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周代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啟蒙地位和偉(wei) 大意義(yi) 正名

作者：祁誌祥

來源：《文匯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閏六月廿七日辛酉

          耶穌2025年8月20日

周代前後生存了791年，是中國曆史上壽命最長的一個(ge) 朝代。周代所以能夠成為(wei) 國祚綿長的朝代，與(yu) 其取得的以“人道”取代殷商“神道”的思想文明密切相關(guan) ，它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ge) “啟蒙”時代。遺憾的是，學界對此尚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應有的評價(jia) 。人們(men) 以巨大的熱情讚美“大漢文明”“大唐文明”“大清文明”，卻很少見到人們(men) 讚美過“周代文明”。談到周代的思想成就，一般隻局限於(yu) 東(dong) 周的春秋戰國，不是將周代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去加以評價(jia) ，而是將275年的西周遺漏在外。事實上，文、武、周公之道及成、康之世恰恰是周代德治文明的奠基者。在剛剛出版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人的覺醒”：周代思想的啟蒙景觀》一書(shu) 中，筆者按邏輯的順序，從(cong) 20多個(ge) 專(zhuan) 題入手，全麵揭示了周代思想界以“人的覺醒”為(wei) 標誌的獨特的“啟蒙”景觀，為(wei) 整個(ge) 周代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啟蒙地位和偉(wei) 大意義(yi) 正名。

《“人的覺醒”：周代思想的啟蒙景觀》，祁誌祥 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有一種成見認為(wei) ，“啟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專(zhuan) 利，指借用西方民主、科學、博愛、自由、個(ge) 性等價(jia) 值理念清除中國古代三綱五常奴隸道德的蒙昧思想。因此，中國古代沒有“啟蒙”。另有一種觀點則認為(wei) ，“啟蒙”的原初意義(yi) 指“西方近代的思潮”，“前提是西方中世紀的終結”。因此，用“啟蒙”去界定周代思想界的時代特征不確。這兩(liang) 種觀點似是而非，其錯誤緣於(yu) 將“啟蒙”的特指與(yu) 一般內(nei) 涵混為(wei) 一談所致。其實，“啟蒙”不是外來語，古代漢語中早已有之。東(dong) 漢後期應劭《風俗通義(yi) 》最早使用“啟蒙”一詞：“每輒挫衄，亦足以袪弊而啟蒙矣。”意指去除遮蔽、開發蒙昧。因此，《辭海》將“啟蒙”解釋為(wei) “開發蒙昧”。思想史是人們(men) 對自然、社會(hui) 、宇宙奧秘、真諦的認識史。這種認識有真實與(yu) 荒謬、科學與(yu) 蒙昧、蒙昧與(yu) 啟蒙之分。以此觀照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演變，就會(hui) 發現呈現出四次“啟蒙”。針對上古至夏商流行的萬(wan) 物有靈、神靈至上的蒙昧思潮，周代出現了“禍福人召”“人的覺醒”的啟蒙思潮；針對漢代儒學天命化、道德神學化的蒙昧思潮，魏晉南北朝產(chan) 生了“自然”“適性”、解放情欲的啟蒙思潮；針對隋唐宋元天理人欲勢不兩(liang) 立的蒙昧思潮，明清出現了求真務實、回歸常理的啟蒙思潮；近代接過明清啟蒙的接力棒，借鑒西方“平等”“自由”“民主”“人權”等價(jia) 值理念，對秦以後整個(ge) 中國古代皇權專(zhuan) 製下束縛個(ge) 性、扼殺民權的綱常倫(lun) 理蒙昧思潮加以啟蒙，形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第四次啟蒙思潮。在此基礎上展開的“五四”啟蒙運動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五次啟蒙思潮。而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思想解放運動則可視為(wei) 中國思想史上第六次啟蒙思潮。在清除蒙昧、理性覺醒的本義(yi) 上，用“啟蒙”一詞界定周代以“人的覺醒”祛除先前“神本”蒙昧的時代特征，是能夠成立的，也是符合實際的。

