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張君勱、錢穆之爭(zheng) : 文明與(yu) 憲製之辯

作者：姚中秋（秋風）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7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二十日癸酉

           耶穌2017年4月16日

摘要:張君勱、錢穆兩(liang) 先生均為(wei) 現代新儒學之重要人物，然其為(wei) 學路徑不同，故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之性質、對儒家義(yi) 理轉生現代政製之前景，持有大體(ti) 相反的看法，而發生或隱或顯之爭(zheng) 論。張君勱認為(wei) ，構建現代中國之良好政製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錢穆先生則以為(wei) 可在儒家文明內(nei) 部轉生創發。由此，兩(liang) 人對孫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錢穆支持，而張君勱反對。此一分歧實貫穿19世紀末以來之現代儒學發展，今日則展開為(wei) 港台儒學與(yu) 大陸新興(xing) 政治儒學之爭(zheng) 。

關(guan) 鍵詞:張君勱;錢穆;港台新儒家;政治儒學;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現代憲製

【正文】

張君勱先生

錢穆先生

張君勱、錢穆二賢，在相對中立的現代學術史敘事中，均為(wei) 廣義(yi) 現代新儒學之代表人物。然兩(liang) 人為(wei) 學路徑大不相同，政治觀點多有相反之處;尤其到晚年，公開爆發激烈爭(zheng) 論:張君勱一生最後著作《錢著〈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商榷》，厚厚600多頁，係統反駁錢穆先生於(yu) 中國曆史、政治之看法，可視為(wei) 現代新儒學史上不大不小的事件。

錢、張思想爭(zheng) 論實可遠溯至抗日戰爭(zheng) 時期。甲午之戰中國敗於(yu) 日本，催生了現代中國一大核心政治議題:建立現代憲製。戊戌維新即以此為(wei) 訴求，但此事十分繁難，先賢前赴後繼，中國一次又一次進入立憲時刻。此事實本身即令人深思:想象的現代憲製何以難產(chan) ?抗日戰爭(zheng) 全麵爆發後，精英群體(ti) 逐漸形成抗戰建國綱領，故抗戰始終伴隨著立憲努力，此為(wei) 中國又一立憲時刻。作為(wei) 民盟領導人，張君勱先生是其中活躍而重要之政治人物，在作為(wei) 立憲會(hui) 議之政治協商會(hui) 議上，因緣際會(hui) ，成為(wei) 中華民國憲法起草者;完成起草後，在憲法通過後著《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闡述此憲法之精神和原則。至於(yu) 錢穆，當時不過是一普通大學教授，本不能與(yu) 當時政治風雲(yun) 人物張君勱相提並論。但他關(guan) 注中國文明之前途命運，當然不會(hui) 置身此一大事之外，故在報刊陸續發表文章，討論憲法設計。抗戰勝利之際，1945年底結集為(wei) 《政學私言》出版。當時，兩(liang) 人可能未直接爭(zheng) 論，但兩(liang) 本近乎同時出版之著作之政治主張大不相同，且與(yu) 各自一二十年之後的立論完全一致，則晚年發生公開爭(zheng) 論在情理之中。

筆者大學攻讀曆史學，研究生論文研究錢穆先生之曆史文化思想，回首迄今研究中國思想、政治之學術路徑，大體(ti) 上由錢穆先生入。不過，畢業(ye) 之後，荒廢學業(ye) ，20世紀90年代中期始學西學十餘(yu) 年，而後轉入儒學。在由西學轉進儒學過程中，張君勱先生是重要啟發者，其兼容儒學與(yu) 憲政之努力令我入迷，曾係統研讀其著述並出版專(zhuan) 書(shu) ，以探究研究其保守—憲政主義(yi) 之思想構造與(yu) 政治實踐。故錢張二賢均為(wei) 我師，兩(liang) 人在重大問題上勢成扞格，如何調和?在研究張君勱先生時，即困擾我心，隻是當初學力不足，予以回避。然此問題縈繞心中，蓋此爭(zheng) 論觸及中國文明尋求其新生轉進之際所不能不解決(jue) 的根本困擾:在中西古今之思想和政治傳(chuan) 統、資源之糾葛中，現代中國究竟如何抉擇、尤其是在政治領域?儒家參與(yu) 之兩(liang) 千餘(yu) 年中國政製實踐，對今日構建優(you) 良社會(hui) 治理秩序，是否毫無意義(yi) ?如果是，那儒家塑造、維係社會(hui) 政治秩序之能力豈非全不足取?而儒家向來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wei) 行道之要務，儒家若在政治上基本失敗兩(liang) 千年，還有資格參與(yu) 、主導現代以至於(yu) 今日中國之大變化麽(me) ?

當下海峽兩(liang) 岸高度複雜的文化與(yu) 政治現實，包括近來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與(yu) 所謂大陸新儒家或曰政治儒學代表人物之間的爭(zheng) 論，促使筆者重返此一議題。唯本文不擬如錢穆或張君勱爭(zheng) 論時那樣，進入複雜的曆史敘述，展開具體(ti) 辨正，而主要關(guan) 注兩(liang) 人關(guan) 於(yu) 認知中國傳(chuan) 統政製之方法，及由此所決(jue) 定之現代憲製構思、設計取向。不過，對錢穆先生之認知方法，筆者已有專(zhuan) 文討論，故本文首先檢討、辨正張君勱先生對錢穆先生之批評，再由錢穆先生之論述與(yu) 之對勘，以揭示張君勱先生思想中之嚴(yan) 重斷裂。論述中引入孫中山先生憲製方案以為(wei) 中介，因為(wei) 兩(liang) 人的政治思考均以此為(wei) 樞軸，或讚或彈，其各自的方法、傾(qing) 向於(yu) 此清晰可見。

