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本《張載集》整理方法得失論——兼擬《張載集》訂補方案

作者：林樂(le) 昌（陝西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6年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十五日丁酉

           耶穌2016年9月15日

內(nei) 容提要：通行本《張載集》(簡稱“通行原集”或“原集”)是張載著作集的第一個(ge) 現代整理本，出版近四十年來為(wei) 學術界的張載理學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文獻。就其整理方法看，有得也有失。作為(wei) 論析的重點，原集整理方法之失主要有二：一是選擇版本有偏差，二是校勘方法有誤區。為(wei) 了彌補這些偏誤，擬議中的訂補方案將在吸收原集優(you) 長的同時，對其進行全麵增訂，最終完成一部題為(wei) “張載集新編”的新集。新集的正文分為(wei) “原編”和“補編”。“原編”仍舊保留通行原集的內(nei) 容和編次，以方便熟悉原集的學者，同時糾正原集在選本和校勘方麵的偏誤；“補編”則輯出若幹佚著、佚文和佚詩，並充實附錄資料。與(yu) 二十八萬(wan) 字的原集相比，新集的篇幅將成倍增加。通過全麵訂補，精編精校，謀求為(wei) 學術界提供一部更加完備可靠的張載著作集。

關(guan) 鍵詞：《張載集》/章錫琛/黃永年/陳垣/《張載集新編》/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Zai(《張載集》)/Zhang Xichen(章錫琛)/Huang Yongnian(黃永年)/Chen Yuan(陳垣)/The Newly-Compiled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Zai(《張載集新編》)

標題注釋：本文是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張載學術文獻集成與(yu) 理學研究”(編號：10&ZD061)的階段性成果。

張載(1020-1077，字子厚，學者稱橫渠先生)是北宋理學的創始人之一，也是關(guan) 學學派宗師。據朱熹和呂祖謙合編《近思錄》之引用書(shu) 目、晁公武撰《郡齋讀書(shu) 誌》(包括趙希弁撰《讀書(shu) 附誌》)、陳振孫撰《直齋書(shu) 錄解題》、尤袤撰《遂初堂書(shu) 目》以及《宋史·藝文誌》等公私書(shu) 目著錄，張載著述甚多。然元、明以降，其書(shu) 頗有散佚。曾著錄於(yu) 宋元公私書(shu) 目、今已散佚的張載著作主要有兩(liang) 類：一類為(wei) “諸經說”①，包括《橫渠春秋說》《橫渠禮記說》《橫渠詩說》《橫渠論語說》《橫渠孟子說》等；另一類為(wei) 禮儀(yi) 方麵的著作，如《橫渠張氏祭禮》《冠昏喪(sang) 祭禮》等。

1978年，由章錫琛(1889-1969，字雪村)整理點校的《張載集》由北京中華書(shu) 局出版。張載的存世著作都被收入該集之中，包括《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文集佚存》等。《張載集》至今已印刷七次，印數達三萬(wan) 九千冊(ce) ，是中華書(shu) 局“理學叢(cong) 書(shu) ”中印數最多的一種。《張載集》作為(wei) 被眾(zhong) 多學者長期使用的通行本，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該集出版畢竟已近四十年。伴隨學者的長期使用和深化研究，有理由對通行本《張載集》(簡稱“通行原集”或“原集”)的整理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長期使用中，筆者對通行原集有越來越深入的觀察，認識到原集雖然有其優(you) 長，但也存在著不少導致文字訛誤的嚴(yan) 重缺陷。因而，有必要對原集整理方法的是非得失加以總結和論析。以下，本文將首先論析通行原集整理方法之得，然後重點論析其失，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擬議中的訂補方案。

一、通行本《張載集》整理方法之得

著名古文獻學家黃永年(1925-2007)指出，古籍整理主要有兩(liang) 種方式：一是以一個(ge) 舊本為(wei) 底本加以校勘，二是匯集各種舊本並增添新材料進行重編。②通行本《張載集》的整理，采用的是第一種方式。這一判斷，是全麵考察通行原集整理方法的基礎。以此為(wei) 基礎，筆者在長期使用原集的過程中認識到，其整理方法有得也有失。本節論述原集整理方法之得，亦即其整理方法之優(you) 長，這主要表現在存舊、選本、編排、增補等方麵。

(一)存舊

黃永年強調，古籍整理“要講存舊”，“愈多保存愈好，切勿師心自用”，因為(wei) 需要“盡可能把古籍的本來麵目提供給讀者、研究工作者”。③古籍整理的“存舊”要求，包括保存舊序跋，保存舊題銜，保存原有書(shu) 名等。

首先，關(guan) 於(yu) 保存舊序跋。通行原集整理所用底本，為(wei) 明萬(wan) 曆四十六年(1618)《張子全書(shu) 》鳳翔府沈自彰刻本的清初翻刻本④；所用校本共四種，包括《張子全書(shu) 》眉縣刻本、朱軾刻本，以及收入《正誼堂叢(cong) 書(shu) 》的《張橫渠集》，還有呂柟編纂的《張子抄釋》。《張子全書(shu) 》清代各本及《張子抄釋》所收序跋數量不等，通行原集整理者從(cong) 中選錄序跋十種收入集內(nei) 的附錄。這十種序跋，對於(yu) 稽考張載著作集的版本源流具有重要價(jia) 值。

