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海島教案的曆史還原與(yu) 重新評價(jia)

作者：張曉宇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浙江社會(hui) 科學》2015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十二日庚午

           耶穌2016年4月18日

摘要：浙江湖州教案（1902-1908）是晚清少有的，通過法律途徑成功解決(jue) 的教案之一。在此過程中，一批有留洋經曆和熟悉洋務的新派士紳起了主要作用。他們(men) 通過與(yu) 教會(hui) 談判、請求美國領事和公使仲裁等方式解決(jue) 糾紛，並兩(liang) 次將南監理會(hui) 和傳(chuan) 教士告上法庭，最終通過庭內(nei) 和解的方式與(yu) 教會(hui) 達成協議。士紳們(men) 力主“文明抵製”，約束民眾(zhong) ，使得湖州教案的性質始終限定在租房買(mai) 地領域，而未演變成殺教士、毀教堂的惡性外交事件。湖紳在本案中的作用，也凸顯了晚清民教和解的“去官府化”特征。湖案兩(liang) 次詳細的庭審過程，是晚清民教地產(chan) 爭(zheng) 訟類案件在近代西方法律語境中的真實演繹，彌足珍貴。

關(guan) 鍵詞：湖州教案；法律審判；傳(chuan) 教士；湖州士紳；南監理會(hui)

湖州教案是清末在浙江湖州城發生的一場爭(zheng) 地糾紛，當事人雙方分別為(wei) 湖州地方士紳和美國南監理會(hui) 。從(cong) 1902南監理會(hui) 韓明德（T.A.Hearn）在湖州城內(nei) 購買(mai) “海島”地區土地始，至1908年10月美國駐華最高領事法庭發出審判結果，曆時長達六年之久。通過談判和起訴等諸多方式，湖州地方士紳最終收回了失去的大片土地，這是晚清教案交涉中少有的通過法律途徑成功解決(jue) 的案例之一。但長期以來，學界尚無人對湖案的來龍去脈及交涉過程做過完整的敘述。既有的研究都隻是展示了湖案交涉的部分片段，並不全麵，缺乏對案件事實本身的詳細梳理，分析也不盡客觀。革命史觀之影響下的論述，塑造了大義(yi) 淩然，不畏強權的湖紳形象，深描了“蠻不講理”而占地的傳(chuan) 教士麵孔，刻畫了“奴顏婢膝”的官員生態，演繹了一場紳民聯合“反抗侵略”的盛大狂歡。事實是否真的如此臉譜化？對於(yu) 湖案之起因，學者多認為(wei) 傳(chuan) 教士勾結官員，先強迫民眾(zhong) 低價(jia) 轉賣土地，後又違規圈占土地，然而對於(yu) 教會(hui) 所占地產(chan) 之畝(mu) 數和性質缺乏分析；有學者認為(wei) ，湖案是晚清教案交涉中唯一勝訴的案件[①]，事實上既非“唯一”，也非法律意義(yi) 上的“勝訴”，既有的論述對法律交鋒的關(guan) 鍵過程也缺乏分析。由於(yu) 對事實梳理不清，導致部分以湖案為(wei) 論據的學術結論，也有大大的可推敲之處。得益於(yu) 《北華捷報》上登載的完整的法庭審判記錄，輔之中國方麵之官方文書(shu) 和當時的報刊報道，我們(men) 可以較為(wei) 詳細地還原本案之交涉、審判經過，並對前述問題予以重新審視。

一、湖州教案之緣起與(yu) 初期交涉

1902年春，美國南監理會(hui) 派遣傳(chuan) 教士韓明德等來到湖州，向湖州屬之歸安縣令朱懋清表示，希望購買(mai) 土地為(wei) 教會(hui) 興(xing) 建教堂和醫院。朱懋清向傳(chuan) 教士推薦了位於(yu) 湖州城北門內(nei) 飛英鋪[②]的一片地：“海島”。根據晚清教會(hui) 購地之章程，有主之地的交易，必須取得土地所有者之同意，簽訂轉賣契約後交由官府蓋印過稅方為(wei) 合法。為(wei) 此朱懋清曾專(zhuan) 門派人協助傳(chuan) 教士與(yu) 上述土地所有者進行交涉土地買(mai) 賣事項。韓明德發現海島地區有部分荒地，也希望購買(mai) 。隨後朱懋清兩(liang) 次發布通告，聲明教會(hui) 購地意願，要求土地之所有者前來申報，數月之間皆無人前來認領，朱懋清據此認為(wei) 這十餘(yu) 畝(mu) 地為(wei) 無主荒地，收作地方公用，報請時任浙江巡撫任道鎔批準立案，估值四百元轉賣給南監理會(hui) 。然而他並不清楚，也未實地考察，這十餘(yu) 畝(mu) 荒地，實際上是府學尊經閣的地基。韓明德還提出另買(mai) 旁地以置換顏曹二祠之地，典史史悠斌和千總柳壽春為(wei) 換地契約簽押作保，經朱懋清同意並為(wei) 之蓋印、寫(xie) 入告示。1903年丁燮繼任知縣後亦不到地履堪，即為(wei) 教會(hui) 其他投稅各契蓋印放行。韓明德依據史、柳所簽押之換地契，將尚存之曹孝子廟拆除，另在左邊空地照式重建一座，丁燮亦不阻攔，甚至派差役驅逐曹孝子廟之看廟人，以助拆遷。韓明德隨後在土地上興(xing) 築圍牆，並將府學舊有之敬一亭、繹誌亭、射圃等地基，以及部分民地荒地皆圈占入內(nei) 。直至此時，湖州士紳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yan) 重性。

