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激進人權觀與(yu) 左右政治話語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獨家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十五日辛醜(chou)

           耶穌2016年7月18日

（編者按：本文係作者2016年7月10日在“交流與(yu) 思考”微信群公益講座的錄音整理稿，錄音由講座協調人木心女士提供，感謝曾鵬教授主持，整理稿初稿由伟德线上平台任重先生安排完成，經作者本人審定，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獨家首發。作者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提綱：

潘恩與(yu) 柏克：左右話語的源流 

激進人權觀：理性至上與(yu) 個(ge) 體(ti) 主義(yi)  

左翼政治：自由、解放與(yu) 永恒批判 

脫歐公投：潘恩的幽靈 

政治儒學：文化保守的偏執 

憲政民主：自由與(yu) 秩序的平衡法則

《人的權利》，（美）潘恩著，田飛龍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出版。

各位群友好！我是北航法學副教授田飛龍，專(zhuan) 業(ye) 是憲法學。感謝木心女士的邀請，也感謝曾鵬教授的主持和介紹。我覺得微信群是我們(men) 時代不可多得的公共空間，也是公民在社會(hui) 轉型時期相互學習(xi) 的場所，構成了公民社會(hui) 的一個(ge) 重要的實踐場域，所以我也非常珍惜這樣一個(ge) 知識交流的機會(hui) 。

我今天講座的題目是《潘恩、激進人權觀與(yu) 左右政治話語》，我相信這一議題確實能夠切入當下思想界以及公民社會(hui) 思考的核心話語結構。

我們(men) 知道人權在當代世界是一個(ge) 顯話語，是任何體(ti) 製，無論是發達民主國家還是轉型國家，抑或威權國家，都無法回避的一個(ge) 問題。而人權以其理論上的通透性、普世性以及在世界範圍內(nei) 的實踐優(you) 勢，正在衝(chong) 擊著各種各樣類型的政體(ti) 和秩序。人權既給我們(men) 一種關(guan) 於(yu) 未來理想秩序的想象和願景，同時也對既有的生活、政治、政策及社會(hui) 網絡構成嚴(yan) 重的衝(chong) 擊。對此，我們(men) 應辯證看待。

在自由與(yu) 秩序之間，人權像一個(ge) 幽靈一樣，不斷地以自由的原理去衝(chong) 擊秩序的堤壩。這樣一種衝(chong) 擊力曾經在兩(liang) 百多年前，也就是啟蒙的後期，在潘恩和柏克的論戰當中深刻呈現出來。

 潘恩與(yu) 柏克：左右話語的源流

在中國當代的政治話語當中，經常有左右之分。在網絡意見當中，在官民價(jia) 值衝(chong) 突當中，在中國跟西方的人權論戰當中，常常會(hui) 有這樣一個(ge) 左右的標簽化。曾經一度你被稱為(wei) 左派，是你有良知和正義(yi) 的立場符號。但在當代中國，如果說你是一個(ge) 左派，常常就具有複雜的含義(yi) 。

在改革帶來的階層跟價(jia) 值分化，以及全球化的時代，如何思考一個(ge) 左派的價(jia) 值？一個(ge) 右派的價(jia) 值？如何思考他們(men) 對當代中國政治與(yu) 政策的真實內(nei) 涵，是我們(men) 作為(wei) 一個(ge) 負責任的學者，以及負責任的共和國公民，應當慎重思慮的問題。

我在北大的恩師陳端洪教授，是憲法學教授，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感觸良深。他說在當代這樣一個(ge) 價(jia) 值分裂的中國，做一個(ge) 真正的理論左派是值得崇敬和有良知的。我認為(wei) 作為(wei) 一個(ge) 真正的理論右派也是一樣。因為(wei) 左右的這種劃分呢，它本身是人類對待傳(chuan) 統的秩序以及未來生活的一種方法論和世界觀，是人類完整心智的不同側(ce) 麵。我們(men) 不能人為(wei) 地割裂它們(men) ，不能僅(jin) 僅(jin) 因為(wei) 把某人貼上一個(ge) 左派或者右派的標簽，就結束了我們(men) 本應該繼續展開的理性的對話和商談。左右標簽不能成為(wei) 拒絕對話、拒絕思考、道德批判的簡易策略工具。

所以我們(men) 應該去暫時擱置一下在當代涉及到的政策與(yu) 政治判斷以及話語衝(chong) 突上的左右成見，去適當地進行思想史的溯源，看一下左右的話語在近代立憲以及近代世界發生的過程當中是如何分化出來的。比較可靠的思想史的根據就是回到啟蒙的中後期，在18世紀末由潘恩和柏克所構成的思想論戰的場域當中，去理解左右各自的理據及其合理性的邊界。

人類思想史上可能很少有潘恩和柏克這一對奇葩式的思想雙峰，在啟蒙時代突兀地矗立著，分別代表了兩(liang) 種不同的心智或者不同的世界觀。

 激進人權觀：理性至上與(yu) 個(ge) 體(ti) 主義(yi)  

潘恩是一個(ge) 奇跡，柏克也是，他們(men) 兩(liang) 個(ge) 人都是英國人。潘恩出生於(yu) 英國的本土，柏克出生於(yu) 愛爾蘭(lan) 。但是他們(men) 原本都屬於(yu) 英格蘭(lan) 精英圈的圈外人。柏克後來闖入了倫(lun) 敦圈，進入英國議會(hui) ，走的是議會(hui) 政治家的道路。潘恩是在37歲的時候，偷渡到北美，加入了北美獨立戰爭(zheng) 的洪流當中，成為(wei) 一個(ge) 最著名的小冊(ce) 子作家。他在1775到1776年的《常識》跟《危機》是美國大革命輿論宣傳(chuan) 或者說理論宣傳(chuan) 最重要的支柱，如果沒有潘恩，新美國的建設可能是要缺乏一定的動力的。

潘恩真正成熟的思想，並不在他1776年左右的《常識》跟《危機》當中，真正成熟的理論思考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是在與(yu) 柏克的論戰當中發展出來的，典型的體(ti) 現在他的人權哲學當中，就是我們(men) 通常所稱的潘恩的《人權論》或者叫《人的權利》。我重譯過潘恩的《人的權利》，在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出版。

潘恩一般被後世認為(wei) 是一個(ge) 左派，是一個(ge) 人權左派，他以人權作為(wei) 思考依據，去批評傳(chuan) 統主義(yi) ，也批評現實主義(yi) ，批評右派的世界觀。左右的這種話語我們(men) 一定要知道，它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體(ti) 製之下，具有不同的含義(yi) ，不能夠非語境、非曆史地去理解和處理它。

比如在潘恩的時代，當他去批評英國的體(ti) 製，去捍衛歐洲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是把英國的議會(hui) 貴族製理解成一種落後的、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一種體(ti) 製，而把法國大革命基於(yu) 盧梭哲學、基於(yu) 啟蒙世界觀、自由平等博愛的這樣一個(ge) 新世界的基本原則，作為(wei) 一個(ge) 新的價(jia) 值體(ti) 係。潘恩以一種麵向未來的理想主義(yi) 自我定位，對傳(chuan) 統和現狀進行批判性的重構，這構成了左派的基本思想特征。

右派我們(men) 一般說是保守的，保守的到底是什麽(me) ？保守的內(nei) 容大體(ti) 按照時間劃分，有兩(liang) 種類型：一種是對建製或者現實的政治體(ti) 製跟生活方式的保守，這個(ge) 我們(men) 很容易理解，這種立場與(yu) 既得利益集團既有的製度模式跟生活方式、風尚緊密相連；另外一種保守主義(yi) 是對傳(chuan) 統主義(yi) 的保守，是對過去式的保守。因此，保守主義(yi) 之保守，對象是一種生活事實，或者是過去的事實，或者是當下的事實，或者是過去與(yu) 當下一體(ti) 化的事實。

所以如果說左派的核心思想特征是激進的話，它的對立麵就是現實主義(yi) 和傳(chuan) 統主義(yi) ，是已經成為(wei) 事實或正在作為(wei) 事實的過去跟現在。左派的理想根據和目的地是未來，它是以一種未來理想主義(yi) 作為(wei) 評判一切與(yu) 建構一切的根據。這個(ge) 建構主義(yi) 、樂(le) 觀主義(yi) 是來自於(yu) 啟蒙世界觀，追崇理性至上和個(ge) 人自由主義(yi) 。

而右派通常指的是以現實的建製或傳(chuan) 統的秩序與(yu) 智慧作為(wei) 根據。右派也不是絕對排斥改變，而是說任何對現狀的改變，必須經由和傳(chuan) 統秩序以及社會(hui) 的對話。不能僅(jin) 僅(jin) 根據抽象原則以及個(ge) 人的主觀斷定來規劃社會(hui) ，而必須從(cong) 過去和現在的秩序當中，尋找到向未來進展的根據。所以它是一種審慎的、改良的、演進式的一個(ge) 方法論和思維模式。

潘恩和柏克並非一開始就決(jue) 裂的，他們(men) 的決(jue) 裂是晚期的事情，主要是在法國大革命這樣一個(ge) 重大的世界曆史事件上決(jue) 裂。而在此之前他們(men) 其實是相互仰慕的。

在1788年由當時英國的波特蘭(lan) 公爵做東(dong) ，潘恩和柏克曾經有過一次愉快的晚宴。在他們(men) 相會(hui) 之前，彼此是相互傾(qing) 慕的。因為(wei) 在美國獨立革命的問題上，他們(men) 的一致性或者共識是超過他們(men) 之間的分歧的。潘恩稱柏克是人類的朋友，依據就是柏克的《美洲三書(shu) 》當中對美洲人的自由以及革命正當性的肯定。柏克對潘恩同樣傾(qing) 慕有加，他把潘恩稱為(wei) 是來自於(yu) 美國的一個(ge) 大人物，因為(wei) 潘恩在獨立戰爭(zheng) 當中，以其犀利無比的文風，成為(wei) 排名最靠前的小冊(ce) 子作家。當時獨立革命的領導者，比如華盛頓盛讚有加，他的《常識》跟《危機》一度成為(wei) 北美民兵的枕邊書(shu) 和動員手冊(ce) ，類似戰時聖經。

不過他們(men) 的蜜月期因為(wei) 法國大革命的發生而結束，他們(men) 產(chan) 生了重要的分歧，分歧從(cong) 經典文本上來看，是以柏克的《法國革命論》與(yu) 潘恩的《人的權利》作為(wei) 主要依據的。因此如果要了解保守主義(yi) 和激進主義(yi) ，或者說左派和右派思想的根源，我們(men) 就要去認真閱讀柏克的《法國革命論》以及潘恩的《人的權利》。

這些文本都有相對較為(wei) 可靠的中譯本，各位朋友有時間可以去精讀，一定要讀他們(men) 的論證，讀他們(men) 對話的理路，去了解左右各有什麽(me) 樣的根據和情景的合理性。

法國大革命其實也暴露了啟蒙世界觀理性至上的局限性。柏克在《法國革命論》當中所批評和預言的一切，後來都發生了，包括社會(hui) 秩序崩潰以及軍(jun) 事專(zhuan) 政出現。柏克深具智慧和洞察力。他認為(wei) 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是以否定傳(chuan) 統秩序與(yu) 社會(hui) 價(jia) 值為(wei) 前提的，是從(cong) 啟蒙抽象的正義(yi) 價(jia) 值出發進行的不可靠的社會(hui) 理想設計以及革命行動。這一理性的虛妄造成了人民當中的相互分裂，造成了階級鬥爭(zheng) ，同時也造成了人民不守規矩、不守法製、不尊重傳(chuan) 統的革命激進主義(yi) ，以至於(yu) 人民的激進主義(yi) 會(hui) 不斷以革命的形式去反傷(shang) 和反噬革命本身，後來法國大革命的過程，果然證明了這一點。法國巴黎的廣場上麵斷頭台業(ye) 務量很大，不斷地有反對派別被推上斷頭台，你方唱罷我登台，一直到雅各賓專(zhuan) 政的時候，這樣一種革命恐怖循環往複。不斷革命的邏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無法自我終結，這是一切激進主義(yi) 在精神深處的糾結和隱痛。

