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的現代價(jia) 值、

作者：程霖 陳旭東(dong)

來源：《文匯報》（2016.2.26）“文匯學人·論衡”版麵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十九日戊寅

           耶穌2016年2月26日

【作者簡介】程霖，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係係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外經濟思想比較、經濟史學史。

【作者簡介】陳旭東(dong)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經濟思想史、中國經濟。

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曾經繁榮而富有光輝成就，不僅(jin) 為(wei) 中國古代經濟長期領先於(yu) 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導，而且也為(wei) 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形成與(yu) 發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依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價(jia) 值，其合理內(nei) 核和積極要素值得進一步挖掘。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中曾提出一個(ge) 問題，即為(wei) 何中國幾千年創造發明了這麽(me) 多科學技術，但現代科學的誕生卻並不在中國，而是在西方?也就是所謂“李約瑟之謎”。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同樣存在這樣一個(ge) 謎題:為(wei) 何中國古代曾經有那麽(me) 光輝的曆史成就，現代經濟科學卻沒有在中國誕生，或者說中國經濟思想為(wei) 何沒有發展成為(wei) 現代經濟科學，而要從(cong) 西方引進經濟學。對此問題，經濟學界也有一些討論。黃少安認為(wei) ，中國在經濟和文化上長期領先於(yu) 世界，地大物博，不存在嚴(yan) 重的資源稀缺，因此以資源稀缺為(wei) 假設前提，以競爭(zheng) 為(wei) 主線的經濟學不發達。易綱則認為(wei) ，中國之所以沒有成為(wei) 經濟科學的發源地，與(yu) 語言和思維模式的差異有關(guan) ，與(yu) 形式邏輯的欠發展有關(guan) 。從(cong) 經濟思想的學術背景來考察，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比較注重事物內(nei) 部各方麵、各環節及其與(yu) 其他事物之間的相互關(guan) 聯作用，缺乏分門別類的精細研究和共同話語的範式構建，從(cong) 而影響了整個(ge) 經濟思想理論圖像的清晰度。

其實，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中本蘊藏著諸多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元素，孫中山甚至在1912年就提出“經濟學本濫觴於(yu) 我國”的說法。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的成就、貢獻和曆史地位，筆者另有專(zhuan) 文討論，這裏僅(jin) 介紹部分西方學者對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的成就所給予的肯定。

1911年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亨利·施格在其為(wei) 陳煥章《孔門理財學》寫(xie) 的序中就指出，儒學“是一偉(wei) 大的理財體(ti) 係，偉(wei) 大的道德與(yu) 宗教體(ti) 係”。陳煥章學貫中外、兼通古今，其專(zhuan) 著運用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來詮釋儒家經濟思想，無疑為(wei) 國際學術界係統了解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打開了一扇大門。凱恩斯1912年曾在為(wei) 《孔門理財學》作的書(shu) 評中花了約三分之一的篇幅來轉述中國的貨幣製度和思想，並指出漢代賈誼、宋代袁燮、明代葉子奇等“中國學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則和數量理論”。

除了儒家經典的經濟麵向廣受宣揚之外，道家老子的治理哲學和經濟思想，以及司馬遷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在國際上得到了較大範圍的傳(chuan) 播和認可。1966年9月，哈耶克在朝聖山學社東(dong) 京會(hui) 議的講演中就曾指出，《老子》第57章的“我無為(wei) 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這句話，正代表了他“自發社會(hui) 秩序”理論的精髓。奧地利學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穆瑞·羅斯巴德在其著作《亞(ya) 當·斯密之前的經濟思想》中對道家思想也給予了高度肯定。他認為(wei) ，莊子重申並發揮了老子“清淨無為(wei) ”的思想，是第一位發展出“自發社會(hui) 秩序”的思想家，比西方發現這一思想的蒲魯東(dong) 和發揚這一思想的哈耶克要遠為(wei) 超前。著名經濟學家萊斯利·楊格則認為(wei) ，司馬遷早在亞(ya) 當·斯密之前就於(yu) 《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中提出了市場機製的概念，以及“看不見的手”的等價(jia) 隱喻:“水之趨下”，而斯密在創作《國富論》之前去法國訪問，楊格推斷斯密曾直接從(cong) 杜爾閣及與(yu) 之熟識的兩(liang) 位留法中國學者那裏了解了司馬遷的思想。

