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參與(yu) 反清的王船山 為(wei) 何會(hui) 被清朝官修史書(shu) 所推崇

原標題：嘉道以前船山記憶和船山形象的演變及其特點

作者：張晶萍（湖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船山學刊》2016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初一日己未

           耶穌2016年4月7日

嘉道以前的船山記憶經曆了一個(ge) 私人記憶向官方記憶演變的過程，船山形象也隨之變化。康熙年間王船山去世後，其子王敔通過刊刻船山著作、撰寫(xie) 船山行述，形成了對船山的私人記憶，刻畫了王船山忠義(yi) 節氣、湛深學術的老儒形象。之後，湖廣學政潘宗洛撰寫(xie) 了第一篇船山傳(chuan) 記，將王船山形象提升為(wei) “前明之遺臣，我朝之貞士”，使船山記憶由私人記憶開始向官方記憶轉化。乾隆年間，隨著清廷對晚明遺民褒誅並用政策的實施和各類文化工程的舉(ju) 辦，船山記憶被再度篩選。王船山最終於(yu) 嘉慶年間以經學家的身份進入了官方正史，並由此刺激了民間對船山記憶的全麵複活，為(wei) 近代船山熱埋下了伏筆。

眾(zhong) 所周知，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三大思想家為(wei) 首的明清之際諸儒在近代經曆了一個(ge) 記憶喚醒、重放光彩的過程；晚清以來，他們(men) 的氣節文章由晦而顯、廣為(wei) 人知，其中尤以王夫之身後命運的升降沉浮最為(wei) 典型。因此，論及船山記憶，人們(men) 大多著眼於(yu) 近代，很少關(guan) 注嘉道以前，以至於(yu) 幾乎忽視了王夫之已經在嘉道年間進入了《國史儒林傳(chuan) 》、成為(wei) 官方曆史記憶的組成部分這一事實。有鑒於(yu) 此，本文全麵梳理嘉道以前船山記憶與(yu) 形象的演變，探討有關(guan) 船山記憶是如何由私人記憶轉變成官方記憶、進入官方曆史公共書(shu) 寫(xie) 的，在此期間船山形象是如何不斷被改塑到符合官史標準的？其意義(yi) 不僅(jin) 在於(yu) 認識嘉道以前船山記憶與(yu) 形象的演變本身，也有助於(yu) 重新檢討清廷文化政策與(yu) 近代船山熱興(xing) 起之間的關(guan) 係。不妥之處，敬請方家賜教。

一、忠義(yi) 節氣、湛深學術的老儒：私人記憶中的船山形象

在抗清鬥爭(zheng) 失敗後，王船山以前明遺老身份隱居避世，埋首深山，不為(wei) 外界所知。1692年王船山去世後，其子王敔在紹述先人學說的同時，開始有意識地傳(chuan) 播船山學行。其時正處康熙後期，“值光天之寬大，不替逸民；蒙太史之采風，時諏故老”。清朝建立半個(ge) 多世紀以後，社會(hui) 趨向穩定，民族矛盾緩和，“逸民”可以重見天日，不再是禁忌；而地方官關(guan) 注本邦文獻耆舊，采訪於(yu) 人。這就為(wei) 船山記憶的初步形成提供了契機。

(一)刊刻船山著作，呈請地方官作序

王船山去世後，王敔陸續地整理刊行船山遺書(shu) 廿餘(yu) 種，即所謂湘西草堂本。這不僅(jin) 為(wei) 船山學行的傳(chuan) 播奠定了物質基礎，也引起了地方官對船山學行的關(guan) 注。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702— 1706)，宜興(xing) 潘宗洛任湖廣學政，延俊才入幕，襄校試卷，王敔與(yu) 聞其事。通過王敔，潘宗洛得知船山其人其學，並借閱王夫之的“《思問錄》、《正蒙注》、《莊子解》、《楚辭通釋》”等書(shu) 。潘宗洛還為(wei) 王船山作傳(chuan) 付史館。康熙四十六年(1707)，鎮江張仕可任湖廣分巡道時，衡陽鄉(xiang) 紳呈請將王船山入祀鄉(xiang) 賢祠，“僉(qian) 雲(yun) 等身書(shu) 皆所未有”。於(yu) 是張仕可“訪嗣子”，王敔“錄遺稿以呈，對曰：‘先人誌文其在茲(zi) 。’”所呈之稿為(wei) 船山《楚辭通釋》一書(shu) 。張仕可援筆作序，讚王船山與(yu) 屈原是“曠世同情，深山嗣響”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平原董思凝任湖廣提學使，行部於(yu) 衡陽，搜訪船山遺書(shu) 。其時王敔與(yu) 鄉(xiang) 後學寧紹緒、羅仲宣等刊刻船山《莊子解》，“遂以此刻見投，且屬為(wei) 引其端”。在序言中，董思凝稱王船山“學老文巨，著述等身，於(yu) 經史多所詮釋論說，然頗散失”，表示自己“耳先生名舊矣”，稱讚王夫之“既有得於(yu) 南華之妙，又欲使讀之者識達人之變化，則其所詮注，亦所謂知其解而旦暮遇之者歟！”康熙五十年(1711)間，山西李周望任湖廣學政，視學衡陽。王敔為(wei) 李周望“首拔之士”，出示王夫之的《張子正蒙注》，求序於(yu) 李。是以有李周望的《張子正蒙注序》，揭示王船山與(yu) 張載的“異世同源”、“曠代同感”’。他指出，王船山“少負雋才，誌行卓犖，於(yu) 學無所不窺，扄戶著書(shu) 垂四十年”，以為(wei) 如果沒有王船山的闡發，則張載學說之微旨不得而顯； 如果沒有對張載學說的闡發，則船山之學亦不得而彰；王船山之於(yu) 張載，正如顏淵之於(yu) 孔子，是“附驥而名益彰” 。李周望認為(wei) ，船山逃名隱世，其書(shu) 雖存，未布於(yu) 世，故學者不知“其書(shu) 為(wei) 橫渠之功臣，其人為(wei) 遊、楊、真、魏之流亞(ya) 也” 。他評價(jia) 王船山“不汲汲於(yu) 幹祿取榮”，“不降不辱”，“可謂勇於(yu) 為(wei) 善，能自得師矣”；認為(wei) 《張子正蒙注》可以充當“覺世求仁之階”。康熙末年，泰州繆沅督學湖廣，視學衡陽。時值王敔以明經就試，繆沅因此得見《船山先生集》，並應邀為(wei) 《王船山先生集》作序。繆序稱船山生當明季，擔憂王陽明心學末流流弊，“以為(wei) 姚江之說不息，濂、洛、關(guan) 、閩之道不著；濂、洛、關(guan) 、閩之道不著，生民之禍將未有已”，“於(yu) 是取橫渠張子《正蒙》，章疏而句釋之，於(yu) 凡天地之本，陰陽之勝，幽明之端，物之所始，性之所受，學之所終，莫不爛然大明，而姚江之徒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吾以獨知而率獸(shou) 以食人乎？”將船山學說提升到守正道、摒異端的高度。繆沅還將船山與(yu) 南宋諸儒相比，以為(wei) 假如王船山能及濂、洛、關(guan) 、閩之門，“其所就豈在遊、楊、黃、蔡下哉！”由此可見，在康熙年間，或由於(yu) 地方大吏搜采遺書(shu) ，或由於(yu) 王敔主動呈請，王船山的《楚辭通釋》、《張子正蒙注》、《莊子解》等書(shu) 已經受到地方官的關(guan) 注。諸人所為(wei) 序言充分肯定了王夫之在學術史上的貢獻，對王夫之的誌節也不乏揄揚之辭。但這些序言除了收錄於(yu) 王氏族譜或船山著作中外，流傳(chuan) 不廣，未能成為(wei) 集體(ti) 的船山記憶。

