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忠德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與(yu) 價(jia) 值審視——唐宋之際儒家政治與(yu) 道德之忠失序與(yu) 失範的主要表征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學術探索》2017年第6期，有刪改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廿六日戊寅

          耶穌2017年6月20日

摘要：唐宋之際是中國曆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這個(ge) 時期由於(yu) 佛教和道教的發展與(yu) 繁榮，對傳(chuan) 統儒家忠德造成了極大的衝(chong) 擊，在政治和道德領域表現得最為(wei) 明顯。在政治領域方麵，儒家忠德失序的主要表征為(wei) ：（1）宦官幹政，不忠不義(yi) ，導致國破家亡；（2）藩鎮割據，擁兵自重，導致國家分裂，百姓遭殃；（3）權臣黨(dang) 爭(zheng) ，不以國為(wei) 重，以自我利益或者集團為(wei) 中心，導致國家政局動蕩，社會(hui) 秩序混亂(luan) 。皇帝棄忠和人臣不忠是儒家忠德失範在道德領域的重要體(ti) 現。唐宋之際政治之忠的失序與(yu) 道德之忠的失範，為(wei) 宋代理學之忠尤其是朱熹集大成地構建忠德理論奠定了社會(hui) 曆史條件。審視朱熹忠德思想的價(jia) 值，對社會(hui) 主義(yi) 道德建設和忠德養(yang) 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yi) 和實踐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朱熹忠德；儒家忠德；政治失序；道德失範

忠德是儒家忠德道德規範。儒家把它當成是“六德”之一，“六德”即“知、仁、聖、義(yi) 、忠、和”（《周禮·地官司徒》）。《左傳(chuan) 》還把“忠”列為(wei) “八元”之首，即“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孔子稱“忠”為(wei) “四教”之一，即“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有時候儒家也把“忠”當作“仁”來看待，認為(wei) 是全德。《左傳(chuan) 》說：“忠為(wei) 令德”（《左傳(chuan) ·昭公十年》）。總之，“忠德”的內(nei) 涵豐(feng) 富多彩，這正如孔祥林先生所說的那樣，品德高尚的人被稱為(wei) 忠人、忠士、忠友，死後被稱為(wei) 忠魂、忠靈、忠骸、忠骨，優(you) 秀的品格被稱為(wei) 忠介、忠良、忠孝、忠公、忠允、忠正、忠壯、忠勇、忠直、忠果、忠厚、忠固、忠恪、忠勁、忠貞、忠耿、忠廉、忠義(yi) 、忠勤、忠敏、忠惠、忠敬、忠肅、忠謹、忠恕、忠信、忠粹、忠儉(jian) 、忠賢……幾乎人類的一切美德都可以和“忠”聯係在一起。可以說，“忠”在中華民族心目中近乎是第一美德。[i] 但是，儒家忠德在唐宋之際由於(yu) 佛教和道教的衝(chong) 擊，儒家忠德卻嚴(yan) 重失序和失範，主要的表征體(ti) 現在政治與(yu) 道德兩(liang) 個(ge) 方麵。

一、儒家政治之忠失序的主要表征

唐宋變革[ii]，主要指安史之亂(luan) 之後，經過五代十國，到南宋[iii]滅亡近四百年的曆史。這四百年，中國的經濟製度、軍(jun) 事製度、文化政策、土地政策等都發生了一係列的變化。如兩(liang) 稅法取代租庸調製，募兵製取代府兵製、均田農(nong) 民變為(wei) 地主的佃農(nong) ，租佃製的盛行，人身依附關(guan) 係大大緩解。早在明代就有學者指出：“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三：鴻荒一變而為(wei) 唐虞，以至於(yu) 周，七國為(wei) 極；再變而為(wei) 漢，以至於(yu) 唐，五季為(wei) 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今國家之製，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yu) 宋近乎？非慕宋而樂(le) 趨之，而勢固然已。”（陳邦瞻：《曆代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敘》）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也說：“唐代之時可分為(wei) 前後兩(liang) 期，前期結束南北相承之舊局麵，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麵，關(guan) 於(yu) 政治社會(hui) 經濟者如此，關(guan) 於(yu) 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iv]限於(yu) 本課題的研究範圍，筆者談到唐變革之際，主要是從(cong) 中唐到朱熹時代這段曆史。

從(cong) 公元878年唐末黃巢起義(yi) 以來，至宋朝朱熹的時代，近三百多年的曆史中，政治局麵一直是動蕩不安。唐末黃巢起義(yi) ，波及大半個(ge) 中國，沉重地打擊了唐朝政權。公元905年朱溫廢除唐皇帝，自立為(wei) 王，建立後梁，進入五代十國時期。五代時期政權也跌宕起伏，頻繁更替，後梁之後經曆後唐、後晉、後漢和後周政權，最後趙匡胤於(yu) 公元960年建立宋朝。

