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新儒學論文選集》導讀

作者：楊明、張偉(wei)

來源：“南京大學哲學係”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初六日辛酉

          耶穌2016年10月6日

“南京大學哲學係”編者按：從(cong) 本期起，南哲名人錄將推送曾在中央大學任講師兼哲學係主任的唐君毅先生的文章，文章選自南京大學出版社“南雍學術經典係列”的《唐君毅新儒學論集》。本文為(wei) 南京大學楊明、張偉(wei) 兩(liang) 位老師所寫(xie) 的導讀。

唐君毅先生生平事略

唐先生諱君毅，學名毅伯，1909年1月17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於(yu) 四川省宜賓縣柏溪鎮；1978年2月2日卒於(yu) 香港九龍浸會(hui) 醫院。依舊曆計算，享年七十歲；若依新曆計算，享年六十九歲。唐先生祖籍廣東(dong) 五華，六世祖時因廣東(dong) 歲荒而遷徙至四川宜賓。起初，其先世以製糖業(ye) 勤儉(jian) 起家，生意極好，家道亦漸趨殷實；不料後來糖船翻江，進而在金沙江畔(今宜賓縣普安鄉(xiang) 周壩村)購置田地轉而從(cong) 農(nong) ，遂為(wei) 四川宜賓縣人。

唐君毅的父親(qin) 迪風公，名娘，初字鐵風，晚易為(wei) 迪風，別字淵嘿，生於(yu)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夏五月十七日，乃遺腹生的獨子。年十八應童子試，為(wei) 清代末科秀才。迪風公性情剛正不阿，不為(wei) 不義(yi) 、權勢所屈，乃一聖門狂者型俠(xia) 士。民國初年，二十六歲時任《國民公報》主筆，憤慨於(yu) 當時黨(dang) 人文士之趨炎附勢，作有“武士頭顱文士筆，競紛紛化作侯門狗”的諷刺詩句。青年時，迪風公並不喜歡儒學，後因母親(qin) 逝世，萬(wan) 念俱灰，方返其本而契於(yu) 聖賢之書(shu) ，雖曾問學於(yu) 南京支那內(nei) 學院歐陽竟無先生，但仍表示：“弟子不願學佛，願學儒。”後從(cong) 事蜀中教育十五年，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學、重慶聯中、華西大學、成都大學、四川大學等教席，並與(yu) 彭雲(yun) 生、吳芳吉、蒙文通等友人創辦敬業(ye) 學院，被推舉(ju) 為(wei) 院長。1931年(民國二十年)，因染時疫卒於(yu) 鄉(xiang) ，享年四十五歲。其一生著作甚多，但多毀於(yu) 內(nei) 亂(luan) ，唯有《孟子大義(yi) 》一書(shu) 流傳(chuan) 於(yu) 後世。

唐君毅的母親(qin) 陳太夫人，諱大任，字卓仙，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十二日生於(yu) 宜賓縣竇壩村，先祖也是廣東(dong) 客家人；1964年病逝蘇州旅寓，享年七十一歲。陳太夫人曾就讀於(yu) 其父陳勉之公任教的成都淑行女校。從(cong) 小即甚有主見，不隨順習(xi) 俗。能文擅詩。婚後除任教於(yu) 師範數年外，皆盡瘁於(yu) 養(yang) 育兒(er) 女五人，甘苦食淡，處之泰然。著有《思複堂遺詩》，用筆真樸，感情純摯，除哀悼親(qin) 人、懷念兄弟及兒(er) 孫媳婿外，亦有平時生活之閑情佳趣、山川風物之思緒及家國世道之感慨。陳太夫人品性淑德賢惠，平時教子甚嚴(yan) ，歐陽竟無先生曾在其詩集題雲(yun) ：“夫人之德，古所難能，況茲(zi) 末世，迪風往矣，佳嗣如君毅，能學聖學，是直接孟母之賢，豈陶母歐母之所可毗哉!”可謂蜀中一奇女子也。

