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啟蒙·權利

——秦暉《從(cong) 諸子爭(zheng) 鳴到新文化運動》讀後

作者：劉樂(le) 恒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一日庚辰

           耶穌2016年2月28日

秦暉先生的文字和視頻，我一向很喜歡看。至於(yu) 喜歡的原因，應該有很多。首先，他的觀點、論證、角度往往刺激了我以往的慣性思維，給我很深的啟發與(yu) 鼓舞。我想，這肯定是因為(wei) 他多年獨立思考的結果。他曾經回憶他九年的“早稻田大學”生涯（就是在農(nong) 村中做了九年時間的知青），在這九年當中，他身處其境，深接地氣，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立即對中國政治、社會(hui) 、農(nong) 村的問題有一個(ge) 直接的理解。而當他的這個(ge) 理解與(yu) 社會(hui) 的主導性理解構成明顯的對比的時候，他便會(hui) 繼續獨立思考是他自己的理解合理，還是一般的理解合理，經過獨立的思考與(yu) 磨合，他往往會(hui) 提出與(yu) 一般觀點截然相反的觀點。如果我們(men) 想當然地認為(wei) 他是故意驚世駭俗，語不驚人死不休，那麽(me) 往往容易忽略他其實是通過獨立、切身的思考磨合，才得出他的結論的。同時也正因為(wei) 如此，所以他的觀點往往一針見血，直中命門，刺激思維，發人深省。

我喜歡讀秦暉的文字的另一個(ge) 原因，則是一個(ge) 比較私人的原因。我的信仰與(yu) 價(jia) 值的立場是儒家的，而一直以來，我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打倒孔家店”的說法很不以為(wei) 然。我反對儒家與(yu) 公權力結合，反對儒家一家獨尊，反對儒家拯救世界之說（因為(wei) 儒家可以拯救它可以拯救的，而不可以拯救它不能拯救的）。但我同時反對全盤否定儒家，因為(wei) 我對儒家的仁愛的精神深以為(wei) 然，它主張推己及人，仁民愛物，同時儒家也確實有批判精神、抗議精神，與(yu) 自由與(yu) 民主有相通之處；因此，如果有人主張要全盤推翻儒家，並且將中國曆史、政治上的所有問題都讓儒家背這個(ge) 黑鍋，對此我在直覺上是排斥的，而且也試圖通過分析儒家的思想結構、思想取向，而反對這個(ge) 觀點。而當我讀完秦暉的文字之後，便感到很鼓舞，因為(wei) 他是從(cong) 曆史的角度，尖銳而深刻地指出，中國曆史以來的政治困局，其實並非完全需要儒家來負責。實際上，儒家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造成這個(ge) 困局的主要是法家。法家的專(zhuan) 製與(yu) 儒家的仁愛有著根本的差異：儒家要保護小共同體(ti) （如家庭、宗族等），法家則是要拆散小共同體(ti) 以便以極權和專(zhuan) 製；儒家的精神雖然與(yu) 現代的自由民主的觀念有別，但也不見得是截然對立的，而法家的精神與(yu) 現代的平等法治的觀念似乎相同，但其實是截然相反的。但我們(men) 之所以將曆史的責任栽在儒家的頭上，主要是外儒內(nei) 法的表象，也即狼披上了羊皮之後所造成的表象，誤導了我們(men) 。我認為(wei) 秦暉的這個(ge) 觀點，能夠抓大放小，分清主次，同時也從(cong) 曆史政治的角度，給儒家說了公道話。而2015年秦先生在騰訊大家欄目的《從(cong) 諸子爭(zheng) 鳴到新文化運動》的講座，則更為(wei) 透辟地展示出儒法兩(liang) 家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性，他認為(wei) 在當代社會(hui) 我們(men) 固然不能照搬儒家的政治文化，但儒家的政治文化可以與(yu) 現代的自由民主理念相結合；而我們(men) 最要批判和超越的，是法家在兩(liang) 千多年來所形成的惡的政治文化。這樣的觀點深得我心，可謂鼓舞振奮。

