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yu)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觀

作者：姚小鷗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廿九日甲午

          耶穌2020年6月20日

《史記》資料圖片

中華民族悠久曆史最為(wei) 精要的理論概括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觀”，這一曆史觀由《史記》而確立其在中國史學中的主流地位。《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其撰著“述陶唐以來”，“自黃帝始”，即以黃帝起始的古代世係記述為(wei) 根基，建立中國上古史的年代學坐標。這一古史係統的建立基於(yu) 深厚的中國史學傳(chuan) 統，其學術淵源可上溯孔子。

一

《史記·五帝本紀·讚語》說：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shu) 》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chuan)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chuan) 。餘(yu) 嚐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dong) 漸於(yu) 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係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shu) 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yu) 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wei) 淺見寡聞道也。餘(yu) 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wei) 本紀書(shu) 首。

由上引文可見，司馬遷撰《五帝本紀》，凡中國古史的開端及上古史係統的書(shu) 寫(xie) ，均取自孔子所傳(chuan) 之《五帝德》和《帝係姓》。太史公稽考《春秋》（實即《左傳(chuan) 》）、《國語》等多種上古文獻，並赴各地進行田野調查，采錄口傳(chuan) 曆史資料，印證了孔子所傳(chuan) 上述兩(liang) 種文獻之可靠性，從(cong) 而以此作為(wei) 撰寫(xie) 《五帝本紀》的史料基礎。

《五帝德》和《帝係姓》保存於(yu) 《大戴禮記》中。《帝係姓》在《大戴禮記》中稱《帝係》。將《史記·五帝本紀》與(yu) 《五帝德》進行比較，可知《史記》所述黃帝史跡主要依據後者而稍有加工。《五帝本紀》關(guan) 於(yu) 顓頊、帝嚳、堯、舜、禹的曆史記述，亦與(yu) 《五帝德》相類。《五帝德》和《帝係》還記述了五帝的統屬關(guan) 係，包括五帝之間的親(qin) 緣關(guan) 係，其所載中國上古史的世係可簡化為(wei) ：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

由《五帝本紀》所載可知，自上古時代起，中國就是一個(ge) 諸族共存而統一於(yu) 中華文化的共同體(ti) 。在中國古代的曆史記載中，皆認為(wei) 五帝出黃帝一係。與(yu) 《五帝德》相比，《帝係》有關(guan) 五帝間世係關(guan) 係的記載更為(wei) 詳盡。這些頗為(wei) 後人所采納，楚史的記載是很好的例證。《史記·楚世家》與(yu) 《五帝本紀》一樣，和《帝係》的記載若合符節，所異甚微。例如，都記載了楚人的先祖為(wei) 承繼黃帝的高陽氏顓頊，乃“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楚世家》所說“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chan) 焉”，顯然是精簡了《帝係》“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氏，產(chan) 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的記述。楚史不但記載了楚人先祖所出，且涉及旁支族姓。

部分內(nei) 容亦得到《清華簡·楚居》篇的支持。

二

所謂“五帝德”，即“五帝”時期各曆史階段的主要文化特征和其對中華文明的一係列具體(ti) 貢獻。《五帝德》不僅(jin) 記錄史實，而且具有明確的史學思想。曆史是特定人群生存與(yu) 發展的曆程。曆史著作則是對這一曆程的記錄和解釋。社會(hui) 製度，以物質文明為(wei) 基礎，體(ti) 現精神文明的成就，是中國曆代史家關(guan) 注的對象。孔子在《五帝德》和《帝係姓》中所傳(chuan) 遞的古史係統，充分注意到重要曆史要素的記載，體(ti) 現出孔子高超的史學思想。下麵以對黃帝的記述為(wei) 例略作說明。

《五帝德》對黃帝之“德”的描述，可分為(wei) 如下幾個(ge) 方麵：

“少典之子”，述其所由生。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述其個(ge) 性特征。

“治五氣，設五量，撫萬(wan) 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yu) 赤帝戰於(yu) 版泉（“版泉”《史記》作“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誌。”這段話的內(nei) 涵極為(wei) 豐(feng) 富，茲(zi) 略述如下：

“治五氣”，《漢書(shu) ·律曆誌》表述為(wei) 黃帝起五部：“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起五部”者，顏師古注引應劭曰：“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曆之意也。”顏師古注又引孟康曰：“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wei) 五行也。”這裏的“五行”是否與(yu) 後代所述“五行”這一著名的哲學概念完全一致，容當討論，但其與(yu) 曆法相關(guan) ，應無疑義(yi) 。曆法的製定是文明發展水平的標誌性事件。《史記》記黃帝“迎日推筴”，“筴”即“策”。《索隱》：“《封禪書(shu) 》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雲(yun) ‘於(yu) 是推策迎日’，則神策者，神蓍也。黃帝得蓍以推算曆數，於(yu) 是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由此可知，這一內(nei) 容是太史公依據其他文獻對《五帝德》“治五氣”之說進行的補充和解說。2020年5月7日，鄭州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河南鞏義(yi) 雙槐樹遺址，距今五千餘(yu) 年，正當史書(shu) 記載的黃帝時期。遺址中，用陶罐模擬的“北鬥九星”天文遺跡，印證了其時中原地區文明發展的水平與(yu) 史書(shu) 記載相符。

“設五量”即製定衡量標準。《漢書(shu) ·律曆誌》說：“量者，龠、合、升、鬥、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製定衡量標準，為(wei) 生產(chan) 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衡量與(yu) 交換提供了前提，是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得以產(chan) 生的現象。

