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傳(chuan) 統與(yu) 古典研究

作者：李長春（中山大學）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初六日甲戌

          耶穌2024年11月6日

何謂“經史傳(chuan) 統”，學界有不同認識。有人用它來指稱清代學術中經籍整理、文獻辨偽(wei) 、史實考訂、書(shu) 誌編纂的學術傳(chuan) 統，這樣理解顯然過於(yu) 狹隘。有人會(hui) 把它視為(wei) 經部之學和史部之學的總和，這種理解望文生義(yi) 。顯然，經史傳(chuan) 統的“經”不能直接理解為(wei) 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經學；經史傳(chuan) 統的“史”也不能簡單粗暴地看作現代所謂的史學。經史傳(chuan) 統和經學、史學密切相關(guan) ，但並非二者的簡單拚合；經史傳(chuan) 統當然要靠經部、史部的典籍來承載，但又不是作為(wei) 典籍的經書(shu) 、史書(shu) 所能直接呈現和完全呈現的。

如果把“經”理解為(wei) 經籍，把“史”理解為(wei) 史書(shu) ，經史傳(chuan) 統首先是指經與(yu) 史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緊密關(guan) 聯的發展曆程。中國經學的起源一般追溯到孔子。孔子“點史成經”，通過搜集、整理和裁斷三代的曆史遺存開創了六經，從(cong) 而成為(wei) 中國經學的唯一源頭，奠定了中國思想的共同根基，塑造了中國文明的基本品質。司馬遷“融經入史”，考信於(yu) 六藝，折中乎孔子，闕協六經異傳(chuan) ，整齊百家雜語，在繼承、消化和轉化六經傳(chuan) 統的前提下開創了中國正史的基本體(ti) 例，創製了中國曆史書(shu) 寫(xie) 的基本模式，也形塑了中國曆史認知的基本視野。此後，從(cong) 《漢書(shu) 》《後漢書(shu) 》到《明史》，曆代官修史書(shu) 雖然各有損益，但是無不沿用。透過這一事實不難發現：中國的文明理想是孔子借助三代的曆史才得以初步闡發。對三代曆史的詮釋形成的價(jia) 值信念和文化觀念，又構成了中國曆史觀的核心和要義(yi) 。

如果把“經”理解為(wei) 儒家經典，把“史”理解為(wei) 曆史本身，經史傳(chuan) 統的第二層含義(yi) 就是經典的理想性與(yu) 曆史的現實性之間的巨大張力，以及它所轉化出的精神活力與(yu) 曆史創造力。以六經為(wei) 核心的經典世界，究其本質是一個(ge) 價(jia) 值世界，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價(jia) 值理想，它既對現實的曆史有著批判的意義(yi) ，又不斷生成對曆史的規範性力量，進而將其精神融入滾滾向前的曆史進程之中。《春秋》成書(shu) 於(yu) 世卿世祿製的東(dong) 周末年，解釋《春秋》的《公羊傳(chuan) 》卻說“世卿，非禮也”。這裏所說的“禮”，顯然不是春秋時的禮製，而是理想中的禮製。這顯然是經學價(jia) 值觀理想性、批判性的表達。譏世卿邏輯上必然導向倡選舉(ju) ，或者說漢代以後倡選舉(ju) 邏輯上關(guan) 聯著《春秋》譏世卿。中國古代選舉(ju) 製度經曆了察舉(ju) 征辟製、九品中正製、科舉(ju) 製，並從(cong) 隋唐沿用至清末，其理論根源很難不追溯到《春秋》譏世卿。

經史傳(chuan) 統的內(nei) 在張力，不僅(jin) 體(ti) 現在經典世界對曆史進程的批判和範導，也體(ti) 現在曆史進程對經典係統的豐(feng) 富和完善。經孔子整理而成的六藝經戰國至秦漢產(chan) 生了大量的傳(chuan) 、記。這些傳(chuan) 、記的內(nei) 容，因撰述者的曆史境遇，呈現出各自的時代風貌。五經立為(wei) 官學之後，一方麵要直麵政治和社會(hui) 等各方麵的問題，另一方麵又存在內(nei) 部的今古文學派競爭(zheng) 和各自學說整合的需要。兩(liang) 者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漢唐經學發展的基本動力。而《五經正義(yi) 》的形成，可以視作由漢魏至隋唐曆史文化結晶沉澱後進入經典係統的成果。它反映了中國文明在其社會(hui) 建製方麵極其質樸莊重的一麵。隋唐以後，舊的經典係統已然無法應對新的問題，兩(liang) 宋儒者為(wei) 了重建心靈秩序和政治秩序，於(yu) 五經係統之外又建立了四書(shu) 係統。四書(shu) 係統的建立，不是儒家憑空的創造，而是中國曆史“轉向內(nei) 在”的標誌。自此以後的宋明時代，中國文明高度發展了其體(ti) 現於(yu) 精神世界中極為(wei) 細膩優(you) 雅的一麵。