唐宋政治的秩序表現是多方麵的，不忠是政治失序最為(wei) 根本的表現形式。宦官決(jue) 定皇帝的廢立、藩鎮諸侯決(jue) 定中央政權的穩定、最終導致農(nong) 民起義(yi) 。具體(ti) 說來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宦官幹政，不忠不義(yi) ，導致國破家亡。宦官的本職原是侍奉皇帝起居、管理後宮事務，但由於(yu) 他們(men) 具有親(qin) 近皇帝的特殊身份與(yu) 地位，在古代宮廷中始終是一支潛在的特殊政治力量。[v]中西方宮廷中都出現過宦官，如古羅馬、拜占庭帝國等。朱誠如先生主編的《中國皇帝製度》一書(shu) 認為(wei) ，在我國古代，最早役使閹人的，大概始於(yu) 商代。商代統治者曾將戰爭(zheng) 中俘獲的羌人，經閹割後加以役使。在甲骨文中也有像以刀割去男子生殖器形狀的文字。但那時候為(wei) 什麽(me) 要對俘虜施加這樣殘酷的刑罰，史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大約是因為(wei) 男人被閹割了生機之後，無論是從(cong) 體(ti) 力上還是精神上，其反抗力度大大削弱了的原因所致。而且還可以就此絕其後嗣，免除後患，更便於(yu) 奴役。[vi]到了周代，宮廷中正式使用閹割的人服役。《周禮·天官·序言》中說：“酒人，奄十人。”鄭玄注：“奄，精氣閉藏者，今之謂宦人。”由此，我們(men) 大致可以知道，周代在宮廷中使用閹割的人服役逐漸增多。宦官製度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最為(wei) 醜(chou) 陋的事件之一。中國的宦官製度徹底被廢除直到1924年馮(feng) 玉祥指派鹿鍾麟將末代皇帝溥儀(yi) 趕出紫禁城，他移居天津，不能再帶宦官，這才結束了中國曆史上的宦官製度。[vii]宦官因為(wei) 接近權力中心，一旦皇帝懦弱，宦官就很容易把持朝政。秦代的趙高篡權、漢代末年十常侍亂(luan) 政、唐末宦官專(zhuan) 權、明末宦官幹政都是典型。

從(cong) 政治倫(lun) 理的角度來說，宦官是天子的家奴。但是，唐代後期宦官不僅(jin) 參與(yu) 國家重大政治決(jue) 策和日常行政實踐，而且還可以決(jue) 定皇帝的存廢。宦官自稱是定策（立某人為(wei) 帝）國老（元勳），皇帝算是門生（進士考試及格對考試官自稱門生）。[viii]君臣之間的秩序完全顛倒，忠德作為(wei) 一種道德德性和倫(lun) 理規範，在晚唐五代遭到嚴(yan) 重踐踏。晚唐自唐穆宗李恒到唐哀帝李柷九位皇帝，除了朱全忠廢除殺死哀帝李柷之外，其他八位皇帝都是由宦官擁立。他們(men) 分別是：宦官王守澄立李恒（唐穆宗）、李湛（唐敬宗）、李昂（唐文宗），宦官仇士良立李炎（唐武宗），宦官馬元贄立李忱（唐宣宗），宦官王宗實立李漼（唐懿宗），宦官立李儼(yan) （唐熹宗），宦官楊複恭立李曄（唐昭宗）。[ix]唐文宗李昂哀歎說：“赧、獻受製強臣，今朕受製家奴。”（《新唐書(shu) ·宦者上》卷二百0七））唐末期宦官幹政，最終導致唐朝滅亡。

五代十國時期雖然國家沒有統一，但是宦官幹政也毫不遜色。最為(wei) 突出的就是南漢（907-971年）割據政權。南漢皇帝劉繼興(xing) （劉鋹）非常寵幸宦官龔澄樞、陳延壽，幾乎是言聽計從(cong) 。更為(wei) 荒謬的是，凡是賢能之人，或者考中進士的人想在朝中得到重用，必須先閹割。“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新五代史·南漢世家》卷六十五）。在南漢皇帝劉繼興(xing) 看來，“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新五代史·南漢世家》卷六十五）他認為(wei) ，一個(ge) 男人想忠於(yu) 皇帝，就應當被閹割，不受家庭束縛，一心忠於(yu) 皇帝。南漢幾乎是一個(ge) 宦官當政的割據政權。南漢有宦官二萬(wan) 多名，當時南漢宮詞流行這兩(liang) 句：“莫怪宮人誇對食，尚衣（代指宦官）多半狀元郎。”[x]可以說，南漢自劉隱取得兩(liang) 廣六十餘(yu) 州的廣大地區建立政權之後，其子孫後代當政者個(ge) 個(ge) 都是暴君，直到公元971年趙匡胤滅掉南漢政權。

從(cong) 曆史上看，宦官幹政有時候表現明顯，有時候表現比較隱伏。但是，宦官幹政一直在各個(ge) 朝代都是存在的。唐朝滅亡與(yu) 宦官幹政密切相連。五代十國割據政權的混亂(luan) 與(yu) 宦官幹政有關(guan) 。北宋雖然是由武人出身的趙匡胤建立，盡管他時時警惕武人和宦官幹政，訂立重文輕武的國策。但是，宦官幹政的事實依然存在。