一、儒法鬥爭(zheng) 與(yu) 中國近現代的兩(liang) 次啟蒙

秦先生在《從(cong) 諸子爭(zheng) 鳴到新文化運動》的講座中，一如既往地通過“儒法鬥爭(zheng) ”這一政治文化上的基本線索，剖析中國二千年來政治曆史進程過程中的問題與(yu) 關(guan) 鍵所在。這個(ge) 儒法鬥爭(zheng) ，體(ti) 現在社會(hui) 政治領域，就是周秦之爭(zheng) 。儒家代表的是周代的製度，這個(ge) 周製，主要體(ti) 現在對小共同體(ti) 的保護和持守之上；法家則代表秦代的製度，這個(ge) 秦製，則主要體(ti) 現在君主專(zhuan) 製，以至君子專(zhuan) 製對小共同體(ti) 的破壞毀滅之上。周秦之爭(zheng) 可謂貫穿中國曆史政治鬥爭(zheng) 的始終，這是中國曆史、政治、社會(hui) 相當特殊與(yu) 關(guan) 鍵的地方。秦先生認為(wei) ，如果中國要啟蒙的話，首先是認清儒家在根本上是要保護和捍衛小共同體(ti) 的，它與(yu) 法家對小共同體(ti) 的著意摧殘，構成根本性的衝(chong) 突，因此，在尚沒有出現憲政民主的思想之前，儒家對法家的抵觸，構成了某種“前啟蒙”的背景。其次，當近代儒家士大夫訪問遊曆西方，接觸到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之後，他們(men) 馬上感到儒家的理想，正在或已經在民主自由的地方實現出來了，他們(men) 雖似夷狄而實為(wei) 華夏，我們(men) 雖稱華夏而實則蠻夷。據此，他們(men) 的思想逐漸形成了西儒的互補，這種互補使得儒家從(cong) 近代以前的“前啟蒙狀態”，轉進成為(wei) 一種真正的啟蒙思潮。從(cong) 這個(ge) 角度出發，秦暉認為(wei) ，近現代中國的啟蒙其實有兩(liang) 次。最重要的一次也是第一次啟蒙，是清末由儒家士大夫所推動的，主張西儒互補，共同對抗法家秦製。而第二次啟蒙才是後來的新文化運動，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雖則以民

主、科學為(wei) 倡，但是它的矛頭卻指向了捍衛小共同體(ti) 的周製、儒家，而反而對秦製、法家十分有好感。因此，五四的啟蒙思潮其實是啟蒙的“變調”，它攻擊的目標不再是法家秦製，而反而是儒家的小共同體(ti) 本位思想。五四啟蒙思潮打倒“孔家店”、毀滅家庭與(yu) 宗族之後，其實是逐漸地形成一種西法互補的狀態，有利於(yu) 極權專(zhuan) 製的再度複活。因此，第二次啟蒙思潮強調西法互補，第一次啟蒙思潮則強調西儒互補，兩(liang) 者構成某種對比。而第一次的西儒互補的“西”，是肯定個(ge) 人權利的文明的西方；第二次西法互補的“西”，則是推崇強權的西方。

毫無疑問，秦暉的這個(ge) 觀點是十分深刻的，同時也是上世紀末中國思想界相關(guan) 思考的深化與(yu) 回應。在秦先生之前，王元化先生等學者就有所反思。他指出，五四啟蒙運動對民主、自由的提倡是有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的，需要繼承；但五四的反儒等思潮則需要反思。他提出一個(ge) 比較困惑的問題：“有一個(ge) 問題至今還很難理解：為(wei) 什麽(me) 五四時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實際上儒家還有著民本主義(yi) 思想和誅獨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卻站在君主本位立場上，實行徹底的專(zhuan) 製主義(yi) 。五四時期反對舊道德舊倫(lun) 理，而作為(wei) 封建倫(lun) 理觀念集中表現的三綱，是法家最早提出的。”（《王元化集》第五冊(ce) 第52頁）秦暉的係列講座則正是從(cong) 儒法鬥爭(zheng) 的基本線索與(yu) 近現代的兩(liang) 次啟蒙的角度，將王元化先生的這個(ge) 問題作出深刻的剖析和疏導，讓我們(men) 從(cong) 曆史與(yu) 政治的迷霧中，看到問題的關(guan) 鍵所在。

