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先生： 

你好！ 

近日讀到你分別於六月六日及六月八日分別在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就汪暉“抄襲”事件發表的談話，心中有些疑惑，不吐不快。 

你在談話中說到“抄襲行為除了是一種失德的行為以外，它直接破壞了學術秩序。建立穩定、公平、合理的學術秩序，對於學術發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為在這種學術秩序之內，學者們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啟迪、討論。沒有健康的學術交流，很難有學術的進展。而有成果的學術交流，隻能建立在學者們彼此信任的基礎之上。”這些意見我很讚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來。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在《南方周末》重刊以來，關於汪暉究竟是否涉嫌抄襲之事，國內學術界是有爭論的。王文發表之後，錢理群、孫鬱、趙京華等學者都發表過意見，但是，由於他們大多是就事論事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我以為可以把這些意見當作一種“表態”且置之不論。問題是，此後，還有幾篇很認真寫就的與王文爭辯的文字，如鍾彪的《駁王彬彬的誣蔑：學術“私律”與莫須有》、舒煒的《“王彬彬式的攪拌”對學術的危害》、魏行的《媒體暴力與學術獨立——關於一起媒體公共事件的備忘錄》，這些文章與網絡上的許多所謂“倒汪”和“挺汪”的意見和言論不同，是嚴謹的，是針對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不同的具體材料和論據逐條與王彬彬等人商榷的。本來，我以為這幾篇文字出現之後，會有一個雖然激烈但是說理的辯論局麵。但是，這樣的局麵延至今日並沒有出現。我想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例如，這樣一場對汪暉涉嫌“抄襲”的大批判，雖然始自《文藝研究》，但發動者和推動者實際上都不是學術刊物，而是大眾媒體，這對展開這樣一場具有相當學術性的辯論顯然不是很合適的平台。可是，現在你介入了這個論辯，我覺得是一個轉機。為什麽？因為你是學界公認的一位嚴肅的學者，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嚴肅的，公正的。不過，仔細讀過你的相關談話，以及這些談話中的意見和結論之後，坦白說，我相當失望。因為，你在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上的言論完全沒有提及對汪暉涉嫌“抄襲”還有不同意見，還有辯論，白紙黑字，還有鍾、舒、魏主人的文章，正是這一點使我產生很大的疑惑。我想，雖然你在談話裏最核心的一點，是提出清華大學應該組織調查委員會（如果清華大學不這樣做，校長就應該下台），但讀過你談話的人，任誰都明白，其實你已經做出汪暉是抄襲者，甚至是個“搶奪”者的結論。這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結論，且不說你所期望的調查委員會是否會得以組織，也不說這個委員會如果組織起來會得出什麽結論，就現在而言，你這個結論經過這幾天各種紙媒和網絡媒體的散播，實際上已經對一位目前隻是“涉嫌”的學者形成極大的傷害，甚至可能影響他的終生。我還想，以你多年在美國大學執教的經曆，應該明白一個學者對自己的同行作出這樣的指控，都負著什麽法律和道義的責任。不過，我這樣說並沒有指責你的意思，我隻給你個具體的建議：你能否寫一篇文章，針對鍾、舒、魏諸人的文章做一次認真的分析和辯駁，看經過這樣的辯駁之後，你現有的對汪暉的評判和結論是否還是站得住的，是服眾的。 

我想，鑒於汪暉涉嫌抄襲的是已經形成一個很大的事件，我的建議和要求並不過分。“建立穩定、公平、合理的學術秩序，對於學術發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為在這種學術秩序之內，學者們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啟迪、討論。沒有健康的學術交流，很難有學術的進展。而有成果的學術交流，隻能建立在學者們彼此信任的基礎之上。”這不僅是學術界裏大家都讚成的，更是所有關心中國學術發展的人都讚成的。寫一篇論辯文字可能要花費你一些時間，但是，想到不僅別人，就是你也應該擔起相應的政治與法律的責任，寫這樣一篇文章還是值得的，也是必須的。 

大概是九一年初夏（具體時間記不清楚了），我和汪暉趁去芝加哥參加一個會議之便，特意彎路到威斯康辛的你家去看你，期間你正籌劃寫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國政治史，因此，見麵之後，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就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特征和性質。我還記得清楚，由於自己是作文學批評的，對你和汪暉的熱烈討論完全外行，插不上嘴，就上樓到客房睡覺去了；好像是夜裏四點多鍾，我被你和汪暉大聲爭辯的聲音吵醒，下樓一看，你們二位竟然困意全無，越爭越熱鬧，不禁十分敬佩。暮然回首，不覺近二十年的時間悄然流過，但一直沒聽到你的中國政治史出版的消息，也許至今還在寫作中？另，聽說你已經從威斯康辛大學退休，現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不知寫作和研究是否如意？香港夏天酷熱，還望注意身體，勞而逸，逸而勞，則於健康大有益。 

順頌 
夏祺！ 

李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