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與(yu) 霸：從(cong) 曆史現象到政治哲學

作者：把夢陽（上海大學文學院曆史學係）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初四日戊戌

          耶穌2020年6月24日

王與(yu) 霸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重要主題，如宋儒張栻所言，學者“論治體(ti) ”，則須先“明王伯（霸）之辨”。簡而言之，王霸關(guan) 乎國家治理。前者為(wei) 上古聖王之治道，講求道德、禮義(yi) ，要求統治者運用教化，施行寬仁之政；後者則崇尚強權、強力與(yu) 詐術謀略，並通過刑罰手段統馭百姓。自古以來，有關(guan) 王霸的政治哲學闡述，主要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麵向：其一是“王霸之辯”，其論尊崇王道，貶抑霸道，以儒家為(wei) 倡導者；其二是“霸王道雜之”，其以古代統治者與(yu) 官僚體(ti) 係為(wei) 實踐主體(ti) 。就王霸關(guan) 係而言，前者意味著王與(yu) 霸在理論上的對立，後者則體(ti) 現出二者在現實中的並存。

在傳(chuan) 統政治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中，王與(yu) 霸分別代表了兩(liang) 種截然對立的政治取向：前者崇尚德禮教化與(yu) 聖王仁政，後者則鼓吹刑法強權與(yu) 君主專(zhuan) 製。以此觀之，二者似乎分別為(wei) 儒家與(yu) 法家的“學術專(zhuan) 利”。但若回歸王與(yu) 霸的曆史本義(yi) 來看，這一認識其實並不準確。宋儒李覯認為(wei) ，王與(yu) 霸本為(wei) 名號，而非治道之屬。學者羅根澤指出：作為(wei) 名號的“王”“霸”分別始見於(yu) 西周與(yu) 春秋；但作為(wei) 評述政治的“王政”“霸政”之說，晚至戰國中期才見諸史端。

在記載西周春秋時代的曆史文獻中，與(yu) “王”對言的往往是“伯”而非“霸”。王與(yu) 伯顯然不是王道、霸道之代稱，而是周代封建體(ti) 製下天子與(yu) 諸侯伯長的簡稱。如《左傳(chuan) ·成公二年》載有“四王五伯”之語，根據杜預、孔穎達的考證，四王與(yu) 五伯實有所指，即分別為(wei) 禹、湯、文、武與(yu)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等曆史人物。此外，《論語·憲問》中幾次出現孔子對齊桓公、管仲之“霸業(ye) ”的評價(jia) ，但孔子所謂“霸”，是指桓公作為(wei) 諸侯伯長，內(nei) 尊天子，外攘夷狄，從(cong) 而“一匡天下”的曆史功績，並不涉及“霸道”政治。因此，如劉澤華所言，西周春秋時代的王伯，實為(wei) 一種曆史現象，並未上升到政治哲學的高度。

直到戰國時代，孟子首倡“王霸之辯”，提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孟子之論實有兩(liang) 個(ge) 意義(yi) ：首先，賦予王與(yu) 霸政治哲學的含義(yi) ，以之專(zhuan) 論治道；其次，孟子首開“尊王賤霸”之先河，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學崇尚王道、反對霸道的總基調。

孟子的“王霸之辯”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具有豐(feng) 富的曆史依據與(yu) 知識來源。戰國以降，以王霸論政治者，實不僅(jin) 限於(yu) 孟子一家。《荀子》《呂氏春秋》《鶡冠子》《韓非子》以及《黃帝四經》等傳(chuan) 世與(yu) 出土文獻中，皆存在一套“皇—帝—王—霸”的名號係譜。這套係譜的成立，既源於(yu) 顧頡剛所言戰國諸子對上古曆史的“造偽(wei) ”，也源於(yu) 諸子對於(yu) 西周春秋曆史的歸納與(yu) 認知。由此生發的“王霸之辯”，則離不開諸子所經曆與(yu) 見聞的戰國政治現實。針對春秋以來禮崩樂(le) 壞、列國割據之混亂(luan) 局麵，諸子學者的共識是盡快結束戰亂(luan) ，為(wei) 天下重新建立起一套權威秩序。但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基於(yu) 對曆史與(yu) 現實認識立場的差異，就解決(jue) 問題的手段而言，孟子則有著明確訴求。

孟子繼承孔子衣缽，旨在恢複西周的禮樂(le) 文明與(yu) 分封等級製度。他依據曆史與(yu) 傳(chuan) 說中的“上古聖王”事跡，構建出一套以先王之道為(wei) 核心的理想體(ti) 係，並以之作為(wei) 恢複封建統治秩序的政治寄托。因此，孟子的“王道”可以被概括為(wei) 其政治哲學的曆史依據。同時，孟子並不反對天下統一與(yu) 秩序的重建，就實現這一目標的現實途徑而言，他明確提出了“以德行仁”。這一要求既是源於(yu) 曆史傳(chuan) 說中以德教、仁政為(wei) 治理方式的聖王之道的準則，也是孟子推行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相反，針對現實中憑借“千萬(wan) 之乘”而不斷兼並小國的“大國之君”，孟子一方麵為(wei) 其尋求具體(ti) 的曆史依據，即春秋以來的“齊桓晉文”等諸侯霸主，亦即所謂“霸道”；另一方麵，將憑借強權強力統一天下的政治實踐行為(wei) 稱作“以力假仁”。孟子的王道政治哲學是基於(yu) 曆史與(yu) 現實的雙重視角而展開論說的。因此，作為(wei) 王道的“反麵”，霸道也具有相應的曆史與(yu) 現實依據。現實者自不待言，即為(wei) 戰國紛爭(zheng) 的事實；而曆史者，在孟子的語境中，則被歸於(yu) 原本並不具備學理性質的春秋霸政。