(二)撰寫(xie) 船山《行述》，形成船山記憶的母本。

除保存、傳(chuan) 播船山著述外，王敔還通過修族譜保存船山事跡，尤其是所撰《大行府君行述》(以下簡稱《行述》)全麵敘述了船山的生平活動、學術成就及旨趣，形成了對船山的私人記憶。

在這篇《行述》中，王敔敘述了王船山生平事誼，包括拒降張獻忠、悲憤甲申之變、為(wei) 何騰蛟與(yu) 堵允錫出謀劃策、安置李自成降部、奔廣西抗清、在南明政權內(nei) 同驕將宦幸作鬥爭(zheng) 、抗清失敗後遁跡山林以及晚年拒絕吳三桂的招降、受到湖南巡撫的尊敬與(yu) 饋贈等。

除對王船山生平進行敘述外，王敔還對王船山的學說進行了初步總結和評價(jia) 。主要有：

第一，指出王船山“以發明正學為(wei) 己事”、“守正道以屏邪說”，將船山學說定位於(yu) 重建儒學正統的高度。王敔雲(yun) ：“亡考慨明統之墜也，自正、嘉以降，世教早衰，因以發明正學為(wei) 己事。”發明“正學”除抵製佛、老之說對儒學的侵蝕以外，船山還“參伍於(yu) 濂、洛、關(guan) 、閩，以辟象山、陽明之謬，斥錢王羅李之妄”，“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所謂“參伍於(yu) 濂、洛、關(guan) 、閩”，即是說王船山有選擇的依據、綜合地分析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兩(liang) 宋道學思想，總結四者中的正學聖道，依此批判陸王心學，使儒學從(cong) 陸王心學的“邪說”中回歸到程朱理學的“正道”上來。

第二，描繪了王船山篤學情形，指出王船山自入山以來，“啟甕牖，秉孤燈”研讀經史，“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船山暮年時，“體(ti) 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但還是“置楮墨於(yu) 臥榻之旁，力疾而纂注”。

第三，總結了王船山在經學、史學等方麵的成就。王船山以“六經責我開生麵”為(wei) 使命，重新研究、考證六經，“於(yu) 《四書(shu) 》及《易》、《詩》、《書(shu) 》、《春秋》，各有《稗疏》，悉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製度同異，字句參差，為(wei) 前賢所疏略者”。王船山在“敷宣精義(yi) ，羽翼微言”方麵也著述良多，“《四書(shu) 》則有《讀大全說》，《周易》則有《內(nei) 傳(chuan) 》、《外傳(chuan) 》、《大象解》；《詩》則有《廣傳(chuan) 》；《尚書(shu) 》則有《引》，《春秋》則有《世論》、《家說》；《左氏傳(chuan) 》則有《續博議》；《禮記》則謂陳氏之書(shu) 應科舉(ju) 者也，更為(wei) 《章句》，其中《大學》、《中庸》則仍朱子章句而衍之。”王敔還指出：“蓋亡考自少喜從(cong) 人間問四方事，至於(yu) 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製沿革，皆極意研究。讀史讀注疏，於(yu) 書(shu) 誌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搜閱之，而更以聞見證之，以是參駁古今，共成若幹卷。”表明船山治學重實征、重經世的特色。在史學方麵，“末年作《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古今興(xing) 亡得失之故，製作輕重倚伏之原。”王船山還注《淮南子》，釋《呂覽》，評《劉複愚集》，評李杜詩，釋《近思錄》，“皆發從(cong) 來之所未及，而衷訂其旨”。

