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廷祚治《易》路向探析

作者：李偉(wei) 波

來源：《周易研究》2017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十九日乙未

         耶穌2018年7月2日

內(nei) 容提要：清儒程廷祚治《易》重義(yi) 理而輕象數，主張回到《易》文本本身，還原《易》的本來麵目和本義(yi) ，注重在人倫(lun) 日用的實事實物中體(ti) 道的經世路向，強調人道實踐中適時而謀，“時中”具有在社會(hui) 政治實踐中實現秩序安排的社會(hui) 功能。其治《易》路向充斥著複明道統的政治想象與(yu) 治世訴求，彰顯了清中期易學於(yu) 日常生活中重建社會(hui) 秩序的學術新動向。

關(guan) 鍵詞：回歸原典/以經解經/人倫(lun) 日用/時中

作者簡介：李偉(wei) 波(1975- )，山東(dong) 萊州人，哲學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東(dong) 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儒學。

程廷祚(1691-1767)，初名默，又名石開，後更名廷祚，字啟生，號綿莊，晚年自號青溪居士，江寧上元(今江蘇南京)人。程廷祚初從(cong) 顏李弟子惲皋聞處得悉顏李學，遂致信李塨表達願學之意，又從(cong) 嶽父陶窳處得見《四存編》和《大學辨業(ye) 》，“始知當世尚有力實學而纘周孔之緒於(yu) 燕趙間者”①。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塨南遊金陵時，程廷祚屢過問學，從(cong) 此服膺並傳(chuan) 播顏李學說，成為(wei) 顏李學派最重要的南方傳(chuan) 人，亦是承接顏李學派與(yu) 戴震的關(guan) 鍵人物②，在江南一帶頗負盛名，與(yu) 方苞、姚鼐、惲皋聞、袁枚、吳敬梓、程晉芳等皆有過從(cong) 。主要著作有《易通》十四卷、《大易擇言》三十六卷、《讀易管見》一卷、《易說辨正》四卷、《彖爻求是說》六卷、《青溪文集》十二卷、《青溪文集續編》八卷、《青溪詩說》二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見於(yu) 《易通》與(yu) 《大易擇言》，《易通》重在闡述其易學識見，《大易擇言》則是對傳(chuan) 統易學的辨疑及擇斷。近年來專(zhuan) 門討論程廷祚易學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較顯著者如汪學群著力探討程廷祚對傳(chuan) 統易學的全麵反思，③將此反思視作其易學思想的最大特色，並考察其易學思想中“剛柔”“易簡”的重要性，將程廷祚與(yu) 晏斯盛、焦循歸為(wei) 清中葉超越漢、宋易學的“構建易學的新嚐試”。④此外，楊自平就程廷祚易學思想淵源及易簡哲學的核心地位展開進一步的探討，認為(wei) 其易學特色在於(yu) 以三畫卦的卦德及易簡哲學治《易》。⑤康全誠、張忠智則從(cong) 萬(wan) 物相感、生生不已與(yu) 動靜之理等方麵對程廷祚易學展開論述。⑥前述研究成果對程廷祚思想淵源及易簡哲學的論述較為(wei) 透徹，有關(guan) 其治《易》路向及現實實踐所論較少亦不夠深入，本文側(ce) 重從(cong) 經典解釋及複明道統的視角出發探討其回歸文本本身路向的必要性，凸顯其“人事之學”的實踐意識及經世取向，透過對“時中”的解讀及現實實踐展示其與(yu) 顏李學派的內(nei) 在關(guan) 涉及經世路向的思想根柢，以及由此引出的儒學形態從(cong) 宋明易學的形上形式轉向經世易學的實用形式的學術走向，實為(wei) 程廷祚易學的思想特質，並在此思想轉向中肩負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以此呈現其易學思想在清代易學史和思想史上的意義(yi) 。

一、回到文本本身

曆代經典研究的經驗表明，解釋者自以為(wei) 作出最切合經典原義(yi) 的解釋，事實上卻難免偏離經典原旨，或多或少的摻雜己意或依托附會(hui) ，經典原貌及原義(yi) 在種種遮蔽中晦暗不明。“當理學內(nei) 部義(yi) 理的紛爭(zheng) 日亟，學者想借原始經典來解決(jue) 問題時；當國勢日蹙，內(nei) 憂外患紛遝而來，學者想乞靈於(yu) 經典時；始發覺傳(chuan) 承二千餘(yu) 年的經典，皆已失去原有的麵貌，為(wei) 徹底解決(jue) 這種經典研究的偏失，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正經’。正經的首要工作，就是對有誤認作者、依托附會(hui) 、偽(wei) 造仿冒……等嫌疑的經典，重新加以檢討。”⑦及至明末清初，學者們(men) 開始反思理學家解經偏疏造成的道統不明乃至鼎革之變，轉而重新審視經典及其傳(chuan) 達的聖人之道，發起了此一時期聲勢浩大且影響深遠的“回歸原典”運動，意在重返經典本身，還原經典原貌，直探周孔思想之原旨。