其次，關(guan) 於(yu) 保存舊題銜。以上言及，通行原集整理者從(cong) 《張子全書(shu) 》多種清本及《張子抄釋》中選錄十種序跋，收入集內(nei) 的附錄。對於(yu) 所收入的序跋，原集整理者保存了其題銜的舊式，既未改題，也未刪節，使讀者能夠看到序跋題銜的原貌。

最後，關(guan) 於(yu) 保存原有書(shu) 名。按理說，除了上麵言及以重編方式整理的古籍外，以一個(ge) 舊本為(wei) 底本加以校勘、標點的古籍，“一律要保存原有的書(shu) 名，任何人沒有權利替古人修改書(shu) 名”。⑤與(yu) 存世的張載著作集明清諸本多稱作《張子全書(shu) 》不同，通行原集卻采用《張載集》作為(wei) 書(shu) 名。這樣做可能有兩(liang) 個(ge) 理由：一是《宋史·藝文誌》所著錄的張載著作集，確有稱作《張載集》者(今已亡佚)；二是《張載集》被納入中華書(shu) 局“理學叢(cong) 書(shu) ”，而該叢(cong) 書(shu) 對所收入的著作集大多采用理學家姓名外加一個(ge) “集”字作為(wei) 書(shu) 名，例如《邵雍集》《陸九淵集》《胡宏集》等。因而，通行本《張載集》對書(shu) 名的這種處理方式並非憑空杜撰，可視作對曆史上曾經傳(chuan) 刻的張載著作集不同名稱的選用，因而並未完全違背古籍整理的存舊原則。

(二)選本

《張子全書(shu) 》明清諸本所收的《語錄抄》，沿用的是明呂柟編纂《張子抄釋》所收的《語錄》。值得注意的是，原集的整理者並未將《張子全書(shu) 》所收《語錄抄》直接迻錄至集內(nei) ，而是以南宋吳堅編刻的《張子語錄》加以替換。被替換至原集內(nei) 的南宋吳堅本《張子語錄》，不僅(jin) 文字更可靠，而且比《張子全書(shu) 》所收《語錄抄》的篇幅多出三分之二，其文獻價(jia) 值遠勝於(yu) 《張子全書(shu) 》所收《語錄抄》。此外，《張子抄釋》所收《語錄》的最後七條，乃南宋吳堅刻本所缺，通行原集整理者將這七條語錄作為(wei) 佚文附於(yu) 《張子語錄》之後，並標以星號，以示區別。經過這些特殊處理，使之成為(wei) 通行原集選本中最好的部分。

(三)編排

對於(yu) 《張子全書(shu) 》的編排體(ti) 例，通行原集整理者做了多處合理的調整。

首先，《張子全書(shu) 》清本將朱熹注釋的《西銘》《東(dong) 銘》作為(wei) 第一卷，置於(yu) 《正蒙》之前。這是沿襲《張子全書(shu) 》明本的處理方式。而通行原集整理者則把《西銘》《東(dong) 銘》分別歸於(yu) 《正蒙》第十七篇《乾稱》的首章和末章，恢複了《西銘》《東(dong) 銘》在《正蒙》一書(shu) 中的篇章定位，同時還刪去了朱注。其實，這些調整恰恰與(yu) 《正蒙》宋本的編例是一致的。

其次，與(yu) 《張子全書(shu) 》清本不同，通行原集整理者把《易說》列於(yu) 《正蒙》之後，《經學理窟》之前，突出了《易說》的地位。與(yu) 此同時，由於(yu) 從(cong) 南宋的《直齋書(shu) 錄解題》到清代的《四庫全書(shu) 總目》，都稱《易說》為(wei) 《橫渠易說》，原集整理者據此恢複舊稱，是必要的。

再次，通行原集所收《張子語錄·後錄上》的內(nei) 容出自《程氏遺書(shu) 》和《程氏文集》，與(yu) 《張子全書(shu) 》清本之《拾遺》所收《二程書(shu) 拾遺》的內(nei) 容有一部分是重複的，故原集不再收入《二程書(shu) 拾遺》。

最後，與(yu) 《張子全書(shu) 》清本多分作十五卷不同，通行原集則不再分卷。這樣處理，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清儒章學誠說，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受命整理皇家藏書(shu) ，其著錄“多以篇、卷為(wei) 計。大約篇從(cong) 竹簡，卷從(cong) 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yi) 也”。⑥由此可知，“卷”作為(wei) 載體(ti) 是帛書(shu) 的計量名稱，也與(yu) 帛書(shu) 的裝幀形式“帛書(shu) 卷子裝”有關(guan) 。⑦明代以後，紙書(shu) 的線裝形式流行。這時所謂“卷”，雖然仍起計量作用，但已失去裝幀形式的含義(yi) 。在紙書(shu) 采用現代裝幀形式以後，一書(shu) 之內(nei) 的分卷便不再具有實質意義(yi) 。

(四)增補

《張子全書(shu) 》明清諸本所收《文集》或《文集抄》，僅(jin) 得文十篇、詩十四首。通行原集的整理者據呂祖謙編纂的《宋文鑒》補文四篇，另據其他文獻補詩一首，共得文十四篇、詩十五首。此外，原集整理者對集內(nei) 附錄文獻也做了少量增補。