柏克還同時預言了，這樣一種不斷動蕩失序的革命恐怖時期，一定會(hui) 以軍(jun) 事強人的出現重新穩定秩序作為(wei) 結局。實際上這就預言了拿破侖(lun) 專(zhuan) 政的出現。法國大革命最終是以拿破侖(lun) 軍(jun) 事專(zhuan) 政的方式，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動蕩歲月。但其實法國的政治社會(hui) 秩序並沒有就此穩定下來，此後還有革命與(yu) 複辟的反複拉鋸，直到1958年戴高樂(le) 的第五共和憲法才算落定。

我們(men) 中國人在研究西方的時候，對法國革命跟英國革命都有比較，通常較多的人會(hui) 去肯定英國革命，因為(wei) 它裏麵包含了光榮革命真正的保守改良的因素，包含了革命與(yu) 傳(chuan) 統的秩序以及智慧的妥協和對話，體(ti) 現了一種政治上的節製與(yu) 審慎的美德。而以法國大革命作為(wei) 一個(ge) 相對負麵的事件的曆史經驗，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潘恩和柏克當初在經典思想文本當中所分析的種種道理。

潘恩以其在美國獨立革命洪流中小冊(ce) 子作家的經驗以及對啟蒙思想文本的閱讀而寫(xie) 作成的一些篇章，構成了左派話語的源頭，其核心就是理性至上與(yu) 個(ge) 人權利本位。他認為(wei) 根據個(ge) 人權利本位，社會(hui) 必須是一個(ge) 自由人的契約聯合體(ti) 。因此他的名言就是每一代人都能為(wei) 自我立法，每一代人既不受前一代人立法的拘束，也不必嚴(yan) 格考慮對後代子孫的責任，而主要是對現世的自由和幸福負責。這樣就會(hui) 導致對人類社會(hui) 發展以及秩序演進的打斷。因為(wei) 每一代人都會(hui) 有自身具體(ti) 的利益、偏見、偏好，潘恩的立場很難充分地去尊重前一代人的智慧和法製，也很難考慮到對下一代人負責。這樣的一代人的正義(yi) 觀，就為(wei) 不斷革命，為(wei) 不負責任的立法，以及對環境、秩序的破壞埋下了隱患。

與(yu) 潘恩的一代人的正義(yi) 觀，或者說個(ge) 人權利本位相對的是柏克的多代人的正義(yi) 觀與(yu) 社會(hui) 權利本位。柏克認為(wei) 每一代人並不是完全自由地為(wei) 自己立法，而是一生下來就生活在由傳(chuan) 統和社會(hui) 所構成的密密麻麻的秩序當中，這樣一種秩序不是自由的禁錮，而是自由的條件，因為(wei) 沒有這樣一些秩序的話，個(ge) 人的文化教化、身家性命、自由權利以及意義(yi) 體(ti) 係都無法建立起來。人出生之後並不是一個(ge) 裸露的原子化的個(ge) 體(ti) ，沒有橫向聯係和拘束的自由個(ge) 體(ti) ，而是在具體(ti) 的文化和政治法律秩序當中有意義(yi) 的、充實的因而也受到局限的個(ge) 人。在柏克看來，每個(ge) 人都是社會(hui) 秩序的載體(ti) 和責任主體(ti) ，負有傳(chuan) 承義(yi) 務，而不是革命式顛覆。

所以個(ge) 體(ti) 的人雖然自由，他的自由又必須是具體(ti) 生存的文化和政法秩序所允許的。個(ge) 體(ti) 尋求本代人的福利改良的尺度，就在於(yu) 他是根據既有的文化和政法秩序，去從(cong) 中尋找到空間和軌道，去損益揚棄，去增加減少或者改變，從(cong) 而使本代人的生活與(yu) 前一代人的生活，具有在更長曆史時段上的連續性，秉承一種民族性、傳(chuan) 承性的智慧與(yu) 眼界，以及生命價(jia) 值的擴展方式。

這樣一種觀念其實是一種典型的英國式的普通法心智。普通法心智與(yu) 歐陸的建構論、理性論或立法中心主義(yi) 的法典化心智不一樣。普通法心智樹立了一種關(guan) 於(yu) 法律的神話：在遙遠的古代，有一部古代憲法，這部古代憲法是每一代英國人生活的法律秩序的來源，承載了不可追憶的優(you) 良習(xi) 慣。因此對於(yu) 英國憲法來講，它沒有明確的製憲者或者沒有明確的立法者，不知道一個(ge) 偉(wei) 大的先王在何時創製了某一部法典，而是在遙不可及的記憶當中，根據那一部古代憲法，每一代人加以損益、添加、累積，逐漸形成了當下的生活秩序，就造成了一個(ge) 獨特的文明心智或者理論效果，即文明高於(yu) 立法，或者說曆史高於(yu) 立法。

既然每一代人都是很長的政治或者法律文明鏈條上的一環，因此每一代人都沒有資格去脫環，每一代人都沒有資格去激進地斬斷與(yu) 傳(chuan) 統及過去的聯係，完全自由自在地為(wei) 本代人立法，而必須通過與(yu) 傳(chuan) 統以及秩序對話，來尋求改良。作為(wei) 秩序一環的每一代人，這種局限，不僅(jin) 僅(jin) 是對自由的限製，更是對自由的塑造和保障。

我近來也在閱讀蘇格蘭(lan) 啟蒙運動相關(guan) 的著作，我發現實際上在蘇格蘭(lan) 啟蒙運動的深處，對於(yu) 理性至上主義(yi) 是有一定的懷疑的，他們(men) 更加重視傳(chuan) 統與(yu) 習(xi) 俗的價(jia) 值和作用，強調自生自發的演化，而不強調人為(wei) 的過於(yu) 樂(le) 觀的、過於(yu) 高調的理性設計，認為(wei) 從(cong) 抽象原則出發的理性設計，是對曆史和傳(chuan) 統的誤解，是當代人的過度欲望和僭越，也是當代人對前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不負責任的表現。

當然，我們(men) 說柏克和潘恩對話時候所展現出來的保守主義(yi) 與(yu) 激進主義(yi) ，實際上已經是在英國憲法通過光榮革命基本解決(jue) 了自由與(yu) 秩序的製度化的前提下展開的。所以柏克的保守主義(yi) 還不同於(yu) 歐洲大陸上麵後來出現的像邁斯特等人的專(zhuan) 製保守主義(yi) ，而是以英國式的、有節製的、有普通法和代議民主保障的自由作為(wei) 基本內(nei) 容與(yu) 前提的現代憲製。他隻是反對法國大革命打翻一切、無視傳(chuan) 統、無視文明的更激進的做法。所以柏克的保守主義(yi) 是有基本的標準與(yu) 前提的，就是英國憲法或者英國式的自由。而這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性的存在。

潘恩盛讚法國大革命，也體(ti) 現了他作為(wei) 啟蒙的精神遺產(chan) 的繼承者，從(cong) 真正抽象的原則出發，這種抽象的原則根源於(yu) 什麽(me) 呢？根源於(yu) 17世紀所發生的牛頓革命，或者說自然科學革命。在17世紀末期的英國，在1688年，不僅(jin) 有洛克的《政府論》為(wei) 光榮革命奠定了政治哲學與(yu) 合法性的基礎，同時還有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來為(wei) 新的世界觀，一種原子化、機械性的世界觀，提供了一種嚴(yan) 密的科學論證並廣泛波及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可謂世界觀的範式革命。

基於(yu) 牛頓的世界觀，18世紀自然科學的新成果廣泛地對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產(chan) 生了影響，對人類的道德科學、法律科學與(yu) 政治科學產(chan) 生普遍的影響，其影響的後果就是導致啟蒙的理性主義(yi) 的確立以及主導化。

啟蒙理性主義(yi) 當中，哲學家們(men) 會(hui) 去將世界與(yu) 人類秩序的起點做一種非曆史化的處理，從(cong) 社會(hui) 契約論的角度或自由意誌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當下體(ti) 製的正當性，以及設計出一種重構重建人類社會(hui) 政治秩序的嶄新模式。這樣一種反思重構，導致了對傳(chuan) 統秩序的合法性的質疑或者否定。這種質疑跟否定，尤其在歐洲大陸發生擴展得更為(wei) 徹底，典型體(ti) 現在盧梭的人民主權的政治哲學當中。

在英國有蘇格蘭(lan) 啟蒙學派的懷疑論，在啟蒙理性跟傳(chuan) 統心智之間取得了一定的平衡，在政治領域有柏克的政治保守主義(yi) ，在政治製度上有普通法和代議製的民主。這些種種的思想因素與(yu) 製度因素，就使得英國在啟蒙洪流的激蕩當中，並沒有簡單接受激進主義(yi) ，去跟隨歐洲大陸不斷革命，而是成功地抵禦住了法國大革命的誘惑，以及反向衝(chong) 擊。

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後，在輝格黨(dang) ，英國的自由派內(nei) 部，也曾出現過嚴(yan) 重的分裂。當時跟柏克是好朋友的輝格黨(dang) 的黨(dang) 魁福克斯及其黨(dang) 友，曾經也想推動英國議會(hui) 的激進改革，以及推動英國的法國式改造。他們(men) 將法國大革命視為(wei) 是一百年之後英國光榮革命的升級版，法國大革命一出就像Windows出了新版本一樣，或者蘋果出了新版本一樣，舊的版本就out了，落伍了。於(yu) 是他們(men) 就都與(yu) 時俱進，鹹與(yu) 維新了。

但是柏克不這麽(me) 看，柏克也因此跟他的輝格黨(dang) 黨(dang) 友就此決(jue) 裂了，他不僅(jin) 退出了議會(hui) ，而且在輝格黨(dang) 內(nei) 部跟他的好友福克斯也正式決(jue) 裂了。柏克的孤立和邊緣化既有其個(ge) 性因素以及老年思維與(yu) 情緒因素，但也顯示了法國大革命風尚的強大滲透力。

所以在1790年代，法國大革命的風暴席卷英國的時候，英國的政治何去何從(cong) 處於(yu) 一個(ge) 關(guan) 鍵時刻，柏克實際上一度成為(wei) 一個(ge) 孤獨的邊緣人。但是他的心智，他的呼籲，以及更關(guan) 鍵的是英國思想當中本有的保守的元素，保守自由主義(yi) 的思想與(yu) 製度元素，使得英國最終並沒有跟隨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浪濤而奔湧。

另外一方麵就是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革命激進主義(yi) 的弊端，很快通過英國與(yu) 法國之間國家利益的衝(chong) 突以及法國革命內(nei) 部所發生的革命恐怖主義(yi) 而得到消退，它的光環也逐漸褪去，秩序不斷動蕩，因此革命的說服力也就不夠強了。所以法國大革命之初所形成的魅惑或者說巨大的誘惑，很快在實踐麵前，在英法的國家利益衝(chong) 突麵前，也逐漸被消解了。

柏克是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初，就清晰地看到這一點的，而並不像後來事後諸葛亮的一些英國政治家們(men) ，他們(men) 轉過來又批評法國大革命，他們(men) 的心智在深刻程度和敏感性上，要比柏克低很多。

這種激進人權觀在美國的遭遇，也非常奇特。潘恩曾經是美國革命之友，美國的革命元勳們(men) 跟他也都頗為(wei) 交好。但是潘恩後來卻與(yu) 美國的革命元勳們(men) 決(jue) 裂了，原因主要是他寫(xie) 作了另外一本書(shu) 叫《理性時代》，在裏麵渲染一種自然神論的觀點，對《聖經》的權威性，對上帝的權威性提出質疑，提出用理性去置換上帝，推崇一種自然神論，結果惹惱了當時主政美國的聯邦黨(dang) 人。因為(wei) 美國革命是有限的政治革命，不願意把革命推進到社會(hui) 跟文化領域，不願意在美國搞文化大革命。

潘恩卻覺得原有的政治革命不徹底，他要進一步去推進宗教革命、文化革命，這就超出了美國白人新教貴族所設想的革命範圍和限度。所以在1770年代的美國，潘恩是美國革命之友，是革命元勳們(men) 的座上賓，而1790年代，在美國費城立憲之後走向保守、走向和平建設的時期，潘恩反而成了美國政治上的不友好人士。

