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大綱》述評

作者：郭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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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北京日報》2015年9月28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十七日戊戌

         耶穌2017年7月10日

《國史大綱》是一部簡要的中國通史，用大學教科書(shu) 的體(ti) 例寫(xie) 成。內(nei) 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紀中葉之中國曆史的演變發展，尤其是經濟與(yu) 社會(hui) 、政治製度、學術思想的狀況及其相互影響。全書(shu) （修訂二版）八編46章，共53萬(wan) 字。全書(shu) 力求通貫，便於(yu) 讀者理解中國曆史上治亂(luan) 盛衰的原因和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根據。

本書(shu) 成於(yu) 艱苦的抗戰年代，作者的憂患之情躍然紙上。是書(shu) 於(yu) 1940年6月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成為(wei) 各大學的曆史教科書(shu) ，風行全國，對學生積極抗戰，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積極作用。1974年由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修訂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訂本。1994年6月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印製修訂二版本，後又多次重印。本書(shu) 亦收入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之《錢賓四先生全集》。

著者錢穆先生（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原名恩鑅，字賓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貧苦，幼時喪(sang) 父，中學畢業(ye) 即無力求學，以自學名家。原任中小學教師，1930年後執教於(yu) 高等學府，曆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等校教授，創辦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其代表著作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係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政學私言》、《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通義(yi)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等。著者畢生著書(shu) 70餘(yu) 種，約1400萬(wan) 字。著者在中國文化與(yu) 中國曆史的通論方麵，多有創獲，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liang) 漢經學、宋明理學、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

《國史大綱》的《引論》甚為(wei) 重要，建議讀者反複誦讀。《引論》表達了著者的文化觀、曆史觀與(yu) 方法論。他指出，研究曆史，撰寫(xie) 中國通史的目的在於(yu) ：（1）能將我國民族以往文化演進的真相明白示人，為(wei) 一般有誌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hui) 文化思想種種演變的人們(men) 提供所必要的知識。（2）應能在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今中國種種複雜難解的問題，為(wei) 一般有誌革新現實的人所必備參考。前者在於(yu) 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為(wei) 全部曆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於(yu) 消極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為(wei) 改進當前方案所本。這是錢先生撰寫(xie) 此書(shu) 的主旨。

錢先生指出，研究中國曆史的第一個(ge) 任務，在於(yu) 能在國家民族內(nei) 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中國曆史的演進，其基本精神表現在學術思想文化演進上是和平與(yu) 大同，協調與(yu) 融化，這與(yu) 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錢先生痛切警告：國人懶於(yu) 探尋國史真諦，而勇於(yu) 依據他人之說，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他反複強調中西文化演進不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曆史來套用中國曆史，必須肯定不同國家民族之間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以及文化價(jia) 值的相對性。顯然，錢先生是針對全盤西化思潮，針對疑古學派、史料學派，有感而發的。

著者以獨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時代的變遷，如戰國學術思想的變動，秦漢政治製度的變動，三國魏晉社會(hui) 經濟的變動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xing) 起”，第八章西漢“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十章東(dong) 漢“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關(guan) 於(yu) 田製、兵製、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關(guan) 於(yu) 唐代政治機構與(yu) 社會(hui) 情態，第三十二章關(guan) 於(yu) 北宋士大夫的自覺與(yu) 政治革新運動，第三十八至四十章關(guan) 於(yu) 唐至明代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見識。本書(shu) 著者能由一個(ge) 問題延伸一兩(liang) 千年，由一點擴大到全麵，係統梳理。如田製，能將兩(liang) 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liang) 稅法，合成一個(ge) 整體(ti) 。

