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幾點思考

作者：彭永捷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院報》2003年6月5日

時間：孔子二五五四年歲次丙申五月初六己酉

          耶穌2003年6月5日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哲學史界對於(yu) 中國哲學史（習(xi) 慣上我們(men) 也稱之為(wei) “中國哲學”）學科的反思，使得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確立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及該學科領域近一個(ge) 世紀的研究成果，都有失去合法性的問題。這一問題，已成為(wei) 中國哲學史研究和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ge) 瓶頸。為(wei) 該學科重新定位，建立新型的學科製度和學科範式，已成為(wei) 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實現總體(ti) 突破的關(guan) 鍵性步驟。

（一）、合法性危機問題的內(nei) 涵

所謂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合法性危機，是指中國哲學史學科範式所導致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存在意義(yi) 的喪(sang) 失。

回顧中國哲學史學科範式建立和延續的曆史，我們(men) 可以把從(cong) 胡適至今的學科範式歸結為(wei) 二：其一是胡適本人奠定的學科範式，它的特點是以西方哲學為(wei) 參照建立中國哲學史的結構框架，如宇宙論、名學及知識論、人生哲學或倫(lun) 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等哲學部門，以漢學功夫來甄別史料，以平實的語言來詮釋史料。其二是馮(feng) 友蘭(lan) 和牟宗三在此基礎上發展的學科範式，特點是不僅(jin) 參照西方哲學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學理論和術語來剪裁和附會(hui) 中國哲學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圖的“理念”來解釋朱熹的“理”，以亞(ya) 裏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解釋理氣關(guan) 係。後者主要依據康德哲學來詮釋和改造儒學，尤其是陸王心學。相對於(yu) 胡適，馮(feng) 、牟二人的範式對以後的中國哲學研究影響更大，成為(wei) 中國哲學學科的主流。

然而，中國哲學史學科領域內(nei) 這種“漢話胡說”的模式，雖然取得了看似輝煌的學術成就，卻導致了一種我們(men) 不得不麵對的尷尬後果：經過學者們(men) 的辛勤耕耘，中國哲學史被詮釋為(wei) 新實在論、實用主義(yi) 、生命哲學、意誌主義(yi) 、唯物史觀、現象學，直至後現代主義(yi) ，惟獨成為(wei) 不了“中國哲學”的曆史。國人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不是更易於(yu) 理解和更加親(qin) 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遠了。到目前為(wei) 止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實踐，隻是使這門學科成為(wei) “哲學在中國”，而始終無法做到使其成為(wei) “中國底哲學”。更為(wei) 可悲的是，我們(men) 已沒有能力用我們(men) 自己的本土哲學進行現代性的思考———當諾貝爾文學獎數次頒發給那些“用本民族的語言述說本民族的曆史”而獲得成功的作家時，我們(men) 卻發現我們(men) 的哲學家或哲學史家已喪(sang) 失了用帶有本民族語言特點的方式來述說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學史詩的能力。一句話，回過頭反思為(wei) 時不短的學科實踐，我們(men) 忽然發覺，這種“漢話胡說”的中國哲學史，充其量不過是一種以西方哲學為(wei) 標本的比較哲學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機問題的根源

這種危機局麵的產(chan) 生，是可以依著學科史的線索追尋其文化史根源的。我們(men) 知道，對於(yu) 中國乃至整個(ge)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而言，東(dong) 方哲學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產(chan) 物，是西方文化與(yu) 東(dong) 方文化相遇的一個(ge) 後果，甚至可能是一個(ge) “錯誤性”的後果。雖然中國古代不乏理論思維，但中國本無“哲學”這一學科，所謂“中國哲學史”也是以西方哲學為(wei) 參照來整理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結果。在國人大規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階段，康有為(wei) 、梁啟超、譚嗣同、嚴(yan) 複等一批學人，他們(men) 會(hui) 通中西學術的主要特點，體(ti) 現為(wei) 以中學來附會(hui) 西學，以期達到對於(yu) 新鮮的異域文化的理解。其後的胡適、馮(feng) 友蘭(lan) 等學者，有前人移植西學的文化基礎，又受到良好的西學訓練，他們(men) 在會(hui) 通中西學術上則表現出明顯的以西學附會(hui) 中學的特點。眾(zhong) 所周知，此時會(hui) 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國近代的嚴(yan) 重挫折為(wei) 時代背景的。