北宋最大的宦官是童貫（1054-1126年），子道夫，蔡京通過巴結他而為(wei) 相，被稱為(wei) “六賊”之一。他作為(wei) 太監，曾經領樞密院，掌握兵權達二十年之久，人稱“媼相”[xi]。他在樞密院期間，劣跡斑斑。宋軍(jun) 第一次攻遼以戰敗告終就是他領導的。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他攻遼失敗，就乞求金國攻打燕京（今北京），他再以百萬(wan) 元貫贖回燕京等空城，回朝廷居功自傲，鼓吹自己收複失地之功。就是這樣惡貫滿盈的宦官，居然是中國曆史上擁兵時間最長、掌握軍(jun) 權最大、爵位最高的宦官。他因為(wei) 鎮壓方臘起義(yi) 有功，升加太師銜，封為(wei) 楚國公，後被封為(wei) 廣陽郡王，是曆史上唯一一位被冊(ce) 封為(wei) 王的大宦官。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金兵南侵，宋欽宗任命他為(wei) 東(dong) 京（今開封）留守以抗金，他不但拒絕這一任命，而且在東(dong) 京急需援軍(jun) 抗金兵之際，他居然率領數萬(wan) 朝廷精銳部隊追隨宋徽宗南逃。八月，宋欽宗下詔在南雄州（今廣東(dong) 南雄）將其斬首。九月，函首至東(dong) 京，梟首示眾(zhong) ，終年73歲。《宋史》將其列為(wei) “奸臣”。

此外，大宦官梁師成（？—1126年）直接導致北宋滅亡。梁師成，子守道。他於(yu)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升任武官最高軍(jun) 銜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又升為(wei) “使相”，炙手可熱，權傾(qing) 朝野。被人稱為(wei) “隱相”（《宋史·梁師成傳(chuan) 》卷四百六十八）。他和宰相王黼內(nei) 外勾結，共同把持朝政。他們(men) 一個(ge) 最大的失策就是任用譚稹為(wei) 宣武使。譚稹因為(wei) 容納金朝叛將張覺而成為(wei) 金朝攻打宋朝的借口，這加速了北宋的滅亡。[xii]北宋滅亡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宦官幹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總之，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宦官幹政導致的後果基本上是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唐中葉至朱熹時代，宦官幹政造成的後果也是如此。朱熹作為(wei) 理學集大成者，這些問題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所以，在朱熹看來，忠誠、誠心或者說正心、誠意就成為(wei) 一個(ge) 人應具有的基本的德性之一。

第二，藩鎮割據，擁兵自重，導致國家分裂，百姓遭殃。地方勢力強大到足夠對抗中央政權的時候，國家的政局就很難穩定。先秦“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地方諸侯國架空周王室，這是地方勢力對抗中央政府的第一次曆史表演。漢代晁錯削藩，最後自己被腰斬於(yu) 市，也是地方勢力對抗中央政府的表現。西晉的“八王之亂(luan) ”也是如此。唐代藩鎮[xiii]勢力在“安史之亂(luan) ”達到頂峰，但是在這之後，藩鎮勢力一直很強大，中央政府對此也是有心無力。五代十國，表麵上是藩鎮割據勢力自立為(wei) 王的形式，實際是唐代藩鎮割據勢力的延續。直到趙匡胤建立宋朝，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政治謀劃，加強中央集權，地方藩鎮割據政權對抗中央政府的現象才暫時停止。

藩鎮對抗中央政府，在政治倫(lun) 理上就是不忠。有的地方割據勢力直接掌控中央政府的政治決(jue) 策。割據勢力，並沒有全局性、大一統的意識，他們(men) 隻是把利益局限在自己的轄區範圍之內(nei) 。

此外，唐末很多的藩鎮將領多出身流氓無賴，有的甚至是販賣私鹽出身的。如吳越藩將錢鏐（852-932年，字具美，也作巨美）。他“不喜事生業(ye) ，以販鹽為(wei) 盜”（《新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傳(chuan) 》）卷六十七）。因為(wei) 剿滅黃巢起義(yi) 有功，被授鎮海節度使。再如淮南節度使楊行密（852-905年），身材魁梧，膂力過人，先為(wei) 盜賊，後他應募為(wei) 州兵，鎮守朔方（今寧夏靈武），升為(wei) 隊長。[xiv]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唐朝政府授楊行密為(wei) 淮南節度使，他四處掠地攻城，“自淮以南、江以東(dong) 諸州皆下之”（《新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傳(chuan) 》）卷六十一）。

藩鎮割據對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的破壞作用，導致國家分裂，百姓遭殃。藩鎮割據，藩將隻是局限於(yu) 自己的轄區，沒有全局的眼光和大一統的意識。他們(men) 隻重視轄區的百姓對自己的私忠，而沒有大忠、大義(yi) 的意識。

軍(jun) 人黥麵製度是其政治控製的一個(ge) 重要手段之一。如朱全忠取得政權之後，強迫農(nong) 民當兵臉上刻字，記明君號，以防止士兵逃亡。劉仁恭（即盧龍節度使），強迫境內(nei) 15至70歲之間的男子當兵，平民臉上刻定霸都（軍(jun) ）三字。文士腕臂部要刻上“一心事主”四個(ge) 字，得20萬(wan) 之眾(zhong) 。[xv]

