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湘學的傳(chuan) 承方式及學術特色述略

作者：雷定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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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時期，湖湘學術及其傳(chuan) 承已頗具特色。北宋湘學的傳(chuan) 承方式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一是“石林芳問”的家傳(chuan) ；二是“聞說研討”的友傳(chuan) ；三是“還山肄習(xi) ”的師傳(chuan) 。北宋時期湘中學者眾(zhong) 多、著述頗繁，在當時產(chan) 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他們(men) 的學術特色主要表現在三個(ge) 層麵：首先，積極記載晚唐至宋初史事以訓鑒時政；其次，辯證考察人倫(lun) 性情以闡揚修身養(yang) 心之道；再次，重視經典詩歌的教化功能以詩緣情化人、諷喻現實。北宋湘學發展的曆史缺陷有以下兩(liang) 點：學術傳(chuan) 承的封閉性、學統秉持的斷續性。

關(guan) 鍵詞：北宋湘學，傳(chuan) 承方式，學術特色，周堯卿，路振

作者簡介：雷定京（1997-）男，湖南郴州人，湘潭大學碧泉書(shu) 院哲學係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在讀碩士生。

入宋以來，三湘才士始在學術史上初綻光芒。雖說未曾達到揚名天下之境地，但北宋湘學終究在中原儒學與(yu) 荊楚文化的共同熏陶下展現出自己的獨特魅力。目前學界對南宋時期湘學特別是對湖湘學派研究的許多問題較為(wei) 注目，對北宋時期湖湘學術之探究則尚嫌不足。台灣現代著名哲學家吳康在其發表於(yu) 1955年的名作《南宋湘學與(yu) 浙學》中認為(wei) 胡氏父子乃是湘學之“發端”，張栻乃是湘學史上的“中堅力量”。吳氏進而對此進行了進一步闡述：“安國之學，蓋私淑洛學而下開湘學之統者。如雲(yun) 學以立誌為(wei) 先，以忠信為(wei) 本，以致知為(wei) 窮理之門，以主敬為(wei) 窮養(yang) 之道，皆程氏說也。生平精於(yu) 春秋，自述其用功之次第，蓋三十年而後成書(shu) ，即今春秋傳(chuan) 也。”[1]39吳康將胡氏父子作為(wei) “湘學”的創始人，繼而認為(wei) 胡氏父子之前的湖湘學術不足令人稱道。這一觀點雖不能言代表當今湘學研究之主流觀點，然而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影響了我國湘學研究的基調。

經、史作為(wei) 四部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傳(chuan) 統學術研究中占有極為(wei) 重要的地位。以整體(ti) 之視角縱觀整個(ge) 湘學史，北宋以降的湖湘相對中原地區而言的確算不上是“人文毓秀”之地。然而韓退之屢過郴州、柳子厚貶謫永州，兩(liang) 位儒學大師多少為(wei) 三湘四水帶了了儒學的新鮮空氣，開展了一定了的學術活動，培植了一批重要的文士才人。在兩(liang) 位新思想家的深刻影響之下，唐宋湖南之學術研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經曆連年之戰亂(luan) ，湖湘許多學者開始自發整理曆史資料、鑽研深邃經書(shu) ，希求自古奧之典籍與(yu) 戰亂(luan) 之時事中尋找未來之希望。許多擅長經、史的學者，開展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實踐、編撰了相當可觀的學術著作，初步構建了具有湖湘特色的學術體(ti) 係。這就為(wei) 後來湖湘學派在三湘大地之生根發芽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同時也為(wei) 我們(men) 重新考察北宋時期的湖湘學術提供了曆史依據。王闓運《直隸桂陽州誌》、《湘潭縣誌》，王盾《湘學誌略》、陳書(shu) 良主編《湘學史略》以及方克立、陳代湘《湘學史》對北宋時期的湖湘學術、湖湘學者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均未將北宋時期的湖湘學術之傳(chuan) 承與(yu) 發展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對象進行剖析。因此，本文采納方克立教授在《湘學史》中提出的廣義(yi) 湘學觀點，認為(wei) 湘學意指“湖南地區的學術”，[2]4並擬以時間為(wei) 線索、以地域性團體(ti) 活動為(wei) 散點，選取北宋時期湘籍著名學者周堯卿、周敦頤等為(wei) 研究對象，對其經學與(yu) 史學的學術傳(chuan) 承進行介紹與(yu) 分析，並對其學術特點進行簡要述略。充分挖掘北宋時期湖湘學術的傳(chuan) 承與(yu) 特色，以此彰顯北宋湖湘學術傳(chuan) 承發展的基本脈絡，以此明確湖湘學派出現前的三湘學術在湘學史乃至宋代學術史上的地位。

一、北宋湘學的傳(chuan) 承方式

北宋時期的湘學傳(chuan) 承方式在形式上與(yu) 傳(chuan) 統學術傳(chuan) 承並無根本性差異，然而在具體(ti) 內(nei) 涵上具有一定特色。概括而言，北宋湘學傳(chuan) 承之方式主要有三：“石林芳問”的家傳(chuan) 、“聞說研討”的友傳(chuan) 、“還山肄習(xi) ”的師傳(chuan) 。

