但是不可以批孔。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世界文化的偉(wei) 人，怎麽(me) 可以批孔呢？”後來大家都圍攻他，說：“梁漱溟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麵對這個(ge) 場麵，梁先生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用孔子的話來回擊當時的政治氛圍。由此可見梁先生這個(ge) 人的剛骨，他弱小的身軀卻有著這麽(me) 強大的精神能量，可見儒家精神不死！梁先生於(yu) 1974年寫(xie) 了《我們(men) 今天應當如何評價(jia) 孔子》的文章，反對以非曆史的觀點評價(jia) 孔子，反對把林彪與(yu) 孔子相提並論，為(wei) 劉少奇、彭德懷鳴冤叫屈。他是具有這樣一種氣象的人物。梁先生其實是一個(ge) 學者，他主要研究文化哲學、生命哲學、人生哲學。當然他的哲學與(yu) 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1968）與(yu) 梁先生一樣，早年也參加過辛亥革命，他投入到新軍(jun) 裏麵，在陸軍(jun) 特別小學堂裏讀書(shu) 。湖北黃岡(gang) 熊子真先生是一位傳(chuan) 奇式的人物，他很聰明，從(cong) 沒有受過任何舊式與(yu) 新式教育，隻讀過半年私塾，要說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長在貧瘠鄉(xiang) 間的一個(ge) 貧苦農(nong) 家，幼時為(wei) 人牧牛。13－14歲時，他的父母相繼病亡。日後他隻是在父親(qin) 的朋友何檉木先生處讀了半年鄉(xiang) 塾。他學了半年，難耐約束，後來就跑了。16－17歲時遊學鄉(xiang) 間，完全靠自學。不久，他與(yu) 同縣何自新、浠水王漢共遊江漢，受到維新派影響，讀孟子、王船山、顧亭林書(shu) ，發奮立誌，要和豪傑們(men) 一起，共圖天下之事。所以他後來就考上了新軍(jun) ，當上了“學兵”。1905年，熊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軍(jun) 特別小學堂為(wei) 學兵，宣傳(chuan) 革命，聯絡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會(hui) ，並發起組織“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主持該社的革命活動，這比辛亥革命提前了五六年時間。由於(yu) 熊十力在軍(jun) 學界圖謀舉(ju) 事，奔走甚力，再加上1906年左右批評過鄂軍(jun) 首領張彪，遂被張彪所通緝，幸為(wei) 友人掩護，秘密出逃。武昌起義(yi) 成功後，熊十力回到武昌，曾任湖北都督府參謀。他和很多友人一起吟詩作畫，討論誌向，他寫(xie) 的兩(liang) 句話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這裏用的是佛陀的手印。民國元年，參與(yu) 編輯日知會(hui) 誌。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讀、教書(shu) 。1917－1918年間，曾參與(yu)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

後來他目睹鼎革以還，世風日下，看到早期的國民黨(dang) 已經有一些腐敗的現象，“革命成功，走狗當道……黨(dang) 人競權爭(zheng) 利，革命終無善果”，軍(jun) 閥官僚貪鄙、淫侈、殘忍、猜妒、詐騙、卑屈、苟且、偽(wei) 善，黨(dang) 禍至烈，士習(xi) 偷靡，民生凋敝，人道滅絕，痛惜“黨(dang) 人絕無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歎“由這樣一群無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麽(me) 地方去呢？”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棄政向學，研讀儒佛，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wei) 己任。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轉折。他曾自謂：“決(jue) 誌學術一途，時年已三十五矣，此為(wei) 餘(yu) 一生之大轉變，直是再生時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學的“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意識，他以此自學成才，特別有天賦，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個(ge) 怪才，後來他在他的老師歐陽竟無先生那裏學佛，學習(xi) 唯識學，後來融會(hui) 儒釋，背棄了歐陽竟無先生的教育，批評佛教唯識學，創立了融會(hui) 儒佛的“新唯識論”哲學體(ti) 係。佛學界對他有不少批評。

他在北大講課，或與(yu) 友人交談，談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據說有一次張東(dong) 蓀先生聽他的課，也被他拍過巴掌。他的學生們(men) 都不敢坐第一排，怕被他拍巴掌。有的人躲在最後一排，他就從(cong) 最後一排拍起。朋友們(men) 與(yu) 他談話，也不敢靠近他。我聽他的弟子任繼愈先生講，熊十力先生講課聲振堂宇，聲音很高，老遠就聽到他上課。他就是這樣一個(ge) 性情中的人。文學家、北大教授馮(feng) 文炳（廢名）先生是黃梅人，是大同鄉(xiang) ，屬晚輩。馮(feng) 文炳先生抗戰期間就在黃梅，他研究佛法。我們(men) 知道黃梅禪是很有淵源的。馮(feng) 先生覺得熊先生講的佛學沒有忠實於(yu) 佛學本旨，兩(liang) 個(ge) 人常常辯論起來，甚至扭打成一團。熊先生有一次坐馬桶，廢名來了，一個(ge) 人坐在馬桶上，一個(ge) 人就在旁邊站著，兩(liang) 個(ge) 人談佛學，就爭(zheng) 論起來了，爭(zheng) 著爭(zheng) 著就打到一起去了。過兩(liang) 天，兩(liang) 人又和好如初。這是他們(men) 的子弟告訴我的奇聞軼事。

抗戰時期，熊十力入川，到後方去了，顛沛流離，生活拮據。他憑著對國家、民族和傳(chuan) 統文化執著的愛，自甘寂寞，樂(le) 以忘憂，勉力著述講學，把他的哲學係統化起來。熊氏哲學體(ti) 係之充實、發展、完善並在國內(nei) 哲學界產(chan) 生一定影響，亦是在抗戰期間。抗戰末期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ti) 文本和《讀經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體(ti) 係完成的標誌。

孔子被拘囚於(yu) 匡地時，心地坦然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當公伯寮向季孫進讒，毀謗子路時，夫子坦然地說：“道之將行也與(yu)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yu)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孔子基於(yu) 上天不會(hui) 喪(sang) 掉華夏斯文的信念，自覺身係斯文之傳(chuan) 的使命，一身擔華夏文化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中國文化的這些偉(wei) 人，像“三聖”、陳寅恪先生等人，都是這樣的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時，曾自題堂聯：“道之將廢矣，文不在茲(zi) 乎？”熊先生以“上天將斯文屬餘(yu) ”的氣魄承擔著中華文化的慧命。這是我們(men) 介紹的熊先生。

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位大名士，大隱者，大儒，理學大師，也是著名的詩人、書(shu) 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遊學，據說第一部《資本論》（德文版）就是他帶回中國的。他是紹興(xing) 人，長年隱居在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長請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八個(ge) 字回絕。因為(wei) 《禮記》裏麵有這麽(me) 幾個(ge) 字，“古語來學，未聞往教”，意思就是，你想要學習(xi) ，就到我這裏來吧，我不主動去你那兒(er) 教你。他不肯出山講學，但是在特殊的年代也有變通。抗戰軍(jun) 興(xing) ，他才出山講學，他隨浙大遷移到後方，先後到江西泰和、廣西宜山講學，講學的內(nei) 容後來編成《泰和會(hui) 語》、《宜山會(hui) 語》，從(cong) 江西、廣西後來遷徙到四川。1939年，馬先生到四川樂(le) 山辦複性書(shu) 院，有《複性書(shu) 院講錄》六卷。馬先生認為(wei) ，六經（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有很多豐(feng) 富的寶藏，可以統攝到今天包括西學在內(nei) 的一切學術。馬先生的儒釋道學養(yang) 特別深厚，佛學造詣頗深，對宋明理學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戰時在後方，蔣介石以抗戰領袖的身份，常常接見一些學者去談話，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賀麟先生等都分別去見過蔣。據說這都是陳布雷安排的。我曾在賀麟先生家親(qin) 耳聽賀先生對我說過，蔣委員長會(hui) 見他們(men) 這些哲學、人文學教授之前，他一定要先看這個(ge) 人撰寫(xie) 或翻譯的書(shu) ，在上麵圈圈點點，見麵時還針對著作問一兩(liang) 個(ge) 問題。像他接談馮(feng) 友蘭(lan) 先生之前，看過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書(shu) ；接談賀麟先生之前，看過賀麟先生翻譯的《黑格爾學述》。大概是陳布雷的安排，蔣介石也接見過馬一浮先生。我們(men) 知道，馬先生這樣的大名士，他們(men) 是以“帝王師”的身份見蔣的。過去，君主麵對他們(men) 不能“南麵而坐”，過去給帝王侍講都是東(dong) 西向坐，不能南北向坐。馬先生見蔣是在抗戰初，辦複性書(shu) 院之前。特別有意思的是，據說馬見蔣時講兩(liang) 個(ge) 字：一個(ge) 是“誠”，一個(ge) 是“恕”。他希望蔣“恕以接人，誠以開務，以國家複興(xing) 為(wei) 懷，以萬(wan) 民憂樂(le) 為(wei) 念”，強調“誠即為(wei) 內(nei) 聖外王之始基”。據說蔣對這種勸誡甚為(wei) 不快，因為(wei) 蔣覺得“誠”“恕”這樣的話是我對部下講的。所以事後，友人問馬先生對蔣的印象，馬的評價(jia) 很有趣，他說蔣“英武過人而器宇褊狹，缺乏博大氣象”，他說蔣“舉(ju) 止過莊重，雜有矯糅”。他評價(jia) 蔣是“偏霸之才，偏安有餘(yu) ，中興(xing) 不足。比之古人，不過是劉裕、陳霸先之流人物”。這個(ge) 評價(jia) 是很確當的。大家都知道，劉裕是南朝宋齊梁陳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雖代晉稱帝，但沒有統一中原。陳霸先是南朝陳的建立者，即陳武帝。這兩(liang) 個(ge) 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沒有完成統一中原的大業(ye) 。大概從(cong) 心胸、氣度和霸業(ye) 上看，蔣不過是宋武帝、陳武帝之類人物。馬先生會(hui) 看相啊，後來的曆史果然驗證了馬先生的判斷。