中國哲學史學科是中國人在哲學領域內(nei) 回應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產(chan) 物，它是依傍西方哲學來建立的。在蔡元培先生為(wei)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所寫(xie) 的序中，已明確指出：“我們(men) 要編成係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蔡元培認為(wei) ，治中國哲學史，麵臨(lin) 著兩(liang) 方麵的困難，一是要有漢學的功夫，二是要有西學的訓練。在這裏，發生的是一個(ge) 耐人尋味而無疑又具有裏程碑意義(yi) 的轉折：傳(chuan) 統的“漢宋兼宗”，已讓位於(yu) “漢西兼宗”；宋學或義(yi) 理之學，失去了作為(wei) 學術史研究的理論依據。相對於(yu) 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維來理解和詮釋本土思維，已轉換為(wei) “華人洋魂”———以西化思維來理解和詮釋本土思維。作為(wei) 前輩學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為(wei) 歐風美雨所洗腦的我們(men) ，已經失去以本土思維來理解本土的理論思維的能力。於(yu) 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使自己陷入一種進退兩(liang) 難的境地：不借鑒西方哲學，就不能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借鑒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史又不成其為(wei) 中國哲學史。這種困難再次使我們(men) 反思：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合法性何在？在學科實踐中，這個(ge) 困難又更多地體(ti) 現在方法論危機和哲學與(yu) 哲學史的斷裂方麵，後者也即是中國哲學的當代形態問題。

（三）、合法性危機問題的提出

導致中國哲學史學科合法性危機產(chan) 生的根源從(cong) 它誕生之日就存在了，在以後的歲月中，其合法性問題曾一再被提出。早在金嶽霖先生對馮(feng) 友蘭(lan) 著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就以“哲學在中國”和“中國底哲學”的區別，指出了馮(feng) 著中國哲學史的症結所在。這個(ge) 問題也以“中國有無哲學”，即“中國哲學史”的合法性問題而展開。為(wei) 了回應以黑格爾為(wei) 代表的西方哲學界關(guan) 於(yu) 中國沒有哲學的觀點，無論是港台的牟宗三等，還是內(nei) 地的許多學人，都以或普遍性證明、或特殊性證明的方式，論證中國哲學史的合法性。在這兩(liang) 種典型的證明方式中，前者從(cong) 哲學的某些普遍性定義(yi) 或特征出發來為(wei) 中國哲學正名，如“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cong) 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ge) 根本的解決(jue) ，這種學問叫做哲學”（胡適）。後者則是從(cong) 世界各大文明體(ti) 係、各文化共同體(ti) 中所表現出的哲學形態和氣質上的差異來說明，如“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yu) 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wei) 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yu) 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麽(me) 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若以此斷定中國沒有哲學，那是自己太狹陋。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問題甚易澄清。什麽(me) 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牟宗三）。

在今日，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合法性問題被再次提出，有著與(yu) 以往不同的機緣和背景。其一，它是我們(men) 從(cong) 近代挫折的陰影裏逐漸走出來後文化建設的需要。隨著“強國保種”壓力的釋放，我們(men) 有可能克服狹隘民族主義(yi) 與(yu) 民族文化虛無主義(yi) 兩(liang) 種極端文化情緒，以一種平和心態來對待傳(chuan) 統文化。但是，當我們(men) 意識到要親(qin) 近傳(chuan) 統文化時，我們(men) 卻發現中國哲學史是一個(ge) “並不好用的工具”。其二，西方哲學界以及西方哲學研究界為(wei) 中國哲學史研究界提供了思想刺激。比如，德裏達的中國之行就給中國哲學史界帶了震蕩———他從(cong) 西方哲學立場出發，認為(wei) 中國隻有思想而無哲學。他的一相情願式的褒揚，卻讓中國哲學史界一些缺乏現代西方哲學常識的學者，從(cong) 我們(men) 所熟悉的哲學史與(yu) 社會(hui) 思想史的區別角度予以誤讀，並由此再次為(wei) 中國哲學正名。真正起到建設性作用的刺激來自國內(nei) 西方哲學研究界，他們(men) 在解讀西方哲學的同時，順便點破中國哲學史學界照貓畫虎、形似神非的缺憾，把中國哲學史學科推向一種兩(liang) 難的境地：依傍西方哲學而不得！其三，在文化全球化浪潮與(yu) 文化多元化渴求的背景下，中國文化與(yu) 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問題日益凸顯。尋求借鑒而不依傍西方哲學來達成中國哲學的自主發展，逐漸成為(wei) 中國哲學史學界的自覺追求。

