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革新與(yu) 經學轉向：理學官僚與(yu) 清代前中期的學術轉型

作者：李文昌

來源：《東(dong) 嶽論叢(cong) 》2025年第5期

摘要：理學官僚是指尊奉理學，並以之指導立身行事、為(wei) 官行政等的官僚群體(ti) 。理學官僚不僅(jin) 是清初理學反思的直接參與(yu) 者，而且是經學複興(xing) 的重要推動者，對清代學術轉型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清初理學官僚從(cong) 國家治理的實際需求出發，開始重新認識程朱陸王諸學說，重建儒家道統脈絡，注重發揮理學的經世功能，推動理學官學化，試圖修正和革新理學。他們(men) 因闡發理學而研究經學，複由研究經學而反思理學，融傳(chuan) 統經學於(yu) 理學教化之中，以經學彌補理學之不足，促使理學向著經學化的方向轉變。清初理學官僚不僅(jin) 為(wei) 清代前中期學術轉型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而且通過提倡經學，以經學濟理學之窮，促進了經學主體(ti) 地位的形成，為(wei) 乾嘉考據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關(guan) 鍵詞:理學官僚理學革新經學轉向學術轉型

作者簡介:李文昌（1988—），男，山東(dong) 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史、清代學術史。

理學官僚是指尊奉理學，並以之指導立身行事、為(wei) 官行政等的官僚群體(ti) 。在清初程朱理學被尊為(wei) 官方哲學的大背景下，崇奉“理學”的官員層出不窮，在時人論著中多有關(guan) 注[1]，且對他們(men) 的評價(jia) 多為(wei) 積極的正麵的。而在晚清民國的清史敘事中，由於(yu) 書(shu) 寫(xie) 者政治和學術立場之不同，理學官僚的形象發生變化，如劉師培批評清初理學官僚“曲學阿世，鹹借考亭以自飾”[2]，梁啟超更斥之為(wei) “假道學先生”[3]，這直接導致了其後理學官僚研究的不振。改革開放以來，學界開始以更為(wei) 客觀的態度審視清初理學官僚的學術與(yu) 事功[4]。總體(ti) 而言，學界對清初理學官僚進行個(ge) 案研究者多，整體(ti) 關(guan) 注者少，且大多未將理學官僚納入清代學術轉型的整體(ti) 脈絡中進行考察，忽視了這一群體(ti) 的學術影響力。

清初理學官僚作為(wei) 國家政策的實際製定者和推行者，一方麵積極發揮理學的經世功用，重建儒家道統體(ti) 係，推動理學官學化，試圖修正和革新理學；另一方麵，理學官僚在推行以理治國的過程中，不斷發現理學存在的不足，進而從(cong) 傳(chuan) 統經學中汲取營養(yang) 以彌補理學之不足，促使理學向著經學化的方向轉變。清初經學是在理學的外殼下發展起來的，而乾嘉考據學又脫胎於(yu) 傳(chuan) 統經學。追根溯源，探究乾嘉考據學的形成，首先要弄清楚清初學術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由理學到經學的轉向。本文試圖從(cong) 學術與(yu) 政治的互動關(guan) 係入手，考察理學官僚對清代前中期學術轉型的影響，不足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理學官僚與(yu) 清初理學革新

清初學界將明朝的滅亡歸因於(yu) 理學空談誤國，開始重新認識並檢討學術。與(yu) 此同時，新生的清政權為(wei) 恢複統治秩序，迫切需要構建符合自身統治需要的新的學說體(ti) 係。二者互動產(chan) 生的合力，令學術悄然生變。清初的理學反思，從(cong) 批判“王學”入手，大致形成四種學術傾(qing) 向：一是和會(hui) 朱、王，以修正王學，以孫奇逢、李顒、黃宗羲為(wei) 代表；二是“由王返朱”，以張履祥、呂留良為(wei) 代表；三是批判程朱，護衛陽明，以陳確、毛奇齡為(wei) 代表；四是反對程朱陸王而別樹一幟，以顏李學派為(wei) 代表。清初學者對理學的反思與(yu) 修正，使得理學由虛轉實，呈現出注重踐履的傾(qing) 向，這恰恰適應了統治者統一思想認識、重建社會(hui) 秩序的實際需要。

學界的理學反思也深刻影響了理學官僚的學術認知。清初的理學官僚開始重新認識程朱陸王之學，通過重新董理儒家道統脈絡，試圖重建理學官方話語體(ti) 係。他們(men) 以學術為(wei) 治術，又將治術融入學術之中，在社會(hui) 的實際運作層麵推動著政治的變革、學術的演進。可以說，清初理學在反思的基礎上革新，在批判的基礎上重構，是融貫程朱陸王學說的新的思想體(ti) 係。通過對清初理學官僚治學行政的梳理，我們(men) 發現他們(men) 至少從(cong) 如下四個(ge) 方麵推動著清代理學的革新。

（一）對程朱陸王學說的新思考

清初學者將程、朱、陸、王一一拈出，以孔孟之道為(wei) 據依，以社會(hui) 實際需要為(wei) 準繩，崇正黜邪，自我修正，以實現儒學的政治追求與(yu) 現實關(guan) 懷。一方麵，清初學者治學大多由王學入，因此對王學還有相當的認同，但鑒於(yu) 明亡的沉痛教訓，他們(men) 又不得不對王學進行反思、批判；另一方麵，明中後期受王學衝(chong) 擊而退居次要地位的程朱理學，此時再度引起學界的關(guan) 注。如何重新認識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及其相互關(guan) 係，是擺在當時學界的主要問題。