二、三先生的交遊

1919年，熊十力先生執教於(yu) 天津南開學校，教國文。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寫(xie) 信給當時任北京大學特約講師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說：你在《東(dong) 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jue) 疑論》（“元”字也可以讀“玄”，探討的是佛學）我已經拜讀了，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hui) 晤談。梁先生1916年發表的《究元決(jue) 疑論》的第三部分，對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發表的《健庵隨筆》批評佛學“了盡空無，使人流蕩失守，未能解縛，先自逾閑，其害不可勝言”等提出批評，認為(wei) 熊氏不了解佛學的真義(yi) 恰恰是使人精神有所依歸，不致流蕩失守。當然，熊先生對佛學的批評也有他的道理，如果我們(men) 不把佛學作為(wei) 解脫之道的智慧，隻是用來頂禮膜拜的話，是不對的，比如現在很多人到寺院裏燒頭香，佛祖也不會(hui) 保佑你升官發財，更不會(hui) 保佑你做壞事。熊先生本來也是這個(ge) 意思，當然，熊先生當時對佛學還沒有登堂入室。所以暑假期間，他們(men) 兩(liang) 人相約在廣濟寺相會(hui) 探討佛學。熊先生由天津南開到北平回湖北度假，借居廣濟寺內(nei) ，與(yu) 梁先生討論佛學。兩(liang) 人一見麵就暢談起來，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說服對方。這是一次曆史性的會(hui) 見，這次會(hui) 麵決(jue) 定了這兩(liang) 位學者一生的交誼，此後梁熊二先生交遊了近半個(ge) 世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liang) 個(ge) 人相互支撐，也相互抬杠。梁先生此時勸熊先生好好研究佛學，參究佛理。

梁漱溟二十四歲發表的《究元決(jue) 疑論》引起了學界的注意。他到北京大學擔任講席，也是緣於(yu) 此文。經範靜生先生的介紹，梁攜帶此文去拜訪蔡元培校長。蔡先生看了此文，非常賞識，便與(yu) 文科學長陳獨秀相商，聘梁講印度哲學。1917年10月，梁氏就任北大教席，就任特約講師時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來除了替釋迦、孔子發揮以外，更不作旁的事。”意思就是，這次你們(men) 請我到北大來講課，我就是來替釋迦牟尼佛和孔子說話的，除此之外我不做別的事情。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學概論》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次年，他的《唯識述義(yi) 》(第一冊(ce) )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訪學支那內(nei) 學院(以前是金陵刻經處)，求教於(yu) 歐陽竟無大師（楊文會(hui) 先生弟子），並介紹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學。金陵刻經處一邊刻書(shu) ，一邊有很多人在那兒(er) 學習(xi) ，像章太炎先生、唐君毅先生父子等等都是歐陽大師門下的弟子。暑假過後，熊先生沒有再去南開教書(shu) ，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內(nei) 學院學習(xi) 佛法。從(cong) 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歐陽竟無先生門下學習(xi) 佛法，特別是唯識學。唯識學有很多細密的心理分析，它有種子說，有四分八識之說，八識是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種子識……關(guan) 於(yu) 佛經我們(men) 今天沒有時間講，但是大體(ti) 知道熊先生是由梁先生介紹到歐陽竟無先生那裏學習(xi) 佛法的。這兩(liang) 年的學習(xi) 是熊先生最重要的學曆。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學講授佛教唯識學的梁漱溟先生顧慮自己學養(yang) 不足，恐怕有無知妄談之處，征得蔡元培校長的同意，代表北大專(zhuan) 程去南京內(nei) 學院聘人。梁先生自己抽身出來後，這個(ge) 時候北大的佛學課沒有人講，那麽(me) 蔡先生就讓他推薦一個(ge) 人代講。梁先生原意是請呂澂（呂秋逸）先生來北大講佛學，呂澂先生佛法很高，是歐陽竟無先生的傳(chuan) 人，但歐陽大師不放，遂改計邀熊十力先生北上。所以熊先生就被推薦到北大接替梁先生講佛學。哪知道熊先生這麽(me) 一講，他就沒有講佛學，就講“反佛學”了。我們(men) 知道古希臘哲學家亞(ya) 裏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其實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是一樣的。熊先生很尊重歐陽大師，但是他認為(wei) ，不能再墨守成規，隻講唯識舊義(yi) 。諸如八識、四分、種子說、現象說、阿賴耶識變現說等等，他覺得要借取這些東(dong) 西講中國儒佛合流的學術。

由於(yu) 梁先生的推薦，加上蔡校長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與(yu) 才氣，熊先生這位既無正規大學學曆也無文憑的人，被北京大學聘為(wei) 主講佛教唯識學的特約講師。這要按現在的教育製度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們(men) 不能唯文憑主義(yi) ，民間有很多人才；當然我們(men) 也不反對學曆文憑。但是很多天才人物，如果是用現在的體(ti) 製來禁錮他的話，他是沒有辦法成為(wei) 大家的。（要說學曆，熊先生隻讀過半年私塾，再就是在南京學佛兩(liang) 年，他真正是所謂自學成才。）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們(men) 有過交往。1918年，蔡先生為(wei) 熊先生的處女作《心書(shu) 》寫(xie) 過序。

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在北京大學這樣的學術環境中，熊十力如魚得水，獲得了與(yu) 學術界精英砥礪學問的機會(hui) 。正因為(wei) 有了這一機緣，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學講授法相唯識之學，他一邊寫(xie) 講義(yi) 一邊研究佛法。原寫(xie) 講義(yi) 基本上依據佛家本義(yi) ，忠實於(yu) 內(nei) 院所學。熊先生從(cong) 唐代著名佛學理論家玄奘、窺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學宗師無著、世親(qin) 、護法，清理唯識學係統的脈絡，揭示其理論綱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創造性衝(chong) 動的人。這一年，他忽然懷疑舊學，對過去所相信和撰寫(xie) 的東(dong) 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寫(xie) 稿毀掉，而開始草創《新唯識論》。也就是說，在他的《唯識學概論》剛剛印出不久，他已決(jue) 心自創新說，揚棄舊稿。

1924年熊先生為(wei) 自己更名“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論》中讚揚佛祖釋迦牟尼的話，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廣大的神通和無邊的力量。他寫(xie) 的書(shu) 用“熊十力造”，而在佛教中隻有大師們(men) 才敢用“造”這個(ge) 字。

這年夏天，梁漱溟正式辭去北大教席，應邀到山東(dong) 曹州創辦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暫停北大教職，隨同前往。同行的還有他們(men) 在北大的學生陳亞(ya) 三、黃艮庸，四川高節的王平叔、鍾伯良、張俶知及北師大的徐名鴻等。他們(men) 師生住在一起，共同辦學、讀書(shu) 、講學。熊先生參與(yu) 其事，任導師。梁、熊諸先生對當時學校教育隻注意知識傳(chuan) 授而不顧指引學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滿，向往傳(chuan) 統的書(shu) 院製，師生共同切磋道德學問。梁先生來曹州辦學，本意是辦曲阜大學，以曹州高中為(wei) 預科，可惜曲阜大學沒有辦成，又擬恢複重華書(shu) 院，亦未實現。但梁先生實踐自己提出的“辦學應是親(qin) 師取友”的原則，不獨造就學生，還要造就自己，這種精神深獲熊先生之心。熊、梁先生與(yu) 弟子們(men) 一起組成了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此時熊先生深感民國以來，唾棄固有學術思想，壹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在杭州聽說有一位大名士馬一浮先生，是當代國學大師、詩人、書(shu) 法家，隱居不仕。聽說了馬先生的頗具傳(chuan) 奇色彩的經曆，特別是得知馬先生的佛學造詣很深湛，熊先生極想與(yu) 馬先生晤談。熊十力請原北大同事、時任浙江省立圖書(shu) 館館長的單不庵先生介紹。單先生感到很為(wei) 難，他說馬先生是不輕易見客的。從(cong) 前蔡元培校長電邀馬先生去北大任教，馬先生曾以《禮記•曲禮》中的“禮聞來學，未聞往教”八個(ge) 字回絕。熊聽說後思慕益切，於(yu) 是將自已在原唯識論講義(yi) 基礎上進一步修訂、刪改成的《新唯識論》稿郵寄給馬先生，並附函請教。郵寄後數星期沒有消息，熊先生一等不來、二等不來，感到非常焦慮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訪，一位身著長衫、個(ge) 子不高、頭圓額廣、長須拂胸的學者自報姓名：馬浮，字一浮，來拜見。熊十力大喜過望，然而一見麵就開始抱怨馬先生，說我給你寫(xie) 的信寄了這麽(me) 久，你怎麽(me) 現在才來？馬先生說，如果你隻寄了信，我馬上就會(hui) 來，可是你寄了大作，我隻好仔仔細細拜讀完了，研究好了，才能來呀！說後二人哈哈大笑起來。此後，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後來修訂《新唯識論》(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馬先生的許多意見，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學範疇的解釋上，受到馬先生的影響。1930年11月，馬、熊二先生往複通信數通。北京大學研究院院長陳大齊（百年）先生邀請馬先生作研究院導師，馬先生推舉(ju) 熊先生去作導師。他們(men) 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誼甚為(wei) 深厚。熊先生讓李笑春給馬先生送去《尊聞錄》，馬先生閱後，特別強調“成能”、“明智”二義(yi) 加以討論。

