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虛君共和”隻有一步之遙——明代的票擬製度

作者：祝總斌

來源：節選於(yu) 論文<<試論我國封建君主專(zhuan) 製權力發展的總趨勢>>，《中國史研究動態》198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七日丙戌

           耶穌2016年3月5日

注：本文節選自祝總斌先生<<試論我國封建君主專(zhuan) 製權力發展的總趨勢>>一文中關(guan) 於(yu) 明代政治的論述，標題另加

從(cong) 明代起，廢除了中書(shu) 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務，實際上等於(yu) 兼任宰相，把君主獨斷專(zhuan) 行擴大到了頂峰。可是，這隻是明初形勢下，明太祖帶有個(ge) 人特點（如權力欲極強，猜疑心重，統治經驗豐(feng) 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為(wei) 製度，後代不具備這些特點的皇帝是沒有能力，也不願意照樣執行的。可是“祖訓”又不便公開違背，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改造，內(nei) 閣製度便逐漸形成，以一種新的形式起著限製君主獨斷專(zhuan) 行的作用[28]。

我們(men) 知道，明代內(nei) 閣諸大學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製度上始終沒有監督六部、百司執行皇帝詔令之權。直到明末崇禎年間，一些閣臣為(wei) 推卸責任仍在說：“昭代本無相名，吾儕(chai) 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馮(feng) 元飆傳(chuan) 》）。清代官方著作《曆代職官表》也說：“內(nei) 閣職司票擬，其官創自明初，原不過如知製誥之翰林，並非古宰相之職”（卷二內(nei) 閣表下案語）。這些話並不錯。這正是明太祖這個(ge) 曆史上個(ge) 別傑出人物廢宰相後，給後代政治製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於(yu) 限製君主獨斷專(zhuan) 行這一曆史總趨勢不可遏止，後來的君主和臣屬自覺不自覺地逐漸把內(nei) 閣塑造成了實際上代替宰相的機構。其權力和特點如下：

第一，內(nei) 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製，超過了過去的宰相。所謂票擬，便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shu) ，大量是關(guan) 於(yu) 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shu) 的批答。它可以是先與(yu) 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jue) 定後再草擬成文字[29]，更多的是內(nei) 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shu) 一起送皇帝審批。由於(yu) 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製度更加細致、周到[30]，特別是過去（如唐宋）草擬下行詔令和審核上行奏章的機構，有中書(shu) ，有門下，有翰林院，比較分散，明代全都歸口於(yu) 內(nei) 閣[31]，這就給大多數中主單純倚靠內(nei) 閣票擬，自己可以不怎麽(me) 關(guan) 心政事，提供了極大方便。其結果便是：表麵上宰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誌和權力受到內(nei) 閣諸臣極大的左右限製。如果說儒家的“君逸臣勞”要找一種理想模式的話，那麽(me) 明代內(nei) 閣票擬便是這種模式[32]。

《明史》卷一八一《劉健傳(chuan) 》：孝宗時與(yu) 李東(dong) 陽、謝遷俱在內(nei) 閣，“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孝宗）初或有從(cong) 有不從(cong) ，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為(wei) 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劉健等提出幾條壓製近倖的辦法，“擬旨上，不從(cong) ，令再擬。健等力諫，謂‘……所擬四疏，（自信正確），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表示既不批準票擬，便求退休）。帝優(you) 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複上疏，曆數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準，而是）命所司詳議。健知誌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dong) 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cong) 之”。這是內(nei) 閣經過鬥爭(zheng) ，終於(yu) 將自己意誌強加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個(ge) 十分任性的人，為(wei) 什麽(me) 他不行使至高無上的皇權，逕直否決(jue) 劉健等的票擬呢？就因為(wei) 發展到明中葉，一般情況下如同孝宗那樣，照批票擬已成慣例，要想否決(jue) ，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於(yu) 是便隻有拖。拖來拖去，被迫批準。

《明史》卷一六八《陳循傳(chuan) 》：在比孝宗還要早的景帝時入閣。“帝欲易太子，內(nei) 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穀白金百兩(liang) ，江淵、王一寧、肖鎡半之。比下詔議，循等遂不敢諍（而遵旨票擬）”。為(wei) 什麽(me) 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閣臣行賄，而不逕直行皇權決(jue) 斷呢？正象武宗一樣，就因為(wei) 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閣臣不同意，拒絕擬旨。現在景帝雖達到了目的，但那是由於(yu) 閣臣腐化怯懦，未盡到職責，屬於(yu) 另一問題；而行賄本身，卻正足以說明內(nei) 閣和票擬確是對君主的獨斷專(zhuan) 行，胡作非為(wei) ，起著很大限製作用的製度。明末馮(feng) 元飆曾針對一些閣臣自稱隻供票擬，不是宰相，以推卸責任的話，批駁說：“夫中外之責，孰大於(yu) 票擬”（《明史》本傳(chuan) ）。這在一定意義(yi) 上，是符合事實的。