出生於(yu) 如此書(shu) 香門第，聰穎過人的唐君毅自幼便受到了父母良好的教育。兩(liang) 歲時，其母陳太夫人便教以識字，三歲就知持書(shu) 問母。陳太夫人在《為(wei) 長子毅五旬生日作》一詩中對唐先生便有“三歲免懷，忘其美醜(chou) ，喜弄文墨，凡百好求，趨庭問字，意義(yi) 必究，憨態孜孜，恐落人後”的描述。六歲時，其父迪風公開始以《老子》一書(shu) 教先生，並命其背誦《說文解字》，但直到十歲，才準其接觸《論語》、《孟子》等儒家典籍。童年時代的唐君毅不僅(jin) 沐浴著傳(chuan) 統的鄉(xiang) 土風教，飽嚐著中華文化的熏陶，而且還初步顯露出了哲人之於(yu) 生命存在所特有的敏感和體(ti) 悟。這突出地表現在了他八歲時所經曆的一場情感飛躍：在父親(qin) 講述的一則關(guan) 於(yu) 地球末日的小故事中，年幼的唐君毅深深地陷入了對“生”與(yu) “死”的憂思之中。誰又能說這僅(jin) 僅(jin) 是一種懵然無知的杞人憂天而非一種至情至性的仁心悲情呢!

1921年，因迪風公與(yu) 彭雲(yun) 生、蒙文通、楊淑明諸先生受聘於(yu) 重慶聯中，十二歲的唐君毅隨其父旅居重慶，並以優(you) 異的成績考取重慶聯中。十五歲時，唐先生開始寫(xie) 日記，立誌向學，大有希聖希賢之誌。當時正值新文化運動波及四川之時，一大批共產(chan) 黨(dang) 人，如惲代英、蕭楚女、張聞天等人都曾在重慶聯中演講以抨擊傳(chuan) 統文化，聲稱要革除五千年之遺毒。但唐君毅對此卻始終提不起興(xing) 趣來，並“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懷疑和反感”，並與(yu) 吳竹似、陳先元、高介欽、遊鴻如、宋繼武、映佛法師等八人結為(wei) 異姓兄弟以示不盲從(cong) 潮流之意。這其中又以遊鴻如最為(wei) 怪異，此人十三歲時，便以國文第一考入重慶聯中，頗注重道家精氣修煉之功夫，主張退化論，閑來無事便獨自靜坐，視胡適、陳獨秀等人如無物，並常以鴻儒自居。後與(yu) 先生共赴北京投考北京大學，雖斬獲國文第一，但終因其他科目欠佳而讀了法政大學重慶聯中五年，可謂唐君毅先生之哲思全麵萌發之際，亦是其整個(ge) 心路曆程之關(guan) 鍵時期。這期間，他曾為(wei) 江濱被雨水淹沒的石頭是否依然存在而沉思；曾為(wei) 唯識論所講“萬(wan) 相皆識所變現”的“萬(wan) 法唯識”所打動；曾為(wei) 《孟子》、《荀子》之於(yu) 人性善惡的不同觀點而撰文五千字來論證自己的想法並與(yu) 其敬重的父親(qin) 相互辯駁；更為(wei) 梁漱溟《東(dong) 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的奇異運思所吸引，對其以佛教精神為(wei) 人類文化最後之歸宿的觀點大加讚許，而對其以儒反佛、崇尚直覺之方法頗以為(wei) 怪。這一切的一切都為(wei) 唐君毅之後的思想生成及其發展路徑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有的甚至於(yu) 成了他終身不渝的信念。