嚴(yan) 酷的刑法是地方割據勢力控製百姓的又一個(ge) 最重要的手段。五代十國的地方割據勢力更是如此。範文瀾說：“五代君主，全是野蠻武夫，殺人看作娛樂(le) ，民命輕似草芥，各朝法律，即使略有出入，殘暴大體(ti) 類似。”[xvi]石敬瑭（892-942年）就是典型。他是五代最為(wei) 殘暴的皇帝，製定的法律規定，凡是強盜被捉，不論財物多少，一律處死。男女無論是強奸和通奸，也一律處死。最為(wei) 可恥的是他自己為(wei) 了當皇帝，賣國求榮，居然割讓燕雲(yun) 十六州給契丹。[xvii]再如劉䶮（889-942年），原名劉陟，建立南漢，他好行苛虐，酷愛殺人。“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舊五代史·吳世家·劉陟傳(chuan) 》）卷一百三十五）他還生活奢靡，“厚自奉養(yang) ，廣務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li) 。”（《舊五代史·吳世家·劉陟傳(chuan) 》）卷一百三十五）由於(yu) 五代割據政權的統治者殘暴，大量農(nong) 民被枉死，生產(chan) 力遭到極大的破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第三，權臣黨(dang) 爭(zheng) ，不以國為(wei) 重，以自我利益或者集團為(wei) 中心，導致國家政局動蕩，社會(hui) 秩序混亂(luan) 。權臣不忠的行為(wei) ，在中唐以來就時時發生，如中唐出現的牛李朋黨(dang) 之爭(zheng) 。這大量消耗了國家財力、人力、物力，導致國家政局不穩。牛李朋黨(dang) 之爭(zheng) 主要的矛盾是李德裕（787-850年）和牛增孺（780-848年）之間為(wei) 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明爭(zheng) 暗鬥，相互傾(qing) 軋達四十年之久，導致整個(ge) 朝局不穩定。唐文宗李昂無不感歎說：“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dang) 實難。”（《舊唐書(shu) ·李宗閔傳(chuan) 》卷一百七十六）中唐之後的黨(dang) 爭(zheng) 一直延續到宋代，到朱熹時代還依然存在。

南宋秦檜（1090-1155年）當政，主張議和。朱熹的父親(qin) 朱鬆（1097-1143年）為(wei) 人耿直，反對議和，就被秦檜一黨(dang) 排斥出中央政府，出知饒州。秦檜為(wei) 了議和，陷害忠良如朱鬆、嶽飛、張俊等。他為(wei) 了專(zhuan) 權，結黨(dang) 營私，貪汙舞弊，作惡多端。秦檜“開門受賄，富敵於(yu) 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宋史·秦檜傳(chuan) 》卷四七三）

朱熹十一歲跟隨父親(qin) 學習(xi) ，因為(wei) 這時候朱鬆罷官回建陽寓所，有時間教育朱熹。朱熹的父親(qin) 是羅從(cong) 彥的弟子，羅又是楊時的弟子，楊時又是二程的弟子。如此算來，朱鬆是二程的三傳(chuan) 弟子。朱鬆對朱熹的影響很大。黃榦在《朱子行狀》中記載說：“自韋齋（朱鬆，號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yu) 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

由此可見，朱熹受父親(qin) 的影響之大，所以他自己也說“受學於(yu) 家庭”（王懋竑：《朱子年譜》卷一上）。盡管朱鬆在朱熹十四的時候就病逝了。但是依據道德發展心理學的理論，一個(ge) 人在十四的時候，道德就已經成熟了。因此，朱鬆被秦檜貶斥，這不能不對朱熹產(chan) 生影響。這對他日後提出德性之忠，提供了早期的經驗和人生體(ti) 驗。

宦官幹政、藩鎮割據和權臣黨(dang) 爭(zheng) 導致國家四分五裂，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這些社會(hui) 現實讓朱熹看到了忠德的價(jia) 值。所以，後來朱熹在理學縝密的邏輯基礎上，提出“盡己之謂忠”的理論是對這一現實問題的理論回應和概括。他認為(wei) ，忠不僅(jin) 僅(jin) 是政治道德，而是“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都應當秉持的德性。

二、儒家道德之忠失範的主要表征

正如羅貫中在《三國演義(yi) 》開場白所說的那樣，中國的曆史似乎在走一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xviii]的怪圈。秦漢[xix]統一了自春秋戰國以來列國紛爭(zheng) 的局麵。隋唐又結束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長達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麵。唐末五代十國，諸侯割據，宋朝政府的建立者趙匡胤帶領他的集團，也試圖統一中國。隻是因為(wei) 軍(jun) 事實力、財政能力和製度上的局限和缺陷，沒有實現全國統一。德國學者迪特·庫恩說：“從(cong) 軍(jun) 事威力、戰略創新和勢力範圍來衡量，宋朝無疑是個(ge) 虛弱的朝代，最終它也被外族滅亡。”[xx]不過，宋代的思想家，似乎也明白，國家盡管沒有實現土地麵積的完全統一。但是，他們(men) 可以實現文化上的或思想上的統一。這種大統一的理念使宋代成為(wei) 文化最為(wei) 繁榮的朝代之一。迪特·庫恩說：“但就繁榮的程度而言，宋朝卻是中國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養(yang) 、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曆史上也是如此。”[xxi]宋代的思想家提出天下歸於(yu) “理”的形而上縝密的哲學體(ti) 係，似乎就是試圖實現思想或文化統一努力的嚐試。朱熹就是這個(ge) 偉(wei) 大時代的偉(wei) 大代表。他將“忠”置於(yu) “天理”的背景下，強調了“忠”的價(jia) 值合理性和道德的合法性。