總之，通行本《張載集》是張載著作集的第一個(ge) 現代整理本，近四十年來為(wei) 學術界的張載理學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文獻，所發揮的作用不容低估。

二、通行本《張載集》整理方法之失

1983年，劉建國在其所著《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要》一書(shu) 中評價(jia) 通行本《張載集》時說，這是“目前最好的本子”。⑧筆者雖然肯定《張載集》作為(wei) 被學者長期使用的通行本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又認為(wei) 古籍整理質量的提高是沒有止境的，並且在長期使用過程中認識到通行原集存在著不少缺陷，有些還比較嚴(yan) 重。2010年，筆者以通行原集所收《正蒙》為(wei) 研究對象，對其選本和校勘提出了批評。⑨2011年，筆者看到美國學者葛艾儒(Ira E.Kasoff)所著《張載的思想(1020-1077)》一書(shu) 的中譯本。葛艾儒認為(wei) ，通行本《張載集》的輯校(“輯校”當作“校勘”—引者注)“過於(yu) 自由”，“使用時需要慎重”。⑩葛氏還指出：“編者(指章錫琛—引者注)時或在證據不夠充分時便出了校。”(11)在《張載的思想(1020-1077)》一書(shu) 中，葛艾儒多達十數次強調，他未遵從(cong) 《張載集》的校勘。葛氏著作的英文本出版於(yu) 1984年。這表明，葛艾儒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率先指出了《張載集》的校勘方法存在著缺陷。對於(yu) 一位西方學者而言，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由於(yu) 葛艾儒有可能受中國古文獻學知識限製，因而估計他並不很清楚通行原集校勘致誤的原因所在，也無法對通行原集整理方法之失做出全麵的論析和評價(jia) 。

本文所謂通行本《張載集》整理方法之失，是指該集在整理方法上的諸多失誤或缺陷。作為(wei) 全文的重點，本節將從(cong) 選本方法、校勘方法和其他整理方法等三方麵論析通行原集之失，以便在下節當中有針對性地提出擬議中的訂補方案。

(一)選本方法之失

著名曆史學家和文獻學家陳垣(1880-1971，字援庵)所著《校勘學釋例》(原名《元典章校補釋例》)，是學術界公認的典範之作。胡適(1891-1962，字適之)高度評價(jia) 《校勘學釋例》，認為(wei) 這部書(shu) “超越前人”，“是中國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還認為(wei) 陳垣的校勘實踐“是新的中國校勘學的最大成功”，使“中國校勘學第一次走上科學的路”。(12)根據胡適對陳垣校勘學成就的理解，校勘工作“必須從(cong) 搜求古本入手”，而且認為(wei) 校勘工作的每一個(ge) 步驟也都必須依賴善本。(13)按照古籍傳(chuan) 刻的規律，時代越早的本子便越可靠，少經一次傳(chuan) 抄或翻刻，自然會(hui) 避免許多訛謬。這也正是古籍校勘必以古本為(wei) 貴的道理所在。

如上節所述，通行原集選本最好的部分，是用南宋吳堅編刻的《張子語錄》替換《張子全書(shu) 》所收的《語錄抄》。但是，《張載集》整理者對集內(nei) 張載其他著作的選本卻並未沿用這一經驗。上節曾言及，原集整理所用底本為(wei) 明萬(wan) 曆四十六年(1618)《張子全書(shu) 》鳳翔府沈自彰刻本的清初翻刻本。其實，早於(yu) 此前十二年亦即明萬(wan) 曆三十四年(1606)，徐必達就已輯編《合刻周張兩(liang) 先生全書(shu) 》，其中的《張子全書(shu) 》是最早的傳(chuan) 世本。若就明代《張子全書(shu) 》以外的版本看，再向前追溯，張載的著作集不僅(jin) 有明本，而且還有宋本。南宋朱熹與(yu) 呂祖謙都曾編輯和刊刻過《橫渠集》(14)，而《宋史·藝文誌》則著錄《張載集》十卷。可惜，這些曾刊行於(yu) 宋代的張載著作集都未能傳(chuan) 世。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諸儒鳴道》黃壯猷修補印本共收入張載著作三種，包括《橫渠正蒙》八卷，《橫渠經學理窟》五卷，《橫渠語錄》三卷。這可以視作現存最早的張載著作選集。明嘉靖年間，呂柟編輯刊行了《張子抄釋》六卷，除收錄《正蒙》《經學理窟》《語錄》外，所輯錄的《文集》共得詩、文十一種。《張子抄釋》也屬於(yu) 張載著作選集。再就張載的單刻著作看，《正蒙》有南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書(shu) 隱齋刻本所收《正蒙》上下兩(liang) 卷，還有明永樂(le) 十三年(1415)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書(shu) 》卷四至六所收《正蒙》及《西銘》。原集整理者舍棄宋明古本不用，而隻用相距數百年之後的清本，其間各代傳(chuan) 本不知要經過多少增刪改削，訛誤衍脫自不可免。