在這場“回歸原典”的學術潮流中，以顏元、李塨為(wei) 代表的顏李學派可以說是大放異彩，他們(men) 不僅(jin) 要回到周孔正學，還要學做孔子，以習(xi) 行周孔“六藝”之學而特立於(yu) 世。作為(wei) 顏李學派南方傳(chuan) 人的程廷祚尊信顏李，在檢視曆代易學的態度上也與(yu) 顏李如出一轍，同時又受清初儒者“即經而求道”學術風尚的影響，重義(yi) 理而輕象數，主張回到《易經》本身，回到孔子那裏。他肯認《易》原初的占筮啟示意義(yi) ，但更強調其中含蘊的聖人大義(yi) ，其易學研究的中心任務便是圍繞還原《易經》作為(wei) 人道之書(shu) 的本來麵目和文本本義(yi) 而展開。他不滿以往學者解《易》存在的誤解和偏失，認為(wei) 漢、宋易學遮蔽的不僅(jin) 是《易》之本然，更為(wei) 甚者是《易》所承載的儒家道統，如其指責宋儒道：“儒者有解經之誤，有學術之誤，而兼之者，宋人之說易也。解經之誤，其害小；學術之誤，其害大。”又道：“宋儒之學，根本既與(yu) 三代有異，而複好為(wei) 高論。與(yu) 魏、晉習(xi) 尚似異而實同。然在魏、晉，出於(yu) 莊、老本不自諱；而宋人之於(yu) 佛氏，則陷於(yu) 不自知。此莊、老之害道者淺，佛氏之害道者深。”⑧他敏銳地認識到學術之誤害道遠甚於(yu) 解經之誤，指出道統不明的根本原因在於(yu) 宋儒雜糅釋、道之學，宋儒雖以接續道統自居，實則異於(yu) 先王之道。此處程廷祚議論宋儒的焦點與(yu) 顏李毫無二致，⑨均對宋學異於(yu) 周孔原旨提出質疑，進而把接續道統的路徑設定為(wei) 重返周孔正學，“惟求其歸於(yu) 《論語》，而無即以宋人之《論語》為(wei) 《論語》。”(《青溪集》，第391頁)他主張跨越漢、宋儒經解，直接與(yu) 原始儒家對話，從(cong) 古經經文中解讀聖人一以貫之的道統，解經還具有複明道統的政治自覺的意味。

程廷祚治《易》的首要工作便是正本清源，讓失去本來麵目的經典還複本然，他從(cong) 《易經》文本的辨偽(wei) 和考證入手排除曆代解釋者“先見”，對漢、宋以來《易》道隱晦不彰的解經誤區予以檢討，曰：“知有《易》者莫不知有孔子之說，而《易》卒，何也？百家紛紜，或亂(luan) 其外，或迷其內(nei) 也。亂(luan) 其外者，若卜筮緯候之類，而河圖、先天為(wei) 尤甚。迷其內(nei) 者，若卦變、互體(ti) 之類，而陽位、陰位、乘承、比應為(wei) 尤甚之。數說者皆自以為(wei) 出於(yu) “十翼”，而天下信之不疑者也。”⑩在他看來，無論是自漢以來的卦變、互體(ti) 或承、乘、比、應等解《易》體(ti) 例，還是自宋以來的所謂先王所作、實則雜以釋、道的河圖、洛書(shu) 、先天、太極等易圖，莫不是後儒假托《易傳(chuan) 》的穿鑿附會(hui) 之說，此種解經方式非但不能彰明經典本旨，相反卻因遮蔽經典的本來麵目而陷入“離經叛道”的泥潭，因而他對象數易學與(yu) 圖書(shu) 易學是一概否棄的，如他曾就象數易學向朱子發出詰問，曰：“卜筮，易之一端，因而淫於(yu) 術數者，君子弗貴也。然古者卜筮之法，今亦不可得而詳矣。《左》《國》所記，後儒所言，餘(yu) 曩疑其多不與(yu) 《易》應。夫不與(yu) 《易》應，則非自然之道矣。豈以聖人而為(wei) 之哉？朱子以《易》為(wei) 卜筮之書(shu) ，而所作《啟蒙》，往往謬於(yu) 《大傳(chuan) 》，朱子且然，而況他乎？此餘(yu) 所以屢置之而不敢議也。昨著《正解》既竣，始挑其不與(yu) 《易》應者數事，別《占法訂誤》一卷，以俟後之君子。”(《易通》，第623頁)他認為(wei) 後儒專(zhuan) 以卜筮治《易》的解經方式並不可取，《左傳(chuan) 》《國語》的卜筮之法無法證實是先王之法，所占之道亦非先王之道，而朱子以《易》為(wei) 卜筮之書(shu) 的解釋方式容易陷入支離、繁複，與(yu) 聖人之道背道而馳，故而作《占法訂誤》以匡正朱子象數易學與(yu) 《周易》相悖之處，恢複《周易》之曆史本真。