湖州府學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曆代屢毀屢修，至清末時，尊經閣、顏魯公祠等已成廢墟，唯曹孝子廟尚存。洋教士圈占文廟建築之地基，拆除忠孝二祠遺址興(xing) 建洋房和教堂，這種行為(wei) 的隱喻不啻於(yu) 刨了儒家之祖墳。在晚清耶儒關(guan) 係緊張，教案迭起之背景下，對於(yu) 儒家知識分子的刺激無疑是巨大的。聽聞此消息，湖州士紳群情激奮。他們(men) 向韓明德提出交涉，韓稱上述土地早經縣令通告轉賣完畢，對士紳們(men) 的要求不予理睬。湖州籍官紳遂向歸安縣令、浙江巡撫、都察院、外務部等多部門呈控，並托人入內(nei) 廷奏報，其中即有時任修訂法律大臣之湖州人沈家本，效果顯著。1904年，朝廷連發兩(liang) 道上諭，要求浙江巡撫聶緝椝查辦此事。

隨後浙撫不敢怠慢，速派官員赴海島勘察界址，先後與(yu) 湖州士紳、傳(chuan) 教士和美國駐杭領事安得森（George E.Anderson）等會(hui) 商。無奈韓明德不予讓步，安得森也認為(wei) 湖紳之指控不成立，未達結果。次年（1905年）二月，浙江洋務局派許鼎霖赴上海，與(yu) 美國駐上海副領事白保羅、南監理會(hui) 代表潘慎文（A.P.Parker）、韓明德、畢立文（Edward Pilley）等進行談判，傳(chuan) 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亦從(cong) 中調處，談判終於(yu) 取得較大進展，擬定了《會(hui) 訂湖州海島祠學基地辦法合同》（以下簡稱許鼎霖合同）。雙方約定，南監理會(hui) 同意歸還祠廟等基地共15畝(mu) 左右，外加基南小地兩(liang) 塊，共計20畝(mu) 左右。不過，教會(hui) 要求歸還之土地上不得建造“不潔之屋”，同時要在基地之東(dong) 讓出一條兩(liang) 丈寬之公路；此外浙江洋務局需給付教會(hui) 上海規元一千兩(liang) 。

這一合同事實上已經將最重要的尊經閣等地基索回，不過湖紳認為(wei) 其中言語仍有不洽之處。何種建築為(wei) “不潔”？文廟、忠孝二祠是否為(wei) “不潔”？是不是教會(hui) 眼中的“偶像崇拜”？且“不潔”之標準若掌控於(yu) 教會(hui) ，對士紳而言無疑是受製於(yu) 人，處處得咎。其次，教會(hui) 新造圍牆之東(dong) 門，需要有一條道路通往官道，這就是二丈寬公路之由來。對於(yu) 士紳而言，這條路之存在無任何好處，反而占用了祠學廟產(chan) 之地，更將府學全地橫截為(wei) 二，非常不便。聶緝椝對湖紳的要求非常不滿，他認為(wei) 許鼎霖之合同已經爭(zheng) 回公地二十餘(yu) 畝(mu) ，比先前爭(zheng) 議的十畝(mu) 之數已多出一倍，最要緊的祠學各地已經索回，其餘(yu) 已無能為(wei) 力；更何況“洋人最重立約”，該合同已經由官府與(yu) 教會(hui) 議結，較難由官議改，而外務部也同意按照此方案議結。但在湖州士紳的堅持下，浙撫致電洋務局要求與(yu) 美領事繼續談判，在原合同內(nei) 容基礎上商辦附約。但韓明德對修改之要求不能接受，談判最終破裂。

二、領事審判、公使裁定與(yu) 藍華德合同

經過商議，湖紳決(jue) 計將南監理會(hui) 和韓明德告上領事法庭。他們(men) 公舉(ju) 沈瑞琳、俞恒農(nong) 、沈譜琴和周廷華四人為(wei) 全權代表出庭起訴，聘請古柏（White Cooper）為(wei) 代理律師，並於(yu) 1906年2月19日正式向杭州領事法庭提交訴狀。訴狀中指出，原告四人是湖州士紳正式授權的代表，按照中國法律和傳(chuan) 統，士紳有責任也有權利去保衛貢院、校場、廟宇、聖廟等周邊的財產(chan) 和土地；湖州之尊經閣、顏魯公祠、曹孝子廟、敬一亭和繹誌亭等建築全部位於(yu) 本案所涉之土地中。湖紳的訴訟策略是以許鼎霖合同為(wei) 基礎進行爭(zheng) 取。他們(men) 指出，潘慎文及律師佑尼幹作為(wei) 全權談判代表，已經在合同上簽字承諾退還土地；但韓明德拒不履行合同，構成了違約，給原告的利益造成了損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許鼎霖合同，退還土地和先前支付的1000兩(liang) 上海規元，並且償(chang) 付原告1000元的損害賠償(chang) 金。

案件的焦點在於(yu) 韓明德購地是否合法和許鼎霖合同的效力問題。韓明德在答辯狀中稱，被告方獲取上述土地，完全是合法的、符合中美條約的，其在湖州購地的所有過程，包括從(cong) 向縣令表達購買(mai) 意向，協商購地事宜，發布通告，到最後獲得土地，並且改善、整修土地，在邊界構築環牆，湖紳們(men) 都是知曉的，但原告從(cong) 未提出過任何抗議。韓明德進一步指稱，湖紳們(men) 直到此時才提起訴訟的目的，就是要妨礙和打斷南監理會(hui) 在湖州的建設進度，這給被告方造成的損失至少達5000元。這一反控的弦外之音是，湖州士紳是故意在給教會(hui) 找麻煩，將案件隱隱指向了“反教”與(yu) “迫害”的敘事中。而對於(yu) 湖紳所述的許鼎霖合同的效力和違約的指責，韓明德稱，他本人和畢立文並未在該合同上簽字，因此該合同對其並無約束力。1906年3月15日，美國駐杭州領事雲(yun) 飛得正式開庭審理此案，他基本采納了韓明德關(guan) 於(yu) 購地和合同效力的說法，同時指出原告並無足夠的證據證明前述爭(zheng) 議土地是文廟之產(chan) 業(ye) 。據此，雲(yun) 飛得判定：“根據中美兩(liang) 國的正式條約，南監理會(hui) ，和美國的其他差會(hui) 一樣，有權在湖州城永久性租房買(mai) 地，在中國境內(nei) 其他地方也是一樣。當他們(men) 正確地完成了購地程序，獲得了土地，即有權獲得該土地之完全之支配，排除任何性質之幹擾和妨害。”

