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春秋、戰國之異看《大學》德性政治的建構
作者:蔣孝軍(jun) (中國民航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十九日乙卯
耶穌2025年4月16日
春秋至戰國的500餘(yu) 年是一個(ge) 劇烈變革的時代,春秋更熱衷於(yu) 禮、樂(le) 、賦詩,而戰國則更注重思想創造與(yu) 建構,這種差異也造就了春秋與(yu) 戰國文獻的不同特征。作為(wei) 典型的戰國晚期思想作品,《大學》通過對“身—家—國—天下”的同心推衍,建立了一個(ge) 德性共同體(ti) 的話語體(ti) 係,並且在唐宋以後的解釋流變中展現出了深刻的塑造力和影響力。
由春秋向戰國的演變是一個(ge) 關(guan) 鍵的曆史階段,顧炎武對春秋和戰國的關(guan) 係有一個(ge) 經典對比:“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yu) 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yan) 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hui) 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shu) ,而七國則無有矣。”概括顧炎武的分析,我們(men) 可以說春秋是一個(ge) 貴族的時代,而戰國是一個(ge) 遊士的時代,春秋、戰國學術之差異也就與(yu) 此相關(guan) 。
春秋時期的首要學術特征是其貴族性。貴族階層重視禮樂(le) 、祭祀、聘享和賦詩,這些是當時十分重要的政治技藝,因此進一步說,春秋學術是偏於(yu) 具體(ti) 性和技藝性的。到了孔子時代,孔子把這些技藝帶到了民間,相比西周貴族,孔子及其弟子獲得了更加自由的研習(xi) 和解釋空間。盡管春秋學術有向民間下貫的趨勢,但是孔子誌在複興(xing) 周禮,主張“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這種主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孔子所開啟的教化民間化和獨立化之否定。儒家教化的本質是主張政治與(yu) 教化的合一,這與(yu) 古希臘柏拉圖的學園和羅馬時代的基督教把教化獨立於(yu) 政治之外的做法截然不同。
戰國時期的學術則帶有宮廷的、抽象的和哲學的特點。隨著列國戰爭(zheng) 日漸劇烈和貴族階層的衰落,政治權力集中於(yu) 君王,學術也從(cong) 民間再度向宮廷集中。戰國知識階層有著強烈的遊士特點,遊士們(men) 躋身於(yu) 宮廷,或清談或遊說君王,雖然有一定自由,但又難免依附於(yu) 統治者,從(cong) 而缺乏春秋貴族守土重禮的精神氣質。遊士們(men) 通過引申和發揮知識以迎合統治者,這導致學術個(ge) 人化、多元化和抽象化,莊子說:“天下之人各為(wei) 其所欲焉以自為(wei) 方。”宮崎市定對孟子這樣評價(jia) :“他對各國君主的遊說,也是主張把春秋戰國變革之際的齊、魏等國的革命進一步擴大,並使之完成。他的王道是戰國的王道,而不是周的王道。這一點雖然可以說是進步的,但不能否認,它在本質上是宮廷的學問。”因為(wei) 時勢差異,相比於(yu) 孔子,孟子已經不以禮樂(le) 來遊說君王,而是從(cong) 道德人性的角度來勸說君王行仁政,孟子的做法顯示了戰國国际1946伟德哲學化和抽象化的特點。
如果進一步對比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一統帝製學術,戰國學術承前啟後且富於(yu) 創造性轉化的精神麵貌更加清晰。戰國學術雖然繼承了萌芽於(yu) 春秋的思想觀念和學術體(ti) 係(比如儒、道、墨、法諸派都在春秋初具規模),但並不保守,而是極具創造性和建構性。在眾(zhong) 多戰國文獻中,《大學》無疑是最具典範性的文獻之一,其以細膩的道德心性結構和層次化的政治概念體(ti) 係,呼應了戰國国际1946伟德的時代共振,並且在成文的千年之後,依然能夠回應唐宋儒學心性化的演變趨勢。