當然，他對儒家、法家等的理解，並非沒有可以再商榷與(yu) 斟酌的餘(yu) 地。例如，秦先生對儒家的理解，是從(cong) 儒家保護“小共同體(ti) ”的角度出發的。據此，他認為(wei) 儒家是為(wei) 了保護小共同體(ti) 而堅決(jue) 對抗法家秦製的；但又正是因為(wei) 儒家側(ce) 重在保護小共同體(ti) ，因此與(yu) “保障個(ge) 體(ti) 基本權利”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的距離。其實，這是曆史學背景所造成的某種判斷上的局限。在筆者看來，秦先生將儒家視作小共同體(ti) 本位的思想，其實儒家的根本核心還是在個(ge) 人，對家庭宗族的強調是儒家的自然引申。儒家最根本的還是道德自我的建立與(yu) 發展，即人格的樹立和養(yang) 成。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說，儒家比秦先生所想象的更與(yu) 自由主義(yi) 傳(chuan) 統相通。通過曆史的“事理”角度來看儒家，而非通過道德的“性理”角度來看儒家，是比較難看出這一點的。但筆者認為(wei) ，這無關(guan) 宏旨、並非關(guan) 鍵。又有學者可能會(hui) 說，秦暉對法家、秦製是否貶斥太甚，而忽略了法家、秦製合理的一麵？其實這也並非根本意義(yi) 的問題。即使我們(men) 不用法家、秦製這樣的名詞來作描述，我們(men) 也不能否認中國政治史上的某種長期主導的專(zhuan) 製傳(chuan) 統與(yu) 現象，這種專(zhuan) 製傳(chuan) 統與(yu) 現象總不能否認吧？可能還有人會(hui) 說，曆史上的中國皇帝是有被製度與(yu) 各種人事製約的，不能簡單地用“專(zhuan) 製”來說。實際上無論如何說，這也是程度上的輕重而已。無論如何，上述的辨析，在筆者看來都是比較次要的辨析，秦暉講座的根本關(guan) 懷所在，其實是思考中國的啟蒙本身，其理性土壤何在，其合理方向何在，其可能誤區何在。沒有深厚的價(jia) 值關(guan) 懷，並非一個(ge) 優(you) 秀的曆史學家；有深厚的價(jia) 值關(guan) 懷，則能抓大方小，暫不考慮旁枝末節。筆者認為(wei) ，秦暉先生因為(wei) 有著深厚的價(jia) 值關(guan) 懷，所以是一位優(you) 秀的曆史學家。

二、當代中國仍然需要啟蒙

秦暉的講座的核心問題，就是啟蒙問題。從(cong) 他的觀點引申出來，就是說中國的第二次啟蒙走偏了，走偏了便造成嚴(yan) 重的後果。由此可見，他一定是認為(wei) 啟蒙的任務是尚未完成的。而近年來，中國學界則並非強調啟蒙本身，而是多強調啟蒙反思。這似乎讓我們(men) 感到當代中國的啟蒙任務已經完成了，我們(men) 已經從(cong) 現代社會(hui) 跨入後現代社會(hui) 了。更有甚者，則從(cong) 啟蒙反思而過渡到不要啟蒙，甚至說要反過來去“啟蒙”那些具有權利意識並推動保障個(ge) 體(ti) 基本權利的思想，更且將之斥責為(wei) 根植於(yu) “西方”的傳(chuan) 統，與(yu) 我魏巍大中華的傳(chuan) 統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所有這些說辭，相對於(yu) 當代中國的現實，都顯得那麽(me) 蒼白和無力。

其實，啟蒙本身體(ti) 現出人類文明的發展，隻要人類真心要走向文明、增進文明，那麽(me) 啟蒙就是走向文明、增進文明的核心精神。與(yu) 中西無關(guan) ，與(yu) 古今亦無關(guan) 。按照康德的《何為(wei) 啟蒙》一文，啟蒙有幾個(ge) 關(guan) 鍵的內(nei) 容：第一，有勇氣獨立思考，不要隨著惰性盲目跟隨大流；第二，不要限製思考和表達上的自由；第三，公開而非僅(jin) 私下運用理性；第四，學者有職責公開運用理性並表達出來。這樣的啟蒙，應該是整個(ge) 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通義(yi) 。而至於(yu) 近年來學界所提倡的啟蒙反思，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從(cong) 屬於(yu) 啟蒙自身的調整的。真實的啟蒙反思應該是，反思我們(men) 對於(yu) “理性”與(yu) “主體(ti) 性”的理解與(yu) 運用是否合理妥當，而不是要否定理性本身。如果說啟蒙反思屬於(yu) 理性的自我調整與(yu) 自我疏導的話，那麽(me) 反啟蒙其實就是反理性、反文明。這是

