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zhuan) 訪楊逢彬教授：現在的中文係學生，課外書(shu) 都不看了！

記者：臧繼賢

受訪者：楊逢彬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初十日乙未

          耶穌2016年11月9日

2016年3月，上海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楊逢彬教授的《論語新注新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8月就已再次印刷。

楊逢彬的祖父是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楊樹達，其堂伯父為(wei) 語言學家楊伯峻，而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已累計印刷200萬(wan) 冊(ce) 。在楊逢彬看來，楊樹達整理古籍之所以精湛絕倫(lun) （代表作如《漢書(shu) 窺管》）在於(yu) 他自覺地將訓詁和語法相結合，而楊伯峻也是身兼語法學家和古籍整理專(zhuan) 家兩(liang) 重身份。“但遺憾的是二人都未能見到計算機技術普及的這一天。”而《論語新注新譯》“正是我較為(wei) 全麵地運用現代語言學，加上計算機檢索技術，然後坐冷板凳十幾年的成果。”

在楊逢彬看來，“楊伯峻先生、楊樹達先生也運用現代語言學，特別是現代語法學。雖然隻是零星運用，但已經使得他們(men) 高出儕(chai) 輩。而《論語新注新譯》是全麵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注釋中國古籍的第一部著作，這部書(shu) 給《論語》提供了一個(ge) 在詞句注釋方麵最精準的注本，在詞句注釋的可靠性準確性方麵較大幅度地超過了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

“我堅信我的《論語新注新譯》一書(shu) 中的許多考證將來都會(hui) 成為(wei) 訓詁著作和語法著作的範例。隻是我自己做注釋，它達到什麽(me) 程度，我自己最清楚，別人不做這個(ge) ，就對它的認識差那麽(me) 一點點。但是自己說的話，往往別人也不大相信，那隻有等時間去檢驗了。”

在被問及家學對其學術研究的影響時，楊逢彬講道，最大的影響就是愛學問、做學問已深入到骨子裏，隻想一心做學術，對於(yu) 學術之外的榮譽並不是十分在意。同時他也講道，即使撇開家學的影響，自己的同齡人也是很愛讀書(shu) 的，包括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他就讀的武漢大學中文係讀書(shu) 氛圍也非常濃厚。可相比之下，楊逢彬現在見到有的中文係學生，即使臨(lin) 近本科畢業(ye) ，連一本課外書(shu) 可能都沒有看過。

近日，楊逢彬在上海圖書(shu) 館進行了題為(wei) “E時代我們(men) 如何讀古書(shu) “的講座。講座結束後，澎湃新聞（www.thepaer.cn）就互聯網時代注古書(shu) 的注意事項、他所受到的家學影響以及武漢大學國學班的有關(guan) 問題專(zhuan) 訪了楊逢彬。

“E時代我們(men) 如何讀古書(shu) ”講座現場（大今文化“行走的文化中國大講堂第3期”）左為(wei) 主持人今波，右為(wei) 楊逢彬。

家學的影響

澎湃新聞：家學對您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楊逢彬：我20多歲的時候，我女朋友要我去她家過年，我就發現她的家庭和我的家庭不同。她的家庭裏兄弟姐妹、父母和老外婆之間的親(qin) 情很濃烈。而我總是和祖母以及保姆待在一起，父母在外地，兄弟姐妹也不在一起，家人之間的關(guan) 係似乎比不上別人家那種自然而然的融洽。剛開始我很羨慕別人的家庭，我看小說《青春之歌》，描寫(xie) 林道靜所在的那種大家庭，我當時覺得就有點共鳴 ，好像覺得我自己有點兒(er) 不幸似的。你看我現在在這裏，人家說我是楊樹達的孫子，又是出生於(yu) 一個(ge) 花園洋房，小時候還有保姆幫忙洗臉、喂飯。實際上，和自己的父母團聚在一起了，就感到沒有別人的家庭那麽(me) 溫暖。