在清初理學官僚中，除湯斌等少數人“調和朱王”外，大多是堅定的王學批判者。熊賜履學宗程朱，極詆陸王，認為(wei) 陸九淵“引釋亂(luan) 儒，借儒文釋”，“誠足以禍萬(wan) 世之人心而未有艾”[5]。他批評王陽明“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yu) 鄒、魯、洛、閩為(wei) 敵，而略無所忌”，導致“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yu) 年間，斯文一大為(wei) 淪晦焉”[6]。熊賜履之所以將程朱與(yu) 陸王兩(liang) 派思想對立，尊朱辟王，目的正在於(yu) 通過打壓陸王心學，確立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陸隴其以尊朱辟王為(wei) 世所知，是清初朱子學複興(xing) 的重要推動者，被譽為(wei) “本朝理學儒臣第一”[7]。陸隴其極力推崇朱子學說，謂：“近世學術之弊，起於(yu) 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8]他還撰有《學術辨》三篇，通過考辨程朱與(yu) 陽明之不同，力辨陽明之非，而竭力推尊程朱之學。《學術辨》以問答的形式，主要辨明了三個(ge) 關(guan) 鍵問題：一是陽明之學是造成明代衰亡的主要原因；二是陽明之學，源流皆弊，不能將風俗人心之壞隻歸咎於(yu) 陽明後學；三是將心性之辨作為(wei) 程朱理學與(yu) 陽明心學的重要分界線[9]。張伯行最為(wei) 推崇陸隴其學說，在對待王學的態度上與(yu) 陸氏高度一致。他批判陽明學說謂：“自陽明王氏倡為(wei) 異學，以偽(wei) 亂(luan) 真，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於(yu) 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10]他認為(wei) ，陽明之學較之陸九淵，為(wei) 禍更甚，“姚江王氏祖述金溪，而以朱子之學為(wei) 支離影響，倡立致良知之新說，盡變其成規，知其不足以服天下，則又為(wei) 晚年定論之書(shu) ，附會(hui) 牽合，以墨亂(luan) 儒，天下之談心學者，靡然響應，皆放佚準繩，不知名教中有何事!至啟、禎末年，而世道風俗頹敗極矣，蓋比諸金溪之為(wei) 禍，殆有甚焉”[11]。

此外，圍繞《明史》應否立道學傳(chuan) 的爭(zheng) 論，也體(ti) 現出理學官僚對待王學的批判態度。元修《宋史》，尊崇程朱理學，於(yu) 是在《儒林傳(chuan) 》前另立《道學傳(chuan) 》，列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朱熹等二十四人，表彰他們(men) 對孔孟道統的接續之功，因此後世又稱理學為(wei) “道學”。明末清初，陽明心學遭到學界的猛烈批判，從(cong) 而影響到官修《明史》對明代學術的定位。時任《明史》總裁官徐乾學曾就《明史》是否應立“道學傳(chuan) ”致書(shu) 詢問陸隴其。陸隴其主張將“道學傳(chuan) ”歸入“儒林傳(chuan) ”中，他指出：“《宋史》‘道學’之目，不過藉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yu) 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yu) 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yu) 《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yu) 《儒林》之內(nei) ，所以正儒之實。”[12]明史館擬立“道學傳(chuan) ”引發的論爭(zheng) ，實質是清初對明代學術尤其是陽明心學的評價(jia) 問題。爭(zheng) 論的結果，《明史》最終未立“理（道）學傳(chuan) ”。而作為(wei) 爭(zheng) 論核心的王陽明，僅(jin) 以功高被列入大傳(chuan) ，連“儒林傳(chuan) ”都未曾進入，傳(chuan) 稿曆經數次改易，最終以其本人及王學被否定而結束，王學在這場爭(zheng) 論中無可挽回地喪(sang) 失了正統地位。這也表明，清廷最高統治者在根本上對王學持否定態度，而將程朱理學作為(wei) 官方哲學。

理學官僚對王學的批評，藉由其政治影響力迅速作用於(yu) 學界，程朱理學漸成壓倒之勢，陸王心學漸趨衰微，“由王返朱”成為(wei) 不可逆轉的學術潮流，為(wei) 清初程朱理學的官學化邁出了關(guan) 鍵一步。

（二）對儒家道統體(ti) 係的新董理

明末清初，對儒家道統的整理蔚然成風，理學官僚積極參與(yu) 其中，成為(wei) 重建儒家道統的中堅力量。魏裔介撰《聖學知統錄》《聖學知統翼錄》，收錄儒學正統學者，排斥程朱理學以外的學者，試圖重建儒家道統體(ti) 係；熊賜履著《學統》，尊孔孟程朱而貶抑陸王釋老，攻擊陽明末流陽儒陰釋，崇正黜邪，具有鮮明的衛道色彩；張伯行著《道統錄》《道南源委》《伊洛淵源續錄》，尊奉程朱理學為(wei) 正統，排斥荀子、董仲舒、陸王，構建起龐大而詳盡的道統脈絡。清初理學官僚對道統脈絡的董理，適用了統治者加強思想控製的實際需要，為(wei) 理學官學化準備了條件。