要不得的。如果現今所提倡的啟蒙反思是以否定理性本身為(wei) 代價(jia) 的，那麽(me) 這就並非真的啟蒙與(yu) 啟蒙反思，而最後隻會(hui) 走向服從(cong) 權威，走向深入的遮蔽與(yu) 蒙昧。

如果通過啟蒙的角度，來看當今我們(men) 中國社會(hui) 的方方麵麵，便很容易理解到我們(men) 尚需真實、真正的啟蒙。現今思想界的各派缺乏真實講理機製，造成相互撕裂，難以增進共識；思考與(yu) 表達的自由遭受到壓力與(yu) 壓迫，自我審查的陰影難以消散；各派學者或有與(yu) 權力、利益、勢力掛鉤之嫌，甚至喪(sang) 失基本的人格操守；兩(liang) 次啟蒙思潮所蘊含的合理的呼籲至今徘徊不前，以至消泯在撲朔迷離的環境中；公民的基本權利遠得不到伸張。如果我們(men) 對周遭的環境，有一個(ge) 基本的實感，都不會(hui) 否認這個(ge) 基本的狀況，毋庸贅言。如果我們(men) 放棄啟蒙，或者反對啟蒙，那麽(me) 我們(men) 即將告別文明世界，退回蒙昧狀態。啟蒙這一關(guan) ，我們(men) 繞不過。

三、保障每一個(ge) 體(ti) 基本權利作為(wei) 共同的底線

如果當代中國仍然需要啟蒙，那麽(me) 啟蒙的重心何在？按照秦暉先生的思考，我們(men) 其實可以從(cong) 中國曆史以來的儒法鬥爭(zheng) 的線索出發思考這個(ge) 問題。儒法鬥爭(zheng) 的實質是要捍衛小共同體(ti) ，還是要取消小共同體(ti) 以便於(yu) 公權力的濫用。按照秦暉的理解，儒家已經蘊涵著某種“前啟蒙”的導向了；而我們(men) 如果要從(cong) “前啟蒙”而走向“正式的啟蒙”，則是需要從(cong) “捍衛小共同體(ti) ”進一步走向“捍衛個(ge) 體(ti) ”之途。

從(cong) 曆史演進的角度來說，中國不可避免地經曆從(cong) 周代封建製到法家主導的秦製社會(hui) ，再到現代國家、現代社會(hui) 這三個(ge) 階段，我們(men) 不能簡單地回到周製的社會(hui) ，更不能停留在秦製社會(hui) ，而是應該落實現代社會(hui) 的合理穩固的機製。現代社會(hui) 是以一個(ge) 個(ge) 個(ge) 體(ti) 的公民為(wei) 基本的單位而構成的。現代意義(yi) 上的政府應該受到憲法的規範與(yu) 製約，使得它的權力不會(hui) 濫用（實際上政府的權力如得不到製約和規範，是自然地傾(qing) 向於(yu) 濫用的），以保障每一個(ge) 個(ge) 公民個(ge) 體(ti) 的基本權利。反過來說，如果公民切實地落實對自我與(yu) 他人的基本自由與(yu) 權利的保障，如果公民具有基本的權利意識，那麽(me) 公民就必定要求限製公權力的濫用，並要求有一個(ge) 穩定長久的製度或體(ti) 製以規範之。總言之，我們(men) 理應切實地落實對每一個(ge) 體(ti) 的基本權利的保障。筆者認為(wei) 這是當代社會(hui) 啟蒙的重心所在。