潘恩在法國大革命當中的遭遇也非常奇特，盡管潘恩為(wei) 法國大革命謳歌，但是潘恩的激進程度還是不如雅各賓派。潘恩在巴黎的社交圈、知識圈和政治圈，主要是和吉倫(lun) 特派交往。他也曾被選為(wei) 法國國民議會(hui) 的議員，實際參與(yu) 法國的大革命政治。但是後來雅各賓派上台之後，仍然認為(wei) 潘恩的觀點不夠激進，不符合法國大革命的偉(wei) 大光榮正確，所以潘恩被逮捕，被判處死刑。他的死刑即將執行，隻不過後來由於(yu) 技術性的失誤，以及時間上的延誤，他幸免於(yu) 難。他在要被執行死刑的這段時間曾求助美國，但是華盛頓沒有伸出援手，由此雙方交惡。

潘恩晚年也是在美國的貧病交加當中度過，他最後一篇較有名的著作是1797年（這一年柏克去世）的《土地正義(yi) 》，他在裏麵以一種左派的視角去論證為(wei) 什麽(me) 要對富人征收財產(chan) 稅和遺產(chan) 稅，他同樣是從(cong) 自然正義(yi) 的角度，在理論上說明了富人對財產(chan) 的最初占有是一種僭越，是一種多占，因此他的財產(chan) 要交特別稅收給國家以用於(yu) 社會(hui) 正義(yi) 和社會(hui) 的福利保障。因為(wei) 最初的財產(chan) 無論是根據上帝，還是根據天賦人權，屬於(yu) 全體(ti) 人，少數人的占有和利用是不當取利，超額獲利，需要補償(chang) 返還，體(ti) 現一種公平正義(yi) 。他最後的這樣一個(ge) 篇章，具有典型的左派價(jia) 值觀的特點，不過也為(wei) 後來的社會(hui) 福利製度、社會(hui) 保障、社會(hui) 正義(yi) 提供了一個(ge) 思想的源泉。

 左翼政治：自由、解放與(yu) 永恒批判 

柏克、潘恩他們(men) 的思想深遠地影響到了後來19—20世紀的政治，尤其是潘恩的激進人權觀，每一代人為(wei) 自己自由立法，每一代人尋求自由解放，後來就啟發了19世紀的左翼政治。我們(men) 都知道左翼政治的特點是具體(ti) 的、曆史的。如果說18世紀的潘恩時代還是針對英國的議會(hui) 貴族製或法國的封建君主專(zhuan) 製，那麽(me) 19世紀的左翼所針對的建製的內(nei) 容就有所改變，針對的是立憲的資產(chan) 階級法權或者資產(chan) 階級政府，但是其中的批判性的邏輯，以及激進主義(yi) 的思維是一以貫之的。

19世紀以來的左翼政治是以階級鬥爭(zheng) 和工人運動作為(wei) 主線的。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社會(hui) 運動當中，又分為(wei) 兩(liang) 種。一種是較溫和的，在議會(hui) 體(ti) 製之內(nei) 尋求修正、尋求改良的路線，這樣一種路線在一定意義(yi) 上，還能夠為(wei) 英國政治當中的輝格黨(dang) 人所容納，典型的如普選運動、憲章運動、社會(hui) 福利運動。另一種就是更加激進的，也就是以馬克思的階級鬥爭(zheng) 理論和階級鬥爭(zheng) 的範式作為(wei) 代表，尋求一種對資產(chan) 階級法權的解放以及永恒的批判，張揚一種更加激進的人權觀和自由聯合理想。

馬克思所用的語言也是自由人權，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是要突破資產(chan) 階級憲法的範疇，實行生產(chan) 資料的公有化，實行社會(hui) 自由人的聯合體(ti) ，去打破一種剛剛建立不久的資產(chan) 階級的法權秩序，一種被宣布為(wei) 虛偽(wei) 的自由平等法權。

在西方潘恩的影響曾經一度沉默了很久，尤其在美國曆史當中，但是在美國曆史的一些關(guan) 鍵時刻還時常浮現，成為(wei) 美國自由精神的一個(ge) 永恒象征。潘恩是一個(ge) 世界公民，他因為(wei) 是美國革命摯友，對美國作出貢獻，所以美國人認為(wei) 他是美國人。他在英國曆史上也有濃重的一筆，所以英國人也認為(wei) 他是英國人。他在法國大革命當中多方協調論證，作出貢獻，法國人也認為(wei) 他是法國人。所以他是一個(ge) 橫跨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及英國政治改革的真正的世界公民。

一生以自由事業(ye) 作為(wei) 自己的職責，盡管其觀點有偏頗之處，但是在特定的時代，其思想上的真誠與(yu) 行動上的徹底，也是令人長久感佩的。

在美國後來的民權運動當中，潘恩還是有所浮現。比如在1960年代，當時圍繞黑人平權問題，我們(men) 不僅(jin) 要知道有馬丁·路德·金的影響，實際上潘恩也時常被挖掘出來，作為(wei) 美國民權運動的政治資源。比如在1960年代，美國當時著名的搖滾詩人鮑勃·迪倫(lun) 創作了最著名的抗議名謠《答案在風中飄》來紀念托馬斯·潘恩，召喚人們(men) 重新回到托馬斯·潘恩在相應的經典篇章即開國之初的篇章當中所陳述的人的權利的原理，以此作為(wei) 感召去展開新的民權運動。在2003年紀念美國憲政史上最著名的1803年馬伯裏訴麥迪遜案——該案確立了美國的司法審查製度——兩(liang) 百周年之際，喬(qiao) 治城大學的羅賓·韋斯特教授在《弗吉尼亞(ya) 法律評論》上發表了題為(wei) 《托馬斯·潘恩的憲法》的紀念文章，號召人們(men) 回歸潘恩的遠見卓識，認為(wei) 隻有在觀念上更新，將憲法視為(wei) 人民的憲法，而不僅(jin) 僅(jin) 是法官老爺們(men) 的憲法，美國的民主，美國的人權才能得救。

1960年代以來的美國民權運動當中，潘恩重新被翻出，以及在憲法和政治思想史上重新被重視，也並不是偶然的。因為(wei) 潘恩所代表的激進的或者說左翼的人權觀，始終保持著一種姿態，就是對現實體(ti) 製的批評，以及以一種未來理想主義(yi) 的規劃不斷地診斷出現實的弊端，尋求激進的改革，以永恒批判者的解放性的姿態來針對一切體(ti) 製。而即便是美國的憲政體(ti) 製，與(yu) 一種未來理想主義(yi) 規劃相比較，也是漏洞頗多的。因此，潘恩是無法消逝的。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他可以針對路易十六的封建君主專(zhuan) 製。在馬克思的時代，他可以針對當時英國以及其它國家的資產(chan) 階級的專(zhuan) 政。而在當代美國，他可以質疑精英聯盟代表製的民主正當性與(yu) 回應性。

不過與(yu) 潘恩在法國和美國的影響相比，在英國的影響相對較小。

柏克晚年大概約七八年時間，就是為(wei) 了抵消法國大革命乃至潘恩式的激進人權主義(yi) 的影響，而奮筆疾書(shu) ，進行政治的行動。當時確實有各方麵的主客觀因素，使得英國普通法和代議製民主幸免於(yu) 潘恩的激進人權觀的衝(chong) 擊與(yu) 法國大革命的席卷。

 脫歐公投：潘恩的幽靈 

不過英國並不是能夠一直幸免於(yu) 此的，近來英國的“脫歐”公投表明兩(liang) 百年之後，潘恩的幽靈又重新降臨(lin) 在英倫(lun) 三島的上空。這一次，柏克不再出現。

英國“脫歐”公投這件事，標誌著英國的保守主義(yi) 政治傳(chuan) 統的一次異化或者一次災變。因為(wei) 英國的憲法內(nei) 核有兩(liang) 個(ge) ，一個(ge) 是議會(hui) 主權與(yu) 代表製民主，一個(ge) 是普通法，無論哪一個(ge) 都是強調精英的代表性責任，強調精英的技藝理性與(yu) 審慎判斷，而不會(hui) 去訴諸人民主權，也不會(hui) 訴諸直接民主。

在英國，人民主權的概念是有點隔膜的，因為(wei) 從(cong) 英國的憲法以及政治的曆史上來看，盡管偶爾也會(hui) 有人民主權的論證來強化對英國體(ti) 製的批評，強化或者說動員人們(men) 去改革精英政治的弊端，但總體(ti) 上仍然是一種精英的民主代表製。是議會(hui) 主權而不是人民主權，構成了英國憲法的內(nei) 核。

公投，以及公投文化，在英國政治當中的興(xing) 起，是英國政治文化的一次突變。當然它的原由也是因為(wei) 隨著普選、互聯網以及公投在各發達國家的實踐，英國的政治家也逐漸把公投以及人民的直接民主作為(wei) 一種政治手段使用。英國政治家認為(wei) ，以公投程序來解決(jue) 國家憲法政治當中的棘手難題，比如蘇格蘭(lan) 獨立的問題，以及“脫歐”這樣一個(ge) 重大的政治決(jue) 策難題，可以有效地增強相應決(jue) 策的正當性，同時可以轉移政治家的責任。精英在大致能夠評估投票結果的情況下，去巧妙地訴諸公投，能夠增強本身的政治決(jue) 策的正當性。不過這裏麵存在一個(ge) 風險，就是精英事先所進行的政治形勢的分析以及傾(qing) 向性的動員與(yu) 大眾(zhong) 意誌之間未必是一致的，大眾(zhong) 的投票很可能因為(wei) 一些偶然的因素，一些被忽略群體(ti) 的出場，導致結果出現逆轉。蘇格蘭(lan) 公投沒有出現逆轉，但是“脫歐”脫靶了，出現了逆轉。

“脫歐”公投出現逆轉之後，立即就有聲音出來了，說“脫歐”公投不是民主，我認為(wei) 這個(ge) 觀點也是錯誤的。如果說一人一票投票決(jue) 定國家重大事務不是民主，就顛覆了民主最基本的含義(yi) 。因為(wei) 民主最基本的含義(yi) 就是群體(ti) 為(wei) 群體(ti) 負責，人民直接出場的形式，是直接民主。盡管可能是輕率，盡管可能是不確定，無法問責，有一些理性決(jue) 策上的局限，但是它肯定是民主形式。而且西方的代議製民主是比照雅典式的直接民主加上相應的限定因素形成的。所以直接民主是民主的原型，代表製民主是民主的實踐型，我們(men) 不能認定作為(wei) 原型的民主不是民主。但是精英們(men) 事後都後悔了，就出現一種非常奇怪的公式，就是當公投或者人民的直接投票與(yu) 精英的引導與(yu) 動員的方向一致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勝利，就是偉(wei) 大的民主。如果脫靶了，大眾(zhong) 的投票結果與(yu) 精英的事前引導和動員不一致的時候，有一個(ge) 標簽就會(hui) 扔給投票的大眾(zhong) ，叫民粹。民主是褒義(yi) 的，民粹是貶義(yi) 的。這樣一種批評是一種精英政治中心主義(yi) ，它裏麵包含了精英的憂慮，精英的權勢失控的恐懼感。

現在“脫歐”之後所造成的對英國政治經濟以及歐盟政治經濟前途和未來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確實使得英國精英和人民會(hui) 直接承受其投票的負麵結果。

盡管有法律專(zhuan) 家分析認為(wei) 人民的公投結果不可逆轉，但從(cong) 法律程序上來講，英國的“脫歐”必須要根據《裏斯本條約》第五十條重新跟歐盟進行逐一談判，重定相應的協議，並且“脫歐”最終的程序，得經過歐洲議會(hui) 的批準，為(wei) 時至少兩(liang) 到三年，甚至更長。這樣就可以以久拖不決(jue) 的形式讓人們(men) 忘了公投這件事，久而久之實質性地導致英國還留在歐盟內(nei) 部。