1925年，重慶聯中畢業(ye) 後，帶著一顆悸動不安的心，唐君毅先生來到北京繼續求學。先入中俄大學學習(xi) 馬列思想，後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受業(ye) 於(yu) 熊十力、湯用彤、張東(dong) 蓀、金嶽霖等名家。這期間，唐君毅在北大還常去聆聽胡適、梁啟超、梁漱溟等人的講演，但對胡適全盤西化的主張不以為(wei) 然，對魯迅辦《語絲(si) 》、章士釗辦《甲寅》雜誌及吳稚暉之言論亦所契甚少，唯有梁漱溟先生所講治哲學之八階段大契於(yu) 心，並深受梁漱溟先生關(guan) 切而深感於(yu) 懷，對其人格更是推崇備至。然此時，唐先生對哲學之興(xing) 趣主要投注在了西方。北京遊學一年後，因父母移居南京問學於(yu) 支那學院的歐陽竟無先生而轉至中央大學哲學係，副修文學係課程。當時的中央大學以嚴(yan) 謹、紮實、勇於(yu) 探索著稱，與(yu) 北大、清華可謂三足鼎立，其哲學係更是人才輩出之地，有熊十力、方東(dong) 美、宗白華、何兆清等一大批名家執教於(yu) 此。正是在這一期間，唐君毅開始受到了係統的哲學訓練，由湯錫予、方東(dong) 美先生那裏接觸到了西方新實在論哲學，由熊十力先生那裏接觸到了新唯識學，但此時唐君毅因沉醉於(yu) 西學而對傳(chuan) 統文化用心不深，故對熊氏所論“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說之精義(yi) 始終不能契悟。此外，唐君毅還自學了愛因斯坦、海森堡等人的一般性科學書(shu) 籍和心理學書(shu) 籍以及亞(ya) 曆山大、摩根、懷特海等人的著作，並由英國哲學家勃拉德萊《現象與(yu) 實在》一書(shu) 的導引，潛入了康德、黑格爾、費希特等人之思想體(ti) 係，開始從(cong) 自然之思上升到了人的精神之思，由新實在論轉向了主觀唯心主義(yi) 。這突出地表現在了大學時期唐君毅之於(yu) “心”的思索和體(ti) 悟。在當時的唐君毅看來，人之心靈乃一超拔自覺的生命存在，而物質的身體(ti) 乃是對此心靈牛命的束縛，心靈生命常因其自覺性而求超拔於(yu) 物外。因此，人之生命時常處在自覺的心靈與(yu) 不自覺的物質的彼此衝(chong) 突之中，而唯有自覺的心靈超脫於(yu) 不自覺的物質的束縛時，人之生命才進達於(yu) 一至高的境界。而人之心靈超脫於(yu) 物質束縛的唯一方法乃是絕欲，隻有棄絕一切欲望與(yu) 雜念，才能達到一種類似佛教涅粲的超升境界。對於(yu) 此“心”的了悟不僅(jin) 構成了唐君毅之於(yu) 人生的基本觀點和看法以至於(yu) 終生未改，而且也為(wei) 他整個(ge) 學術生命的展開開啟了一條悠遠的道路。

1932年，二十三歲的唐君毅自中央大學哲學係畢業(ye) 後便返回了成都，在中學教授倫(lun) 理學、人生哲學及國文等課程。次年冬，經友人許思園推薦得以重返母校中央大學哲學係任助教，從(cong) 此以後唐君毅先生便走上了大學的講堂，馳騁古今而會(hui) 通中西，除抗戰初期一度出任教育部特約編輯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講台。

1937年抗日戰爭(zheng) 全麵爆發，唐君毅先生返回成都教學，並在課餘(yu) 與(yu) 友人創辦了《重光月刊》，鼓吹抗日。在成都教學期間，經中大同窗好友謝紹安介紹，與(yu) 其妹謝廷光女士相識，彼此開始通信，情投意合，終於(yu) 1943年在重慶與(yu) 謝廷光女士結為(wei) 伉儷(li) 。1940年，唐君毅在重慶與(yu) 牟宗三相識，因談說甚為(wei) 相契，且彼此啟悟良多，遂結為(wei) 知己，終生不渝。同年，應中央大學哲學係主任宗白華先生之邀，唐君毅重返中央大學哲學係任講師，次年，與(yu) 周輔成、程兆熊等人共同創辦了《理想與(yu) 文化》雜誌，升為(wei) 副教授。1944年升至教授並被全係教師推舉(ju) 擔任中大哲學係主任一職。這期間，唐君毅先生可謂年輕氣盛，雄姿英發，相繼出版了《中國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體(ti) 驗》三部著作。如果將前一部論集看作是唐君毅受梁漱溟《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啟發，而在東(dong) 西文化比較研究中所收獲的初步果實；那麽(me) ，後兩(liang) 部著作則充分體(ti) 現出了唐君毅先生那種超拔向上的道德勁力和醇厚摯美的道德心靈，它所折射出的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理想主義(yi) 的情調，更是一種理想主義(yi) 的精神。事實上，也正是這後兩(liang) 部著作構成了唐君毅整個(ge) 學術生命的真正起點。