“與(yu) 赤帝戰於(yu) 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誌”，記述了黃帝通過戰爭(zheng) 取得統治權力的過程。古代的民族融合，戰爭(zheng) 是必要的程序，世界各民族皆如此。黃帝與(yu) 炎帝戰於(yu) 版泉之野，是中華民族整合統一過程中的重要事件。

“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yun) ，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shou) 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分別敘述黃帝製禮服、興(xing) 農(nong) 業(ye) 、訂律曆等方麵的貢獻。從(cong) 文明的發展過程來說，由采集、遊獵演為(wei) 農(nong) 業(ye) 定居，是中國文明基本特征形成的關(guan) 鍵。中國境內(nei) 的農(nong) 業(ye) 考古發現，證明在相當於(yu) 黃帝時期，中國境內(nei) 已經有高度發展的農(nong) 業(ye) 文明。這些，都從(cong) 側(ce) 麵證明了《五帝德》所述有據。

“極畋土石金玉”“節用水火材物”，涉及製陶、冶金及石器（含玉器）打製等各種工藝的發明與(yu) 材料的開發。與(yu) 《五帝德》和《帝係姓》性質相似的先秦文獻還有《世本》。《漢書(shu) ·藝文誌》“六藝略春秋類”著錄有“《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世本》原書(shu) 已亡，現存明代以來多種輯本。結合《世本》的《作篇》所載黃帝時期的多種發明，可知《五帝德》“極畋土石金玉”涉及古代製度建立的許多問題，其中包含著樂(le) 器製造。樂(le) 器是禮樂(le) 文化操作係統中的必備要素，“土石金玉”原意為(wei) 諸種樂(le) 器的材質，這裏代指各種樂(le) 器。根據《尚書(shu) 》記載，帝舜時，樂(le) 器體(ti) 係發展為(wei) 完備的“八音”，即金、石、絲(si) 、竹、匏、土、革、木等八類材質製作的樂(le) 器，其代表性樂(le) 器分別為(wei) ：鍾、磬、琴瑟、篪笛、笙、塤、鼓、柷敔。《五帝德》中有關(guan) 上古禮樂(le) 文化的吉光片羽，提供了中國禮樂(le) 文化淵源追溯的線索。

上引資料有些在《五帝德》中缺載，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我們(men) 知道，《五帝德》是一種極為(wei) 扼要的上古史敘述。孔子所傳(chuan) 上古史的係統，在戰國縱橫、諸子紛爭(zheng) 之時，有各種傳(chuan) 承。《世本》就是其中之一。不僅(jin) 《世本》，在《禮記·祭法》等先秦儒家文獻中，也有關(guan) 於(yu) 黃帝的記載。

《禮記》一書(shu) 的真實性，近代以來曾受到疑古學派的懷疑，甚至被疑為(wei) 漢人所造。近年來，由於(yu) 簡帛文獻的發現和解讀，特別是《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等出土文獻的研究，證明《禮記》等絕非漢人所造，而是有著可靠的學術淵源。

在孔子思想的研究中，近代以來還有一種不正確的傾(qing) 向，即忽視《論語》以外文獻所述孔子學說。由《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中《民之父母》與(yu) 《禮記·孔子閑居》對讀，回顧《禮記·禮運》篇的內(nei) 容，可知《禮記》所載孔子言論的可信度並不亞(ya) 於(yu) 《論語》。總之，《大戴禮記》《禮記》及《世本》有關(guan) 黃帝的記載，說明了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所傳(chuan) 上古史學內(nei) 容豐(feng) 富、傳(chuan) 承有自。

三

現存文獻顯示，春秋時期曾存有豐(feng) 富的上古史資料，孔子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將之整合為(wei) 《五帝德》《帝係姓》等係統的古史著作，並使之得以傳(chuan) 承。縱觀文獻所載孔子有關(guan) 上古曆史的敘述與(yu) 評論，如《禮記·禮運》篇所言“大道之行”與(yu) “三代之英”的認識，可知孔子的社會(hui) 理想有著深厚的史學背景。《禮運》篇還提到，孔子欲觀夏道，之杞而得夏時；欲觀殷道，之宋而得坤乾。可見其對古代文獻的掌握與(yu) 對古代製度的研究非一日之功。

孔子在史學方麵“轉益多師”。最為(wei) 著名的是他曾問禮於(yu) 老子。考慮到老子的周王朝史官身份，可知孔子所問必包含史學內(nei) 容。《左傳(chuan) ·昭公十七年》載，郯子述少皞氏以鳥名官。“仲尼聞之，見於(yu) 郯子而學之。”《禮記·樂(le) 記》記載孔子曾自萇弘處叩問有關(guan) 《大武舞》的問題，這涉及商周之際的曆史。凡此，皆為(wei) 孔子精研古史的例證。

人們(men) 在談到孔子對中華文化的貢獻時，往往指出他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思想家（建立儒學），偉(wei) 大的教育家（開創私人教育），偉(wei) 大的哲學家（《易傳(chuan) 》撰著者）。就曆史學而言，自孟子以來，人們(men) 多注目於(yu) 孔子“作《春秋》”。然而由《五帝德》和《帝係姓》之傳(chuan) 承，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曆史觀，豈非由夫子樹立？關(guan) 於(yu) 這一點，當代史學工作者應當深入研究。太史公在《五帝本紀·讚語》中說，治史須“好學深思”，否則難“心知其意”，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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