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學的轉向

作者：劉溪（山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一月初六日丙戌

          耶穌2022年11月29日

伴隨著儒學發展過程中的多次轉折與(yu) 演變，儒家自然哲學思想也發生著相應變化。而在這些變化當中，被稱為(wei) “天崩地裂”的明末清初無疑是一個(ge) 令人矚目的曆史階段。這一時期，儒家自然哲學的發展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複雜情形：心學衰頹、明清易代、西學東(dong) 傳(chuan) 。西方自然哲學的傳(chuan) 入，同儒學內(nei) 部的自我更新，如“崇實”的價(jia) 值轉向、“格物致知”論的發展、氣論的興(xing) 盛等巧妙結合，引發了儒家自然哲學在形下學的知識觀、思維方式，形上學的天道觀、宇宙論等多方麵的變化。

梁啟超將明末清初的學術變遷稱為(wei) “大反動的成功”，此“反動”的典型性，不僅(jin) 在於(yu) 儒學內(nei) 部的學風轉變、中西學的遭逢，更源於(yu) 此兩(liang) 種情形的獨特糾纏。基於(yu) 糾正時弊、總結明亡教訓的需要，明末清初的儒士紛紛展開對王學末流空疏學風的反思。無論是王夫之的“敦尚踐履，不務頑空”，還是方以智的“虛易而實難”，都體(ti) 現了儒家“由虛返實”“經世致用”的價(jia) 值轉向。這一始自儒學內(nei) 部的“崇實”訴求也使得入傳(chuan) 西學的融入更為(wei) 順暢。在此雙重因素的影響下，儒家自然理性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彰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儒學重要概念“格物致知”論的新發展，它為(wei) 儒家自然哲學的轉向開辟了重要路徑。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想家進一步發展了程朱“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的格物觀，一方麵將有益於(yu) 民生日用，但一直被儒者視為(wei) “末務”的技藝知識凸顯了出來；另一方麵，將對自然知識的掌握視為(wei) “知天理”的重要途徑。於(yu) 是，此一時期的格物之風不但強調自然知識的積累，而且更加注重新知識的接受，這為(wei) 容納西學當中的自然科學知識提供了理論基礎。明末清初傳(chuan) 入的西學知識非常多，其領域遍及天文、曆算、醫藥、機械等多個(ge) 門類，其中許多都是顛覆儒者固有認知的科學新知，如地圓說、地震解、冰雹生成等。

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學轉向的另一個(ge) 重要表現是傳(chuan) 統自然哲學思維方式的變化，這一過程是伴隨數學地位在價(jia) 值層麵的提升而進行的。自元代之後，中國數學發展呈衰落之勢，但在明清之際，數學“經世務、類萬(wan) 物”的重要作用再次引發自然哲學家的關(guan) 注。他們(men) 所強調的關(guan) 乎性命、經濟的內(nei) 外之學，如天文曆算、醫藥物理等，均與(yu) 數學有極為(wei) 密切的關(guan) 聯。更重要的是，利瑪竇等來華傳(chuan) 教士也尤為(wei) 強調數學的價(jia) 值，他們(men) 將中國傳(chuan) 統數學的主要缺陷歸因於(yu) 實用性過強、邏輯嚴(yan) 密性不足等。因此，數學作為(wei) 他們(men) 非常看重的理性科學，就被其視為(wei) 轉變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重要手段。雖然西方傳(chuan) 教士的目的是讓中國人借由邏輯而明了上帝的存在，但是其實際結果是引發了明清之際數學研究的小高潮。其中徐光啟對《幾何原本》的翻譯與(yu) 推介可視為(wei) 一個(ge) 標誌性事件。他對西學所展示的“緣數求理”“探原究尾、步步推明”“理、義(yi) 、法、數”的嚴(yan) 密邏輯思維體(ti) 係十分推崇，甚至給予“舉(ju) 世無一人不當學”的高度評價(jia) 。如果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中國自然哲學“窮理”的障礙，那麽(me) 對數學的強調就為(wei) “數”與(yu) “理”之間搭起了一座重要橋梁。