通行原集整理者選本出現偏差的原因，一是對集內(nei) 的張載多種著作未沿用《張子語錄》的選本經驗，二是限於(yu) 條件不了解張載著作集或單刻著作的版本源流。

(二)校勘方法之失

在《校勘學釋例》一書(shu) 中，陳垣提出了著名的校勘工作應當依循的四種方法，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所謂對校法，指先擇定一個(ge) 恰當的底本(最好用祖本或完善的古本)，再用別本校對，以發現歧異，並尋求判定是非之證，擇善而從(cong) 。陳垣指出：“凡校一書(shu) ，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15)胡適認為(wei) ，“用善本對校是校勘學的靈魂，是校勘學的唯一途徑。向來學者無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種‘機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學至今不曾走上科學的軌道”。(16)所謂本校法，指以本書(shu) 的前後文互相對比，以發現異同，並改正錯誤。在未獲祖本或別本之前，此法最適宜使用。所謂他校法，是以他書(shu) 校本書(shu) 之法。他書(shu) ，指本書(shu) 異本之外的匯編書(shu) 、注釋書(shu) 、類書(shu) 等；他校，則是用他書(shu) 中援引的本書(shu) 文字來校正本書(shu) 。使用此法，當格外謹慎，因為(wei) 他書(shu) 所據非盡屬善本，而且引用文獻並無嚴(yan) 格規範，有的刪節原文，有的撮述大意，有的則僅(jin) 憑記憶引述，隨意性很大，故不能一概以他書(shu) 所引為(wei) 是，並據以改本書(shu) ，否則易混淆是非。所謂理校法，是一種推理的校勘，指校勘者以自己掌握的學識進行判斷推理，進而謀求解決(jue) 問題的方法。使用此法的前提，是遇到“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cong) ”的情況。(17)陳垣強調，在這四種校法中，必須首先使用對校法，然後再根據所掌握的校本條件綜合運用其他校法。

通行原集整理者在校勘方法的使用上陷入了兩(liang) 個(ge) 誤區：一個(ge) 誤區是依賴“他校法”，另一個(ge) 誤區是偏好“內(nei) 校法”。(18)

所謂依賴“他校法”，指原集整理者罔顧校勘方法的首要原則，幾乎以他校法取代了應當優(you) 先使用的對校法。原集整理者所依據的他書(shu) 多達九種，使用最多的是呂祖謙撰《周易係辭精義(yi) 》，其次是王夫之撰《張子正蒙注》、黃宗羲撰《宋元學案》等。清儒朱一新曾批評此類“喜援他書(shu) 以改本文”的做法，認為(wei) 這將“使古書(shu) 皆失真麵目。此甚陋習(xi) ，不可從(cong) 。凡本義(yi) 可通者，即有他書(shu) 顯證，亦不得輕改”。(19)而且，一味使用他校法，還勢必讓讀者陷入“日讀誤書(shu) 而不知”(20)的尷尬處境。

所謂偏好“內(nei) 校法”，指原集整理者依據張載不同時期著作中“互見的文字”進行校勘(21)，例如用《橫渠易說》的相關(guan) 文字校《正蒙》，或反過來用《正蒙》的相關(guan) 文字校《橫渠易說》。值得注意的是，在陳垣所謂四種校法亦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當中，並未見所謂“內(nei) 校法”。張岱年曾將“內(nei) 校法”界定為(wei) ：“據本書(shu) 前後文句校。”(22)顯而易見，張岱年所謂“內(nei) 校法”，指的就是陳垣所謂“本校法”。因此，所謂“內(nei) 校法”應當是“本校法”的別稱。與(yu) “本校法”有關(guan) 的所謂“本書(shu) ”，指的是特定作者的同一種著作，而“本校法”則指以這同一種著作內(nei) 部的前後文互校，不應當指以不同著作的文字互校。這是因為(wei) ，特定作者著於(yu) 不同時期的著作，其文字和思想不可能沒有差異。然而，通行原集整理者所使用的“內(nei) 校法”，則偏離了“本校法”的公認規定，把同一種著作內(nei) 部的前後文互校，擴大至不同著作的文字互校。這種所謂“內(nei) 校法”，究其實質，屬於(yu) “本校法”的變體(ti) 。它在校勘實踐中的使用，是以預設不同時期的張載著作之間並不存在文字和思想差異為(wei) 前提的。這種預設，既不符合張載著作和思想都有其演變過程的實際，也不利於(yu) 學者對張載著作和思想的發展進行動態研究。

據統計，通行本《張載集》出校總數約630條。其中，原集整理者使用他校法出校約390條，使用所謂“內(nei) 校法”出校100多條，二者合計出校約490條，占原集出校總數的78％；使用對校法出校約46條，僅(jin) 占原集出校總數的7.6％。原集整理者使用他校法和所謂“內(nei) 校法”的次數，與(yu) 使用對校法的次數相比，前者竟超過後者十倍!顯而易見，這嚴(yan) 重違背了校勘必須先用對校法的原則。而且，原集整理者在校勘時，對異文的是非甚少提供辨析和裁斷，而且甚少提出取舍的理由。這也不符合校勘工作的一般準則。

通行原集整理者由於(yu) 一味依賴他校而導致的文字訛誤比較嚴(yan) 重，僅(jin) 集內(nei) 《正蒙》一書(shu) 的文字訛誤就多達七十餘(yu) 處。以下，僅(jin) 舉(ju) 兩(liang) 例說明原集整理者依賴他校法之蔽。