一、錢穆與(yu) 張君勱政治學方法之別

至少從(cong) 《國史大綱》起，錢穆先生即對現代中國學術、包括政治學，多有嚴(yan) 厲批評，蓋“近代中國學者專(zhuan) 以抄襲稗販西方為(wei) 無上之能事”，故現代中國學術近乎全盤移植西方，學者並以此衡量中國政製，自然有無視、甚至敵視態度，其構想憲製必為(wei) 全盤移植。此一反思貫穿錢穆先生一生。

而作為(wei) 繼承傳(chuan) 統中國曆史學傳(chuan) 統、而又對現代世界保持開放心態、因而可謂不新不舊之曆史學家，錢穆先生始終認為(wei) ，中國現代政治不可能走全盤移植之路。然而，若欲在政治上自主地走中國之路，就不能不首先在學術上自主。《國史大綱》論各時代，無不以學術為(wei) 先導。故錢穆先生的政治論述，每每首先呼籲學術範式層麵之反思:全盤移植之西方學術是否可以充分而得當地描述、解釋中國數千年治理實踐?以此學術構思現代中國憲製，因而完全無視傳(chuan) 統政製，是否正當?此在《政學私言》中隨處可見。身在政治學圈外的錢穆先生始終試圖喚醒圈內(nei) 的反思意識，進而主張:

我們(men) 還得把自己曆史歸納出自己的恰當名稱，來為(wei) 自己政治傳(chuan) 統劃分它演進的階段，這才是尊重客觀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若隻知道根據西方成說，附會(hui) 演繹，太隨便，亦太懶惰，決(jue) 不是學者應取的態度。錢穆先生呼籲發展“中國政治學”，以為(wei) 理解中國政治之曆史和現實、進而設計現代政製之工具。

張君勱向來在政治學圈人，畢生致力於(yu) 憲法研究、設計，並不避艱險，數度投入立憲政治;而他完全拒絕錢穆先生的呼籲，並拒絕“中國政治學”之倡議。《中國專(zhuan) 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一篇題為(wei) 《錢著之邏輯方法》，專(zhuan) 門批評錢穆先生的方法，進而顯明自己的方法。

序論中張君勱先生坦指錢穆先生不通西學:“獨其涉及中西比較之處，每覺其未登西方之堂奧，而好作長短得失之批評”;而他作此書(shu) 目的正是“就中西政治之理論製度，互相比較，且說明其所以優(you) 劣高下之故”。兩(liang) 人都在長尺度上比較中西政治之長短高下，但其看法近乎相反。這顯然是因為(wei) ，兩(liang) 人之評判標準大相徑庭。概言之，張君勱先生以西方政治學為(wei) 政治學本身，錢穆先生則相信，中國政治與(yu) 西方政治本身相當重大而明顯的差異，則思考政治之學自有差異，中國學者不可以西方政治學為(wei) 唯一的政治學，據以判斷中國政治，不論是曆史還是現實。比如，《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之開篇謂:

近代中國學者專(zhuan) 以抄襲稗販西方為(wei) 無上之能事，於(yu) 是也說中國政治由神權轉入到君權。因為(wei) 中國沒有議會(hui) 和憲法，中國自然是君主專(zhuan) 製，說不上民權。但不知中國自來政治理論，並不以主權為(wei) 重點，因此根本上並沒有主權在上帝抑或在君主那樣的爭(zheng) 辯。若硬把中國政治史也分成神權時代與(yu) 君權時代，那隻是模糊影響，牽強附會(hui) ，不能貼切曆史客觀事實之真相。至於(yu) 認為(wei) 中國以往政治，隻是君主專(zhuan) 製，說不到民權，也一樣是把西洋現成名詞硬裝進中國，並不是實事求是。真要求了解中國史，當知西洋近代，又有法西斯共產(chan) 極權兩(liang) 種政治，完全逃出了他們(men) 以前所歸納的君主專(zhuan) 製、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之三範疇。可見這三範疇也隻照他們(men) 以前曆史來歸納。難道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便一定在此三範疇之內(nei) ，不會(hui) 以別一方式出現嗎?

錢穆先生以為(wei) ，“中國自來政治理論，並不以主權為(wei) 重點”，據此則討論傳(chuan) 統政治，不必以辨析政體(ti) 歸屬、進而不必以辨析君主製之性質為(wei) 重點。依先生之論，政治學是一門經驗性學科，其概念、推理，當歸納自具體(ti) 的政治曆史和現實，而非演繹推理———這似乎與(yu) 亞(ya) 裏士多德之政治思考方式暗合。

《中國專(zhuan) 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一篇開篇引用了上引文字。張君勱先生則以為(wei) ，此論正顯示錢穆先生對政治學之無知。“東(dong) 方學者每好以博聞強記為(wei) 事，而不樂(le) 受邏輯之嚴(yan) 格規矩，此乃錢著之論傳(chuan) 統政治，所以對於(yu) 主題之君主竟未著重，且對於(yu) 何謂君主專(zhuan) 製、何謂非君主專(zhuan) 製，竟未細為(wei) 劃分，而遽以宰相製、三省製等為(wei) 非君主專(zhuan) 製之論證也”。先生以為(wei) ，錢穆先生根本沒有認識到政治學之主要研究對象何在，因為(wei) “西方政治學者以政體(ti) 為(wei) 一主題”，“西方政治學者向以權力為(wei) 政府之特質，其討論政府，先從(cong) 權力所在為(wei) 下手處”，並以權力歸屬判斷政體(ti) 性質。錢穆先生之論，“其意以為(wei) 論政治可以不以權力為(wei) 重點”，故不究其歸於(yu) 何種主體(ti) ，“乃創為(wei) 責任論或曰職分論，為(wei) 中國政治理論之基本”。在張君勱先生看來，錢穆先生基於(yu) 中國曆史和現實構建政治學理論，據以自我認識和創製立法，是完全錯誤的:

