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製國祭，期成大典（王達三）

一、祭祀很重要

禮是人類從蒙昧走向開化、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也是人類生命生存生活的經驗積累和智慧結晶，因而是人之所以為人而別於禽獸的關鍵。是故孔子雲：“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禮，無以立”，而《詩》則雲“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所以，人，是一種禮儀性的存在，人類永遠不會也不可能離不開禮。

古人重視禮，認為禮是天地之序、人道之極、治國之要，起著經天地、理人倫、明王道、助教化的作用，因而百代一貫，萬世同法，千古不易。而禮，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與特質，是中國文化區別於世界其他文化而獨具特色和魅力的所在，是以中國文化也被稱為是禮樂文化，古代中國也被譽稱為是“禮儀之邦” 。

古禮名目繁多，體係龐大，《中庸》上就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說法。其中，祭禮尤為重要，所以《禮記》上說“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左傳》上也說“國之大事，唯祀與戎”。近代以降，伴隨著中國文化的整體性衰微，祭祀活動也一度被視為“封建糟粕”而銷聲匿跡，祭禮則因無人諳熟而幾成千古絕響。如今，中國文化又呈現出複蘇的良好態勢，相應的，祭祀又重新進入國人的視線和生活。

但是，因為去古已遠，國人對祭祀不但已經很陌生，而且還有了相當的隔膜與疏離，所以難免會圍繞祭祀問題產生一些意見分歧，特別是圍繞公祭孔子、黃帝陵、大禹陵等重大活動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為這些活動往往被主辦方宣傳為是“國祭”，而何為國祭、如何國祭、國祭何人以及該否國祭等問題，正是爭論的焦點所在。

在此，筆者想借清明時節國人掃墓祭祖的機會，簡單談些自己對祭祀特別是國祭問題的理解，並慎重地提出一個建議以供觀者來討論：創製國祭以為國家大典。

二、什麽是國祭

古代的祭祀，按照祭祀參與人員參加祭祀活動時的身份，大體上可以分為私祭和公祭兩種。

私祭多為個人性、家庭性或家（宗）族性的祭祀活動，形式多樣，內容不一，時間不定。季劄掛劍徐君墳塋之樹，即是一種個人性祭祀；陸遊詩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家祭”，即是一種家庭性祭祀；遍布全國各地的祠堂，則是家（宗）族性祭祀活動的場所。清明節祭祖掃墓也是一種私祭活動，但卻是一個流行於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風俗習慣，所以東坡詩雲：“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公祭則是一種公共行為，又可分為民間層麵的公祭和官方層麵的公祭兩種，祭祀的對象、形式、規模、時間等都有一定的規製。當官方層麵的公祭不是由地方官員或部門官員所主辦，而是由國家層麵來主辦時，這種祭祀就上升為一種國家大典，古人稱為“國祀” ，今人謂之“國祭”，是各種祭祀活動中最為神聖肅穆、莊嚴隆重的一種。

國祭的最大特點，是由君王親自臨祭，至少由他們派員代為致祭。比如：《禮記》上所說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就必須有天子或諸侯臨祭；前195年漢高祖劉邦路過曲阜，召集地方官員公祭孔子，首次把祭孔大典上升為國祭；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人代為公祭黃帝陵，也是一種國祭。

事實上，任何國家大典都離不開國家領導人的親自參與——怎麽能設想新中國開國大典毛主席缺席，或美國總統就職典禮而當選總統不參加呢？依此而言，目前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所謂“國家級”公祭孔子、黃帝陵、大禹陵等，都還算不得國祭，最多隻能是一種“官祭”而已！

三、今天的國祭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 曆代王朝的禮儀既能陳陳相因，也會有所變化。所以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就是儒家常說的因革損益之道。

因此，今天的國祭大可不必完全效法古人，而是可以在內容、形式、規模、時間等方麵有所創新與變化。當然，也不能完全脫離古製而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既然是國祭，總應有中國的的氣派和氣質，因此有兩點內容不可或缺：

其一，國祭應該有國家主要領導人參與。或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一人亦可）親自參加，或由他們派員代為致祭。另外變通的形式，是他們以私人身份參加。還有一種可取的形式，是以政黨、政府、人大、政協的名義致祭。

其二，國祭是中國的國祭，而不是美國或日本的國祭，因而應該具有中國性和民族性，或說要有中國傳統祭禮的底蘊，比如三跪九叩、鍾鼓齊鳴、禮樂合一等不一而足。目前的一些所謂國祭，參與者往往穿西裝、獻花籃、三鞠躬，場麵更似一群國際友人而不是中國人來搞祭祀。

上述兩點，或有相關事例，或已初露端倪：

於前者，1936年4月5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紅軍總司令朱德，就派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時果之儀致祭於黃帝陵；2005年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葉選平、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王光英參加公祭孔子；2006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韓啟德、全國政協副主席李兆焯參加公祭黃帝陵。

於後者，連戰回鄉祭祖隻因年邁體弱才被免除三跪九叩之禮，而宋楚瑜回鄉祭祖則不折不扣行了三跪九叩大禮；目前台灣官員公祭孔子時仍有許多人穿長袍馬褂，而歸國祭黃帝陵的許多華人則特意選穿漢服或唐裝；2006年陝西省長陳德銘身穿傳統綢緞服裝宣讀祭黃帝陵文。