在魏裔介的道統建構中，將伏羲列為(wei) 道統脈絡之首，與(yu) 韓愈將“堯舜禹”列為(wei) 道統源頭有所不同。魏裔介強調天道合一，認為(wei) 伏羲之學乃天學，謂：“不言天者，不足以知學；不言《易》者，不足以知學，帝（指伏羲——引者注）誠萬(wan) 世不祧之祖。”[13]在《聖學知統錄》中，魏裔介認為(wei) 朱子之後，能傳(chuan) 道統者，僅(jin) 許衡、薛瑄兩(liang) 人，在《知統翼錄》中又加入金履祥、劉因、曹端、胡居仁、羅倫(lun) 、蔡清、羅欽順、顧憲成、高攀龍，而將二氏之學、告子、管仲、商鞅、荀子、揚雄、王通、王陽明、李贄等都排除在道統之外。熊賜履著《學統》一書(shu) ，將先秦到明代各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劃分為(wei) 正統、翼統、附統、雜統、異統五類，倡明正統、翼統、附統，而批判雜統、異統，以此勾勒出儒家的道統脈絡譜係。熊賜履獨尊程朱、維護道統的思想貫穿於(yu) 《學統》始終，他把漢唐經學家摒棄在道統傳(chuan) 承之外，為(wei) 理學的“道統正宗”張目，反映了理學在清初所遭遇的危機以及思想界應對危機所做出的學術回應。張伯行在清初的道統重建中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所著《道統錄》《道南源委》《伊洛淵源續錄》，列道統傳(chuan) 人數百人，將道統的源頭追溯至伏羲、神農(nong) 、黃帝，而仍訖於(yu) 周、程、張、朱，奉濂洛關(guan) 閩為(wei) 正學，尤尊程朱一脈為(wei) 正統，建立起詳盡完整的儒家道統傳(chuan) 承體(ti) 係，被譽為(wei) 清代“傳(chuan) 道”名臣。

作為(wei) 清初官方理學的推動者和踐行者，理學官僚對儒家道統的梳理和建構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即通過對正統儒學的表彰、對儒家道統的建構，達到統一思想、整頓風俗、化育人心的目的，其政治意義(yi) 要遠大於(yu) 學術意義(yi) 。雖然他們(men) 的道統建構仍以程朱理學為(wei) 正宗，但也體(ti) 現出一些新特點：一是將道統源頭上溯到伏羲、神農(nong) 、皇帝，擴大了道統範圍，強調天道合一；二是接續周程張朱之後的道統譜係，將許衡、薛瑄、胡居仁、羅欽順等元明時代的學者也納入到道統譜係當中；三是排斥陸王之學、二氏之學，以及儒家之外各派學說。

（三）對理學實用功能的再彰顯

清初理學官僚在批判王學的同時，還積極運用理學理論重建社會(hui) 倫(lun) 理秩序，力求務實，把“虛理”建立在“人事”“實事”之上，理學逐漸變為(wei) 日用倫(lun) 常之學。如陸隴其強調：“道不外人倫(lun) 日用之間，人之所以為(wei) 人，全在乎此，不可須臾離也。”[14]張伯行也特別注重實踐，每到一處，廣建書(shu) 院，傳(chuan) 播程朱理學，誡勉士子身體(ti) 力行。他說：“道者，在人倫(lun) 日用之間，體(ti) 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為(wei) 德行，發之為(wei) 事業(ye) ，非徒以為(wei) 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yu) 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為(wei) 於(yu) 天下，庶無負不佞養(yang) 賢報國之誌雲(yun) 。”[15]再如，熊賜履多次參與(yu) 經筵日講，其所言“理學不過正心誠意，日用倫(lun) 常之事，原無奇特”“惟務躬行，不在口講”等，都為(wei) 康熙皇帝所接受[16]。康熙帝曾強調：“明理最是緊要，朕平日讀書(shu) 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措施。故明理之後，又須實行。不行，徒空談耳。”[17]加之康熙帝關(guan) 於(yu) 理學真偽(wei) 的辨論，將是否言行合一、注重實踐，作為(wei) 檢驗理學真偽(wei) 的標準，理學經世的一麵因而被放大，社會(hui) 功能日益強化。

理學官僚還將研治三禮視為(wei) 闡發理學的重要手段，倡導禮、理合一，以禮釋理。程朱理學討論的重點是哲學化的本體(ti) 論和心性論，注重義(yi) 理的闡發，是一種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儒學，在具體(ti) 的儀(yi) 節上往往有所欠缺。而《三禮》則包含了行禮的具體(ti) 規範。將理學的精神貫穿到具體(ti) 的行禮儀(yi) 節中去，體(ti) 現了清代理學注重實踐的特點。朱軾對禮學的提倡就很有代表性。他通過纂修禮書(shu) 或校刊前代禮學相關(guan) 書(shu) 籍，如《儀(yi) 禮節略》《大戴禮記》《溫公家範》《禮記纂言》《呂氏四禮翼》，然後利用在地方主政的機會(hui) 將之應用於(yu) 社會(hui) 教化的實踐，充分發揮了禮學移風易俗的社會(hui) 功用。朱軾之所以花費如此大的精力去研究禮學，根本目的就在於(yu) 推行教化。作為(wei) 清初的理學名臣，他們(men) 將理學的天人性命之旨，貫穿到禮學研究之中，體(ti) 現出以禮釋理的特點。

當然，理學官僚研禮的最終目的還是融禮於(yu) 理，推行教化，這是其為(wei) 學旨趣所在。清初的理學家們(men) ，試圖通過研究和踐行《三禮》，達到以禮釋理的目的，因此大量禮書(shu) 得以刊行，並施之於(yu) 教化，這也是清初三禮學複興(xing) 的一個(ge) 重要原因。