1.“石林芳問”的家傳(chuan)

晚清大儒王闓運在《直隸桂陽州誌》中將以仕宦家族為(wei) 求學主體(ti) 、以世榮科第為(wei) 求學目的、以讀書(shu) 山林為(wei) 授學方式的學術傳(chuan) 習(xi) 概稱為(wei) “石林芳問”。[4]257王闓運以桂陽黃照鄰家族為(wei) 例，指出這類書(shu) 香世家多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在家族鄉(xiang) 裏乃至郡望範圍內(nei) 產(chan) 生了一定影響。且此類學術世家多在學理上具有傳(chuan) 承性，如駱仲舒家族長於(yu) 文詞之學、黃照鄰家族專(zhuan) 治經史之學、周儀(yi) 家族秉持禮法之學。

首先，“石林芳問”家傳(chuan) 的求學主體(ti) 是仕宦家族。譬如臨(lin) 武人駱仲舒即為(wei) 太子中書(shu) 舍人、起居舍人，其子駱安世繼承乃父之學以著作郎聞名鄭州。[4]257桂陽人黃照鄰則曆任平陽縣令、循州知州、職方員外郎，他熟讀五經而撰《五經鐸》，其子黃植亦繼承家學著《史通》。[4]509邵陽人周儀(yi) 曾任著作佐郎、諫議大夫，在其影響下長子周湛、長孫周欽皆高中進士，因此被鄉(xiang) 人譽為(wei) “宋三周”。[3]48除此之外，周輔成家族亦以學識淵博聞名三湘，周輔成曾任賀州桂嶺令，而周堯卿官至太常博士。 此外，長沙狄棐官至太常少卿、廣州知州。在為(wei) 父影響下，其子狄遵度終成研究《春秋》之名家。[3]49-50湘潭路洵美善治《孝經》、《論語》、《陰符》，其幼兒(er) 路振五歲便隨父誦經，十歲即表現出不凡天資。路洵美英年早逝，路振之母仍舊對路振日日嚴(yan) 加教誨，無論隆冬盛暑亦從(cong) 不鬆懈。路振終成北宋湖南之著名學者。[5]9047

其次，“石林芳問”家傳(chuan) 的求學目的為(wei) 世榮科第。王闓運在《直隸桂陽州誌》中讚歎駱仲舒、黃照鄰家族曰：“世榮科弟，貴於(yu) 將相；駱黃父子，幹雲(yun) 而上。石林芳問，甲科遼曠；群百廉孝，光此郡望。”[4]257駱仲舒、黃照鄰兩(liang) 大家族於(yu) 石林之間築建書(shu) 院、專(zhuan) 心治學的同時，亦能奪魁甲科、幹雲(yun) 直上，最終為(wei) 官一方、造福百姓。這正說明北宋湖湘的知識分子大多將明理研學與(yu) 經世致用緊密結合，並多將平生學問貫徹落實於(yu) 官政事務的處理上。如周儀(yi) 即為(wei)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進士，[3]48黃照鄰為(wei)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其子黃植亦為(wei) 宋神宗元豐(feng) 二年（1079年）進士。[3]50周輔成亦為(wei)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3]50而其兄弟周堯卿則為(wei)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進士。[3]53可見北宋湖湘之仕宦家族專(zhuan) 心研習(xi) 學術，最終的目的還在於(yu) 榮登科第、位列將相。

再次，“石林芳問”家傳(chuan) 的授學方式是讀書(shu) 石林。王闓運在《直隸桂陽州誌》中形象概括了黃照鄰“讀於(yu) 石林”式的傳(chuan) 學方式：“初，照鄰築石林亭於(yu) 監西芙蓉山岩側(ce) ，讀書(shu) 其中。及告歸，遂卜居焉。鄉(xiang) 人號職方岩。子植亦讀於(yu) 石林，以文學著後。”[4]257黃照鄰初築建石林亭於(yu) 桂陽監芙蓉山岩側(ce) ，後逐漸以此基礎築建石林書(shu) 院。自此石林書(shu) 院成為(wei) 北宋桂陽監重要的學術傳(chuan) 承書(shu) 院。實際上，略早於(yu) 黃照鄰的周儀(yi) ，年輕時即於(yu) 武岡(gang) 州東(dong) 北之紫陽山山岩側(ce) 築建諫議書(shu) 院。[6]481不同於(yu) 嶽麓書(shu) 院、石鼓書(shu) 院等官辦義(yi) 學。石林書(shu) 院、諫議書(shu) 院實屬仕宦家族私辦之教育機構。然而家傳(chuan) 辦學終究不同於(yu) 一般封建世家大族所建私塾，讀書(shu) 石林式的家族教育方式往往側(ce) 重專(zhuan) 門之學問，往往由家族內(nei) 德高望重、學蘊深厚之長輩親(qin) 自執教，而家族後輩親(qin) 炙其學。因而各家族所經由數代之學術積澱，多以此方式傳(chuan) 承。

2.“聞說研討”的友傳(chuan)