這種法律上的機巧性分析有一個(ge) 重大的前提性缺陷，即對於(yu) 英國和歐盟來講，“脫歐”的公投決(jue) 定已經見諸於(yu) 世界，這樣一個(ge) 久拖不決(jue) 的不確定的政治經濟安排或者情況一直存在，會(hui) 使得英國和歐盟陷入長期的衰退期。也就是你拖多長時間，雙方就會(hui) 衰退多長時間。所以歐洲從(cong) 整體(ti) 利益出發，極力要英國趕快離婚，趕快辦理脫離手續。英國本身也需要迅速地脫離，來形成新的國家規劃和國家藍圖。法律人的判斷隻是一廂情願，沒有從(cong) 政治上，也沒有從(cong) 國際經濟的角度去考慮。

這次公投也確實給對民主的執迷潑了一盆冷水。全世界主流的媒體(ti) 評論，包括一流的政治學家、法學家，基本上很少有稱讚此次“脫歐”公投的，而是引導人們(men) 去反思國家大事或國運到底應該以什麽(me) 樣的方式來決(jue) 策，也讓人們(men) 反思在英國傳(chuan) 統的代議製民主當中的精英責任，它是怎麽(me) 樣衰落的，怎麽(me) 樣被僭越的，怎麽(me) 樣被遺忘的，又該怎麽(me) 樣去重建。這樣一些思考也很能幫助我們(men) 去進入今天的左右話語結構。

我認為(wei) 一項優(you) 良的政治決(jue) 策或者政治程序，要滿足兩(liang) 個(ge) 基本條件，一就是決(jue) 策過程的審議性，二就是結果的可問責性。我們(men) 看到一種以激進人權方式所展開的直接民主，既缺乏過程當中的審議性，相互之間沒有對話信息交流，以及相互說服，同時也缺乏結果的可問責性，人民作出的決(jue) 定誰也不可取消，誰也不可否定，誰也不會(hui) 真正承擔責任。大眾(zhong) 負責，也就是無人負責。

當然有人說了，卡梅倫(lun) 不是承擔責任了嗎？近期他會(hui) 卸任首相。卡梅倫(lun) 的承擔責任是不對稱的虛假的責任，他並不是英國人民為(wei) 他們(men) 的投票“脫歐”的結果承擔的直接責任，而且卡梅倫(lun) 承擔這種責任有點政治性質上的混亂(luan) 。卡梅倫(lun) 是英國保守黨(dang) 的黨(dang) 魁，作為(wei) 英國議會(hui) 多數黨(dang) 的首領才出任內(nei) 閣的首相，他真正要負責的對象其實不是英國人民，而是英國議會(hui) 。英國議會(hui) 是對英國人民負責的，它是由英國人民選舉(ju) 產(chan) 生的。現在卡梅倫(lun) 直接對英國人民的決(jue) 定負責，去辭去首相，盡管具有政治問責上的合理之處，但是屬於(yu) 越位問責，是一種不真正的承擔責任。而這種人民直接民主的責任，實際上是找不到承擔責任的具體(ti) 形式和主體(ti) 的。

最終責任在哪兒(er) ？責任就在英國人民所承受的“脫歐”決(jue) 定之後的各種政治、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以及在較長時期的衰退當中對他們(men) 具體(ti) 的自由和權利的損害。這是通過一種政治經濟的事實，每一個(ge) 人去具體(ti) 承擔責任後果的。

所以我相信在此次“脫歐”公投引發的潘恩的幽靈光顧英國的保守主義(yi) 政治之後，英國的保守主義(yi) 政治一定有一次回潮，人們(men) 一定會(hui) 重新去認真閱讀柏克的文本，去重溫基於(yu) 英國自由憲製的右派的政治哲學話語，審慎地去對待英國當代的政治和政策上的重要議題和挑戰。

經過這樣一次反向重建，英國相信會(hui) 回到精英重新負責的、由它的代議製和普通法共同守護的傳(chuan) 統秩序當中，而不會(hui) 沿著公投式的激進民主繼續往前走。所以我相信公投在英國的政治正當性和道義(yi) 基礎已經被實質性削弱。

英國“脫歐”之後，蘇格蘭(lan) 也要“脫英”，北愛爾蘭(lan) 也要“脫英”，但是我認為(wei) 英國政府會(hui) 非常審慎地對待公投的再次使用，因為(wei) 公投這種文化以及公投所帶來的人們(men) 對激進變革政治秩序、激進變革政策的巔峰式的體(ti) 驗，很容易破壞人們(men) 對國家的忠誠和對秩序審慎的理解以及對改革的合理的商談。因為(wei) 它的破壞性太大，所以我認為(wei) 公投在英國的憲法政治當中，會(hui) 日益地邊緣化。

這是由潘恩和柏克左右話語的交織在整個(ge) 西方世界所產(chan) 生的纏綿悱惻。總體(ti) 來看潘恩式的人權觀，有力地支撐了在不同體(ti) 製下的民權運動和社會(hui) 運動，對於(yu) 弱勢群體(ti) 的權益保護、社會(hui) 公共政策的改革進步起到了有效的批判和壓力傳(chuan) 導的作用，也促進了相應的憲政體(ti) 製包括美國憲政體(ti) 製的改良與(yu) 進步。潘恩的激進人權觀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曆史作用。

有人曾經問我，在潘恩跟柏克之間，你更喜歡誰？或者說你覺得誰的價(jia) 值更高？我說在不同的年齡段，可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如在青年時期很容易喜歡潘恩，喜歡社會(hui) 運動，喜歡激進的思考和改革，喜歡用青年人特有的躁動、任性、衝(chong) 動，以及對簡單啟蒙理性的擁抱，去承擔改造世界的使命，這是一種政治中的青春精神。就像我們(men) 現在在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社會(hui) 運動的主力，常常是以青年為(wei) 主一樣，我們(men) 曾經的五四運動，現在港台所出現的社會(hui) 運動，或者港獨、台獨當中的青年人身影，我們(men) 都無疑能看到他們(men) 身上潘恩的影子。

不過隨著年歲的增長，閱曆的加深，對體(ti) 製、文化、政治體(ti) 驗的加深，柏克的深沉以及智慧，會(hui) 逐漸獲得更多人的認可，柏克也會(hui) 逐漸成為(wei) 一種穩定社會(hui) 的常態化的共享的心智。柏克是政治當中的成熟精神，他相對於(yu) 潘恩的政治青春精神，更加久遠，更加綿長，更加開闊，更加可靠理性。

不過一定要曆史化的去評價(jia) 他們(men) 。我常常這樣對比：如果沒有潘恩，新美國的革命成功與(yu) 建設就會(hui) 缺乏很重要的精神動力；如果沒有柏克，英國式的穩定的體(ti) 製，它的維係也一定會(hui) 缺乏相應的思想支撐。所以潘恩之於(yu) 新的美國，以及柏克之於(yu) 穩健的英國，各有其合理性。

在人類秩序演進的關(guan) 鍵時段，潘恩的激進是有其道理，有其合理性的，沒有潘恩式的啟蒙激進主義(yi) ，西方資產(chan) 階級的革命，它的價(jia) 值觀，以及憲法製度的奠基，就會(hui) 缺乏重要的動力因素。不過如果把潘恩的激進的人權觀無限地放大，成為(wei) 一種不斷革命論的循環式的來源，人類就相當於(yu) 進入了一個(ge) 政治的高燒階段，就不能夠成熟，就一直處於(yu) 青春期躁動的狀態當中，常常在理性與(yu) 非理性之間進行變幻往還，這樣就不健康了，最終會(hui) 燒壞身體(ti) 與(yu) 心智。

實際上真正秉承潘恩的政治青春精神的政治民族主要不是英美，而是法國。法國拿破侖(lun) 的軍(jun) 事專(zhuan) 政，包括民法典，並沒有終結掉法國不斷革命的宿命。法國憲法，法國政體(ti) ，一直經曆王朝複辟和革命激進的反複，貢斯當也曾焦慮於(yu) 此而設計“中立性權力”，但未能奏效。

比照一下英國政治和美國政治。盡管潘恩在美國政治的初始時期，革命時期影響極大，但後來美國的政治是以成熟的聯邦黨(dang) 人的精神穩定下來的。我們(men) 注意到在1787年聯邦黨(dang) 人的立憲精神當中，他們(men) 有一個(ge) 共識，就是要對大革命以來，尤其是對《獨立宣言》和邦聯條款當中各州高漲的民主激情或者自治的激情，加以製度化、憲政化的馴化與(yu) 壓抑，否則美國的國家發展、秩序穩定都會(hui) 像海中浮冰一樣不確定。

聯邦黨(dang) 人心智對潘恩式的激進人權觀或者激進民主觀的替代，使得美國迅速進入了自由繁榮的大發展時期。後來法國人托克維爾於(yu) 1830年代去考察美國民主的時候，他所發現的並不是潘恩的美國，而是聯邦黨(dang) 人的美國。

當然美國在憲法精神的機體(ti) 內(nei) 部，盡管聯邦黨(dang) 人這樣一種溫和的國家主義(yi) 或者國家理性成功地馴服了民主的激情，使得美國的民主呈現出一種憲政民主的理性特征，但是潘恩所種下的社會(hui) 運動或者激進人權觀的因子，也成為(wei) 美國社會(hui) 運動以及批判進步傳(chuan) 統的重要源泉。

每到美國的體(ti) 製有所僵化，社會(hui) 不正義(yi) 呈現，尤其是美國的種族平等與(yu) 平權革命的議題浮現，潘恩就會(hui) 成為(wei) 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資源被調用，成為(wei) 體(ti) 製內(nei) 活躍的創新變遷的因素。但是這不足以顛覆既有的主導性憲政體(ti) 製，而是體(ti) 製的一個(ge) 忠誠的反對派因素。

聯邦黨(dang) 人的政治保守主義(yi) 和潘恩的政治激進主義(yi) 之間，形成了一種對話，形成了一種平衡，這種對話和平衡保持了美國憲法的活力，但是其中是有主次的，是以這樣一個(ge) 保守的自由作為(wei) 主體(ti) ，以社會(hui) 運動、人權運動作為(wei) 輔助，作為(wei) 矯正，作為(wei) 警訊和信號係統，使得國家的憲法政治充滿一定的活躍度，但又不至於(yu) 不斷革命。阿克曼的二元民主論與(yu) 高級立法學說，就是對這一張力的理論化。

英國政治因其老成成熟，太成熟了，所以長期以來潘恩的影響是較小的。英國政治以代議製民主和普通法，一直較為(wei) 成功地應對了各種各樣的危機。近來所發生的“脫歐”公投，公投文化與(yu) 公投製度實踐，在英國的發生，是一次警示，對英國的精英政治家尤其是保守黨(dang) 傳(chuan) 統下的政治家，必須讓他們(men) 嚴(yan) 肅地聚焦思考：他們(men) 的精英民主是如何衰落的，是如何放棄代議製下的代表性責任的。這是英美的故事。

 政治儒學：文化保守的偏執

在中國當下，我們(men) 談論左右的時候，也會(hui) 常常陷入一些話語的困境，會(hui) 常常發現好像在中國左派跟右派的對應與(yu) 西方有所不一致。中國的整個(ge) 政治體(ti) 製來自於(yu) 左派革命，是對三座大山包括對大地主、大資產(chan) 階級的革命，由社會(hui) 底層及其政黨(dang) 通過暴力革命建立了政權。左派革命建立政權之後，所形成的政治光譜跟政治格局當中，我們(men) 怎麽(me) 樣去談論左右的問題呢？

這個(ge) 時候你就會(hui) 發現，一般來說在西方左右的光譜在中國就不是特別適合了。你會(hui) 發現，由於(yu) 左派建立政權之後，就不是原來意義(yi) 上的左派了，掌握政權的左派或者階層或者執政黨(dang) ，實際上就變成了一種體(ti) 製右派，體(ti) 製右派指的是他掌握政權，掌握體(ti) 製，掌握基本的政治經濟的資源。

相反如果在西方社會(hui) ，是一個(ge) 以自由主義(yi) 為(wei) 內(nei) 核的右派的執政，這樣一些思想和政治主張在中國當下，可能以維權的方式出現，以憲政運動的方式出現，以民主的麵目出現，以人權的麵目出現。在中國的場域裏麵，盡管人們(men) 一般還是用西方語境中的右派去指稱他們(men) ，實際上在功能上，在中國語境結構當中相當於(yu) 是一種左派，民間左派，是對既有的體(ti) 製、政策、政治的批評，並且同樣是以一種未來理想主義(yi) 的方式，強烈要求中國的轉型向他們(men) 所預期的規範性方向去發展。