到了清初，這種“數”與(yu) “理”之間的聯結更加緊密，此轉變與(yu) 康熙皇帝對數學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康熙皇帝在清初曆法之爭(zheng) 中深切感受到中國科技發展的種種不足，遂開始大力向傳(chuan) 教士學習(xi) 西方科學，而數學就是他學習(xi) 的最主要內(nei) 容。康熙皇帝批判曆代儒者不窮數理，隻圖末節，導致“後世數學茫然不傳(chuan) ”。他強調“數學窮萬(wan) 物之理”，甚至還將“物必有理，而理以數顯，數以理神”的內(nei) 容作為(wei) 殿試考題向儒士發問。由於(yu) 統治者的倡導，梅文鼎等自然哲學家進一步探究數與(yu) 理之間的重要關(guan) 係，甚至強調“數外無理”。另外，在這種由“數”尋“理”的過程中，為(wei) 了更準確地尋求“當然之象”同“所以然之故”與(yu) “不得不然之理”之間的聯係，實證、實驗、實測的方法也被重視起來，這對中國傳(chuan) 統自然哲學輕視實證、好作臆斷的思維方式，也是一種糾正。

相較於(yu) 形下學層麵的知識觀、思維方式等方麵的變化，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學在形上學的天道觀、宇宙論方麵的轉向似乎不夠清晰。實際上，利瑪竇等西方傳(chuan) 教士一直沒有停止過對中國的“理”“氣”“陰陽五行”等學說的批判，而且對形上學層麵的改造，一直是他們(men) 最為(wei) 看重的。例如，利瑪竇在《乾坤體(ti) 義(yi) 》中對西方自然哲學的宇宙物質生成理論——“四元素說”作了重點介紹，他一方麵將其與(yu) 中國的五行說進行比較詮釋，另一方麵，卻不斷從(cong) 中國典籍中尋找證據來對五行說進行批判。這種“小心翼翼”的謹慎，恰恰說明西方傳(chuan) 教士深知改變中國自然哲學天道觀、宇宙論的重要性與(yu) 困難程度。在四元素說的影響下，徐光啟、楊廷筠、熊明遇、方以智等儒士都對陰陽五行學說進行反思與(yu) 批判。其中，徐光啟在解釋天文現象，如預測晴雨等問題時，就用四元素說代替傳(chuan) 統或根據星相或用陰陽五行術數來占候、占雨的方法。熊明遇也傾(qing) 向用四元素說來解釋天象，譬如在對冰雹成因問題的探索上，就顛覆了傳(chuan) 統“蜥蜴生雹”“龍鱗成雹”等解釋模式。儒家自然哲學因受“天人合一”觀念的統攝，一直存在天道觀、宇宙論同道德倫(lun) 理觀糾纏難分的問題。麵對西方自然哲學在宇宙構成、萬(wan) 物生化等問題上對儒學的衝(chong) 擊，儒士常會(hui) 在西學的影響下弱化天象與(yu) 道德政治關(guan) 聯的解釋模式，這為(wei) 儒家自然哲學增加了相當的理性成分。

因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學的轉向有著複雜的社會(hui) 、學術背景，促成轉向的因素眾(zhong) 多，轉向的表現也呈現多麵性，因此難以避免會(hui) 產(chan) 生諸多矛盾衝(chong) 突，如新舊價(jia) 值觀轉換衝(chong) 突、新舊知識體(ti) 係衝(chong) 突、中西文化信仰衝(chong) 突等。這些衝(chong) 突中最為(wei) 激烈的就是儒學同西學的碰撞。對於(yu) 儒學同異質文化之間關(guan) 係的處理，最為(wei) 激烈的是楊光先等儒士，他們(men) 對待西人、西學的態度是“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可“以其器具之精巧而昵之”，即排斥包括西方自然哲學知識在內(nei) 的一切形式。但此種激烈的對抗並非這一時期對待西學的主流，因為(wei) 即便是楊光先等激烈的西學反對派，也承認西方科學之“精”。如此，以西學之“精”來補中學之不足的會(hui) 通與(yu) 調和，顯然就是一種更為(wei) 有利的路線。但是無論如何，在東(dong) 、西方自然哲學的交流中，知識與(yu) 價(jia) 值的衝(chong) 突始終存在。因為(wei) 雙方皆有一個(ge) 強勢且明晰的“形下—形上”認識論模式，其區別就是中學為(wei) “格物→窮理→知天理”，而西學卻是“格物→窮理→知天主”。無論是“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還是“西學中源”說，都是這種矛盾產(chan) 生的必然結果。於(yu) 是，兩(liang) 種文化在交流碰撞之時就呈現出形上學層麵變化緩慢，甚至迥然相異，但形下學層麵可以順暢通融的結果。然而，此種“形下—形上”層麵交流程度的差異性，令中西自然哲學的會(hui) 通最終難以真正深入。當價(jia) 值信仰層麵出現激烈衝(chong) 突之時，形下學知識、方法等層麵的互通互融也會(hui) 被迫中斷。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中西禮儀(yi) 之爭(zheng) 後，儒學與(yu) 西學的交流歸於(yu) 沉寂。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末清初儒家自然哲學轉向研究”（22BZX068）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