北宋湖湘學術的另一傳(chuan) 承方式即是“友傳(chuan) ”。“友傳(chuan) ”是指專(zhuan) 心治學的多位學者通過相互研討、相互辯駁或相互講學的方式傳(chuan) 習(xi) 學問。“友傳(chuan) ”的傳(chuan) 習(xi) 主體(ti) 多為(wei) 縣官或儒士、傳(chuan) 習(xi) 地點多為(wei) 府衙或山林、研討方式多為(wei) 麵談或通信。以周堯卿、周敦頤家族為(wei) 例，可略窺北宋湖湘學術“友傳(chuan) ”情況之一斑。自周輔成始，周氏家族對儒學問題就多有關(guan) 注。瀟川周氏家族在儒學問題上有著深厚的學術底蘊，周堯卿、周敦頤叔侄即曾就性理問題進行多次討論。且根據現有資料來看，周氏兩(liang) 代人之學術風格具有明顯的傳(chuan) 承性，且至少如周堯卿、周敦頤兩(liang) 代人在學理上及存在相互影響之痕跡。

首先，傳(chuan) 習(xi) 主體(ti) 多為(wei) 縣官抑或儒士。北宋湖湘各地方官往往集縣官與(yu) 儒士身份為(wei) 一體(ti) ，然而亦有少數學者隱於(yu) 山林而不願入仕。長沙人孫頎即曾為(wei) 桂陽監使，監內(nei) 無事之時，他常遊覽鹿頭山並於(yu) 其上建佛塔及佛寺。孫頎與(yu) 館閣校勘監察禦史劉摯相唱和，又與(yu) 大儒蘇轍關(guan) 係友善。孫頎常與(yu) 劉摯遊覽鹿頭山，閑暇遠眺而以歌詠自適。他們(men) 又在鹿頭山下修築石岩；孫頎還銘刻“拙翁岩”三字碑文於(yu) 其上並自號“拙翁”。在與(yu) 劉摯、蘇轍研討傳(chuan) 學的基礎上，孫頎逐漸構建了“疏拙”、“慈孝”之思想並意圖將之理論化、體(ti) 係化、形上化。因而孫頎著《拙翁岩銘》闡述其“疏拙”之思想，又成《賢母錄》、《古今家誡》等書(shu) 闡發“慈孝”之道。《賢母錄》、《古今家誡》二書(shu) 早佚，今僅(jin) 能從(cong) 蘇轍《<古今家誡>序》中窺其一二；而《拙翁岩銘》存於(yu) 《沅湘耆舊集》中，其銘曰：“人皆營營，我心則寧。人方攘攘，我靜且平。疏拙之性，自知甚明。假符偏壘，遇時宴清。居多暇日，愛此岩扃。登臨(lin) 眺望，鹹快襟靈。蒼岩磨礱，用刻此銘。”[7]308於(yu) 此中可洞見孫頎深受老子思想影響，以疏為(wei) 密、以靜為(wei) 動。“疏拙”思想之核心便是清明、平寧、和樂(le) 。為(wei) 展現其“疏拙”思想，孫頎尚繪《鹿頭山畫圖》，惜今亦不存。在孫頎之影響下，劉摯亦作《題孫少卿鹿頭山畫圖》詩二首與(yu) 之唱和。其詩曰：“塵世那知武陵事，時人爭(zheng) 誦永嘉篇。……有客平生誌林壑，坐憐雙眼隔雲(yun) 煙。”[8]65-66此外，在蘇轍為(wei) 之所作《<古今家誡>序》中亦可看出孫頎有於(yu) “慈孝”思想中彰顯清明、平寧、和樂(le) 思想的傾(qing) 向。如蘇轍曰“父母之於(yu) 子也，愛之深，故其為(wei) 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wei) 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9]6571無論如何，孫頎與(yu) 劉摯、蘇轍等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學術探討，在研討之過程中廣取博覽以此傳(chuan) 承湖湘學術，乃是不爭(zheng) 之史實。

其次，傳(chuan) 習(xi) 地點多為(wei) 府衙或山林。湖湘學者往往將學術傳(chuan) 習(xi) 之地點選在府衙或山林，其緣由正如前文所述：乃是因學者多為(wei) 仕宦之家，且在家傳(chuan) 書(shu) 院的同時進行友傳(chuan) 所致。其一，傳(chuan) 於(yu) 府衙。府衙常為(wei) 縣令明察斷決(jue) 事務之所，然因北宋湖湘學者多為(wei) 仕宦，故府衙亦常為(wei) 傳(chuan) 學之主要場所。如周敦頤初任桂陽令時，郡守李初平欽佩其賢才，問之：“吾欲讀書(shu) ，何如？”周敦頤則認為(wei) 李初平年事已高不便讀書(shu) ，便親(qin) 自為(wei) 其講學。[8]63李初平年長於(yu) 周敦頤，且為(wei) 周敦頤之行政領導。周敦頤與(yu) 李初平並未形成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師承傳(chuan) 授，二者僅(jin) 是以友人身份進行深入地學術探討，此便是傳(chuan) 於(yu) 府衙之明證。其二，傳(chuan) 於(yu) 山林。如前文所述，孫頎與(yu) 劉摯於(yu) 鹿頭山之遊曆唱和便是傳(chuan) 於(yu) 山林之生動實例。又如武陵人柳拱辰，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後任尚書(shu) 職方員外郎。他在永州興(xing) 建州學，與(yu) 曾鞏等儒學大師相友善。年過花甲後，柳拱辰則告老還鄉(xiang) 而隱居武陵西北青陵村白馬湖邊築廬修橋。[3]53友人曾鞏專(zhuan) 門作《歸老橋記》讚曰：“今柳侯年六十，齒發未衰，方為(wei) 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cong) 湖山之樂(le) ，餘(yu) 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誌於(yu) 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xing) 起矣。”[9]4051於(yu) 此可見柳拱辰於(yu) 山林間傳(chuan) 學之樂(le) 趣。