王敔還描繪了王船山的個(ge) 性，言其“忠義(yi) 激烈，而接人溫恭，恂恂如不欲語”，“與(yu) 人言為(wei) 善，導引譬論，終日不倦”，“責人至無可容身，而事過時移，坦如也”，“行與(yu) 世違，言駭眾(zhong) 聽，莫不敬而信之”；雖然“饑寒不名一錢”，但“嫁娶伏臘必行家禮”；“詩歌盈帙，不以形諸怨詞”；“資敏而心甚細，一目十行，一字不遺。”

這篇《行述》有生平活動的敘述，有行事細節描述，有思想旨趣解釋，有學術成就概括，還有王夫之個(ge) 性的介紹，呈現了一個(ge) 忠義(yi) 節氣、篤誌苦行、湛深學術、著述等身的老儒形象。這是船山後人對船山的私人記憶，同時也是後世船山記憶的母本。後世對船山學行的記憶，無不由此引申發揮。

二、“前明之遺臣，我朝之貞士”：地方官記憶中的船山形象

在王敔撰的《大行府君行述》之後，第一個(ge) 為(wei) 王船山作傳(chuan) 的是湖廣學政潘宗洛。潘宗洛(1657—1716)，字書(shu) 原，江蘇宜興(xing) 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曾任湖廣學政、偏沅(湖南)巡撫等職。自從(cong) 康熙三年(1664)湖南分設布政使司以來，地方文化意識勃發，前後數任地方官都積極推動湖南自辦鄉(xiang) 試、自修省誌，爭(zheng) 取湖南鄉(xiang) 試自主權和對本省曆史文化的詮釋權，潘宗洛就是其中重要成員之一。潘宗洛對湘中耆舊尤其是王船山這樣著作等身而又不為(wei) 外界所知的故老尤為(wei) 關(guan) 注，有意表彰，遂作《船山先生傳(chuan) 》付諸史館，希望王船山的生平事跡能夠載入國史。

如果說王敔的《大行府君行述》(以下簡稱王《述》)是私人家著述的話，那麽(me) 潘宗洛的《船山先生傳(chuan) 》(以下簡稱“潘《傳(chuan) 》”)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立場。從(cong) 私家著述到官方書(shu) 寫(xie) ，有關(guan) 船山記憶發生了些微妙的變化。潘《傳(chuan) 》首先將王船山定位為(wei) “故明之遺臣，我朝之逸民也”，然後圍繞此一定位展開敘述。其所述王船山生平大節，大體(ti) 不出王敔《行述》之範圍，但加入了潘宗洛的想象與(yu) 解釋。細勘潘《傳(chuan) 》與(yu) 王《述》，在有關(guan) 船山拒降張獻忠、悲北都之變等事上，兩(liang) 者大體(ti) 相同；而在有關(guan) 王船山抗清活動的描述上，開始有異。下麵將兩(liang) 者之同異作一對比。

環節一：王船山參與(yu) 何騰蛟、堵允錫的抗清活動

王《述》敘述乙酉(1645年)以後王船山參加抗清活動，是結合當時湖南、湖北的局勢展開。其時何騰蛟駐紮在湖南、堵允錫駐紮在湖北，另有李自成部的降兵“忠貞營”在湖南湖北間，何、堵二人安置無術。王船山深知此情必導致抗清活動的失敗，於(yu) 是“走湘陰，上書(shu) 於(yu) 司馬華亭章公曠，指畫兵食，且諫其調和南北，以防潰變”，但當時章曠不以為(wei) 然，王船山“塞默而退”。“後堵允錫檄辟兩(liang) 及，亡考臥耒陽不往。其後以民豢賊，肆掠慘毒，人心解體(ti) ，章公憂憤而卒，何、堵二公前後遘憫。”在《行述》中，王敔述及此事，是用來說明王船山“先事之慮，如左券焉”；同時，對抗清明將如堵允錫、何騰蛟等抱以同情之心。

潘《傳(chuan) 》則在描述王夫之的抗清活動之前，補充了一大段背景，其言曰：

乙酉，我師下南京。當是時， 我朝既得兩(liang) 京，天下大勢，雲(yun) 集響應。而故明之藩封庶孽，奔竄於(yu) 湖湘滇黔粵閩間，往往始稱監國，繼假位號，以恢複為(wei) 名。

以此說明明亡清立乃大勢所趨、明藩王的抗清活動乃逆時而動。而王船山“少遭喪(sang) 亂(luan) ，未見柄用”，於(yu) 明朝本無君臣之義(yi) ，“及明之亡也，顧念累朝養(yang) 士之恩，痛憫宗社覆亡之禍”，雖然明知時勢已去，“猶慨然出而圖之”。 表明王船山參加抗清活動是出於(yu) 誌節，是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這就為(wei) 王船山的抗清活動定下了一個(ge) 超越於(yu) 具體(ti) 政治的基調，也為(wei) 自己表彰王船山找到了一個(ge) 合適的理由，即悲船山之誌節。在此前提下，潘《傳(chuan) 》敘述王船山的種種抗清活動，對抗清將領以“賊”稱之，顯示潘《傳(chuan) 》作為(wei) 官方公共曆史書(shu) 寫(xie) 的立場。