吾人處此中西交通時代，應對於(yu) 中國政治中國社會(hui) ，與(yu) 西方同以一種立場，一種定義(yi) 分類法，先行試用，指出其共通者何在，所以見其為(wei) 同種現象，自有同種公例之可求;更從(cong) 而指出相異者何在，以見其既有特種情形存在，乃不能不加以另行說明或曰限製條件。反之，倘吾人注重其相異者，乃謂西方科學方法根本上不適用於(yu) 中國政治與(yu) 社會(hui) ，推至其極，將謂中國自有中國政治學，不可與(yu) 西方一爐而冶，中國自有中國社會(hui) 學，不可與(yu) 西方共通，則其末流之弊，必至於(yu) 中國應有中國植物學，中國應有中國動物學。此為(wei) 世界治學方法上極重大問題，不可不注意者也。要點在於(yu) 時代之根本特征，“中西交通”。但顯然，在張君勱先生筆下，此非兩(liang) 個(ge) 文明平等之相互交通，相互認知和會(hui) 通，相反，中西有清楚而確定的高下之分，故中國學者認識中國政治中國社會(hui) ，應當采取西方的概念、推理、表達工具，以先見其與(yu) 西方之同，再見其與(yu) 西方之異。張君勱先生以為(wei) ，此為(wei) 現代中國知識生產(chan) 之唯一正當方式，否則，必荒唐、愚蠢以至於(yu) 建立中國植物學、動物學雲(yun) 。

不過，此類比式批評成立否?固然，難有中國植物學或中國動物學———其實也未必，比如，中國植物學不能不用中國人長期是用因而熟悉的植物命名，否則，其知識難以為(wei) 人所知、所用。由此更進一步，果真不可能有中國政治學、中國社會(hui) 學麽(me) ?畢竟，兩(liang) 者研究對象有很大不同，哈耶克即曾辨析自然科學中的事實與(yu) 社會(hui) 科學中的事實之巨大差異，謂社會(hui) 科學之研究對象是“主觀事實”，故“不但人們(men) 針對外在事物的行為(wei) ，而且人與(yu) 人之間的全部關(guan) 係和所有社會(hui) 製度，都隻能根據人們(men) 對它們(men) 的想法去理解”。據此，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法律製度，不能不致力於(yu) “理解”中國人之價(jia) 值、觀念，概言之，不能不“理解”中國曆史和文化，在其中“理解”各個(ge) 領域的製度———西人早就指出，“理解”不同於(yu) 自然科學中的知識;如此，難免有中國政治學或中國社會(hui) 學。此非自標新異，而是勢必如此。

事實上，人們(men) 所見之西人政治學正是西人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發展出來的，可謂西人之自我理解。然而，不顧這一事實，張君勱先生稱之為(wei) 一般的、普遍的“科學方法”，以之分析、判斷中國政治中國社會(hui) 。他以為(wei) ，惟有如此，方可正確地認識中國政治中國社會(hui) 。這一論述隱含著一段特殊心曲:

錢氏誠愛護中國文化，應將中國政治、中國社會(hui) 推到世界一般政治學、一般社會(hui) 學之大爐中，示人以共同者何在，然後吾國政治與(yu) 社會(hui) ，乃能為(wei) 世界所共曉;而其所以異者之出之於(yu) 中國特別情形者，亦可隨之而大明。

張君勱先生又舉(ju) 哲學為(wei) 例，說自己致力於(yu) “將中國哲學，傾(qing) 於(yu) 世界哲學洪爐中，以見其同，正足以見中國哲學自有其與(yu) 人共同之處，而不必引以為(wei) 愧者也”。但同時他也告訴西人中國哲學有力行特點:“倘吾國人專(zhuan) 重其相異之力行方麵，主張吾國哲學不同於(yu) 西方而另為(wei) 一類，則中國哲學，將永遠自處於(yu) 世界一般哲學之外，而期其為(wei) 西方所尊重，不可得矣”。此處透露之心曲，甚為(wei) 重要，可謂張君勱先生一切立論之心理基礎———事實上，其在近世中國極為(wei) 常見，可謂精英群體(ti) 之基本心態:存在所謂一般世界哲學、政治學，不過，此所謂“世界”就在西方。也即，在當今世界，西方是普遍的，中國是特殊的;西方的哲學、政治學是普遍的，中國固有的思考則是特殊的，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在此，中國被特殊化。但當然，在此中西交通時代，自我特殊化的中國必須尋求普遍化，當然就是西方化:中國人當以西方哲學為(wei) 標準，重新檢視自己的思想，從(cong) 中發現合乎西方範式的哲學———張君勱等先生所發展之現代新儒學，正是以西人哲學範式切割傳(chuan) 統儒學大量議題，重新厘定儒學研究之範圍，發展出儒家哲學範式。張君勱先生以為(wei) ，唯有如此，儒家思想才能“為(wei) 西方所尊重”。當然，中國人也當以西方政治學為(wei) 標準發展政治學，並以此判斷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設計中國政治發展方向，這樣，“吾國政治與(yu) 社會(hui) ，乃能為(wei) 世界所共曉”，進而獲得其尊重。得到西方尊重、為(wei) 世界所共曉，也即通過西方化融入所謂“世界”，構成中國思想、學術、社會(hui) 、政治發展之基本方向。張君勱先生之所以言辭批駁錢穆先生，即因為(wei) 錢竟反此方向而行。