再次，研討方式多為(wei) 麵談或通信。友傳(chuan) 不同於(yu) 家傳(chuan) 強調教育者與(yu) 受教者之間長幼有序的關(guan) 係，亦不注重傳(chuan) 學次第的分明性與(yu) 嚴(yan) 格性。其更重視傳(chuan) 習(xi) 雙方通過交換不同學術觀點以豐(feng) 富涵養(yang) 的過程，因而友傳(chuan) 在研討方式的選擇上更為(wei) 自由寬鬆。友傳(chuan) 的雙方大多通過平等式對話與(yu) 研討式通信進行學術交流，然而此種方法終究在學統傳(chuan) 承上不及師傳(chuan) 與(yu) 家傳(chuan) 。如趙抃即多次與(yu) 周敦頤書(shu) 信往來，還屢寄《寄周茂叔》等詩與(yu) 之抒發近期思考的心得體(ti) 會(hui) 。[8]61王安石也曾寄《送李屯田守桂陽》追憶往日共同研討學問之經曆。[8]64周堯卿對周敦頤的“友傳(chuan) ”可謂最為(wei) 典型。二人雖為(wei) 叔侄關(guan) 係，然皆為(wei) 當時享譽三湘的思想家，且在探討之前各自已形成了相對獨立完整的思想體(ti) 係。周堯卿與(yu) 周敦頤常有書(shu) 信往來，現存周堯卿寄周敦頤之書(shu) 信尚有兩(liang) 封。周敦頤亦常與(yu) 乃叔堯卿麵談學問，敦頤與(yu) 其叔堯卿誌趣相投，赴潯州任職前尚專(zhuan) 門取道永明笛樓村拜訪堯卿，二人就性理問題暢談兩(liang) 天，故鄉(xiang) 賢譽之為(wei) “瀟川兩(liang) 先生”。[9]67

3.“還山肄習(xi) ”的師傳(chuan)

“還山肄習(xi) ”的師傳(chuan) 雖亦通過興(xing) 建書(shu) 院、以師授徒等方式傳(chuan) 承學術，但其終不同於(yu) “石林芳問”的家傳(chuan) 及“聞說研討”的友傳(chuan) 。在辦學規模上，師傳(chuan) 相較家傳(chuan) 、友傳(chuan) 而言影響更大，家傳(chuan) 、友傳(chuan) 之辦學及研討規模僅(jin) 限於(yu) 鄉(xiang) 裏或友人群體(ti) 間，而師傳(chuan) 多受封建君王表彰從(cong) 而產(chan) 生了全國性影響；在受教群體(ti) 上，師傳(chuan) 相較家傳(chuan) 、友傳(chuan) 而言受眾(zhong) 更泛，家傳(chuan) 、友傳(chuan) 之傳(chuan) 習(xi) 受眾(zhong) 僅(jin) 限於(yu) 家族或親(qin) 友群體(ti) 間，而師傳(chuan) 多打破親(qin) 族血緣關(guan) 係進而提倡有教無類式傳(chuan) 學；在傳(chuan) 學性質上，師傳(chuan) 相較家傳(chuan) 、友傳(chuan) 而言公益性更強，家傳(chuan) 、友傳(chuan) 之傳(chuan) 學及研討規模僅(jin) 限於(yu) 為(wei) 家族或親(qin) 友傳(chuan) 承文教，而師傳(chuan) 多為(wei) 地方官吏親(qin) 辦義(yi) 學，目的在於(yu) 為(wei) 更多普通民眾(zhong) 普及文化。概而言之，家傳(chuan) 、友傳(chuan) 之方式更為(wei) 封閉，傳(chuan) 學方式及研學內(nei) 容更為(wei) 私密；而師傳(chuan) 之方式則更為(wei) 開放，其受眾(zhong) 亦更為(wei) 廣泛。