這一判決(jue) 完全駁回了湖紳之訴求，一切交涉又回到了起點。浙江省官員和湖州紳民都認為(wei) 雲(yun) 飛得不實地考察丈量，隻聽韓明德一麵之詞，一意偏袒。隨後，湖紳再次聘請律師擔文（Drummond）等三人向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yi) 提出上訴。而韓明德勝訴之後，在土地上加緊施工，湖州民眾(zhong) 益加不滿。3月23日左右，湖紳呼籲舉(ju) 行一場大型集會(hui) ，抗議杭領之審判結果，輿情愈發緊張。

柔克義(yi) 收到上訴後，以其無審判權為(wei) 由婉拒了該上訴。不過他特地向原告律師強調，此案早已離開合同之範圍，進入法律領域，在調停書(shu) 中他稱：“本署以駐杭美領事之判斷合乎法例，自應承認。當時原告既與(yu) 被告涉訟，亦應遵照。本署業(ye) 將當日審問時各見證人供詞詳細察核…”，這表明即便他再次開庭，其審判結果可能也是一樣。然而他也深知，如果此事久拖不決(jue) ，教會(hui) 分毫不讓，民眾(zhong) 對教會(hui) 的憤怒日積月累，湖紳們(men) 的和平集會(hui) ，可能就會(hui) 以殺教士、毀教堂的慘案收場---這在晚清本是屢見不鮮的。在原被告雙方的委托下，柔克義(yi) 表示他將“秉公調停，兩(liang) 不偏袒”。柔也通過外務部要求浙江官員安撫湖州民眾(zhong) ，“勿過於(yu) 激切致有暴動”，另一方麵也力勸韓明德暫時停工，局勢暫時緩和。1907年3月29日，柔克義(yi) 做出裁決(jue) ，要求教會(hui) 退還聖廟東(dong) 西兩(liang) 旁之土地共計8畝(mu) 左右，退還許鼎霖合同時交付的1000兩(liang) 規元，但在聖廟之西應當保留一條二十英寸寬的公路，使教會(hui) 能從(cong) 其東(dong) 南門，直通府學前麵之官道。柔克義(yi) 誤以為(wei) 韓明德所占之地隻在圍牆以外，故隻是將聖廟兩(liang) 旁之地歸還，其本人也未親(qin) 自履勘，僅(jin) 派使館副翻譯前往湖州了解情況。對湖紳而言，這一結果比許鼎霖合同還不如，更難以承認。裁決(jue) 出台後，韓明德即在聖廟之西興(xing) 工築路，愈動公憤。

1907年4月，基督教入華百年紀念大會(hui) 在上海召開，南監理會(hui) 會(hui) 督韋理生（A.W.Wilson）也前往出席。湖紳抓住機會(hui) ，請張增熙為(wei) 代表赴上海向南監理會(hui) 高層詳細陳述此案。隨後韋理生派藍華德為(wei) 全權代表，與(yu) 柏樂(le) 文（William Hector Park）同赴湖州與(yu) 士紳進行談判。藍柏二人與(yu) 湖紳代表親(qin) 赴海島地界履堪、丈量。時值大雨，眾(zhong) 人跋涉於(yu) 泥濘之中，不辭辛苦，至此藍華德方知韓明德占地之真相。隨後雙方磋商兩(liang) 日夜之久，終於(yu) 達成協議（以下簡稱藍華德合同）。合同規定，以學宮之西的天寧寺東(dong) 南牆角為(wei) 起點，向北作一長290英寸的直線，自線北端折而向西直至東(dong) 牆的長方形區域，盡歸府學；在靠近天寧寺牆東(dong) 的之直線上，湖紳情讓一條寬二十英尺之馬路為(wei) 公用，以便教會(hui) 地產(chan) 之東(dong) 南門在遷移至靠經天寧寺東(dong) 北角的地方後，能夠出入方便。此次索回的土地比許鼎霖合同的二十畝(mu) 之數還要多，先前“贈與(yu) ”教會(hui) 的一千兩(liang) 規元亦被索回，湖紳隻需支付500鷹洋作為(wei) 教會(hui) 拆除建築之補償(chang) ，並退還教會(hui) 原先的400元地價(jia) 。湖紳還認為(wei) 該合同條款用語非常得體(ti) ，顯示出了雙方的平等和善意，藍、柏二人對此結果也甚為(wei) 滿意。

然而教會(hui) 內(nei) 部對此合同並未達成一致。許鼎霖合同談判中韓明德尚且作為(wei) 代表之一出席，而潛園談判中，當初在湖州購地的三位當事人韓明德、潘慎文和衡特立（J.H.Hendry）都未能參與(yu) 。韓明德對教會(hui) 越過他直接與(yu) 湖紳議定合同的行為(wei) 耿耿於(yu) 懷，認為(wei) 該合同不能體(ti) 現他的意思，而且這個(ge) 結果事實上將韓明德置於(yu) 一種不道德的境地，將湖州民教不和的責任完全指向了他。合同議定後，湖紳準備在新的界限上構築圍牆，卻遭到衡特立和韓明德的反對。湖州紳民異常憤怒，遂號召湖州府七縣商民舉(ju) 行集會(hui) ，抗議韓明德之悔約行為(wei) 。浙江巡撫增韞深恐集會(hui) 釀出殺人、毀堂之舉(ju) ，因此極力向民眾(zhong) 勸慰，表示已派官員與(yu) 美國領事進行交涉，希望湖州紳民切莫輕舉(ju) 妄動，以免貽人口舌。劉錦藻等四人也對湖州民眾(zhong) 再三勸慰，稱將采取合法途徑解決(jue) 此案。經過仔細商議，湖紳決(jue) 定將此案訴至新成立的美國駐華法院，時人稱之為(wei) “美國按察署”。