例一，《正蒙·太和篇第一》：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嚐止息，《易》所謂“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wei) 風雨，為(wei) 雪霜，萬(wan) 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校記】“其感遇聚散”，通行本《張載集》整理者依《周易係辭精義(yi) 》改作“其感通聚結”。(23)《正蒙》宋本及明清本皆作“其感遇聚散”。筆者按：張載多以氣之陰陽言聚散，以為(wei)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24)“聚”與(yu) “結”，同為(wei) 凝結、聚合之義(yi) 。如此，則陰陽氣化本具凝聚和發散之兩(liang) 途，便僅(jin) 剩凝聚之一端了。明清諸儒劉璣、王植、方潛等各家《正蒙》舊注，亦皆作“其感遇聚散”。(25)此皆可證“其感通聚結”非是。

例二，《正蒙·至當篇第九》：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yu) 心，知之細也。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ti) ；能無方體(ti) ，然後能無我。

【校記】“不凝滯於(yu) 心”，通行本《張載集》整理者依《周易係辭精義(yi) 》刪“不”字，作“凝滯於(yu) 心”。(26)筆者按：《正蒙》宋本及明清諸本皆作“不凝滯於(yu) 心”，意為(wei) 心不為(wei) 外物所累，與(yu) 前句“過而不有”語義(yi) 一致。此義(yi) 張載屢言之。明儒劉佁、高攀龍、徐必達等各家《正蒙》舊注，亦皆作“不凝滯於(yu) 心”。(27)《張載集》整理者依他書(shu) 輕率刪字，致使語義(yi) 正相悖反，不可從(cong) 。

(三)其他整理方法之失

除選本方法和校勘方法之失以外，通行原集的其他整理方法之失，主要有以下數端。

首先，集內(nei) 個(ge) 別著作稱名不當。例如，《張子全書(shu) 》明清諸本的詩文部分舊稱《文集》或《文集抄》，而通行本《張載集》卻改稱《文集佚存》。這一改稱實屬畫蛇添足，而且新添加的“佚存”一詞語義(yi) 模糊，隻能給讀者徒增困擾。“佚存”或“存佚”，是著錄古籍的專(zhuan) 用術語，指所著錄的古籍或“佚”或“存”的不同狀態。(28)日本著名漢學家神田喜一郎曾使用“佚存書(shu) ”一詞，其含義(yi) 比較特殊，專(zhuan) 指中國已佚而日本猶存的中國典籍。(29)把張載的詩文集稱作“文集佚存”，其語義(yi) 模棱兩(liang) 可，使讀者難以知悉其意究竟是指“佚”，還是指“存”?這一稱名方式，遠不如《張子全書(shu) 》舊稱《文集》或《文集抄》的意指來得明晰。

其次，糾正著作稱名不夠徹底。對張載不同著作的稱名，曆來不一。如前所述，通行原集的整理者依據宋《直齋書(shu) 錄解題》和清《四庫全書(shu) 總目》，恢複《易說》的舊稱《橫渠易說》，這是必要的。但這一糾正，還不夠徹底。其實，不僅(jin) 《易說》當稱《橫渠易說》，南宋以來的史誌書(shu) 目在著錄張載著作時，其書(shu) 名也多冠以“橫渠”二字。據此，應當在張載其他著作的名稱前麵都增加“橫渠”二字(詳見第三節)

再次，集內(nei) 增補張載著述較少。通行原集雖然對張載的詩文做了零星增補，但進一步擴大搜求範圍，輯得更多的張載佚文和佚詩乃至佚著，其空間仍然很大。

最後，附錄文獻分類不甚合理。通行原集整理者未對集內(nei) 的附錄文獻嚴(yan) 格分類，例如誤把《正蒙》曆代注本的序跋文字混入張載著述的序跋中。若剔除這些類例不明的部分，其附錄文獻便隻剩二十五種。

三、通行本《張載集》之訂補方案

針對通行本《張載集》存在的諸多缺失，筆者擬製了一個(ge) 訂補方案。作為(wei) 這一方案的最終成果，將完成一部新的張載著作集。與(yu) 通行原集的整理方式有所不同，這部新集將采用重編方式。基於(yu) 張載著作集稱名的曆史依據和使用習(xi) 慣，筆者在重編張載著作集時，仍將保留“張載集”這一使用了近四十年的名稱，作為(wei) 新書(shu) 題名的主體(ti) 部分；同時根據通行原集畢竟需要訂補的實際，在“張載集”三字後麵補綴“新編”二字，總題作“張載集新編”。這裏使用“新編”二字，是表示要對通行本《張載集》進行全麵訂補，從(cong) 而使之以全新麵目重現於(yu) 世。所謂“訂”，是指訂正通行原集之偏誤，主要包括選本和校法兩(liang) 個(ge) 方麵的缺陷，以提高張載著述的文本品質；所謂“補”，是指補充通行原集之未備，運用輯佚等方法補入張載佚文、佚詩和佚著以及附錄文獻二十多萬(wan) 字。與(yu) 二十八萬(wan) 字的通行原集相比，新集的篇幅將成倍增加。通過全麵訂補，精編精校，謀求為(wei) 學術界提供一部更加完備可靠的張載著作集。

《張載集新編》的編次框架是，將全書(shu) 內(nei) 容分為(wei) “原編”“補編”及“附錄”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原編和第二部分補編是正文，屬於(yu) 基本文獻；第三部分是附錄，屬於(yu) 附載文獻。對於(yu) 新集的這三大部分，均采納通行本原集不再分卷的編輯體(ti) 例。