所以在中國當代，左派建政之後，轉化為(wei) 體(ti) 製右派，而世界性的右派的文化、話語和政治主張，進入中國語境之後，變成了民間左派，這就造成了中國思想界和政治界獨特的風景，是一種雙軌製的風景。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當中，宣揚的是一種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左派教義(yi) ，馬克思列寧主義(yi) ，但是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體(ti) 製性的右派，對國家權力，對體(ti) 製，對既定利益，對整個(ge) 改革完全的控局，甚至壟斷，對秩序的空前敏感和守護，體(ti) 現出強烈的維穩思維和警察國特征。

而民間的左派，接引的是現在在世界範圍內(nei) 占主導秩序的右派的資源話語，包括軟實力體(ti) 係，在中國場域下麵進行維權、民主、人權、法治轉型的工作。因此在中國場域裏麵，自由派與(yu) 新左派或者國家主義(yi) 的論爭(zheng) ，就必須要按中國語境來進行理解。中國的自由派在我看來，以世界思想史的判斷來看，都屬於(yu) 左派，當然這種左派是一種民間左派。中國的新左派與(yu) 國家主義(yi) ，實際上是屬於(yu) 體(ti) 製右派，是對體(ti) 製實踐理性的論證與(yu) 維護。

這樣一種扭結或者扭轉，會(hui) 常常造成在中國討論左右話語的時候，造成一些代入錯誤與(yu) 角色混淆。因此當我們(men) 指某個(ge) 人是左派的時候，常常反而是說他實際上是維護體(ti) 製的，當說某個(ge) 人是右派的時候，他反而是反體(ti) 製的，這樣一種在中國語境當中的話語習(xi) 慣，跟柏克、潘恩的左派右派的劃分，恰恰是相反的。

我主張在中國不要輕易用左派和右派去貼標簽，因為(wei) 說你是左派和說你是右派，不僅(jin) 有可能是角色錯誤——盡管你也知道說你是某派的時候大體(ti) 具體(ti) 指什麽(me) ——更關(guan) 鍵的是不利於(yu) 在價(jia) 值分裂和多元化的時代去凝聚共識，不利於(yu) 在任何有異議的政治與(yu) 政策議題上展開深切的哈貝馬斯式的商談，去產(chan) 生出一種公共理性，作為(wei) 我們(men) 時代政治與(yu) 政策決(jue) 策的合理基礎。

理解左派與(yu) 右派的劃分，我在前麵也簡單講過，看他的主張與(yu) 體(ti) 製之間的關(guan) 係。如果他是以一種未來理想主義(yi) 的主張來批評體(ti) 製的現實和傳(chuan) 統，他就應該嚴(yan) 格地被定義(yi) 為(wei) 左派，因為(wei) 他是批判主義(yi) 的。如果他是保守現實的建製，或者說保守傳(chuan) 統主義(yi) 的價(jia) 值，他就要被定義(yi) 為(wei) 右派。

在中國，左派剛才講過了，已經很好去界定，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作為(wei) 理想國，目的國，又要求現實的體(ti) 製向未來的目的國轉型轉進的，這在西方是右派，已經成為(wei) 現實了，這在中國還是左派，因為(wei) 它是一個(ge) 未完成的目標。

在中國，右派的陣營當中有兩(liang) 類，一類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代表的，對現實建製進行合法性辯護與(yu) 論證的陣營和脈絡，這就是官方正統，也都很清楚。另外一種右派在中國政治思想的光譜當中比較奇特，也是近幾年剛剛興(xing) 起的，我們(men) 通常把它稱為(wei) 大陸政治儒學，或者大陸新儒家，是以一種複興(xing) 傳(chuan) 統文化以及傳(chuan) 統製度模式作為(wei) 自己的主張的。因為(wei) 這樣一種主張是要去尊重激發甚至發揚曾經有過的一種製度模式和製度事實，因此它也是保守一種已然的東(dong) 西，所以也被認為(wei) 是保守主義(yi) 脈絡當中的，隻不過保守的不是現實的建製，是一個(ge) 古代的建製，是另外一種訴諸傳(chuan) 統主義(yi) 的右派，保守派。

這種訴諸傳(chuan) 統建製或者現實建製的，都是去保守一種已然的事實，這種已然的事實，或者存在於(yu) 曆史當中，或者存在於(yu) 現狀當中，但是它不存在於(yu) 未來。而以未來作為(wei) 一切價(jia) 值評斷和行動根據的思維方式與(yu) 價(jia) 值觀，是嚴(yan) 格左派立場的。

近來我也注意到大陸新儒家的幾位重要代表，在新加坡出版了一本書(shu) ，任重先生主編，叫《中國必須再儒化——“大陸新儒家”新主張》。我看到國內(nei) 思想界爭(zheng) 議很大，不僅(jin) 是正統的體(ti) 製右派，就是現狀派、馬列派激烈批評，作為(wei) 民間左派的自由派，批判主義(yi) 的自由派也激烈批評。批評說明它本身已經引起了注意，成為(wei) 一種有刺激性的或者說不得不被回應的思想社會(hui) 的趨勢或運動。

我的專(zhuan) 業(ye) 是憲法學，憲法學傳(chuan) 統上是自由主義(yi) ，但是我本人的思考是在自由主義(yi) 和共和主義(yi) 之間，取一個(ge) 中道，對傳(chuan) 統文化以及傳(chuan) 統建製也有一定的理解，但基本還是秉持現代性的政治立場。對於(yu) 政治儒學脈絡中特定的中國文化政治的右派或者保守派，我認為(wei) 它有合理性，因為(wei) 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是到了對20世紀革命激進主義(yi) 加以保守性消解與(yu) 轉化以及真正在思想與(yu) 製度上去匯通中西、去與(yu) 傳(chuan) 統和解、去從(cong) 傳(chuan) 統當中尋求文明以及政治合法性資源的時刻了。大陸新儒家的出場，客觀上增加了中國轉型思考的資源複雜性與(yu) 路向複雜性，但卻是必要的和切時的，是真正補齊了中國左右之爭(zheng) 中傳(chuan) 統主義(yi) 的長期缺席，打破了既往由新左派（體(ti) 製右派）和自由派（民間左派）相互對堪所造成的思想性壟斷格局。當然，唯我獨尊、無視現代性原理和中國自身已有的現代性建製經驗的儒家理想，是不可能亦不可欲的。基於(yu) 現代中國自身的複雜性，我們(men) 需要的是一種柏克式的中道保守主義(yi) 智慧，努力促成一種深切的思想與(yu) 曆史對話，呈現一種分享和構成性的有機文化形態，作為(wei) 中國改革轉型的長期規範性基礎。

這應該是一場嚴(yan) 肅的理智化的對話，而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教徒式的、複辟式的回歸。這種對話的依據必須建立在對實踐理性或者既有體(ti) 製的整體(ti) 合法性或者表麵合法性承認的基礎上。在此之上以傳(chuan) 統主義(yi) 作為(wei) 對話的對象與(yu) 資源，去形成一種傳(chuan) 統資源現代化或者創造性轉化的可欲路徑。

因此政治儒學徹底化，肯定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yi) 向政治保守主義(yi) 轉場過程當中的政治心智的偏執，是一種不可欲的路徑。不過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自主性，政治體(ti) 製的演化，也使得全盤西化式的、徹底以西方尤其是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體(ti) 製作為(wei) 完全形態的轉型，實際上不僅(jin) 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可欲的。

在中國實際上有人已經看出來或者說點出來，就任何一種單一的傳(chuan) 統，無論是基於(yu)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yi) ，還是基於(yu) 兩(liang) 翼的傳(chuan) 統主義(yi) 跟自由主義(yi) ，都很難成為(wei) 獨斷支配中國的單一意識形態。因為(wei) 中國天然是一個(ge) 開放的文明國家，是一個(ge) 世界曆史民族，它無論是為(wei) 了自身還是為(wei) 了世界和人類，都需要是多元的，需要是綜合的，不能是單調的，封閉的。中國的保守主義(yi) 必須是開放吸納，多元演進的，而不可以是抱殘守缺，獨孤求敗的。

在中國當代，無論是文化資源上，還是政治憲法製度上，都麵臨(lin) 著一個(ge) 重大的結構性的挑戰，始終未能完全定型成熟。大挑戰的時候，測試我們(men) 的是以什麽(me) 樣穩健的心智去應對。我們(men) 的心智其實是要有雙重超越，一種是超越全盤西化式的簡單啟蒙心智，或者說潘恩式的激進人權觀的心智。另外一種也要超越複辟主義(yi) 的或者說極端化的傳(chuan) 統主義(yi) ，本於(yu) 現代性的政治立場，以實踐理性作為(wei) 基點，兩(liang) 相對話，既有改良改革，又有和解複歸。

 憲政民主：自由與(yu) 秩序的平衡法則

麵對潘恩、柏克的左右政治話語，以及在中國場域當中，獨特的左派建政之後所形成的體(ti) 製右派現象以及民主全球化所帶來的民間左派現象，這種二元話語和政治對峙，我的基本立場是中國要走一種憲政民主的道路。這種憲政民主的道路，我傾(qing) 向於(yu) 回到一種柏克式的心智當中，去追求自由與(yu) 秩序的平衡法則。自由與(yu) 秩序的平衡，數千年來一直是人類政治文明與(yu) 生活方式探索的核心議題。

偏執於(yu) 抽象自由容易進入潘恩陷阱。偏執於(yu) 傳(chuan) 統秩序，容易進入傳(chuan) 統主義(yi) 的或者說複辟主義(yi) 、原教旨主義(yi) 的陷阱。我覺得柏克在自由與(yu) 秩序之間是有平衡的。柏克固然去反對法國大革命式的激進革命，但他同時也是英國議會(hui) 當中難得一見的改革派，他對當時英國王室的濫權、英國議會(hui) 的怠政以及英國在北愛爾蘭(lan) 、印度，包括北美問題上的專(zhuan) 橫，是都有批評的，而且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措施和舉(ju) 措，身體(ti) 力行，長期不懈。

所以柏克是一個(ge) 保守改良主義(yi) 者，他是一個(ge) 以英國本身憲政體(ti) 製作為(wei) 基礎，去尋求改良空間，向未來發展的穩健的改革家。我講的這種憲政民主，它不是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化的，或者純粹以美國式的自由主義(yi) 為(wei) 內(nei) 核的憲政民主，而是一種滲透著中國自身政治實踐理性，以及逐漸地要秉有中國自身文明文化特征的憲政民主，要把民主的正當程序，現代性的因素，把它植入由傳(chuan) 統秩序以及生活方式作為(wei) 基本要素的係統或者框架當中，這就會(hui) 形成一種有節製的、有序的民主框架，這種民主框架不會(hui) 去推崇一種公投式的激進實踐。

我們(men) 注意一下，美國在聯邦層麵就沒有公投，美國在聯邦層麵也不會(hui) 引入公投，因為(wei) 聯邦黨(dang) 人立憲就排除了直接民主在聯邦層麵的政治可能性。我們(men) 要學習(xi) 聯邦黨(dang) 人當時對直接民主或者公投式的激進民主的排除的智慧，在國家的政治層麵建立一種由精英承擔代表性責任的民主政治或者說代議製。

同時要厲行法治。不一定是英國的普通法，學也學不來。通過常規法治去保護我們(men) 既有的生活方式、自由和財產(chan) 。

我們(men) 的民主用來幹什麽(me) 呢？我們(men) 的民主用來與(yu) 目前的維權或者說社會(hui) 公共政策的改進進行對話，做出回應。我們(men) 民主的決(jue) 策過程，包括立法，要開放，要充分吸納民意，要不斷增加代表的代表性和審議理性的程度，來回應社會(hui) 的改革議題，形成人大民主的政治過程對社會(hui) 改革議題充分的吸納與(yu) 轉化能力。