他的對“忠”的價(jia) 值合理性和大一統的合法性的論證的背景，還源於(yu) 中唐至南宋初期三百多年的社會(hui) 實踐和道德實踐。前文筆者已經較為(wei) 詳細地闡釋了朱熹忠德思想產(chan) 生的政治背景。這裏筆者從(cong) 道德的角度論述中唐以來道德實踐的狀況，來論述朱熹提出忠德理論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朱熹通過自己的觀察和體(ti) 驗，已經明顯感覺到“忠”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他的這種“忠”的意識和理論論證，正是從(cong) 唐末至南宋以來各個(ge) 統治階級或集團、各個(ge) 社會(hui) 階層、各個(ge) 地區的不忠導致物欲橫流、社會(hui) 秩序混亂(luan) 、國家四分五裂、人們(men) 流離失所的道德曆史背景中提煉出來的。

唐末以來的道德秩序混亂(luan) 主要體(ti) 現在皇帝、宦官、文臣、農(nong) 民起義(yi) 的部分首領中。前文已經提到皇帝、宦官、文臣，那是從(cong) 政治權利的角度來分析朱熹忠德提出的曆史背景。這裏主要是從(cong) 皇帝、宦官、文臣、農(nong) 民起義(yi) 部分首領道德的角度來分析。

按照現代政治學和倫(lun) 理學學科分類的方法來說，政治問題往往表現為(wei) 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又往往表現為(wei) 政治問題。為(wei) 了行文論述的方便，前文提到皇帝、宦官、文臣的政治失序，主要是從(cong) 權利的角度來論述。這裏我們(men) 論述皇帝、宦官、文臣、農(nong) 民起義(yi) 首領主要從(cong) 這些人自身道德修養(yang) 的角度來分析。換言之，前者是從(cong) “他律”的角度來分析，這裏是從(cong) “自律”的角度來分析。

第一， 皇帝棄忠。儒家思想認為(wei) ，皇帝[xxii]應當是具有深厚的道德修養(yang) 和具有卓越能力的領導者，是仁、義(yi) 、禮、智、信“五常”的完美結合者。仁、義(yi) 是道德的根本，禮是保證仁義(yi) 的實施，智是保證仁、義(yi) 實施的方法和策略，信是實施者應當具有的態度，包括正心、誠意。換言之。儒家視野中的皇帝，應當是道德和倫(lun) 理的完美組合。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君主在位，就應當任賢使能、心係民情、民心，施仁義(yi) ，布恩澤，“修己以安百姓”。荀子說：“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luan) 。”（《荀子·議兵》）董仲舒強調，皇帝應當“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卷五十六）。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唐太宗自己也說，君主應當具有這樣的道德：“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ti) ，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帝範·君體(ti) 第一》）唐太宗在儒家看來是仁君的典範。唐太宗自己親(qin) 自撰寫(xie) 《帝範》，規定了君主應當具備德性。《帝範》被後世仁君、聖君、賢君奉為(wei) 圭皋，影響深遠，而為(wei) 暴君所不齒。這在中唐之後的各位皇帝中，變得尤明。

中唐至五代，除了幾個(ge) 勵精圖治的皇帝之外，鮮有乏善可陳的皇帝，尤其是五代的皇帝，幾乎人人出身武夫，鮮有仁愛百姓、虛心納諫、寬以待下的。他們(men) 為(wei) 了各自的利益，草菅人命、殺人如麻。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楊行密圍廣陵，城中官兵捉人賣給肉店，與(yu) 養(yang) 豕同受屠宰。他圍宣州，城中人相食。李克用大破王鎔軍(jun) ，斬首萬(wan) 餘(yu) 級，取屍首製幹肉。朱全忠圍鳳翔，城中人肉的價(jia) 格比狗肉賤。[xxiii]

前文提到的後晉石敬瑭為(wei) 了當皇帝，賣國求榮，媚事契丹，將燕雲(yun) 十六州割讓給契丹。荒謬的是，45歲的石敬瑭無恥地拜35歲的契丹君主耶律德光做父親(qin) ，自己心甘情願做契丹的兒(er) 皇帝。整個(ge) “朝野鹹以為(wei) 恥，而帝（石敬瑭）事之曾無倦意”（《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一，天福三年七月）。此外，石敬瑭擁地一百零九州，在帝位七年，為(wei) 了孝敬他的契丹父皇帝，還采用重稅盤剝百姓。

