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而治：短缺經濟條件下儒學的產(chan) 生及其走向

作者：朱鑫鈺（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閏六月廿三日丁巳

          耶穌2025年8月16日

【國學爭(zheng) 鳴】

近讀清華大學彭林教授在《光明日報》所撰《“儒學是短缺經濟產(chan) 物說”商榷》一文，就其中儒學並非短缺經濟產(chan) 物的觀點，筆者有不同理解。

儒學濟世目標的實現，不但要厘清其淵源何自，亦要處理好局部與(yu) 整體(ti) 、私欲與(yu) 公利、理論與(yu) 實踐等多組關(guan) 係之間的張力問題。“聖人南麵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周易·說卦》），是先賢們(men) 思考出的治世夙願，亦是儒學在新時代完成現代化轉型的願景。

局部與(yu) 整體(ti) ：儒學產(chan) 生的年代是何種短缺？

無論是仰賴農(nong) 耕，抑或是依賴捕獵、遊牧，人們(men) 都離不開對自然環境的把握與(yu) 適應。當災害頻仍，百姓抵禦風險的能力便會(hui) 隨之削弱甚而直接失靈。《詩經·豳風·七月》載：“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詩經·雲(yun) 漢》又載：“天降喪(sang) 亂(luan) ，饑饉薦臻。”這些都揭示了周代平民缺衣少糧的狀況。當時的人難以應對極端氣候環境變化，加之夏商西周時期的生產(chan) 工具以木、石、骨、蚌等為(wei) 主，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水平低下，發展速度緩慢。在環境依賴型生產(chan) 條件和勞作模式下，經濟若要實現整體(ti) 、全麵且長久的富足，顯然十分困難。這構成了中國早期經濟的相對短缺狀態。

用局部地區的豐(feng) 裕來推定整體(ti) 區域的富足，是難以為(wei) 信的。世界級洞穴遺址的江西仙人洞與(yu) 吊桶環遺址，實證了水稻的“萬(wan) 年馴化史”。在考古學家彭適凡的闡述中，此發現標誌著人類經濟從(cong) “攫取性經濟”轉向“生產(chan) 性經濟”。誠然，考古現場能夠從(cong) 局部證實生產(chan) 力的峰值程度，卻不能由此斷定廣大百姓在彼時的整體(ti) 生活水準。有研究表明，在河姆渡文化遺址之一的田螺山遺址，早期水稻田每年產(chan) 出5000千克，晚期則為(wei) 7000千克，僅(jin) 能支持不足30人食用。即便是河姆渡遺址稻穀總量已逾12噸，大量稻穀堆積或可證明強大的糧食儲(chu) 備能力，並不能構成經濟完全富足的充要條件。

相對短缺並非絕對不足。先民們(men) 為(wei) 了應對未知風險，必須維係必要的生產(chan) 與(yu) 生活資源供應。然而，“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梁惠王上》），揭示了資源分配的嚴(yan) 重失衡。“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裏仁》），此承認了人欲的普遍性。與(yu) 欲望相伴隨的是對資源的追逐和占有，進而導致不同階層生活水平懸殊，社會(hui) 危機產(chan) 生。

階層有差等，人欲無差別，人性有善惡。如何平衡好各階層內(nei) 部與(yu) 階層之間的欲望與(yu) 利益訴求，儒學應運而生，與(yu) 其他學說一道參與(yu) 並塑造著百家爭(zheng) 鳴。

公與(yu) 私：儒學參與(yu) 社會(hui) 治理的底層邏輯

儒學不是解決(jue) 一切世間問題的萬(wan) 靈藥，卻可以成為(wei) 平衡各方關(guan) 係的潤滑劑與(yu) “文化工具箱”。在儒學產(chan) 生之前，“敬天保民”思想已存在，以“禮”來形塑百姓。通過禮樂(le) 教化維持社會(hui) 秩序方成可行之舉(ju) 。士農(nong) 工商，井然有序，恰是儒家強調社會(hui) 分工的寫(xie) 照。

資源有限，人欲無限，人心難量。儒家人性論與(yu) 修養(yang) 論，始終以資源的相對短缺為(wei) 背景。孟子性善論的前提是“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無恒產(chan) 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即隻有物質充裕到不必擔憂何以生存，人們(men) 方能“修心養(yang) 性”。《荀子·禮論》開篇也表明，在資源分配相對短缺的境況下，利益爭(zheng) 奪成為(wei) “禮”產(chan) 生的直接動因。

圍繞權衡公共資源與(yu) 平衡私人欲望，儒家學說不斷發展。《論語·季氏》所載“不患寡而患不均”，直指資源分配不均的相對短缺現實。《論語·學而》言：“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即對社會(hui) 上層的約束，權力要通過“節用”“愛人”來保障百姓生存與(yu) 發展，避免激化矛盾。《論語·顏淵》雲(yun) ：“克己複禮為(wei) 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wei)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個(ge) 人克製私欲和遵守規範，方能推動整個(ge) 社會(hui) 向“仁”而治。“克己複禮”應是有目標的，並不局限於(yu) 個(ge) 人道德自覺一隅之地，最終指向天下。

公與(yu) 私之間所蘊藏的“義(yi) 利之辨”，亦建立在資源相對於(yu) 人欲而存在短缺的前提之上。儒家的經濟倫(lun) 理常常將“義(yi) ”與(yu) “利”關(guan) 聯起來看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是儒家參與(yu) 國家治理的旨歸。《論語·子路》曾記載，冉有問孔子：“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道：“富之。”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言：“教之。”可見，儒家主張在物質充裕的基礎上進行道德教化，肯定了人們(men) 追求物質滿足之欲望。儒家樸素的義(yi) 利觀、是非觀、人性觀，持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並擴展至整個(ge) 儒家文化圈。