這樣的憲政民主就建立了相對穩健的憲政框架。我們(men) 不能談憲政色變，因為(wei) 憲政本身，如果不是做過分意識形態化的理解，它實際上是人類尤其是西方探索理性治理的結晶，當然也可以為(wei)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提供新的動力與(yu) 方向，成功地將我們(men) 的古典文明的智慧以及適應現代化挑戰的經驗包裹其中，整合其中，使得中華民族及整體(ti) 中國在政治現代化的過程當中能夠有穩健而自由的秩序體(ti) 格。

在當代，我上麵所講的潘恩、柏克，後來還有很多一些變體(ti) 理論，新左派的，新自由主義(yi) 的，傳(chuan) 統主義(yi) 的，新儒家的，以及國家主義(yi) 的，零零總總都會(hui) 出現於(yu) 中國當代的網絡以及實體(ti) 社會(hui) 空間當中，刺激我們(men) 去思考。

越是在這樣一個(ge) 時代，因為(wei) 網絡閱讀，以及社會(hui) 事件不斷，還有整個(ge) 20世紀在激進的革命與(yu) 運動當中所造成的各類獨特的受害群體(ti) ，以及受害者情結的發酵，容易使我們(men) 不斷激進化，政治熱情異化為(wei) 政治高燒。

所以越是在這個(ge) 時候，我覺得理智的負責任的學者，或者共和國成熟的公民，就越應該承擔起相應的思想社會(hui) 責任。這樣一種承擔就是要有柏克式的保守改良主義(yi) 的心智。我理解的柏克式的保守主義(yi) ，不是要把中國的政治體(ti) 製換成英國的代議製和普通法之後，然後再去保守英式的憲製，這樣一種大換血、外科手術式的大換裝，也是絕不可能的。而是取柏克在自由與(yu) 秩序之間的平衡的思維和方法。至於(yu) 以全民基督教化作為(wei) 中國憲政民主的前提的所謂基督教憲政主義(yi) ，相比世俗自由主義(yi) 的憲政主義(yi) ，更加虛妄飄渺，與(yu) 中國文明特質及政治社會(hui) 存在更嚴(yan) 重的脫節。

毫無疑問，其實在當代中國具有體(ti) 製轉型的未完成性以及多元性的特征。我們(men) 以八二憲法為(wei) 例，八二憲法當中既有革命激進的因素，在序言部分大談特談光榮的革命傳(chuan) 統。一般來說立憲主義(yi) 是反革命的，是強調秩序優(you) 先的，即便保障自由也不是會(hui) 保障革命的自由。所以在憲法序言當中出現不斷去表彰革命史和偉(wei) 大光榮的革命傳(chuan) 統，也確實是立憲史上的特例，或者說獨特的敘事。這種獨特的敘事之所以可能，是因為(wei) 我們(men) 的憲法有左派的傳(chuan) 統，是一種左派革命的正當化修辭。

我們(men) 的憲法裏麵在國家機構條款當中，又有代議製的全套的製度裝置。我們(men) 通過憲法所賦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hui) 的權力是非常多的，非常豐(feng) 富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充實地運作起來，人大並沒有成為(wei) 中國民主代議政治真正的中心，它的橡皮圖章的現狀，也長期引人詬病。當然這也是未來中國政治體(ti) 製改革必須啃下的一塊硬骨頭，即中國的人大民主如何作為(wei) 代議製民主成熟起來，是中國政體(ti) 穩定與(yu) 改良的關(guan) 鍵性指標。

再看我們(men) 的憲法裏麵還有大篇幅的關(guan) 於(yu) 公民基本權利與(yu) 義(yi) 務的規定，尤其是基本權利的規定。可以說目前從(cong) 比較憲法的角度，世界上能找出來的基本權利，在我們(men) 的憲法當中基本權利部分，基本都能找到。但是我們(men) 的基本權利好像隻是規定在紙上，而沒有進入法院，也沒有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通過立法法所建立的違憲審查的程序。

所以現實當中出現的行政權力的侵權事件，出現的法規甚至法律的違憲，就很難得到及時的製度化的糾正，於(yu) 是就會(hui) 引發頻繁的群體(ti) 性事件，引發維權與(yu) 維穩之間惡意的相互刺激與(yu) 滋長，以及為(wei) 死磕派律師提供行動理由和空間。

中國憲法無論是在解釋還是實施上，都有豐(feng) 富的資源和空間。憲法的機體(ti) 內(nei) 部，我們(men) 能找到明顯的左派激進革命的影子，光榮革命的偉(wei) 大傳(chuan) 統，通過革命史敘事奠定憲法的正當性。也確實在建國之後，有過不斷運動、不斷革命的一段時期，在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繼續革命。這樣一些激進的因素，它不僅(jin) 來自於(yu) 馬克思，也來自於(yu) 潘恩，甚至來自於(yu) 盧梭。

不過我們(men) 憲法當中在改革開放以來，同樣有一些法製化的、保守的秩序性因素，比如說我們(men) 要建立有序的民主，我們(men) 要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包括我們(men) 要保護基本權利，保護財產(chan) 權。這些因素傳(chuan) 統上屬於(yu) 一種右派話語，屬於(yu) 對既有的秩序、權利、利益的保護。

幾方麵的進程都在展開，相互間也有牽製和引導。改革的關(guan) 鍵詞或者主題詞，我曾經有一個(ge) 研究和概括：1978年以來的三十幾年，它的關(guan) 鍵詞是經濟，以經濟建設和經濟改革為(wei) 中心，其中1992年市場化導向的確定，是它的中期。經濟建設改革使得中國社會(hui) 的財富、國力、社會(hui) 分層快速發展，包括思想觀念的豐(feng) 富和多元化，由此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質社會(hui) 條件，為(wei) 中國進一步的製度化改革奠定了基礎。我們(men) 今天之所以有那麽(me) 多的學者，那麽(me) 多的公民，包括我們(men) 的微信群，高鐵等等，這種便利的交通方式，與(yu) 三十年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密切相關(guan) 。

以2014年為(wei) 界點，整個(ge) 國家發展的主題詞，改革的主題詞換成了法治，就是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不過我們(men) 的法治根植於(yu) 或者說寄生於(yu) 一個(ge) 威權化的或者說集權化的政治體(ti) 製，這種威權化、集權化的政治體(ti) 製來自於(yu) 左派革命，至今仍深刻分享其理想、激情與(yu) 行動模式。

我們(men) 知道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早就說過了，這樣一種激進的左派革命，以自由、平等、解放為(wei) 關(guan) 鍵詞，最終一定會(hui) 造成一種強權式的、集權式的、過分偏重秩序的一種體(ti) 製，而中國也沒有能夠幸免於(yu) 柏克預言。

所以當我們(men) 要強調，以法治去馴化權力，將權力關(guan) 進製度的鐵籠子裏的時候，這裏麵相當於(yu) 是執政者自我革命，主動把自己的爪子、自己的權力關(guan) 進製度的籠子裏。這需要一種理智的決(jue) 斷，因為(wei) 權力本身是任性和任意的。作出一種決(jue) 斷要把自己關(guan) 進鐵籠子裏，嚴(yan) 格地依照黨(dang) 內(nei) 法規和國家法律辦事，按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辦事，是一種非常關(guan) 鍵的政治決(jue) 斷。

既然是一種政治決(jue) 斷，它變成製度現實就有一個(ge) 曆史時差，就像曾經的經濟建設決(jue) 斷到市場化現實也有較長時差一樣。權力的自覺和任性，就像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人在白天黑夜之間的意誌漂移一樣，是有反複。我們(men) 已經看到了法治決(jue) 斷與(yu) 維穩政治之間的拉鋸反複，這也是法治新常態。

我們(men) 看到即便2014年要開啟法治元年，以法治為(wei) 關(guan) 鍵詞，進行三十年的製度建設，法治在中國也並沒有如政治決(jue) 斷所宣揚的那樣，立即生成為(wei) 公共生活的權威方式，而是說這樣一種法治仍然受到既有的體(ti) 製以及行為(wei) 習(xi) 慣的衝(chong) 擊、塑造乃至於(yu) 消解、俘獲。

我們(men) 的法治逐漸成了一種權威主義(yi) 法治或者法治威權主義(yi) ，這種工具主義(yi) 的麵向，與(yu) 權利本位的法治價(jia) 值之間是有一定衝(chong) 突的。所以法治限製權力的一麵並沒有充分釋放，法治保護自由權利的一麵也沒有充分展現。相反，法治成了便利國家以及行政部門進行管製的理性的工具，高效率的工具。法治也沒有成功地去取代跟克服權力對社會(hui) 的精細控製，網格化控製，以及以安全為(wei) 理由的超常規的監控與(yu) 規製。作為(wei) 現代治理模式，法治並沒有係統地去清理、批判以及取代傳(chuan) 統治理模式，而是並存甚至相互衝(chong) 突。

中國的法治就像曾經1978年三中全會(hui) 開始的經濟建設一樣，可能還是需要有一個(ge) 中期的、中間時段的再決(jue) 斷，來確定它真正的內(nei) 涵和方向。從(cong) 1978年到1992年，十四年，中國的經濟改革最終確定了市場化的方向，法治從(cong) 2014年的四中全會(hui) 的宣示決(jue) 斷，大概也需要十年左右時間，才能真正成為(wei) 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真正具有類似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所具有的地位。大概再過十年，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在我國的改革框架當中，就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相對成熟的製度性的要素沉澱下來。法治之後的第三個(ge) 主題才是政治民主化。當然這不是說在經濟建設與(yu) 法治建設階段就沒有民主發展，而是說不以民主發展為(wei) 主題。

西方發展援助意義(yi) 上的選舉(ju) 民主以一人一票重組政權，重構合法性，實際上是一種潘恩式的、一代人自我立法的激進人權民主觀的體(ti) 現。這種模式在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很多失敗國家秩序崩解的現象，對於(yu) 當今的難民危機以及恐怖主義(yi) 現象是要承擔一定責任的。

相反中國實際上是始終強調秩序優(you) 先，開始以這種法治優(you) 先的方式來鞏固經濟建設的成果，繼續以法治來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威性和基本的社會(hui) 政治秩序。在此前提之下，逐漸展開民主政治的建設。

所以中國大轉型經由經濟、法治到民主，而不像西方推銷的那樣經由先民主化，再法治，再經濟。中國自主式的演進的發展，反而意外地符合了柏克式的保守演進的邏輯和方向，盡管具體(ti) 內(nei) 容、實踐理性及體(ti) 製有別，但是在方法論和思維方式上是趨近的。

在今天當我們(men) 談論中國民主化的時候，左右話語論爭(zheng) 異常激烈。我們(men) 實際上是在談論，到底是以潘恩的方式，還是以柏克的方式去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議程。

毫無疑問實踐政治的取向，是類似柏克式的保守演進的方式，它不是不改革，而是限定了改革的議程和順序。當然改革之所以要往前走，也必須要有左派式的、批判性的、社會(hui) 運動性的、維權性的力量，作為(wei) 一種外部反對性的因素存在。

政治都是理性的，尤其是權力，它是任性的，它要關(guan) 進製度的籠子裏，它要與(yu) 社會(hui) 和人民分權，形成一種民主政治體(ti) 製，必須要有外部的壓力。這種壓力就來自於(yu) 潘恩式的視角。

所以我還是要比較客觀公正地去評價(jia) 近十幾年來中國所發生的維權運動，社會(hui) 運動，人權運動。這些運動有它的根據與(yu) 合理性，因為(wei) 確實我們(men) 的憲法與(yu) 法律沒有很好地去兌(dui) 現對權利與(yu) 自由的保護，沒有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所以在這樣一種體(ti) 製有缺陷，既得利益被過度保護，社會(hui) 弱勢階層被過度傷(shang) 害的不正義(yi) 的情境當中，左派的話語批判與(yu) 行動有其合理性。

批判的成效與(yu) 建設性當然也取決(jue) 於(yu) 體(ti) 製的穩定性和秩序控局能力。這樣的體(ti) 製並沒有在人權運動、激進運動之下被顛覆，而是對外部壓力有一定的抗壓性和回應性，由此構成了一種改革繼續向前走的動力。