環節二：王船山受瞿式耜之薦出任南明政權行人司行人

據王《述》，順治四年丁亥(1647)年，清兵占領了湖南。這一年船山之父去世，船山在家守喪(sang) 。當時大學士瞿式耜留守桂林，特意引薦王船山。船山先是“疏乞終喪(sang) ”，得到允許；後而歎曰：“此非嚴(yan) 光、魏野時也。違母遠出，以君為(wei) 命，死生以之爾。”終製，就行人司行人介子之職。說明在忠與(yu) 孝之間，王船山最終不得不選擇忠君。

潘《傳(chuan) 》省去了王船山悲父喪(sang) 的情形，但同樣描寫(xie) 了王夫之兩(liang) 難之下的選擇，措辭稍有不同： 歎曰：“此非嚴(yan) 光高蹈時也。”即起就行人司行人。

顯然，這一表述隻是籠統地說現在不是隱逸獨善的時候，而抹去了忠君的意味。

環節三：王船山在南明政權中與(yu) 王化澄鬥爭(zheng)

王《述》詳述王船山在南明政權中與(yu) 王化澄作鬥爭(zheng) 一事：為(wei) 救被王化澄誣陷為(wei) “五虎”的南明政權中的正派人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等，王船山走訴主持朝政的嚴(yan) 起恒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cong) 王於(yu) 刀劍之下，而黨(dang) 人假不測之威而殺之，則君臣義(yi) 絕而三綱斁(下劃線為(wei) 作者所加，以下同——張注)，雖欲效南宋之亡，明白慷慨，誰與(yu) 共之？”勸公匍匐為(wei) 諸君請命。

而在潘《傳(chuan) 》中，王船山向嚴(yan) 起恒訴求的話被簡化為(wei) ：“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cong) 王於(yu) 刀劍之中，而黨(dang) 人殺之，則誌士解體(ti) ，雖欲效南宋之亡，明白慷慨，誰與(yu) 共之？”將“君臣之義(yi) 絕而三綱斁”改為(wei) “誌士解體(ti) ”，從(cong) 而淡化抗清者與(yu) 南明藩王的君臣關(guan) 係。

環節四：王船山遁跡山林、從(cong) 事學術活動

在敘述王船山遁跡山林的具體(ti) 原因時，兩(liang) 者有所不同。王《述》：“兩(liang) 載以後，瞿公殉於(yu) 桂林，嚴(yan) 公受害於(yu) 南寧，亡考念餘(yu) 生無可以酬知己，遂決(jue) 計於(yu) 林泉以沒齒矣。”將王船山決(jue) 計林泉歸結為(wei) “念餘(yu) 生無可以酬知己”，著眼的是具體(ti) 的人和事。

潘《傳(chuan) 》：“其後瞿式耜殉節於(yu) 桂林，嚴(yan) 起恒受害於(yu) 南寧。先生知勢愈不可為(wei) ，遂決(jue) 計林泉矣。”將王船山決(jue) 計林泉歸結為(wei) “知勢愈不可為(wei) ”，強調的是王船山對抗清不可為(wei) 的認識，著眼的是曆史大勢。

環節五：王船山拒絕為(wei) 吳三桂寫(xie) 勸進表，以及事後拒絕與(yu) 地方官會(hui) 晤

抗清失敗後，王船山遁跡林泉、遺世隱居。但當吳三桂以反清的名義(yi) 叛亂(luan) 、征詔人員時，王船山堅避不出，拒絕為(wei) 吳三桂寫(xie) 勸進表。王《述》對此敘述甚詳，並對王船山的活動與(yu) 態度加以解釋與(yu) 評價(jia) 。其言曰，當吳三桂僭號衡州之時，偽(wei) 僚有屬船山勸進表者，船山回答曰：“我安能作此天不蓋、地不載語耶！”其人大愕。王船山慢慢解釋道：“某先朝遺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今何用不祥之人，發不祥之語耶？”其人聾縮而退。此外還生動細膩地描述了吳三桂叛亂(luan) 前後王船山的活動細節。

相比之下，潘《傳(chuan) 》敘述較為(wei) 簡略，省去了吳三桂叛亂(luan) 前後王船山的活動細節，隻保留了拒為(wei) 吳三桂寫(xie) 勸進表這一幕，並增加了許多內(nei) 涵。潘《傳(chuan) 》：

先生之未沒也，盛名為(wei) 湖南之冠。戊午春，吳逆僭號於(yu) 衡，偽(wei) 僚有以勸進表屬先生者。先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扶傾(qing) 無力，抱憾天壤。國破以來，苟且食息，偷活人間，不祥極矣。今汝亦用此不祥之人為(wei) ？”遂逃之深山，作《祓契賦》。

在這裏，潘宗洛將船山之言進行了補充，加進了“扶傾(qing) 無力，抱憾天壤。國破以來，苟且食息，偷活人間，不祥極矣”等語，一方麵是對“不祥之人”增加了注腳，另一方麵則是強化了王夫之對抗清事業(ye) 不可為(wei) 的認知。

王《述》述及吳三桂死後王船山的日常生活，並詳述湖南巡撫如何禮遇王船山、王船山如何不改初衷、拒絕與(yu) 地方官會(hui) 晤之事，其言曰：

大中丞鄭公諱端撫湖南時，遣饋米帛，屬明府崔公諱鳴族囑以漁艇野服，相晤於(yu) 嶽麓，並索所著述刊行之。亡考病不能往，且不欲違其素心，受米返帛，投南嶽遺民函謝焉。

