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曆史地位與(yu) 當代價(jia) 值

作者：黃玉順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衡水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二日辛巳

           耶穌2016年2月29日

【摘要】董仲舒的思想，過去之所以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不僅(jin) 有當時政治意識形態方麵的原因，而且有學術界本身的原因，就是注重宋明理學的研究，以宋明理學的眼光來打量董仲舒。實際上，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意義(yi) 和當代價(jia) 值：他是中國社會(hui) 第一次大轉型在国际1946伟德上的完成者，確立了帝國儒學的核心價(jia) 值觀；他的公羊學在方法論上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第二次大轉型的儒學現代轉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yi) ；他的威權政治理念對於(yu) 中國現代化第一階段的政治理念也具有參考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董仲舒；思想；曆史地位；當代價(jia) 值

（* 此文是2015年9月17日在德州學院的講座的錄音整理稿。該活動由山東(dong) 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德州市、董子書(shu) 院合辦。）

非常高興(xing) 有這個(ge) 機會(hui)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但是，說老實話，我不是董學專(zhuan) 家。在座的有很多董學專(zhuan) 家，讓我來講，屬於(yu) 典型的班門弄斧，嗬嗬！當然，我對董子也有一些想法，隻是一直沒有機會(hui) 寫(xie) 成文章。今天趁這個(ge) 機會(hui) ，我把我的想法講出來，向大家、特別是在座的董學專(zhuan) 家請教。

從(cong) 昨天開始，我們(men) 在董子書(shu) 院進行研討，主題是董仲舒的思想，大家特別關(guan) 注董仲舒思想的地位問題。很多專(zhuan) 家談了很好的見解，我大致歸納了一下，主要是這樣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講，董仲舒的思想應該享有崇高的曆史地位，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原因何在？另外一個(ge) 方麵，從(cong) 正麵來講，他應該享有崇高的曆史地位，那麽(me) ，究竟應該如何給董仲舒定位？我今天的報告也從(cong) 這兩(liang) 個(ge) 方麵來講。時間有限，我隻能很簡單地談談我的一些想法而已。

一、董仲舒的思想為(wei) 什麽(me) 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有學者談到，其原因可能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研究方法有關(guan) ，例如“唯物主義(yi) /唯心主義(yi) ”這樣的對子。用這樣一種方法去研究董仲舒，就會(hui) 把他歸入唯心主義(yi) ，而且是唯心主義(yi) 的一個(ge) 很典型的代表。確實，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這是一個(ge) 原因。還有學者談到，到了“文革”的時候，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更加向“左”的方向偏移，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董仲舒不僅(jin) 是唯心主義(yi) 的問題，更是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諸如此類的帽子很多。

我想，這些方麵當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這些原因還是比較晚近的、外在的。其實，更大的一個(ge) 原因是：這些年來，可以說從(cong) 現代以來，對中國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學史的研究，重點都放在宋明理學。很多學者都是研究宋明理學出身的。研究宋明理學的人，很容易以宋明理學為(wei) 標準，用宋明理學的眼光去打量董仲舒，這樣一來，就有問題，就容易發生曆史的錯位。

宋明理學家，尤其是程朱理學，對董仲舒是不大看得起的。昨天有學者談到，中國曆史上，排得上號的一流的偉(wei) 大思想家，從(cong) 孔子開始排起，其中有朱熹。其實，在我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很低，甚至是個(ge) “反麵角色”。但我今天沒有時間去討論這個(ge) 觀點，我在一些文章中談過這個(ge) 問題。宋明理學是帝國時代的後期的哲學，盡管精致，但兩(liang) 千年帝國儒學的基礎並不是由他們(men) 奠定的，而是由董仲舒奠定的；宋代以來的帝國後期，是中華帝國走向衰落、中國的“內(nei) 生現代性”發軔的時期，但在這個(ge) 曆史時期的儒學中，程朱理學並不是“開新”的一派，而是“守成”的一派。[1] 所以，我對朱熹評價(jia) 不高。