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熊十力老友沔陽張難先主政浙江。有先生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九頭鳥”雖有貶義(yi) ，但也可以解釋為(wei) 這個(ge) 人有一種精神。張難先(義(yi) 癡)、嚴(yan) 重(立三)、石瑛(蘅青)三位先生是湖北在民國政治上特別的一道風景線，被稱為(wei) “湖北三怪”，生活清苦，砥礪廉潔，在政界頗屬難得。杭州下雪，張難先親(qin) 自率員工到街上鏟雪。他說，“我別號‘六其’居士，區區鏟雪掃路，何足道哉？”“六其”之號，源於(yu) 《孟子》“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ti) 肌”雲(yun) 雲(yun) 。張難先先生不願憑地位住別墅，他的眷屬隻得花錢租居。張在任上兩(liang) 袖清風，離任時尚虧(kui) 欠九百餘(yu) 元，由自己帶來的屬下歸還了事。張上任時即薦石瑛任建設廳長。石瑛與(yu) 張同時離任，去蘇州古寺隱居，臨(lin) 走仍是一卷鋪蓋、一個(ge) 舊皮箱。熊十力與(yu) 這幾位湖北老鄉(xiang) 時常談心，相交甚歡。也說明過去的一些為(wei) 官者非常清廉，像章學誠這樣偉(wei) 大的人物、學者在湖北應城做過十多年縣令，離任之際都沒法回鄉(xiang) ，沒有盤纏。過去的縣財政很可憐，縣長的薪水也很少。這裏講張難先的故事也說明，民國時候雖然有一些貪官，但主要的官員還是非常廉潔的。熊先生砥礪廉潔，都是和這樣的人在一起。

三、三先生的學術

1．梁先生的“理性”。

梁先生講文化比較，他的代表作是《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由商務印書(shu) 館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國、印度是世界上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化（當然這是粗線條的比較），各奉行不同的哲學。就人生的態度去看，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與(yu) 物的關(guan) 係；中國文化是調和、持中、鄭重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印度文化（這兒(er) 簡略的用佛教文化來代替，印度文化應以印度教為(wei) 主）是轉身向後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和自己本身，即心與(yu) 身的關(guan) 係。他的這些概括當然是比較簡單化的，但在當時，從(cong) 文化比較類型學出發來考慮問題，也很了不起。因為(wei) 當時知識界的主流是向西走的，以為(wei) 中國文化的禮樂(le) 教化都不行了。其實我們(men) 往西走，學習(xi) 西方文明特別是近代文化，難道一定要廢掉我們(men) 的詩書(shu) 禮樂(le) 嗎？要求科學民主，完全把詩書(shu) 禮樂(le) 和它對立起來，這可以嗎？所以現在我們(men) 思考一下，現代和傳(chuan) 統、中國和西方，不是絕對對立的。我們(men) 舉(ju) 一個(ge) 例子，我們(men) 現在使用漢字，我們(men) 知道漢字的生命力非常強，但是過去包括瞿秋白、毛澤東(dong) 、魯迅先生在內(nei) ，很多五四的前輩都是主張廢除漢字，甚至魯迅先生講“漢字不滅，似無天理”。我們(men) 的漢字承載這麽(me) 多文化，容易嗎？我們(men) 掌握一個(ge) 漢字的形音義(yi) ，就掌握了很多的文化符號和密碼，通過它的符號了解它的密碼。我們(men) 各地的人，用著不同的方言，靠什麽(me) 來交流？我們(men) 就靠漢字。單音節的漢字，它的組合非常巧妙。你看，西方人現在要去讀三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亞(ya) ，非常困難，因為(wei) 它是以詞為(wei) 單位的，現在有很多新詞匯，據說有幾十萬(wan) 、上百萬(wan) 的詞匯。但是我們(men) 掃盲的時候，讓不識字的國民學1600個(ge) 漢字、2000個(ge) 漢字，他們(men) 就基本可以讀報、寫(xie) 信了。我們(men) 在座的各位大概也就掌握3000個(ge) 漢字，就管用了。漢字的偉(wei) 大魅力、中國人的創造意蘊還會(hui) 在未來發揮出來。所以過去梁先生的說法雖然很抽象，但是他大體(ti) 肯定中國文化有價(jia) 值，不要把它一筆抹殺掉。

另外，他主張“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他說：西方文化是解決(jue) 生存的前提與(yu) 條件問題的，是第一期；中國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教的文化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來，中西之別在一定意義(yi) 上是內(nei) 與(yu) 外、玄學與(yu) 科學、義(yi) 與(yu) 利、精神文明與(yu) 物質文明、理性與(yu) 理智的區別。他認為(wei) ，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質利益；促使中國人向內(nei) 聚斂的是道德，是義(yi) 。他說，未來中國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複興(xing) 。這些看法當然我們(men) 都可以討論。現在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孔子、儒家文化確實有其生命力，我們(men) 要創造性地轉化，和現代的世界文化結合起來。

八十年代中期，湯一介先生辦中國文化書(shu) 院，我有幸成為(wei)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中國文化講習(xi) 班第一期的學員（我們(men) 叫“黃埔一期”）。我們(men) 當時住的很艱苦，住在中央團校的地下室裏麵，好多人都擠在一起。那時候有幸聽到很多大師們(men) 的演講，可惜那時候我們(men) 都沒有照相機、錄音機保留下來。那時候我還拜訪了很多老前輩，張申府先生等等我都拜訪過，都沒有留下資料來。我親(qin) 耳聽到梁先生做第一場演講，那是他1953年沉寂以後，梁先生第一次出現在公眾(zhong) 場合做大報告，他一上來，眼睛把我們(men) 一瞪，說：六十年前我就說過，未來文化還是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複興(xing) ，我今天還堅持這個(ge) 觀點。真是震得我們(men) 的心弦直跳啊，我們(men) 當時其實還非常的教條，還理解不了。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梁先生就開始講學，還堅持他的一些看法。

當然，我們(men) 現在對梁先生的看法還是可以做一些檢討，比如梁先生使用西方人使用的“理性”這個(ge) 概念。我們(men) 知道，現代化、現代性，其實理性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具有普世性精神的一個(ge) 象征，它來自古希臘的知識理性，強調邏輯、規範性、嚴(yan) 密性等等。當然我們(men) 知道，理性是戰勝神性的。文藝複興(xing) 、啟蒙運動強調與(yu) 神性相對立的一種理性的精神。一個(ge) 理性主義(yi) 、一個(ge) 個(ge) 人主義(yi) ，是現代性最重要的兩(liang) 個(ge) 因素。我們(men) 現在了解現代性或者超越現代性，都要認識西方文化的症結之所在、重點之所在。

但是，梁先生借重理性這個(ge) 概念，完全不是西方意義(yi) 上、啟蒙意義(yi) 上的理性；梁漱溟講中國文化的要義(yi) ，他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徹頭徹尾就是理性的發揮。他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徹頭徹尾是理性的發揮，正因為(wei) 中國民族與(yu) 文化植根於(yu) 理性的基礎之上，理性力量特別深厚，所以雖然在曆史上輾轉變遷，遭遇到西方風雨的摧殘，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與(yu) 靈魂的深處。中國文化與(yu) 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頑強堅韌的精神力量，得之於(yu) 理性。中國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麵前沒有屈服，而最後反而不斷地同化征服者，同化各個(ge) 民族，使其國土日廣、民眾(zhong) 日豐(feng) ，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理性。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理性就是中國的風俗教化、文物製度、倫(lun) 理精神等。而且，梁先生根據這一認識，發表了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來的預見。他說：“隻要人類存在，中國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為(wei) 人類之所從(cong) 來即由於(yu) 此（理性），中國人能把握住這個(ge) （理性），當然可以站得住。”所以，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實質也就是人類的共同精神，隻不過是中國人獨認識得早，而西方人認識得較晚罷了。

那麽(me) ，理性又是什麽(me) 呢?我們(men) 讀梁漱溟的全集，我們(men) 發現，對於(yu) 理性，梁先生有自己獨特的理解。這個(ge) 理性當然並非西方傳(chuan) 統哲學和啟蒙意義(yi) 上的“理性”。西方傳(chuan) 統哲學將理性視為(wei) 人們(men) 的認識能力（康德）、甚或對象世界的本質結構（柏拉圖、黑格爾）。梁漱溟的理性則根本不同。如果說，西方人將理性視為(wei) 認識事實真理的一種能力或認識的結構的話，那麽(me) ，梁漱溟的理性顯然指的是生活的真理、人們(men) 行為(wei) 活動的準則或人們(men) 尋找生活真理的能力。用梁漱溟自己的話說，就是生活的“對”、“合理”，所以他就把理性的意思變了，變成了中國精神。我們(men) 今天對於(yu) 中國精神是什麽(me) ，大家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梁先生的體(ti) 驗，他覺得理性應該就是合理性，應該是和我們(men) 的風俗，和我們(men) 的文化精神連在一起的。他是生命哲學的講法，當然並不是像西方的伯格森主義(yi) 、尼采的意誌這些講法，他實際上講的還是中國人秉持的一種中道，中國人的精神。因此理性是人們(men) 的一種平靜通達的心理狀態。

梁漱溟經常將理性視為(wei) 一種心思作用、情感、認知的方式、行為(wei) 的方向、人的本質、生命努力奮鬥的目標等等。梁漱溟要從(cong) 文化的總關(guan) 係中求各方文化之位置，目的在於(yu) 稟執“中”的理性精神，對各方文化進行梳理評判，就是為(wei) 了貫徹理性的“無私”精神。簡言之，梁漱溟把中國的儒釋道三教綜合起來講，中國文化是一種他所謂的“理性”。

2、馬先生的“性德”。

馬先生其實不想建構自己的係統，馬先生和梁先生晚年都批評過熊十力先生要建構自己的體(ti) 係；盡管馬一浮先生沒有刻意建構龐大的思想體(ti) 係，但仍然有那麽(me) 一個(ge) 係統。這是我讀馬先生的書(shu) ，為(wei) 他架構的體(ti) 係，我試用下圖加以表示。

