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與(yu) 大一統

作者：路高學

來源：《光明日報》（ 2016年03月07日 16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九日戊子

           耶穌2016年3月7日

路高學，男，東(dong) 南大學人文學院2015級博士，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漢初黃老思潮與(yu) 王權合法性建構》。

博士導師：東(dong) 南大學教授許建良

通訊評委：四川師範大學教授黃開國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餘(yu) 治平

古代王權合法性的建構除了直接依靠“神”的力量之外，另一重要的途徑就是對曆史進行某種價(jia) 值傾(qing) 向的敘事（真實的或虛構的），並使之與(yu) 神聖性的觀念結合起來。董仲舒繼承了前代的聖王理念，通過《春秋》公羊學的合法性敘事，把儒家的價(jia) 值觀念與(yu) 神聖性的“天”結合來，實現了聖與(yu) 王的邏輯統一，為(wei) 漢代“大一統”王權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證明。

《春秋》是儒家的主要經典之一，記載了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發生的曆史事件。但由於(yu) 《春秋》的記敘非常簡略，隻是記載了一年四季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因此自春秋末期始就有人不斷地對它進行補充和解釋，並形成了一係列“春秋學”。漢代學者把其中比較經典的稱為(wei) “傳(chuan) ”。據《漢書(shu) 》載，為(wei) 《春秋》作傳(chuan) 的主要有五家：《春秋左氏傳(chuan) 》《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穀梁傳(chuan) 》《春秋鄒氏傳(chuan) 》和《春秋夾氏傳(chuan) 》。其中，《鄒氏傳(chuan) 》和《夾氏傳(chuan) 》已經佚失，無法考察其具體(ti) 內(nei) 容；《左氏傳(chuan) 》主要以記敘曆史事實為(wei) 主，對《春秋》記錄的曆史進行補充和說明；《穀梁傳(chuan) 》在解釋《春秋》的同時，以詮釋《春秋》大義(yi) 為(wei) 主，宣揚儒家理想的價(jia) 值觀念；《公羊傳(chuan) 》則明顯與(yu) 前兩(liang) 者不同，在解釋《春秋》的基礎上“兼傳(chuan) 大義(yi) 微言”。而董仲舒正是在《公羊傳(chuan) 》“大義(yi) 微言”的基礎上，對《春秋》進行了更豐(feng) 富的敘事，使《春秋》成為(wei) 漢代（甚至是中國兩(liang) 千多年君主專(zhuan) 製社會(hui) ）用來綱紀天下的“神聖法典”。

《春秋》開篇言：“元年春王正月。”這本是記錄時間的一句話，指魯隱公即位第一年春天周曆一月，卻被公羊學家進行了充分發揮，提出了“大一統”概念。《公羊傳(chuan) 》的作者解釋為(wei)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種解釋明顯地具有尊王和肯定天下一統的認識。然而，事實上周代獲取天下的並不是周文王，而是他的兒(er) 子。但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公羊學家從(cong) 中讀出了“大一統”。從(cong) 先秦至漢初所流行的各派思想來看，推崇一統應該是各派共識，隻是在具體(ti) 操作上有不同看法。漢初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的公羊學家推崇“大一統”，實際上是對實現一統王權的理論證明。漢初劉邦鑒於(yu) 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在繼承秦王朝郡縣製的基礎上，也實行了分封製。但這同時也導致了權力的分散，不符合秦以來的曆史趨勢，與(yu) 王權的“大一統”是相悖的。在此背景下，崇尚“大一統”的公羊學派在西漢崛起就是一種必然。特別是當“大一統”思想經過董仲舒融合眾(zhong) 家思想的詮釋後，意義(yi) 獲得了極大的擴展，成為(wei) 專(zhuan) 製王權獲取自身合法性的基石。

“大一統”的核心是王權一統，類似觀念在先秦就已形成。《詩經》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董仲舒係統地對這種觀念進行了論證，認為(wei)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把“大一統”的理念擴展到與(yu) 宇宙、社會(hui) 、自然、人生等相關(guan) 的各個(ge) 領域。