可見，錢穆、張君勱二限思考學術、憲製之方向、方法，截然不同，兩(liang) 人国际1946伟德之基本差異，乃至其個(ge) 人交往之疏遠感，正由此產(chan) 生。

當然，由於(yu) 意識形態與(yu) 政治的原因，在民國立憲政治進程中，孫中山先生提出之憲法設計方案始終處在舞台中心。張錢二先生基於(yu) 其不同思路、方法，對此方案持有不同立場，隱然展開非接觸性爭(zheng) 論，從(cong) 中可以更為(wei) 具體(ti) 看出，兩(liang) 者對於(yu) 現代憲製與(yu) 中國文明關(guan) 係之思考，故以下就此略加辨析。

二、張君勱與(yu) 孫中山憲法設計方案

孫中山先生晚年經曆道統自覺，日益重視國民大會(hui) 與(yu) 五權憲法，尤其重視考試院、監察院，突出中國政製之連續性。可以說，孫中山先生這一憲製構想具有清晰、深刻的中國品質。然而，當時學院主流憲法學界對此方案頗不以為(wei) 然，蓋因此方案不合乎其所知之西方通行憲製，這讓孫中山先生相當苦惱。比如，張君勱先生大體(ti) 不認可孫中山先生方案，故在參與(yu) 中華民國憲法起草過程中，盡最大努力削減孫中山憲法方案之最有中國屬性的部分。

這一點在其《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中有十分清楚的表達。本書(shu) 係在政協所擬憲草公布後為(wei) 解釋憲法而發表之係列演講構成，張君勱先生隱然以之自比於(yu) 《聯邦黨(dang) 人文集》，“新憲之精義(yi) ，不外乎此”。張君勱先生明確提出:他所起草之憲法草案，立腳點在調和中山先生五權憲法與(yu) 世界民主國憲法之根本原則，中山先生為(wei) 民國之創造人，其憲法要義(yi) 自為(wei) 吾人所當尊重，然民主國憲法之要義(yi) ，如人民監督政府之權，如政府對議會(hui) 負責，既為(wei) 各國通行之製，吾國自不能自外。

在此，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與(yu) 所謂世界民主國憲法之根本原則似在相對而立的狀態;他尊重五權憲法，實出於(yu) 不得已，但此非各國通行之例，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用世界民主國憲法之根本原則，改造五權憲法設想。“不能自外”的意識，與(yu) 《中國專(zhuan) 製君主政製之評議》完全相同。那麽(me) ，所謂現代世界民主國憲法之根本原則是什麽(me) ?從(cong) 本書(shu) 論證看，即三權分立之製，“憲法所規定的是國家權力如何確立與(yu) 如何限製。一個(ge) 國家，離不了立法、司法、行政三種權力，或者如中山先生再加上考試、監察二種。”三權分立是各國通行之例，提及考試權和監察權，張君勱先生極為(wei) 勉強，置於(yu) 國民大會(hui) ，則完全被忽視。

在具體(ti) 展開對憲製之論述後，張君勱首先分析國民大會(hui) 問題。設立國民大會(hui) 是孫中山先生憲製思想之基礎，張君勱先生則深不以為(wei) 然，從(cong) 多個(ge) 角度提出懷疑，而傾(qing) 向於(yu) 政協會(hui) 議上提出的“無形國大”，即張君勱先生所說“合四萬(wan) 萬(wan) 人而成為(wei) 國民大會(hui) ，此為(wei) 我人對於(yu) 直接民權的理想”，實即取消國民大會(hui) 。這一設想不為(wei) 國民黨(dang) 接受，最終憲法草案寫(xie) 入國民大會(hui) ，但已大幅度削減國民大會(hui) 之權。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沒有篇章單獨討論考試院和監察院，盡管憲法草案中有考試院和監察院。在逐次討論國民大會(hui) 問題、行政權(總統與(yu) 行政院)、立法權(立法院等)、司法獨立(司法院等)之後，張君勱先生立即轉入討論民主國政黨(dang) 與(yu) 立憲國家財政兩(liang) 個(ge) 問題，似乎刻意以此替代考試權和監察權。

在孫中山五權憲法設計中，考試權和監察權乃依據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經驗、為(wei) 矯正西方三權分立憲製之明顯缺陷而設，由此顯示出孫中山憲法方案之中國性。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之權衡取舍、謀篇布局則清晰可見張君勱先生之立場:對考試權和監察權，他直接選擇無視甚至蔑視，理由大約很簡單:此非世界通行之例。

反過來，張君勱先生為(wei) 政黨(dang) 政治專(zhuan) 設一章，可見其高度重視。孫中山先生觀察西方政治，深見政黨(dang) 政治之弊端，故有其憲法方案以克服之;張君勱先生則相信，“現代政治不能一日離開政黨(dang) ，是為(wei) 顯然易見之事”。他當然也知道政黨(dang) 之弊，但他相信，西人已找到解決(jue) 辦法，故其弊端不足為(wei) 慮。張君勱先生也是政黨(dang) 政治之積極實踐者，從(cong) 青年時代起，他就積極參與(yu) 政黨(dang) 活動，並組織政黨(dang) ，以政黨(dang) 領導人身份參與(yu) 立憲。

也即，到今天，孫中山先生苦心孤詣保持傳(chuan) 統於(yu) 現代憲製中之努力，基本已告失敗。由此引發兩(liang) 個(ge) 問題:第一，當台灣憲製終於(yu) 如張君勱先生等主流憲法學所願，不受國民大會(hui) 牽扯，考試、監察兩(liang) 權形同虛設，大體(ti) 以三權分立憲製運作，台灣政治生態處在何種狀態?算得上好的政治嗎?是否具有長遠的政治生命力?第二，另一方麵，孫中山先生旨在保持中國政治連續性的努力失敗，是因其憲法方案不可行，還是因為(wei) 其根本就無機會(hui) 實施?