在程廷祚看來，象數、圖書(shu) 皆為(wei) 《易》之義(yi) 理內(nei) 涵的外在表達，過度使用象數、圖書(shu) 的解《易》方式非但不能明晰經文意涵，反而容易陷入支離、繁複，致使義(yi) 理不明。程廷祚的易學研究工作就是透過對象數易學、圖書(shu) 易學的檢討，祛除象數、圖書(shu) 帶來的思想遮蔽及遮蔽背後解釋傾(qing) 向的形上性，回到《易》文本本身。如他所講：“孔子作《傳(chuan) 》，深明觀象玩辭之法……廷祚生乎二千餘(yu) 年之後，觀群言之淆亂(luan) ，始嚐泛濫求之……自乾隆丙辰迄於(yu) 庚申，五易寒暑著《易通》如千卷，乃盡去舊說之未安者，以求合於(yu) 孔子之說，以上溯乎包犧、文王之意，而冀其萬(wan) 有一得。”(《易通》，第387頁)其所著《易通》盡棄前儒牽強附會(hui) 之說，力求合於(yu) 周孔正學，所欲回歸的不僅(jin) 僅(jin) 是回到經典文本，還要回到原初的經典之道，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經解經”的解釋原則，即以《易》之古經為(wei) 文本依據進行解讀，以求契合周孔本義(yi) 。他在《易通》之《周易正解》卷首闡述其解《易》理路，曰：“時有友人貽餘(yu) 書(shu) ，詰餘(yu) 注《易》之始末。餘(yu) 報之曰：六經惟《易》為(wei) 絕學，以後儒不知以經解經而自解也，且《詩》《書(shu) 》孔子不為(wei) 作《傳(chuan) 》，而於(yu) 《易》作之，不欲遺後人以所難也。然則易道無由入，‘十翼’其《易》之門乎？廷祚之於(yu) 《易》，全體(ti) 大例求之《係辭》，彖爻之義(yi) 求之彖象二《傳(chuan) 》，不敢自立一解，不敢漫用後儒一說。”(《易通》，第438頁)此處程廷祚再次強調治《易》應以經解經，切忌離經而言道，應以孔子“十翼”為(wei) 解《易》門徑，並世儒者晏斯盛也主張從(cong) “十翼”出發理解經文，因為(wei) “十翼”解釋《易》最能體(ti) 現其本義(yi) 。(11)程廷祚“以經解經”所據之“經”除了《易經》，還包括《係辭》《彖傳(chuan) 》《象傳(chuan) 》，除此之外盡棄後儒經說。汪學群指出程廷祚解《易》比例依據孔子“十翼”，因其“真正反映了《周易》的本質，是對《周易》經文的最好注腳”，故有“以經解經”“以傳(chuan) 解經”之說(12)。此處“傳(chuan) ”的引入說明了程廷祚對周孔之學倍加尊崇，作為(wei) 解釋性文本的“十翼”依經而生，傳(chuan) 達、解說著經文的義(yi) 理內(nei) 涵，使文本精神得以有效的延續，凸顯了文本的原初性和權威性。如果說“以經解經”是為(wei) 了複明經所蘊含的內(nei) 在義(yi) 理，那麽(me) “以傳(chuan) 解經”則是為(wei) 了更深刻地理解經文意涵，把握文本原義(yi) 及其內(nei) 在精神。

那麽(me) 如何透過文本經文把握聖人之道？程廷祚認為(wei) 解《易》還需遵循文本解釋體(ti) 例，他依方苞所授編纂了六條解經體(ti) 例(13)，曰：“竊謂：善治經者，必以經解經，以經解經，宜求經之比例諸說。其即先生所謂‘比例者’與(yu) ‘論以六條編書(shu) ’。一曰正義(yi) ，當乎經義(yi) 者，謂之正義(yi) ，經義(yi) 之當否，雖未敢定，而必擇其近正者首列之，尊先儒也。二曰辨正，辨正者，前人有所異同，辨而得其正者也；今或正義(yi) 闕如，而以纂書(shu) 者所見補之，亦附於(yu) 此條。三曰通論，所論在此而連類以及於(yu) 彼，曰通論；今於(yu) 舊說未協正義(yi) ，而理可通者，亦入焉，故通有二義(yi) 。四曰餘(yu) 論，一言之有當，而可資以發明，亦所錄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理無兩(liang) 是，其非已見矣，恐人從(cong) 而是之，則曰存疑；又其甚者，則曰存異。'”(14)此外他還指出解經過程中把握易簡、剛柔的重要性，曰“易簡者，道之大原。”(《青溪集》，第299頁)“欲辨其是非莫如反而求《易》之要，《易》之要在於(yu) 剛柔，八卦之所以然，六位之所以然，與(yu) 卦象反對之所以然，卦體(ti) 內(nei) 外之所以然。”(《易通》，第388頁)他認為(wei) 辨析宋儒解《易》之是非離合在於(yu) 把握《易》之要，而《易》之要在於(yu) 易簡、剛柔(15)，把握《易》內(nei) 在的義(yi) 理內(nei) 涵是解《易》的出發點，其中凸顯的回到《易》文本本身這一治《易》路向既可以剝離象數、圖書(shu) 易學的遮蔽，又可以有效避免再次解釋的主觀性，這一解釋原則奠定了程廷祚義(yi) 理易學由文本探究義(yi) 理的解釋路向。此種解釋路向既是對顏李學派尊信周孔正學傳(chuan) 統的發揚，也是有清一代“回歸原典”學術風尚的典範，研究旨趣呈現出“宜以我從(cong) 經，而無強經以就我”(16)的複古特質。