三、美國駐華法院審判與(yu) 和解協議的達成

1907年11月19日，湖紳公舉(ju) 劉錦藻、沈譜琴、張增熙、俞恒農(nong) 四人為(wei) 全權代表，聘請律師佑尼幹，正式向美國駐華法院提交起訴狀。不同於(yu) 1906年的杭州領事法庭起訴，此次訴訟湖紳是以浙江洋務局的名義(yi) 提出的。《新朔望報》特地引用憲法學理論來解釋：“按國法學，凡國家版圖內(nei) 置土地水麵，未屬於(yu) 個(ge) 人之所有者，或既為(wei) 個(ge) 人之所有後，而其所有主消滅者，即屬國家之直轄。南監理會(hui) 所占之地，既係公地與(yu) 荒地，即我國家直接所有，應由我國家官吏出麵控告。”

關(guan) 於(yu) 訴訟策略，佑尼幹律師提議應當向法官申請調取契約文書(shu) ，丈量土地，教會(hui) 占地之事自顯。浙江巡撫和洋務局王豐(feng) 鎬建議，應當以藍華德合同為(wei) 基點爭(zheng) 取權利；因為(wei) 合同是由湖紳出麵所簽訂，若拋棄合同，或直接由官員出麵，一切都得從(cong) 零開始。時隔一年後的1908年10月22日，美國駐華法院終於(yu) 開庭審理此案。原告方劉、張、沈、俞四人，作為(wei) 湖州地方政府、湖州士紳、民眾(zhong) 之代表，經浙江省巡撫授權認可，出席庭審，被告為(wei) 美國南監理會(hui) 中國委員會(hui) 董事會(hui) 成員潘慎文（A.P.Parker）、韓明德(T.A.Hearn)等六人。雙方庭審辯論的焦點主要有二，其一是韓明德占地之總數和未經稅契土地之數量，其二是藍華德合同的有效性。原告方認為(wei) ，韓明德總計圈占一百畝(mu) 土地，其中五十畝(mu) 屬於(yu) 歸中國政府所有的公地或荒地，被告之獲得前述土地並無合法契買(mai) 行為(wei) ；但被告不顧原告之警告，非法進入上述土地，拆除建築，建造房屋。其二，原告方與(yu) 南監理會(hui) 代表藍華德、柏樂(le) 文簽訂之合同，業(ye) 經該會(hui) 會(hui) 督韋理生之批準，被告卻拒絕執行。據此，原告要求被告遵守藍華德合同，同時請求法院派人實地丈量土地，向被告調取地契，以保證審判之公平。

韓明德在庭審中承認，被告所占之地總數隻有85畝(mu) ，其中涉及到原告所稱的中國政府的公地或荒地的，總數不過12畝(mu) ，且經過地方官員兩(liang) 次公示出賣而合法獲得。至於(yu) 原告所稱的未經契買(mai) 的50餘(yu) 畝(mu) 土地，韓明德稱這部分爭(zheng) 議土地事實上隻有27畝(mu) 。而且他堅持稱，這些土地都是荒地，其上並無任何建築物；在被告修建圍牆前直至建成醫院時的長時段內(nei) ，從(cong) 未有人向他提出過任何形式的抗議。韓明德強調，經過了合法之契買(mai) 和中國官府之通告，按照中美條約和慣例，被告方獲得了上述85畝(mu) 土地之全部支配權。關(guan) 於(yu) 藍華德合同，韓明德認為(wei) 原告在談判時采取了欺詐和“恐嚇”的手段，違背了當事人的自由意誌。他稱，原告以兩(liang) 塊刻有銘文的石板來證明前述土地屬於(yu) 孔廟地產(chan) ，欺騙了藍、柏二人；原告還宣稱，如果談判失敗，會(hui) 引發湖州人民對教會(hui) 的暴動（教案），這些都導致藍、柏二人作出了錯誤的判斷。被告律師林文德（E.P.Allen）則稱，韋理生會(hui) 督之權威性和其對藍、柏二人的授權性質值得商榷，因此該合同之效力存疑。庭審辯論到此告一段落，法官宣布休庭。

在法律交鋒的背後，雙方仍舊在積極尋求和解的契機。早在開庭前，南監理會(hui) 董事會(hui) 即曾表示，“不願據律過於(yu) 吹求，寧可舍棄地產(chan) 權利，不欲惹起湖民之惡感”，奠定了日後和解的契機。在庭前聆訊中，原告方也表示願意達成一個(ge) 適當的協議，“以平息湖州人民日漸累積的怒火”。其實從(cong) 許鼎霖與(yu) 潘慎文議定合同起，到藍華德合同簽訂時，教會(hui) 內(nei) 一直有著和解的聲音，唯一不能繞過的，隻是湖州購地的當事人韓明德等。休庭後，被告方即提出願意和解結案。經過數日艱難的談判，雙方終於(yu) 達成和解協議，由林文德當庭宣讀，雙方也希望法庭將該協議以判決(jue) 書(shu) 的形式發布。協議規定，在藍華德合同劃界基礎上，湖紳需將東(dong) 麵圍牆附近的一塊地劃還給教會(hui) ，此外基本依照藍華德合同所定界限轉還土地，但需將地契交轉交士紳而非官府；公地因無地契，可免還地契；教會(hui) 應當在判決(jue) 五個(ge) 月之內(nei) 將應歸還土地上的建築物拆除，由湖紳再額外支付1500元，作為(wei) 贖回土地和教會(hui) 拆除醫院、修整土地之費用；此外，士紳還承諾，願意在土地轉換、蓋印等事務上幫助教會(hui) 。

