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中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齊論·知道》

記者：辛德勇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初十日乙未

          耶穌2016年11月9日

2015年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精美隨葬品，是當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墓主人劉賀的生平經曆也備受關(guan) 注。2016年10月，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出版了辛德勇先生的新著《海昏侯劉賀》，這是一部有關(guan) 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zhuan) 著。本文原題《海昏侯劉賀的墓室裏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齊論·知道〉以及這一〈齊論〉寫(xie) 本的文獻學價(jia) 值》，文章首發於(yu) 10月21日辛德勇先生的新浪微博。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wei) 編者所擬。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在《考古》2016年第7期撰文報告說，墓內(nei) 出土的竹簡，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失傳(chuan) 已久的《齊論·知道》，同時還刊發了包括篇題“智道”（知、智通）在內(nei) 兩(liang) 支簡的照片。很多人為(wei) 這一新發現的新材料，興(xing) 奮不已。我們(men) 究竟應該以怎樣一種心態來合理地看待這一發現？對此，我已在《怎樣認識海昏侯墓出疑似〈齊論·知道〉簡的學術價(jia) 值》這篇讀書(shu) 筆記中談了自己的看法。在這裏，再來談談對劉賀墓中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這篇簡文的認識，以及除此《知道》篇以外海昏侯墓中可能同時存在的《齊論》其他篇章的文獻學價(jia) 值。

海昏侯墓出土《齊論·知道》簡

但凡學過一些中國古代曆史常識的人，都聽到過後世所傳(chuan) 漢武帝依從(cong) 董仲舒的建言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從(cong) 而誤以為(wei) 在此之後，便是家弦《詩經》、戶誦《尚書(shu) 》，一派熱氣騰騰的儒學景象。實際上儒家思想對社會(hui) 的普遍影響，是一個(ge) 逐漸擴展的過程。漢文帝時，首開端倪，武帝雖繼此有較大幅度的發展，在形式上，確實是“卓然罷黜百家”而“表章六經”，但至元、成二帝時期，儒家的治國理念始對一朝大政方針起到主導作用。武帝以至宣帝時期的漢家朝廷乃“自有製度”，即“以霸王道雜之”，絕非“純任德政”。至於(yu) 儒家經典和思想的融通以及全麵的製度性建設與(yu) 社會(hui) 教化，逮東(dong) 漢時期，才日臻完善，並且為(wei) 後世所繼承。

盡管如此，漢武帝時期對儒家思想的闡揚，確實“煥焉可述”。除了在官學中的尊寵之外，在皇室成員的教育方麵，也很顯著。具體(ti) 就劉賀的情況而言，在他做昌邑王的時候，其師王式，便是傳(chuan) 授《魯詩》的名家，曾“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特別是“至於(yu) 忠臣孝子之篇，未嚐不為(wei) 王反複誦之也”，而昌邑王劉賀自亦能“誦《詩》三百五篇”，昌邑國郎中令龔遂也數番引《詩》相諫，國中臣子甚至對他稱謂《詩經》為(wei) “陛下之《詩》”。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劉髆，初時係以少子為(wei) 漢武帝所愛，故甫一受封，漢武帝就指令“通《五經》”的夏侯始昌來做他的“太傅”。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禮記》、《孝經》在內(nei) 的多種儒家典籍，與(yu) 《漢書(shu) 》這些記載相參照，反映出漢武帝以後，在皇家子弟的培養(yang) 過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經成為(wei) 教授的核心內(nei) 容，而元、成二帝以後漢廷治國理念的轉變，正是以此為(wei) 重要基礎；同時，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齊論·知道》的社會(hui) 文化背景。

那麽(me) ，是不是能像現在一些人那樣，僅(jin) 僅(jin) 依據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這些儒家典籍，來否定《漢書(shu) 》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動作亡節”之類的記載，證明他知書(shu) 達理、循規蹈矩，從(cong) 而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們(men) 若是看一看時下那些畢業(ye) 於(yu) 中央黨(dang) 校而最終被關(guan) 進秦城的黨(dang) 政高官，再看一看我們(men) 學術界那些滿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誌的高論而在實際生活中惟校長大人之命是從(cong) 的“清流”教授們(men) ，就會(hui) 明白這樣的想法有多麽(me) 幼稚。