但是開始做學問以後，發現這種家庭對我的影響太大了。因為(wei) 它使得我愛好學問，不是我為(wei) 了做學問而去做，而是想做學問愛做學問已經滲透到骨子裏去了。比如說我為(wei) 什麽(me) 讀古書(shu) ，就是因為(wei) 停課鬧革命，學校都廢了。我和祖母待在家裏，父母也不在身邊。我祖母年紀大，也不可能事事管我。我白天閑極無聊，有時候爬窗進我姑媽的房間找書(shu) 看，我的姑媽、姑父都是老師，還有祖父、伯伯和兩(liang) 個(ge) 姑媽的藏書(shu) 。開始當然是看白話的小說，然後看戲曲集，包括《莫裏哀全集》等等，好像是王了一（力）先生翻譯的，他送給我祖父的，上麵有他老的題字。這些看完了，就剩下古書(shu) 了。那怎麽(me) 辦呢？要麽(me) 就每天幹坐著，外麵還在整日武鬥，打槍打炮的；要麽(me) 就看書(shu) 。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讀古書(shu) ，因為(wei) 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也沒有電影看。一開始還看有故事情節的古書(shu) ，如《聊齋誌異》和《子不語》等等，後來也看古代散文，如讀到《為(wei) 徐敬業(ye) 討武曌檄》就特別興(xing) 奮，搖頭晃腦地讀。當然許多字讀錯了。表哥就笑話我，然後查字典，這樣就認識了許多生僻字。就這樣長年累月地讀，已經上癮了；一沒書(shu) 讀，就渾身不對勁。上廁所也帶本書(shu) 或雜誌——楊家其他人也這樣，如祖母就坐馬桶上讀書(shu) ；伯父拿本書(shu) 上廁所，一呆一小時，姑媽送他一外號“老撾”（老屙）。

就像《論語》中所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le) 之者。”“樂(le) 之”就是癡迷某種東(dong) 西了。我就是癡迷於(yu) 學問，所以一心隻想著它。在學校裏也不大在意教授的級別以及各種稱號，不朝這個(ge) 方向努力。道理上來講這兩(liang) 者應該是吻合的，誰學問做得越好，這些榮譽就應該授予誰。現在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獲得榮譽需要花費很多時間朝那個(ge) 方向努力，要大量犧牲做學問的時間。我就是愛好學問，不是很愛好其他東(dong) 西。我堅信我的《論語新注新譯》一書(shu) 中的許多考證將來都會(hui) 成為(wei) 訓詁著作和語法著作的範例。在做這本書(shu) 之前，我已經看過幾十個(ge) 古人所做的古籍詞句考證的經典範例，最好的也就是王念孫的“終風且暴”了，我這本書(shu) 裏像“終風且暴”這樣的考證20個(ge) 是有的。現在沒有這樣的成果，隻是我自己做注釋，它達到什麽(me) 程度，我自己最清楚，別人不做這個(ge) ，就對它的認識差一點。但是自己說的話，往往別人也不大相信的，隻有等時間去檢驗了。反正我也馬上60歲了，那些虛名的東(dong) 西我全都不在乎了，剩下的時間做出一點“幹貨”和好東(dong) 西，能夠流傳(chuan) 下去。其實我也是有點自私的目的。人活在這個(ge) 世界就短暫的幾十年，“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就想做點好書(shu) 。因為(wei) 我們(men) 家裏有榜樣在，楊樹達先生去世60年了，就是我出生的那年他去世的。他人雖然不在了，但他的書(shu) 還一直在印，人家還不斷提到他的名字，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還活在人們(men) 的心裏。楊伯峻先生也是如此，他也去世24年了，但是他的《論語譯注》已經印了200萬(wan) 冊(ce) 了，大家都還在讀他的書(shu) 。所以正像李白的詩：“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的詞賦像日月高懸，楚王的亭台樓閣就在荒蕪中長滿了草。所謂古人講的“立德、立言、立功”，“立德”和“立功”我不行，隻能“立言”。古代的皇帝追求長生不老但做不到，隻能追求在某種意義(yi) 上還活著，自己給自己造幾座豐(feng) 碑。豐(feng) 碑就是著作，死後還會(hui) 不斷印刷，也就在某種意義(yi) 上等於(yu) 沒死。

我讀中學的時候，年終鑒定裏說我有很多優(you) 點，但資產(chan) 階級成名成家思想濃厚。不過我做研究就是朝一個(ge) 目標奔著，年輕的時候目標不明確，模模糊糊有這麽(me) 個(ge) 想法，後來慢慢研究進去，專(zhuan) 業(ye) 思想已經確立以後，理想就越來越具體(ti) 了。