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如果我們(men) 仔細辨析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中的很多經濟概念，可以發現其往往缺乏一致公認的定義(yi) ，內(nei) 涵和外延常常因人因事因時而異，這就導致難以形成具有可繼承性的學術傳(chuan) 統。並且，在重務實輕玄想的思維習(xi) 慣下，由於(yu) 注重綜合而忽視分析，注重人文意蘊而忽視科學內(nei) 涵，注重規範性質而忽視實證性質，古代思想家們(men) 鮮有將這些零散的經濟思想歸納、演繹成一個(ge) 具有內(nei) 在邏輯的經濟理論體(ti) 係，對客觀經濟現象的認知停留在直觀性、表麵性的經驗層麵，沒有上升到抽象性、思辨性的理論層麵，從(cong) 而未能發展成為(wei) 現代經濟科學。那麽(me) ，是不是說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因此就沒有現代意義(yi) 了呢?　顯然不是。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不僅(jin) 對中國而且對世界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代價(jia) 值:其一，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可以為(wei) 解決(jue) 現實問題提供曆史借鑒;其二，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可以為(wei) 建立中國經濟學派提供思想牽引;其三，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可以為(wei) 中國式管理提供哲學基礎。

解決(jue) 現實問題的曆史借鑒

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對於(yu) 解決(jue) 當前現實經濟問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yi) 。辯證唯物主義(yi) 講究判斷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jue) 問題，通過深刻挖掘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所蘊含的深層內(nei) 核和基本精神，並進行必要的現代轉換和詮釋，可以為(wei) 判斷、分析和解決(jue) 當前中國的問題，提供獨特的視角和路徑。這也是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新使命———在挖掘、整理、展示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的曆史遺產(chan) 的同時，將曆史與(yu) 現實、傳(chuan) 統與(yu) 當代聯結起來，發揮其以古鑒今、經世致用的功能。

單就改革而言，中國兩(liang) 千多年曆史上有數次變法、變革，其中的改革思想就有許多值得引以為(wei) 鑒之處。“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呂氏春秋·察今》)曆史上管仲改革、商鞅變法、王莽改製、北魏孝文帝改革、劉晏變法、後周世宗改革、範仲淹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戊戌變法、清末新政等等，這些變革都是社會(hui) 經濟發展到了一定時期對既有體(ti) 製機製桎梏的突破，史家對於(yu) 其利害得失均有研判，如能善加辨析、記取，對全麵深化改革大有裨益。誠如錢穆總結曆代政治得失所言，“任何一項製度，決(jue) 不是孤立存在的。”對於(yu) 當下中國而言，改革已經成為(wei) 一場深刻而全麵的社會(hui) 變革，必定涉及一係列體(ti) 製機製的轉型，是製度的大規模變遷，因此必須增強改革的係統性、整體(ti) 性、協同性，如果還是隻在某些方向上進行零碎的製度變遷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當前中國全麵深化改革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一個(ge) 核心命題是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中國曆史上的無為(wei) 而治思想，對於(yu) 當下的治道變革具有重要借鑒意義(yi) 。其實，“無為(wei) 而治”不是道家的專(zhuan) 利，在儒家的思想源流中也有跡可尋。早在《論語·衛靈公》中，就有“子曰: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也與(yu) !夫何為(wei) 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的敘述。在漢初學術走向融合的大背景下，黃老之學的“無為(wei) 而治”思想在道家“無為(wei) ”學說基礎之上，也融入了儒家“無為(wei) ”思想的成份。司馬遷基於(yu) 此提出的“善因論”，其要義(yi) 就在於(yu) 對“俗之所欲，因而予之”(《史記·管晏列傳(chuan) 》)，給予並保護私人從(cong) 事農(nong) 漁工商等經濟活動自由，以為(wei) 其自身謀利，進而實現民殷國富、長治久安的最終目的。這與(yu) 亞(ya) 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論斷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個(ge) 體(ti) 自利的現實之下實行“簡單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製度”就會(hui) 自然而然達到一個(ge) 可能是非自利個(ge) 體(ti) 本意的結果，實現利己和利他的激勵相容與(yu) 共融，導致社會(hui) 福利的整體(ti) 提升。也就是說，政府要實現善治目標，就必須簡政放權、轉變職能，不能過多地用“看得見的手”去幹預“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因為(wei) 那樣常常會(hui) 適得其反，既壓製了市場主體(ti) 的創造活力，也無法集中精力將該管的事情管好。