書(shu) 齋學問與(yu) 國家治理：儒學現代轉型之要義(yi)

義(yi) 與(yu) 利、和與(yu) 爭(zheng) 、人與(yu) 物、群與(yu) 己、存在與(yu) 超越等多重關(guan) 係形塑起複雜世界。儒家倫(lun) 理亦複雜多重，既具有一定的內(nei) 在矛盾，又具備內(nei) 在生命力與(yu) 內(nei) 生性動力。儒家一方麵強調尊卑秩序，一方麵又關(guan) 注人格獨立；一邊追求精神理想，一邊又指向經世致用；不僅(jin) 主張“以義(yi) 取利”，還提倡“重義(yi) 輕利”。

從(cong) 書(shu) 齋學問走向百姓日用再到經略社會(hui) ，構成儒家探索國家治理的題中之義(yi) 。縱覽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原始儒學至以朱熹、王陽明為(wei) 代表的宋明理學的係列論述，儒學有關(guan) 個(ge) 人、集體(ti) 、社會(hui) 、國家的探索逐漸深化。伴隨著朝代更迭，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力量維持著中國社會(hui) 的“超穩定”結構。儒學用於(yu) 國家治理，其本質是在處理人與(yu) 人之間、人與(yu) 社會(hui) 之間、階層之間等若幹廣闊的關(guan) 係問題。

理論是閉環的，實踐是開放的。理論能夠自圓其說，但實踐路徑卻存有張力。人心是動態的，並非一成不變。因此，恒常的理論應隨著境況的變化而變化，即自我更新和再創造。儒學與(yu) 百姓日用相聯係、與(yu) 民族情感相同頻、與(yu) 社會(hui) 思潮相始終，都離不開與(yu) 時俱進的理論指引與(yu) 實踐指導。恰如宋明回應佛教，傳(chuan) 統也應融匯中西方文化，緊隨真實世界的行為(wei) 邏輯，方能塑造儒學在現實社會(hui) 生存、發展、延續的生命力。

儒學入世，理論隨實踐不斷更新，道德教化與(yu) 製度約束並舉(ju) ，用以實現治世理想。在此條件下，秩序一旦建立起來，便會(hui) 形成正向的“路徑依賴”，從(cong) 而推動社會(hui) 的長足發展。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在尊重曆史的基礎上發展儒學

曆史遺產(chan) 、曆史包袱與(yu) 曆史動力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時常牽涉著學界如何對待傳(chuan) 統、對待西方的理論命題，何以兼顧“國際視野”與(yu) “本土情懷”成為(wei) 必須衡量的立場抉擇。

西方的理論預設，能適用於(yu) 中國的具體(ti) 實際嗎？國情具有特殊性，人性具有普遍性。就人性研究而言，中國傳(chuan) 統的儒家思想與(yu) 西方理論成果不謀而合，均關(guan) 注複雜人性這一永恒課題。麵對利益摻雜其間的情況，“囚徒困境”昭示著人性在極端情形下的趨利避害。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並非絕然對立、界線井然，兩(liang) 者可以相容。梁漱溟、龐樸、匡亞(ya) 明等諸多國內(nei) 學者，在提出觀點、形成理論及放手實踐的過程中，不斷論證著儒學如何能為(wei) 現代化提供理論鏡鑒和實用經驗，從(cong) 而促成中國社會(hui) 的曆史性飛躍。

東(dong) 亞(ya) 經濟崛起之後，美國學者康恩於(yu) 《世紀經濟發展》中提出“新儒家文化”概念，肯定儒家文化之於(yu) 國家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意義(yi) 。21世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前景愈益遼闊。

唯有在尊重曆史的基礎上“接著講”儒家的思想遺產(chan) ，推動儒學的現代化、國際化、大眾(zhong) 化以及儒學研究的社會(hui) 科學化，方能實現“中國文化的真精神”與(yu) 時俱進、與(yu) 時偕行，從(cong) 而完成中國崛起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之上的時代命題。

重建“斯文中國”：儒學的未來方向

如何“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本土與(yu) 西方之間走出一條平衡之路，找到一個(ge) 堅實的平衡點”，從(cong) 而形成一種嶄新的家國敘事，是中國學界當前麵臨(lin) 的至關(guan) 重要的理論命題。一百多年前，傳(chuan) 統文化處潛流狀態，學衡派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wei) 宗旨，力圖重現傳(chuan) 統的光芒。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很多知識分子亦積極探尋中國發展的思想資源與(yu) 內(nei) 生性動力。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因素漸漸躋身為(wei) 知識人群所推崇的理論憑借與(yu) 文化發展途轍，“斯文中國”進一步彰顯。

文明演進通常都需要在有形“政治載體(ti) ”和無形“精神載體(ti) ”上生發，二者相互關(guan) 係決(jue) 定著文明的存續能力。作為(wei) 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唯有在治世實踐中真正促進國家治理，方能立於(yu) 不敗之地。儒學走上廟堂，高屋建瓴，淵源有自，長久因襲。儒學走向鄉(xiang) 野，潛移默化，塑造人心，因循守習(xi) 。處在今日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大道上，儒學的發展也一定能夠在先賢創造的文明之路上繼往開來，向陽而生，向明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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