如果說我是受哪本書(shu) 的影響，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到《三國演義(yi) 》裏麵有一句話：人生在世豈能如腐草流螢？那時我11歲，這句話對我的震撼非常大。那麽(me) 如果不是我這種家庭，就沒有這麽(me) 多書(shu) 看。“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時候，我的伯父把毛主席寫(xie) 的信拍成照片，放在鏡框裏，這樣就沒抄成家，所以我才能讀到這麽(me) 多書(shu) 。要是一個(ge) 小知識分子，家被抄，書(shu) 都被拿走了，那就沒書(shu) 可讀了。

澎湃新聞：現在年輕學者如果沒有家學傳(chuan) 統，那麽(me) 從(cong) 事文史哲方麵的研究的話，會(hui) 影響他們(men) 將來取得的學術成就嗎？

楊逢彬：就撇開我這種家庭不說，1980、1990年代的中文係和現在的中文係已經很不同了。1980年代末我到武漢大學讀中文係的時候，本科生都可以進書(shu) 庫借書(shu) 。老師上完課以後，學生就到書(shu) 庫裏借十幾本書(shu) ，在下周上這門課之前全部都要讀完。不光有這一門課，另外的課老師也會(hui) 布置讀書(shu) ，也都要看完。所以1980年代末，武大中文係本科生英語四級的通過率不是很高，大家時間都花在讀書(shu) 上了。

我剛到上海大學任教的時候，那時上大印了一本很厚的圖書(shu) 目錄，裏麵是中文係本科生四年需要閱讀的圖書(shu) ，至少有幾百種。上大前兩(liang) 年做了改革，學生大一的時候不分專(zhuan) 業(ye) ，隻有到大二的時候才分。這樣學生進專(zhuan) 業(ye) 讀書(shu) 的時間縮短了，督促中文係學生讀書(shu) 的那本目錄也不發給他們(men) 了。結果中文係的學生除了教材以外就不看書(shu) 了，老師上課的時候把重點劃下來，然後背熟就行了。

上課時說到俞樾，他們(men) 不曉得，我說就是俞平伯的祖父。俞平伯是誰，依然不知道。豐(feng) 子愷也沒聽說過。中文係的學生不看課外書(shu) 了！不用和我那個(ge) 年代比，和1980、1990年代中文係的學生都比不了。我們(men) 小時候都在看課外書(shu) ，讀初中的時候正好是“文革”，發現一本書(shu) 大家就會(hui) 輪著讀。那天有個(ge) 推免（推薦免試）研究生來麵試，問她小學到現在，除了課本以後，看過幾本書(shu) ？她報了一個(ge) 個(ge) 位數。她說讀過《複活》，我就問他聶赫留朵夫是誰，她說不知道，顯然是沒看過。從(cong) 小學到大學快要畢業(ye) 了，讀的還是中文係，一本課外書(shu) 沒有看過，你說可怕不可怕？

如果讓我談有什麽(me) 對策，我建議還是要給學生發閱讀目錄，督促他們(men) 讀書(shu) 。讀書(shu) 都是從(cong) 沒興(xing) 趣到有興(xing) 趣。我小學的時候就迷戀上看書(shu) 了，現在讓他們(men) 至少要大學一二年級迷戀上看書(shu) 。這和是不是我這種家庭沒有關(guan) 係。現在的教育製度使勁灌輸，使學生都產(chan) 生逆反心理了。

關(guan) 於(yu) 武漢大學國學班

澎湃新聞：您在武漢大學任教時，是否曾給國學班的同學授課？

楊逢彬：我也勉強算是武大國學班的創始人之一，另外兩(liang) 個(ge) 創始人是鄒恒甫教授和郭齊勇教授。當時身為(wei) 人文學院院長的郭齊勇先生指定我來設計國學班的培養(yang) 方案。我在上大的一個(ge) 同事鄭妞就是武大國學班第二屆的學生，我的兒(er) 子是武大國學班第四屆的學生，然後跟郭齊勇先生讀碩士和博士，博士讀了5年，今年8月畢業(ye) ，現在在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研究中國哲學。