是否可用“人的覺醒”概括周代“以人為(wei) 本”的“啟蒙”特征？有人認為(wei) ，“人的覺醒”是對抗中世紀神學的西方文藝複興(xing) 思潮的特指，用來指稱周代思想界特征，可能不確。這實際上如同質疑“啟蒙”用法者一樣，以一個(ge) 特指否定另一個(ge) 特指，並不妥當。“人的覺醒”是與(yu) “人的迷失”相對的概念，指人的自我意識的自覺，人能夠運用理性精神返觀自身，對人自身的屬性、作用及其在宇宙萬(wan) 物中的地位加以清醒的認知。“人的覺醒”並不是西方文藝複興(xing) 時期的專(zhuan) 利。因此，李澤厚將魏晉稱為(wei) 中國思想史上“理性”的“人的覺醒”時代。但李澤厚隻看到魏晉“人的覺醒”，沒看到周代是比魏晉更早的“人的覺醒”時代，卻是一個(ge) 巨大的疏忽。筆者認為(wei) 周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ge) “人的覺醒”時代，更值得人們(men) 重視。

周代“人的覺醒”，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是深刻認識到“人”比“神”重要。周人揭示：“吉凶由人”“禍福人召”；“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惟人萬(wan) 物之靈”；“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在宇宙萬(wan) 物中，“人”的地位最高貴，“人”的所作所為(wei) 決(jue) 定著個(ge) 人和國家的禍福。“人”不僅(jin) 是天地的核心，而且是萬(wan) 物中的神靈。所以，無論做什麽(me) 都必須“以人為(wei) 本”、以人為(wei) “先”。二是對人性的深刻認識。誕生了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告子的“性無善惡”論、世碩的“性兼善惡”論；承認人性平等，“君子之與(yu) 小人，其性一也”，人人都具有道心與(yu) 情欲的善惡二重性。三是對“人道”的豐(feng) 富認識。包括內(nei) 聖之道與(yu) 外王之道。內(nei) 聖之道即以理節情，揚善去惡，成為(wei) 君子、道德上的聖人。外王之道即根據人性來治人，所謂“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既有物質欲求，又有精神追求。根據人性二重性來治人，首先，“凡治天下，必先富民”，其次要順應民心，宣之使言。人性具有向善的理性與(yu) 為(wei) 惡的情欲二重性，所以治理天下必須刑德並施，以禮教導善，以法治戒惡。隻有這樣才能成為(wei) 長治久安的聖王明君。內(nei) 以成聖、外以成王，是個(ge) 人和天下獲得福佑的根本之道。四是外王之道中的“民本”“革命”思想。天下安康的外王之道關(guan) 鍵在於(yu) 獲得萬(wan) 民的人心與(yu) 擁戴。“民者，君之本也。” “民為(wei) 貴，君為(wei) 輕。” “士貴耳，王者不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如果君主殘暴無道、導致民不聊生，臣民就可以運用通過“革命”的手段誅殺、推翻君主。“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不難看出，以“人道”取代殷商巫史文化的“神道”，是周代思想界的鮮明特征。用“人的覺醒”界定周代思想啟蒙特征，名副其實，無可置疑。