蓋劉賀性本“不好書(shu) 術而樂(le) 逸遊”，這些仁義(yi) 道德的教化，隻是在他的消化道裏空走了一趟而已，他並沒有從(cong) 中汲取營養(yang) ，使之融入血液。前麵提到的“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師王式，其實正是屢屢“以三百五篇”切諫主子，但劉賀的行為(wei) ，並沒有因此而發生改變。又昌邑王國的中尉王吉，是一位修身謹嚴(yan) 的賢人君子，同樣引據《詩經》以諫阻劉賀的驅馳遊獵行為(wei) ，但這位公子哥兒(er) 卻是“複放從(cong) 自若”。如前所述，海昏侯墓中尚出土有儒家經典《孝經》，而就在後來被專(zhuan) 擅朝政的權臣霍光廢黜帝位的時候，劉賀還脫口而出念誦了其中的一個(ge) 文句，說什麽(me) “聞天子有爭(zheng)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但劉賀引述這句話，並不能證明其修養(yang) 高深，神智精明，清人朱一新反而剖析說：“觀昌邑臨(lin) 廢兩(liang) 言，猶非昏悖，特童騃不解事耳。”這一點，恰恰是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這一神智狀態和“動作亡節”這一行為(wei) 特征最好的證明。

《詩經》、《孝經》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論語》也就同樣無法在劉賀的身上產(chan) 生什麽(me) 意想不到的奇效。前麵提到的昌邑國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經》，能為(wei) 騶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賀說《易》”之外，在對儒家學說的傳(chuan) 承與(yu) 弘布闡揚方麵，還特別“以《詩》、《論語》教授”。如此一來，在他的主子劉賀的墓室中發現《論語》，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無奈劉賀其人實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導的結果，上麵已經談到，亦即這位藩王依然“放從(cong) 自若”，“終不改節”，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沒有發生絲(si) 毫改變，甚至都沒有裝模作樣地掩飾一下。或許令王吉稍可寬慰、同時也哭笑不得的是，劉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曾專(zhuan) 門派遣使者給他送了一大堆酒肉，算是領受了他這一片書(shu) 生氣十足的忠心。

不過，現在我們(men) 仍然可以看到王吉當年向昌邑王劉賀“教授”的《論語》，海昏侯墓中發現的《齊論·知道》，就應該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因而也可以說這一發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原因很簡單，王吉是西漢傳(chuan) 授《齊論》最重要學者，他學的、講的，都是《齊論》，自然會(hui) 向昌邑國王劉賀講授。在昭帝去世之後，霍光派人迎立劉賀為(wei) 帝的時候，王吉審度時事，剴切勸告他對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自己惟“垂拱南麵”做個(ge) 傀儡皇帝而已，其間就藉用了《論語·陽貨》的文句。

《漢書(shu) ·藝文誌》記載：

傳(chuan) 《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禦史大夫貢禹、尚書(shu) 令五鹿充宗、膠東(dong) 庸生，唯王陽名家。

前文提到“王吉”，後麵卻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唯王陽名家”，相互關(guan) 照，王陽隻能是指王吉。故唐人顏師古釋雲(yun) ：“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王吉字子陽，見於(yu) 本傳(chuan) ，而且其少時嚐因學問而客居長安，所居裏中即有謠諺以“王陽”相稱，顏師古的解釋，固然不誤。但為(wei) 什麽(me) 王吉字“子陽”卻被單稱一個(ge) “陽”字？蓋古人兩(liang) 字之名或單稱其中一字，對“字”的稱謂，也有同樣的通例。如呂後時有張釋，字子卿，然而《史記·荊燕世家》卻每每單稱“張卿”，省略“子”字，與(yu) 王吉字“子陽”而單稱一“陽”字的情況完全一樣。因知這是一時通行的用法。