對這兩(liang) 個(ge) 問題，錢穆先生都有所思考。

三、錢穆與(yu) 孫中山憲法設計方案

錢穆先生不是專(zhuan) 業(ye) 政治學者，他所深入研究者是中國曆史，尤其是其中之治理之道，政製是其中最重要部分。事實上，從(cong) 《國史大綱》布局可見，錢穆先生高度重視曆代政製之變動，此本為(wei) 傳(chuan) 統史學之重點所在。而錢穆先生在抗戰初年撰著此書(shu) ，有強烈的文化自覺，故對此前之国际1946伟德有自覺反思，此可見於(yu) 《國史大綱》之《引論》。其中專(zhuan) 門論述當時塑造國人史觀最廣最深者之所謂“革新派”，此派最顯著的特征是依據西方理論裁剪中國曆史。錢穆先生分析其為(wei) 三期:第一期，“當前清末葉。當時，有誌功業(ye) 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ti) ’，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zhuan) 製黑暗政體(ti) 之曆史也’”。③這一流傳(chuan) 甚廣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決(jue) 定了錢穆先生的史學問題意識:辯駁所謂中國長期君主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由此，錢穆先生之史學研究實有突出的政治學、憲法學色彩。《國史大綱》最突出的貢獻似在於(yu) 論定西漢武帝之後的政府是士人政府，其憲製是皇權與(yu) 士大夫共治。這否定了所謂中國長期君主專(zhuan) 製論，曆史上諸多重要製度也因此而凸顯其恰當而重要的意義(yi) ，比如選舉(ju) 製，士人政府內(nei) 的分權製衡等。

錢穆先生之史學本身有強烈政治學導向，故在抗戰建國的政治氣氛中得以輕鬆進入政治學領域，提出自家憲製方案，並給予曆史、理論說明，見《政學私言》。以曆史文化學者身份而能提出如此完整、自成體(ti) 係的憲製法案，縱觀近世中國學界，似可謂獨一無二。惟有通過錢穆先生的問題意識及其史學研究範式，才能理解這一點。

張君勱先生認為(wei) ，現代政治必然以政黨(dang) 政治的形態展開，錢穆先生則指出: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之最高理論與(yu) 終極目標即為(wei) 一種民主政治，而此種民主政治之所向往，即一種公忠不黨(dang) 或超派超黨(dang) 無派無黨(dang) 之民主政治。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本為(wei) 融通中外而創設，故其精神，亦自涵有公忠不黨(dang) 超派超黨(dang) 無派無黨(dang) 之精義(yi) ，其所以為(wei) 適切國情之點亦在此。

張君勱先生堅持西方三權分立之製，奉之為(wei) 真理，為(wei) 此刻意忽略孫中山先生依據中國傳(chuan) 統政製所增設之考試院、監察院;錢穆先生則站在孫中山先生一邊:

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考試、監察兩(liang) 權，厥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精義(yi) 所寄。考試製度之用意，即在“公開政權，選賢與(yu) 能”。夫真能代表民意者，就實論之，並不在人民中之多數，而實在人民中之賢者。中國傳(chuan) 統考試製度，即在以客觀方法選拔賢能，而使在政府中直接操政……中山先生於(yu) 民權主義(yi) 中即詳論“權”、“能”之分別，又特倡“知難行易”之學說以為(wei) 其政論之根據。若論多數，則不知不覺之民眾(zhong) 必占上選，然真能代表民眾(zhong) 中不知不覺多多數者，轉在少數先知先覺與(yu) 後知後覺之人才，故據中山先生之意見，亦必主張賢能代表之傳(chuan) 統觀念。

此“賢能代表”與(yu) 西方大眾(zhong) 投票選舉(ju) 之“統計代表”相對。對考試製度，《選舉(ju) 與(yu) 考試》一文有更深入討論。

當日本於(yu)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投向簽字日之清晨，錢穆先生奮筆疾書(shu) 《建國信望》，全麵闡明其建國綱領，全依中山遺教為(wei) 框架，因為(wei) 他斷定:“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yi) ，將為(wei) 此後新中國建國之最高準繩。”關(guan) 於(yu) 政製，錢穆先生謂:

二八:新中國之政治發展，必然將向“民主政治”之途而邁進。但此種民主政治，絕非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亦非蘇俄式的民主政治，亦非任何其他國家之民主政治，而斷然為(wei) 中國文化圈裏的中國式的民主政治。

二九:此種民主政治，大體(ti) 必遵照中山先生民權主義(yi) 之理想而實現。

其下錢穆先生列述此種政製之基本原則，比如，它“將為(wei) 一種‘全民’政治而非政黨(dang) 政治與(yu) 階級政治”，並再度申論考試製度之價(jia) 值:

中山先生主張“治權”與(yu) “政權”劃分，又主張以“考試”限製人民之被選舉(ju) 權;此兩(liang) 理論，必將透徹發揮，以為(wei) 中國新政治之基石。尤其是後一理論，乃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精義(yi) 所在，中國人將大膽提出，以確然完成將來新中國的新政治。