二、《易》與(yu) 經世

程廷祚治《易》注重探究《易》所傳(chuan) 達的先王之道，特別是《易》關(guan) 注人倫(lun) 日用的經世麵向。如果說《易》是儒家學術思想的根源，那麽(me) 經世致用便是其精髓所在。《易·文言傳(chuan) 》曰：“君子進德修業(ye) 。”《易·係辭上》又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ye) 也。”《易》本身包涵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層麵，崇德是其內(nei) 在德性生命的自我安頓，廣業(ye) 是對外在社會(hui) 人生的適切回應，君子不僅(jin) 要安頓好內(nei) 在德性生命，還要積極回應外在的社會(hui) 人生，成就一番現實功業(ye) 。程廷祚對《易》之經世傳(chuan) 統有著獨特的識見和設定，所謂“殊不知天生聖人以立人道，人道不外於(yu) 性命日用”(《青溪集》，第395頁)，真實反映了他對《易》經世意蘊的理解和態度。在他看來，聖人之道不外乎“性命日用”四字，聖人作《易》的真正用意是要經世濟民，故曰：“言卜筮而天下之道在其中，言天下之道而卜筮亦在其中。安在其不言卜筮，而遂遠於(yu) 日用之實也”(《易通》，第392-393頁)又曰：“聖人所以崇德廣業(ye) ，而非僅(jin) 為(wei) 卜筮之書(shu) ，職是故也。”(《青溪集》，第350頁)程廷祚認為(wei) 《易》是講求內(nei) 聖外王功業(ye) 的踐履之學，《易》最初以卜筮的方式切入人倫(lun) 日用，聖人觀天地萬(wan) 物之象而作《易》，開示人們(men) 在宇宙社會(hui) 人生的視域下審視天地萬(wan) 物，以此指導人們(men) 在日常生活中趨吉避凶，崇德廣業(ye) 。他所要強調的是，作為(wei) 《易》之外在表達方式的卜筮背後，更為(wei) 重要的是本然存在的《易》之經世精神，此一經世精神通常透過現實的社會(hui) 政治實踐得以呈現。他進而指出《易》終究是人事之學的本來麵向，曰：“然則以《易》為(wei) 高談性命，《易》固未嚐離人事而為(wei) 言也。”(《青溪集》，第350頁)在程廷祚看來，儒家之“道”恰恰存在於(yu) “事”中，存在於(yu) 具體(ti) 的人倫(lun) 日用中。“事”是古聖先王平治天下和教化民眾(zhong) 的具體(ti) 體(ti) 現，宋儒離“事”而求“道”，所得難免是“空”，他主張從(cong) “事”中求“道”，解《易》要與(yu) 現實社會(hui) 實踐結合起來，回到《易》之經世傳(chuan) 統，也就是回到最本然的“事”中。程廷祚關(guan) 於(yu) 人事之學的論述一方麵是為(wei) 了徹底摒棄宋明儒者空談心性的治《易》路徑，另一方麵則將《易》作為(wei) “人事之學”的原初立意呈現出來，將先王之道落實於(yu) 人倫(lun) 日用的實實在在的事物上麵。

應當說，程廷祚對《易》為(wei) “人事之學”的理解與(yu) 李塨一脈相承，李塨曾言：“《易》為(wei) 人事而作也。”並於(yu) 晚年悟道：“予弱冠受學於(yu) 習(xi) 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為(wei) 教。”(17)他認為(wei) 顏元雖不談《易》，卻在行動上踐行人倫(lun) 日用之學，這正是《易》之經世精神的現實體(ti) 現。值得注意的是，在程廷祚之後的章學誠那裏也有相似的言論主張，如“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18)戴震亦有“即事以求道”之說，他們(men) 一致認為(wei) “道”或“理”活潑潑地存在於(yu) 現實的社會(hui) 生活中，他們(men) 對形而下的“事”或人倫(lun) 日用的強調代表了清代學術風向中注重學政合一的經世路向，這與(yu) 宋儒注重圖書(shu) 、象數而疏忽現實實踐的治《易》路向極為(wei) 不同，理學家以體(ti) 悟天理最為(wei) 切要，因而《易》之經世開拓的一麵難以被積極呈現。(19)程廷祚批評宋儒未能體(ti) 察聖人作《易》的真實用意，解《易》一味偏向內(nei) 在德性層麵，疏離了《易》開物成務的事功層麵，曰：“苟以其說為(wei) 可悅，即涉於(yu) 謬悠，入於(yu) 支離，而不自知其害道耶！”(《青溪集》，第147頁)指斥宋儒空談心性的解經態度必定陷入幽渺玄妙、支離繁複，最終後果便是“《易》幾為(wei) 天下裂”(《青溪集》，第147頁)。他指出宋儒主靜之學的危害尤為(wei) 深重，曰：“周、邵之學，至考亭(朱熹)而篤信，發明之不遺餘(yu) 力，故奉主靜以為(wei) 學宗，而又以靜為(wei) 純坤。夫純坤則偏陰也，豈有天命之大原而出於(yu) 偏陰者乎？……道莫大於(yu) 陰順乎陽，有得於(yu) 此，則人心聽於(yu) 道心，小人聽於(yu) 君子，身修家齊，而國與(yu) 天下無不治且平者。今以偏陰純陽為(wei) 學之宗，則道統治法、人心世運交受其累，不可勝言，其誤豈止於(yu) 王、韓雲(yun) 爾乎？經所謂乾坤毀而《易》不可見者，蓋謂此也。”(《青溪集》，第388頁)主靜之學屬偏陰之學，與(yu) 天道本原出於(yu) 純陽的《易》理恰恰相左，其害危及道統治法、人心世運，甚而導致《易》道不彰。程廷祚對宋學的省思不僅(jin) 使其體(ti) 會(hui) 到道統不明的內(nei) 在學理成因，也使其更加堅持人倫(lun) 日用中求道的切實淺近的經世路向。《顏氏學記》記載其“以博文約禮為(wei) 進德居業(ye) 之功，以修己治人為(wei) 格物致知之要，禮樂(le) 兵農(nong) 、天文輿地、食貨河渠之事，莫不窮委探原，旁及六通四辟之書(shu) ，得其所與(yu) 吾儒異者而詳辯之。蓋先生之學以習(xi) 齋為(wei) 主，而參以梨洲、亭林，故其讀書(shu) 極博，而皆歸於(yu) 實用。”(《青溪集》，第408頁)有清一代，自顧炎武提出“以經學濟理學之窮”，顏元高倡“六藝之學”，程廷祚力主“人事之學”，及至戴震“道在六經”，儒者們(men) 的經世主張形成了從(cong) 思想到實踐的一以貫之。程廷祚學承顏元、黃宗羲、顧亭林，其學以實用為(wei) 宗，在清代由虛入實的學術轉向中，即便不出如程廷祚之流，也無妨其著述表達治平之略。