秦暉先生曾經呼籲中國思想界應該有“共同的底線”。筆者認為(wei) ，這“共同的底線”，可以理解為(wei) 各門各派都以“保障個(ge) 體(ti) 基本權利”為(wei) 底線共識、底線承認、底線平台。這個(ge) 是一個(ge) 底線要求，而並非高要求。如果其中有一個(ge) 思想派別是反對這個(ge) 底線共識的話，那麽(me) ，如果其思想得到實現，那麽(me) 不但別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其自身的基本權利又何嚐得到保障呢？所以，我們(men) 要呼喚這一共同底線的意識，同時也呼喚各門各派，都可以（同時也應該）通過這個(ge) 底線來凝聚共識。這個(ge) 共同底線、底線共識並非某一門、某一派的私物、特殊主張，並非自由主義(yi) 所獨享之物，雖然自由主義(yi) 可能強調得多一些。我不相信儒家的思想資源中不可以轉出這個(ge) 權利的意識、底線的意識；真馬克思主義(yi) 也一定歡迎這個(ge) 。對於(yu) 這個(ge) 共同的底線，各派學者應該思考一下，加以承認，增進互動，務求落實，不能再撕裂了。

四、儒家支持啟蒙和讚同保障個(ge) 體(ti) 權利

筆者認為(wei) ，從(cong) 思想精神上來說，儒家是支持啟蒙、讚同保障個(ge) 體(ti) 權利的。儒家固然如秦先生所說，要保護小共同體(ti) ；但如果進一步從(cong) 儒家內(nei) 在的精神思想去考察，那麽(me) 儒家其實更重視對個(ge) 體(ti) 人格的樹立與(yu) 養(yang) 成。因此，這可以解釋秦暉所描述的，晚清的儒家士大夫為(wei) 何一接觸到西方世界，便有強烈的好感，且認為(wei) 西方世界其實就是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治。要知道，英美等國家是強調個(ge) 體(ti) 比強調小共同體(ti) 更為(wei) 明顯的。

儒家是支持啟蒙的，因為(wei) 其思想內(nei) 部就蘊涵著啟蒙的精神；而且儒家的啟蒙是植根於(yu) 個(ge) 體(ti) 人格的。從(cong) 維護個(ge) 體(ti) 人格出發，儒家的精神裏麵蘊涵著深厚的人文精神、道德責任、道德主體(ti) ，這使得真正的儒者在麵對權威與(yu) 威權的濫用的時候，他能夠“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捍衛道德與(yu) 人格的底線，堅持他所思考與(yu) 體(ti) 會(hui) 出來的道與(yu) 理。憑著他對於(yu) 道德與(yu) 人格的捍衛，也憑著他的推己及人的關(guan) 懷，真正的儒家對於(yu) 天下之事，都聲聲入耳，事事關(guan) 心，他忍不住要通過自己的理性

思考、道義(yi) 堅持，而公開表達他對天下之事的關(guan) 心與(yu) 同感。這種精神，如果不是啟蒙的精神，那麽(me) 還是什麽(me) 精神呢？

儒家是讚同保障個(ge) 體(ti) 基本權利的。這是因為(wei) 儒家重視個(ge) 體(ti) ，強調道德主體(ti) 的價(jia) 值。從(cong) 這種強調中，儒家的思想可以也理應內(nei) 在地轉出、引出權利的意識。如果說，將儒家關(guan) 聯於(yu) 小共同體(ti) ，並通過禮樂(le) 製度保證之，這是周公的貢獻與(yu) 推動；但到了孔子，則明確地點出了禮樂(le) 的根源在於(yu) 仁性、仁心、仁德。這個(ge) 仁性、仁心、仁德則是道德的主體(ti) 性，是與(yu) 個(ge) 體(ti) 人格相關(guan) 聯在一起的。如果說儒家要以“仁”定義(yi) ，才是儒家，那麽(me) 孔子無疑就是儒家的創立者。仁性、仁心、仁德的發動，其實可以轉出權利意識，轉出對於(yu) 任何一個(ge) 個(ge) 體(ti) 的基本權利的尊重與(yu) 保障。因為(wei) 仁者愛人，所以仁者自己必定不會(hui) 去損害任何一個(ge) 人各方麵的生存之事、發展之事；因為(wei) 仁者愛人，所以仁者必定厭惡與(yu) 反對去損害任何一個(ge) 人的基本利益、基本人權。據此，從(cong) 仁者愛人的仁愛精神，儒家推導出了“義(yi) ”的思想與(yu) 精神。義(yi) 就是從(cong) 愛人走向敬人、尊人，並反思逆轉回來，確立自敬、自尊的原則。這種敬人、尊人、自敬、自尊，毫無疑問，是蘊涵著尊重和保障每一個(ge) 體(ti) 的基本權利的權利意識的，因此與(yu) 現代性的價(jia) 值是內(nei) 在相通的。舉(ju) 儒家的“行一不義(yi)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wei) 也”這一句話為(wei) 例。這句話是說，儒家如果要對任何一個(ge) 個(ge) 體(ti) 的人，行不義(yi) 之事，那麽(me) 這是違背儒家的原則的。這個(ge) “不義(yi) ”，說白了，就是做不尊重和保障個(ge) 體(ti) 權利的事。因此，儒家的仁與(yu) 義(yi) 的精神，可通至權利意識。隻不過，儒家思想中所蘊涵的權利意識，是植根於(yu) 道德理性、道德主體(ti) 、道德價(jia) 值並由此推導出來的；換言之，儒家的權利意識，是以仁愛為(wei) 根基的。