潘《傳(chuan) 》簡化了王船山的生活細節，但采納了有關(guan) 王船山受米返帛這個(ge) 環節：

吳逆既平，我大中丞鄭氏端聞而嘉之，屬郡守崔某饋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返其帛。

潘《傳(chuan) 》述鄭端對船山“聞而嘉之”，也屬合理的延伸。

除了上述五個(ge) 環節的不同之外，潘《傳(chuan) 》作為(wei) 備國史館采擇的人物傳(chuan) 記，與(yu) 王敔《行述》作為(wei) 私家著述的最大不同，是在文末以“讚曰”的方式對王船山進行了總體(ti) 評價(jia) 。潘《傳(chuan) 》指出，王船山參加南明政權抗清活動是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失敗後“隱而著書(shu) ，其誌有足悲者”；以為(wei) 王船山若能改而圖仕，不愁不發達，卻“終老於(yu) 船山，”是所謂“前明之遺臣” 。潘《傳(chuan) 》特別表彰王船山不屑為(wei) 吳三桂寫(xie) 勸進表，是“我朝之貞士”。與(yu) 王敔《行述》相比，潘《傳(chuan) 》超越具體(ti) 的人事，揭示王船山出處進退與(yu) 朝廷、與(yu) 誌節之間的關(guan) 係，也即站在國家與(yu) 文化信仰的高度來評判王船山的學行。從(cong) 這個(ge) 角度說，潘《傳(chuan) 》是對王《述》的提升，也是將船山記憶由私家著述轉向官方曆史公共書(shu) 寫(xie) 的一次努力。

三、從(cong) 貞士到經生：國家正史中的船山記憶

自潘宗洛撰寫(xie) 第一篇船山傳(chuan) 記之後至雍正年間，船山一度被世人所遺忘。直到乾隆年間，隨著清朝修撰《四庫全書(shu) 》以及纂修國史紀傳(chuan) 等文化工程的舉(ju) 辦，船山記憶再度喚醒。然而，清廷的文化政策導向也限製了晚明遺民群體(ti) 記憶複蘇的範圍。在各種機緣的作用下，船山記憶中的誌士成份被淡化，而學者形象被凸顯，最終以經學家的身份載入了國史，成為(wei) 官方曆史記憶中的傳(chuan) 經之儒生。

(一)國史修撰與(yu) 船山記憶的複活

修史是對曆史的記憶活動，而史書(shu) 則是曆史記憶的載體(ti) ，因此船山記憶的複蘇是與(yu) 清廷修史活動分不開的。清朝建立後，實施文治政策，既纂修《古今圖書(shu) 集成》和《四庫全書(shu) 》，又重視修史。清初沒有專(zhuan) 門的國史館與(yu) 專(zhuan) 門的史官，所有史官皆為(wei) 兼職，史館則是為(wei) 修纂各種類型的史書(shu) 而設立的專(zhuan) 門機構如三通館、會(hui) 典館等。乾隆年間，官修史書(shu) 得到發展，不但於(yu) 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式設立了專(zhuan) 門的國史館，而且修撰了一批重要的《紀》、《誌》、《傳(chuan) 》。乾隆年間的修史活動直接受到了皇帝旨意的控製。乾隆四十一年(1776)，敕撰《勝朝殉節諸臣錄》，表彰那些抗敵不屈、不仕清廷的忠義(yi) 之士；同年十二月，根據乾隆的旨意，國史館創設“貳臣傳(chuan) ”等類別，借以羞辱投降清廷的前明大臣。這些舉(ju) 措無不傳(chuan) 遞著清廷褒獎忠義(yi) 、貶抑變節的價(jia) 值取向，為(wei) 晚明遺民浮出水麵提供了契機，也為(wei) 船山記憶的複蘇創造了條件。

乾隆年間，首先重拾船山記憶的是湘人餘(yu) 廷燦。餘(yu) 廷燦(1729—1798)，字卿雯，號存吾，湖南長沙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任翰林院檢討，兼充三通館纂修。他繼潘宗洛之後，再作《王船山先生傳(chuan) 》(以下簡稱餘(yu) 《傳(chuan) 》)。餘(yu) 《傳(chuan) 》所述船山生平大誼與(yu) 潘《傳(chuan) 》大體(ti) 無異，但深化了對船山學術思想的認識，提升了船山的學術含量。

首先，在闡發王船山學術成就與(yu) 思想時，凸顯其《正蒙》學。潘《傳(chuan) 》雖然提到王船山所作《張子正蒙注》等書(shu) “以闡天人性命之旨，別理學真偽(wei) 之微”為(wei) 宗旨，但隻把它視為(wei) 船山眾(zhong) 多學術成就中的一項，並無特別的意義(yi) 。而餘(yu) 《傳(chuan) 》指出王船山學說“深博無涯矣，而原本淵源，尤神契《正蒙》一書(shu) ” ，把《正蒙》學作為(wei) 王船山學術成就的核心。餘(yu) 《傳(chuan) 》還采取類似“學案”的做法，大段摘錄王船山《正蒙注自序》的原文，加以表彰。 其次，在對王船山的總體(ti) 論斷上，餘(yu) 《傳(chuan) 》由潘《傳(chuan) 》重船山其人轉向兼重其學。在“讚曰”部分，餘(yu) 廷燦將王船山放在曆史的長河中與(yu) 其他著名學者加以比較，強調王船山在性理學史上的地位，從(cong) 而在學理上解釋了王船山成為(wei) “前朝之遺臣、我朝之貞士”的深層原因。餘(yu) 《傳(chuan) 》讚曰：“先生可謂篤信好學、蒙難而能正其誌者。”餘(yu) 廷燦同潘宗洛一樣，也強調王夫之參加抗清是“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並以為(wei) “其誌可哀”。緊接著，餘(yu) 廷燦重點闡發了王船山學說思想，視王船山為(wei) 張載那樣“廣大精深未易窺測”的學人，肯定其“扶樹道教，剖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同異”的造詣；以為(wei) 雖然王船山“逃名用晦，遁跡知稀，從(cong) 遊蓋寡”，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但比起真德秀、魏了翁等一些僅(jin) 拾洛閩之糟粕以稱理學者來，相距不可以道理計。最後，餘(yu) 廷粲提出，潘宗洛視王船山為(wei) “前明之遺臣，我朝之貞士”固然不錯，但船山之“立文苑儒林之極，闡微言絕學之傳(chuan) ，則又有待於(yu) 後之推闡先生者矣”。換言之，在餘(yu) 廷粲看來，王船山是真正的理學家，理應在文苑傳(chuan) 、儒林傳(chuan) 中占據重要的位置。