反之，我認為(wei) ，董仲舒的曆史地位應該重新彰顯出來。不能按照宋明理學的思想觀念的框架去看董仲舒。他的思想怎麽(me) 會(hui) 和宋明理學一樣呢？他的思想方法當然是不一樣的。你站在你的立場上去看他，他也可以反過來站在他的立場上去看你，這都是很主觀的，肯定是不對的。

所以，我認為(wei) ，董仲舒之所以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不僅(jin) 僅(jin) 有現當代政治上的原因，還有學術本身的原因，就是學界關(guan) 於(yu) 董仲舒的研究方法是很成問題的。

二、應當怎樣給董仲舒思想的定位？

這裏我想講三點：第一，董仲舒思想的曆史地位；第二，董仲舒思想對於(yu) 社會(hui) 轉型的意義(yi) ；第三，董仲舒思想的當代價(jia) 值。

（一）董仲舒思想的曆史地位

我們(men) 先來看第一個(ge) 問題：如何給董仲舒的思想做一個(ge) 曆史的定位？

其前提是：我們(men) 要對中國曆史本身有一個(ge) 曆史哲學的框架。這相當於(yu) 說：如果你要給一個(ge) 點定位，首先就必須建立一個(ge) 坐標係，否則你沒法給它一個(ge) 準確的描繪，說明這個(ge) 點到底是什麽(me) 。我們(men) 看曆史人物同樣如此，你必須有一個(ge) 曆史哲學的架構，一個(ge) 坐標係。

在座的同學們(men) 可能比較熟悉的一個(ge) 曆史哲學框架是這樣的：據說我們(men) 從(cong) 原始社會(hui) 到了奴隸社會(hui) ，又到了封建社會(hui) ，又到了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然後應該……等等。這個(ge) 框架大家是很熟悉的，但是今天學術界基本上不用這樣的框架來分析中國的曆史了，因為(wei) 這個(ge) 框架說的是歐洲的事情，不是中國的事情。

中國的曆史，有可靠史料的曆史，從(cong) 社會(hui) 曆史形態的角度來講，曾經發生過第一次社會(hui) 大轉型。這次社會(hui) 轉型，簡單說，就是從(cong) “王權時代”轉向“皇權時代”。轉型以前，夏、商、周三代是王權時代，其基本生活方式是宗族生活方式。天下的政治結構，學界通常把它叫做“家-國-天下同構”。比如說，周武王把天下打下來了，分封諸侯，封的是誰呢？絕大多數都是姬姓宗族子弟。這意味著：天下的結構就是姬姓宗族的家庭結構。那麽(me) ，在眾(zhong) 多的諸侯國當中，有一國是周國，這是最大的宗主國，是由天子直轄的，這個(ge) 國就是姬姓宗族的核心。所以大家看到，當時是“家-國-天下同構”，這個(ge) “同構”就是父係血緣家庭。《禮記·大學》講“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實就是這個(ge) 邏輯。

但到了秦始皇的時候，中國社會(hui) 轉型了。秦始皇為(wei) 什麽(me) 叫“始皇帝”呢？就是說，在這之前，沒有這個(ge) 意義(yi) 上的“皇帝”，即沒有帝國時代的最高統治者。到了這個(ge) 時候，天下的結構不再是“家-國-天下同構”了。比如說，皇帝要派一個(ge) 大臣出去任職，這個(ge) 大臣並不是他家的，不是他一個(ge) 家族的人。這個(ge) 時代不是一個(ge) “宗族”時代，而是一個(ge) “家族”時代。中華帝國兩(liang) 千年，主要的社會(hui) 鬥爭(zheng) 並不是什麽(me) 階級鬥爭(zheng) ，而是各大家族之間的鬥爭(zheng) 。你可以翻翻二十四史，這是很明白的。這就是中國社會(hui) 的第一次大轉型。