當時曆史係的覃啟勳教授是國學班的教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他主外，我主內(nei) ，負責一些文件的起草。武漢大學國學班在上海還有一個(ge) 微信群，我們(men) 還經常和學生聚會(hui) 吃飯。國學班每屆就15到18、19個(ge) 學生，配備的是最好的老師。

澎湃新聞：那您還記得當時您製定的培養(yang) 計劃嗎？

楊逢彬：我當然記得了。當時郭老師提出一個(ge) 粗略的設想，課程包括經學、史學、小學和文學四大類，經學就對應哲學係的中哲，史學對應曆史係，小學對應中文係的語言學，文學對應中文係的文學，根據這四類來設計主幹課。還有一個(ge) 原則就是要以讀原典為(wei) 主，這和武漢大學的人文科學實驗班不同，後者是把文史哲的主幹課捆在一起。在武大國學班之前，北大以前也有一個(ge) 號稱“國學班”的實驗班，辦了一段時間就停辦了。其實北大的那個(ge) 不是國學班，而是相當於(yu) 武大的人文科學實驗班。而國學班是把文史哲各個(ge) 學科偏古的課程捆在一起，而且還加了原典課程，比如“論孟”是一門課，“老莊”是一門課，“《史記》、《漢書(shu) 》”是一門課，這是國學班的特點。

然後我自己又對應小學、文學、史學和經學四類課程加入了西方的和現代的課程，有語言學概論、外國文學、世界曆史和西方哲學。我離開武大後，這個(ge) 培養(yang) 計劃是不是做了調整，我不是很清楚，好像語言學概論是沒有了，我覺得不應該把這門課砍掉。

當時我設計好這個(ge) 培養(yang) 計劃之後，郭齊勇老師就召集了幾個(ge) 老師開會(hui) ，對培養(yang) 方案進行修補，不過沒有修補太多，80%-90%還是我原來的方案。過了幾年因為(wei) 課程太多，學生吃不消，又調整了一下，減少的課程作為(wei) 研究生的課程。我還和郭齊勇老師一起去參加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的會(hui) 議。實際上武漢大學是最早開辦國學班的，隻是我們(men) 不聲張，埋頭苦幹，不像人大那邊直接成立國學院，聲勢浩大。武漢大學2001年開辦國學班，而其實我在2000年的時候就開始設計培養(yang) 方案了。

澎湃新聞：那您覺得武大國學班的培養(yang) 效果如何？

楊逢彬：這個(ge) 要比較之後才好說，我現在欠缺的就是比較。應該還是可以的，好像出路都挺好的。我邀請了一個(ge) 朋友去國學班上課，後來他成了國學班最受歡迎的老師，之後他去南昌大學創辦了一個(ge) 國學院，他就是南昌大學國學院的院長程水金。應該說武大的國學班辦得是比較早的，我們(men) 最早是入學後全校的愛好者自願報名，所以那時他們(men) 在國學班的學習(xi) 隻有三年半，第一個(ge) 學期是在各自原本的專(zhuan) 業(ye) 學習(xi) 。包括我兒(er) 子原來也是在人文科學實驗班，後來才考入國學班。我離開武大後，學生在高考填誌願的時候就可以直接報考國學班了。這樣做效果好一些還是差一些我也不清楚，但至少學習(xi) 時間延長了。

澎湃新聞：那從(cong) 學生成才的角度來講呢？

楊逢彬：我以上大的同事鄭妞為(wei) 例，她是第二屆國學班的學生。開始我不知道誰學得比較好，因為(wei) 我負責管理國學班，包括程水金老師在內(nei) 的幾個(ge) 老師都告訴我說有一個(ge) 叫做鄭妞的學生很不錯。她國學班畢業(ye) 之後，就去讀武大古籍所駱瑞鶴先生的碩士，後來又去做北大孫玉文先生的博士生，然後畢業(ye) 到上大來工作。天天做學問，生了小孩還沒有多久，就天天去辦公室做學問，那完全是學問已經深入骨髓了，如果讓她不做，別提多難受了。這樣的學生每屆都有好幾個(ge) 。