同潘宗洛一樣，餘(yu) 廷燦也不是基於(yu) 私人身份來敘述船山學行，而潛含著推動船山進入文苑、儒林等官方公共曆史書(shu) 寫(xie) 的用意。這為(wei) 以後王船山進入儒林傳(chuan) 奠定了基礎。

(二)征修四庫與(yu) 船山記憶的篩選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成立四庫全書(shu) 館，編修《四庫全書(shu) 》，為(wei) 此一麵獎勵私人進書(shu) ，一麵嚴(yan) 飭地方督撫比戶株求，各省奏進書(shu) 目。湖南巡撫先後奏進書(shu) 目46種，第一批奏進書(shu) 目中就包括王船山的6種著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尚書(shu) 稗疏》四卷、《詩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春秋稗疏》二卷、《尚書(shu) 引義(yi) 》六卷、《春秋家說》三卷。這6種著述均被著錄於(yu) 《四庫全書(shu) 總目》，其中前4種列入“正編”，後兩(liang) 種列入“存目”。這就意味著王船山的著作得到了“國家級”文獻目錄的認可。

官修四庫是對古今各種典籍的一次大篩選和大品鑒。首先，它根據皇帝的旨意確立了搜訪的範圍，將不符合標準的書(shu) 籍摒棄在外，構建了一個(ge) 官方的、合法的知識框架；其次，它將著錄的圖書(shu) 以列入“正編”和“存目”的形式來區分等級；第三，通過館臣所精心撰寫(xie) 的提要，品其高下，評其得失。這些做法無不傳(chuan) 遞著官方的學術標準與(yu) 價(jia) 值取向。《四庫全書(shu) 總目》完成後，“對乾隆以後廣大的士人世界起著強大的指導作用”，成為(wei) 清代士子購書(shu) 、讀書(shu) 、印書(shu) 、藏書(shu) 的重要依據。因此，能否進入《四庫全書(shu) 總目》不僅(jin) 關(guan) 係到著述本身價(jia) 值高低的認定，也關(guan) 係到傳(chuan) 播範圍的大小。

在這部國家級的文獻目錄中，王船山的著作得到了高度評價(jia) 。如《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六“周易稗疏提要”中指出：“大旨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yu) 先天諸圖，緯書(shu) 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莊之旨。故言必征實，義(yi) 必切理，於(yu) 近時說《易》之家，為(wei) 最有根據。”又如，《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十二“書(shu) 經稗疏提要”謂其：“大抵辭有根據，不同遊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十六“詩經稗疏提要”舉(ju) 出許多實例，說明“是書(shu) 皆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chuan) 》、《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為(wei) 臆斷。”與(yu) 此前諸人概論王船山學術宗旨與(yu) 特色相比，《四庫全書(shu) 總目》對船山著作的評價(jia) 與(yu) 介紹更加具體(ti) 、專(zhuan) 業(ye) 與(yu) 精準，代表了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學者群體(ti) 的共識和官方鑒定，因此曆來受到重視，成為(wei) 人們(men) 評判王船山學術成就的一個(ge) 重要依據。

但王船山的另外一些著述則遭到禁毀。正如學者們(men) 所指出的，乾隆朝征收四庫，實則是寓禁於(yu) 征，是對古今圖籍特別是明遺民文獻的一次大清查。清廷以異族入主中原，文網密布，思想控製之嚴(yan) 厲前所未有，從(cong) 康熙朝到雍正朝，文字獄時有發生；乾隆朝征修四庫更是將禁毀圖書(shu) 這一思想控製活動推向了高潮。乾隆下詔征書(shu) ，初意尚且標舉(ju) 采訪遺書(shu) 之標準，劃定應收之範圍，爾後規定“有妄誕之句”者不必收存，最後則刻意訪求“違礙”之書(shu) 加以禁毀，特別查禁明末清初之書(shu) 。是以又有各省呈繳應毀圖書(shu) 書(shu) 目。湖南省共奏繳六次，含書(shu) 111種，其中王船山的《船山自訂稿》、《五十自訂稿》、《六十自訂稿》、《七十自訂稿》、《夕堂戲墨》、《船山鼓棹》、《五言近體(ti) 》、《七言近體(ti) 》等八種著作以“語多違礙”、“又有稱引錢謙益處”被列入第五次奏繳書(shu) 目之中，乾隆四十六年(1881)十一月初一日奏準。在此後至嘉道之間，這部分著述成為(wei) 人們(men) 不敢觸及的禁忌，船山記憶受到了極大的壓抑。

(三)《國史儒林傳(chuan) 》與(yu) 船山官方記憶的確立

乾隆年間餘(yu) 廷燦撰《王船山先生傳(chuan) 》，期待船山“立文苑、儒林之極”，在官方正史中占據重要位置。這個(ge) 願望在嘉慶朝國史館修撰《國史儒林傳(chuan) 》時得以實現，但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官方正史最終確立的船山形象與(yu) 餘(yu) 廷燦所塑造的船山形象又有所不同。