首先，傳(chuan) 於(yu) 書(shu) 院。師傳(chuan) 之書(shu) 院不同於(yu) 黃照鄰所創辦石林書(shu) 院式的家傳(chuan) 書(shu) 院，如長沙嶽麓書(shu) 院、衡州石鼓書(shu) 院、臨(lin) 湘養(yang) 浩園書(shu) 院皆為(wei) 開放性書(shu) 院。此類書(shu) 院或為(wei) 官府倡辦、名流主持；或為(wei) 私人倡導、官府支持。總而言之，作為(wei) 師傳(chuan) 之重要場所的公辦書(shu) 院，相對於(yu) 家族書(shu) 院而言更具開放性、公益性、包容性。譬如湘陰人周式即為(wei) 北宋時期嶽麓書(shu) 院之首任山長，其善治《毛詩》而著《毛詩箋傳(chuan) 辯誤》二十卷，在其影響之下嶽麓書(shu) 院詩教風氣盛行，至此湖湘學術之麵貌煥然一新。以至於(yu) 朝廷亦重視湖南學界、才士皆仰望麓山學府。又如臨(lin) 湘人李黻博學通經，創辦養(yang) 浩園書(shu) 院，辦學並不囿於(yu) 親(qin) 族血緣，授徒數百人。更如永興(xing) 人陳純夫，以《易經》魁多士，創辦了著名的湖南書(shu) 院以培植後學。[10]33這些由仕宦創辦的公益性質書(shu) 院，在一定程度上傳(chuan) 承了某一方麵的學術思想，為(wei) 南宋理學在湖湘大地的流傳(chuan) 打下了堅實的教育基礎。

其次，傳(chuan) 於(yu) 州學。除官辦書(shu) 院之外，於(yu) 州縣祠堂中傳(chuan) 學講習(xi) ，亦是北宋湖湘學術教育之一大特色，更是湖湘學術教育的一大特色。這一現象與(yu) 湖南之縣學教育的落後麵貌息息相關(guan) 。尹友波考正周敦頤知桂陽時，下轄郴縣尚無縣學。在李初平、周敦頤之倡導下，郴州才始修州學；而最早的郴縣縣學則是南宋知縣劉知應所建立。[11]251正如祖無擇《郴州記》所述李初平與(yu) 周敦頤共同修建了郴州州學：“郴於(yu) 湘南，介要荒之地，向之為(wei) 州者，往往陋其俗而不教之使知其方，故舊祠圮毀，而弦誦之音未之聞焉。前年陳君通判是州，與(yu) 太守李君初平，始謀撤故而新之。”[12]304可見李初平前之地方官員並不重視此地學術教育，李初平治郴後地方教育的落後麵貌才有所改變。李初平、周敦頤親(qin) 身指教州縣文廟講學，一定程度上傳(chuan) 播了理學思想。部分邊緣州縣新廟學尚未建成，則有相關(guan) 學者不辭勞苦而委身祠堂內(nei) 傳(chuan) 學，例如武陵人柳拱辰即曾於(yu) 永州立柳宗元祠，並於(yu) 其後建立州學。據相關(guan) 記載推測，柳拱辰應當是先建立柳宗元祠供奉先賢，並於(yu) 祠堂內(nei) 講習(xi) 儒學，其後再於(yu) 此基礎上於(yu) 祠堂附近設立州學。他認為(wei) 入宋之湘南才士皆私淑柳宗元，柳子厚之文詞義(yi) 理之學對三湘學人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9]68北宋湖湘學者於(yu) 各州縣祠堂文廟附近修學，甚至直接於(yu) 祠堂文廟中講習(xi) 學問，大抵是因北宋時期湖南州學教育不興(xing) ，不得不借由祠堂及文廟之影響與(yu) 其中之場地設施進行學術教育。再次影響下，曆史學家陶嶽、鄭向、曹衍等多在湖南各州學文廟、祠堂接受基礎教育進而走向學術道路，祁陽人路振、陶嶽皆長於(yu) 治五代史，衡陽人鄭向、侯延慶皆長於(yu) 起居注。雖則他們(men) 在生前或並無太多學術交往，但某一州縣同時湧現大量專(zhuan) 才，這不能說與(yu) 當地州學則毫無相關(guan) 。正如柳拱辰《柳宗元祠記》中所言，北宋湖湘學人自覺地傳(chuan) 承了前人學問，並對先賢學問“朝夕見之”、深思熟慮。於(yu) 是乎，三湘學術亦在此中傳(chuan) 承。[9]68

二、北宋湘學的學術特色

北宋時期湘中學者眾(zhong) 多、著述頗繁，在當時產(chan) 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惜入元以後，這些著述即大多已散佚不傳(chuan) 。然而今時讀者尚可自史料典籍中其中輯出隻言片語，略窺當時盛況。從(cong) 現有史料看來，北宋時期的湖湘學術已具備一定特色，各州縣學者紛紛著書(shu) 立說：他們(men) 以史諷事、重視詩教，在各自領域卓有建樹。在眾(zhong) 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構建了北宋湖湘學術之特性，這些努力為(wei) 南宋湖湘學術的進一步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1.以史諷事

宋初之湖湘學者大多親(qin) 曆五代十國之戰亂(luan) ，一方麵他們(men) 深知和平安寧的來之不易；另一方麵他們(men) 又深感總結曆史經驗的必要性。因而宋初學者大多抱著以史諷事的嚴(yan) 謹態度從(cong) 事學術活動，以期通過修史諷諫以為(wei) 大宋王朝提供富國強兵之道。宋初湖湘史學家治學特色主要有三：其一，善修五代十國曆朝興(xing) 衰之史事；其二，善修五代十國湖南各政權興(xing) 衰之史事；其三，善修宋初曆朝皇帝之史事。前兩(liang) 者多為(wei) 北宋初期湖湘學者所為(wei) ，末一種多為(wei) 北宋中葉湖湘學者所善。