在王權列國時代和皇權帝國時代之間，有一個(ge) 轉型期，大家很清楚，那就是春秋戰國時代。伴隨著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hui) 大轉型的，是思想觀念的大轉型，也就是雅斯貝爾斯（K. T. Jaspers）所說的“軸心時期”（Axial Period）[2]。這個(ge) 時期，諸子百家興(xing) 起，儒家是其中的一家。儒家的學說最終取得了國家哲學的地位，這是在漢代才完成的，眾(zhong) 所周知，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我特別想指出：儒家，從(cong) 孔子開始，接下來是孟子、荀子等，在整個(ge) 春秋戰國時期這個(ge) 社會(hui) 轉型階段，有這麽(me) 一個(ge) 思想發展的基本趨向，那就是逐漸走向與(yu) 曆史趨勢一致的方向，即從(cong) 王權儒學轉向皇權儒學。例如《周禮》所說的“王”，其實已經不是王權時代的王，而是皇權時代的“皇”了。[3] 到了荀子，他著重論證的就是要建構一個(ge) 帝國、或皇權專(zhuan) 製的製度。但這個(ge) 思想轉向的最終完成，其實是在董仲舒那裏。

我們(men) 知道，荀子作為(wei) 大儒，培養(yang) 了兩(liang) 個(ge) 學生。這兩(liang) 個(ge) 學生後來被歸入所謂“法家”。其中一個(ge) 是李斯，他是個(ge) 政治家、實踐家。荀子還培養(yang) 了一個(ge) 學生——韓非，是理論家。很多人說韓非是法家，和儒家沒關(guan) 係；其實，韓非就是荀子的學生，怎麽(me) 會(hui) 跟儒家毫無關(guan) 係？我曾經寫(xie) 過一篇文章，講所謂“法家”和儒家的關(guan) 係。[4] 韓非這樣的法家，其實就是從(cong) 儒家中生長出來的。他順應了社會(hui) 轉型的時代需要，即從(cong) 列國時代轉向帝國時代這麽(me) 一個(ge) 時代轉型的需要。所以我經常講，韓非是“中華帝國製度的總設計師”。

不過，韓非這個(ge) “總設計師”是要打折扣的，因為(wei) 他的製度設計確實跟儒學的關(guan) 係不大，而且僅(jin) 僅(jin) 是在學術上進行的紙上談兵，嚴(yan) 格來講，秦始皇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盡管和韓非的思想有相當大的吻合，但他未必是從(cong) 韓非那裏學到的；再者，秦朝的帝國製度是有很大缺陷的，所以很快就滅亡了。

儒家和政治權力的真正的雙向互動，是在漢代。在這之前，不論是荀子也好，韓非也好，他們(men) 思想上的建構主要是理論上的東(dong) 西，並沒有真正落實到現實的製度安排上；或者說，當時社會(hui) 轉型還沒有完成，現實的很多情況還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們(men) 的具體(ti) 的製度設計是有很多問題的，不太適用。

整個(ge) 帝國時代，真正相當於(yu) 我們(men) 所說的國家“基本法”、“憲法”的這麽(me) 一個(ge) 東(dong) 西，是漢代的東(dong) 西，那就是《白虎通義(yi) 》。《白虎通義(yi) 》認為(wei) ：“（孔子）已作《春秋》，複作《孝經》何？欲專(zhuan) 製正法。”[5]（《白虎通義(yi) ·五經·孝經論語》）[6] 這裏“專(zhuan) 製”是關(guan) 鍵詞，這是皇權專(zhuan) 製製度的自覺的理論表達。而《白虎通義(yi) 》的“三綱六紀”，則是兩(liang) 千年帝國製度的核心的製度安排。作為(wei) 兩(liang) 千年帝國製度的“大憲章”的《白虎通義(yi) 》，特別是它的核心建構“三綱”，即大家很熟悉的“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那是皇權時代的倫(lun) 理政治製度安排的一個(ge) 根本性的東(dong) 西。[7]

