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什麽(me) 要“回到康有為(wei) ”？

作者：張廣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副教授、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法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0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十一日丁卯

           耶穌2016年8月13日

在當代，康有為(wei) 這個(ge) 話題之所以得到學術界的持續關(guan) 注，不僅(jin) 因為(wei) 他作為(wei) 思想人物處在中國“古今之變”的轉折點上，而且因為(wei) 他的所言、所行和所思——所表征的中國麵對世界的困惑並沒有因為(wei) 一百多年的時間綿延而得到自然的澄清。換言之，康有為(wei) 的重要性，也許不是因為(wei) 其所提供的答案，而是因為(wei) 其所提出的問題。康有為(wei) 所提出的問題概而言之就是“古今中西”問題。從(cong) 中國的視角來看這一問題，本來應該概括為(wei) “古今中外”問題，“古今中外”變成“古今中西”，當然是因為(wei) 近代西方作為(wei) 中國的挑戰者為(wei) 自己贏得的曆史地位。

無論眾(zhong) 多學者如何強調西方是從(cong) 古希臘時代以來綿延兩(liang) 千年的悠久文明，中國感受到的那個(ge) 挑戰的“他者”就是從(cong) 年輕的現代西方世界中擴散出的力量。這個(ge) 西方不僅(jin) 僅(jin) 表現為(wei) 某幾個(ge) 具體(ti) 國家軍(jun) 事威懾的咄咄逼人和財富攫取的佞侻不曲，而且表現為(wei) 一種“群己倫(lun) 理-政治關(guan) 係”的另類組織形式。它就是現代西方式的立身、立國與(yu) 麵對世界的道路與(yu) 方略。正是在這樣的意義(yi) 上，那個(ge) 急於(yu) 學習(xi) 西方道路，汲汲於(yu) 脫亞(ya) 入歐的日本在甲午海戰中險勝中國，才對士大夫們(men) 產(chan) 生了深刻的衝(chong) 擊。與(yu) 日本這個(ge) 身處中華文明圈邊緣的國家迅速就表露出福澤諭吉“文明論”式的激烈批評儒教和佛教東(dong) 方、熱情擁抱西方的態度不同，中國作為(wei) 中華文明圈的核心國家對西方衝(chong) 擊做出的是更加複雜的反應。在西方衝(chong) 擊下，無論傳(chuan) 統中國在區別西式現代民族-國家的意義(yi) 上被稱作帝國，天下-國家，還是文明-國家，總之，中國“以國家兼天下”的傳(chuan) 統秩序難以安立了。因為(wei) 天下大勢已變，列強環伺，所以，正如康有為(wei) 在《上清帝第二書(shu) 》中所作的曆史時勢與(yu) 戰略判斷所言：“今之為(wei) 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