貫穿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的義(yi) 利之辨，對於(yu) 扭轉當前中國社會(hui) 上重利輕義(yi) 、商業(ye) 倫(lun) 理滑坡的現象也具有現實指導意義(yi) 。在孔子那裏，義(yi) 和利是對立的，可用之區分君子與(yu) 小人:“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論語·裏仁》)荀子則主張先義(yi) 後利:“先義(yi)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yi) 者辱。”(《荀子·榮辱》)孟子也主張:“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孟子·梁惠王》)都把義(yi) 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強調要貴義(yi) 賤利。與(yu) 儒家不同，墨子認為(wei) “義(yi) ，利也”(《墨子·經上》)，主張義(yi) 和利是一致的。西漢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強調道義(yi) 和功利不能並存。理學繁榮的宋明時期也非常重視義(yi) 利之辨。“二程”、朱熹等理學的主流派依然堅持董仲舒的觀點，認為(wei) 道義(yi) 和功利是相斥的，“大凡出義(yi) 則入利，出利則入義(yi) ”(《二程語錄》)，而陳亮、葉適等的功利之學則認為(wei) 道義(yi) 和功利並不矛盾，功利體(ti) 現在道義(yi) 之中，離開功利無所謂道義(yi) 。葉適主張以利導義(yi) ，“成其利，致其義(yi) ”(《習(xi) 學記言》)。這其實與(yu) 市場經濟講求經濟與(yu) 倫(lun) 理的統一是一致的，單靠市場主體(ti) 內(nei) 在的道德規約不一定能夠奏效，應該從(cong) 利入手完善激勵機製，才能匡正經濟社會(hui) 秩序。限於(yu) 篇幅，此處僅(jin) 列舉(ju) 一二例。其實，傳(chuan) 統經濟思想中還有許多與(yu) 市場經濟、和諧社會(hui) 相恰的思想元素。

建立中國經濟學派與(yu) 尋根

近代以降，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構成了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兩(liang) 條主線，當下國人的問題分析和理論創新基本都是以此二者為(wei) 基礎。上世紀90年代，國內(nei) 有經濟學家提出，由於(yu) 國情不同，西方經濟理論並沒有給中國提供現成的答案，全麵照搬西方的經濟學是行不通的，因此提出“創造中國獨有之經濟學”以及“非審度本國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設有係統之經濟科學”的論斷。這一思潮一直延續至今，與(yu)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學者的學術呼籲形成了曆史呼應，如唐慶增即認為(wei) “學者當注意現在中國經濟組織之內(nei) 容，再細察過去中國經濟思想之得失，采用學說之長而創一新思想，以解決(jue) 現在之經濟問題”。王亞(ya) 南亦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他自稱將“‘中國經濟學，這個(ge) 命題，作為(wei) 我研究的重心”。

關(guan) 於(yu) 要不要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界是有爭(zheng) 論的。一些學者認為(wei) ，“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yi) ，是無國界的”。更有學者直接反對“中國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提法。基於(yu) 此，我們(men) 認為(wei) 妥帖的提法應該是建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或中國經濟學派。世界經濟學說史上已經有法國重農(nong) 學派、英國劍橋學派、瑞士洛桑學派、奧地利學派、德國曆史學派、美國製度學派等眾(zhong) 多帶有國別色彩的經濟學派，其起伏演變大致也反映了全球經濟學研究中心從(cong) 歐洲逐漸移往美國的變遷軌跡，這也是與(yu) 全球經濟重心的遷移相隨的。所以，有理由期待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派以及中國作為(wei) 全球經濟學研究中心的形成與(yu) 發展。