（四）理學官方話語體(ti) 係的重建

清初理學麵臨(lin) 的形勢比宋明時期更為(wei) 複雜。西學的強勢輸入，滿漢異質文化的衝(chong) 突，學界對理學空談誤國的批判，都使得理學不得不進行自我反思。理學在自我反思的同時，還積極參與(yu) 社會(hui) 重建，在社會(hui) 由亂(luan) 而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清初理學恢複在意識形態中獨尊地位的現實條件。

清廷的統治思想實際上經曆了從(cong) “崇儒重道”到“一尊朱子”的變化。“崇儒重道”是順治朝確立的基本國策。康熙年間，由張履祥、呂留良所倡導的“由王返朱”聲浪，經陸隴其、熊賜履、李光地等理學官僚的推波助瀾，逐漸被康熙帝所接納。康熙帝在與(yu) 熊賜履、李光地的經筵討論中指出：“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shu) 不讀，非濂、洛、關(guan) 、閩之學不講。”[18]這就把順治朝所確立的“崇儒重道”政策具體(ti) 化為(wei) 對程朱理學的倡導，在以什麽(me) 樣的學說來統一思想的關(guan) 鍵問題上，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朱熹學說。《清儒學案》謂“聖祖之崇宋學，自孝感發之也”[19]，又謂“康熙朝儒學大興(xing) ，左右聖祖者孝感、安溪，後先相繼，皆恪奉程、朱”[20]，都表明理學官僚通過影響最高統治者的學術好尚，在理學官學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理學官學化的過程中，“理學真偽(wei) ”論是一個(ge) 裏程碑事件。康熙帝對於(yu) 理學真偽(wei) 的討論，不僅(jin) 是一個(ge) 將程朱理學確立為(wei) 官方哲學的過程，而且以帝王之尊掌控了理學的解釋權，從(cong) 而強化了官方意識形態。康熙帝曾多次談到理學真偽(wei) 的問題，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兩(liang) 次：一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通過打擊偽(wei) 道學崔蔚林，申明判別理學真偽(wei) 的標準。二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以“理學真偽(wei) 論”詔試翰林院重臣，掌控理學的話語權。通過理學真偽(wei) 的討論，康熙帝對“偽(wei) 道學”進行了一次全麵清算。他認為(wei) 講明理學，必須“崇正黜邪”，身體(ti) 力行。當初極力推動理學官學化的諸多學者，如魏象樞、湯斌、熊賜履、李光地等人，都被斥為(wei) “假道學”。他指責魏象樞“挾仇懷恨”，湯斌表裏不一，李光地貪位忘親(qin) ，熊賜履好務虛名[21]。言外之意，這些人所講的理學是“偽(wei) 道學”。斥責這些人為(wei) 偽(wei) 道學不無道理，但更深層次的寓意在於(yu) ，隻有康熙帝才是真道學。康熙帝打壓了向來以道學先生自居的多位理學官僚，以“真理學”自居，形成一套富於(yu) 帝王色彩的理學體(ti) 係，是將治統、道統萃於(yu) 一身的成功帝王典範。

經過清初八十餘(yu) 年的蕩滌，在一代又一代理學家的不斷努力下，清代理學沿著與(yu) 宋明時期不同的方向發展，使得以講學與(yu) 思辨見長的宋明理學，變為(wei) 注重踐履的清初“新理學”[22]，並成功實現了理學官方話語體(ti) 係的重建。然而，清初“新理學”的問題也逐漸顯露，學術鮮少發明，在學理上漸趨枯竭，章太炎即有“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yu) 華”的論斷。為(wei) 了擺脫理學的困境，清初理學家們(men) 在倡導經世實學、躬行實踐的同時，還積極探索理學的出路，即以什麽(me) 樣的學說去補救乃至取代理學，於(yu) 是，他們(men) 把目光投向比理學更為(wei) 古老的經學。

二、從(cong) 理學革新到經學轉向

程朱理學取得獨尊地位的同時，也喪(sang) 失了思想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而理學官僚在為(wei) 官行政的實踐中貫徹著國家的理學政策，因此對理學的社會(hui) 功能和存在的弊病有著更為(wei) 深刻的認識。他們(men) 因闡發理學而研究經學，複由研究經學而反思理學；不僅(jin) 積極發揮理學的經世功用，而且表彰經學，尤重三禮，融傳(chuan) 統經學於(yu) 理學教化之中，以經學彌補理學之不足，促使理學向著經學化的方向轉變。

理學與(yu) 經學的關(guan) 係問題，曆來是學界探討較多的一個(ge) 話題。一方麵，理學本身包含著大量對經學原典的注釋之作，因此完全可以將理學納入經學的範疇，清初大儒顧炎武即有“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23]的論斷。另一方麵，理學雖本經學，但又不囿於(yu) 經學，它不僅(jin) 對經學原典進行了重新整合，如四書(shu) 體(ti) 係的建立，而且進行了很多創造性的發揮，如“理”“格物致知”等理念的提出、道統的構建等。通過研究經學原典來闡發理學思想，一直是理學家們(men) 常用的詮釋手段，在此意義(yi) 上可以說，理學的發展，內(nei) 在地包含著向經學回歸的一麵。