第二，由於(yu) 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nei) 閣限製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zheng) ，更加製度化。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shu) 全歸口於(yu) 內(nei) 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jue) 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動提出自己關(guan) 於(yu) 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通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chuan) 口諭）下內(nei) 閣票擬。對於(yu) 這類手詔等，內(nei) 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chuan) 》：入內(nei) 閣。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給一革職者複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來，未嚐有內(nei) 降（意即全都通過正常途徑由內(nei) 閣票擬），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八年溥等又言：“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cong) ……”。“奏入，帝嘉納焉”。同上卷一九○《楊廷和傳(chuan) 》：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分嗣位，欲崇親(qin) 生父（興(xing) 獻王朱祐杬，已死）為(wei) “皇”，群臣反對。帝召閣臣楊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為(wei) 帝後”。廷和退而上奏說明理由後曰：“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世宗堅持己見，“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禦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繼任者蔣冕、毛紀繼續不肯奉行旨意，毛紀且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nei) 閣職業(ye) 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即崇興(xing) 獻王事），平台召對，司禮傳(chuan) 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紀傳(chuan) 》）。這是指斥世宗口頭上表示與(yu) 內(nei) 閣商量，實際上拒絕眾(zhong) 議，獨斷專(zhuan) 行。

就在這僵持過程中，有一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提出一套應尊崇興(xing) 獻王為(wei) “皇”的理由與(yu) 曆史根據，“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同上卷一九六《張璁傳(chuan) 》）。後又有人支持璁議。以此為(wei) 起點，經過討論和施高壓手段（給抗拒者廷杖等），世宗達到了目的。可是從(cong) 此事也可看出，當張璁議奏上前，世宗雖是一個(ge) 剛愎自用的人，卻不敢硬性貫徹個(ge) 人意誌，獨斷專(zhuan) 行，原因就是他理由和根據不足，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否違反儒家經典、禮製、祖訓、故事，而這些正是內(nei) 閣和大臣借以限製皇帝獨斷專(zhuan) 行的法寶。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曆史越長，這類法寶積累的也就越多。在尊崇興(xing) 獻王這事上，如果沒有張璁等議，世宗光憑手中皇權，是很難勝利的。而且即便有了張璁等議，拒絕中旨的鬥爭(zheng) 此後差不多又延續了兩(liang) 年多。這就足以說明，明代皇權受內(nei) 閣、廷議的限製何等之大了。

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後，應信用內(nei) 閣、而不應濫發中旨的意見，仍接連不斷，沒有一個(ge) 皇帝在原則上加以拒絕。同上卷一九六《夏言傳(chuan) 》：世宗時上疏言：“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禦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麵決(jue) ；或事關(guan) 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xie) 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nei) 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所謂“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nei) 閣議而後行”，等於(yu) 說皇帝的決(jue) 定要經過內(nei) 閣討論同意，方得實行。同上卷二四○《葉向高傳(chuan) 》：熹宗時複入閣，疏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chuan) 諭。事有不可，臣力爭(zheng) ，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chuan) 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you) 旨報聞”。這條材料和上麵夏言疏文精神完全一致，而是用事實證明了這一製度的存在。

當然，由於(yu) 君主擁有至高無上權力，各個(ge) 君主的性格並不相同，每屆內(nei) 閣成員又各有特點，所以君主與(yu) 內(nei) 閣矛盾後，越過內(nei) 閣，逕發中旨處理政務之事也不少。如同上卷一八一《李東(dong) 陽傳(chuan) 》：武宗時在內(nei) 閣，“帝欲調宣府軍(jun) 三千入衛，而以京軍(jun) 更番戍邊。東(dong) 陽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諫，皆以為(wei) 言。中官旁午（向內(nei) 閣）索草敕，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dong) 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nei) 降行之”，即其一例。然而另一麵從(cong) 此例又可看出，處理政務的正規途徑應是通過內(nei) 閣，所以才會(hui) 發生中官旁午催促，武宗親(qin) 自焦急督陣的情況，隻是由於(yu) 不得已，第二天才下內(nei) 降，而東(dong) 陽等拒絕中旨，安然無恙，也是合法之證明。《明會(hui) 要》卷三十《職官二》：萬(wan) 曆末，帝“遣內(nei) 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敕旨，以奉禦汪良德奏準修鹹安宮也。輔臣言‘明旨傳(chuan) 宣，定例必由內(nei) 閣下科臣，然後發鈔。若不由內(nei) 閣，不由科發，不經會(hui) 極門（紫禁城南部通往內(nei) 閣之門），不由接本官，突以二豎傳(chuan) 宣（中旨）於(yu) 部臣之私寓，則從(cong) 來未有之事。向來（如君主）建議諸臣，以旨從(cong) 中出，猶且慮之，況臣等竟不與(yu) 聞乎？’不省”。這就是說，不先經票擬的中旨隻是皇帝個(ge) 人意見，隨意性大，容易出錯（故“猶且慮之”），所以早已定例必下內(nei) 閣，由內(nei) 閣決(jue) 定是否奉行。奉行，則通過六科給事中，依正常途徑下達；不奉行，大概便得封還中旨。不經內(nei) 閣，皇帝逕下中旨傳(chuan) 宣部臣執行，則是違例的。由此可見，明代皇帝雖有時逕下中旨處理政務，似乎由他獨斷專(zhuan) 行，實際上並不合乎慣例、製度，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負擔，怕成不了“明君”，所以明神宗對閣臣的抗議，隻得以“不省”了之。反過來也就證明，一般情況下，必得受內(nei) 閣的限製。