審視當下，作為(wei) 一個(ge) 轉型社會(hui) ，中國經曆了從(cong) 傳(chuan) 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西方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大多沒有類似經曆，其市場經濟的曆史厚度非中國可比擬，同時中國社會(hui) 經濟發展所麵臨(lin) 的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積弊之深，包括獨特的土地和戶籍製度等，也是西方未曾遇到的。所以，創建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必須深深紮根於(yu) 中國現實經濟的土壤之中，以對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形成解釋力、影響力和預測力。那麽(me) ，如何創建中國經濟學派?又由誰來創建呢?顯然，這應該是中國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家的曆史使命。在經濟學說史上，許多經濟學家麵對社會(hui) 轉型提出理論上的創新，並吸引了大批的學術追隨者研討精進，共同推動了經濟學的範式轉換和革命。中國經濟學派的創建也需要一批如亞(ya) 當·斯密、馬克思、馬歇爾、凱恩斯和哈耶克等的經濟學大家及其經濟學學術共同體(ti) 的繼承、競爭(zheng) 與(yu) 合作來推動，才能達至目標。

一個(ge) 經濟學派的創建至少需要兩(liang) 大條件:一是此前社會(hui) 曆史上有過充分的理論探索，提供了許多先行理論元素。例如，亞(ya) 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之前的幾百年間，西歐重商學派、法國重農(nong) 學派等都已經對資本主義(yi) 經濟體(ti) 係做過很多研究，積累了大量理論素材。二是經濟發展實踐的檢驗和經驗的積累。現代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是經過原始資本積累、商品輸出、資本輸出、工業(ye) 革命這麽(me) 一個(ge) 長期的發展過程，它們(men) 在實踐中不斷進行探索、試錯，為(wei) 理論創新提供了源頭活水。中國的改革開放才30多年，再過20年左右的全麵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實踐探索，必將積累足夠多的素材和比較豐(feng) 富的經驗，其中定不乏具有世界性意義(yi) 的理論元素和經驗總結，這將為(wei) 中國的經濟學派創新建立紮實基礎。

建立中國經濟學派不應是“自劃一個(ge) 獨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籬”，而是在遵循一般性和普世性的基礎上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為(wei) 此，一要以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為(wei) 指導，二要借鑒西方的經濟理論，吸收人類一切優(you) 秀成果，三要吸收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和經濟思想中的有益元素。三者不可偏廢，過去一直備受忽略的中國自身固有的哲學傳(chuan) 統和經濟思想淵源尤其需要加以重視。正如霍奇遜指出的，“卡爾·馬克思、弗裏德裏希·恩格斯與(yu) 德國曆史學派都是同一哲學文化的產(chan) 物”，這個(ge) 哲學文化即為(wei) 德國的哲學傳(chuan) 統和經濟學傳(chuan) 統。發展和創新中國經濟學派，同樣需要對傳(chuan) 統的尊重與(yu) 傳(chuan) 承。傳(chuan) 統經濟思想中一些被長期保留下來的基本要素，其曆史積澱愈深，持久影響力也將愈大。比如，在現代經濟學的倫(lun) 理和生態關(guan) 懷複歸趨勢下，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中義(yi) 利合一的倫(lun) 理養(yang) 分和天人合一的生態內(nei) 涵，尤其值得充分汲取。

儒學的複興(xing) 與(yu) 中國式管理

中國為(wei) 什麽(me) 沒有發展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yi) ?　這是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yu) 道教》中提出的主要問題，他認為(wei) 儒家倫(lun) 理阻礙了古代中國的合理化經濟發展，不能形成新教意義(yi) 上的資本主義(yi) 精神。上世紀70年代，韋伯的這一論斷遇到了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經濟崛起的挑戰，其後形成了曠日持久的學術論爭(zheng) 。餘(yu) 英時分析了16世紀至18世紀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商人精神，指出儒家倫(lun) 理也具有新教倫(lun) 理的“入世苦行”(innerworldly asceticism)特質，具有“勤”、“儉(jian) ”等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所需之條件以及“理性化的”賈道。當然，他同時也指出，這些精神要素必須在其他客觀條件，尤其是經過“理性化的過程”的政治和法律的適當配合之下，才能推動合理化的經濟發展。