此外，經史傳(chuan) 統還有第三層含義(yi) 。它是指存在於(yu) 經典之中，但需要在曆史進程中受到時代變遷的激發才能展現出來的創造性闡釋的思想潛能。這些潛能一旦被激發出來，就會(hui) 成為(wei) 經典中由隱而顯的文明特質，成為(wei) 曆史中生生不息的精神之火。試舉(ju) 例：《春秋》本來依托周末文敝、禮壞樂(le) 崩的曆史。但是，經曆戰國到秦漢的變遷，《公羊傳(chuan) 》通過對經文“元年春王正月”的創造性詮釋，揭示出“大一統”這個(ge) 《春秋》第一義(yi) 。經過董仲舒等漢儒的不斷闡釋，“大一統”的內(nei) 涵日漸豐(feng) 富和飽滿。它包含了在時間和空間兩(liang) 個(ge) 維度上張大一統：時間上強調兼采和融貫不同曆史階段所形成的政治傳(chuan) 統；空間上強調包容和轉化不同地域和族群因其曆史差異而形成的不同文化傳(chuan) 統。自此之後，“大一統”就不僅(jin) 僅(jin) 是經學義(yi) 理，也是曆史精神。

從(cong) 經史傳(chuan) 統再出發，就意味著古典學不能簡單等同於(yu) “國學”。“國學”與(yu) 西學相對而言，強調對中國固有的典籍與(yu) 文化進行研究。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是作為(wei) 整體(ti) 的古典文明，其研究進路則借助於(yu) 核心經典的重新闡釋。即便我們(men) 隻從(cong) 事中國古典的研究，也需要對其他西方有起碼的了解，需要構築起一個(ge) 從(cong) 事文明研究所需的整全視野和比較視野。對於(yu) 古典文明的研究，不可能平行地看待各個(ge) 種類的典籍，隻能是以經史為(wei) 中心向子集輻射。對於(yu) 古典文明的研究，也不可能等價(jia) 地看待各個(ge) 時期的典籍，隻能以經史傳(chuan) 統的形成期為(wei) 中心向其他曆史時期輻射。古典學雖然沒有特別清晰的邊界，但是卻有特別明確的中心和邊緣。古典學的各部分之間不是並列關(guan) 係，古典學的方法更不是各種現代學科方法的疊加。

從(cong) 經史傳(chuan) 統再出發，就意味著古典學不能被簡單等同於(yu) “解釋學”。解釋對於(yu) 經典固然重要。但是，解釋之於(yu) 經典的形成，既非必要條件，更非充分條件。並非所有的解釋都會(hui) 形成經典，也不是所有經典的形成都依賴於(yu) 解釋。從(cong) 表麵看，經史傳(chuan) 統和解釋傳(chuan) 統似乎就是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稱謂，但其實質並非如此。解釋學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解釋行為(wei) 本身，而古典學卻關(guan) 注解釋所連接的經典和曆史。換言之，各種解釋都在解釋學研究的範圍之內(nei) ；但並非所有解釋都會(hui) 在古典學中得到同等的重視。作為(wei) 古典文明研究，經典和曆史既是思考對象的兩(liang) 極，也是衡量解釋的兩(liang) 個(ge) 相互交叉的標準。古典學會(hui) 選擇性地關(guan) 注因其切中根本問題而成為(wei) “新經典”的解釋，或者因其理論成果產(chan) 生了社會(hui) 行動生成社會(hui) 建製從(cong) 而創造了“新曆史”的解釋。

從(cong) 經史傳(chuan) 統再出發，還意味著古典學不能被簡單等同於(yu) “古代學”。流行的看法是：隻有綜合運用文史哲的方法才能達到全麵研究古代的目的，所以才需要建設中國古典學。這種認識對於(yu) 古典學的性質、目的、意義(yi) 都存在誤解。就其性質而言，古典學是對文明問題的探究。之所以把文明研究的重心放在“古典”，乃是因為(wei) 各大文明在古典時期已經發展出它的基本要素。今天建設中國古典學的目的，就是為(wei) 了在古今中西交匯的大視野中，理解自身文明屬性和文明特質。古典學的意義(yi) 不在於(yu) 更為(wei) 全麵更為(wei) 細致地掌握關(guan) 於(yu) 古代的知識，而是要建構一個(ge) 整全的文明視野。這種文明視野無法通過綜合文史哲的古代研究而獲得。這種文明視野的獲得也無法取代現有的文史哲的古代研究。但是，它可以影響、刺激，甚至引領現有文史哲的古代研究。

古典學和各種“古代學”最大的不同在於(yu) ，古典學研究“古典”，卻不是麵向過去，而是麵向當下、麵向未來。經史傳(chuan) 統不是一個(ge) 封閉的傳(chuan) 統，而是一個(ge) 開放的傳(chuan) 統；不是一個(ge) 僵死的傳(chuan) 統，而是一個(ge) 生生不息的傳(chuan) 統；不是一個(ge) 隻存在於(yu) 過去的傳(chuan) 統，而是一個(ge) 向當代和未來延伸的傳(chuan) 統。從(cong) 經史傳(chuan) 統再出發，建設中國的古典學，既是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的需要，也是完成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曆史使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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