由以上可見，錢穆先生之所以高度肯定孫中山先生政治理論與(yu) 憲製構想，全因其認定，後者本乎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精義(yi) ，活用曆史上行之有效的製度，而又廣泛吸納他國既有經驗，從(cong) 而熔鑄合乎中國人觀念、切實可行之製度構想，此正為(wei) 錢穆先生所肯定之中國現代政治發展之正道。孫中山先生在見證西式觀念在中國政治中之失靈後，以其政治家的敏銳轉向中國政製傳(chuan) 統;錢穆先生在見證西式觀念所致中國人曆史文化認知之混亂(luan) 後，同樣轉向中國政製傳(chuan) 統;兩(liang) 人均以此為(wei) 本構造中國政治學，構想現代中國之良好而可行憲製。故錢穆先生之肯定孫中山政治思想和五權憲法，絕非附和當政者，而出自其延續中國曆史文化之熱心與(yu) 自身學術研究之心得。

錢穆先生在引發張君勱先生批評的《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一文最後，再次高度肯定孫中山先生，分析指出孫中山先生之思考方法:

在近代中國，能巨眼先矚，了解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而求能把它逐步銜接上世界新潮流的，算隻有孫中山先生一人……政治上之權能分職，最能擷取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如我所謂信托政權的內(nei) 在精神，而發揮出它的真意義(yi) 。在西方所倡三權分立的理論下，再加添中國傳(chuan) 統考試監察兩(liang) 權，使在政府內(nei) 部自身，有一套能為(wei) 社會(hui) 自動負責之法製，而一麵又減輕了近代西方政治之對立性與(yu) 外傾(qing) 性，把來符合中國自己的國情。

錢穆以為(wei) ，孫中山才是真正具有創造力之政治思想家，因為(wei) 製度移植論者隻是簡單地進行製度的平移，而並無任何思想創發與(yu) 製度創新。孫中山先生不是簡單地照搬思想觀念，而是融古今中外為(wei) 一體(ti) ，且以中國政治精神為(wei) 根本。然而，錢穆先生指出，在學界全盤西化的氣氛中，如此思想創造反而不為(wei) 人所接受:

大體(ti) 上，在他總是有意參酌中外古今而自創一新格，惜乎他的意見與(yu) 理想，不易為(wei) 國人所接受。人人隻把一套自己所懂得於(yu) 外國的來衡量，來批評，則孫先生的主張，既不合英美，又不合蘇聯，亦不合德意，將見為(wei) 一無是處。無怪他要特別申說知難之歎了。

孫中山先生尊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延續其中已被曆史證明最為(wei) 卓越之製度，其思想反而是創造的，其製度也是切實可行的。但這種努力反而遭人嘲笑，在錢穆先生看來，在現代中國特殊的文化氣氛中，進行真正具有創造性的知識生產(chan) 所麵臨(lin) 之最大挑戰，是精英群體(ti) 對自身曆史、文化之封閉，此種封閉形成於(yu) 張君勱先生已清楚顯示之心態:專(zhuan) 心尋求西方之尊重，而不是尋找切合於(yu) 中國民眾(zhong) 秩序意向之優(you) 良製度。恐怕正是這種封閉甚至於(yu) 冷漠，導致近世中國各路精英之創製立法，頻頻遭遇失敗。此一事實顯示孫中山先生思考方法之可貴:

推敲孫先生政治意見的最大用心處，實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精義(yi) 無大差違。他隻把社會(hui) 最下層的民眾(zhong) ，來正式替換了以往最上層的皇室。從(cong) 前是希望政府時時尊重民意，現在則民意已有自己確切表達之機構與(yu) 機會(hui) 。而一麵仍承認政府與(yu) 民眾(zhong) 之一體(ti) ，而偏重到政權與(yu) 民權之劃分。隻求如何能使賢者在職，能者在位，而已在職位者，則求其能暢遂表達他的賢與(yu) 能，而不受不必需要的牽製。又在政府自身，則仍注重其內(nei) 在職權之分配與(yu) 平衡，而不失其穩定性。這一種穩定性，實與(yu) 一較廣大的國家，而又有較長久的曆史傳(chuan) 統性者，為(wei) 較更適合。能穩定並不比能動進一定壞，此當斟酌國情，自求所適。此一理想，自然並不即是完滿無缺，盡可容國人之繼續研求與(yu) 修改。但他的大體(ti) 意見，則不失為(wei) 已給中國將來新政治出路一較渾括的指示。比較完全抹殺中國自己傳(chuan) 統，隻知在外國現成政製中擇一而從(cong) 的態度，總已是高出萬(wan) 倍。

此處抉發了孫中山先生憲製設計方案與(yu) 傳(chuan) 統政治精神的切合之處，含義(yi) 甚廣。當另文專(zhuan) 門討論。要之，在錢穆先生看來，孫中山先生最可貴之處在於(yu) ，在中國思考中國政治:

我們(men) 也可說，孫中山的政治理想，還是較偏於(yu) 內(nei) 傾(qing) 型的，以其注意到國情。而目下其他意見，無論是主張英美民權自由，與(yu) 主張蘇俄共產(chan) 極權，都是外傾(qing) 型的，以其目光隻在向外看，而沒有肯回頭一看我們(men) 自己的。

據《國史大綱》引論，此所謂“內(nei) 傾(qing) ”是雙重的:首先，“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yu) 國家民族之內(nei) 部自身，求得其獨特之精神在”，類似地，政治思考亦當持內(nei) 在立場。這是因為(wei) ，中國文明始終有其內(nei) 在的“生力”，即便遭遇近世挫折，“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yu) 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nei) 部獲得其生機”。如果中國文明確可截斷前流，那麽(me) 憲製設計自可全盤西化，否則，憲製設計就不能不從(cong) 傳(chuan) 統出發。