但《白虎通義(yi) 》並不是一本“專(zhuan) 著”，而是一個(ge) 集體(ti) 性的東(dong) 西，相當於(yu) 是一個(ge) 禦前會(hui) 議的紀要；[8] 不僅(jin) 如此，它的許多基本思想，特別是最核心的“三綱”思想，就是從(cong) 董仲舒那裏來的。董仲舒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wei) 陽，臣為(wei) 陰；父為(wei) 陽，子為(wei) 陰；夫為(wei) 陽，妻為(wei) 陰。……是故仁義(yi) 製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wei) 君而覆露之，地為(wei) 臣而持載之；陽為(wei) 夫而生之，陰為(wei) 婦而助之；春為(wei) 父而生之，夏為(wei) 子而養(yang) 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春秋繁露·基義(yi) 》）[9]

由此可見，中國社會(hui) 第一次大轉型的思想理論建構，落實到具體(ti) 的製度安排上，最終真正完成這一工作的其實是董仲舒，可謂集大成者。反過來講，如果沒有董仲舒的倫(lun) 理政治哲學，那麽(me) ，整個(ge) 兩(liang) 千年的皇權帝國製度，特別是它與(yu) 儒學之間的關(guan) 係，那是沒法想象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董仲舒才是真正的“中華帝國製度的總設計師”。

這就是我給董仲舒的一個(ge) 曆史定位。

當然，董仲舒的思想，包括他的論證方式，在後儒看起來可能顯得比較粗疏，而且有過於(yu) 濃厚的神學色彩，比如“天人感應”等。但不管怎樣，兩(liang) 千年中華帝國的核心製度的總設計師就是董仲舒。這裏我要強調一下：中華帝國是我們(men) 中國人最值得驕傲的時代，到盛唐而達到顛峰狀態。當年你到長安去逛街，就相當於(yu) 現在到紐約的時代廣場逛街那種感受，滿街都是外國人，非常開放，叫做“盛唐氣象”。

這是我想談的第一個(ge) 問題：董仲舒是中華帝國核心製度的總設計師，這一點是誰也沒法替代的。

（二）董仲舒思想對於(yu) 社會(hui) 轉型的意義(yi)

第二個(ge) 問題，董仲舒思想對於(yu) 社會(hui) 轉型的意義(yi) 。我剛才提到了中國社會(hui) 的第一次大轉型。諸位，我們(men) 現在正處在中國社會(hui) 的第二次大轉型之中，這次轉型還沒有完成。第一次大轉型是從(cong) “王權社會(hui) ”轉向“皇權社會(hui) ”；我們(men) 現在是從(cong) “皇權社會(hui) ”轉向“民權社會(hui) ”，即轉向一個(ge) 現代性的社會(hui) ，我們(men) 的整個(ge) 生活方式都在發生轉變。

這裏我想強調一點：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轉型、現代化——走向現代性，其實並不是西方強加給我們(men) 的，而是我們(men) 自己的“內(nei) 生現代性”[10]。這個(ge) 轉換過程很早就發軔了，可以追溯到宋代。[11] 我剛講了，唐宋之際是中華帝國時代的一個(ge) 轉折點。在那之前是帝國的上升時期；在那之後是帝國的下行時期，並開始出現“內(nei) 生現代性”現象。這是因為(wei) ：現代化有一個(ge) 特點，就是伴隨著城市化；而城市化就意味著出現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必定在觀念形態上有所反映，在民俗、文學藝術、宗教、哲學上有所表現，這就是伴隨著社會(hui) 轉型的觀念轉型，即思想觀念的現代化。

這個(ge) “數千年未有之變局”[12]，需要儒家、中國的思想家做出新時代的理論建構，包括形上學的建構和形下學、如倫(lun) 理學與(yu) 政治哲學的建構。這個(ge) 工作早已啟動了，這裏僅(jin) 就近代以來的情況而論，經過洋務儒學、維新儒學、20世紀的現代新儒學，一直到今天21世紀的大陸新儒學（包括我自己也在做這方麵的工作），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在這個(ge) 過程當中，我們(men) 注意到一個(ge) 現象，跟董仲舒有密切的關(guan) 係。這是方法論方麵的問題。我們(men) 注意到：盡管董仲舒當時要建構的是帝國製度，而我們(men) 今天所要建構的並不是古代帝國製度，但兩(liang) 者在方法上卻存在著某種不約而同的做法。