林文德指出，這一協議事實上與(yu) 被告不久前所抵製的藍華德合同差異不大，因此關(guan) 鍵並不在於(yu) 還地畝(mu) 數的多寡和退還金額的高低，而是關(guan) 乎於(yu) 教會(hui) 的聲譽。在韓明德看來，藍華德合同隻是成全了藍、柏二人的好名聲，但卻損害了教會(hui) 的聲譽。協議書(shu) 之首段闡述了湖州教案的來龍去脈，著重解釋教會(hui) 在此過程中並非惡意侵占，而是基於(yu) 合法程序獲得的土地，隻是不了解該土地屬於(yu) 孔廟廟產(chan) 的情形。協議也未再詳細追究占地畝(mu) 數和誰是誰非的問題，民教雙方總算是達成了和解與(yu) 共識，為(wei) 這樁長達6年之久的爭(zheng) 執畫上了句號。10月30日，法官再次開庭，將和解協議以判決(jue) 書(shu) 的形式正式發布，就此定讞。在湖州紳民的強烈要求下，浙江巡撫增韞奏請朝廷，將涉案之官員原歸安縣知縣朱懋清、丁燮和歸安縣典使史悠斌、千總柳壽春四人革職懲處；經沈家本奏請，湖案有功之士紳劉錦藻等亦受到獎敘。湖案的審判對時人影響甚大，京滬粵各大報紙持續關(guan) 注，不時發布相關(guan) 消息。上海審判之日，又有數百名中國教徒出席旁聽。及至雙方議結，教會(hui) 還地拆屋，對教民的震撼尤其強烈，有人嘩然曰：“自有教案以來未有如此奇辱者”。林文德當場譏諷：“中國人於(yu) 百年荒地平時絕不顧問，外人偶一經營，則群起而爭(zheng) 爭(zheng) 。而得之複漠然聽其荒蕪，比比然也。”劉錦藻聞之“愀然”。經此刺激，他決(jue) 心在爭(zheng) 取回來的土地上重建“尊經閣”，為(wei) 此積極奔走籌款。幸有湖州士紳沈耀勳捐助巨資，曆時多年，終於(yu) 在原地上興(xing) 建起了工藝學堂圖書(shu) 館，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較早的新式圖書(shu) 館之一。至此，湖州海島教案終於(yu) 塵埃落定。

四、湖案訴訟的核心問題與(yu) 法律分析

通過對湖案之梳理，我們(men) 可以重新審視湖案既有研究之中的諸多問題，首先需要回答的，即是韓明德占地的畝(mu) 數和性質問題，這既是湖案的核心問題，也是導致本案克日長久，遲遲難決(jue) 的關(guan) 鍵。關(guan) 於(yu) 韓明德圈占地畝(mu) 的總數，兩(liang) 造雙方素來難有一致之說。最早的刑部主事朱方貽向都察院呈控稱高達120畝(mu) 之多，1904年《時報》和《真光月報》報道為(wei) 70畝(mu) ，其後的《東(dong) 方雜誌》和《申報》都持湖紳所主張的百畝(mu) 之說；1908年上海審判時，韓明德則自認圈占之地總數為(wei) 85畝(mu) 左右。由於(yu) 本案是和解結案，法官並未核查這一問題，雙方的和解協議中則使用了“據稱有一百畝(mu) 左右”這一表述，算是綜合考慮了雙方之感受。從(cong) 證據認定的角度，在原告舉(ju) 證不足的情況下，我們(men) 還可以通過被告自認的部分來還原真相，因此韓明德所占地畝(mu) 至少85畝(mu) ，應屬無疑。

韓明德所占之地，共分四種。其一，履行合法契買(mai) 手續，經官府登記蓋印的部分，為(wei) 47畝(mu) 左右。這一數字出現於(yu) 藍華德合同第五款，經民教雙方代表履堪、確認，所以可信度較高。對於(yu) 這部分土地，民教雙方素無爭(zheng) 議，所以並非曆次庭審爭(zheng) 奪的焦點。如此看來，傳(chuan) 統研究強調的傳(chuan) 教士勾結官員強迫民眾(zhong) 低價(jia) 賣地，實際上並不盡然。另一方麵，根據韓明德在上海審判中的自認可以推算，其合法契買(mai) 之土地為(wei) 46畝(mu) ，這與(yu) 藍華德合同中的陳述基本相同，也從(cong) 另一個(ge) 側(ce) 麵證實了韓明德自認的可信度。其二，公告轉賣之地。經歸安縣令朱懋清通過兩(liang) 次公告出示，估價(jia) 400元轉賣的，為(wei) 原府學尊經閣之地基，韓明德自認為(wei) 12畝(mu) 左右，這一陳述也與(yu) 前浙撫聶緝椝的奏報相一致。事實上，揆之於(yu) 現存的晚清地產(chan) 轉賣契約之出讓金額，這一價(jia) 格其實並不算低。其三，置換之地。韓明德為(wei) 求將教會(hui) 地產(chan) 連為(wei) 一處，另購旁地與(yu) 毗鄰的顏魯公祠基、曹孝子廟地進行置換，此即史悠斌、柳壽春簽押作保之部分，畝(mu) 數未知。其四，違規圈占之地。湖紳代表劉錦藻指出，這一部分既有府學舊有之敬一亭、繹誌亭、射圃等地基，又包含部分“民荒地”。由於(yu) 本案法官並未核查地契和丈量土地，這一部分中究竟哪些屬於(yu) 民地，哪些屬於(yu) 公地，已經難以考證；而晚清教會(hui) 私購民地，不經官府稅契的行為(wei) 也大量存在。按照韓明德的陳述，後兩(liang) 項土地至少有27畝(mu) 左右。綜合劉錦藻和聶緝椝所言，後三項中所包含的府學公地總計約20畝(mu) 左右，且在許鼎霖合同之中已基本追回。至於(yu) 最終湖紳究竟追回多少土地，由於(yu) 藍華德合同與(yu) 和解協議中皆未說明具體(ti) 的數字，加之缺乏地契，我們(men) 隻能確定這一數字介於(yu) 許鼎霖合同和藍華德合同之間。