這是借助於(yu) 我們(men) 中國佛學“一心開二門”的架構方式建構的思想係統。《大乘起信論》是中國人的創造，它講“心生滅門”“心真如門”，一心開出兩(liang) 層的存有論。那麽(me) 用“一心開二門”來看馬先生的學術，其實也有一個(ge) 本體(ti) ，是心性論的中心。兩(liang) 層結構中，核心是本體(ti) ——心性論，這是根源和根據，是形而上的基礎；“二門”一個(ge) 是工夫論，一個(ge) 是六藝論，這是本體(ti) 之用（展示、表現、功用），是形而下的層麵。下層顯成兩(liang) 用，即開出以下兩(liang) 支（一支是道德活動，包括修養(yang) 、實踐、行為(wei) ；一支是文化活動，包括文化現象、係統或文化建製）。上層（體(ti) ）是下層（用）的既內(nei) 在又超越的根據，是本體(ti) ；同時又是創生出道德活動和文化係統的主體(ti) 。“工夫”指的是修養(yang) 工夫，古代都是這麽(me) 用的。

馬先生的學說中，他通過對宋明理學和佛學的理解，還是有一個(ge) “心性”在形上的地位，然後開出了一個(ge) 文化的六藝學說（以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藝”開展出的文化的係統學說），還有一個(ge) 是以工夫修養(yang) 開展出的修養(yang) 行為(wei) 模式。所以，如果要體(ti) 驗馬先生的中樞思想，他講《中庸》的“性”，“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道、教，馬先生對《中庸》有很好的體(ti) 驗和解讀。

馬先生以本體(ti) 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貫通的看法。馬先生講：“德是自性所具之實理，道即人倫(lun) 日常所當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從(cong) 孟子到王陽明講良知學說，當下把天賦予的良知擴充出來、發展出來，一個(ge) 小孩快要掉到井裏去了，我們(men) 作為(wei) 人，看到了會(hui) 立馬衝(chong) 過去把小孩抱起來，當下之際、刹那之間，你不會(hui) 去考慮這個(ge) 小孩是你仇家的孩子還是你朋友的孩子，或者是不是因為(wei) 這個(ge) 小孩的哭聲使你如何如何，所以孟子講“孺子將入於(yu) 井也”，你就會(hui) 衝(chong) 過去，這就是良知。

我讀中學的時候，我們(men) 都背過小說家金敬邁寫(xie) 的《歐陽海之歌》，駝炮的戰馬受驚站到鐵軌中間，無論如何推拉都不離開，遠處火車已經逐漸駛近，歐陽海走出隊列衝(chong) 上路基，奮力將戰馬推下路基，自己卻被火車軋死。作者金敬邁寫(xie) 到最後的時候，說：“歐陽海，你想到了什麽(me) ？歐陽海，你看到了什麽(me) ？歐陽海，你聽到了什麽(me) ？”其實，歐陽海什麽(me) 也沒看到，什麽(me) 也沒想到，什麽(me) 也沒聽到，就是在生命的最後關(guan) 頭、刹那之間，他想到的隻是把戰馬推開，因為(wei) 列車要來了。北大的已故哲學家馮(feng) 定先生曾經論述“正義(yi) 的衝(chong) 動”，正義(yi) 是有一股衝(chong) 力的，良知良能要呈現出來，是有一種衝(chong) 動的。所以，馬先生講的這一套，並不隻是道理，而是當下呈現的良知良能。所以今天我們(men) 在人倫(lun) 日用中所當行的東(dong) 西，其實是來自於(yu) “德”，這是我們(men) 人人本有的良知，也是我們(men) 人人共有的大道，隻是有人不知不行而已。

馬先生講：“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率是遵循的意思），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為(wei) 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即性之德’是依主釋，‘即德是性’是持業(ye) 釋。）”他認為(wei) 性德就是仁體(ti) ，就是善，就超越麵而言是“天”、“帝”，但性外無天，人外無帝，是內(nei) 在具足的心體(ti) 和性體(ti) 。“性德”舉(ju) 一全該則曰仁，開而為(wei) 二則為(wei) 仁智或仁義(yi) ，開而為(wei) 三則為(wei) 智仁勇（《中庸》裏孔子稱智仁勇為(wei) “三達德”，“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開而為(wei) 四則為(wei) 仁義(yi) 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仁義(yi) 禮智之德），開而為(wei) 五則加信而為(wei) 五（仁義(yi) 禮智信“五常”），開而為(wei) 六則並聖智仁義(yi) 中和而為(wei) 六德。郭店竹簡有《五行篇》，其實在馬王堆帛書(shu) 裏就有《五行篇》了，子思子的思想就出來了，他是講“聖智仁義(yi) ”。馬先生從(cong) 本體(ti) 的仁心仁德展開成六麵的聖智仁義(yi) 中和。

我們(men) 再看馬先生的工夫論，亦是修養(yang) 論，亦是佛儒之辯證綜合。其綱領是《複性書(shu) 院學規》中論述的四條：（一）主敬為(wei) 涵養(yang) 之要（敬，就是嚴(yan) 肅認真，是宋明理學家們(men) 特別是二程以後特別拈出來的字）；（二）窮理為(wei) 致知之要（朱子特別強調這一點）；（三）博文為(wei) 立事之要（要做事業(ye) ，沒有廣博的知識不行）；（四）篤行為(wei) 進德之要（要實踐，要篤行，儒學是為(wei) 己之學，不是做給別人看的，是自己受用的）。

他的六藝論與(yu) 道德理想主義(yi) 的文化哲學觀不僅(jin) 從(cong) 中國出發，而且從(cong) 整個(ge) 人類出發，從(cong) 真善美的價(jia) 值追求出發，從(cong) 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維發展出發，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的。他把六藝之教的重點落實在六藝之人的培育上，這對現代人素質的提升和宇宙倫(lun) 理的關(guan) 懷都有借鑒意義(yi) 。

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詩，尤其是他的哲理詩。他是本世紀中國最偉(wei) 大的詩人哲學家。他的詩被方東(dong) 美、徐複觀稱讚為(wei) “醇而雅”、“意味深純”。

馬先生是讀書(shu) 的種子，一生讀書(shu) 刻書(shu) ，嗜書(shu) 如命。蘇曼殊說他“無書(shu) 不讀”，豐(feng) 子愷說他“把《四庫全書(shu) 》都看完了”，朱惠清說他是“近代中國的讀書(shu) 種子”。然而，他卻有他獨特的書(shu) 觀：“吾生非我有，更何有於(yu) 書(shu) 。收之似留惑，此惑與(yu) 生俱。書(shu) 亡惑亦盡，今乃人無餘(yu) 。”我們(men) 尊重書(shu) 籍，但是也不要被書(shu) 所束縛。是書(shu) 本重要還是理解重要呢？還是理解書(shu) 中的思想精神，躬行實踐更重要。

正如宋代詩人黃庭堅在《題高君正適軒》所說的：“至靜在平氣，至神惟順心。道非貴與(yu) 賤，達者古猶今。”道是沒有貴與(yu) 賤之分的，通達的人，古今都是一樣的，相通的，都追求儒釋道的境界。

書(shu) 籍、文字、語言乃至思辨，不僅(jin) 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與(yu) 生活。聖人語默（孔子講“默而識之”），不在言語文字上糾纏。因此，他常說要走出哲學家的理論窠臼。“乾坤不終毀，斯文恒在茲(zi) 。寥寥弦外音，眇眇無言思。真心寄玄默，俗語難為(wei) 辭。吾言直土梗，何以宣靈奇。目擊道已存，遇雨忘群疑。達者忽有會(hui) ，旦暮當與(yu) 期。”意思是說，我們(men) 的書(shu) 籍、文字、語言、思辨等等都是階梯而已。如果你念茲(zi) 在茲(zi) 的隻是這些過程和階梯，並沒有領會(hui) 到精神的實質，而且學的東(dong) 西不能實踐出來的話，那都沒有用。而聖人是很少語言的，比如佛祖的拈花微笑之際蘊藏著極大的、豐(feng) 富的智慧和能量。有很多東(dong) 西不用說，隻要你體(ti) 會(hui) 、默識、行動即可。無限的宇宙情調，人生的本真狀態，無法用有限的知性和言辭加以表達。這真是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所以，過去古代的詩評家葉燮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yu) 默會(hui) 意象之表，而理與(yu) 事無不燦然於(yu) 前者也。”中國人有詩、書(shu) 、畫，能空、能舍，唯其有空、有舍，而後能深、能實，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義(yi) 、最高境界，呈露出來。中國的藝術和美學有兩(liang) 種精神，一種是來自孟子的“充實之謂美”，一種是來自莊子的“空靈”之美，把剛健自強的充實精神和能空能舍的空靈智慧結合起來，如此我們(men) 才能欣賞中國的書(shu) 法、中國的藝術、中國的文化。

這是馬先生的學說。

3、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思想的發展軌跡，大體(ti) 上是：早年批判六經，認為(wei) 六經是擁護帝製之書(shu) ；中年趨向佛法一途，直從(cong) 大乘有宗唯識論入手，不久舍棄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觀空之學為(wei) 歸宿；後仍返求諸己，通過自己的人生體(ti) 驗，契合於(yu) 儒家《周易》思想。

熊十力認為(wei) ，哲學就是本體(ti) 論。他所窮究的“玄學的本體(ti) 論”或“玄學的真理”，與(yu) “科學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蓋哲學之究極詣，在識一本。”這個(ge) “本”就是本心、就是良知。