首先，修五代十國曆朝興(xing) 衰之史事以傳(chuan) 承儒學。這一方麵的代表學者主要有陶嶽、路振、狄遵度等。他們(men) 或概括性地記述五代十國各政權之交替興(xing) 衰，以傳(chuan) 承儒學同時為(wei) 統治者提供建議。路振之《九國誌》、陶嶽之《五代史補》、狄遵度的《裴度傳(chuan) 》是這方麵的佳作。路振（956—1014），字子發，永州祁陽人。[3]47其所作《九國誌》采五代吳、南唐、楚等九國君臣言行史事，以作世家及列傳(chuan) 。此書(shu) 主要思想有：提倡好仁誡殺。例如路振描述吳國廬江人袁襲擊曰其“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意在勸解統治者應仁政愛民，若濫殺無辜則將剝奪生年福分。[13]2強調隆禮重儀(yi) 。如路振在《陶雅傳(chuan) 》中倡導應當如陶氏一般“接賓佐有禮，事父兄以孝敬，非公宴不舉(ju) 音樂(le) ，疏才重士”，希望統治者亦如陶雅明禮知仁、禮賢下士。[13]4另一方麵，永州祁陽學者陶嶽（？—1020），字舜谘，亦著《五代史補》以裨益政事。此書(shu) 係陶嶽增補薛居正著《五代史》所成之書(shu) ，嶽嫌薛居正之史書(shu) 頗多缺漏，故選取五代十國各勢力竊據政權割守一方之事跡成《五代史補》。[3]47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湖湘著名學者狄遵度亦不吝筆墨成《裴度傳(chuan) 》，以歌頌唐代中興(xing) 名臣裴度征伐割據勢力、維護祖國統一的光輝事跡。[3]50可見北宋湖湘學者皆以“為(wei) 史記實、為(wei) 民言事”的擔當精神書(shu) 寫(xie) 曆史，形成了一定特色。

其次，修五代十國湖湘興(xing) 衰之史事以記錄風物。許多湘籍史學家皆以極高熱情專(zhuan) 門性地記錄五代十國時期湖湘所發生的曆史事件。其中曹衍、周羽翀為(wei) 其中之代表。北宋學者周羽翀雖不知籍貫何處，但至少可知他在湖南生活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所著《三楚新錄》詳細記述了割據長沙的馬殷政權、割據武陵的周行逢政權、割據江陵的高季興(xing) 政權的相關(guan) 史實。五代十國時期，此三家政權皆隸屬楚地，故周羽翀稱之為(wei) “三楚”。此書(shu) 大多內(nei) 容與(yu) 《新五代史》相合，部分細節與(yu) 史書(shu) 則略有出入。作為(wei) 涉及五代十國時期湖湘曆史的著作，此書(shu) 描繪了許多湖南特有的地理風物，譬如後唐莊宗李存勖問楚武穆王馬殷第四子馬希範洞庭湖是否波濤浩瀚、一望無際，馬希範則答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14]234曹衍所著《湖湘馬氏故事》則更為(wei) 典型，此書(shu) 為(wei) 純粹之湘籍學者所著記述湖湘五代十國馬氏政權割據史實之力作。曹衍為(wei) 衡山人，其著此書(shu) 記述了馬殷由木匠而搖身一變成為(wei) 割據勢力首領的事跡。除《湖湘馬氏故事》外，曹衍還另著《湖湘神仙顯異》、《湖湘神仙類異》、《野史》等書(shu) 。[15]1001陶嶽亦曾著《荊湘近事》記錄楚湘地帶之史事。[3]48這些著作表明，湖湘學者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將整個(ge) 湖南地區之曆史文化作為(wei) 整體(ti) 研究，並開始有意識地運用儒家擁護一統、明禮重仁之思想記述湖南地區相關(guan) 重要史實。這也可以看作是北宋湖湘曆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色。

再次，修五代至宋曆朝興(xing) 衰之史事以諷喻政事。這一方麵的代表學者主要有鄭向、侯延慶等。不同於(yu) 路振之《九國誌》、曹衍之《湖湘馬氏故事》，此類曆史著作大多描繪五代十國曆朝皇帝所作政治決(jue) 策之得失利弊，如衡陽人鄭向（1008—1016）所著《五代開皇紀》以編年體(ti) 記史之方式，記述了五代至後梁時期共五十四年曆經十三朝皇帝的史事，目的即在於(yu) 諷喻封建統治者當審慎處理政事，鄭向另著《起居注故事》則更是如實記述宋初皇帝言行以供其參考的曆史佳作。此外，衡山人侯延慶亦利用侍講筵、起居舍人等職務便利，著《退齋筆錄》一書(shu) 記錄熙寧、元豐(feng) 、宣和、建炎年間史事數則，以諷喻皇帝處理政事。[16]86兩(liang) 位衡陽籍曆史學家在此方麵做出累累碩果，亦傳(chuan) 為(wei) 佳話。