程廷祚治《易》的經世路向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源自其“自天地而下一氣而已”的氣一元論，如其所言：“自天地而下，一氣而已。吾見夫天地之始也，見夫天地之化之日出而不窮也，見夫萬(wan) 物之生死消長也，無非氣者。天地之始於(yu) 一交，氣之動也；自一交以至於(yu) 萬(wan) 變，氣之盛也；由萬(wan) 變以複歸於(yu) 無有，氣之盡也。向使無此氣，則乾坤何以奠日月？何以明山？何以峙水？何以流萬(wan) 物？何以蕃辨？……太極亦氣也。”(《青溪集》，第168頁)他認為(wei) 宇宙間皆氣，天地肇始，萬(wan) 物化生，生死消長，皆一氣為(wei) 之。又言：“今夫天地之間，飛者、走者、跂行啄息者、植者、頑者，皆稟一氣以生成。”(《青溪集》，第167頁)還言：“人之有是心也，本一氣之精英，自天地之交感摩蕩而出。”(《青溪集》，第173頁)天地萬(wan) 物是由陰陽二氣交感而生，日月交替，四時運行，也是一氣之變化日新，日月、山河、萬(wan) 物以至於(yu) 人，其本原皆為(wei) 一氣之化。程朱則以為(wei) 天地萬(wan) 物肇始於(yu) 太極，“太極即理”，“理”被演生為(wei) 可以化生天地萬(wan) 物的超驗性存在。程廷祚對程朱的批駁比較徹底，認為(wei) 太極是氣不是理，曰：“然則所謂太極者，亦可謂之氣乎？曰：太極亦氣也。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天地之間，惟氣能生物，而謂理能生兩(liang) 儀(yi) ，可乎？然則性亦可謂之氣乎？曰：天地之間所以成象成形者，莫非氣之所為(wei) 。而氣之精英，則最靈而最秀。”(《青溪集》，第168-169頁)在程廷祚那裏，不僅(jin) 太極是氣，性亦是氣，天地之間成象成形者皆源於(yu) 氣，氣之外無理、無性、無道，如此一來，氣被提升到化生天地萬(wan) 物的本原地位。程廷祚在氣一元論的宇宙視域下，確立了注重人事之學的經世易學，呈現出異於(yu) 宋明易學的鮮明的經世路向，思維方式上表現出由氣而求道、由事而求道的經驗性、實證性的傾(qing) 向，治《易》路向亦由宋儒心性之學的形而上的致思傾(qing) 向轉向實事實功的形而下的經世路向。