再如南唐後主李煜（937-978年）。他擅長文詞，不去治理國家，為(wei) 百姓謀利，卻去描寫(xie) 自己淫奢腐朽的生活，如《玉樓春》。[xxiv]他的後宮有位叫窅娘的宮女，美豔善舞。她用帛巾纏足，穿素襪在六尺高的黃金製作的蓮花上輕歌曼舞，美妙絕倫(lun) ，自此開啟了中國婦女纏足[xxv]的曆史。李煜一味沉溺聲色，不理朝政。開寶八年，南唐被趙匡胤所滅。他自己也不得善終[xxvi]，死時才四十二歲。

宋代皇帝奢靡之風也很盛行。南宋皇帝趙構，生性淫奢。皇帝生個(ge) 兒(er) 女，要用羅200匹[xxvii]、絹4674匹、金24兩(liang) 8錢7分4厘、銀4440兩(liang) 。皇帝出宮，有儀(yi) 仗隊12220人。某次趙構去張浚家遊玩，張浚供奉精美食品數百種，進奉寶器古玩書(shu) 畫數百件，金器一千兩(liang) ，珍珠七萬(wan) 顆，犒賞下級隨從(cong) 用羅一千匹，錢三萬(wan) 貫[xxviii]，肉三千斤，酒二千瓶，燒餅二萬(wan) 個(ge) 。[xxix]不僅(jin) 如此，趙構還猜忌將帥，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嶽飛父子，任用奸臣秦檜。他屈辱議和，向金稱臣。其表曰：“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還說：“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wan) 兩(liang) 、匹。”（《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高宗紹興(xing) 十二年）

總之，君臣不忠，像石敬瑭、趙構等這樣無恥的皇帝，對朱熹的刺激是很大的。這為(wei) 他提出忠德理論提供了現實素材。

第二，人臣不忠。這裏的人臣主要指除宦官之外的文官和武官。安史之亂(luan) 之前，由於(yu) 隋唐政府廢除宮刑和九品中正製[xxx]，正式結束了魏晉以來的門閥政治和貴族統治的局麵。但是，安史之亂(luan) 之後，形成地方藩鎮割據。這些藩鎮重臣武將擁兵自重，對抗中央政府，嚴(yan) 重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治控製能力。從(cong) 唐德宗李適建中三年（782年）開始，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等稱王，朱滔被推為(wei) 為(wei) 盟主，自稱孤；王武俊、田悅、李納稱寡人。他們(men) “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上書(shu) 曰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wei) 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jun) 政委之；又置東(dong) 西曹，視門下、中書(shu) 省；左右內(nei) 史，視侍中、中書(shu) 令；餘(yu) 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資治通鑒·唐紀四十三》卷二百二十七，建中三年）公元783年，朱泚公開叛亂(luan) ，把唐德宗李適趕出長安，“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資治通鑒·唐紀四十三》卷二百二十七，建中四年）。唐代後期，內(nei) 憂外患，人臣不忠，外患難除。吐蕃挾裹雲(yun) 南、劍南和西山諸羌，常常進犯唐朝，這些導致了民眾(zhong) 心理上安全感的喪(sang) 失，甚至還包括對文明的信賴感的動搖。[xxxi]

文臣在隋唐及其之後主要出身於(yu) 科舉(ju) 考試。但是唐宋的科舉(ju) 考試往往營私舞弊。錄取誰為(wei) 第一名，完全是事先私人確定好了的，根本不用審閱考試卷目。因此，導致很多士子科場失意。如皇甫鎮應試23次，馮(feng) 藻應試30次，終不成功。盧延讓應試35次，最後做些怪僻的詩，如“餓貓臨(lin) 鼠穴，饞犬舐魚砧”“粟暴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得達官賞識而及第。[xxxii]科場舞弊導致一個(ge) 嚴(yan) 重的後果：真正讀書(shu) 的而不會(hui) 走後門、拉關(guan) 係的士子則被排斥在科場之外。多次被排斥科場和官場之外的士子，逐漸產(chan) 生仇恨朝廷的心理，甚至產(chan) 生一些偏激的行為(wei) 。朱全忠的謀士李振屢試不中，就唆使朱全忠屠殺朝廷官員三十多人。這些被殺的人多數是科舉(ju) 出身的。他將這些人的屍體(ti) ，投入黃河，因為(wei) 這些人平常自稱清流，將其屍首投入黃河，使之變成濁流。起義(yi) 領袖黃巢，也是屢試不中進士，改為(wei) 販鹽為(wei) 生，起義(yi) 後最恨的就是官吏，三品以上官員，讀書(shu) 識字的，尤其是科舉(ju) 出身的，隻要擒獲堅決(jue) 殺戮，絕不特赦。[xxxiii]

唐後期科場的腐敗，選拔的官員多是隻會(hui) 讀書(shu) ，卻鮮有實際治國理財的人，而正真治國理財的人又流落在民間。這樣能真正主宰社會(hui) 的往往就是擁有兵權的藩鎮諸將。誰擁有軍(jun) 隊，誰有用地盤，誰就可以登基稱皇，改元正朔。這正如五代安重榮所說：“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wei) 之爾！”（《新五代史·雜傳(chuan) ·安重榮》卷五十一）所以，唐後期到五代十國再到武將趙匡胤，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武夫當政。