在筆者看來，泛稱韓明德違法占地五十餘(yu) 畝(mu) ，更多是原告方的一種訴訟策略。無論是杭州審判還是上海審判中，湖紳都難以證明韓明德究竟違規圈占了多少土地。一方麵，正如上海審判時原告所陳述的，湖紳無法進入教會(hui) 圈占之土地實地丈量；另一方麵，韓明德所圈占之地中，有民地有公地（荒地），前者韓明德已大部分履行合法稅契手續，即便不經稅契私購民地，其地契也不可能掌握在士紳手中；而公地（荒地）則根本無地契可言。既無法丈量，又無地契之證據，量化韓明德違規所占的土地數量，對於(yu) 湖紳即成為(wei) 難上加難之事。從(cong) 舉(ju) 證責任的角度而言，這對於(yu) 原告是極其不利的，這也成為(wei) 杭州審判和公使裁定中湖紳敗訴的重要原因。湖州士紳不服前述判、裁的原因之一，即是領事和公使都未親(qin) 自履堪；因此上海審判時，他們(men) 請求法院實地丈量，並且要求被告交出其所有的契據以配合法院之調查。對於(yu) 韓明德而言，公告轉賣之尊經閣地基和置換所得之顏曹二祠地基，經過了歸安縣令之公告和浙江巡撫的批準，完全屬於(yu) 合法購買(mai) ；而前述土地由於(yu) 其深刻的文化上的象征意涵，恰恰成為(wei) 湖紳在所必爭(zheng) 之地；真正教會(hui) 未經稅契而圈占的27畝(mu) 土地，反倒不是湖案法律交鋒最為(wei) 激烈的地方，這不能不說是本案的一個(ge) 吊詭之處。湖案曆經六年之久，湖紳為(wei) 此所耗費的人力、財力，皆大大超過爭(zheng) 議土地物理上之價(jia) 值；在最終的和解協議中，湖紳也不惜通過償(chang) 付不菲之款項彌補教會(hui) 拆除醫院之損失，來換取府學舊地的回歸；此外，湖紳代表中也不乏豪商巨賈，區區地產(chan) 根本不是他們(men) 所堅持抗爭(zheng) 的本質原因。這都說明湖案從(cong) 來都不是簡單的“利益之爭(zheng) ”，而是中西文化衝(chong) 突下的“禮儀(yi) 之爭(zheng) ”。

從(cong) 西方實在法的角度而言之，清政府作為(wei) 當時中國之合法政府，其有權官員蓋印、批準土地買(mai) 賣和轉賣公地的官方行為(wei) ，在法律上具有不可辯駁之權威性；美國法庭無權對此官方行為(wei) 做出否決(jue) 認定，否則即是對該國政府合法性的否定。這既是湖紳訴訟的最大障礙，也成為(wei) 韓明德之所以堅持到最後的主要法律依據，湖紳及其代理律師事實上對此是深切了解的。劉錦藻在參與(yu) 此案時即稱，“既收價(jia) 、給領稅契、蓋印而又爭(zheng) 諸已築圍牆之後，自必棘手難辦”。正是由於(yu) 存在舉(ju) 證和法律依據上的重大劣勢，因此湖紳兩(liang) 次的訴訟策略皆以前合同為(wei) 基點，因為(wei) 有且隻有合同，才是對方當事人更改、放棄既有權利的有效承諾。而本案最終之解決(jue) ，亦是將雙方之合同，以判決(jue) 書(shu) 的形式而發布。從(cong) 這一點上言之，若無教會(hui) 的妥協，湖紳也較難達到其要求。藍華德合同的成功簽訂，極大的改善了湖紳在第一次訴訟中的不利地位。在上海審判中，林文德曾援引教會(hui) 法規，認為(wei) 韋理生無權幹預韓明德等購買(mai) 地畝(mu) 的行為(wei) ，而藍、柏二人屬於(yu) 擅定合同，意在通過否定韋理生會(hui) 督的權威解構藍華德合同的有效性。隻是這種辯解在法律上效力太弱。內(nei) 部約定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是西方民事法律中的慣例，教會(hui) 內(nei) 部的規章製度、權屬約定等，並不能成為(wei) 作為(wei) 拒不履行合同的有效理由。在教會(hui) 法[③]日益退卻為(wei) 團體(ti) 內(nei) 部準則的近代，它早已不再具有對抗國家法的神聖效力。據劉錦藻記載，法官曾言：“公理憑乎道德。此案本可和平議決(jue) ，不必過於(yu) 爭(zheng) 執。且地畝(mu) 事小，民教之感情為(wei) 大。既訂合同，便宜遵守，今閱年餘(yu) 而聲說監督無權，未免太遲。”如果記載屬實，那麽(me) 也可體(ti) 現出法官對於(yu) 此案的傾(qing) 向。此外，劉錦藻曾言教會(hui) 中對此案是“上下一氣，全力抗持”，其實也並非鐵板一塊。兩(liang) 次合同談判也凸顯了教會(hui) 內(nei) 部對於(yu) 該案的不同意見，這已經為(wei) 最後協議的達成，奠定了基礎。除卻既有的合同武器外，教會(hui) 在纏訟中的固執形象與(yu) 耶穌的教導日益相悖，而民意的洶湧亦迫使教會(hui) 重新考慮中國人民之感受，尊重中國人民之慣例。這種神法和自然法上的考量，促使教會(hui) 最終讓步。