(一)原編

《張載集新編》之“原編”，包括《橫渠正蒙》《橫渠易說》《橫渠經學理窟》《橫渠語錄》《橫渠文集抄》《拾遺》等六種張載著作和相關(guan) 文獻。對於(yu) 這六種著作和相關(guan) 文獻，除稱名略做調整之外，仍舊保留其內(nei) 容和編次不變，使新集之原編能夠與(yu) 通行原集一一對應，以方便近四十年來已熟悉通行原集的學者，同時著重糾正其選本和校勘方麵的偏誤。“原編”重在訂正。

第一，關(guan) 於(yu) 選本的訂正。《張載集新編》將參照通行原集以南宋吳堅編刻的《張子語錄》替換《張子全書(shu) 》清本所收《語錄抄》的經驗，對原集所收的每一種著作都不受《張子全書(shu) 》清本的限製，從(cong) 而對每一種張載著作都重新擇優(you) 選本，盡量采用宋本或其他善本，以保障《張載集新編》的版本質量。這裏，以《正蒙》和《張子語錄》兩(liang) 書(shu) 的選本為(wei) 例，加以說明。

先說明《正蒙》的選本。《正蒙》作為(wei) 張載的晚年代表著作，其傳(chuan) 世版本甚多。《張載集新編》對《正蒙》的版本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精在源流有序，而且有校勘價(jia) 值。《正蒙》的選本，以今藏上海圖書(shu) 館的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諸儒鳴道》黃壯猷修補印本(30)所收《橫渠正蒙》八卷為(wei) 底本，以南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所收《正蒙》二卷、明代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書(shu) 》所收《正蒙》二卷、《張子全書(shu) 》明代徐必達刻本所收《正蒙》三卷、《張子全書(shu) 》明代沈自彰刻本所收《正蒙》三卷、《張橫渠集》清代張伯行刻本所收《正蒙》三卷、《張子全書(shu) 》清代賀瑞麟刻本所收《正蒙》三卷等六種別本為(wei) 對校本。此外，以通行原集所收《正蒙》、《全宋文》所收《正蒙》、王夫之《張子正蒙注》中華書(shu) 局本、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嶽麓書(shu) 社《船山全書(shu) 》本等四種點校本作為(wei) 參校本。

再說明《張子語錄》的選本。如前所述，筆者雖然肯定通行原集整理者以南宋吳堅編刻的《張子語錄》替換《張子全書(shu) 》清本所收《語錄抄》的選本經驗，但這並不意味著新集原編的選本一定要照搬這一經驗。因為(wei) ，《張子語錄》尚有更優(you) 善的版本可供選用，這就是南宋《諸儒鳴道》所收的《橫渠語錄》。其優(you) 善之處，表現在以下三方麵。首先，《諸儒鳴道》所收《橫渠語錄》似早於(yu) 吳堅編刻的《張子語錄》。吳堅，生卒年不詳，於(yu) 南宋德祐元年(1275)簽書(shu) 樞密院事，次年晉左丞相兼樞密使，曾受命與(yu) 文天祥出使元軍(jun) ，後降元。其刊行《張子語錄》，當早於(yu) 德祐元年(1275)。黃壯猷修補刊印《諸儒鳴道》，時在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據此判斷，《諸儒鳴道》之原刻當早於(yu) 理宗端平二年(1235)。其次，吳堅本《張子語錄》有缺文，而《諸儒鳴道》所收《橫渠語錄》則是完足的本子。張元濟校勘吳堅本《張子語錄》時說：“是本卷上首頁缺前九行，舊藏汲古閣毛氏。藝芸書(shu) 舍汪氏，迄鐵琴銅劍樓瞿氏，均未補得。餘(yu) 聞滂喜齋潘氏有宋刻《諸儒鳴道集》，因往假閱，則是書(shu) 所缺九行儼(yan) 然具存，遂得影寫(xie) 補足。”(31)最後，吳堅本《張子語錄》三卷之後另有《後錄上》和《後錄下》，《後錄上》的內(nei) 容出自《程氏遺書(shu) 》和《程氏文集》，《後錄下》的內(nei) 容出自《朱子語類》。而《諸儒鳴道》所收《橫渠語錄》則沒有《後錄上》和《後錄下》之類內(nei) 容。新集原編以《諸儒鳴道》所收《橫渠語錄》作為(wei) 底本，不僅(jin) 能夠避免《語錄》與(yu) 《拾遺》內(nei) 容重複的問題，而且有助於(yu) 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對通行原集的《拾遺》與(yu) 新集的《拾遺輯補》進行重編。(詳下)

第二，關(guan) 於(yu) 校法的訂正。《張載集新編》的校勘工作將首先使用對校法，然後輔之以其他校法，避免像通行原集的點校者那樣一味依賴他校法。此外，考慮到張載著作及思想是有前後不同時期的變化的，因而《張載集新編》不使用通行原集點校者所謂“內(nei) 校法”。就是說，新集不以張載不同時期著作當中互見的文字進行校勘，從(cong) 而使學者動態地研究張載思想的演變過程成為(wei) 可能。對於(yu) 校勘中的異文，凡有可能導致歧解的，則盡量加以辨析和裁斷，並簡要說明理由。