改革既需要有執政者的權力自覺，同時也需要有社會(hui) 運動、人權運動的外部壓力，內(nei) 因外因相互作用，才能夠使某些議題突出，使某些改革提前，使某些改革加速。所以我們(men) 要正確地看待在中國改革轉型時段當中，潘恩和柏克的分別的合理性，看到合理的改革進程是“左右手互博”的合力結果，可能不符合任何一方的理想，出乎雙方的意外，但符合曆史演進的理性規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樣我們(men) 就把啟蒙後期主要由法國大革命所導致的左右話語分化，以及後來在整個(ge) 世界立憲民主政治當中左右各自的發酵起作用的過程，大體(ti) 與(yu) 各位做了講解和分享，也對它們(men) 在中國當代政治演進當中的存在與(yu) 價(jia) 值提供了一定的分析，希望這個(ge) 分析能夠對諸位去學習(xi) ，去思考，去行動有所幫助。

我們(men) 要合理、正確地理解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偉(wei) 大的文明古國，以及世界曆史民族，它所背負的使命與(yu) 責任。這就要求我們(men) 不能過分激進地去思考中國轉型的命題，不能把中國當作普通的、尾隨的標準民族國家，以一般的現代化轉型理論去分析要求它，不僅(jin) 不可能，而且不適當。必須以一種大曆史的、人類世界曆史的視野去看待它，以及期待它。

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的國家發展，正在經曆四個(ge) 層麵的並軌驅動。作為(wei) 一個(ge) 後發的現代化國家，已經喪(sang) 失了經濟殖民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法治發展的自生自發的優(you) 容的世界曆史條件，而不得不主要在自己的疆域之內(nei) ，在國際文化優(you) 勢與(yu) 世界體(ti) 係的壓力之下，艱難地進行自身的現代化，既堅持自主性，同時又創新發展。

從(cong) 國家發展來看，它有四個(ge) 層麵的意向和任務是具有曆史規定性的，這種曆史規定性會(hui) 限定中國改革的議程節奏，以及未來的形態。

首先，最基本的層麵是關(guan) 於(yu) 政治現代化的共識，這是一個(ge) 最低共識，就是中國必須要作為(wei) 一個(ge) 現代化的治理型的國家完成轉型，必須在內(nei) 部以自己的製度模式去實現基本的民主、法治和人權，形成內(nei) 部合法性秩序的現代重構。

這個(ge) 任務在進展當中，但並沒有很好地完成，這也是關(guan) 注中國現代化的學者或者公民最主要焦慮的維度，因為(wei) 這個(ge) 維度直接涉及到了每個(ge) 人的身家性命，每個(ge) 人的自由、生命安全以及財產(chan) 。如果作為(wei) 一個(ge) 普通的小國，完成民族國家的現代標準轉型就夠了，但是在中國卻還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就涉及到它的第二個(ge) 層麵，就是我們(men) 既有的黨(dang) 治國家的體(ti) 製，怎麽(me) 樣與(yu) 法治進行並軌轉型與(yu) 整合建構。這個(ge) 問題是與(yu) 很多國家都不太一樣的。因為(wei) 我們(men) 這個(ge) 威權體(ti) 製，它不是一種僵化的方式，去絕對地拒絕一種現代治理模式，而是以一種改革的姿態去形成一種對話，形成一種演進，因而它符合了柏克式的保守改良主義(yi) 所期待的改良的思維方式。

2014年四中全會(hui) 的決(jue) 定當中提出，黨(dang) 規與(yu) 國法都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法律體(ti) 係的組成部分。黨(dang) 規的法律屬性、在法律體(ti) 係中的地位以及與(yu) 國法之間的關(guan) 係，構成了中國法理學和憲法學真正疑難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在理論上獲得妥當的解決(jue) 。它也是西方的比較法理論或者法學理論難以觸及或者承擔的課題，因為(wei) 這是中國體(ti) 製與(yu) 西方的真正差異之處。全會(hui) 的決(jue) 定隻是提出了這個(ge) 問題，但並沒有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它是對未來開放的議題。

不過它表明了中國的政治改革，政治現代化，必須完成一個(ge) 黨(dang) 治國家的法治化。黨(dang) 治國家的法治化，跟一般的權力機構的法治化相比有何特殊之處呢？特殊之處是有的。一方麵，黨(dang) 規跟國法要對黨(dang) 組織以及黨(dang) 員幹部的行為(wei) 產(chan) 生雙重拘束力，使得法治原理或者說立法法的原理能夠在黨(dang) 內(nei) 的執政權的行使當中起到一個(ge) 基本的規範作用，這是一個(ge) 它成為(wei) 法治黨(dang) 的麵向。另一方麵，由於(yu) 黨(dang) 的領導地位，以及憲政體(ti) 製當中的角色設定，又決(jue) 定了它不可能完全轉型成一個(ge) 常規的官僚化的法治機構，還必須保持對體(ti) 製的領導性和領導作用，使得它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決(jue) 斷和政策選擇的自主性和裁量性。

所以作為(wei) 領導黨(dang) 的憲製決(jue) 策，和作為(wei) 法治黨(dang) 的憲製決(jue) 策，這種雙重決(jue) 策，未來在黨(dang) 治國家的法治化轉型當中會(hui) 非常地具有辯證性，特殊性，也是考驗中國的憲政設計和憲政轉型真正要害的地方，因為(wei) 它跟諸如人大、法院、國務院的那種官僚化、法治化的轉型是有不同之處的。

第三個(ge) 維度是超越國家層麵的，這是與(yu) 中國的文明曆史和世界曆史民族的規定性定位有關(guan) 的，就是區域性秩序或者命運共同體(ti) 的建構者。目前是以一帶一路、亞(ya) 投行這樣一種超國家的共同體(ti) 秩序倡議與(yu) 創建者的角色出現，它是否能夠在美國發展援助、民主輸出失敗的地方建立起一種成功的、由中國主導和塑造的區域和平、自由、繁榮的共同體(ti) 秩序，是一個(ge) 中道機遇和挑戰。這也是中國國家發展和文明發展要承擔的曆史使命。

最後一個(ge) 維度是更高、更終極的維度，是一個(ge) 天下主義(yi) 的政治秩序。它不僅(jin) 超國家，也是超區域的，是中華文明在充分地完成了傳(chuan) 統的創造性轉化，完成了對西方文明核心要素的吸納整合，也使得黨(dang) 的領導充分地在憲政體(ti) 製當中得以馴化，使得它保持一種在政治和法治上的良性互動之後，所形成一種更為(wei) 成熟的狀態之下，對人類的政治模式的創新、推進甚至終結，出現中國版的“曆史終結論”及其製度性事實。

由此展開的四個(ge) 層麵，有基礎麵，有擴展麵，所形成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製度的發展願景或者框架，會(hui) 考驗當代中國的政治家、學者以及公民包括企業(ye) 家，他們(men) 如何去識別自己的角色，承擔相應的責任。因為(wei) 這是整個(ge) 民族的共同事業(ye) 。

所以世界曆史是給了中華民族和現代中國巨大的契機，盡管它好像每一個(ge) 維度在理論上、戰略上、製度上都準備不足，但是機會(hui) 卻是展現在在麵前。我們(men) 今天去重溫左右話語政治的源頭，分別勘定它的合理性與(yu) 價(jia) 值邊界，就是為(wei) 了疏解國人當下糾結與(yu) 焦慮，去疏闊我們(men) 的心智，展現我們(men) 應有的視野和抱負，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什麽(me) 樣的想象力和遠期定位會(hui) 決(jue) 定什麽(me) 樣的國家和文明的前途。

我今天晚上的講座主要是提供給各位一些閱讀思考以及未來展望的線索與(yu) 可能性，並沒有特別確定的結論，隻是要突破簡單的左右二元的話語標簽去深入具體(ti) 的問題和思想深處去更好地理解西方的曆史、人類的曆史以及我們(men) 自身的曆史，以此為(wei) 基礎去理解和展望我們(men) 的未來。

最後，請允許我就本主題推薦幾本書(shu) 給大家參考：（1）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等譯）；（2）傑西·諾曼《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教父》（田飛龍譯）；（3）潘恩《人的權利》（田飛龍譯）；（4）尤瓦爾·萊文《大爭(zheng) 論：左派和右派的起源》（王小娥、謝昉譯）；以及（5）《中國必須再儒化》（蔣慶等著，任重主編）。

今天的講座希望能對各位思考有關(guan) 的問題有所幫助。時間有些超出，我們(men) 還有點交流的時間，謝謝各位耐心的收聽，也謝謝木心女士的組織和曾鵬教授的主持。

【在線交流回應觀點節選，提問省略】

1、關(guan) 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是否可能接受民主法治的原理，完成自我馴化，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偉(wei) 大複興(xing) ，如果隻是回答是或否，而不進入真正的實踐理性與(yu) 改革進程進行分析，這種討論很難形成具體(ti) 成果。

我們(men) 要注意到，共產(chan) 黨(dang) 本身的體(ti) 製也在巨大的演化當中，它在內(nei) 外的壓力之下，在精英責任與(yu) 理性的複雜的演化之下，也在發生變化。

今日的共產(chan) 黨(dang) 跟曆史上某個(ge) 時段的共產(chan) 黨(dang) ，顯然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們(men) 要以演進的、實踐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它。它是中國現代化的一種領導機製與(yu) 代表機製，它也必須要考慮和吸納其它的價(jia) 值元素和力量來共同完成整個(ge) 國家的發展進程。

這位網友的觀點很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上代表目前自由派的觀點，就是認為(wei) 中國民主法治的主要障礙是黨(dang) 的領導，因此必須從(cong) 前提的消解開始，我覺得這種思考方式，是典型潘恩式的。希望今天的講座對你的進一步思考或反思有所啟發。

2、潘恩跟柏克論戰的時候，對於(yu) 柏克所盛讚的英國憲法，潘恩直接了當就說英國沒有憲法，也沒有自由，因為(wei) 英國的憲法是來自於(yu) 諾曼人的征服，英國的自由是專(zhuan) 製之下的自由。這些批評以一種更加激進的立場和原則來看，也有它的合理之處。但是在英國人看來，在英國政治家看來，又是過度誇張或者說不切實際的。

我覺得這樣一些疑問都存在，我也曾經經曆過這樣的疑問，而且這樣一種疑問在當下，在這個(ge) 威權化色彩越來越濃厚，安全理由之下國家的行政管製權力越來越擴張的前提之下，有其合理正當性。

但是從(cong) 更長時段的中國政治曆史的演進來看，可能還會(hui) 再做一些結構性的調整。我覺得作為(wei) 一個(ge) 改革者，他需要冷酷地麵對政治現實，同時有實踐改良的耐心，如果沒有這種耐心，會(hui) 陷入不斷革命論的陷阱。

3、走向中國式的民主憲政，需要每一個(ge) 公民的參與(yu) ，這樣一種參與(yu) 可以在各個(ge) 層麵展開。在自己利益受損的時候，可以去訴諸法院和司法製度，盡管製度還不完善，但是通過公民親(qin) 身的實踐參與(yu) ，對製度的使用，會(hui) 去與(yu) 法院共同建立司法的權威，使之成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權威性的糾紛解決(jue) 機製。

在行政過程和我們(men) 的人大立法當中，同樣有參與(yu) 的路徑，也有了一定的製度保障。作為(wei) 黨(dang) 員在黨(dang) 內(nei) 民主法治的改革過程當中，也有參與(yu) 和發言權。公民放棄了參與(yu) 的責任，隻知道去抱怨和道德義(yi) 憤，其實是於(yu) 事無補的。

除此之外還特別需要中國的執政者或者精英承擔起責任。這些精英就不僅(jin) 包括權力官員，還包括學者、商人，他們(men) 要對於(yu) 改革形成共識，要對改革的議題和議程承擔責任，而不能把改革放任給民粹式的、不加審慎思考的激進的程序加以決(jue) 定，像英國“脫歐”似的。必須要承擔起精英的代表性責任。

4、我是能夠感覺到，就是我們(men) 80後的青年學者，跟我們(men) 的老師輩有很大的區別。老師輩中真正傳(chuan) 統左派式的學者已經故去或者很少了，但是那樣一種主要以西方模式作為(wei) 模範來分析、來指導中國改革的一些學者，目前在學界都是鼎鼎大名，似乎也有所偏頗。種種跡象表明，由於(yu) 時代經曆、知識結構、政治判斷、責任倫(lun) 理和未來預期上的多重差異，學術性的代際代溝若隱若現，這本身就是時代發展的正常現象。