五、新派士紳的參與(yu) 及“去官府化”特征

湖州教案能夠理性、和平的成功解決(jue) ，新派士紳的作用攸關(guan) 。以上海審判中湖紳的四名代表為(wei) 例，劉錦藻是近代典型的集官、紳、商、學四種身份為(wei) 一體(ti) 的張謇式的人物。他與(yu) 張謇為(wei) 同科進士、至交好友。他出身富貴之家，子承父業(ye) ，在實業(ye) 方麵也非常成功，曾參與(yu) 創辦浙江興(xing) 業(ye) 銀行。劉錦藻與(yu) 維新派之“強學會(hui) ”有來往，積極參與(yu) 過浙江的保路運動，與(yu) 晚清著名立憲派湯壽潛亦有相當之交往。學術方麵，他曾以個(ge) 人之力完成了《皇朝續文獻通考》。張增熙也出身富貴之家，曾遊曆美國，熟知教會(hui) 情形。沈譜琴為(wei) 此星夜赴南潯請他為(wei) 代表，赴上海與(yu) 韋理生會(hui) 商。劉錦藻與(yu) 張家亦有親(qin) 緣關(guan) 係。沈譜琴曾於(yu) 日本留學，回國後在湖州城捐資助學，影響頗大。他亦是湖州地方自治運動中的骨幹，辛亥後也曾任上海市政府公安局長等要職[④]。俞恒農(nong) 主持過湖州俊士館，1906年時任新式學堂湖州府中學堂監督，也擔任過湖州醫學會(hui) 的會(hui) 長。觀其履曆即可知，他們(men) 已非傳(chuan) 統民教衝(chong) 突中熱衷於(yu) 傳(chuan) 播反教揭帖文書(shu) 的舊人物，而是一批具有新思想，了解新形勢，順應時代的新派士紳，在湖案中發揮了關(guan) 鍵性作用。他們(men) 作為(wei) 代表與(yu) 教會(hui) 、官府交涉，爭(zheng) 取同鄉(xiang) 京官的支持，組織民眾(zhong) 進行抗議，聘請律師出庭起訴，最終與(yu) 教會(hui) 達成和解。在民情洶湧之時刻，他們(men) 勸慰民眾(zhong) 文明抵製。因此盡管湖州教案交涉長達六年之久，案件性質卻始終限定在租房買(mai) 地領域，未演變成殺教士、毀教堂的惡性外交事件，這也是湖州教案交涉能夠得以成功的關(guan) 鍵之一。1906年的南昌教案中，江召棠受傷(shang) 後，民眾(zhong) 群情激奮，紳商、學生也曾演說呼籲“文明抵製”，切勿暴動，但毫無效果，最終以教堂被焚，王安之被殺而引發重大交涉。與(yu) 之相比，湖案之情形實屬不易。湖案之交涉能如此有序之進行，也得益於(yu) 湖州地區很早即開展的地方自治運動。1906年，湖州即成立了地方會(hui) 議公所，訂立了章程，這是浙江省內(nei) 最早的地方自治機構，而沈譜琴即為(wei) 該機構的發起者和章程的起草者。

湖案的交涉過程也凸顯了晚清地方士紳與(yu) 地方官府、教會(hui) 之間複雜、微妙的關(guan) 係。湖紳中很多人本身即是有官職有功名的地方俊傑，他們(men) 積極利用了其官場和同鄉(xiang) 資源，通過多重渠道對地方施加影響，成功的扭轉了地方官府的態度。湖案起於(yu) 地方官員之輕率賣地，湖紳向地方官府抗議，根本起不到實質性的作用；直到湖籍京官的奏折直達天聽，轉飭浙撫督辦後，湖案之交涉才真正進入實質階段。1905年許鼎霖與(yu) 教會(hui) 談判時，湖紳與(yu) 官府的訴求並不相同。在政治壓力下，官府隻為(wei) 迅速結案，而湖紳不僅(jin) 索求具體(ti) 的地產(chan) 權利，也關(guan) 注士紳與(yu) 教會(hui) 在合同條款中的對等問題。1905年後，官方就在湖案交涉中逐漸淡出，湖紳成為(wei) 地方民意之代表，積極主導了兩(liang) 場談判、一次調停和兩(liang) 場訴訟；官府之作用僅(jin) 體(ti) 現在湖紳有需要時，盡力配合之。訴訟資格和代表效力的問題，始終是湖案訴訟中原被告雙方辯論的焦點，這也是考驗官、紳關(guan) 係的重要節點。被告律師林文德對於(yu) 原告方訴訟資格和代表權限的異議在法律上非常有力，最終迫使原告方不斷修改原告資格，補充授權證明材料。所幸湖紳的訴訟行為(wei) 獲得了官府的支持，授權與(yu) 證明毫無障礙；官府依據條約行使觀審權，兩(liang) 次派員出席庭審，也給湖紳以較大的支持，官、紳之間體(ti) 現出了良好的合作。