隨著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儒家倫(lun) 理的諸多有利於(yu) 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價(jia) 值元素與(yu) 一些現代性的因素相結合，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中華民族的複興(xing) 與(yu) 儒學的複興(xing) 是分不開的。這裏的儒學指的是融合各家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古今思想沒有高低之分，差異在於(yu) 論證的一致性和嚴(yan) 謹性。儒家倫(lun) 理、儒學的現代意義(yi) 在於(yu) 其對宏觀經濟麵向的促進作用，也在於(yu) 其對微觀管理層麵的借鑒作用。古代的管理思想一般都很簡練，但那些對人性進行深刻揭示和反映事物發展規律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永恒的價(jia) 值，會(hui) 穿透時空，給今人以啟示。澳大利亞(ya) 學者李瑞智和黎華倫(lun) 即認為(wei) ，“儒學的複興(xing) 已經明確地指出它將在全球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並且將帶領世界進入21世紀，即將成為(wei) 21世紀的管理主流。”

當前中國企業(ye) 所麵臨(lin) 的特殊問題，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所能解決(jue) 的，需要構建中國式管理模式。台灣學者曾仕強對中國式管理模式曾做了一個(ge) 界定，即以中國管理哲學來妥善運用西方現代管理科學，並充分考慮中國人的文化傳(chuan) 統以及心理行為(wei) 特性以達成更為(wei) 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國式管理是一種合理化管理，以安人為(wei) 最終目的，更具有包容性，主張從(cong) 個(ge) 人的修身做起，然後才有資格從(cong) 事管理，而事業(ye) 則是修身、齊家及治國的實際演練。卷軼浩繁的古代經典文獻中蘊藏豐(feng) 富的管理思想，曆代齊家、治國、用兵、經商創業(ye) 實踐積累了豐(feng) 富的管理經驗，傳(chuan) 統管理思想與(yu) 實踐可以給當今管理者深刻的啟示。這是中國式管理模式的概念界定，其本質是中國文化主導的管理模式，融合了西方優(you) 秀管理思想的中國特色管理模式。當然，中國式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構建，也不能僅(jin) 僅(jin) 是從(cong) 古典文獻入手，還需要著眼於(yu) 當代企業(ye) 的成功實踐，加以理論升華。

反觀西方管理模式，亦經曆了一個(ge) 向倫(lun) 理、文化複歸的過程。早期工業(ye) 革命使得經濟活動的規模空前擴張，在“工具人”、“經濟人”的行為(wei) 假設下，企業(ye) 管理也越來越機械化、製度化，使得人性的異化問題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為(wei) 了扭轉這一管理偏差，西方企業(ye) 管理模式經曆了科學管理階段、行為(wei) 科學階段、管理科學階段、企業(ye) 文化管理階段的發展進階，使得科學思維與(yu) 倫(lun) 理文化在組織管理中的作用都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其背後是人作為(wei) “社會(hui) 人”、“自我實現的人”、“複雜人”的本質屬性得到正視。實際上，西方管理學界對企業(ye) 文化的關(guan) 注和重視，也是從(cong) 日本經濟和企業(ye) 的崛起開始的。作為(wei) 儒家文化的發源地，中國在企業(ye) 文化的營塑中，通過注入儒家的“仁義(yi) ”、“慈愛”、“忠信”、“誠敬”等價(jia) 值元素，可以彌補製度剛性管理不足，促進以人本主義(yi) 為(wei) 核心的具有人文底蘊的中國式管理模式的形成。

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曾經繁榮而富有光輝成就，不僅(jin) 為(wei) 中國古代經濟長期領先於(yu) 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導，而且也為(wei) 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形成與(yu) 發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隨著18世紀英國發生工業(ye) 革命，中西經濟發展開始出現大分流，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漸漸落後於(yu) 西方經濟學說的發展，未能形成具有現代意義(yi) 的經濟學理論。但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思想依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價(jia) 值，其合理內(nei) 核和積極要素值得進一步挖掘。需要指出的是，人類社會(hui) 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wei) 具有較強的可通約性，中國經濟學派應是建基於(yu) 一個(ge) 可通約的研究分析框架和規範的學術話語係統之上的。這就需要推動傳(chuan) 統範式的轉換。否則，還會(hui) 落入傳(chuan) 統經濟思想的舊的發展路徑之上，難以有大的創新。

責任編輯：葛燦