在具體(ti) 的社會(hui) 政治實踐的體(ti) 道過程中，程廷祚特別強調“時中”在其間的重要性，此種通曉如何變通趨時、合其時位的應變智慧源自《周易》的“時中”觀念。“時中”一詞最早見於(yu) “蒙”卦《彖傳(chuan) 》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告誡人們(men) 要根據特定的時遇情勢做出適切的變通，方能亨通暢達。《易·係辭下傳(chuan) 》曰：“君子藏器於(yu) 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是說君子平時積蓄力量，韜光養(yang) 晦，等待合適的時機施展才能。惠棟認為(wei) “時中”是《周易》思想的核心，(20)程廷祚亦有此論，曰：“時者，天之則也，《易》之道無往而非時。”(《易通》，第662頁)天地萬(wan) 物生生不息，展現於(yu) 每一特定的“時”下，並在每一特定的“時”下潛蘊未來可能的流變趨向，“亦正因此，作為(wei) 大《易》‘易’字第一義(yi) 的變易、生生，其與(yu) 時即係密不可分的了。即變易、生生乃是發生於(yu) 時中、具現於(yu) 時中的、並且是具有著鮮明的時性的，離開了時，所謂變易，所謂生生，就會(hui) 成為(wei) 不可能。”(21)“時中”最初主要體(ti) 現在早期的筮占活動中，古人透過神妙的筮占活動生成卦爻象、卦爻辭，藉此參詳其中蘊含的時遇與(yu) 未來可能的動變趨向，並據此時遇、動變趨向做出趨吉避凶的適切回應，所謂“時中”便是其中的應有之義(yi) ，是指順應天地萬(wan) 物的流變不息而變通趨時的處世之道，強調與(yu) 時偕行，順時而動。“時中”的另一層涵義(yi) 則指中正之道，主要體(ti) 現在卦爻象時、位的致中傾(qing) 向上，卦爻象中判斷未來流變趨勢的重要依據是處於(yu) 中位的二五之爻，爻位是否處中得當決(jue) 定了未來可能的吉凶狀態，如虞翻解觀卦九五爻有“五得道處中，故君子無咎也”之說，意謂隻有處其“位”得其“時”，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卦爻透顯的吉凶趨向，從(cong) 而趨吉避凶，得利得亨。不論是從(cong) 變通趨時，還是從(cong) 時位之道來講，能否做到“時中”是得道與(yu) 否的決(jue) 定性因素，即如程廷祚所言：“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天德也。”(《易通》，第662頁)“時中”取向成為(wei) 彰顯聖道、貫通天人的有效路徑。

程廷祚還從(cong) “人事之學”的實踐維度出發，闡釋了“時中”之於(yu) 人道實踐的重要性：“《中庸》曰：‘君子而時中。’中者，天命之本體(ti) ，即《易》之所謂剛中也。聖人默契於(yu) 此而無時不然，故曰‘時中’。若大賢以下，能從(cong) 事於(yu) 人道者，俱得謂之君子，而不得謂之‘時中’。晦庵以‘時中’為(wei) ‘隨時處中’，則止見事物有中，而不見天命有中矣，聖人惟能存天命之中，所以能處事物之中。大賢以下於(yu) 事物不能皆得其中正，以此心不能‘時中’也。‘隨時處中’自屬庸字之解。”(《易通》，第620-621頁)程廷祚認為(wei) 《中庸》所講的“中”便是《易》之所謂“剛中”，並將“中”提升到天命本體(ti) 的地位，他批評朱子以“隨時處中”釋“時中”，指其隻見事物有中而忽視了天命有中，聖人之所以能“時中”便是因其通曉天命之“中”且無時不得，大賢以下得人道而不得“中正”者不能稱其“時中”，而隻能稱其君子。程廷祚還對“中正”作出進一步的解讀，曰：“中正謂之天德，而後於(yu) 物無不統，於(yu) 柔無不化內(nei) 聖外王之業(ye) ，備於(yu) 此矣。”(《青溪集》，第350頁)他將“中正”視作天德，得“中正”即可彰顯天德，挺立人道，達成內(nei) 聖外王之功業(ye) ，如是便把成就內(nei) 聖外王之功業(ye) 落實到日用倫(lun) 常的“時中”上麵。此處程廷祚將“時中”視作聖賢道德理想的踐行準則，強調修齊治平的弘道實踐中順時而動的重要性，“時中”被賦予更多道德踐履準則的意義(yi) ，具有在社會(hui) 政治實踐中實現秩序安排的社會(hui) 功能。“時中”取向折射出的道德規範意味，不僅(jin) 反映了程廷祚對“時中”不離人倫(lun) 日用、不離社會(hui) 政事的現實解讀，還彰顯了清中期易學重視禮治社會(hui) 秩序的新氣象。