但在20世紀強烈反傳(chuan) 統的文化氣氛中，即便有國民黨(dang) 以權力守護，孫中山先生之創造性憲法構想也難以完全落實:

我們(men) 當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yi) 與(yu) 五權憲法，並不是確經試驗而失敗了。他的那番理想與(yu) 意見，實從(cong) 未在中國試驗過，而且也未經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細心考慮與(yu) 研索過。

但這並不意味著孫中山先生的思路和方法失敗了:

將來中國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斷言，決(jue) 不僅(jin) 就在活動上，決(jue) 不僅(jin) 是在革命與(yu) 組黨(dang) 上，也決(jue) 不僅(jin) 是在抄襲外國一套現成方式上，而必須觸及政治的本質，必須有像孫中山式的為(wei) 自己而創設的一套政治理想與(yu) 政治意見出現。縱使這些意見與(yu) 理想，並不必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yi) 與(yu) 五權憲法，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yi) 與(yu) 五權憲法，也仍還有留待國人繼續研求與(yu) 實行試驗之價(jia) 值。這是我窮究了中國二千年傳(chuan) 統政治所得的結論。

此處對孫中山先生思考方法之肯定，實為(wei) 錢穆先生之夫子自道，其曆史研究正為(wei) 探尋中國人“為(wei) 自己而創設的一套政治理想與(yu) 政治意見”;然此種努力，卻遭到張君勱先生之言辭抨擊乃至挖苦。

四、反思性結語

以上概述張君勱、錢穆二賢之憲製思想，重在抉發其思考進路和方法，首先可見，兩(liang) 人均在中西關(guan) 聯之框架內(nei) 思考中國憲製與(yu) 文明之前景。當鴉片戰爭(zheng) 以來，歐美與(yu) 中國同在天下、且嚴(yan) 重壓迫中國，中國學者不能不如此———事實上，無不如此，直到今天。

但二賢之區別也甚為(wei) 明顯:張君勱先生堅信，儒家思想確在現代中國仍有其作用，但政治上例外:中國必須全盤接受西方民主政治，不僅(jin) 在基本價(jia) 值上，也在具體(ti) 製度上，比如三權分立就是優(you) 良政治之通例，中國須原原本本地采用之。據此，張君勱先生反對孫中山先生之國民大會(hui) 與(yu) 五權憲法設想;據此，張君勱判定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是專(zhuan) 製君主政體(ti) ，而反對錢穆先生之論斷。

至於(yu) 錢穆先生的思想，則與(yu) 之不同:一方麵，他反複聲明不反對民主政治，另一方麵，他也不迷信民主政治，更不以西方政治思想作為(wei) 唯一正確的政治思想，而始終堅持中國政治思考之內(nei) 在立場。故其曆史研究重在抉發中國政治之精神、原則、優(you) 良製度，並將由此所發現之中國優(you) 良政治製度用於(yu) 現代中國之憲製設計中，從(cong) 而形成中國政治學之初步框架與(yu) 保持曆史連續之憲製方案。

以上所述二賢之思想分歧，實為(wei) 現代儒家內(nei) 部持續存在之分歧的一個(ge) 故事;一百多年前康梁與(yu) 張之洞之間的分歧，則可視為(wei) 所有這些分歧之較完整原型;近來發生之港台新儒學與(yu) 大陸新儒學之爭(zheng) 議，可視為(wei) 這一分歧之最新故事。雙方所持不同立場，決(jue) 定其對儒學之新形態、及其在今日所可扮演之角色，有相當不同的期待。

核心爭(zheng) 點在於(yu) ，儒學有資格、能力影響、塑造政製否？儒家不同於(yu) 希伯來神教，也有別於(yu) 希臘“哲學”，最為(wei) 整全，自敬天、敬祖、敬鬼神，而誠意、正心、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政是儒家行道之重要機製，故夫子“知天命”，乃出仕於(yu) 魯;在魯不得誌，周遊列國，“孔子至於(yu) 是邦，必聞其政”;

孔門編纂《論語》，列《為(wei) 政》為(wei) 第二篇，可見其重要。故傳(chuan) 統上，儒家必致力於(yu) 以自身義(yi) 理構造社會(hui) 治理機製，包括憲製;無儒家式憲製，儒家價(jia) 值恐怕難以維係。

然而，現代儒者恰在此問題上發生嚴(yan) 重分歧。一部分現代儒學者斷定，傳(chuan) 統中國政製，哪怕其基於(yu) 儒家義(yi) 理，也已被證明是失敗的;至今日，相形於(yu) 西方民主政治，儒家憲製已完全喪(sang) 失存在之合理性。這差不多是近人所謂“現代新儒學”或“港台新儒學”之共識。據此，現代新儒學接受西方關(guan) 於(yu) 政治的真理，視大眾(zhong) 投票、三權分立為(wei) 核心之民主政製為(wei) 中國政治變革之唯一方向，著力於(yu) 思考儒家價(jia) 值、思想如何實現自我轉化，以接納和服務於(yu) 民主政製。

在現代新儒家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中，差不多隻有錢穆先生一人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政製並非漆黑一片，反有諸多可取之處，即便到今日也有其價(jia) 值。故他認為(wei) ，今日國人當立足儒家義(yi) 理，基於(yu) 中國數千年政治觀念、製度和實踐，從(cong) 事憲製設計。到晚近，有所謂“大陸新儒學”興(xing) 起，如蔣慶等人，亦作如此論斷。不過，後者思想並非接續錢穆先生，而由康有為(wei) 發展而來，因而有所謂“康黨(dang) ”之名，而錢穆先生對康有為(wei) 早就有嚴(yan) 厲批評———這涉及另一學術公案。不管怎樣，從(cong) 學術結構上看，在錢穆先生那裏，儒家義(yi) 理與(yu) 政治思考是貫通的，中國曆史也是連續的;相反，在港台新儒學那裏，儒家義(yi) 理與(yu) 政治思考截為(wei) 兩(liang) 橛，中國曆史因此也發生斷裂。