上述事例或端倪，雖然不足為國祭，但離國祭已經僅是一步之遙，也說明古禮國服還是有很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因而融入到國祭之中不是不可能的。至於國祭的具體內容和形式，則或專家議之，或有司存之。

四、國祭什麽人

國祭是一種國家大典，因此祭祀的對象選擇，需要慎之又慎。正如《國語》上所說：“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製祀以為國典。”

《國語》同時還提出五類人可以列入“國祭”對象：

夫聖王之製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肆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國語》提出的這些，遺漏了天地日月、名山大川等傳統的重要祭祀對象。而且，按照韋昭的注解，他們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聖王或賢相。如果曲通一下的話，這五種國祭對象可以說成是：製禮作樂垂法萬世的聖人、勤於國事鞠躬盡瘁的君王、文能安邦武能定國的賢臣、抗禦災害保民平安的國士、抵禦外患保家衛國的英雄。

問題是，中國曆史上下五千年，往聖先賢璨若群星、英雄烈士層出不窮，即使按照《國語》的標準嚴格篩選祭祀對象，國祭也會遍地開花而且難免掛一漏萬。尤其是在今天國祭尚未定型、經驗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各地最好不要搶國祭、出風頭，而是應首先恢複或完善如下幾個最為重要的祭祀活動：

其一，祭祀天地。天地者，生之始也，禮之本也。天父地母，天生地成，天地乃人之所由出，自古以來即是中國人最重要的信仰，祭祀天地則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禮。是以應在立春時節於北京天壇舉辦祭天大典，以示天人合一，以祈世界和平，並以日月配享昊天；立秋時節在北京地壇舉辦祭地大典，以祝風調雨順，以禱國泰民安，並以名山大川配享大地。

其二，祭祀黃帝。“人生亦有祖，誰非黃炎孫？”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初祖，慎終追遠祭祀黃帝不但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也可以彰顯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和中國曆史的連續性。是以在清明節公祭黃帝，完善在陝西舉辦的公祭黃帝陵大典，並以炎帝、堯帝、舜帝、禹帝、湯王、文王、武王、周公等八人配享黃帝。

其三，祭祀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文化的象征符號，被稱為是至聖先師、萬世師表。祭祀孔子是曆代讀書人的盛典，也可以彰顯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連續一貫。是以應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法定師生放假一天，繼續完善在山東舉辦的祭孔大典，並以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陽明子等曆代儒家聖賢配享孔子。

其四，祭祀英烈。近代以來，無數仁人誌士和英雄先烈為了謀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會發展與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犧牲，建立了不朽功勳。繼承先烈遺誌，發揚優秀傳統，開創美好未來，自當緬懷先烈豐功偉績。是以應在北京創建“英烈祠”，並選定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比如8月15日或10月1日，來公祭先烈。

四大國祭，可每年一小祭，三年一中祭，五年一大祭。此外，前三者當盡量依古禮，而後者則可多參照些現代祭禮。

五、是否該國祭

目前，舉辦不是國祭的“國祭”，就已經受到很大的非議：比如，中斷已久無須恢複，恢複國祭必然複古，甚至是有人說這是違憲。竊以為，中斷可以恢複，沒有可以創製，憲法可以修改，舉辦國祭創製大典乃情理所至、大勢所趨。

近代以降，中國傳統的禮儀係統崩壞殆盡，而新的禮儀體係又未開出，即使有些也是一味照搬西洋，以至於中國從“禮儀之邦”一變而成為世界上最沒有禮儀體係和禮儀特色的國家。這不但與中國文明古國、文化大國的世界地位大相背謬，而且還因為禮儀的缺失導致了種種社會不和諧的現象，甚至給外國人以中國人“不文明”的印象。

如果說，古代個人性和社會性的禮儀尚有少量殘存的話，那麽，中國國家性的禮儀則幾乎全盤西洋化。外事場合下中國官員無一不西裝革履、握手擁抱，使西洋使團來華根本不存在什麽“入鄉隨俗，入境問禁”的問題。重要的大會、就職、慶典等國家大典更是毫無建樹和民族特色。然而，恰恰是獨具民族特色的國家儀式和國家大典，發揮著強化國民曆史記憶、促進國民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重要功能。而這，正是謀取民族複興和實現國家崛起的中國的重要訴求。

無論如何，中國都到了重建國家儀式、創製國家大典的時候了。而如果要做，則請從國祭開始！當然，作為國祭，並不是任何人都有機會親身參加的。但是，既然是國祭，就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事情。關注和支持國祭，同樣也可帶來一定的參與感。更為主要的是，益漸恢複起來的個人性、私人性、家（宗）族性私祭以及民間性公祭導致個人參與祭祀的空間越來越大，而清明節就是這樣一個國人報本返始、慎終追遠的共同節日。

當然，在一個流動社會裏，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返回家鄉祭祖掃墓。但是，禮主敬、祭先心，遠在他鄉，心香一瓣，遙祭祖先，雖不與祭，亦是祭也！

來源於中國儒教網（）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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