理學官僚普遍認為(wei) “道學”當於(yu) 經學中求之。理學名臣湯斌即指出：“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shu) 》之旨，體(ti) 驗於(yu) 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shu) 之外，更有不傳(chuan) 之道學也。故離經書(shu) 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24]熊賜履也認為(wei) ：“經義(yi) 之晦明，即道術之隆替，而人心邪正、世運升降之攸關(guan) 也。”[25]魏裔介特別重視經學的作用，強調“訓詁之學與(yu) 性命之理一以貫之”[26]，曾說：“自有漢儒之注疏，而扃鑰以開；有晦庵之注疏，而堂奧以啟。”[27]又指出：“《五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夫經者，中正不易之常道也。《易》參天地、陰陽、吉凶、悔吝，《書(shu) 》紀政事，《詩》道性情，《春秋》辨是非、嚴(yan) 予奪，《禮》以節性妨淫。三古以還，惟漢興(xing) 首重經學，一時通經之儒，後先並起。……學者恒以此持心，而凜乎若執躬信桓穀以對颺明命，惟是典章服物製令約束之，不敢隕於(yu) 下，則是書(shu) 也，於(yu) 以上佐皇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而下廣學士大夫窮經致用之資，禆益其淺鮮也耶!”[28]充分肯定了經學在維係世道人心中的作用。

李光地的理學並未隻偏重於(yu) 義(yi) 理的闡發，而以相當的精力注目於(yu) 經學訓詁的倡導，形成了“講義(yi) 理而不棄經學”的特點[29]。他說：“解經在道理上明白融會(hui) ，漢儒自不及朱子。至製度名物，到底漢去三代未遠，秦所澌滅不盡，尚有當時見行的。即已不存者，猶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筆之，畢竟還有些事實。不似後來禮壞樂(le) 崩，全無形似，學者各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漢儒所以可貴。”[30]他讚賞顧炎武、梅文鼎在考訂學方麵的成就：“顧寧人考訂古韻，以經為(wei) 宗，他書(shu) 證之，精確不過。……本朝顧寧老之《音學五書(shu) 》，梅定翁之曆算，從(cong) 古未有之書(shu) 。”[31]方苞評價(jia) 李光地說：“相國德業(ye) 於(yu) 時為(wei) 卓，而經義(yi) 則爭(zheng) 先於(yu) 前儒。”[32]由此可見，李光地對經學是非常重視的。李光地對經學的看重，對於(yu) 李氏家學乃至經學的興(xing) 起都有一定作用。其弟李光坡在三禮研究上頗有建樹，有《周禮述注》二十四卷、《儀(yi) 禮述注》十七卷、《禮記述注》二十八卷，皆以鄭《注》為(wei) 主，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亦不侈言奧博，可謂自成一家之言；其子李鍾倫(lun) 著有《周禮訓纂》;其孫李清植亦好《儀(yi) 禮》，曾協助朱軾纂修《名儒傳(chuan) 》，後來擔任三禮館副總裁。李氏家學儼(yan) 然已成經學風貌。朱軾也是以“提倡禮學，以禮為(wei) 教”而為(wei) 世所稱道的。他編撰《儀(yi) 禮節略》、校刊《大戴禮記》等書(shu) ，倡導研究三禮，“以經學濟理學之窮”，其目的正在於(yu) 發揮程朱義(yi) 理。方苞竭力稱揚李光地、朱軾二人對經學的表彰，認為(wei) 二人以經學鳴於(yu) 世。其言曰：“二公於(yu) 諸經，皆沉潛反複，務究其所以雲(yun) 之意。……自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shu) 》，競世講誦不輟。聖上繼序，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製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33]

理學官僚們(men) 倡導研究經學，是在理學範疇內(nei) 的自我反思與(yu) 修正。無論是李光地“講義(yi) 理而不棄經學”的主張，還是朱軾“以禮為(wei) 教”的學術實踐，都表明他們(men) 提倡研究經學之目的，最終在於(yu) 發明程朱義(yi) 理，亦即以經學去補救理學之窮。在他們(men) 看來，無論是理學還是經學，隻要有資治道，皆可取之為(wei) 用，因此他們(men) 對經學的提倡不遺餘(yu) 力。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康熙帝在與(yu) 日講官的論學問對中，也逐漸接受了“道學即在經學中”的觀點。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在保和殿舉(ju) 行經筵大典。講官徐元文、庫勒納進講四書(shu) ，其中有言：“自漢、唐儒者顓用力於(yu) 經學，以為(wei) 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學即在其中。”[34]“立政之要，必本經學”[35]，成為(wei) 清廷文化決(jue) 策的一個(ge) 重要依據。

統治者的學術好尚，不僅(jin) 使清初理學的革新成為(wei) 可能，而且為(wei) 經學複興(xing) 創造了條件。而無論是經學的複興(xing) ，還是理學的轉向，都表明乾嘉考據學主盟學壇之前，清代學術已經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變革，這些變革正是考據學興(xing) 起的前奏。

其一，清代理學與(yu) 經學的關(guan) 係及演進脈絡是我們(men) 探究考據學興(xing) 起的關(guan) 鍵。清代學術以承繼宋明理學發端，在經世思潮的影響下反思理學，並向著“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方向轉變，在經學複興(xing) 的基礎上，衍生出獨具時代特色的考據學。因此，理學與(yu) 經學的此消彼長，正能反映清初學術如何向乾嘉考據學轉型的問題。清初的學者提倡經學，大多著眼於(yu) 經學經世致用的方麵，但到了乾嘉時期，由於(yu) 種種原因，經學的經世內(nei) 涵逐漸淡化，對經典本身的研究成為(wei) 目的，考據學遂成為(wei) 乾嘉時期經學的主要表現形式。考據作為(wei) 一種治學方法，並不是清代才出現的，但考據得以成學、成派，卻是在乾嘉時期。