“時”具有宇宙社會(hui) 人生當下時遇動態展現的特定性，此種動態流變注定了當下狀態蘊含著未來狀態的多種可能性，會(hui) 隨天地萬(wan) 物的變化而變化，甚或由吉轉凶或由凶轉吉，吉凶狀態的不確定性警示人們(men) 時刻懷具憂患意識，人們(men) 不僅(jin) 要依據當下時遇所揭示的吉凶趨向作出趨吉避凶的回應，還要隨時警惕並防範可能發生的由吉轉凶的動變。《既濟》卦辭曰：“亨。小利貞。初吉，終亂(luan) 。”是說即便當下時刻亨通順利，如稍有不慎，亦可能陷入混亂(luan) 。《既濟》六四爻辭曰：“繻有衣袽，終日戒。”是說趨利避害的關(guan) 鍵在於(yu) 防患於(yu) 未然，如果預先積蓄力量，進德修業(ye) ，待時而動，那麽(me) 即便遭遇凶險之幾，也能適時地逢凶化吉。即便身處逆境，更應因時製宜，守時而動，這一點從(cong) 程廷祚的自身經曆可以印證，他在不同時期對待顏李學派態度的先後差異，正是在現實社會(hui) 人生中踐行“時中”精神的具體(ti) 表征，他將“時中”融入個(ge) 人的生命經驗，並具體(ti) 展現於(yu) 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實踐。康熙五十九年(1720)，程廷祚在李塨南遊期間曾問學求道，讀《存學編》後盛讚顏元道：“古之害道，出於(yu) 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yu) 儒之中。習(xi) 齋先生崛起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五百年間一人而已。”(《青溪集》，第410頁)從(cong) 此之後程廷祚確守顏學，力摒異說，並以再傳(chuan) 弟子身份在江南一帶弘揚顏李學。及至雍正七年(1729)，清廷思想高壓統治愈演愈烈，通過功名利誘與(yu) 文字獄等思想統治方式迫使學者尊奉程朱，謝濟世因注疏《大學》《中庸》毀謗程朱而獲罪，詆斥程朱官學已有身家性命之虞，這對與(yu) 程朱相峙的顏學陣營中的程廷祚而言，不可能感受不到政治形勢之嚴(yan) 峻。(22)他意識到不能再公開弘揚顏李學，亦不能再公然指斥程朱學，而隻能在“解經之是非離合”方麵有所議論，否則會(hui) 被施以詆毀程朱官學之罪，種種畏忌、懼怕使其對顏李的態度有所遊移，在其雍正丙午年(1726)至丁未年(1727)赴京應順天鄉(xiang) 試期間，竟不曾去蠡縣拜訪李塨。他曾向顏學信徒解釋其對外不敢公然以顏李學派學者身份示人的緣由：“承反複於(yu) 某不以顏、李之書(shu) 示人，其故有可得而言者。蓋學者束縛於(yu) 功令，而習(xi) 見之蔽錮於(yu) 其中也，非一日矣。某弱冠得讀二家之書(shu) ，壯歲晤剛主先生於(yu) 白門，往複議論。未幾，遊京師，而當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詆程、朱相唱和者……然而聞共詆程、朱之說，不可不為(wei) 大懼也。某之懼，非敢不自立而甘於(yu) 徇俗也。《易》稱時義(yi) 之大，故君子時然後言，《論語》又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當舉(ju) 世未能信從(cong) 之日，而強聒不舍，必有加以而害其道者，不可之大者也；當舉(ju) 世未能信從(cong) 之日，忽有聞而愛慕之者，而亦不與(yu) 之言，是咎在失人，而坐視其道之終晦，亦不可也。凡某之不敢輕於(yu) 有言，皆為(wei) 道謀，而非計一身之利害也。”(《青溪集》，第392-393頁)他坦言對待顏學態度上的遮掩退縮實為(wei) 清廷嚴(yan) 酷時局使然的權宜之策，其態度轉折起因於(yu) 赴京拜訪方苞時被疑與(yu) 顏李“共詆程朱”(23)，他懼怕因言而遭身家之虞，同時他尊信《易》之時義(yi) 之大的理念，以為(wei) 暫時的時措之舉(ju) 是為(wei) 了今後更好的保存顏學並延續道統。倘若說顏李學派是清初正本清源的一股激流，程廷祚則是時運轉換下的潛流暗動，待時而發，雖然顏李學最終歸於(yu) 消寂，亦不得不承認程廷祚延續顏李學的本意及暗中的諸多努力。

程廷祚治《易》從(cong) 宋儒解經之誤切入，主張還原《易》之本來麵目和本義(yi) ，注重人事之學的現實社會(hui) 實踐，在現實社會(hui) 的時運世運中，看待宇宙社會(hui) 人生具有適時而謀的眼光，對《易》的解讀不乏充斥著複明道統的政治想象與(yu) 治世訴求，將儒家政治理想具體(ti) 化為(wei) 日常生活實踐，所揭示的《易》之切實淺近的經世路向，不僅(jin) 是對宋明空疏學風的克服與(yu) 超越，與(yu) 同時期考據易學相比也顯示出不同尋常之處。程廷祚強調回歸《易》文本本身不是簡單的複古，而是通過“人事之學”的踐道方式，將潔淨精微的天道落實於(yu) 現實生活世界的人倫(lun) 日用，其中凸顯的道德踐履的實踐性實為(wei) 程廷祚易學與(yu) 宋明易學路向迥異的關(guan) 鍵之處，由此引出的儒學形態從(cong) 宋明易學的形而上的道德性命之學轉向經世易學的形而下的實踐實用之學，(24)由虛玄之學回歸原始儒家的經世之學，關(guan) 照日常生活世界的人倫(lun) 規範，展現了清代易學研究的新氣象，在清代易學史和思想史上具有別開生麵的特殊地位。

注釋：

①[清]李塨著，馮(feng) 辰校《恕穀後集卷四·複程啟生書(shu) 》所附程廷祚與(yu) 李塨書(shu)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43頁。

②胡適認為(wei) 程廷祚是承接顏李學派與(yu) 戴震的媒介。胡適讀《青溪文集》後，發現該書(shu) 有兩(liang) 處提及戴震：一處在《六書(shu) 原起論》：“近日新東(dong) 戴東(dong) 原說。”一處在《與(yu) 家魚門論萬(wan) 充宗〈儀(yi) 〉〈周〉二〈禮〉說書(shu) 》：“聞裏中戴東(dong) 原素留心經義(yi) ，足下草與(yu) 往複。”認為(wei) 程廷祚在性論及人道方麵對戴震思想有重要影響。(參見胡適《戴東(dong) 原的哲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3-354頁)。