互聯網時代的古書(shu) 譯注

澎湃新聞：沒有互聯網的時代，研究中國古代的學問需要遍閱群書(shu) 。現在的年輕學者不再具有老先生所具有的私塾功底，那麽(me) 計算機的古籍檢索技術可以彌補這一點嗎？

楊逢彬：檢索的方式可以把要求降低一些，但不能降得太多。讀古書(shu) 還是必要的前提，古書(shu) 都不通，如何去一一辨析例句？但是以前的學者太相信語感，就把我們(men) 考察分布必不可少的“審句例”步驟就給減免了。其實語感不是完全靠得住的，因為(wei) 前人讀古代漢語是把先秦兩(liang) 漢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書(shu) “一鍋端”，形成了泛時的語感，而不是共時的語感。比如我祖父語感極佳，《漢書(shu) 》都能背誦；《孟子》中有“蓋自是台無愧矣”，說的是魯繆公屢次派“台”——小官吏去饋贈子思吃的，子思受不了，很不禮貌地讓小吏滾蛋，所以從(cong) 此小吏不來饋贈了。我祖父卻讀“台”為(wei) “始”，理由是“無饋事屬繆公，不當以輿台賤隸言之”，即應該說饋贈曾子的魯繆公，不該說小吏——這是依據情理。其實“自是+名詞+動詞”當時很常見，如《左傳(chuan) 》的“自是晉無公族”，而“始無”古書(shu) 中雖不少，卻出現很晚，如《南齊書(shu) 》的“民始無驚恐”。可見泛時的語感有時是靠不住的。

但是語感又是必不可少的。現在如果要注釋古書(shu) 的話，熟讀古書(shu) 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一切免談。我現在就要求我的學生——包括一個(ge) 來自朝鮮的進修生多讀多背。

澎湃新聞：那讀古書(shu) 到什麽(me) 程度算是可以？學生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

楊逢彬：至少用學習(xi) 英語的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功夫和時間。

澎湃新聞：從(cong) 您的經驗來說，用檢索古籍的方式來輔助古書(shu) 的注釋有沒有可能遇到問題？

楊逢彬：檢索的對象應該是比較高頻的詞。如果是高頻詞，我們(men) 考察《論語》、《孟子》、《左傳(chuan) 》、《國語》就行了，它們(men) 基本上是同時代文獻，而且所記錄語言都是山東(dong) 半島的。如果是低頻的字詞，在同時代的文獻中檢索不到幾個(ge) ，但也有其他的彌補辦法。第一，把檢索的時段拉長。比如“未知，焉得仁”的“知”是如字讀“知”還是讀若“智”，我們(men) 考察了11部古籍。如果還是書(shu) 證不夠，那也有其他辦法。低頻詞總有自己所屬的小類，我們(men) 就可以考察同一小類。小類的分布雖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分布很接近。所以我們(men) 考察詞性詞義(yi) 相差較大的字詞，就考察它們(men) 各自小類的分布特征。

如果這樣做還行不通的話，還有其他方法。在漢朝人和清朝人所做的結論之間，一般來說漢代人所說較之清代人所說，其準確性可靠性要高出許多。王力先生就這樣講的。我在研究中一開始是沒有傾(qing) 向性的，但後來統計考察的結果，往往是漢朝人說得對，清朝人說得不對。王念孫“終風且暴”的例子是極個(ge) 別的例外，絕大部分是漢代人說得對。李零先生批評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采用清人的研究過少，其實采納得越多，錯得越多。但為(wei) 什麽(me) 李零先生會(hui) 得出這種結論呢？因為(wei) 以前對清人的估計過高。清人和漢人不同，一句話是什麽(me) 意思，漢人就說是什麽(me) 意思，沒有說為(wei) 什麽(me) ，但清朝人會(hui) 說出緣由，當然有些是語言外的證據，也有語言內(nei) 部的證據，但又沒有圍繞分布來。就此我專(zhuan) 門寫(xie) 了一篇文章叫做《試論注古書(shu) 不能輕易推翻漢儒成說》，我也引用了王力先生《訓詁學》中講到的不能輕易推翻故訓，故訓就是漢朝人的東(dong) 西。特別是當清人從(cong) 語言係統外找證據去推翻漢儒的時候，100%會(hui) 錯誤。所以沒證據的情況下我們(men) 傾(qing) 向於(yu) 用漢人的。當然這樣的話，可靠性就會(hui) 降低，危險性就大一些，但這是兩(liang) 害相權取其輕的辦法。