2.考辯性情

北宋湖湘學者特別重視對於(yu) 性情問題的考察辯論，周堯卿可謂是這一方麵的傑出代表。周氏強調通過“以意逆誌”的方式涵養(yang) 性情，同時又倡導“盡性達情”的方式通達天道。

首先，通過“以意逆誌”的方式涵養(yang) 性情。周堯卿所著《詩說》闡發了“以意逆誌”的涵養(yang) 性情之道。他認為(wei) 應借鑒孟子“以意逆誌”之方式解釋《詩經》方為(wei) 肯綮。在此指導下，他考察了毛詩、鄭詩的解詩得失，認為(wei) “毛之傳(chuan) 欲簡，或寡於(yu) 義(yi) 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yu) 性情，非以意逆誌也”。在他看來，詩歌既不能隻專(zhuan) 於(yu) 義(yi) 理，亦不能沉浸於(yu) 性情，應關(guan) 注詩歌的緣情功能，與(yu) 情中闡發理。因而君子必須通過“以意逆誌”的方式閱讀詩書(shu) 、涵養(yang) 性情。[19]8914周堯卿同時還認為(wei) 不能僅(jin) 僅(jin) 通過閱讀詩書(shu) 涵養(yang) 性情，還須考辯思索進而探求心靈根本。他告誡堂侄周敦頤：“吾儒讀書(shu) 窮理，須自出心靈，探根尋本。”[19]803讀書(shu) 窮理固然為(wei) 涵養(yang) 性情的重要手段，然而由心而發探尋“意”與(yu) “誌”之神妙亦不失為(wei) 涵養(yang) 性情的一大手段。

其次，倡導“盡性達情”的方式通達天道。周堯卿認為(wei) “以意逆誌”不過是涵養(yang) 性情的一種手段，“盡性達情”以參天地、通聖道才是最終的目的。周氏發前人所未發，別開生麵地認為(wei) 莊子之書(shu) 善於(yu) 言理卻未能窮理。孟子之書(shu) 善於(yu) 窮理，使“好惡不繆於(yu) 聖人”。然而孟軻善言性，卻未能盡己之性。如何“盡己之性”呢？周氏認為(wei) “盡性達請”自有其次第。君子唯有先盡己之性、達己之情，方能進一步盡物之性、化物之情。“盡性達請”隻須默然踐履，千萬(wan) 不可“得而言之”。

因為(wei) “言生於(yu) 不足”，一旦“言性表情”則會(hui) 彰顯涵養(yang) 之缺漏。何況“天”亦“不言”，且“性與(yu) 天道”若子貢之聖亦“不可得而聞”。因而周堯卿重視“盡性達情”的踐履而輕視“一言蔽之”的言說。這一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周敦頤。

3.重視詩教

北宋湖湘學者特別是執教各大書(shu) 院之學者亦特別重視經典詩歌的教化功能。在經典詩歌內(nei) 容的選取方麵，他們(men) 較偏重對《詩經》的解釋及對《杜詩》之解讀；在經典詩歌意旨的闡發方麵，他們(men) 較關(guan) 注詩歌的緣情功能與(yu) 現實指向。

首先，考辯《詩經》。例如嶽麓書(shu) 院首任山長周式著《毛詩箋傳(chuan) 辯誤》二十卷，此書(shu) 大抵為(wei) 作者執教嶽麓書(shu) 院時所作，著作本於(yu) 西漢人毛亨所傳(chuan) 《詩經》，又據東(dong) 漢經學大師鄭玄所著《詩經箋》及唐代孔穎達所傳(chuan) 《毛詩箋》。周式辨析其中義(yi) 理、考據其中謬誤、通達其中辭章。此書(shu) 雖今已不傳(chuan) ，然今人尚可於(yu) 殘章中窺見當時風貌。又有永明人周堯卿著《詩說》三十卷，周堯卿為(wei) 敦頤堂叔，一貫以義(yi) 理性情之說解讀詩經。周氏為(wei) 學“不專(zhuan) 於(yu) 傳(chuan) 注，問辯思索，以通為(wei) 期，長於(yu) 《毛鄭詩》”，其書(shu) 雖已不傳(chuan) ，但今仍可自《宋史》所錄隻言片語中窺見大體(ti) 。[16]36

其次，注重《杜詩》。湖湘學者於(yu) 杜甫詩歌研究亦頗有建樹。鄧忠臣、狄遵度是這方麵的代表。湘陰人鄧忠臣字慎思，對杜甫詩歌深有研究。忠臣對杜甫詩句之注釋僅(jin) 有隻言片語流傳(chuan) 至今，譬如在注釋杜甫《客居》一詩“西南失大將”句時，鄧忠臣注為(wei) “時崔旰殺郭英乂”而為(wei) 此補充了重要史實；在注釋同詩“亦憑節製尊”句時，忠臣言“時除杜鴻漸為(wei) 成都尹”；鄧忠臣又於(yu) 此詩下注：“甫依嚴(yan) 武，武死，英義(yi) 粗暴不能容，旋有崔寧之亂(luan) 。此甫所以進退不能也。……言賢者亡,小人喧競也。時崔寧(旰)、楊子琳、柏貞節更來成都。”[17]422對於(yu) 杜甫《客居》一詩，鄧忠臣考據亦能如此精微、思想如此縝密，不愧為(wei) 當時杜詩研究之方家。湘潭人狄遵度不僅(jin) 善於(yu) 研究杜詩，並且還長於(yu) 模擬杜詩，其所作《紀夢》即為(wei) 夢讀老杜而作，其詩雲(yun) ：“佳城鬱鬱頹寒煙，孤雛乳獸(shou) 號荒阡。夜臥北鬥寒桂枕，木落霜拱雁連天。浮雲(yun) 西去伴落日，行客東(dong) 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yu) 蟪蛄論大年。”[18]572頗有杜甫風骨。