著者揚棄了近代史學研究中的傳(chuan) 統記誦派、革新宣傳(chuan) 派和科學考訂派，分析了其見弊得失。著者認為(wei) ，史學不等於(yu) 技術，不等於(yu) 曆史知識與(yu) 曆史材料，不能純為(wei) 一書(shu) 本文字之學；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做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曆史研究；史學一定要與(yu) 當身現實相關(guan) ，但又不能急於(yu) 聯係現實，不是宣傳(chuan) 口號與(yu) 改革現實之工具。他強調對於(yu) 本民族曆史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對其以往曆史無所了解，缺乏起碼的尊重，此必成為(wei) 無文化的民族，無曆史意識與(yu) 智慧的民族。他主張努力開掘國家民族內(nei) 部自身獨特的曆史文化資源和內(nei) 在的生機、動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國家民族背後的文化精神，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

近代史學諸流派在政治製度、學術思想和社會(hui) 經濟三方麵研究的結論大體(ti) 上是：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曆史是專(zhuan) 製黑暗的曆史；在文化上，秦漢以後兩(liang) 千年，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沒有進步，或把當前的病態歸罪於(yu) 孔子、老子；在社會(hui) 經濟上，中國秦漢以後的社會(hui) 經濟是落後的。

錢穆先生的通史研究在立論的標準上反對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識為(wei) 依據，主張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曆史發展的個(ge) 性與(yu) 特性。他又以整體(ti) 與(yu) 動態的方法，把國史看作是一不斷變動的曆程。他認為(wei) ，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hui) 經濟、政治製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就政治製度而言，綜觀國史，政治演進經曆了三個(ge) 階段，由封建（分封）統一到郡縣的統一（這在秦漢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組成的政府演變為(wei) 士人政府（這自西漢中葉以後到東(dong) 漢完成），由士族門第再度變為(wei) 科舉(ju) 競選（這在隋唐兩(liang) 代完成），考試和選舉(ju) 成為(wei) 維持中國曆代政府綱紀的兩(liang) 大骨幹。錢穆十分注意中國行政官吏選拔製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權力與(yu) 四民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就學術思想而言，秦以後的學術，不僅(jin) 從(cong) 宗教勢力下脫離，也從(cong) 政治勢力下獨立，淵源於(yu) 晚周先秦，遞衍至秦漢隋唐，一脈相承，曆久不衰。北宋學術的興(xing) 起，實際上是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hui) 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的新氣象。就經濟而言，秦漢以後的進步表現在經濟地域的逐漸擴大，而經濟發展與(yu) 文化傳(chuan) 播、政治建設逐漸平等相伴而行，盡管在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趨勢是在和平中向前發展。

錢穆先生認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後有一個(ge) 思想觀念存在。在學術思想指導下，秦以後的政治社會(hui) 朝著一個(ge) 合理的方向進行。如銓選與(yu) 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宗旨所致。在全國民眾(zhong) 中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在這個(ge) 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yu) 國家，有成績者可以升遷。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ti) 現。秦漢以後的政治，大體(ti) 按照這一方向演進。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專(zhuan) 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wei) 入仕唯一正途。此後，學術地位超然於(yu) 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三國兩(liang) 晉時期統一的政府滅亡，然而東(dong) 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的理論仍然延續兩(liang) 漢。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統一無異證明，中國曆史雖然經曆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luan) ，其背後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錢穆所講的這種精神力量是以儒家為(wei) 主的優(you) 秀文化傳(chuan) 統，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即“生力”。

錢先生也分析了阻礙中國曆史發展的“病態”。如中唐以後的社會(hui) 是一個(ge) 平鋪散漫的社會(hui) ，政治仍為(wei) 一種和平大一統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會(hui) 與(yu) 政府之間的相隔太遠，容易招致王室與(yu) 政府的驕縱與(yu) 專(zhuan) 擅。又如社會(hui) 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yu) 平等，然而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賴於(yu) 政府，而民間又苦於(yu) 不能自振。再如政府與(yu) 民間溝通在於(yu) 科舉(ju) ，科舉(ju) 為(wei) 官後出現腐敗等。這都是中唐以後的病態。宋儒講學主要是針對這種種病態而發。然而宋以後不能自救，中國政治進一步遭到損害。明代廢除宰相，尊君權，以及清朝統治，皆背離了傳(chuan) 統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這些都是中國曆史中的病態。