圖源：視覺中國

怎樣重新認識西周在周代思想史中的意義(yi) ？過去談周代思想史的偉(wei) 大意義(yi) ，隻局限於(yu) 諸子百家活躍的春秋戰國時期。比如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韋政通的《中國思想史》把“人之發現”歸功於(yu) 孔子，張豈之的《中國思想史》把“重人、重民思想”視為(wei) “春秋時代”的產(chan) 物，都不約而同地忽略了西周的貢獻。其實，在《尚書(shu) ·周書(shu) 》《詩經》《國語》《周易》中，天不可信、貴人輕神、敬德保民的思想以及人文之道的探討就大量存在。傳(chuan) 為(wei) 周公所作的《周禮》、周文王武王的導師呂尚所作的《太公六韜》雖然在作者和成書(shu) 時間上有爭(zheng) 議，但作為(wei) 理解周初思想的參考是完全有理由的。《周禮》中“設官分職，以為(wei) 民極”的主題、《太公六韜》中“仁之所在，天下歸之”的思想與(yu) 《尚書(shu) ·周書(shu) 》中記載的文、武、周公之道是完全一致、可以互證的。春秋時期孔子仁學對“人的發現”乃是對周初文、武之道和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繼承與(yu) 發展。如孔子說：“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楊寬在《西周史》中指出：“孔子的政治主張，主要就是要後世君王以周文王、武王、周公作榜樣，從(cong) 而把西周開國時期的政治文化繼續發揚光大。”因此，筆者主張將周代“人的覺醒”的上限上推到周文王、武王，特別是周公，兼及成王、康王，強調將東(dong) 周與(yu) 西周合並起來作為(wei) 整體(ti) ，肯定整個(ge) 周代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啟蒙地位和偉(wei) 大意義(yi) 。

如何理解周代“人的覺醒”思想啟蒙的社會(hui) 政治原因？思想的主體(ti) 是人。人總是處於(yu) 特定的社會(hui) 中。人的思想的產(chan) 生、發展既受製於(yu) 個(ge) 體(ti) 的能動性、創造性，也受製於(yu) 所處社會(hui) 的政治環境的製約。過去的思想史著作囿於(yu) 特殊的曆史因素，對上古至夏商周的社會(hui) 政治製度形態的認識是令人困惑的。其中一個(ge) 影響很大的觀點，是認為(wei) 中國古代經曆了原始公有製社會(hui) ，夏商周奴隸社會(hui) ，秦以後至清的封建社會(hui) 三個(ge) 階段。這種觀點經不起史實檢驗，亟需完善改正。《韓詩外傳(chuan) 》指出：“五帝官天下，三代家天下。”“官天下”即“公天下”的意思。“公天下”即實行天下共享的封建製。明代楊慎指出：“三代以上，封建時也”；“秦而下，郡縣時也”。根據對《史記》《漢書(shu) 》等史料的記載研究可知：炎帝至五帝時期是“天下為(wei) 公”的時代，實行的是“選賢與(yu) 能”的天子禪讓製與(yu) 地方分權而治的封建製。夏商周進入“天下為(wei) 家”的私有製時代，天子傳(chuan) 承從(cong) 禪讓製一變而為(wei) 世襲製，但由於(yu) 天下幅員太廣，天子“力不能製”，地方行政製度依然實行的是五帝時期分權共享的氏族封建製。分權自治的封建製本質上是不利於(yu) 維護天子的家天下的。於(yu) 是，周朝將傳(chuan) 統的異姓氏族封建製改造為(wei) 一姓為(wei) 主的宗法封建製，旨在加強周天子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權威。但封建的本質是分邦列國，分治共享。西周的封建諸侯擁有半獨立的自治權。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被架空，諸侯擁有全獨立的自治權。在諸侯擁有半獨立自治權的西周時代，“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yu) 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shu) ，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chuan) 語，近臣盡規，親(qin) 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在諸侯擁有全獨立自治權的春秋戰國時期，適應各諸侯稱霸天下的需要，諸子學說應運而生，百家爭(zheng) 鳴、百花競放。正如馮(feng) 天瑜在《“封建”考論》一書(shu) 中所指出：“從(cong) 思想文化的自由度、人文精神的昂揚而言，封建的春秋戰國自有優(you) 勝處，作為(wei) 諸子百家競放宏議的時代，創造了堪與(yu) 古希臘東(dong) 西輝映的又一個(ge) ‘軸心文明’。”

周代以“人的覺醒”為(wei) 標誌、以探討“人道”為(wei) 中心的思想啟蒙造就了中國曆史上生命力最強、生存周期最長的朝代，創造了中國思想史上的“軸心文明”，成為(wei) 後世中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淵藪。讓我們(men) 懷著一份虔誠，走進周代啟蒙思想的大廈，感受它的風采、它的魅力、它的震撼、它的啟迪，為(wei) 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設汲取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