第三，和內(nei) 閣相配合，還有六科給事中也在製度上直接起著限製皇權的作用。按給事中唐宋本屬門下省，金廢門下省，明初設六科（吏、戶、禮、兵、刑、工）給事中，成為(wei) 獨立機構（清改隸都察院）。其重要權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內(nei) 閣未反對，草成敕詔；或內(nei) 閣票擬，合皇帝心意，批準執行，都得再發至給事中處詳審。如以為(wei) 有害整個(ge) 統治利益，同樣可以封還詔書(shu) （《明史》卷七四《職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紀》：“諭六科，凡中官傳(chuan) 旨，必覆奏始行。”前麵已講，覆奏約始於(yu) 北魏、北齊之際，宣宗此諭實際上某種程度也是對君主自己專(zhuan) 權的一種限製。《明會(hui) 要》卷三七《職官九》：嘉靖年間，“都察院疏請差禦史巡鹽，不下閣票擬，（中旨）批答稍誤，（逕下六科），戶科給事中黃臣諫曰：‘我朝設立內(nei) 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nei) 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zhuan) 擅之奸[33]。關(guan) 係匪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製”。同上卷二一五《駱問禮傳(chuan) 》：上疏穆宗，“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證明此製一直存在。這樣，除內(nei) 閣外，便又多了一重對皇帝獨斷專(zhuan) 行之限製[34]。

通過以上三點，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麵上廢去宰相，君主獨斷專(zhuan) 行更加厲害，實際上發展的結果是，君主行使權力時在製度上受到的限製比過去更大，想要獨斷專(zhuan) 行的困難更多了。

必須指出，以上都是就集中了地主階級統治經驗的製度規定而言，實際上在執行中這些製度總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發生偏頗，甚至極大偏頗。就明代說，這種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ge) 便是皇帝往往不上朝。本來按祖製他們(men) 應該“無日不朝”，甚至一日再朝或早、午、晚三朝（參《大學衍義(yi) 補》卷四五）。可是由於(yu) 貪於(yu) 逸樂(le) ，照辦的時候很少，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35]。皇帝逐漸對內(nei) 閣票擬也懶於(yu) 審批，而讓身旁宦官“批紅”，致使有時大權旁落。這是明代的一個(ge) 秕政。但有些著作過於(yu) 誇大了這一秕政，似乎明代內(nei) 閣等製度全受宦官操縱，“內(nei) 閣之擬票，不得不決(jue) 於(yu) 內(nei) 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職官誌序》）。這基本上不符事實。因為(wei) 內(nei) 閣票擬從(cong) 明成祖以後逐漸形成，貫穿於(yu) 明亡前二百多年，從(cong) 不間斷，而宦官之掌權，則要視皇帝是否委任而定，並非製度。如世宗在位四十多年，不但未曾委任，而且製馭甚嚴(yan) [36]。同時即就批紅言，按規定隻能遵照內(nei) 閣“票（擬）來字樣，用朱筆楷書(shu) 批之”[37]，執筆者等於(yu) 一個(ge) 謄錄人，並不允許摻雜個(ge) 人意見。這一情況，正好是前述皇帝意誌受內(nei) 閣限製的一個(ge) 具體(ti) 反映。隻有少數幾個(ge) 宦官，得到皇帝特殊寵信，對票擬之審批發生影響。可是其中能算上毫無顧忌，任意改動票擬，甚至另行票擬者，隻有武宗時的劉瑾（由正德元年至五年）和熹宗時的魏忠賢（由天啟元年至七年）[38]，加在一起不過十二年。這和二百多年的內(nei) 閣比時間很短，因而應該承認，整個(ge) 明代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內(nei) 閣等政治製度，是內(nei) 閣的票擬，而宦官造成的偏頗，則是次要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