（四）、合法性危機問題的克服

麵對著作為(wei) 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錯誤性”文化後果，我們(men) 是否還有選擇？我們(men) 又當如何選擇？“生存還是毀滅”？麵臨(lin) 這樣一種選擇的，隻能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以及未來繼續尋求這個(ge) 學科庇護的學術研究和豐(feng) 富成果。

 首先，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名稱。究竟稱研究中國理論思維的學科為(wei) “哲學”還是“思想”，抑或傳(chuan) 統的“義(yi) 理之學”或其他，實質上都並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見，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後果已成為(wei) 一個(ge) 無可回避的文化事實，“哲學”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學的專(zhuan) 名，而成為(wei) 世界範圍內(nei) 各文明體(ti) 係理論思維的共名，在中國也已約定俗成。因此，我們(men) 不妨仍用中國哲學史的名稱，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稱所引發的新的術語混亂(luan) 。

其次，關(guan) 於(yu) 對中國哲學史的本土化理解。已被西方文化洗腦的我們(men) ，以及同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發生了深刻斷裂的我們(men) ，如何可能對中國哲學史作本土化理解，從(cong) 而使中國哲學史成為(wei) “中國”哲學史，並由此顯現其作為(wei) 世界多元文化之獨特一元而繼續存在的理由和價(jia) 值？這是個(ge) 關(guan) 鍵性問題，也是難點所在。從(cong) 操作層麵來看，需要突破的地方包括：給予傳(chuan) 統哲學更多同情理解，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傳(chuan) 統哲學思維；關(guan) 注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意識，就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意識來理解中國哲學的展開；複活傳(chuan) 統哲學術語，用傳(chuan) 統哲學自己的哲學範疇來詮釋傳(chuan) 統哲學；從(cong) 傳(chuan) 統哲學自身提煉哲學方法和哲學理論，如範疇解釋方法和理論、經典解釋方法和理論，再用之於(yu) 中國哲學史研究。這需要一個(ge) 長期的探索過程，其成果用之於(yu) 哲學教育，將有可能使後輩學人更容易接近中國本土思想。當然，並不排斥學術界繼續開展中西或中外哲學的比較研究，以及使傳(chuan) 統哲學花樣翻新的解讀活動。但這種對中國哲學史的解讀活動實質上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

最後，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與(yu) 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是中國本土理論思維曆史的展示；中國哲學則是對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解讀和運行本土思維做現代性的思考，我們(men) 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當代形態。中國本土理論思維的生命力，以及中國哲學史還原為(wei) 本土思維的必要性和價(jia) 值，從(cong) 根本上依賴於(yu) 中國哲學史作為(wei) 中國哲學思想資源的價(jia) 值。亦即我們(men) 當代或以後的思想家、哲學家，在借鑒西方哲學的同時，是否有意願也有能力運用本土思維進行現代性的思考，並以思考的成果為(wei) 基礎，重新解讀古代哲學文本，從(cong) 而使中國哲學與(yu) 中國哲學史走上一個(ge) 良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總之，返本和開新是並不矛盾的兩(liang) 個(ge) 方向，當前的中國哲學史界出現了一些很好的端倪，但前邊的路的確還很長。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