所以我本人在潘恩和柏克當中，我是先讀潘恩的，後轉向柏克，我總體(ti) 上覺得柏克比潘恩要更加深刻，或者英國智慧比法國智慧更加深刻。這裏麵也包含了80後，我周圍一些人的共同經驗，即要對時代承擔起一種柏克式保守改良的責任，並不是去否定潘恩式的價(jia) 值觀及其言說與(yu) 行動的價(jia) 值，而是不給其過分的角色設定與(yu) 功能期待。因為(wei) 中國的體(ti) 製的大球是非常硬的，不僅(jin) 要靠精英的自覺，還要靠大眾(zhong) 的參與(yu) ，外部的因素，兩(liang) 相結合才可以。但是外部的參與(yu) 不能變成民粹式的、無序的社會(hui) 運動，那樣它就不是一種建設性的力量。在世界曆史上，在中國曆史上，已經多次見證了這樣的內(nei) 外合力始終以精英不斷的自覺回應與(yu) 行動，作為(wei) 改革真正的主導方式。當然也存在反例，不幸的反例。

5、中國沒有公民隻有奴隸的問題，不僅(jin) 僅(jin) 是統治者的責任，也是公民自身的責任。公民人格的成熟，不僅(jin) 僅(jin) 是統治者要開放各種各樣的自由，也是公民爭(zheng) 取來的。思考的方式要有一種節製，就是不要充斥這種道德義(yi) 憤，因為(wei) 道德義(yi) 憤會(hui) 阻滯理性的思考和商談。如果你感覺你已經馬上要揭竿而起了，這個(ge) 時候也許你不是立即去揭竿而起，而是冷靜下來思考一下，自己是否所觀察、所思考、所分析的還有欠妥之處，是否對國家、時代有了周全的把握。60後的曆史經曆，更加具有這樣一個(ge) 複雜性，所以有人很難理解，對當下的體(ti) 製及其改革前景抱有悲觀失望的心態。

中國跟英國的傳(chuan) 統當然是有很大的差別，不過如果說中國的傳(chuan) 統隻是暴力革命的傳(chuan) 統我也是不同意的，因為(wei) 中國固然有王朝改朝換代、農(nong) 民起義(yi) 的暴力革命傳(chuan) 統，它體(ti) 現了一種底層鬥爭(zheng) 式的政治文化，中國同樣也有士大夫的精英政治傳(chuan) 統，我們(men) 還是要辯證完整地去分析中國的政治傳(chuan) 統。

學習(xi) 英國的保守主義(yi) ，尤其是柏克的保守主義(yi) ，不是照搬它實體(ti) 性的代議製和普通法，你也照搬不來，而是學習(xi) 柏克在麵對社會(hui) 運動與(yu) 激進革命的時候，他的思維方式，世界觀，方法論，然後在中國的實踐理性的場域當中加以運用，不刻意地去推崇暴力與(yu) 激進，同時也絕對不為(wei) 體(ti) 製進行背書(shu) ，以一種改良的心態去對待。

6、這個(ge) 話題的爭(zheng) 議性是必然的，還不限於(yu) 目前交流當中呈現的這些張力，而這正好是我們(men) 這個(ge) 轉型時代的思想與(yu) 政治特點。我們(men) 其實需要有一個(ge) 心智的反轉。因為(wei) 整個(ge) 20世紀中華民族經曆了太多的革命運動，激進的洗禮，這種洗禮最後固然也解決(jue) 了當時語境下基本的問題，比如說主權統一，民族解放，整體(ti) 的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問題。但毫無疑問，它所帶來的思想與(yu) 政治後果也是嚴(yan) 重的，它帶來了反右，文化大革命，還帶來了一種激進的思維，以至於(yu) 當今天以右派名義(yi) 出現的一些維權或者民主社會(hui) 運動的時候，盡管反對既往左派的革命敘事和政治體(ti) 製，但仍然采取了、複製了同樣的激進思維與(yu) 行動方式。

所以21世紀中國的政治社會(hui) ，需要有一種保守改良的新思維，有一個(ge) 心智的反轉。如果沒有心智的反轉，以一種同情理解、穩健理智的心態去處理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文化、革命遺產(chan) 、當代體(ti) 製以及未來願景，我們(men) 很容易重現一百年前走過的老路，整個(ge) 民族又會(hui) 重新陷入四分五裂。我們(men) 作為(wei) 公民，作為(wei) 學者，作為(wei) 執政者，都有共同的責任，在21世紀在改革所提供的更加寬厚的物質基礎和思想資源的基礎之上，去超越前人，去節製激進，去整合多元的因素，讓中國共同地走向未來。

7、我充分理解各自遭遇以及不同年齡段的人，不同思想立場的人，關(guan) 切的重點以及對中國未來或樂(le) 觀或悲觀的看法。但是不管你的受害情結或者說你的焦慮、你的局限何在，要保持對國家社會(hui) 的關(guan) 心，保持對改革的信心，改革才有希望。如果都悲觀失望，憤世嫉俗，我覺得不可能有共識，也不可能有穩健的改革。改革是我們(men) 共同的事業(ye) ，共同的命運，一定也是我們(men) 這一代人共同去塑造的過程和結果。它好了是我們(men) 努力的結果，它不好了也是我們(men) 的責任。

等到哪一天回過頭來看我們(men) 所承擔的過程當中我們(men) 的角色和行動的時候，不能去罵爹罵娘，也不能去抱怨，一定是我們(men) 自己沒做好，我們(men) 或者太保守了，或者太激進了，我們(men) 的心智始終沒打開，我們(men) 跟不上時代，跟不上國家發展，我們(men) 太過固化地去看待一些事物，太過執迷於(yu) 一些原則理念，我們(men) 不願意對話，不願意思考，不願意真誠地、建設性地行動。這些缺陷都會(hui) 為(wei) 改革埋下隱患，而我們(men) 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體(ti) 製，因為(wei) 體(ti) 製就是每一代人自己塑造的。

有人說移民也是一種態度和選擇，但那是一種文化意義(yi) 和政治意義(yi) 上的自我放棄，就不值得一談了。

8、你的分析是對的，改革需要政治精英的自覺，也需要底層民眾(zhong) 的壓力和理性的參與(yu) 。如果上下之間的對話跟改革的意願割斷，就會(hui) 造成革命和政治動蕩的悲劇。

移民當然是一種自由選擇，去留肝膽兩(liang) 昆侖(lun) ，個(ge) 人自由的選擇當然是對的，而在地自由則可能是一種更加值得去尊重與(yu) 期待的責任體(ti) 現。

這不是麻醉，這是理性的回歸，相反20世紀或左或右的極端化的宣傳(chuan) 與(yu) 運動會(hui) 產(chan) 生麻醉。政治領導人的改革意識與(yu) 改革的自覺，是體(ti) 製和人民共同塑造的，而不是個(ge) 人完全的自我選擇。

9、用美國聯邦黨(dang) 人的保守主義(yi) 去抑製潘恩的激進主義(yi) ，它之所以能維持平衡，是因為(wei) 美國的精英責任在民主政治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ti) 現。

它是以1787年的費城立憲作為(wei) 標誌的。看美國的憲法當中，它並沒有繼承1776年《獨立宣言》以及1781年邦聯條款當中高度張揚的革命理想主義(yi) ，以及高度的自治和自由，相反它建立了更強的聯邦國家權力，增強了國家維護秩序的能力。

所以聯邦黨(dang) 人，有人正確地指出，他們(men) 並不是聯邦主義(yi) 者，而是一群偽(wei) 裝的國家主義(yi) 者。不過這種國家主義(yi) 者又不是國家權力至上的國家主義(yi) 者，是一個(ge) 有憲政理性的國家主義(yi) 者。

10、說得很對，就是潘恩和柏克不是對立的，優(you) 良的狀態當然是以柏克為(wei) 主，以潘恩為(wei) 輔。一種優(you) 良建構的憲政體(ti) 製，能夠有一定的開放性去回應人民的欲求，回應民權運動，將其轉化吸納為(wei) 法律成果和政治製度。

如果現代史沒有潘恩，其實就沒有一種批判主義(yi) 或者說人民社會(hui) 運動的傳(chuan) 統。如果沒有柏克，可能就沒有一種秩序的理性，以及對傳(chuan) 統、現在和未來的一種通貫的多代人的正義(yi) 觀、秩序觀的精英意識與(yu) 守護倫(lun) 理。

二者在正常的現代社會(hui) ，應該是各居其位，各得其所的。潘恩式的傳(chuan) 統作為(wei) 社會(hui) 運動的批判因素，是一種刺激性的、警訊式的方式，在診斷出體(ti) 製的種種弊端，而體(ti) 製具有回應性，開放性，也反映了它具有民主責任的內(nei) 涵，能夠及時地去做出相應的回應和調整。這樣的互動才是美國憲法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說中國隻有運動沒有改革是誇張了一點，或者片麵了一些。你如果這麽(me) 講的話，就無法理解為(wei) 什麽(me) 中國市場經濟也在逐步發展，財富在積累。而法治盡管還脆弱，但是它在一定範圍內(nei) ，比如我們(men) 的民法跟刑法，在一定範圍內(nei) ，已經具有了規範的效力。這些方麵你如果要去否定，我覺得就是一種非曆史、非事實的判定，是一種情緒化的認識和宣泄。

11、精英意識在18世紀柏克的時代，通常稱作貴族意識，貴族不是炫富，而是具有高超的智慧跟公共的責任感，去引領政治，引領文化，是這樣一個(ge) 意義(yi) 上的。

中美比較當中最忌諱的就是簡單的二分法，正麵清單全是美國的，負麵清單全是中國的，這種分析和認識是既往的激進主義(yi) 的根源，是東(dong) 方主義(yi) 的偏見，走不出來。

我並沒有去否定抱怨的合理性與(yu) 正當性，隻是說不要隻是抱怨而不去負責任地思考和行動。這種社會(hui) 抱怨、社會(hui) 請願、社會(hui) 維權是社會(hui) 進步重要的動力機製。必須在中國重塑公共的貴族意識與(yu) 精英責任意識，不能夠放任政治領袖與(yu) 大眾(zhong) 民粹之間的惡性互動，那是20世紀中國政治曆史當中的一個(ge) 負麵經驗。

貴族與(yu) 精英的塑造問題，在當代中國的政治建設與(yu) 政治轉型當中是一個(ge) 要命的問題。沒有負責任的一群精英來承擔相應的改革，中國很可能在民粹運動政治當中走不出來。我覺得這是需要較長時段的耐心實踐的。

12、我也很高興(xing) 有這些問題來刺激我進一步去思考，因為(wei) 這些問題並不是一場講座或者一兩(liang) 次交流能夠解決(jue) 的，我希望本群能繼續有一種理性的、開放的討論，去聚焦這個(ge) 問題。

再次謝謝木心女士的安排，再次謝謝曾鵬教授的主持，還有各位朋友的參與(yu) 討論，對我也很有幫助，我會(hui) 繼續去思考。今晚講座時間還挺長的，也挺充分的，很高興(xing) ，相互受教，時間不早了，講座基本到這裏就要結束，希望還有機會(hui) 與(yu) 各位在線上或者線下繼續交流，共同為(wei) 自身，也為(wei) 中國的前途去理性地思考與(yu) 兄弟，謝謝。

非常感謝你們(men) 的問題，我也確實記下了。你們(men) 中雖然不少人移民海外，但還是關(guan) 注中國的問題，包括在這個(ge) 群裏麵，這麽(me) 晚了還在在收聽講座和討論。其實海外華人跟內(nei) 地的同胞，都是整體(ti) 中國人的一分子，對中國憲政的前途、文明的前途都有責任，而且你們(men) 也會(hui) 隨時回來，以各種方式參與(yu) 國內(nei) 建設和發展，所以我們(men) 還是一個(ge) 共同體(ti) ，還是中國人的一分子，我很感到親(qin) 切和鼓舞。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