現代儒學在儒學義(yi) 理可否、能否發展出其政治理論且構建儒家式憲製問題上之分歧，可概括為(wei) 現代憲製與(yu) 中國文明兼容與(yu) 否之問:麵臨(lin) 強勢西方之中國完全可以且應從(cong) 其固有文明內(nei) 生出有效而優(you) 良之現代憲製，還是中國文明已無此能力，隻能通過憲製移植建立良好政製，其文明反而應當自我調整而適應之?

《中國必須再儒化——“大陸新儒家”新主張》
蔣慶 陳明 康曉光 餘(yu) 東(dong) 海 秋風 著
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

當然，如果仔細辨析即可發現，這兩(liang) 種立場實不對稱。孫中山、錢穆先生並不拒絕民主，隻是其憲製設計絕不限於(yu) 民主。民主隻是其中儒家式憲政結構中之一術而非全部，更非貫穿其中之道。民主納入完整的儒家治理架構，有其恰當位置，但憲製結構之整體(ti) 則是中國式、儒家式的，貫穿中國政治精神，也延續中國固有優(you) 良製度。此可謂“中體(ti) 西用”，由此，其理論保持儒學固有之整全屬性，其所構想之中國政治也保持連續。在這一思想中，現代中國之變雖然劇烈，雖然遭遇強烈外部衝(chong) 擊，也仍是中國文明之“新生轉進”。

另一方麵，張君勱先生等現代新儒家先賢幾乎以民主政製為(wei) 其憲製結構之全部，從(cong) 而與(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一刀兩(liang) 斷;由此，其儒學不能不放棄在內(nei) 的政治思考，而收縮為(wei) 心性之學;由此，其理論喪(sang) 失儒學本有之整全屬性，而循西方學術路徑向哲學深挖，無暇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現代闡發。因而，現代新儒學之義(yi) 理結構是嚴(yan) 重殘缺不全的。

張君勱先生於(yu) 抗戰期間參與(yu) 立憲，的確是現代儒家曆史上最為(wei) 輝煌的時刻，然而，義(yi) 理結構不全之儒學隻能給精英們(men) 接受民主政製提供一點點幫助———其實，有沒有這點幫助，對於(yu) 政治進程都不重要;卻不能在快速變動的文化與(yu) 政治進城中樹立自身之主體(ti) 性，當然也就無法設想自己的完整政教結構;這樣，張君勱先生所構想之憲法雖得以實施，但在文教、政治結構中，儒學自身卻缺乏存身之體(ti) ，而處在邊緣化的尷尬狀態———比如在台灣正式學術體(ti) 製中，儒學始終是邊緣的;更為(wei) 重要的是，義(yi) 理結構不全、哲學化之儒學，也沒有能力通過多種管道參與(yu) 台灣現實社會(hui) 、政治運作，甚至在現實的文化場域中都是缺席的。儒學如此邊緣化在政治上的後果之一是，民主政治失去反思性力量之牽引，而在各種因素的牽扯下不斷下墜，此即台灣晚近以來政治之困境所在。

現代新儒學對民主政治有絕大信任。然而，福山所指美國等國之“政治衰敗”現象①表明，此製不足以維護良好社會(hui) 政治秩序。實際上，當年美國立憲者創製立法，即費盡心機避免民主製而構建共和製。孫中山先生有鑒於(yu) 其所見民主政製之明顯弊端而重新思考，為(wei) 此，進入中國傳(chuan) 統而另造新製;錢穆先生同樣對此種政治衰敗有過預言，而提出本乎中國政治精義(yi) 之憲製方案，其根本在於(yu) ，以儒家精義(yi) 構築民主政治所需之文教、社會(hui) 基礎，並以之約束民主，比如，以國民大會(hui) 製度防範政客之自我封閉與(yu) 特殊利益化;考試製度旨在養(yang) 成並遴選德能出眾(zhong) 之現代士大夫，等等。或可設想，若真行此製，可避免政治衰敗?

當年，錢穆先生對中國政治曆史之重新認識，及據此提出之儒家憲製方案，幾被當作笑話，即便在儒家內(nei) 部，也遭遇帶有嚴(yan) 重道德譴責意味的批評;孫中山先生的憲製方案，即便有官方意識形態之身份，仍不得有效實施。不能不說，此乃時勢使然:彼時，西方文明如日中天，中國文明疲弱不振。不過到今天，大勢已全然不同。《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儒學或曰中國學者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國文明與(yu) 憲製的關(guan) 係。回到孫中山、錢穆，正當其時。

這一重新思考的前提是重新認識中國曆史，相應地，重新認識人類曆史，以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重新厘定中西文明和政製之關(guan) 係。如錢穆先生所痛心指出者，以現代西方為(wei) 標準認識曆史，必至於(yu) 自我否定，故“今日國人對於(yu) 國史，乃最為(wei) 無識也”。然而，曾高呼“曆史終結論”的福山，今天已在重新認識中國曆史，認為(wei) 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早而成熟的現代國家。當人類已進入“世界曆史之中國時刻”，對中國學人來說，從(cong) 更為(wei) 平衡的立場上重新書(shu) 寫(xie) 人類政製之曆史，已刻不容緩。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