一切率由舊章當然是不合時宜了，問題是，受到西方衝(chong) 擊的中國需要發生怎樣的“變易”，又要保持怎樣的“不易”呢？抽象回答這一問題當然簡單，那就是保持那些“好的”，改變那些“不好的”。但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應該用什麽(me) 標準，應該由誰來判斷這“好的”與(yu) “不好的”呢？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在麵對西方挑戰時處理“好壞”這一問題的方式倒是簡單樸素，隻要能保存日本的“國體(ti) ”，也即隻要能保證日本人不被西洋人統治，那麽(me) 政統、文教、風俗等等皆可按西方模式改變，理由是，西方文明即使不完美，在人類進化的道路上也是領先的。但是，這個(ge) 說法中國可以接受麽(me) ？顯然不能，原因在於(yu) 中國與(yu) 日本在文明史中地位的不同。地位不同，它們(men) 各自擔當的責任也就不同。對於(yu) 中國而言，為(wei) 對抗西方軍(jun) 事方麵與(yu) 工商業(ye) 方麵的衝(chong) 擊，富國強兵以“保國”“保種”當然是最急迫之事，但急迫之事與(yu) 重要之事既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簡單等同。在中國的有識之士眼中，中國不僅(jin) 僅(jin) 是在與(yu) 英國、法國或日本這些具體(ti) 國家競爭(zheng) ，而且也是在與(yu) 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競爭(zheng) 。康有為(wei) 在《保國會(hui) 章程》中提出的“保國”“保種”“保教”的完整應戰目標實際上表明，中國的第一代維新人物中已經有人意識到了這一重大問題的深刻意義(yi) ，他們(men) 中已經有人將某種深刻的文明自覺提到了根本指導思想的高度。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這些傑出代表人物會(hui) 有這種特殊的自覺意識呢？以及，為(wei) 什麽(me) 要有這種意識呢？甚至我們(men) 還應當繼續問，為(wei) 什麽(me) 必須要有這樣的意識呢？我們(men) 應當從(cong) 思想與(yu) 曆史兩(liang) 方麵來尋找原因。實際上，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中就已經包含了許多重要的暗示。他所提出的西化根本戰略一方麵說明了現代化並不是一個(ge) 開放包容、相互提攜、共同進步的過程，而是西方列強借由工商業(ye) 與(yu) 戰爭(zheng) 機器而展開的擴張過程，現代西方列強的所作所為(wei) 與(yu) 他們(men) 所言說的“文明”話語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悖反；另一方麵，日本民族在這樣的一個(ge) 巨大的趨勢麵前也隻能為(wei) 自身選擇一個(ge) 十分有限的目標。但是，即便是這個(ge) 作為(wei) 底線的政治上的自主，在經濟、文化等重要主權喪(sang) 失的前提下,顯然也是極其脆弱和缺乏保障的。這樣一個(ge) 顯然隻能成為(wei) 暫時性“最低綱領”的想法必須在一個(ge) “最高綱領”之下才能成為(wei) 一個(ge) 可以接受的國家戰略。然而，由於(yu) 某種缺失，福澤諭吉甚至沒有能力提出任何一種“最高綱領”。相比之下，康有為(wei) 的思路就顯得十分有啟發性。康有為(wei) 也提出了種種“變易”的具體(ti) 方策，如學習(xi) 西方列強的“物質之學”、改革中國的教育體(ti) 係、變更中國的服色名物、建設西式的工商金融體(ti) 製，甚至改革中國“治教合一”的政教體(ti) 製等。然而這些“變易”措施絲(si) 毫沒有動搖中華文明對於(yu) 人類理想生活樣態的基本構想，從(cong) 而也絲(si) 毫沒有動搖中華文明的根基。麵對同樣的危局，康有為(wei) 展示的是中國士大夫獨有的格局與(yu) 氣派，康有為(wei) 非但沒有將西方文明視為(wei) “先進”，反而是要求中華文明重新煥發生機去包容、吸納、消化西方並革除其種種弊端，最終使得整個(ge) 人類文明提升到一個(ge) 新的境界。

在今天這個(ge) 時代，當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越來越難以為(wei) 繼，當人類文明的未來越來越令人擔憂，當中國道路問題越來越引起世界範圍內(nei) 所有有識之士深刻思考的重要時節，康有為(wei) 一百年前對於(yu) 這個(ge) 事關(guan) 人類共同命運的重大問題深刻而全麵的探究，康有為(wei) 在思考中所展現的“古今問題”和“中西問題”之間張力，必然使得康子本人再度成為(wei) 有識之士關(guan) 注的焦點。

有鑒於(yu) 此，《原道》總第30輯以“回到康有為(wei) ”為(wei) 主題，組織6位中青年學者展開專(zhuan) 題研討，論題分別涉及康有為(wei) 對儒教中國治道轉型的思考（張廣生文），康有為(wei) 對德國崛起的觀察與(yu) 對世界秩序的構想（章永樂(le) 文），康有為(wei) 的文教經世思想與(yu) 行動（丁凡文），康有為(wei) 《中庸注》中的聖人與(yu) 政教思想（諶祥勇文），康有為(wei) 的孔教觀及其當代鏡鑒（陳彥軍(jun) 文）和康有為(wei) 思想中的莊子學脈（陳雷文）。本輯專(zhuan) 題以空前的力度展示康有為(wei) 思想的複雜性與(yu) 共時性，我們(men) 相信，“作為(wei) 問題的康有為(wei) ”，會(hui) 進一步啟示今人思考近現代以來不絕如縷的“康有為(wei) 問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