董仲舒從(cong) 天地、陰陽等方麵對公羊學中的“大一統”思想進行了詮釋，使之成為(wei) 王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據。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的核心是天子。天子作為(wei) “天”的兒(er) 子代表“天”，並按照“天”之道來統治天下；在天子之下是百官和百姓；百官從(cong) 天子那裏獲得治理百姓的資格依據。因此，這就構成了“天”、天子、百官、百姓四個(ge) 等級係統。在這個(ge) 係統中，天子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hui) 隨著天命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一個(ge) 人能否成為(wei) “天”的子，不在於(yu) 他是否是繼前人而王，而在於(yu) 他是否有來自於(yu) “天”的命。天命的收授是“天”根據君王能否實行天道而采取的獎懲措施。如果一個(ge) 君王能夠按照天道來治理天下、造福萬(wan) 民，那麽(me) 他就會(hui) 享有天命，否則就會(hui) 失去“天”的支持而喪(sang) 失天命，失去天下。在這個(ge) 過程中，董仲舒認為(wei) 天道是不會(hui) 發生變化的，會(hui) 變化的隻是君王對天道的理解。當君王對天道的理解產(chan) 生了偏差而又沒有采取及時的補救措施，那麽(me) 天命就會(hui) 轉移，重新被授予能夠正確理解天道並按照天道行動的人。這樣的論證過程，一方麵為(wei) 布衣出身的劉邦所建立的漢政權提供了合法性的證明；另一方麵也賦予了董仲舒所言之“道”的經世治國地位。而董仲舒所說的“道”就是他在儒家思想基礎之上，同時融合了當時流行的各家學說而建立起來的“大一統”王權政治理論體(ti) 係。

董仲舒的“大一統”王權政治理論體(ti) 係是建立在“天”、天子、百官和百姓這四個(ge) 等級嚴(yan) 密的關(guan) 係基礎上的，鮮明地彰顯了“大一統”王權秩序下的等級觀念。這個(ge) 以王權為(wei) 核心的等級秩序越牢固，統治秩序也就越穩定。董仲舒言：“傳(chuan) 曰：唯天子受命於(yu) 天，天下受命於(yu) 天子，一國則受命於(yu) 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這實際上就是把天下的安定係於(yu) 君王一人，並從(cong) 此發展出一個(ge) 以天子為(wei) 核心的更為(wei) 豐(feng) 富的等級觀念。董仲舒曰：“天子受命於(yu) 天，諸侯受命於(yu) 天子，子受命於(yu) 父，臣妾受命於(yu) 君，妻受命於(yu) 夫。”如此，董仲舒就在王權專(zhuan) 製的體(ti) 製下建構起了一個(ge) 層級分明的等級秩序。這個(ge) 秩序建立在儒家倫(lun) 理本位的思想基礎之上，完全沒有民主和平等的意思。董仲舒把這種秩序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並係統化地提出“王道之三綱”，即君臣、父子和夫婦之間的關(guan) 係。

總的來看，董仲舒通過對《公羊傳(chuan) 》中“大一統”觀念的詮釋，把儒家重視的倫(lun) 理關(guan) 係上升到天道的層次。這一方麵為(wei) “大一統”王權專(zhuan) 製提供了合理性的價(jia) 值依據；另一方麵也賦予了儒家思想和儒家先賢特殊的政治地位。同時，作為(wei) 漢代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所表述的“大一統”王權政治理論體(ti) 係中的“王”是有著高尚的道德，具有鮮明儒家特色的“聖王”。因為(wei) 在儒家知識分子的眼裏，隻有高尚道德的聖王才具有真正享續天命的資格和依據。

中國古代社會(hui) 非常推崇聖人，以聖人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觀體(ti) 現在社會(hui) 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方麵麵。在中華文化發展的第一個(ge) 黃金時代——春秋戰國，各家學說都力圖通過推崇、美化聖人來建構或表達自己的學術理念。這種現象在儒家學派中表現得尤為(wei) 突出。這種理念不僅(jin) 被後世儒家學者繼承和發揚，也對現實王權所有者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從(cong) 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建立大一統專(zhuan) 製王權的秦始皇開始，以後曆代帝王都試圖通過聖化自己來顯示自身享有天命，擁有無可爭(zheng) 議的合法地位。但是，從(cong) 曆史發展來看，秦二世而亡的曆史說明秦始皇聖化自己的努力是失敗的；而秦朝“焚書(shu) 坑儒”也說明秦代儒生想通過聖化君王來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失敗的。這一方麵啟示了後世君王采取不同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麵也促使了漢初的儒家采用不同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作為(wei) 最為(wei) 推崇聖王觀念的儒家學派，儒生在論證“聖王一體(ti) ”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董仲舒在“聖王一體(ti) ”的價(jia) 值語境下，采取了“由聖而王”的路徑，通過對孔子為(wei) “素王”為(wei) 後世製憲立法的詮釋，實現了“聖”與(yu) “王”的邏輯統一，建構起了係統的王權合法性理論體(ti) 係。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