第三，關(guan) 於(yu) 稱名的訂正。這裏所謂“稱名”，指有根據地確定《張載集新編》集內(nei) 張載各種著述的名稱。通行原集依據宋《直齋書(shu) 錄解題》和清《四庫全書(shu) 總目》，恢複了《易說》的舊稱《橫渠易說》，這是正確的做法。其實，不僅(jin) 應當恢複《易說》的舊稱《橫渠易說》，由於(yu) 南宋的史誌書(shu) 目在著錄張載著作時其題名多冠以“橫渠”二字，因而也應當據以恢複張載各種著作的舊稱。例如，南宋《諸儒鳴道》黃壯猷修補印本共收入張載著作三種，分別稱作《橫渠正蒙》《橫渠經學理窟》《橫渠語錄》。據此，《張載集新編》將還原張載各種著作題名的舊稱，在張載著作題名前皆增加“橫渠”二字。需要說明的是，這是針對張載著述的正式題名而言的，有時對於(yu) 張載著述的題名也可以使用簡稱，例如，以《正蒙》為(wei) 《橫渠正蒙》的簡稱，以《經學理窟》為(wei) 《橫渠經學理窟》的簡稱，等等。至於(yu) 《拾遺》部分，由於(yu) 其性質不屬於(yu) 張載著述，故不必稱作“橫渠拾遺”。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對於(yu) 《文集》部分，《張載集新編》將不再稱作《文集佚存》，而是依據宋明古本稱作《橫渠文集》。

(二)補編

由於(yu) 通行本《張載集》隻做了零星的輯佚工作，故需要加大對張載著述補遺工作的力度，從(cong) 多種相關(guan) 文獻中輯出更多張載佚文和佚詩乃至佚著，務求詳備。《張載集新編》的“補編”，共輯錄張載著作和相關(guan) 文獻八種，包括《橫渠禮記說》《橫渠論語說》《橫渠孟子說》《橫渠詩說》《橫渠儀(yi) 禮說》(殘篇)《橫渠周禮說》(殘篇)，以及《橫渠文集輯補》《拾遺輯補》。“補編”重在輯補。

《橫渠禮記說》與(yu) 《橫渠論語說》《橫渠孟子說》《橫渠詩說》等四種，均屬於(yu) 新輯出的張載佚著。在《張載集新編》中，這四種佚著將依照《近思錄》引用書(shu) 目的先後順序排列。由於(yu) 《橫渠儀(yi) 禮說》僅(jin) 獲錄11章，《橫渠周禮說》僅(jin) 獲錄6章，二者均屬於(yu) 佚著殘篇，故置於(yu) 以上四種佚著之後。

第七種《橫渠文集輯補》，其內(nei) 容由張載所撰詩、文組成。新集之文集部分的輯補工作，是在《張子全書(shu) 》明清各本之《文集》或《文集抄》，以及通行本《張載集》之《文集佚存》的基礎上增補完成的。先看其“文”部分。通行本原集之《文集佚存》收文十三篇，與(yu) 《張子全書(shu) 》明清各本所收《文集》或《文集抄》相比，多收四篇。《張載集新編》之《橫渠文集輯補》，則收文二十三篇，與(yu) 通行原集之《文集佚存》相比，多收文十篇。再看其“詩”部分。通行原集之《文集佚存》共收“雜詩”十五首，與(yu) 《張子全書(shu) 》明清各本相比，新增內(nei) 容僅(jin) 為(wei) 最後所附的邵雍和詩一首。《張載集新編》“補編”之《橫渠文集輯補》收張載“佚詩”五十六首，與(yu) 通行原集之《文集佚存》所收十五首相比，多收四十一首。

第八種《拾遺輯補》的編輯工作比較複雜。通行原集所收《張子語錄·後錄上》的內(nei) 容出自《程氏遺書(shu) 》和《程氏文集》，這與(yu) 《張子全書(shu) 》明清各本的《拾遺》所收《二程書(shu) 拾遺》有所重複，因而通行原集在《拾遺》中不再收入《二程書(shu) 拾遺》。這種處理方式有其合理性。對於(yu) 《張子全書(shu) 》明清各本的《拾遺》所收《二程書(shu) 拾遺》，《張載集新編》之《拾遺輯補》則不必照原樣收入，而是以重新編錄的方式處理。其重編方法是，依據中華書(shu) 局版《二程集》中的張載語錄、張載與(yu) 二程的交往記事和對話及二程對張載其人其學的評價(jia) 等內(nei) 容，與(yu) 性質接近的《張子語錄·後錄上》《二程書(shu) 拾遺》加以整合，重編為(wei) 《二程集拾遺》。通行原集所收《張子語錄·後錄下》的內(nei) 容出自《朱子語類》，而《張載集新編》之《橫渠語錄》則沒有《張子語錄·後錄下》之類內(nei) 容。考慮到《張子語錄·後錄下》的內(nei) 容對張載理學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a) 值，因而這部分內(nei) 容不但不應當簡單地加以舍棄，而且還有擴大其收錄範圍的必要。基於(yu) 這一考慮，我們(men) 直接依據《朱子語類》所收的張載語錄、朱子對張載其人其學的評價(jia) 等內(nei) 容，與(yu) 《張子語錄·後錄下》加以整合，重編為(wei) 《朱子語類拾遺》。在《張載集新編》之《拾遺輯補》中，經重編之後，共補入兩(liang) 種拾遺類文獻，一種是《二程集拾遺》，另一種是《朱子語類拾遺》。