其二，清初的經學轉向，是乾嘉考據學形成的基礎和前提。學術發展具有內(nei) 在的連續性。考據學從(cong) 傳(chuan) 統經學脫胎而來，因此，經學轉向是乾嘉考據學形成的必要基礎和前提，是在轉型過程中一個(ge) 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轉向是轉型的必要條件，轉型是轉向的必然結果。可以說，沒有康熙朝後期到乾隆初年的經學轉向，就沒有後來乾嘉考據學主盟學壇。因此，雖然考據學本身具有反理學的特征，但不能將考據學的興(xing) 起簡單理解為(wei) “理學反動”。理學官僚雖以理學名世，但對經學和考據方法都很推崇，以往的研究忽視了理學官僚與(yu) 考據學形成的關(guan) 係，而理學官僚對經學和考據方法的寬容、提倡與(yu) 引導，恰恰是考據學形成的一個(ge) 重要前提。

總之，清初的理學革新和經學複興(xing) ，使理學向著經學化的方向發展，為(wei) 考據學的形成準備了條件，為(wei) 清代學術的轉型邁出了關(guan) 鍵一步。而後在文化高壓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催動下，考據學最終從(cong) 經學的母體(ti) 中孕育而出。

三、重估理學官僚在清代學術轉型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界往往將考據學的形成追溯到顧炎武、閻若璩等一批提倡考據學方法的學者身上，而忽視了當時的一批理學家，特別是理學官僚的作用。清初理學承繼明代理學而來，反思理學的聲浪最先萌發於(yu) 草野，繼而才影響於(yu) 政界，在學界和政界的共同作用下，理學被確立為(wei) 官方哲學。與(yu) 此同時，在反思理學的呼聲中，回歸經學原典也成為(wei) 一種思潮。反思理學與(yu) 回歸經學交織在一起，成為(wei) 清初學術的主流。理學官僚不僅(jin) 是反思理學的直接參與(yu) 者，而且是經學複興(xing) 的推動者、“新理學”的積極踐行者。他們(men) 對清代前中期學術轉型的影響，主要體(ti) 現在：

第一，為(wei) 學術轉型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康雍之際是理學轉向考據的關(guan) 鍵時期。康熙帝雖然明確以理學為(wei) 標的，但仍具有融理學於(yu) 傳(chuan) 統儒學，表彰經學的趨向[36]，其對經學的加意，為(wei) 經學的進一步興(xing) 盛營造了合法的空間。在最高統治者的影響下，清初的理學官僚如李光地、張伯行、朱軾等人也都積極提倡經學，融經學於(yu) 理學教化之中。帝王對經學的體(ti) 認，理學官僚對經學的倡導，都為(wei) 之後考據學的興(xing) 起，作了重要準備。

理學官僚們(men) 在堅持程朱義(yi) 理的前提下，並不否定經世致用之學、傳(chuan) 統經學、考據學、西學以及其他有用之學，而是采取兼容並包的態度。清初的理學官僚，無論是學宗程朱者，還是推崇陸王者，大都以明末學風流於(yu) 空疏為(wei) 戒，他們(men) 不再空談義(yi) 理，而是務實學，行實事，追求樸實的學風。凡是有資於(yu) 治道之學，皆取以為(wei) 用，客觀上為(wei) 理學以外其他學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對於(yu) 後來漢學的興(xing) 起、學術風氣轉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對經學複興(xing) 產(chan) 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李光地在清初《周易》《尚書(shu) 》《詩經》《三禮》《春秋》學等方麵都取得了顯著成就，他還提倡科舉(ju) 改革，提高五經在科舉(ju) 考試中的地位，是清初經學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人物之一。接武李光地之後，朱軾同樣以理學家的身份倡導經學，在《三禮》《春秋》《孝經》學等方麵頗多建樹，還培養(yang) 了一大批有誌經學的專(zhuan) 業(ye) 人才。可以說，他們(men) 的目的雖然是闡發理學，但走的都是“求理於(yu) 經”的路子。著名史家劉澤華先生曾指出：“精英人物的個(ge) 性不僅(jin) 對一定政治文化的形成產(chan) 生重大影響，而且會(hui) 在文化的軌跡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足印。”[37]理學官僚正是那個(ge) 時代掌握政治權力和學術話語權的精英人物，他們(men) 的個(ge) 性與(yu) 學術主張，對學術進程的影響可能是決(jue) 定性的。

理學官僚在踐行理學、推行教化的過程中，也逐漸認識到理學的某些不足，因此他們(men) 通過研究三禮、刊行禮書(shu) ，來化民成俗。“以禮為(wei) 教”“以禮化俗”“以禮治民”，幾乎成為(wei) 當時理學家的普遍做法。禮學在綱常名教的踐行方麵與(yu) 程朱理學如出一轍，而更為(wei) 具體(ti) 、更具可操作性，對規範社會(hui) 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在理學作為(wei) 官方哲學的前提下，三禮學能夠在清初興(xing) 起的重要原因。以三禮學的複興(xing) 為(wei) 先導，乾隆年間考據學的興(xing) 起也就成為(wei) 可能。