挽救這些病態則需要一種“更生”。這種更生是國家民族內(nei) 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的發舒與(yu) 成長。錢先生認為(wei) ，我民族數百世血液澆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了生機，不僅(jin) 能挽救自身病態，而且能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爭(zheng) 取光輝的前途。

我們(men) 還需指出的是，由於(yu) 特殊的抗戰背景，本書(shu) 在布局上詳於(yu) 漢唐而略於(yu) 遼金元清，詳於(yu) 中原而略於(yu) 周邊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詳於(yu) 製度而略於(yu) 人事，詳於(yu) 文化而略於(yu) 戰爭(zheng) ，在詞句上不用太平天國而用“洪楊之亂(luan) ”。體(ti) 察著者的初衷，大約他內(nei) 在的情結是：如果治亂(luan) 不分，內(nei) 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國豈不是可以根據遼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順地擁有與(yu) 統治我廣土眾(zhong) 民嗎？[1]盡管我們(men) 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讀這部書(shu) ，我們(men) 不能不跳出漢族中心主義(yi) 、華夏中心主義(yi) 和正統史觀的立場，肯定周邊兄弟民族入主中原，與(yu) 漢民族一道治理國家，給中國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上起了積極的作用。中華民族的曆史，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錢穆先生的這部著作代表了他的通史研究，這與(yu) 他有關(guan) 部門史（如政治史、學術史、文化史）及曆史人物、曆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與(yu) 他有關(guan) 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中國曆史研究方法的探討，亦相互發明。通過本書(shu) ，我們(men) 可以了解錢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與(yu) 史識、智慧與(yu) 功力之互動。

以上我們(men) 簡略地述介了本書(shu) 。為(wei) 了方便讀者理解本書(shu) ，我們(men) 不妨延伸介紹錢先生的曆史文化觀、中西文比比較觀。錢先生所有研究都環繞著一個(ge) 中心而展開，這個(ge) 中心就是中國文化問題。他對中國文化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下麵幾個(ge) 方麵。

錢先生從(cong) 曆史出發揭示中國民族文化的風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在他看來，曆史、民族、文化有三個(ge) 名詞，實質為(wei) 一。民族並不是自然存在，自然隻是生育人類，而不能生育民族。他指出：“民族精神，乃是自然與(yu) 文化意識融合而始有的一種精神，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曆史精神。隻有中國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偉(wei) 大的中國民族來。若這一個(ge) 民族的文化消滅了，這個(ge) 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2]足見一國家的基礎建立在其民族與(yu) 傳(chuan) 統文化上。文化是人類群體(ti) 生活之總稱，文化的主體(ti) 即民族。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物質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

民族精神是族類生活的靈魂和核心。沒有這一靈魂，就沒有族類的存在，而民族的精神乃是通過曆史、文化展開出來。中國曆史文化的精神就是使中華民族五千年一以貫之、長久不衰的精神，是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識的中心，並貫穿、滲透、表現在不同的文化領域中。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各領域之上，是在民族文化長期熏陶、教化、培育中形成的，具有深刻內(nei) 在特點的心理素質、思維方式、價(jia) 值取向，是民族的性格與(yu) 風貌，是民族文化的本質體(ti) 現，是民族意識的精華，是整個(ge) 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民族共同體(ti) 的共同信仰與(yu) 靈魂，是我們(men) 民族自強不息的動力與(yu) 源頭活水。錢先生把中國民族精神的內(nei) 涵歸結為(wei) ：㈠、人文精神，包括：人文化成、天下一家，人為(wei) 本位、道德中心，天人合一、性道一體(ti) ，心與(yu) 理一、用由體(ti) 來。㈡、融和精神，包括：民族融和，文化融和，國民性格----和合性。㈢、曆史精神，包括：曆史是各別自我的，以人為(wei) 中心的曆史意識，溫情與(yu) 敬意的心態等等。總之，民族精神、曆史精神、文化精神是一致的。[3]