(三)附錄

通行原集整理者未對正文之後的附錄文獻嚴(yan) 格分類，其中包括誤將《正蒙》曆代注本的序跋文字混入張載著述的序跋中。若剔除這些類例不明的文字，原集附錄收入的相關(guan) 文獻為(wei) 二十五種。《張載集新編》把附錄分作三類：附錄一：張載年表、傳(chuan) 記資料；附錄二：張子全書(shu) 、張載集、張橫渠集序跋書(shu) 目提要；附錄三：單刻張載著述序跋書(shu) 目提要。這三類附錄，合計共得相關(guan) 文獻四十三種，比通行原集附錄所收多出十八種。

注釋：

①明儒黃鞏臚列張載著作說：“先生《西銘》《正蒙》皆列學宮，若《文集》、《語錄》、諸經說之類，朱文公編次《近思錄》則固取之矣。”(《經學理窟·黃鞏跋》，《張載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8年版，第304頁)張載的“諸經說”類著作，詳見《近思錄》引用書(shu) 目等。

②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168頁。

③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第167、168頁。

④章錫琛在《整理說明》第二條中說：“本書(shu) 以明萬(wan) 曆四十八年沈自彰鳳翔府《張子全書(shu) 》官刻本清初翻刻本為(wei) 底本。”(《張載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8年版，第1頁)這裏，“明萬(wan) 曆四十八年”是筆誤，當作“明萬(wan) 曆四十六年”。關(guan) 於(yu) 《張子全書(shu) 》的版本考訂，參閱胡元玲：《張載易學與(yu) 道學》附錄一《張載著作及版本考》，台北：學生書(shu) 局2004年版，第234-235頁。

⑤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第169頁。

⑥章學誠：《文史通義(yi) 校注》上冊(ce) ，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版，第305頁。另參閱李零：《蘭(lan) 台萬(wan) 卷：讀〈漢書(shu) ·藝文誌〉》，北京：三聯書(shu) 店2011年版，第10頁。

⑦李致忠：《古書(shu) 版本鑒定》(修訂本)，北京：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頁。

⑧劉建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要》上冊(ce)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頁。蕭萐父也認為(wei) ，《張載集》“是目前最好版本”。(蕭萐父：《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ju) 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頁)

⑨林樂(le) 昌：《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誤》，《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4期。

⑩葛艾儒(Ira E.Kasoff)：《張載的思想(1020-1077)》，羅立剛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頁，腳注4。

(11)葛艾儒(Ira E.Kasoff)：《張載的思想(1020-1077)》，第181頁。

(12)胡適：《元典章校補釋例序》，陳垣：《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4年版，第1、15、8-9頁。

(13)胡適：《元典章校補釋例序》，陳垣：《校勘學釋例》，第9、6、4頁。

(14)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冊(ce) ，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頁。

(15)陳垣：《校勘學釋例》，第129頁。

(16)胡適：《元典章校補釋例序》，陳垣：《校勘學釋例》，第11頁。

(17)陳垣：《校勘學釋例》，第133頁。

(18)章錫琛：《編校說明》第二條，《張載集》，第1頁。

(19)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三，呂鴻儒等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0年版，第94-95頁。

(20)陳垣：《通鑒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頁。

(21)章錫琛：《編校說明》，《張載集》，第1頁。

(22)張岱年：《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張岱年全集》第四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

(23)張載：《正蒙·太和篇第一》，《張載集》，第8頁。

(24)張載：《正蒙·參兩(liang) 篇第二》，《張載集》，第12頁。

(25)林樂(le) 昌：《正蒙合校集釋》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2年版，第42頁。

(26)張載：《正蒙·至當篇第九》，《張載集》，第33頁。

(27)林樂(le) 昌：《正蒙合校集釋》下冊(ce) ，第500頁。

(28)朱彝尊：《經義(yi) 考》，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8年版(據中華書(shu) 局1936年《四部備要》縮印)。在該書(shu) 著錄所有各書(shu) 的題名和卷數之下，都標明其書(shu) 或“存”或“佚”或“未見”等不同狀態。

(29)神田喜一郎：《中國書(shu) 籍記事》，錢婉約、宋炎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shu) 記》，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6年版，第181-182頁。

(30)《諸儒鳴道》，亦稱《諸儒鳴道集》，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黃壯猷修補印本，今藏上海圖書(shu) 館。應當指出，有學者將該書(shu) 誤稱作《諸儒鳴道集說》，並誤以為(wei) 今藏北京國家圖書(shu) 館。(孫欽善：《儒藏編纂學術談》，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儒家典籍與(yu) 思想研究》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頁)筆者按，金末居士李純甫(1172-1223，字之純，號屏山居士)批評《諸儒鳴道集》，因撰《鳴道集說》。《諸儒鳴道集》簡稱《鳴道集》，其稱名很容易與(yu) 《鳴道集說》混淆，因而導致今人誤稱，另外，上海圖書(shu) 館所藏《諸儒鳴道》乃海內(nei) 外孤本，而國家圖書(shu) 館所藏隻是清初宋氏榮光樓影抄本。此二者不能相提並論。(參閱陳先行：《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1頁)

(31)張元濟：《張子語錄跋》，《張載集》，第346頁。並參閱清儒潘祖蔭：《滂喜齋藏書(shu) 記》，佘彥焱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