我先說一個(ge) 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康有為(wei) 。對康有為(wei) 的研究，最近兩(liang) 年在中國大陸非常熱火。為(wei) 什麽(me) 呢？康有為(wei) 當年搞維新變法，作為(wei) 政治活動是失敗了；但他建構的那一套理論，其基本的進路，直到今天也不可超越。細節問題，我們(men) 暫且不談。他的基本理路，說起來也簡單，就是：通過重新詮釋儒學，而與(yu) 現代性的精神接榫，由此來建構現代性的形上學和現代性的形下學——現代性的倫(lun) 理學和政治哲學。

康有為(wei) 的做法，在儒學內(nei) 部，就是采用了一種方法論——公羊學的方法。這就跟董仲舒有關(guan) 了。眾(zhong) 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學的第一號大師。他當年之所以能夠在思想理論上完成第一次大轉型的曆史使命，靠的就是公羊學的方法。曆史非常驚人的相似，不約而同，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我們(men) 的“內(nei) 生現代性”的思想轉型，也是從(cong) 公羊學開始的。這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常州學派，就是莊存與(yu) ﹑劉逢祿等人的公羊學；接下來是龔自珍、魏源等人；再接下來是我們(men) 四川的廖平的公羊學。康有為(wei) 不過是從(cong) 廖平那裏學了一點皮毛，就非常厲害了，搞出了《孔子改製考》等一整套的現代性的製度設計。現在到了21世紀，大陸新儒家當中一部分人也非常重視公羊學，最典型的就是蔣慶的《公羊學引論》[13]。總之，中國思想觀念的第二次大轉型，與(yu) 公羊學的方法論有密切的關(guan) 係。而談到公羊學的方法論，不能不追溯到董仲舒。所以，得好好研究董仲舒的公羊學，從(cong) 哲學方法論的層麵上進行研究。

我剛才講了兩(liang) 點，第一點講的是董仲舒對帝國製度建構的理論貢獻，第二點講的是他的超越時空、超越曆史時代的普遍性方法論——公羊學的方法論的意義(yi) 。

（三）董仲舒思想的當代價(jia) 值

第三，在前麵兩(liang) 點分析的基礎上，我來講講董仲舒思想的當代價(jia) 值。

我還是先建立一個(ge) 曆史坐標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縱觀世界各國、而不僅(jin) 僅(jin) 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就會(hui) 發現一個(ge) 普遍的現象：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國民財富原始積累、“經濟騰飛”的階段，各國采取的都不是民主製度，而是政治哲學所講的“威權主義(yi) ”（authoritarianism）製度，不論先發國家、還是後發國家都是如此。威權主義(yi) 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先發國家，也就是最早發展起來的“列強”，有一個(ge) 特點，就是：他們(men) 的現代化的第一個(ge) 階段，政治製度是什麽(me) ？君主製度。英國、法國、德國無一例外。例如英國的都鐸王朝、斯圖亞(ya) 特王朝、漢諾威王朝，其間還有克倫(lun) 威爾的軍(jun) 事獨裁；法國除了血腥的雅各賓專(zhuan) 政，就是波拿巴王朝的第一帝國（拿破倫(lun) 帝國），隨後的奧爾良王朝、波拿巴第二帝國；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擔任首相的普魯士王國、德意誌帝國，以及薩克森王國、符騰堡王國等。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君主製度其實不是古代的、前現代的製度，而恰恰是現代化第一個(ge) 階段、走向現代性的製度。一些人經常覺得很困惑：馬基雅維利寫(xie) 《君主論》，鼓吹君主專(zhuan) 製，為(wei) 什麽(me) 大家一致認為(wei) 他是“現代性的精神之父”呢？其實一點也不奇怪，這是現代化第一階段的必然現象。