1947年，中央大學哲學係因人事糾紛，拒絕繼續聘用牟宗三、許思園二先生，出於(yu) 對朋友的道義(yi) ，唐君毅憤然離去，轉而與(yu) 牟宗三、許思園二人出任無錫榮德生先生新創的江南大學教授之職，兼任教務長。1949年初，蔣介石引退，時局漸趨緊張，適因廣州華僑(qiao) 大學校長王淑陶先生之約，唐君毅與(yu) 錢穆二先生聯袂赴穗講學。當此之際，國民黨(dang) 敗勢已定，全國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懷疑慮，遂於(yu) 八月與(yu) 錢穆先生一同離粵赴港。

自1949年抵達香港後，抱著一種人文主義(yi) 的教育理想以及延續中華人文精神之價(jia) 值的承諾，同時也為(wei) 了給從(cong) 內(nei) 地來港的青年學子提供住所，唐君毅先生與(yu) 錢穆、張丕介、謝幼偉(wei) 、程兆熊、劉尚一等人共同創辦了新亞(ya) 洲文商夜學院，由錢穆先生任院長。學院創辦初期，條件極其艱苦，隻有三問租來的教室可用，次年幸得王嶽峰先生經濟支持，在九龍深水步桂林街61、63、65號租用了三、四樓，作為(wei) 校舍，並易名為(wei) “新亞(ya) 書(shu) 院”，即寓意：

“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區劃腐臭為(wei) 神奇，予一切有價(jia) 值者皆發現其千古常新之性質。一方再求與(yu) 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學相配合，以望有所貢獻於(yu) 真正的新中國、新亞(ya) 洲、新世界。”

其辦學旨趣為(wei) ：

“上溯宋明書(shu) 院講學精神，旁探西歐大學導師製度，以人文主義(yi) 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dong) 西文化，為(wei) 人類和平，社會(hui) 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嘹知為(wei) 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麵，應知一切學問知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hui) 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wei) 目標。惟有人文主義(yi) 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zhuan) 門為(wei) 謀個(ge) 人職業(ye) 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wei) 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yi) 的目標之流弊。”

唐君毅在新亞(ya) 書(shu) 院除了擔任教務長兼哲學教育係主任從(cong) 事教學工作外，還舉(ju) 辦了新文化講座，邀請各方人士前來演講，持續了三年之久，共139場。繼新文化講座停辦後，唐君毅先生又在新亞(ya) 書(shu) 院與(yu) 少數學生成立了人學會(hui) ，定期聚集共同討論心性之學，可謂為(wei) 新亞(ya) 的展傾(qing) 注了全部的心力。在創始諸先生及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亞(ya) 所獲得的成就逐漸為(wei) 社會(hui) 所矚目，其精神亦更是為(wei) 世人所欽佩。伴隨著新亞(ya) 精神的日益光大，50年代中期，新亞(ya) 書(shu) 院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hui) ”和耶魯大學“中國雅禮協會(hui) ”的捐助，在九龍土瓜灣農(nong) 圃道建了永久校舍。新亞(ya) 書(shu) 院由此而粗具規模，並逐步走上了穩步發展的道路，成為(wei) 向世界傳(chuan) 播中華文化的重要堡壘之一。