文臣不忠最為(wei) 典型的，要算五代的馮(feng) 道（882-954年）。馮(feng) 道，子可道，自號長樂(le) 老。他出生在“為(wei) 農(nong) 為(wei) 儒，不恒其業(ye) ”（《舊五代史·馮(feng) 道傳(chuan) 》卷一二六）的家庭裏。他曆仕四朝，三代（後唐、後晉、後漢）為(wei) 宰相和在契丹入主時期還獲得高官厚祿。可以說在五代時期是一位出色的政客，甚至連郭威都要通過馮(feng) 道的言行舉(ju) 止來決(jue) 定自己的政治活動，而他忠於(yu) 某個(ge) 朝廷或國家的觀點幾乎沒有。他自己自責地說：“為(wei) 子、為(wei) 弟、為(wei) 人臣、為(wei) 師長、為(wei) 夫、為(wei) 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yu) 矣。為(wei) 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wei) 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yu) 曆職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舊五代史·馮(feng) 道傳(chuan) 》卷一二六）他“曆代任四朝，三入中書(shu) ，在相位二十餘(yu) 年”（《舊五代史·馮(feng) 道傳(chuan) 》卷一二六），被稱之為(wei) 官場不倒翁。因此，馮(feng) 道後來為(wei) 宋代思想家所批判。他自己也預感到身後人們(men) 對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眾(zhong) 寡矣。”（《舊五代史·馮(feng) 道傳(chuan) 》卷一二六）

總之，中唐至宋代，人臣不忠，“皇權仿佛失去了震懾力，一些封疆大吏各自為(wei) 政，官員的酬薪很薄，人與(yu) 人之間互相不信任，由於(yu) 國家處在危機之中，實用風氣很盛，道德倫(lun) 理失墜，純粹的思想與(yu) 知識已經沒有了往時不言而喻的權威，連同士大夫一道，都處在很尷尬的境地。”[xxxiv]一言以蔽之，唐宋之際政治之忠的失範與(yu) 道德之忠的失序，為(wei) 宋代理學之忠尤其是朱熹集大成地構建忠德理論奠定了社會(hui) 曆史條件。

三、朱熹忠德思想的價(jia) 值審視

從(cong) 曆史上看，朱熹忠德思想最大的價(jia) 值，就是從(cong) 唐宋之際儒家政治與(yu) 道德之忠失序與(yu) 失範的實踐中，將忠德從(cong) 政治規範轉換成具有大眾(zhong) 性、廣泛性和普遍性的德性，即朱熹說的，“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朱子語類》卷二十一）同時，朱熹還對忠德進行了縝密、嚴(yan) 謹的形而上的論證和形而下的實踐，影響後世數百年。

朱熹的忠德理論流轉至今已經幾百年了，經曆了元、明、清等三代儒家大師們(men) 的閱讀、闡釋與(yu) 研究，流傳(chuan) 至今自然有它的價(jia) 值。如果朱熹的忠德理論，沒有價(jia) 值，早在文化發展的曆史長河中被淘汰了，根本就流傳(chuan) 不到現代。我們(men) 總不能說元、明、清三代學者都是迂腐的。這是現代人的一種傲慢和自負。再說，我們(men) 現代的所謂的“觀點”，幾百年以後的研究者來看，也許就是一種偏見和謬誤，甚至是一種錯誤。因此，我們(men) 應當回到朱熹的經典中去閱讀，從(cong) 閱讀經典中，從(cong) 文本中挖掘朱熹忠德的價(jia) 值、意義(yi) ，從(cong) 經典文本中去發現他的不足。讓文本說話，是我們(men) 傳(chuan) 承朱熹忠德思想和創新忠德的基礎。朱熹說：“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拄，便喎斜了。不讀書(shu) 者，固不足論；讀書(shu) 者，病又如此。凡看書(shu) ，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jue) 斷。”（《朱子語類》卷十一）

美國著名學者希爾斯教授說：“現代生活的大部分仍處在與(yu) 那些從(cong) 過去繼承而來的法規相一致、持久的製度之中；那些用來評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傳(chuan) 的遺產(chan) 的一部分。”[xxxv]傳(chuan) 統“是秩序的保證，是文明質量的保證。”[xxxvi]傳(chuan) 統是活著的現在。因此，我們(men) 不能先入為(wei) 主地看待朱熹的忠德思想。不能對朱熹的著作還沒讀，就認為(wei) 朱熹的忠德是封建的、落後的、腐朽的、與(yu) 現代化建設格格不入的。這是“文革”思維，我們(men) 應當摒棄。

徐複觀先生說：“今日中國哲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扣緊《論語》，把握住孔子思想的性格，用現代語言把它講出來，以顯現孔子的本來麵相，不讓浮淺不學之徒，把自己的思想行動，套進《論語》中去，抱著《論語》來糟蹋《論語》。”[xxxvii]套用這話，我們(men) 可以說，我們(men) 不能抱著朱熹的忠德思想來糟蹋朱熹。總之，我們(men) 現代人應當比古人要有更理性、更全麵、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朱熹和朱熹的忠德思想乃至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