三、北宋湘學的發展局限

北宋時期的湖湘學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但與(yu) 同時期的其他地域學術研究所獲得的成就相比，仍具有較大的局限。概而言之，筆者以為(wei) 北宋湘學發展的曆史缺陷有以下兩(liang) 點：學術傳(chuan) 承的封閉性、學統秉持的斷續性。

首先，學術傳(chuan) 承的封閉性。北宋湖湘學術研究存在嚴(yan) 重的封閉性問題，這種封閉指的是學術傳(chuan) 承主要以家傳(chuan) 為(wei) 主。一是研究對象的封閉，許多書(shu) 香世家傳(chuan) 學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一門絕學，譬如黃照鄰家族專(zhuan) 習(xi) 《尚書(shu) 》之學，而狄棐家族則專(zhuan) 治《春秋》之學，路洵美善治《孝經》之學。某一家族精通專(zhuan) 門學問，固然可使家族名望稱道於(yu) 鄉(xiang) 裏，然而這樣一種局限於(yu) 專(zhuan) 門學問的家傳(chuan) 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學術研究的割裂性。精專(zhuan) 於(yu) 某一經典著作，而非廣取博覽熟稔群經，這些都導致了學術研究對象的封閉性。二是研究群體(ti) 的封閉性。各大傳(chuan) 學的書(shu) 香世家缺乏廣泛的學術交流，這在一定程度上決(jue) 定了傳(chuan) 學群體(ti) 的狹隘。家族傳(chuan) 學，傳(chuan) 學之師也僅(jin) 是家族內(nei) 部的某些長輩，受學弟子畢竟也不過隻是家族內(nei) 的部分青年學子。而某一學術思想的廣泛流行與(yu) 不斷發展，離不開弟子群體(ti) 的傳(chuan) 播與(yu) 弘揚。師資隊伍與(yu) 學生群體(ti) 的狹隘，決(jue) 定了此一家族學術思想走向沒落的必然命運。

其次，學統秉持的斷續性。學統，是指某一時期的文化與(yu) 教育傳(chuan) 承及發揚的傳(chuan) 統。北宋湘學以儒學為(wei) 正統傳(chuan) 承，具體(ti) 表現在史學、文學、經學等方麵。北宋湖湘學術傳(chuan) 承的譜係不甚分明。不管是家傳(chuan) 、師傳(chuan) 還是友傳(chuan) ，這種學術傳(chuan) 承關(guan) 係的構建無不顯得脆弱不堪。北宋湘學的學術傳(chuan) 承，往往在某一特定領域特色鮮明；自整體(ti) 來看，則未免略顯支離。譬如周敦頤之著作並為(wei) 在其生前廣泛流傳(chuan) ，其遺著則係最後於(yu) 其後嗣家中發現，不少著作業(ye) 已亡佚。[20]48與(yu) 周敦頤類似，諸如上述北宋時期的湖湘學者，生平所著大部分著作皆已散佚寥落。這說明以家學為(wei) 主的封閉傳(chuan) 承方式，進一步加劇了學術傳(chuan) 承在時間上的斷續性，致使北宋湖湘學術的傳(chuan) 承脈絡斷裂破碎。

綜上所述，北宋時期之湘學在周堯卿、路振、陶弼、狄遵度等人的倡揚下，其學術思想逐漸豐(feng) 盈完滿，亦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經世致用之特色。北宋湘籍學者將各類學術思想進一步體(ti) 係化、理論化，以致部分學術成果已經受到當時學界的重視。這表明湖湘文化時已走在時代文化的最前列，初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係統已大略形成。在北宋學術界中，湖湘學術雖則不及其他地域學術負有盛名，但其學術思想及湘籍學者的學術實踐卻是湖湘文化體(ti) 係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北宋湘學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雄辯地駁斥了部分學者“南宋前湖湘無人才”的汙蔑，更生動地說明了南宋湖湘學派形成之前，北宋湘學即已具備深厚的學術傳(chuan) 統、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學術交流。北宋時期湖湘學術傳(chuan) 承在史學、文學、經學方麵取得了較大成果。雖然經受曆史洗刷，最終留存的文獻著作寥寥無幾，然而北宋湘學的學術傳(chuan) 承對於(yu) 湖湘學術的曆史積澱所做出的文化貢獻卻是不可抹去的。故而我們(men) 應當肯定北宋湖湘學術在文化上所產(chan) 生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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