熊十力主要的哲學觀點是：體(ti) 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質不二、天人不二。翕辟成變是他的宇宙論，體(ti) 用不二是他的本體(ti) 論。他所謂“體(ti) ”是“本心”，是“心體(ti) ”和“性體(ti) ”，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ti) 、宇宙萬(wan) 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在一定意義(yi) 上也是道德的本體(ti) 和道德的主體(ti) 。所謂“體(ti) 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義(yi) 和人生的價(jia) 值，是為(wei) 了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重新尋找“人的本性”和“宇宙本體(ti) ”。熊氏認為(wei) ，吾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所同具的仁心本體(ti) ，內(nei) 蘊著極大的力量，可以創造出、生化出整個(ge) 人文世界。他高揚了仁心本體(ti) 剛健、創生的特質，實際上是以積極的人生態度、生命意識和人本精神去麵對世界、創造世界，同時又主張不被人們(men) 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和人文建製所異化、所遮蔽，以致忘卻、淪喪(sang) 了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根蒂。

熊先生以他的本體(ti) 論統攝了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治化論等等。他自詡其《新論》將此融成一片，抓住了窮究宇宙實體(ti) 的一本性這個(ge) 核心，從(cong) 而繼承了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這一傳(chuan) 統，張東(dong) 蓀（張東(dong) 蓀先生是一位西學很好的哲學家）解釋為(wei) ：“其道德觀念即其宇宙見解，其宇宙見解即其本體(ti) 主張，三者實為(wei) 一事，不分先後”。他切身體(ti) 驗到革故鼎新和變化日新的氛圍。他服膺王船山哲學，將其概括為(wei) “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欲”。

熊十力是我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具有原創力、影響力的哲學家，他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上學之基礎。他的“體(ti) 用不二”之論，成為(wei) 整個(ge) 當代新儒學思潮“重立大本、重開大用”和“保內(nei) 聖，開新外王”的濫觴（即開始），亦成為(wei) 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間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簡要地說，就是麵對西學的衝(chong) 擊，在儒學價(jia) 值係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的本體(ti) 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他的學生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著他開創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礎而加以發皇、擴展、深化、揚棄的。學界把他們(men) 師徒視為(wei) 現代新儒學思潮的中堅。

四、三先生的晚年及其文化共同體(ti) 的消解

熊、馬、梁三先生之間有密切交往，他們(men) 的弟子間也有密切交往，成為(wei) 一個(ge) 學術群落。他們(men) 三人為(wei) 人的風格不同。馬先生圓融，極有修養(yang) 。熊先生孤傲，脾氣急躁。梁先生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熊先生求真，忌俗，一生鞭笞奴隸性格，主張不集一途，不尚眾(zhong) 寵（不追求時髦，那些最時髦的東(dong) 西往往是最有問題的），空諸依傍，獨立不苟。他曾說：

清季迄今，學人盡棄中國文化固有寶藏，不屑探究，而於(yu) 西學亦不窮其根柢，徒以涉獵所得若幹膚泛知解，妄自矜炫，憑其淺衷而逞臆想，何關(guan) 理道；集其浮詞而名著作，有甚意義(yi) ?以此率天下而同為(wei) 無本之學，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獨立，生心害政，而欲國之不依於(yu) 人，種之不奴於(yu) 人，奚可得哉?天積眾(zhong) 剛以自強，世界積無量強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製此依者，有奴於(yu) 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惡可得乎?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遊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依傍，自誠自明。以此自樹，將為(wei) 世界文化開發新生命，豈惟自救而已哉?

熊先生晚年很寂寞。在1958年出版的《體(ti) 用論》中，熊先生有詩雲(yun) ：

萬(wan) 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

誌業(ye) 半不就，天地留虧(kui) 虛。

虧(kui) 虛複何為(wei) ，豈不待後人?

後顧亦茫茫，嗟爾獨自傷(shang) 。

待之以無待，悠悠任天常。

噫予猶禦風，伊芒我亦芒。

這裏借用《莊子》表達了自己晚年生活一種無奈的感喟，表達了道廢學絕的悲情和精神自由的向往。熊先生在1963年寫(xie) 作的《存齋隨筆》中慨歎：

餘(yu) 年七十，始來海上，孑然一老，小樓麵壁，忽逾十祀，絕無問字〔學〕之青年，亦鮮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於(yu) 孤。五年以前，餘(yu) 猶積義(yi) 以自富，積健以自強，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來，年日衰，病日雜，餘(yu) 興(xing) 趣悉盡矣。

熊、馬、梁三位先生都沒有逃過“文革”劫難，他們(men) 都被紅衛兵抄家、受辱。熊、馬二先生均死於(yu) “文革”。

熊先生是1968年因病去世。在此之前，紅衛兵把他趕回到青雲(yun) 路的老家。他寫(xie) 很多信給中央領導，都被他的親(qin) 屬、家屬扣下來了，他在褲子上也寫(xie) 字，他寫(xie) 的最多的是“中國文化完了”。

在熊先生辭世的頭一年，1967年6月2日，馬一浮先生在杭州病逝，終年八十五歲。馬先生與(yu) 熊先生、梁先生一樣，都未能逃過“文革”的劫難。1966年，馬先生的家被抄。抄家的頭一天，一位園林工人獲悉紅衛兵將去蔣莊“掃四舊”，即連夜報信，馬先生內(nei) 侄女湯淑方小姐與(yu) 省委統戰部聯絡，次晨趕快將馬先生轉移他處。紅衛兵擬焚燒馬家古書(shu) 字畫，那是多少孤本珍品啊，幸得浙江省立圖書(shu) 館來人搶救文物。馬先生從(cong) 此沒有再回蔣莊。

梁先生在北京亦遭紅衛兵抄家、焚燒書(shu) 畫、掃地出門之災。北京一二三中學的紅衛兵還勒令梁老夫人跪在地上吃生絲(si) 瓜。梁先生為(wei) 夫人說話，紅衛兵喝令他也跪下。那是多麽(me) 野蠻的時代啊！“文革”還能夠回去嗎？現在有些“左”的思想的人，他不知道過去，一是因為(wei) 他沒有餓肚子無飯吃的經曆，二是他沒有經受過“文革”的暴力與(yu) 壓抑。

馬先生避居安吉路一處陋屋時，尚在關(guan) 心友生，當聽說李叔同弟子潘天壽教授在美術學院遭受非人待遇時，馬先生連聲歎道：“斯文掃地，斯文掃地！”從(cong) 此不再開口，一病不起。馬先生自知不能再起，寫(xie) 下了絕筆詩《擬告別親(qin) 友》。這首絕筆詩，是親(qin) 友在安吉路陋室裏整理遺物時在書(shu) 桌上發現的。這首詩是這樣寫(xie) 的：

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

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

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

臨(lin) 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

前四句是道家思想，莊子的超脫。第五句用了佛教的漚海之喻，意蘊頗深。“漚”就是一個(ge) 個(ge) 小水泡，其實指的就是一人一物，我們(men) 不過隻是一個(ge) 個(ge) 小小的浮漚水泡，但也是整個(ge) 大海生命的顯現。漚生漚滅，生死變幻，最終要歸於(yu) 宇宙無盡的大海之中。莊子講生死不過是氣的聚散，聚則為(wei) 生，散則為(wei) 死。生死也如晝夜的變化，我們(men) 不必悅生而惡死，就像不必喜歡白天、厭惡夜晚一樣。有限的人生與(yu) 無限的宇宙不就是漚與(yu) 海的關(guan) 係嗎？生與(yu) 死，不過是平常事而已。

漚海之喻，熊先生用於(yu) 哲學論著，馬先生用於(yu) 哲理詩。佛教漚海之喻的文化意蘊久遠深長。按莊子的說法，真人能夠破死生之惑，不執著生，不厭惡死，一切聽其自然，視生與(yu) 死為(wei) 一來一往，來時不欣喜，去時不抗拒。馬先生以楚辭形式所寫(xie) 的《自題碑文》更表現了他們(men) 這一代文化人的心境：

孰宴息兮此山陬，

古之逸民兮今莫與(yu) 儔(chou) 。

驅日月兮行九幽，

安煢獨兮背人流；

枯槁不舍兮阨窮不憂，

雖日寡聞兮庶歿齒而無怨尤；

道不可為(wei) 苟悅兮生不可以幸求，

世各從(cong) 其所好兮吾獨違乎迷之郵；

誌不可得終遂兮自今其歸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遊，

蟬蛻於(yu) 茲(zi) 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莫餘(yu) 知其何憾兮任千載之悠悠!