朱熹忠德思想的產(chan) 生在宋代特定的文化語境和曆史條件下。宋代三百年繼承了唐代的治國理念，堅持儒、釋、道三教並列，其中用儒家作為(wei) 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唐朝皇帝們(men) 姓李，便以道家創始人李聃為(wei) 祖，從(cong) 理論上使得道教具有合法性的基礎。宋代的皇帝們(men) 姓趙，便尊道教教主趙元朗為(wei) 趙宋王朝的先祖，大力扶持道教，使之成為(wei) 統治的工具。宋真宗、宋徽宗信奉道教竟然到了癡迷的地步。

雖然佛教和道教在“治心”、“治身”的方麵具有內(nei) 在的功能，但是佛教和道教悖人倫(lun) 、棄綱常，對倫(lun) 理綱常、經邦濟世、治國理政等外在功能，顯得力不從(cong) 心。而儒家忠德自漢代成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之後，就成為(wei) 工具性的忠德思想，出現大量的愚忠、偽(wei) 忠、私忠等畸形現象，儒家忠德失去了理性的魅力和學術品格。隨著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發展，落後的僵化的愚忠、偽(wei) 忠、私忠越來越不適應社會(hui) 的發展，導致唐宋五代忠德秩序大亂(luan) 。這必然需要對傳(chuan) 統的固有的忠德進行創新。朱熹繼承先儒和佛教、道家的忠德理論，對忠德進行了係統化、理論化的傳(chuan) 承和創新，重新讓忠德散發出勃勃生機。這對培養(yang) 人們(men) 的忠德德性、愛國情操、砥礪人們(men) 的忠德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cong) 現實上看，朱熹的忠德思想自元代到清代成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之後，便成為(wei) 統治的工具，在明清時代，出現了僵化。一些理學家們(men) ，平時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以死報國君。但是對社會(hui) 、國家的發展卻無濟於(yu) 事。譚嗣同說：“君為(wei) 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仁學·三十二》）明清被僵化了的朱熹忠德思想具有狹隘性、機械性和欺騙性，應當受到批判。

但是，我們(men) 不能僅(jin) 僅(jin) 為(wei) 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為(wei) 了創新忠德，使之適應時代的需要，為(wei) 社會(hui) 服務。孫中山先生說：“現在一般人的思想，以為(wei) 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wei) 從(cong) 前講忠字是對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wei) 在國家之內(nei) ，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我們(men) 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國呢？……忠於(yu) 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men) 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得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第六講）”因此，忠德應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要被賦予新的內(nei) 涵。

當前，我們(men) 在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一方麵要繼承朱熹的忠德思想，一方麵要創新朱熹忠德思想。將朱熹忠德思想轉化為(wei) 忠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忠於(yu) 祖國、忠於(yu) 人民、忠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之忠，就具有重要的意義(yi) 。所以，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忠德對培養(yang) 個(ge) 體(ti) 忠德修養(yang) 、對家庭穩定、對社會(hui) 和諧、對國家富強、對國際正義(yi) 等都具有重要的價(jia) 值。因此現代社會(hui) 加強忠德教育十分必要。習(xi) 近平同誌說：“各級黨(dang) 委要進一步加強對年輕幹部的黨(dang) 性教育，特別要加強政治忠誠教育、道德情操教育、優(you) 良作風教育、黨(dang) 的紀律教育和拒腐防變教育，堅持嚴(yan) 格要求、嚴(yan) 格管理，保證年輕幹部健康成長。”[xxxviii]這裏“政治忠誠教育”被列為(wei) 道德情操教育、優(you) 良作風教育、黨(dang) 的紀律教育和拒腐防變教育之前，說明了忠德教育的重要性，也充分體(ti) 現了黨(dang) 中央對忠德教育的高度重視。可以說，“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忠誠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基礎之上黨(dang) 對社會(hui) 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的科學信仰，是建立在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宗旨之上黨(dang) 對人民群眾(zhong) 的政治承諾，是建立在對時代主題和社會(hui) 前進方向科學把握之上黨(dang) 對時代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所肩負的曆史責任，是建立在對黨(dang) 的性質、宗旨、綱領和路線的堅定信念的基礎上廣大黨(dang) 員幹部對黨(dang) 的真實情感，是忠於(yu) 黨(dang) 、忠於(yu) 人民、忠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有機統一。”[xxxix]

因此，我們(men) 要認認真真研究朱熹留給我們(men) 的忠德遺產(chan) ，同時要擯棄現代人的傲慢和自負，要運用曆史唯物主義(yi) 和辯證唯物主義(yi) 的方法，實事求是、繼承、發揚和創新朱熹忠德理論，要為(wei) 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而做出我們(men) 積極的貢獻和最大的努力。

總之，朱熹的忠德思想是其理學體(ti)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價(jia) 值和曆史地位表現在：他的忠德走出了由唐宋五代時期“忠德的迷失”、“社會(hui) 的迷失”、“價(jia) 值的迷失”所構成的“意義(yi) 的危機”的困境，構建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忠德價(jia) 值係統，為(wei) 中國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進德為(wei) 人提供了價(jia) 值依據和道德信念。忠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忠於(yu) 祖國、忠於(yu) 人民、忠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忠德理論，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朱熹忠德理論的批判繼承並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而創造出來的新的理論成果，是對朱熹忠德理論創造性的轉化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yi) 和實踐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