還有就是我們(men) 用了一些概率論的知識，比如說我找了一個(ge) 語言學內(nei) 部的證據，也是考察分布的，但凡事都有例外。這個(ge) 證據有80%的可靠性，也就是有20%的例外可能性，找到另外一個(ge) 證據也有80%的可靠性，那麽(me) 兩(liang) 個(ge) 證據一起用的時候，不可靠性就變成了4%，也就是可靠的概率提高到了96%。如果再找到一個(ge) 可靠性有80%的證據，那麽(me) 不可靠性就變成了0.8%，那麽(me) 可靠性就變成99%以上了。我曾經考察一段話是如何句讀的，就是《論語·憲問篇》的“夫子固有惑誌於(yu)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我主張讀作“夫子固有惑誌；於(yu)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我列了六點，並不是每一點都是一個(ge) 證據，但至少有四個(ge) 證據，那完全是板上釘釘，無可辯駁的了，都用的是考察分布的辦法。這篇發表在《中國語文》今年第四期。

再比如說“民之於(yu) 仁也，甚於(yu) 水火”，有兩(liang) 種解讀：1.老百姓需要仁更甚於(yu) 需要水火；2.老百姓害怕仁，比害怕水火更厲害。截然相反的兩(liang) 種解讀，我考察後發現，“甚”常常是和不好的東(dong) 西在一起用，很少和好的東(dong) 西一起用，比如“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做不好的事情，一次就過分了，還可以兩(liang) 次嗎？特別是用“甚於(yu) ”進行比較的時候，經常是比較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哪個(ge) 更不好。但是因為(wei) 有例外，就有危險性。我再考察《論語》時代的“水火”，常常和毒藥這些對人會(hui) 造成傷(shang) 害的東(dong) 西一起用——但是也有例外，是講烹調裏的水火。兩(liang) 個(ge) 證據都有例外，但是一起用，就比較傾(qing) 向於(yu) 不好的東(dong) 西，所以我們(men) 更傾(qing) 向於(yu) “老百姓害怕仁，比害怕水火更厲害”這種解讀。

澎湃新聞：您在之前的文章中說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ei) ，甲骨文的研究都是以整理注錄刻辭、考釋文字、服務於(yu) 古史研究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從(cong) 語言學角度研究甲骨文是較晚的事情，直到今天這仍然是一個(ge) 亟待深入挖掘和研究的領域。”那服務於(yu) 古史研究的甲骨文研究和語言學角度的甲骨文研究區別在何處？

楊逢彬：甲骨文的語言學研究，最早的可能是胡小石的《甲骨文辭例研究》，但辭例研究還不能說完全走上了科學軌道。1953年管燮初先生有《殷墟甲骨卜辭語法研究》一書(shu) ，1958年陳夢家有《殷墟卜辭綜述》，內(nei) 有《文法》一章，這一章其實篇幅較管書(shu) 為(wei) 大。陳書(shu) 較管書(shu) 有進步，但錯誤仍多。如認為(wei) “雨不雨”是反複問句。其實第一字為(wei) 占辭，後二字為(wei) 驗辭。意為(wei) “下雨嗎？”“沒有下雨。”新時期有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嚴(yan) 謹紮實，可惜隻限於(yu) 語序。有一些作者語言學根柢欠佳，許多結論不能令人信服。一是缺乏曆史觀，後世為(wei) 介詞者，甲骨文中也一定是介詞；而對其表現的動詞特征視而不見。二是凡作狀語者，必認為(wei) 副詞，其實可作狀語者決(jue) 不限於(yu) 副詞。類似錯誤不勝枚舉(ju) 。導師郭錫良先生憂之，故命我作甲骨文語法研究，總算大體(ti) 上能令先生滿意。

甲骨文的語法研究，是甲骨文語言研究最重要一環。另一方麵還有徐朝華甲骨文詞匯研究。所有這些研究，都和以往考察字形——即認字的研究有所不同。一為(wei) 文字研究，一為(wei) 語言研究。至於(yu) 與(yu) 用於(yu) 古史考辨的甲骨文研究的差別，就更大了。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