然而在此過程中，士紳作為(wei) 一個(ge) 階層的主體(ti) 性和主體(ti) 意識凸顯無遺。1907年士紳以洋務局名義(yi) 起訴南監理會(hui) 時，《新朔望報》稱湖紳此舉(ju) 有“不得已之苦衷”，內(nei) 中含義(yi) 頗值玩味。在正式開庭時，原告四人作為(wei) 官府、士紳和民眾(zhong) 三方的共同代表出庭，顯示出了紳民之於(yu) 官府的獨立性；在最後的庭內(nei) 和解協議中，士紳要求教會(hui) 將返還的地契，直接交予士紳而非官府，即便此時士紳們(men) 也是官府之代表。這都體(ti) 現出士紳們(men) 對官府深深的不信任。劉錦藻在總結湖案時稱：“外交者，有司之事也。今以學宮重地，而官棄之而民爭(zheng) 之，掩涕咽恨…”，對地方官府之不滿溢於(yu) 言表。庚子後的晚清教案處理，不僅(jin) 存在地方化、內(nei) 政化和法律化等傾(qing) 向，還存在“去官府化”的特征：士紳和教會(hui) 雙方開始繞開官府，進行溝通，商討解決(jue) 、消弭教案的方法，甚至直接設立中間機構對民教衝(chong) 突進行談判、調解。對於(yu) 紳民而言，這是清政府在教案交涉中屢屢喪(sang) 權失利、偏袒外人導致司法權威崩潰的結果；對於(yu) 教會(hui) 而言，這是教會(hui) 意識到濫用政府權力的惡果，而試圖彌補與(yu) 中國紳民之間關(guan) 係的絕佳機會(hui)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yu) 官府而言，這一過程並非被迫的，而是主動的，甚至要求將士紳調解作為(wei) 民教糾紛審理的前置程序。因為(wei) 此舉(ju) 可以緩和民教關(guan) 係，消減惡性教案的發生幾率，並將教案地方化、法律化，素為(wei) 教案煩擾的官府自然樂(le) 見其成。張凱在《官紳分合與(yu) 清末“教案內(nei) 政化”：以浙江為(wei) 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湖州教案的交涉為(wei) 例，證明地方士紳在教案中往往以主權為(wei) 名，以地方利益為(wei) 導向，調解官、民、教的職能弱化，而官吏反倒與(yu) 教會(hui) 在限製紳權層麵達成某些共識，其論據主要是聶緝椝在奏報給朝廷的公文中對湖紳的不滿之辭，這可能是對湖案材料片麵利用所致，尚值商榷。

六、結語

湖州教案是晚清教案少有的，將傳(chuan) 教士告上法庭，並且最終爭(zheng) 取回重要利權的典型案件，是晚清教案中難得的“另類”標本。看慣了晚清“殺人、毀堂——交涉——炮艦——賠款、懲凶”模式的研究者們(men) ，得見“談判——調停——訴訟”模式並成功解決(jue) 的範例，當為(wei) 眼前一亮。本案之中，湖州士紳和浙江省官員，窮盡了在當時一切可能的、合法的解決(jue) 途徑：稟告縣令——上告浙江巡撫——遍告同鄉(xiang) 京官——都察院控告——京官上書(shu) ——與(yu) 教會(hui) 談判——領事、公使調停——法庭起訴，並輔之以集會(hui) 遊行示威——向報館發布消息、製造輿論——官員觀審等諸多方式，成功的給教會(hui) 和美方形成了壓力。1905年正值抵製美貨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湖州人民的示威遊行，亦與(yu) 此風潮相互呼應。

湖州教案的交涉凸顯了中國傳(chuan) 統慣例與(yu) 近代西方法律的衝(chong) 突問題，這種衝(chong) 突貫穿於(yu) 近代許多地產(chan) 糾紛類的教案中。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儒學具有著崇高的地位，連文廟、學宮等建築的形製、布局都有著官方正式的要求；在官紳一體(ti) 的時代，既難以產(chan) 生盜賣廟產(chan) 之事，也不可能存在“膽敢”拒不歸還之人。然而近代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曆史的發展將這一原本清晰的問題置入了另一種話語場域中去。府學土地的所有權是否為(wei) 國家所有？政府是否具有對上述地產(chan) 的處置權？士紳對於(yu) 上述地產(chan) 是否擁有權利？如果有，那麽(me) 擁有何種權利？若其權利受到侵犯，能以何種名義(yi) 發起何種訴訟？上述問題本身也都是在近代西式法律語境下才產(chan) 生的。依照近代西方法律，一如前文所援引的憲法學理論，政府對於(yu) 公地有著全權，其處置自然是合法的。這也是湖案的兩(liang) 次審判中，被告律師孜孜不倦在原告代表資格問題上大做文章的法理所在。在杭領審判中，雲(yun) 飛得拒不承認士紳對於(yu) 府學地產(chan) 之權利；而上海審判最終是和解結案，法官並未對士紳之於(yu) 府學地產(chan) 的權利進行法律上的解釋。隻是教會(hui) 在與(yu) 湖紳的和解合同中承認，依據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之慣例，士紳是府學廟產(chan) 的托管人。對中國傳(chuan) 統的尊重，使得雙方法律層麵的和解具有了可能。

對於(yu) 湖紳來說，本案從(cong) 來就不是簡單的地產(chan) 糾紛問題，而是一場保衛儒家祖產(chan) 的戰鬥，深層次體(ti) 現的是耶儒之間的“較量”。這種“較量”最初是以“不是東(dong) 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dong) 風”展開的，最終以雙方和解共存而“風停浪止”。湖紳在交涉過程中，其訴求亦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剛性”到“柔性”的轉變，策略上，亦逐漸注重談判和妥協。和平、理性、合法與(yu) 適當妥協的精神，成為(wei) 湖案成功解決(jue) 之關(guan) 鍵。

（引注從(cong) 略）

注釋：

[①]事實上烏(wu) 石山教案已將傳(chuan) 教士告上法庭，並且取得事實上的勝訴。詳見張金紅：《胡約翰與(yu) 福建安立甘會(hui) 研究：1862-1915》，福建師範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第六章第三節<烏(wu) 石山教案>。

[②]因其三麵環水，故稱“海島”，在今湖州市人民廣場一帶。

[③]狹義(yi) 的教會(hui) 法僅(jin) 指中世紀羅馬天主教之法律，廣義(yi) 的教會(hui) 法泛指一切基督宗教之法律。此處概念之使用采其廣義(yi) 。

[④]唯其晚年曾出任偽(wei) 職。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