③程廷祚不僅(jin) 對《左傳(chuan) 》等占法、漢代象數學、宋代河洛先天之說有所批評，對曆代釋《易》體(ti) 例亦不認同。(參見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19-337頁)

④參見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第299-405頁。

⑤楊自平認為(wei) 程廷祚易學特色在於(yu) ：“程氏重三畫八卦，尤以乾、坤為(wei) 根本；且程氏以陰陽論乾、坤，又以卦德論八卦，皆不取具體(ti) 物象，而采抽象思維。”(楊自平《程廷祚“以經解經”的釋〈易〉實踐與(yu) 易簡哲學》，載《清華學報》2013年第2期，第217-254頁)

⑥參見康全誠、張忠智《程廷祚〈易〉學思想探微》，載《遠東(dong) 通識學報》2011年第2期，第1-18頁。

⑦林慶彰《明末清初經學研究的回歸原典運動》，載《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9頁。

⑧[清]程廷祚撰，宋效永校點《青溪集》，合肥：黃山書(shu) 社，2004年，第387-388、391頁。下引該書(shu) ，僅(jin) 隨文標注書(shu) 名與(yu) 頁碼。

⑨顏李亦有斥責宋學害道的類似言論，曾言：“宋儒與(yu) 堯、舜、周、孔判然兩(liang) 家，自始至終無一相同。”([清]顏元《顏元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7年，第257頁)

⑩[清]程廷祚《易通》，載《續修四庫全書(shu) 二·經部·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8頁。下引該書(shu) ，僅(jin) 隨文標注書(shu) 名與(yu) 頁碼。

(11)汪學群認為(wei) 晏斯盛與(yu) 程廷祚曾多次切磋治《易》心得，治《易》思想上相互影響，二者關(guan) 於(yu) 不取傳(chuan) 統釋《易》體(ti) 例而主張以經解經的觀點非常類似。參見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第299-300頁。

(12)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第337、335-336頁。

(13)程廷祚還與(yu) 那個(ge) 時代著名的考據學家方苞往來，並受到不少影響。方苞任三禮義(yi) 疏館副總裁時曾編纂六條體(ti) 例，以此作為(wei) 群經舊注纂集之總例。程廷祚所編解經六例便是依此而定，由此可知二人往來密切。(參見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1202頁)

(14)[清]程廷祚《大易擇言》，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52冊(ce)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3年，第455-456頁。

(15)此處所講“剛柔”，誠如汪學群所述：“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剛柔’是程廷祚釋《易》的基本義(yi) 例。”(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第339頁)

(16)[清]程廷祚《大易擇言》，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52冊(ce) ，第606-607頁。

(17)[清]戴望著，劉公純標點《顏氏學記》，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8年，第166、167頁。

(18)[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yi) 校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0年，第1頁。

(19)關(guan) 於(yu) 清儒由形上到形下世界的轉變，王汎森指出：“清代思想學問有一個(ge) 特色是‘去形上化’，將宋明理學所構建的形上世界盡量地擺落，而在構建形上世界的過程中，《易經》的圖書(shu) 象數扮演一個(ge) 重要的角色，它們(men) 使得現實生活世界之上更有一個(ge) 形上世界，形下/形上、後天/先天等兩(liang) 層式的思維，皆或多或少與(yu) 此有關(guan) 。而去形上化的另一層意義(yi) 即是對日常生活世界的肯認(the affi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world)。”(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yu) 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96-497頁)

(20)惠棟曾指出“時中”的核心地位，曰：“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清]惠棟《易漢學·易尚時中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頁)

(21)王新春《神妙的周易智慧》，北京：中國書(shu) 店出版社，2004年，第266頁。

(22)程廷祚曾遭遇一次政治風險，李塨門生劉著遊金陵時館於(yu) 程廷祚家，因被顧燝誣告私藏《方輿紀要》而遭官兵搜捕入獄，幾至刑戮。“著既得釋，更名湘煃。湘煃以乾隆丙辰還楚，客江南九載，而為(wei) 燝困前後七年，父死家破，幾至刑戮，而卒喪(sang) 其書(shu) ，人皆憐之。”([清]程廷祚《青溪集》，第332-333頁)這一事件也側(ce) 麵反映了程廷祚與(yu) 顏李後學保持往來。

(23)胡適認為(wei) 程廷祚文中所指“當代名儒”為(wei) 方苞，是時方苞寫(xie) 就《與(yu) 李剛主書(shu) 》中有“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之言，此言令程廷祚望而生畏。(參見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1200-1201頁)

 (24)此處所謂“形而上”是指宋明儒者一味追求形上空疏之學的致思傾(qing) 向，事實上，程廷祚並非不談天道，而是不好談形而上的天道，他更關(guan) 注形而下的人道踐履，注重日用倫(lun) 常。曾曰：“聖人之教天下，本於(yu) 憂患，以立人道者，其要如此，《易》之用從(cong) 可識矣。”([清]程廷祚《易通》，第5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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