他對文化定義(yi) 、結構作了界定，指出：“文化隻是人生，隻是人類的生活。”[4]他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問題應具有的健康心態、觀點與(yu) 方法，包括：從(cong) 曆史與(yu) 哲學相結合的角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必須善於(yu) 辨別異同；討論文化必須從(cong) 大處著眼，不可單看其細節；討論文化要自其匯通處看，不應專(zhuan) 就其分別處看；討論文化也應懂得從(cong) 遠處看，不可專(zhuan) 自近處看；討論文化也應自其優(you) 點與(yu) 長處看，不當隻從(cong) 其劣點與(yu) 短處看等等。這是錢先生針對五四以降文化研究的偏頗而提出的。

五四以來，我國學者圍繞著中國文化的新舊遞嬗展開了論戰。中西文化比較是錢先生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從(cong) 地理環境、生活方式的不同出發，把世界文化分為(wei) 遊牧文化、商業(ye) 文化和農(nong) 耕文化，又指出實質上隻有遊牧與(yu) 商業(ye) 文化和農(nong) 耕文化兩(liang) 種類型。在他看來，西方文化屬於(yu) 商業(ye) 文化，中國文化屬於(yu) 農(nong) 耕文化。商業(ye) 文化與(yu) 農(nong) 耕文化的不同，實質上就是西方文化與(yu) 中國文化之間的不同。具體(ti) 表現為(wei) ：㈠、安足靜定與(yu) 富強動進的不同。中國農(nong) 耕文化是自給自足，而西方商業(ye) 文化需要向外推拓，要吸收外來營養(yang) 維持自己。農(nong) 耕文化是安穩的、保守的，商業(ye) 文化是變動的、進取的。前者是趨向於(yu) 安足性的文化，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強。後者是趨向於(yu) 富強性的文化，是富而不足，強而不安。㈡、內(nei) 傾(qing) 型和外傾(qing) 型的不同。農(nong) 業(ye) 文化起於(yu) 內(nei) 在的自足，故常內(nei) 傾(qing) ，商業(ye) 文化起於(yu) 內(nei) 不足，故常外傾(qing) 。“內(nei) 傾(qing) 型文化常看世界是內(nei) 外協一，因其內(nei) 自足，而誤認為(wei) 外亦自足”；外傾(qing) 型文化“常看世界成為(wei) 內(nei) 外兩(liang) 敵對。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5]㈢、和合性與(yu) 分別性的不同。中國文化重視“和合性”，和內(nei) 外，和物我；西方人則強調“分別”，分內(nei) 外，別物我。

在文化比較中，錢先生隻強調兩(liang) 種文化的不同，並沒有簡單判定優(you) 劣高下。他指出：“我們(men) 講文化沒有一個(ge) 純理論的是非。東(dong) 方人的性格與(yu) 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沒有一個(ge) 純理論的是非，來判定他們(men) 誰對誰不對。隻能說我們(men) 東(dong) 方人比較喜歡這樣，西方人比較喜歡那樣。”“我們(men) 今天以後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從(cong) 所好的路。你從(cong) 你所好，我從(cong) 我所好，並不主張文化一元論，並不主張在西方、東(dong) 方、印度、阿拉伯各種文化內(nei) 任擇其一，奉為(wei) 全世界人類做為(wei) 唯一標準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這個(ge) 世界了，而是要各從(cong) 所好。”“在理論上，我很難講中國文化高過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說，西方文化未必高過了中國文化。因為(wei) 兩(liang) 種文化在本質上不同......將來的世界要成一個(ge) 大的世界，有中國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歐洲人，有非洲人......各從(cong) 所好。各個(ge) 文化發展，而能不相衝(chong) 突，又能調和凝結。我想我們(men) 最先應該做到這一步。我不反對西方，但亦不主張一切追隨西方。我對文化的觀點是如此。”[6]上引錢先生反對西方文化一元論和中國文化一元論的觀點，並不意味著錢先生主張文化相對主義(yi) 。他針對“西方中心論”提出相容互尊、多元共處，反對絕對主義(yi) 的價(jia) 值評價(jia) 。錢先生不是為(wei) 比較而比較，他的文化比較，是著眼於(yu) 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前景的。