1963年，為(wei) 滿足香港華人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經香港政府批準，新亞(ya) 書(shu) 院、聯合書(shu) 院及崇基書(shu) 院合並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學，唐君毅先生被聘為(wei) 中文大學哲學係教授，兼任哲學係係務會(hui) 主席，並被選任為(wei) 第一任文學院院長。在唐君毅先生的一再堅持下，新成立的中文大學實行聯合製，各成員書(shu) 院具有各自的財政、行政及教學、收生、聘任教職員的獨立權責，新亞(ya) 獨特的教學風格和教育精神也得以保留了下來。然而，中大成立不久，其措施即與(yu) 新亞(ya) 書(shu) 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貫精神漸生抵觸，相去日遠，致使新亞(ya) 陷入了新的艱危困頓之中。為(wei) 了維護新亞(ya) 傳(chuan) 統，保持新亞(ya) 行政和教學的獨立性，唐君毅據理力爭(zheng) ，毫不退讓，致與(yu) 中大當局屢生齟齬，矛盾日深；其間，錢穆因不滿於(yu) 中大當局的百般刁難而憤然離港去台；張丕介亦因新亞(ya) 理想受挫而憂傷(shang) 成疾，不久去世。唐君毅先生陷入孤立無援，獨撐危局，以至於(yu) 山窮水盡的苦境。1973年，中文大學當局一意孤行，宣布廢棄聯合製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權製，全違背新亞(ya) 書(shu) 院加入時的初衷。為(wei) 此，新亞(ya) 書(shu) 院董事們(men) 憤然於(yu) 1974年集體(ti) 辭職，並在報紙上發表聲明，以表示反對的立場。同年秋天，唐君毅以哲學講座教授身份從(cong) 中大退休。

新亞(ya) 書(shu) 院可謂唐君毅後半生傾(qing) 心傾(qing) 力之地，除專(zhuan) 誌於(yu) 新亞(ya) 書(shu) 院的建設和發展以及教書(shu) 育人之外，在這一時期亦是其整個(ge) 學術人生的鼎盛時期。最初十年，身居西方文化占統治地位的香港，夾雜在中西文化的劇烈衝(chong) 突之中，唐君毅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所遭遇的困境，因而將研究的重心由先前對人生和道德理性的思考轉移到了文化領域中來，試圖從(cong) 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較入手，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藝境界、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頸以直覺了悟的內(nei) 在意蘊一一加以疏解，以凸顯中國文化之本來麵目，彰揚中國文化之獨特精神。《中國文化之精神價(jia) 值》(1953)、《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1955)、《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又名《科學、民主建國、與(yu) 道德、宗教》，1958)以及從(cong) 南京中央大學時期便開始撰寫(xie) 的《文化意識與(yu) 道德理性》(1958)，便是唐先生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作。

1957年，唐君毅應美國國務院邀請首次出國考察，遍遊美國、日本、歐洲等地，參訪各國知名學府，與(yu) 各國知名學者多次晤談。然此次出訪雖收獲頗豐(feng) ，但亦讓唐君毅切身地感受到了歐美學人對於(yu) 中國文化及其研究方式的理解多有褊狹不當之處。這一普遍現象的存在頗讓唐君毅痛心疾首。鑒於(yu) 自身對中國文化的摯愛以及亟欲將之傳(chuan) 播於(yu) 世界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遂由張君勱先生與(yu) 在台的牟宗三、徐複觀二位先生相聯係，在征得二位先生同意的情況下，由唐君毅在美起草了《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men) 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yu) 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一文，以對治西方人士之於(yu) 中國文化的諸多偏見，並於(yu) 次年元旦由四位先生共同署名發表在《民主評論》和《再生》雜誌上。這一“宣言”洋洋灑灑四萬(wan) 餘(yu) 字，非常廣泛地論及了中國文化的研究方法、精神生命、超越意義(yi) 以及未來發展途徑等多方麵的問題。首先，“宣言”強調了中國文化問題自有其世界意義(yi) 和重要性，批判了近代以來西方學人把中國文化等同於(yu) 古埃及、古波斯等已死的博物館文明而用考證古董、解剖死屍的心態和方法對待它。“宣言”指出：研究中國文化，首先必須肯定其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這中間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yu) 精神在貫注”。必須對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懷著“同情”與(yu) “敬意”去研究它，了解它，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運用亦隨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隨之增加一分”。其次，“宣言”還著力強調了中國文化中之超越的意蘊，認為(wei) 它體(ti) 現了倫(lun) 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精神的和諧統一。再次，“宣言”亦承認中國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與(yu) 科學精神，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但這種吸收絕不是外在的強行添加，而必須建立在中國文化理想本身之發展方向的基礎上。“宣言”不僅(jin) 體(ti) 現了唐君毅等人之於(yu) 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而且也在世人麵前維護了中國文化的尊嚴(yan) ，在海外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同時亦成為(wei) 了現代新儒學的經典之作。四位先生亦因此正式登上了國際學術界的舞台，成為(wei) 了國際公認的現代新儒家。