第三，深化了理學的經世內(nei) 涵，使理學從(cong) 義(yi) 理之學變為(wei) 實踐實用之學。

將學術研究與(yu) 為(wei) 官行政相結合，倡導經世致用，是官員型學者的一個(ge) 重要特征。清初的理學官僚們(men) 在學術研究中提煉精蘊、發揮義(yi) 理，教正風俗人心；在為(wei) 官行政中體(ti) 察於(yu) 心、總結經驗，豐(feng) 富學術內(nei) 涵。比如，張伯行長期在地方主政，他不僅(jin) 恪守程朱理學，而且把理學觀念應用到日常的為(wei) 學、為(wei) 政和為(wei) 人當中，致力於(yu) 解決(jue) 社會(hui) 現實問題。他在福建擔任巡撫期間，針對當時奢靡的婚喪(sang) 習(xi) 俗，發布《飭禁婚嫁喪(sang) 葬華奢示》，致力於(yu) 改變不良的社會(hui) 風氣[38]。他廣建書(shu) 院，告誡書(shu) 院學子：“有誌聖賢之學，必身體(ti) 而力行之，非徒為(wei) 口耳誦說之資已也。”[39]他把程朱理學基本要義(yi) 與(yu) 清初社會(hui) 實際相結合，以程朱經世實學為(wei) 手段，施行教化，收到了良好效果。朱軾也非常注重以理經世，特別強調“正心”在理學體(ti) 係中的地位，並將其貫徹到為(wei) 官行政的實踐當中。在湖北，在奉天，在浙江，朱軾每到一處，都是先正民心，通過宣講《聖諭十六條》、刊發禮書(shu) 等形式，使民心向化、風俗還淳。事實證明，民心正則教化行，以此為(wei) 基礎開展其他各項工作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朱軾的思想體(ti) 係中，“正心”不隻是個(ge) 人行為(wei) ，而是上升到以理學經世的層麵。清初的理學官僚，在思想上普遍反對空談，主張經世致用，以理學理念解決(jue) 社會(hui) 現實問題，促使理學向著經世實學的方向轉變。

第四，對經學人才的培養(yang) 。

清初的理學官僚不僅(jin) 有意或無意地運用經學原典闡發理學思想，而且通過編修經學著作、選拔經學人才等方式，大力倡導經學。乾隆初年眾(zhong) 多有誌經學之士，大都是在康雍之際的理學官僚扶持下成長起來的。張伯行、朱軾等人都以理學家的身份，利用在地方主政和主持鄉(xiang) 會(hui) 試的契機，積極崇獎經學，選拔通經之士。主考官們(men) 的治學與(yu) 為(wei) 政理念，會(hui) 通過參加考試的科舉(ju) 士子，作用於(yu) 學界和社會(hui) ，引導學術風尚的轉移。如朱軾不僅(jin) 自己精研經學，而且在科舉(ju) 考試中衡文校士，崇獎經學。他於(yu) 康熙四十八年充會(hui) 試同考官、雍正元年充順天鄉(xiang) 試正考官，而後於(yu) 雍正元年（恩科）、雍正二年、乾隆元年三主會(hui) 試，皆為(wei) 正考官，許多績學之士，如李紱、戴名世、惠士奇、陳宏謀、周學健、帥念祖、王步青、王安國、汪由敦、劉統勳、李清植、王文清、秦蕙田、黃永年、全祖望、鄭燮等，皆得脫穎而出，其中類多通經之士。值得一提的是，出自朱軾門下的惠士奇、王安國，其治學理念上承朱軾，無疑又會(hui) 影響到他們(men) 的後代惠棟、王念孫、王引之。一代學術轉型，正是在時代思潮和家族學風的雙重影響下向前推進的。

清初理學官僚雖然學宗程朱，但與(yu) 宋明時期動輒以天理為(wei) 言的理學家有很大不同，他們(men) 以更加務實的態度，以國家實際需求為(wei) 導向，不斷檢視和反思理學存在的問題，進而倡導經學，以經學濟理學之窮，並藉由其政治和學術影響力，最終將學術風氣導向了經學。可以說，清初理學官僚的經學倡導，促進了經學主體(ti) 地位的形成，為(wei) 乾嘉考據學的成學奠定了基礎。

結 語

清代學術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曆了一個(ge) 漫長而複雜的曆史過程。其中既有學界的自我反思，也有統治者的提倡，是學術與(yu) 政治合力的結果。理學官僚不僅(jin) 為(wei) 清代前中期學術轉型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而且身體(ti) 力行推動著理學革新。這種“新”，既是適應時代需求的新嚐試，又是融合了傳(chuan) 統經學的自我革新。清代考據學正是在理學革新的背景下發展起來，是脫胎於(yu) 傳(chuan) 統經學的“新經學”體(ti) 係。理學官僚對經學的表彰、對務實學風的提倡，都為(wei) 後來乾嘉考據學的興(xing) 起準備了條件。

理學通過自身的變革，與(yu) 統治政權相結合，被確立為(wei) 官方哲學，但也失去了本身的思辨色彩。學術少發明而重踐履，疏於(yu) 立言而重於(yu) 行事，在學理上漸趨枯竭，理學雖然經曆了“由王返朱”的過程，但其存在的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jue) ，於(yu) 是隻能從(cong) 傳(chuan) 統經學中汲取營養(yang) ，尋求理論支撐，以期彌補理學的不足，“以經學濟理學之窮”遂成為(wei) 一時學術潮流。