錢先生通過中西文化比較，展望未來世界文化的格局是多元共處、各從(cong) 所好、不相衝(chong) 突、調和凝結。他特別提出了“集異建同”的觀點。他說：“世界文化之創興(xing) ，首在現有各地各體(ti) 係之各別文化，能相互承認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類曆史上多彩多姿各別創造的文化傳(chuan) 統，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後能異中求同，同中見異，又能集異建同，采納現世界各民族相異文化優(you) 點，來會(hui) 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該是一條正路。若定要標舉(ju) 某一文化體(ti) 係，奉為(wei) 共同圭臬，硬說惟此是最優(you) 秀者，而強人必從(cong) 。竊恐此路難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種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們(men) 能發揚自己文化傳(chuan) 統，正可對將來世界文化貢獻。我能堂堂地做一個(ge) 中國人，才有資格參加做世界人。毀滅了各民族，何來有世界人？毀滅了各民族文化，又何來有世界文化？”[7]錢先生在這裏提出的“集異建同”的思想，較一般所謂“察異觀同”更為(wei) 深刻。世界文化的前景，絕不抹煞、消融各民族文化之異（個(ge) 性）；相反，世界文化的發展，隻可能建立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優(you) 長，發揚其差異的基礎上。

錢先生不僅(jin) 僅(jin) 是一位專(zhuan) 才，一位學問家，一位史學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是現代新儒家思潮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學術著作和講演不僅(jin) 僅(jin) 有學術的、學理的價(jia) 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誨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個(ge) 的身心，捍衛、弘揚我們(men) 中華民族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精華，抗拒著工業(ye) 化、商業(ye) 化的現代社會(hui) 對人性的肢解，抗拒著歐風美雨狂飆突進時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負著“為(wei) 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是我們(men) 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錢穆一生把為(wei) 學與(yu) 做人緊密地結合起來，更強調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個(ge)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說：“數十年孤陋窮餓，於(yu) 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xiang) 僻，未嚐敢一日廢學。雖經亂(luan) 離困厄，未嚐敢一日頹其誌。雖或名利當前，未嚐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嚐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嚐或忘先儒之榘鑊，時切其向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嚐不於(yu) 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8]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華民族危亡和中國文化日漸衰弱的年代中渡過的。他不辭辛勞地講學、辦學、教書(shu) 育人、著書(shu) 立說，把全部的愛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wei) 業(ye) 。

他一生與(yu) 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共終始。他說：“餘(yu) 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之深博偉(wei) 大，所知甚淺。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於(yu) 今茲(zi) ，從(cong) 未後人。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guan) 條約台灣割讓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民國元年，我即在鄉(xiang) 村小學教書(shu) 。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shu) ，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我之演講，則皆是從(cong) 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yu) 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9]因此，他的著作的字裏行間浸透了血和淚，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曆史意識，充滿了對過去的思念與(yu) 敬意，對未來的企盼與(yu) 信心。麵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困境，即價(jia) 值係統的崩潰，意義(yi) 結構的解體(ti) 、自我意識的喪(sang) 失、精神世界的危機，錢先生的生命的呼應與(yu) 存在的實感，化成他的學問、業(ye) 績、演講、著作，苦心孤詣，感天撼地。他的學問與(yu) 他的生命渾成一體(ti) ！

錢先生的這部著作影響了三代學人，堪稱名著。錢先生的史觀與(yu) 治史方法，我們(men) 不難從(cong) 他的著名學生嚴(yan) 耕望、餘(yu) 英時等史學家的著作中找到史影。

建議本書(shu) 讀者配讀錢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文化史導論》，其修訂本有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4年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