“儒林傳(chuan) ”與(yu) “文苑傳(chuan) ”是中國古代正史中反映學術文化的專(zhuan) 論。“儒林傳(chuan) ”側(ce) 重學術傳(chuan) 承，記錄有功經學之士；“文苑傳(chuan) ”側(ce) 重文學活動，敘述文才卓異之人。就其重要性而言，儒林傳(chuan) 高於(yu) 文苑傳(chuan) ，“為(wei) 一代儒學人物與(yu) 學術傳(chuan) 承的記載”，代表的是官方所認定的儒學知識譜係，表達的是官方對儒學的尊重和儒士的表彰。

清朝的《國史儒林傳(chuan) 》倡議於(yu) 乾隆朝，而修撰於(yu) 嘉慶朝，總纂為(wei) 嘉道之際有“漢學護法”之譽的阮元。阮元於(yu) 嘉慶十五年(1810)出任國史館總纂後，親(qin) 自擬訂《國史儒林傳(chuan) 凡例》，確立了儒林傳(chuan) 的修纂原則；又依據清廷的文化政策與(yu) 思想導向，同時憑借自己的學術眼光與(yu) 評判標準，從(cong) 清初至嘉慶朝一百多年間的千餘(yu) 名學者中篩選出百餘(yu) 人，曆時三載，終成《儒林傳(chuan) 稿》四卷，構成了一部正傳(chuan) 四十四篇、附傳(chuan) 五十餘(yu) 人的清代官方儒學知識譜係。在這個(ge) 譜係中，王夫之列入卷一，排在顧棟高、孫奇逢、李顒、黃宗羲之後，位居第五，本傳(chuan) 同時附傳(chuan) 湖廣學者陳大章、劉夢鵬。

王船山最終在官方儒學知識譜係中占據一席之地，是此前船山記憶傳(chuan) 承選擇的結果，也與(yu) 阮元的學術眼光分不開。《國史儒林傳(chuan) 稿》在人物取舍上，強調“各儒以國初為(wei) 始，若明人而貳仕於(yu) 國朝，及行止有可議者，皆不得列入”。但援引以往官修正史與(yu) 欽定《續通誌》的做法，將明遺民的代表人物王夫之、黃宗羲等納入《國史儒林傳(chuan) 稿》中。對此，《凡例》特別作出解釋：“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舉(ju) 人，在桂王時曾為(wei) 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qian) 都禦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書(shu) 以老。所著之書(shu) ，皆蒙收入四庫，列為(wei) 國朝之書(shu) 。《四庫全書(shu) 提要》內(nei) 多褒其書(shu) ，以為(wei) 精核，今列於(yu) 《儒林傳(chuan) 》中，而據事實書(shu) 其在明事跡者，據曆代史傳(chuan) 及欽定《續通誌》例也。”有《四庫全書(shu) 》表彰在前，說明諸人的學術成就已得到官方認可；又有曆代官修正史吸納前朝遺民進入本朝國史儒林傳(chuan) 的先例，則王夫之、黃宗羲進入清《國史儒林傳(chuan) 》就成順理成章之事。

《國史儒林傳(chuan) 稿》作為(wei) 官方公共曆史書(shu) 寫(xie) ，在為(wei) 各人立傳(chuan) 時，皆取材官修官采諸書(shu) ，並標注其出處，以示語必有據，不敢杜撰。其《凡例》稱：“凡各儒傳(chuan) ，語皆采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曆，不敢杜撰一字，且必其學行兼優(you) ，方登此傳(chuan) 。是以褒許，以見我朝文治之盛。至於(yu) 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貶辭。此外私家狀述，涉於(yu) 私譽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換言之，入選儒林傳(chuan) 者必須具備兩(liang) 個(ge) 條件：一是有官方記載可作憑據，二是必須學行兼優(you) 。而王夫之恰好具備了這兩(liang) 個(ge) 條件。餘(yu) 廷燦以三通館纂修的身份所作的《王船山先生傳(chuan) 》具有超越於(yu) 私家狀述、私譽的公共性；而《四庫全書(shu) 總目》更是官修目錄學著作，其評價(jia) 具有很高的權威性。這兩(liang) 者構成了《國史儒林傳(chuan) 稿》“王夫之傳(chuan) ”的主要依據，全文聚二者之句而成。但在篩選各句的同時，也對王夫之形象有所改鑄。

與(yu) 餘(yu) 廷燦的《王船山先生傳(chuan) 》相比，《國史儒林傳(chuan) 稿》中的《王夫之傳(chuan) 》簡略很多，全文不足500言。但大體(ti) 上保留了王夫之生平梗概，提到：王夫之為(wei) 前明崇禎壬午舉(ju) 人、設計拒降張獻忠、受瞿式耜之薦任明桂藩行人司行人、逃吳三桂之亂(luan) 、巡撫嘉之等，略去了抗清具體(ti) 事跡。至於(yu) 對王船山學說的介紹與(yu) 評價(jia) ，則全部援引《四庫全書(shu) 總目》之語，主要涉及到王夫之的《周易稗疏》、《書(shu) 經稗疏》、《詩經稗疏》等，多褒揚之辭，如謂“言必征實，義(yi) 必切理”、“最有根據”、“辭有根據，不同遊談”、“可取者多”、“持論明通”、“辨正名物訓詁”、“足解諸家之轇轕”等，均是針對王夫之的經學考證之作而發。總之，《國史儒林傳(chuan) 稿》中的王夫之主要是一個(ge) 經學家，與(yu) 餘(yu) 廷燦所極力打造的性理學家王船山形象相距甚遠。