隨著唐君毅對中國文化體(ti) 察和思考的不斷深入，他愈發感覺到若要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中國文化之“返本開新”的問題，僅(jin) 有對於(yu) 時代通病的反省和批駁疏導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切實地從(cong) 疏理整個(ge) 傳(chuan) 統文化遺產(chan) 的學術工作做起。基於(yu) 這樣的認識，進入60年代，唐君毅的研究重心漸漸地轉移到哲學自身，尤其是中國哲學的研究上來。獨具新意的兩(liang) 卷本《哲學概論》的誕生便是這一學術路徑轉向的開創性成果。在這一著作中，唐君毅一反時人純以介紹西方哲學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寫(xie) 法，融中、西、印三家哲學思想於(yu) 一爐，迄今為(wei) 止仍可謂同類著作中的翹楚。其後200餘(yu) 萬(wan) 字的皇皇巨著《中國哲學原論》之《導論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的相繼出版，則更是突破了以往中國哲學研究固有體(ti) 例的禁錮，以中國哲學的基本範疇為(wei) 中心，通過對中國哲學之主要觀念進行文字的訓詁、義(yi) 理的辨析以及對其提出、發展和演變的曆史考察，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和發展脈絡，被學術界譽為(wei) 中國哲學研究史上的一塊裏程碑。如果說《中國哲學原論》的問世是唐君毅整個(ge) 學術曆程中的又一塊裏程碑的話，那麽(me) ，由他在病榻上完成最後一校並於(yu) 1977年出版的另一巨著《生命存在與(yu) 心靈境界》，則為(wei) 其一生所思所求的哲學與(yu) 文化圖像畫上了一個(ge) 圓滿的句號，標誌著其哲學思想體(ti) 係構造的最終完成。

居港三十年間，唐君毅除了勤於(yu) 筆耕之外，與(yu) 東(dong) 西學人之問亦保持著廣泛而深入的聯係，曾多次出國訪學和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hui) 議。如1959年和1964年分別出席了在夏威夷舉(ju) 行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東(dong) 西哲學家會(hui) 議”；1965年出席了在漢城高麗(li) 大學舉(ju) 行的“亞(ya) 洲近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hui) ”；1967年出席了美國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舉(ju) 辦的“明代思想國際學術會(hui) 議”；1970年出席了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在意大利舉(ju) 辦的“中國十七世紀思想會(hui) 議”；1973年出席了夏威夷大學舉(ju) 辦的“王陽明五百年紀念會(hui) ”及東(dong) 京“中日文化交流會(hui) ”第二次會(hui) 議，等等。他如此東(dong) 奔西走，勞碌奔波，不僅(jin) 極大地促進了世人之於(yu) 中國文化的理解，也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文化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1966年，唐君毅先生終因勞碌過度，而導致左眼視力不明，見物變形，經醫生診斷為(wei) 視網膜脫落，後轉赴美國、曰本、菲律賓等地接受治療。即便如此，唐君毅先生在治療目疾期間仍沒有停止對於(yu) 人生、道德及中國文化的思索和探尋，《病裏乾坤》一書(shu) 便是這一時期的所思所得。在與(yu) 友人談及目疾時，唐君毅先生更是戲言：

吾之left eye雖已left，而right eye固allright。

其之於(yu) 人生坦然自若之態度、超然開闊之胸襟，由此可見一斑。1976年，自台灣講學八月返港後，唐君毅先生便時常咳嗽不止，服藥而不愈，後被查出不幸身患肺癌。是年八月，在夫人謝廷光女士的陪同下赴台北榮民醫院進行全麵檢查並作手術治療。手術後，唐君毅先生的體(ti) 質便急劇下降，但授課著述之事卻未嚐有一日間斷，其鞠躬盡瘁之精神使人無不為(wei) 之動容。1978年2月2日淩晨6時，唐君毅先生病逝於(yu) 香港浸會(hui) 醫院，享年六十九歲。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