孟子之所以要借助曆史與(yu) 現實的雙重途徑建構王道學說，原因在於(yu) 戰國時代的發展大勢其實早已與(yu) 儒家政治理想背道而馳。如果說孔子時代諸侯國君對西周政治文化與(yu) 天子權威秩序尚懷有敬畏之心，那麽(me) 在孟子所處的戰國前中期，列國對於(yu) “周”之認同感早已消磨殆盡。對於(yu) 大國而言，緊要之事在於(yu) 通過暴力征伐的方式攫取大量的土地與(yu) 勞動力，以滿足新興(xing) 權力階層的需求；對於(yu) 小國而言，麵臨(lin) 大國之兼並擠壓，生存與(yu) 發展當為(wei) 第一要務。因此，孟子的學說在戰國時代，很難為(wei) 各國君主所接受，更不具備實踐的可能。盡管失去了實踐的平台，但就思想與(yu) 學術範疇而言，通過孟子的構建，“王霸之辯”的對立格局與(yu) “尊王賤霸”的評判基調仍然得以奠定，並被此後的儒學士人不斷遵循。

漢帝國建立後，由於(yu) 儒學意識形態特性的進一步強化，王霸學說對於(yu) 政治現實的指向也愈加明確。當然，孟子時代的王霸之辯針對的是天下秩序與(yu) 統治權威的重建，而在漢帝國大一統的政治文化體(ti) 係中，王霸之辯則體(ti) 現出士大夫與(yu) 君主專(zhuan) 製集權的鬥爭(zheng) 。王利器在論及西漢鹽鐵會(hui) 議的實質時，就認為(wei) 賢良文學與(yu) 大夫有關(guan) 國計民生的諸多論辯，與(yu) 其說是所謂“儒法鬥爭(zheng) ”，不如說是支持儒家王道的“醇儒”與(yu) 支持皇權的“俗儒”之間的對抗。的確，由於(yu) 作為(wei) 學派的法家在西漢建立後逐漸式微，所謂將“王霸之辯”等同於(yu) “儒法鬥爭(zheng) ”的觀點也就喪(sang) 失了邏輯依據。此外，儒者倡言王道，但在具體(ti) 實踐中並不反對刑罰、功利等與(yu) 霸道相關(guan) 的因素。因此，“王霸之辯”雖在理論層麵涇渭分明，但在漢帝國政治實踐中愈發出現相互調適的趨向，故而漢宣帝才有所謂“霸王道雜之”的論斷。

不過，在“醇儒”的思想視域中，王道仍舊是其至高無上的政治追求。因此，其對於(yu) 王霸理論的構建仍未停息，且有不斷深化之勢。西漢末年，劉向以周公、伯禽所開創的魯國“親(qin) 親(qin) ”之政為(wei) “王者之跡”，而以太公開創的齊國“尊賢”之政為(wei) “霸者之跡”，並認為(wei) “齊不如魯”。東(dong) 漢建立後，同樣秉持儒學信仰的班固在《漢書(shu) ·地理誌》介紹齊魯風俗時，同樣沿襲了劉向“齊不如魯”的論斷。可見，在闡述與(yu) 構建其政治學說的過程中，漢儒一直十分重視對曆史素材的利用與(yu) 發揮。

當然，僅(jin) 憑借對曆史知識的重構，並不足以表達儒家學者對“王霸之辯”的重視。兩(liang) 宋時代，在重建士大夫政治的號召下，士人輿論普遍以“回向三代”為(wei) 旗號，儒者希望建立士大夫與(yu) 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麵，故王霸之辯又被提及。出於(yu) 對漢代章句經學的偏見，宋儒刻意回避了王霸學說形成的關(guan) 鍵階段即兩(liang) 漢，取而代之的是時段更加久遠的堯、舜與(yu) 夏商周三代。這表明，在道統係譜的支配下，宋儒迫切希望重新梳理孟子政治哲學之內(nei) 在理路，同時也希望有效解決(jue) 漢唐以來“道學”衰微，致使王道“駁雜”的弊局。

不可否認的是，宋儒重建道統的願望固然強烈，但其試圖繞開漢學，直通三代的做法，正如賀昌群、田浩等學者所言：一味“尊王絀霸”，可謂“專(zhuan) 經而不主史”，遂不免脫離了曆史語境。同時，亦難免使得王霸學說雖在學理上日益完善與(yu) 深刻，但其曆史依據則日顯蒼白與(yu) 單薄。畢竟，即便是“亞(ya) 聖”孟子，也須依靠戰國時代諸子皆可資用的“皇帝王霸”等曆史與(yu) 知識資源，方可奠定儒家王霸學說的基石。喪(sang) 失了曆史脈絡的政治理念，將注定淪為(wei) 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宋代以後，盡管王霸依舊作為(wei) 重要的政治學說不斷被學者傳(chuan) 播，但其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則在日益固化的帝國權力體(ti) 係中逐漸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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