儒家以仁愛為(wei) 根基的權利意識，有其正麵意義(yi) ，也有其不足之處。不足之處在於(yu) ，從(cong) 曆史以來，儒家思想因為(wei) 特別強調道德理性、道德主體(ti) 、道德價(jia) 值，所以雖然它的思想中蘊涵著對個(ge) 體(ti) 基本權利的尊重、維護、保障的意識，但是曆史上的儒者並未能暫時超化道德價(jia) 值的主導，而思考推導出一個(ge) 穩定、公正的體(ti) 製或製度，並將這個(ge) 體(ti) 製或製度全麵切實地落實下來。這當然是傳(chuan) 統儒家的不足之處。但這方麵我們(men) 可以加強，可以努力，因為(wei) 它是順理成章之事。真正的儒家，對此稍作引申與(yu) 思考，則可以引申思考至此。不過，儒家以仁愛為(wei) 根基的權利意識，在現代社會(hui) 也可能有重要和特殊的正麵意義(yi) 。根據儒家的觀點，權利的意識，其根據就在於(yu) 道德理性。道德理性的根源就在於(yu) 仁德。一個(ge) 有仁德、仁義(yi) 的人，他一定不會(hui) 去損害別人的基本權利，同時也一定不會(hui) 讓別人使得自己的人格受損。對於(yu) 儒家的這一維度，我們(men) 也應該加以重視與(yu) 審視，甚至在某種情況下，西方的法治如果有問題了，儒家也可以提供根本性的精神資源，以較之西方更可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正如趙法生教授所言：“孔孟基於(yu) 仁性的普遍性而發現了普遍的個(ge) 體(ti) 人格尊嚴(yan) ，而人格平等與(yu) 權利平等盡管不同，但二者決(jue) 不矛盾，而且相互關(guan) 聯依賴。在君主專(zhuan) 製條件下，由於(yu) 缺少權利保障機製，人格尊嚴(yan) 往往被踐踏；反之，如果僅(jin) 僅(jin) 突出權利而忽視道德人格，個(ge) 體(ti) 與(yu) 社會(hui) 就會(hui) 有物化的可能，現代西方哲學家已經對此有深入反思批評。故個(ge) 體(ti) 人格與(yu) 個(ge) 體(ti) 權利，應該是合則雙美，離則兩(liang) 傷(shang) 。”對於(yu) 這一點，希望有識之士深思之。

因此，其實無論是儒家，還是自由主義(yi) ，還是馬克思，還是其他的各大講文明理性的宗教，都可以在“保障個(ge) 體(ti) 權利”這個(ge) 底線上得到溝通與(yu) 互補。筆者不相信馬克思會(hui) 嚴(yan) 厲反對這個(ge) 底線主張，馬克思應該是很關(guan) 注個(ge) 體(ti) 的自由與(yu) 權利的，隻不過他的思想努力的方向與(yu) 角度與(yu) 其他派別不同而已。同樣的道理，自由主義(yi) 者也當然是以此為(wei) 基本的主張的。更同樣的道理，儒家也必然不會(hui) 反對這個(ge) 底線主張。現在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有時候分不清敵友。說白了，我們(men) 的共同朋友是所有支持“保障每一個(ge) 體(ti) （可延伸至家庭）基本權利”的人，我們(men) 的共同敵人是支持和踐行“通過濫用公權力損害個(ge) 體(ti) 基本權利”的人和事。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