後發國家有所不同，但也是威權主義(yi) 。具體(ti) 說，到了20世紀，世界範圍內(nei) 掀起了民族獨立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包括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觀察這些後發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你會(hui) 發現，他們(men) 所采取的盡管不完全是君主製度，還有黨(dang) 國製度、軍(jun) 事獨裁等，但統統都是威權主義(yi) 的製度。

這是我想解釋的一點：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必定是威權製度。當然，現代化第一階段的曆史任務、國民財富原始積累的曆史任務完成之後，接下來就是現代化的第二階段——民主化。這也是全球範圍內(nei) 的普遍現象、普遍規律。但這不是我們(men) 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們(men) 這裏討論威權主義(yi) 的曆史意義(yi) 。

那麽(me) ，這和董仲舒有什麽(me) 關(guan) 係呢？回到我剛講的第一點，董仲舒的哲學所論證的，其實是“古代的威權製度”。威權製度雖然是一種現代性的現象，但它和古代的君主製度有一個(ge) 基本的共同之處，那就是中央集權主義(yi) 。董仲舒所強調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其實也是一種威權主義(yi) ：“屈民而伸君”是一種中央集權的製度設計；而“屈君而伸天”則是這種製度設計的形上學的根據。於(yu) 是你會(hui) 發現：董仲舒的哲學，包括他的形上學和形下學，對於(yu) 我們(men) 當下的中國政治，具有極強的可參照性。而這一點，所有研究中國哲學、包括研究董仲舒哲學的學者都還沒有明確意識到。

這個(ge) 問題，我尤其想對德州地區的學者說一說，因為(wei) 這裏是董仲舒的家鄉(xiang) 。我覺得，在宣傳(chuan) 董仲舒這件事情上，你們(men) 在“硬件”上已經做得非常到位了，下一步要好好地做一做“軟件”方麵的工作。而我覺得，最大的“軟件”就在這兒(er) ：董仲舒的哲學對威權主義(yi) 的論證具有何種現代價(jia) 值？這是因為(wei) 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也是一種威權主義(yi) ，但還沒有找到意識形態的新的話語；雖然開始重視儒學，但其實還沒有找到恰當的表達方式。那麽(me) ，董仲舒的學說或許可以給出一些啟示。這是我想獻給德州地區的同仁們(men) 的一條建議。

謝謝！

【參考文獻】

[1] 參見黃玉順：《論“重寫(xie) 儒學史”與(yu) “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

[2] 雅斯貝爾斯：《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

[3] 參見黃玉順：《“周禮”現代價(jia) 值究竟何在——〈周禮〉社會(hui) 正義(yi) 觀念詮釋》，《學術界》2011年第6期。

[4] 黃玉順：《仁愛以製禮，正義(yi) 以變法：從(cong) 〈商君書(shu) 〉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淵源及其變異》，《哲學動態》2010年第5期。

[5] 原文作“欲專(zhuan) 製正”，陳立《白虎通疏證》說：“盧雲(yun) ：‘“正”下當有“法”字。’”

[6] 班固等編：《白虎通義(yi) 》，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shu) 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94年版。

[7] 參見黃玉順：《大漢帝國的正義(yi) 觀念及其現代啟示——〈白虎通義(yi) 〉之“義(yi) ”的詮釋》，《齊魯學刊》2008年第6期；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哲學》2009年第1期全文轉載。

[8] 見《後漢書(shu) ·章帝紀》，中華書(shu) 局1965年版。

[9] 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 參見黃玉順《從(cong) “西學東(dong) 漸”到“中學西進”——當代中國哲學學者的曆史使命》（《學術月刊》2012年11月號）、《論“重寫(xie) 儒學史”與(yu) “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關(guan) 於(yu) “內(nei) 生現代性”的論述。

[11] 參見吳鉤：《宋：現代的拂曉時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2] 李鴻章：光緒元年《因台灣事變籌畫海防折》。轉引自梁啟超：《李鴻章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2012年版，第六章。

[13] 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