熊、馬、梁三先生都是獨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雖窮阨一生，從(cong) 不苟且。盡管複興(xing) 國學的誌向因時勢所限無法在他們(men) 的有生之年完成，但他們(men) 盡了自己的責任，也就可以乘化而去，回歸自然，而沒有什麽(me) 遺憾了！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靜下心來寫(xie) 《儒佛異同論》。在批林批孔的淫威下，梁先生竟然寫(xie) 《今天我們(men) 應當如何評價(jia) 孔子》，並在全國政協學習(xi) 會(hui) 上辯論，聲明你們(men) 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家圍攻他，他擲地有聲：“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這是何等的氣節操守！

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後，華人知識界頗有一些震蕩和回應，從(cong) 哀悼梁先生的若幹幅挽聯中可以略見一斑：

鉤玄決(jue) 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wei) 己任

廷爭(zheng) 麵折一代直聲為(wei) 同情農(nong) 夫而執言

——馮(feng) 友蘭(lan) 敬挽

善養(yang) 浩然之氣有學有守

弘揚中華文化立德立言

——張岱年敬挽

柏鬆永勁明月胸襟示範

金石彌堅高風亮節長存

——袁曉園敬挽

啟功先生也寫(xie) 了一幅字，很長的，“紹先德不朽芳徽，初無意，作之君作之師，甘心自附獨行傳(chuan) ；湣眾(zhong) 生多般苦諦，任有時，呼為(wei) 牛呼為(wei) 馬，辣手唯留兼愛篇”，也講了“廷爭(zheng) 麵折”這個(ge) 典故。熊、馬、梁三先生被弟子們(men) 稱為(wei) “三聖”，弟子們(men) 自稱“聖人之徒”。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很長一段時間，熊先生在北方，或住梁宅——北平纓子胡同十六號，或在萬(wan) 壽山大有莊、山東(dong) 鄒平等地與(yu) 梁先生師生合住，共同修養(yang) 心性，砥礪品行，相互批評幫助，把學問與(yu) 修養(yang) 結合起來。1930年，熊先生始與(yu) 馬先生交遊，而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熊先生後來到馬先生所辦的複性書(shu) 院、梁先生所辦的勉仁書(shu) 院生活。1949年以後，三先生相互關(guan) 心，密切聯絡，心心相印，息息相關(guan) 。他們(men) 的朋友、學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動的。如伍庸伯、張俶知等，原是梁先生朋友，賀昌群、鍾泰（鍾山）等原是馬先生朋友，後來都成了熊先生朋友。張立民（家鼎）原是熊先生弟子，在危難時受到熊先生保護，曾隨侍熊先生，幫助整理文稿，但後來成為(wei) 馬一浮先生的得力助手，隨侍馬先生數十年。黃良庸、王平叔、陳亞(ya) 三、李淵庭等原是梁先生弟子，後也成了熊先生弟子。雲(yun) 頌天、劉錫嘏（公純）、李笑春等原是熊先生弟子，後也成了梁、馬的弟子。王培德（星賢）、袁心粲、王伯尹、張德鈞等，大約是先從(cong) 馬先生，後又與(yu) 熊先生友善，以師事之。此外，高讚非、謝石麟、周通旦等等，無不並尊三先生為(wei) 師。

以後，熊、馬、梁身邊的弟子們(men) ，相互流動，或以他們(men) 辦的民間書(shu) 院（如後來梁先生的勉仁書(shu) 院、馬先生的複性書(shu) 院）為(wei) 依托，或謹以信義(yi) 相維係。“三聖”及其弟子，構成了某種“文化共同體(ti) ”，在上一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以弘揚中國文化為(wei) 職誌。這確實很有一點宋明理學的味道了。道義(yi) 在師生的激勵、踐履中，在艱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紮下根來。在這種團體(ti) （哪怕是鬆散的）內(nei) ，在師友關(guan) 係中，人們(men) 所獲得的，不僅(jin) 是知識、學問，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們(men) 是保留我國傳(chuan) 統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軍(jun) 。在古代書(shu) 院，師生共同的居住生活，更多的收益是提升智慧、德行，以及友情的維係和道義(yi) 的支撐。此後，在洋化的現代教育中，很少能找到這種師生關(guan) 係了，很少有把學問與(yu) 德行、做人與(yu) 為(wei) 文密切聯係起來的文化共同體(ti) 了！

我們(men) 現在的教育糟糕得很，我們(men) 現在是知性的教育，知性偏盛、德性不足，隻講成才、不講做人。現在的教育我們(men) 要反省啊，古代的教育可以提供很多的滋養(yang) 。

作為(wei) 現代大儒，熊、馬、梁三先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活的精神。同時，他們(men) 又各有個(ge) 性特征。誠如徐複觀所說，“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yi) 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在學問路徑上，熊、馬、梁都比較認同陸王心學，且都浸潤於(yu) 佛典（梁先生晚年也讀一點佛經，甚至是藏密，但是梁先生也不能歸結為(wei) 佛教，他還是歸宗於(yu) 儒學）；馬先生對程朱理學亦有深切理解、吸收、融會(hui) ，對莊子、陶淵明的飄逸有更多共鳴。在對政治的態度上，三先生早年都參加過反清革命，後來都不同程度地脫離政治；但梁先生始終沒有擺脫與(yu) 政治的糾葛，積極入世，幹預時政；熊與(yu) 馬，特別是馬先生則看得很透，完全是一隱逸之士。梁先生的時代之悲情悲願最強烈，不倦地奔走，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熊先生由關(guan) 心事功轉向學術後，與(yu) 政治保持距離；馬先生最為(wei) 平淡、寧靜，遠離塵世喧囂。在知識結構上，他們(men) 都力圖會(hui) 通西方、印度和中國文化。但經、史、子、集的底子，馬先生打得最好，舊學修養(yang) 最高，詩詞書(shu) 法，無不精到。梁先生懂英文，馬先生曾遊學數國，通好幾種語言文字。熊先生雖不通西文，然據謝石麟說，湯錫予先生曾說過，熊先生通過對翻譯本子的研討，比一般留學生更理解西方哲學。這是因為(wei) ，熊先生有極高的哲學智慧和體(ti) 悟能力。在哲學創造上，熊先生膽子最大，敢於(yu) 創造體(ti) 係；梁先生不主張按西方本體(ti) 論、宇宙論、知識論的路數重建儒學，而仍走生命哲學、實行哲學的道路，他的生活即是他的哲學；馬先生更為(wei) 超越，他是當代詩哲，他的哲學思想寓於(yu) 詩中。

圖1

 圖2

在性格上，馬先生含蓄溫存，宅心固厚；熊先生抉發痛快，動輒罵人；梁先生既是駱駝又是獅子，平時誠恕，關(guan) 鍵時能作獅子之吼。在言詞上，馬先生言辭簡短，意在言外，梁先生洗練、準確，他們(men) 多談事實而少有褒貶；熊先生則滔滔不絕，無所不言，情感外露。他們(men) 風格迥異。就書(shu) 法而言，對比三先生的墨寶：馬先生是書(shu) 法大家，曾遍臨(lin) 魏晉六朝碑帖，以歐字立基，而以王字《聖教》蒙其外，寓沉雄於(yu) 靜穆之中（圖1）；梁先生雖不善書(shu) 法，但筆力遒勁，書(shu) 麵整潔，一筆不苟；唯有熊先生，他的書(shu) 信文稿常常寫(xie) 在順手拈來的破紙爛箋背麵，擠得滿滿的，有時既無天頭地腳，又無左右間隔，寫(xie) 完之後複用朱筆圈圈點點，不時加上“吃緊”、“此處吃緊”的警語，往往弄得一塌糊塗，難於(yu) 辨認（圖2）。

人們(men) 笑談：“馬一浮”和“熊十力”就是一副很好的對聯。嚐在杭州“樓外樓”吃飯，馬先生食不厭精，熊先生食不擇味。指導學生讀書(shu) ，馬先生主張遴選精華、循序漸進；熊先生則主張開放式讀書(shu) ，泛觀博覽。熊先生說馬先生取人太嚴(yan) ，他主張取人以寬，任何人求他，他都給寫(xie) 推薦信。他說，王陽明取人太嚴(yan) ，所以王陽明以後沒有第二個(ge) 王陽明；曾國藩取人較寬，所以曾國藩以後不但有第二個(ge) 曾國藩，還有第三個(ge) 曾國藩。有人作對聯曰：“七賢笑傲熊十力，四皓微儀(yi) 馬一浮”。20世紀30年代熊先生在北平沙灘銀閘胡同居住時，書(shu) 齋裏掛著馬先生以“蠲叟”題署的對聯：“毗耶座客難酬對，函穀逢人強著書(shu) ”。馬先生以維摩詰和老子之典譬喻熊先生的博大氣象。而據胡世華先生回憶，熊先生三十年代在北平自題堂聯卻是“道之將廢矣，文不在茲(zi) 乎”，是何等地儒者的自信自覺！馬先生1944年曾集杜詩自題堂聯，以表情懷：“側(ce) 身天地更懷古，獨立蒼茫自詠詩”！這又是另一種境界，莊禪的境界！熊先生也有莊禪之境，他的另一自題堂聯是：“固穹遺俗慮，宴坐多奇懷”。馬先生曾為(wei) 朱某作屏條：“至靜在平氣，至神唯順心。道非貴與(yu) 賤，達者古猶今。功名在廊廟，閑暇在山林。”真是妙不可言！儒釋道三教的意境、情懷，於(yu) 三先生身上得到有力的體(ti) 現。

熊、馬、梁三先生也有矛盾與(yu) 分歧，如在複性書(shu) 院辦學方針與(yu) 用人的問題上，熊、馬有過隔閡；在治學風格上，梁對熊多所批評；在梁奔走社會(hui) 政治問題方麵，熊、馬表現得冷漠。但他們(men) 之間的友誼卻超過了一般的朋友。三先生及其文化共同體(ti) 為(wei) 捍衛傳(chuan) 統文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碩果從(cong) 緣有，因華繞坐生。

芙蓉初日麗(li) ，鬆柏四時貞。

綽約顏如醉，芳菲袖已盈。

不憂霜雪盛，長得意分明。

——紅梅館為(wei) 熊十力題

孤山蕭寺憶談玄，雲(yun) 臥林棲各暮年。

懸解終期千歲後，生朝長占一春先。

天機自發高文在，權教還依世諦傳(chuan) 。

刹海花光應似舊，可能重泛聖湖船！

——九五三年賀熊先生壽詩

人老真同日已西，雪消還見水平堤。

隻今蓬藋逃虛久，未有梧桐與(yu) 鳳棲。

晚守窮湖甘戢枻，早聞開經漸成蹊。

扶衰起敝他年事，欲上丹霄莫藉梯。

我們(men) 從(cong) 以上所錄馬先生贈熊先生的幾首詩中，可以看出他們(men) 的友誼和價(jia) 值取向的一致，尤其是他們(men) 都具有儒的真性、道的孤寂和禪的超脫。他們(men) 做人與(yu) 為(wei) 學的獨立不苟，永遠值得人們(men) 學習(xi) 。從(cong) 中我們(men) 也可體(ti) 驗到他們(men) 的心境，時局造成的無奈與(yu) 遺憾。