前文提到王吉在勸誡劉賀時曾借用的《論語·陽貨》的文句，其語為(wei)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魯論》則本來是“讀天為(wei) 夫”，今本“天”字係東(dong) 漢末鄭玄依據《古論》做的訂正，而王吉所稱述者則與(yu) 《魯論》不同，仍作“天”字。鄭玄當時雖然號稱參考了《齊論》和《古論》，來為(wei) 西漢成帝時人張禹以《魯論》為(wei) 主編成的《論語》作注，但依據日本學者武內(nei) 義(yi) 雄的看法，他實際參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論》，並沒有怎麽(me) 利用《齊論》。武內(nei) 義(yi) 雄對比後世文獻中殘存的鄭玄注文後指出，鄭氏隻注出《古論》的不同寫(xie) 法而沒有提及《齊論》。因而，上述引文正顯示出王吉授受的《齊論》與(yu) 《魯論》之間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論》的一致性。反過來看，這也是印證王吉所學《論語》文本係統的一個(ge) 實例。

昔唐人顏師古在評議前人對《論語》的解說時嚐有語雲(yun) ：

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yi) 競馳，各守所見。而馬、鄭群儒，皆在班、揚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據。

基於(yu) 這樣的認識，他在注釋《漢書(shu) 》時，注意到其中引述的經文“與(yu) 近代儒家徃徃乖別”，因其“既自成義(yi) 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賢達之意”。這一觀念，應當也是我們(men) 今天看待包括《論語》在內(nei) 各種經典早期授受派別及其傳(chuan) 本的一個(ge) 基本出發點。

行文至此，一個(ge) 重要的結論，就自然會(hui) 呈現在我們(men) 麵前：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應直接出自西漢時期惟一以《齊論》名家的權威學者王吉。因而，我們(men) 應當予以關(guan) 注的，不僅(jin) 是久已失傳(chuan) 的《知道》這一篇章重現於(yu) 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書(shu) ，是不是還有《齊論》的其他部分？由於(yu) 其來源的權威性，若還發現有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對清晰、準確地認識《齊論》的麵目，將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yi) 。

進一步推究，還可以看到，其意義(yi) 之重大，還不僅(jin) 在文本來源的權威性上，而是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後世《論語》文本形成過程中對《齊論》取舍的一些具體(ti) 情況。蓋今本《論語》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基礎，是前麵提到的成帝時人張禹編定的文本（後又經鄭玄刊改），而張禹本來是師從(cong) 夏侯建學習(xi) 的《魯論》，後來又轉而師從(cong) 王吉、庸生學習(xi) 了《齊論》，所以才能以《魯論》為(wei) 主且折中二本，“擇善而從(cong) ”，編成定本。明此可知，張禹所學的《齊論》既然也是出自惟一以此學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劉賀受學於(yu) 王吉而寫(xie) 下的這部《論語》，應與(yu) 張禹從(cong) 王吉那裏學到的《齊論》極為(wei) 接近。這也就意味著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寫(xie) 本，應與(yu) 張禹編定《論語》時所依據的《齊論》近乎一致，其文獻學價(jia) 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了。

這樣我們(men) 也就很容易理解，假如在今後的清理過程中，在《知道》和《問王》這兩(liang) 個(ge) 《齊論》獨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還可以發現其他一些《齊論》內(nei) 容的話（或許已經發現，但因考古發掘者覺得不像《知道》篇這樣罕見而未予重視。當然若能發現全本《論語》更好），實際上對我們(men) 認識《齊論》，認識《齊論》、《魯論》的傳(chuan) 承淵源以及這兩(liang) 個(ge) 係統文本與(yu) 《古論》的關(guan) 係，認識張禹、鄭玄以後流傳(chuan) 至今的《論語》文本，或許會(hui) 有更為(wei) 深刻、同時也更富有學術內(nei) 涵的意義(yi) （單單是《知道》一篇的發現，主要是可供我們(men) 了解《齊論》這一部分獨特構成的內(nei) 容，以及張禹、鄭玄等人為(wei) 什麽(me) 對其棄而不用，價(jia) 值有限，意義(yi) 十分淺顯）。

海昏侯墓出土《齊論·雍也》簡

2016年10月19日記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