清代理學雖然在學理上少有創獲，但對學術問題還是作了不少論述和闡發的，如對道統的體(ti) 認，對“格物致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等的強調，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清初理學家們(men) 尤其強調躬行實踐，理學的“務實”色彩更為(wei) 濃厚，空疏的一麵逐漸扭轉。同時，作為(wei) 官方統治思想，理學對社會(hui) 風氣的形成也產(chan) 生了不容小覷的作用。理學的社會(hui) 影響，正是通過理學官僚在為(wei) 官行政的實踐中逐步實現的。

在清初學者眼中，沒有等級森嚴(yan) 的漢宋觀念，沒有理學與(yu) 經學的明顯界限，有的隻是虛與(yu) 實、是與(yu) 非的判斷。我們(men) 不應當給他們(men) 貼上經學家或者理學家的標簽，更不能以後來人的眼光限製他們(men) 的思想境界，而應當回到當時的社會(hui) 環境，深入剖析社會(hui) 矛盾，進而評判他們(men) 的思想與(yu) 學術。重新審視乾嘉考據學的形成，理學官僚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注釋
[1]清人趙慎畛《榆巢雜識》有“理學名臣”條，列康熙初年之張鵬翮、魏象樞、熊賜履、湯斌、張伯行、李光地等“崇尚理學、踐履篤實”者數人。（趙慎畛：《榆巢雜識》卷上《理學名臣》，徐懷寶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4頁。）昭梿在《嘯亭雜錄》中列康雍時期“理學大臣”27人，其中既有李光地、熊賜履、張伯行、朱軾等名重一時的理學名臣，又包括顧琮、完顏偉、張師載等以治河聞名的技術型官員。（昭梿：《嘯亭雜錄》卷10《本朝理學大臣》，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18頁。）
[2]劉師培：《左盦外集》卷9《清儒得失論》，《劉申叔遺書》，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6頁。
[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30頁。
[4]相關著作有龔書鐸主編《清代理學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楊菁《清初理學思想研究》（台北：裏仁書局，2008年版）、王勝軍《清初廟堂理學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15年版）、朱昌榮《清初程朱理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等。相關論文多以個案研究為主，涉及熊賜履、李光地、魏裔介、湯斌、張伯行、朱軾等數人，茲不贅舉。
[5]熊賜履：《學統》卷47《雜統·陸象山》，徐公喜、郭翠麗點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頁。
[6]熊賜履：《學統》卷49《雜統·王陽明》，第523頁。
[7]吳光酉等撰：《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頁。
[8]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5《答嘉善李子喬書》，王培友點校，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頁。
[9]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2《學術辨》，第18-22頁。
[10]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4《王學質疑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頁。
[11]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4《性理正宗序》，第273頁。
[12]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5《答徐健庵先生書》，第71-72頁。
[13]魏裔介：《聖學知統錄》卷上《伏羲》，清康熙五年刻本，第1頁。
[14]陸隴其：《鬆陽講義》卷2《中庸·道不遠人章》，彭忠德等校注，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頁。
[15]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9《紫陽書院碑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頁。
[16]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甲午，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9頁。
[17]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癸亥，第116頁。
[18]《清聖祖實錄》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09頁。
[19]徐世昌：《清儒學案》卷38《孝感學案》，沈芝盈、梁運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427頁。
[20]徐世昌：《清儒學案》卷40《安溪學案上》，第1531頁。
[21]《清聖祖實錄》卷163，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癸酉條，第785頁。
[22]對清代“新理學”的研究有趙均強《性與天道、以中貫之——劉沅與清代新理學的發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堅《明清學術轉換的橋梁與清初學術主流：論清初新理學》（《文史哲》，2017年第6期）等。還有學者對清代“新義理學”進行研究，代表成果有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台北：裏仁書局，1999年）、《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台北：裏仁書局，2005年版）、《清代的義理學轉型》（台北：裏仁書局，2006年版）;雷平《清前期“新義理學”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9年版）。此外尚有周積明《關於“乾嘉新義理學”的通信》（《學術月刊》，2002年第4期）;《〈四庫全書總目〉與乾嘉“新義理學”》（《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陳居淵《清代“乾嘉新義理學”探究》（《求索》，2003年第5期）等。
[23]顧炎武：《亭林文集》卷3《與施愚山書》，華忱之點校：《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8頁。
[24]湯斌：《湯子遺書》卷3《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頁。
[25]熊賜履：《澡修堂集》卷4《庚辰科會試策問五道》，《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頁。
[26]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3《四書大全纂要序》，魏連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4頁。
[27]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3《四書簡捷解序》，第65頁。
[28]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3《五經圭約序》，第59-60頁。
[29]龔書鐸主編、史革新著：《清代理學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頁。
[30]李光地：《榕村語錄》卷19《諸儒》，陳祖武點校：《榕村全書》（第6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頁。
[31]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16《學》，陳祖武點校：《榕村全書》（第7冊），第338頁。
[32]方苞：《方苞集》卷7《贈李立侯序》，劉季高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頁。
[33]方苞：《方苞集》卷4《重訂禮記纂言序》，第87頁。
[34]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癸未，第879頁。
[35]《清聖祖實錄》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第170頁。
[36]詳見陳祖武先生所著：《清代學術源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2頁。
[37]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頁。
[38]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5《飭禁婚嫁喪葬華奢示》，第168-169頁。
[39]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9《鼇峰書院記》，第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