道光年間，國史館在《儒林傳(chuan) 稿》的基礎上，寫(xie) 定《國史儒林傳(chuan) 》，王夫之的位置又有所調整。二卷本的《國史儒林傳(chuan) 》中共收錄正傳(chuan) 人物36人，附傳(chuan) 53人。王夫之納入上卷，排在顧炎武、孫奇逢、黃宗羲、李顒之後，位列正傳(chuan) 人物第5。就內(nei) 容而言，《國史儒林傳(chuan) 》中的《王夫之傳(chuan) 》與(yu) 阮元《國史儒林傳(chuan) 稿》中的《王夫之傳(chuan) 》幾乎絲(si) 毫不差，但由於(yu) 《國史儒林傳(chuan) 》按學術屬性來分卷，卷上為(wei) 理學人物，卷下為(wei) 經學人物，則置放於(yu) 卷上的王夫之又具有理學家的成份。這是船山記憶和船山形象的一個(ge) 變化。

盡管《國史儒林傳(chuan) 》呈現出來的王船山形象不夠豐(feng) 滿，但它直接激勵了湖南人表彰鄉(xiang) 賢、傳(chuan) 播王船山學行的熱情。道光年間，湘人鄧顯鶴就以王船山“立傳(chuan) 儒林”而“後生小子至不能舉(ju) 其名姓”為(wei) “可哀也”，首次大規模地整理、刊刻船山遺書(shu) ，從(cong) 而打破了船山身後百餘(yu) 年的孤寂狀態。同時，《國史儒林傳(chuan) 》將王船山與(yu) 顧炎武、孫奇逢、黃宗羲、李顒等人編排在一起的做法，也啟發了後人將王船山與(yu) 同時代其他名儒相提並論。唐鑒就以王船山被采入《儒林傳(chuan) 》“與(yu) 亭林顧先生同弁卷首”作為(wei) 天下人知之重之的依據，並引以為(wei) 豪。鄧顯鶴首次將王船山放在明末清初的儒林中，將其與(yu) 李顒、孫奇逢、黃宗羲、顧炎武等聲名早已彪炳之人相比較，凸顯王船山的誌節，拉開了近代船山記憶全麵複活的序幕。此後，船山形象逐步從(cong) 傳(chuan) 經有功的儒生擴充為(wei) 忠於(yu) 信仰的誌士，最終於(yu) 晚清成為(wei) 民族主義(yi) 精神的一個(ge) 符號。

綜上所述，王船山身後一百多年，有關(guan) 其記憶與(yu) 形象的演變大致如下：王船山去世之後，其子王敔刊刻船山部分著作、私撰《大行府君行述》形成了對船山的私人記憶，塑造了船山忠義(yi) 節氣、篤學苦行的老儒形象。在此基礎上，湖南學政潘宗洛首次為(wei) 王船山立傳(chuan) “以付史館”， 將王船山的個(ge) 人際遇與(yu) 家國興(xing) 亡、曆史變遷聯係起來考察，將船山提升為(wei) “前明之遺臣，我朝之貞士”。此後船山記憶一度沉睡。至乾隆年間標榜“稽古佑文”、舉(ju) 辦一係列文化工程，船山記憶再度複活。期間三通館纂修餘(yu) 廷燦繼潘宗洛之後，再作《王船山先生傳(chuan) 》，在保留王船山生平大誼的同時，重點闡發了王船山的學術成就，從(cong) 而從(cong) 學理上解釋了王船山成為(wei) “前朝之遺臣，我朝之貞士”的深層緣由。朝廷征修四庫全書(shu) ，通過著錄與(yu) 禁毀的方式對船山記憶進行篩選。嘉慶年間，國史館開修《儒林傳(chuan) 》、《文苑傳(chuan) 》等類傳(chuan) ，阮元直接節錄餘(yu) 版《王船山先生傳(chuan) 》與(yu) 《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材料，草擬成《王夫之傳(chuan) 》，視王夫之為(wei) 傳(chuan) 經有功的經學家。道光年間國史館寫(xie) 定《國史儒林傳(chuan) 》，船山正式進入官方曆史記憶之中。來自官方正史的肯定直接激發了湘人表彰船山、傳(chuan) 播船山的熱情，至道光年間，始有鄧顯鶴大規模地刊刻船山遺書(shu) ，船山學說的博大精深逐漸為(wei) 世人所認識，船山記憶全麵複活。

嘉道以前船山記憶和形象的變遷是晚明遺民記憶與(yu) 清廷思想控製競爭(zheng) 關(guan) 係的折射。船山記憶的最初源頭是王敔所刊船山著作和所撰《行述》，此後無論是地方官還是中央大臣，都是基於(yu) 官方公共立場來敘述王船山生平學誼。諸人的船山記憶與(yu) 他們(men) 對船山的理解與(yu) 取舍有關(guan) ，更與(yu) 清廷的思想控製有關(guan) 。官修四庫表彰船山的經學著作，而禁毀船山有關(guan) 抗清活動、有關(guan) 民族意識的著作；《國史儒林傳(chuan) 稿》表彰王船山的經學考證之作，視其為(wei) 傳(chuan) 經有功的儒生。這些都是對船山記憶的部分選擇，呈現出的船山形象是單薄的、片麵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清前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工程，從(cong) 表彰忠烈到撰修《國史儒林傳(chuan) 》，為(wei) 嘉道以後船山記憶的全麵複活埋下了伏筆，使船山記憶最終逸出了思想控製的範圍。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看，船山記憶的複蘇並非以嘉道年間為(wei) 界限截然分成兩(liang) 橛，而是有其內(nei) 在的邏輯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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