首先,《大學》有著戰國學術的基本特征,共享了戰國時期一些時興(xing) 的話題、表達結構和文風。《孟子·離婁》有雲(yun)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有恒言”提示出“天下國家”是當時的熱門思想話題,《大學》也共享了“天下國家”這個(ge) 話題,並且有著更加圓熟的表達:“古之欲明明德於(yu)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另外,《大學》與(yu) 《荀子》在概念使用上也有接近之處,比如《大學》“止於(yu) 至善”與(yu) 《荀子·解蔽》篇“止諸至足”類似。另外,從(cong) 經傳(chuan) 體(ti) 文風來看,《大學》與(yu) 《管子·立政》在經傳(chuan) 體(ti) 上有著幾乎一樣的結構,經傳(chuan) 體(ti) 是戰國中晚期流行的一種文風。根據上述可以推斷,《大學》是偏於(yu) 戰國晚期的作品,在話題、表達結構和文風等方麵都烙有深深的時代印記。
其次,《大學》創造了一套基於(yu) 道德心性的政治哲學體(ti) 係,呼應了“天下國家”觀念的結構性變化。關(guan) 於(yu) “天下國家”的討論可以追溯至西周,西周至春秋的政治學是以貴族為(wei) 主體(ti) 的德性政治學,強調德性和以民為(wei) 本,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觀念。到了戰國時代,《大學》“天下國家”的觀念已經呈現為(wei) “身—家—國—天下”這樣一個(ge) 同心圓的政治哲學結構,《大學》把德性與(yu) 修身的主體(ti) 作了泛化:“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大學》對德性主體(ti) 和政治之間的關(guan) 係有著細膩的心性論生發過程和推衍之描繪,這就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所涉及的心性狀態及其次序。值得注意的是,《大學》很少談及“天命”,徐複觀指出:“(《大學》)不言天道、天命,也不言性,而隻言心,並如後所說,更從(cong) 心落實一步而提出一個(ge) ‘意’來;此乃表示它是繼承孟、荀以後所應當有的發展。”因此,《大學》的政治哲學是以道德心性為(wei) 基礎,通過同心圓的方式來推擴和涵攝“天下國家”,把其理解為(wei) 一個(ge) 德性政治共同體(ti) 。
最後,唐宋時期的《大學》地位升格現象,以經典闡釋的方式在中國曆史的演化曆程中產(chan) 生了回響。《大學》將道德心性視為(wei) 政治秩序的基礎,政治主體(ti) 被理解為(wei) 有著深刻修身能力的君子。如《大學》引《秦誓》說:“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這帶來了相應的理論效應,一是《大學》對政治主體(ti) 的心性化界定使得《大學》有著較高程度的道德“普適”化氣質;二是道德心性化的德性政治學也抽離了很多具體(ti) 的政治原則,導致德性的政治共同體(ti) 多少帶有一些德性烏(wu) 托邦的意味。
過於(yu) 強調德性而忽略其他政治因素,在一定意義(yi) 上也意味著政治主體(ti) 實踐能力的下降。比如戰國遊士相比於(yu) 春秋貴族,其政治實踐能力便似有所不足。唐朝黃巢之亂(luan) 以後,門閥豪族消失,唐宋之變加劇,平民化的社會(hui) 狀態愈發凸顯,心性論正是在唐宋變革的曆史情形下興(xing) 起,並且導致《大學》在經學中的地位不斷升格。《大學》的升格伴隨著宋代士大夫的崛起,但相比於(yu) 唐朝門閥士族來說,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實踐能力也有所下降,因此宋朝出現了士大夫以德性自許的方式來對抗現實政治的現象。到了明代,《大學》在儒學內(nei) 部甚至獲得了壟斷性的話語權,不過,明代士大夫之遭遇尚不如宋代士大夫,其政治實踐能力亦是如此。為(wei) 了對抗令人窒息的現實,明朝儒生通過疏通《大學》格致誠正這些概念係統來做心性和內(nei) 聖工夫,細膩精微之處已然超越了宋代。雖然《大學》的德性政治學以一種悠遠的曆史回響慰藉了明代士人,但過於(yu) 突出道德心性的思路,造成了內(nei) 聖外王二維之偏畸,也彰顯了明代士人的政治窘境。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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