熊先生的哲學及其在二十世紀中國哲學中的地位，我想借用幾位著名學者的話來表達。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指出，熊先生“著作豐(feng) 富，內(nei) 容宏博淵奧，確有甚深義(yi) 蘊。以他的哲學著作和現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學家的著作相比，實無遜色。”著名哲學史家、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教授1952年在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出版的《現代中國之宗教趨勢》中，特別是1963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中國哲學資料書(shu) 》中，較詳細介紹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家時，重點介紹了馮(feng) 友蘭(lan) 和熊十力。後者第四十三章為(wei) 《當代唯心論新儒學：熊十力》，從(cong) 《新唯識論》和《原儒》中摘引了熊先生關(guan) 於(yu) “翕與(yu) 辟”、“理與(yu) 氣”、“心與(yu) 仁”、“體(ti) 與(yu) 用”的大量論述。在以上兩(liang) 書(shu) 中，陳榮捷比較了在當代重建傳(chuan) 統哲學的馮(feng) 友蘭(lan) 、熊十力二先生，認為(wei) “熊馮(feng) 二氏，而以熊氏為(wei) 先，蓋以其哲學皆從(cong) 中國哲學內(nei) 部開展，非將西方思想與(yu) 經學苟合也”，馮(feng) 氏則“太過西化”。陳榮捷先生對熊先生的評價(jia) 比對馮(feng) 先生的評價(jia) 更高。他認為(wei) ，熊十力“給予唯心主義(yi) 新儒學以一種更穩固的形而上學基礎和更能動的特性”。陳榮捷先生在給我們(men) 寄來的祝賀“紀念熊十力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hui) ”的賀函中又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經為(wei) 基，闡發內(nei) 聖外王之道，實為(wei) 我國哲學主流，不為(wei) 佛染，不被西風，非舊囊新酒之可比。”“其影響之於(yu) 中外，未可限量也。”

因為(wei) 時間關(guan) 係，今天隻能講到這裏，不對之處請各位老師、同學們(men) 批評指正，謝謝各位！

互動

問：郭先生您好！我給您正誤了，不好意思，梁漱溟中學畢業(ye) 以後沒有考任何學校，他在《民國報》作為(wei) 一個(ge) 新聞記者工作，後來去司法部擔任秘書(shu) ，期間寫(xie) 了《究元決(jue) 疑論》，得到蔡元培先生賞識。他沒有報考任何大學，包括北大。還有一處，1953年梁先生為(wei) 農(nong) 夫諫言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跟周恩來總理也有關(guan) 係。周恩來總理邀請他作大會(hui) 發言，所以才產(chan) 生了這場爭(zheng) 執。至於(yu) 周恩來總理是否保護過他，我不知道，我就跟您說這兩(liang) 點，謝謝。

答：謝謝你前一點的訂正！非常好。至於(yu) 後一點，我是聽梁先生自己說的，周恩來總理安排他到政協去，是關(guan) 心他的。另外，梁先生的兩(liang) 位公子培寬先生、培恕先生也是這樣講的。前麵你的訂正很好，謝謝你。

問：郭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我是漢語國際教育研一的專(zhuan) 碩，我提一個(ge) 可能有點兒(er) 門外漢的問題，您在討論馬一浮先生性德論的時候，我看到一個(ge) 最基本的觀點就是“此心即性，性即是德，德即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我想問一下，馬先生是如何得出天賦良知這樣一種結論的呢？

答：謝謝你的提問啊！天賦良知是怎麽(me) 得出來的？這個(ge) 沒有辦法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也沒有辦法用西方的所謂社會(hui) 學、倫(lun) 理學的辦法來研究。良知學說在中國儒學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ge) 學說，它其實也不是一個(ge) 學說，它是把人性中的一些東(dong) 西特別彰顯出來，所以我們(men) 講人性為(wei) 什麽(me) 善？我們(men) 可以舉(ju) 出經驗世界裏人性的惡，但是你遍舉(ju) 經驗世界的人性之惡也駁不倒孟子所說的人性之善，因為(wei) 人性善和人性惡不在一個(ge) 層麵上。有沒有天賦的東(dong) 西？特別是有沒有天賦的道德性、善性、人性？這個(ge) 不是科學研究，甚至也不是心理學研究所能給出的結論或者前提。

中國文化一個(ge) 很重要的特點是強調“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是《中庸》所說的，《中庸》來源於(yu) 子思子的思想，也就是思孟學派的思想。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wei) 釐定人有天賦的道德性。界定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法，人是知識的動物，人是社會(hui) 的動物，人是政治的動物，人可不可以是道德的動物？人有沒有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由此產(chan) 生仁、義(yi) 、禮、智四德。這些都可以來討論，但是中國文化的儒家學說，特別是儒家學派的一支從(cong) 思孟學派到陸九淵、王陽明，其實朱子這一支也強調這一點，還是有四德。我剛才講到歐陽海的故事，也講到“孺子將入於(yu) 井”的故事，其實都是昭示這一點。這個(ge) 東(dong) 西我們(men) 不能去用科學方法證明，但是良知的當下呈現在我們(men) 老百姓每一個(ge) 人的生活中卻是普遍存在的一個(ge) 道理。過去有很多善人，他們(men) 不識字或者識字不多，但是他們(men) 為(wei) 社會(hui) 做了大量的好事。過去有很多善書(shu) ，所以我們(men) 的教化都是從(cong) 這裏來出發的。我不知道這樣能不能回答你，謝謝你的提問。

問：您好！我姓王，做過中西醫比較，我有一個(ge) 問題，就是我們(men) 的教育中古文篇幅很少，所以讀古文非常困難，這三個(ge) 人物我原來了解得非常少，如果以這三位人物的著作安排到我們(men) 的教育中的話，您認為(wei) 怎樣的一個(ge) 邏輯順序符合自然之道？謝謝。

答：我想，有很多東(dong) 西沒辦法來探討邏輯次序，但是您從(cong) 中西比較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men) 借用黑格爾“正反合”理論的話，梁先生、馬先生、熊先生他們(men) 三位在五四以來的中西比較的邏輯道路上，應該說他們(men) 是處在“反”的位置上。正向可能是正命題，可能來自於(yu) 胡適之先生的西化主張，反命題可能來自熊、馬、梁的反駁，合命題可能有後來的張岱年的綜合創新論等等。假如我們(men) 從(cong) 百多年來中西比較的邏輯軌跡來看，可能我們(men) 把三位先生放在“反”的位置上。反現代化、反現代性不是不好，這個(ge) “反”字可以是反省，可以是超越，我不曉得這樣能不能回答你的問題，謝謝你！

問：謝謝郭老師！我姓翟，我有個(ge) 問題想請教您，就是您剛才談到馬一浮拿到《資本論》是個(ge) 德文本，也有人說當時馬先生在美國拿的是英文本，這個(ge) 方麵有沒有一些考據？能不能聽聽您的研究？

答：謝謝你的指點！我回去再查一下，是有這兩(liang) 種說法。我再請馬先生的研究大家們(men) 給我指正一下，謝謝你！

問：郭教授您好！剛才您講的“三聖”，在有些媒體(ti) 上說“四聖”，把馮(feng) 友蘭(lan) 先生也加進去了，我想聽聽您的評價(jia) ，謝謝您！

答：最好不要把馮(feng) 先生放到這裏，因為(wei) 馮(feng) 先生跟他們(men) 不是一撥人，馮(feng) 先生是喝過洋墨水的講堂教授，我們(men) 對他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評價(jia) 。我也很尊重他，我也到他家的“三鬆堂”拜訪過他，馮(feng) 先生有他的特殊性，但是馮(feng) 先生對中國文化的討論基本上還是“舊瓶新酒”，他是用新實在論的哲學作為(wei) 套子來套中國文化。其實“三聖”不是這樣的。另外，“三聖”作為(wei) 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他們(men) 和馮(feng) 先生沒有交集，梁先生當年是哲學門的老師啊，照相的時候他坐著，馮(feng) 先生站著。所以，梁先生晚年的時候，宗璞陪著馮(feng) 先生去看梁先生，看望初期，梁先生還要教訓幾句的，那馮(feng) 先生就得聽老師的教訓，一個(ge) 是師一個(ge) 是生啊，擺這個(ge) 輩分，馮(feng) 先生也很誠服。馮(feng) 先生晚年反省自己“修辭立其誠”不夠，這對一個(ge) 大知識分子來說已經是非常難得了，我們(men) 不必再去糾纏馮(feng) 先生在文革時期的事情了，因為(wei) 他說的是實事求是的，他認為(wei) 對江青其實就是對毛澤東(dong) 。我們(men) 要檢討的是當時的政治氛圍，而不是馮(feng) 先生其人，馮(feng) 先生已經對自己做了一些有代價(jia) 的檢討了。從(cong) 馮(feng) 先生和“三聖”的交集上、輩分上講，第一代新儒家雖然有馮(feng) 先生，但他還小半輩，是不是這樣能回答你？謝謝！

問：郭老師您好！我是武漢大學國學班02級的同學，我叫田訪，我現在在京都大學念博士研究生。我想提一個(ge) 比較現實的問題，就是您剛才也反複提到中國教育有很多問題，您知道我們(men) 一般的同學不是像熊十力先生這樣很早就表現出天賦、自學成才的人，如果我們(men) 在文史哲方麵有自己的愛好，並且有誌於(yu) 走學術研究之路的話，不知道您對我們(men) 這樣的青年學子有什麽(me) 方向上的指點？謝謝！

答：謝謝！你是我們(men) 武大辦的國學班培養(yang) 的優(you) 秀學生。我從(cong) 2001年在武漢大學開始辦國學班，堅持了十多年，我們(men) 隻是想培養(yang) 一點讀書(shu) 的種子，就是朱院長所強調的，真正從(cong) 小學開始，文字、音韻、訓詁，從(cong) 認字開始，對經史子集的基本文獻有所研讀、下過功夫的人，我們(men) 也把他們(men) 送到歐美和日本去。我們(men) 想，國學也好，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也好，叫什麽(me) 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們(men) 讀一點蒙學的書(shu) ，再讀一點四書(shu) ，這些都是做人之道，它都是生命的智慧，“為(wei) 己之學”，它是有受用的。我想從(cong) 這裏開始，可不可以學一點中國文化的基本常識？去年過世的北京大學中文係的老前輩吳小如先生說過，孩子們(men) 包括大學生了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並不難，“詩、四、觀”即可，“詩”是《唐詩三百首》，“四”是《四書(shu) 》，“觀”是《古文觀止》，他說你把這三種書(shu) 背熟、理解了，大概中國文化的基礎你就有了。當然吳小如先生滿腹經綸，這隻是他說的一點點，因為(wei) 要是梁啟超先生、胡適之先生這些國故學或者國學大師們(men) ，更不用說黃侃（季剛）先生，他們(men) 有很多很多的推薦書(shu) 目，有二十幾種甚至更多種，那些作為(wei) 入門書(shu) 的話，我們(men) 現在的大學教授也受不了，經書(shu) 是很難讀的。那麽(me) 是不是可以用“詩、四、觀”作為(wei) 起點來了解一點中國文化？但中國文化更多的是要講受用。總的說，還是要在小學及經史子集基本文獻上下功夫，有積累。不知這樣能不能回答你，田訪，謝謝你。

問：很高興(xing) 問一下郭教授一個(ge) 問題，我想，現在在國內(nei) 國學研究也在做，但是基本上還是以國學為(wei) 國學，也有一些是做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對比的，我想知道在國內(nei) 哲學界，現在誰在做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融會(hui) 貫通這方麵的工作？謝謝！

答：謝謝你的問題！在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融會(hui) 貫通方麵，我們(men) 看到現在有一個(ge) 很可喜的現象，很多研究西方哲學的大家，像張祥龍教授等等，都在回歸來做中國哲學的研究。從(cong) 院校哲學來看的話，很多西方哲學的老師轉過來做中國哲學，在北大、複旦、中大、武大都有，也有一些是從(cong) 做中國哲學轉過來做西方哲學。

我們(men) 相信金克木先生所說的“比較”，他有《比較文化論集》，金克木先生也是我們(men) 武大的前輩，他是我老師的老師。他的比較文化是這麽(me) 講的，他說，所謂比較，不是一一對比，我們(men) 現在生活在這個(ge) 時代，我們(men) 研究任何一個(ge) 人物、專(zhuan) 題其實都有比較的性質，比如說我們(men) 研究朱熹、王陽明，研究孔子、孟子等等，現代中國人去做的人文學研究，其實都帶有比較的意涵和背景，所以我們(men) 不要把“比較”狹隘化，我們(men) 希望未來的青年一代一代的知識結構更好，西學和中學都學得更好。西學學得更好，中學就學得更好；中學學得更好，西學就學得更好。隻有把中國文化挖掘得越深，你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就會(hui) 越深。所以我們(men) 現在培養(yang) 人才，不再是掌握一兩(liang) 門外語就夠了，其實掌握外語的前提是母語要好，母語好，外語也好。所以之前有一段人才青黃不接的時候，中國政府要了解外界的信息，還要靠朱光潛先生、錢鍾書(shu) 先生去為(wei) 政府做翻譯，為(wei) 什麽(me) ？中西兼通才能夠真正理解。所以我們(men) 相信未來的青年更能夠像朱光潛先生、錢鍾書(shu) 先生那樣，即使達不到那個(ge) 程度，也是中西兼通的。謝謝你的提問！

問：謝謝郭先生！我有一個(ge) 問題就是，您剛才講座中說了一句話，北宋張載的四句言教“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天下開太平”。我看過一些學者對於(yu) 我們(men) 的國學的一些觀點，比如我們(men) 的國學裏麵能不能開出民主、自由的觀念？以前我看過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他也做過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所長，他的中國文化根基也很深，但是在這方麵他也持一種批評態度。他也主張，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不能開出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思想觀念來？您對這個(ge) 問題是怎麽(me) 看待的呢？

答：謝謝你的提問！李慎之先生也是我們(men) 很尊重的前輩，他生前我也向他問學過、接觸過。我的老師蕭萐父先生跟李慎之先生也心心相通。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學等等，近代西方文化的這些東(dong) 西並不是古代的西方文化直接提供的，所以基督教並不能提供現成的自由、民主，那麽(me) 我們(men) 也不能苛求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來提供直接的科學、民主。但是，基督教或者中國的儒釋道文化其實都可以提供給我們(men) 很多的東(dong) 西。

比如說，我們(men) 今天可以超越李慎之先生的認識，中國的社會(hui) 很大、政府很小、社會(hui) 自治層麵很高，中國文化中有很多的傳(chuan) 統是古希臘文化裏沒有的，對比古希臘的聖賢和中國古代的聖賢，像中國的孔子、孟子、朱子等等更多的關(guan) 愛普通老百姓。對比今天羅爾斯的《正義(yi) 論》，我們(men) 知道中國古代也有很多對弱勢群體(ti) 最大關(guan) 愛的訴求和製度，比如說荒賑、救災、養(yang) 老製度，對鰥寡孤獨和殘疾人的照顧等等。無論是從(cong) 政治哲學還是從(cong) 生命哲學來看，傳(chuan) 統不能給我們(men) 現實的人提供現成的東(dong) 西，但是，我們(men) 不能躺在傳(chuan) 統那裏罵傳(chuan) 統，否則要我們(men) 幹什麽(me) ？我們(men) 還要超越古人，創造性地轉化，來創造新的傳(chuan) 統。我相信李慎之先生也是這種看法。李慎之先生在思想史上是偏於(yu) “西”的，我們(men) 也很尊重他，但是他對“中”學的體(ti) 論還需要進一步深化。雖然他已經作古了，我們(men) 不必再苛求他，但是我相信，他如果活到今天，我們(men) 也可以跟他來討論，當時杜維明先生就跟他有一些對話，中國文化內(nei) 在的東(dong) 西不能現成的給我們(men) 自由、民主、科學等等，但是它提供了一些基礎。比如說日本，我們(men) 的理學（朱子學）成為(wei) 日本接受西學的基礎。所以都是可以結合起來的。我們(men) 不要躺在祖宗的懷抱之中，我們(men) 要創造。所以，我們(men) 也不要苛求“中”學能夠提供現成的東(dong) 西，它還需要我們(men) 來創造。不知道這樣能不能回答你？謝謝。

主持人：

謝謝郭先生！郭先生的講座非常簡明而深入地勾勒出了三位堅守著儒家精神的現代學者的行跡、交往和學術精神。今天的講座我非常受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受益。郭先生雖然講得是三位先生的行跡、交遊、學術以及他們(men) 的晚年，我想這個(ge) 過程既有史實的陳述，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事件和相關(guan) 活動裏麵，我們(men) 看到的都是他們(men) 精神的存在，包括他們(men) 最後的際遇，其實都體(ti) 現了我們(men) 中華民族的傳(chuan) 統文化中作為(wei) 儒者為(wei) 人的根本精神。

至少我有三點體(ti) 會(hui) ：第一，我感到，這些智者永遠都是超越他們(men) 當時的時代，他們(men) 所繼承的是前代的學養(yang) ，但是他們(men) 正是本著這樣的精神，才能看到人類未來應該的路向。所以他們(men) 一直是超越當時，一直是不滿足於(yu) 社會(hui) 的。在一定意義(yi) 上，甚至在我們(men) 的今天，我們(men) 麵臨(lin) 的環境，特別是在人的道德形成等方麵，好像跟孔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其實差別也不是太大；第二，應該可以看到，所有這些有成就的、影響大的學者，其實都是在以真理為(wei) 他自己生活、研究、學術的準則，而不是簡單地因生活的環境或潮流、際遇而動搖；第三，讓我感到體(ti) 現在這三位先生身上的，正如剛才郭先生用的一個(ge) 詞，叫做“正義(yi) 的衝(chong) 動”。什麽(me) 叫做“儒”？《禮記·儒行》中說：“儒有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就是不計較自己的能力夠不夠，隻要有堅定的目標，就一定要去做。雖然許慎說“儒，柔也，術士之稱”，其實儒者是柔中帶剛的。“儒”來源於(yu) “需”，儒乃人需，許慎對於(yu) “需”的說法是“雲(yun) 上有天”，出門的時候天上有雲(yun) ，雲(yun) 出來會(hui) 下雨，雨還會(hui) 停，所以最後還是要出門。真正的儒者，一定有他自己剛的一麵。

同時，從(cong) 郭先生講座中我也深深體(ti) 會(hui) 到，特別是馬一浮先生在他的《泰和會(hui) 語》裏麵講到國學有四個(ge) 特征，其中第四個(ge) 特征他講的是，我們(men) 常常說，什麽(me) 叫國學？因為(wei) 來了西學，所以我們(men) 提出國學與(yu) 之對應。馬一浮先生告訴我們(men) 不是這樣，國學是我們(men) 本心自在的，即使沒有西學，我們(men) 本來也有國學，這點是我們(men) 現在非常多的人不去注意的。隻有像馬一浮他們(men) 這樣超越時代、完全遵循真理並且保持“正義(yi) 的衝(chong) 動”的學者，才會(hui) 有這樣的見解。

剛才郭先生講座中有一句話叫做“達者古猶今”，隻有達到像郭先生這樣的造詣，才能夠把我們(men) 帶入到這樣一個(ge) 精神的世界。從(cong) 近代、現代的這樣一些學者身上，我們(men) 看到的是幾千年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

（2015年3月28日）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